2010年8月31日星期二

奥巴马赞波兰团结工会是激发争取自由斗争的灵感


作者 古莉
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一在波兰团结工会诞生30周年之际发表讲话,赞赏波兰团结工会是激发争取自由斗争的灵感。奥巴马说,现在仍然有人生活在独裁之下,被拒绝给予人权,而波兰团结工会对全世界为争取自由而战的公民来说,仍然是一个灵感源泉。

美国总统在一封由美国驻波兰大使费因斯坦宣读的祝贺信函中说,非常高兴地看到,今天的波兰成为一个让欧盟和北约都感到骄傲的成员。
周一,波兰团结工会为庆祝成立30周年在格但斯克召开特别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波兰总统科莫洛夫斯基、波兰总理图斯特、欧洲议会主席布泽克。此外,波兰保守派反对党领导人卡钦斯基也出席了纪念会。然而,波兰团结工会的创始领袖瓦文萨却没有出席。
66岁的波兰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瓦文萨解释他缺席的原因说,“当初我们为获得民主而斗争,目的达到后,我建议团结工会脱离政治,专管工会事务。可是现在这个工会还与政治缠在一起。”他表示,当年团结工会有一千万会员,现在只剩下70万。他还说,团结工会已经不是他的工会,他对此表示遗憾。瓦文萨主要批评团结工会在6月的大选中支持保守党候选人卡钦斯基。
不过,瓦文萨周日晚上在总理陪同下,向当年被共产党屠杀的团结工会会员纪念碑献了花。
1980年8月31日,波兰共产政权与瓦文萨领导的格但斯克造船厂罢工工人签署了历史性协议,波兰团结工会就此诞生,并动摇了前苏联共产集团。

2010年8月25日星期三

2010大陆罢工潮



2010年8月17日星期二

波蘭共產黨原來是這樣倒台的(歷史真實)


瓦文薩說,「如果沒有團結工會,就不會有東西德的統一,不會有東歐共產陣營的徹底解體。」
波蘭在10月9日將進行五年一任的總統直選。這在波蘭是件大事,而且還被世界上最大的共產獨裁國家中共所窺視。如果說1989年11月9日推倒柏林牆意味著國際共產陣營開始解體,1980年8月31日波蘭團結工會的成立,則被史界稱為民眾擺脫共產獨裁統治邁向自由的第一步。而1990年則是波蘭的第一次民主選舉。今年,在東歐首家獨立工會成立25週年之際,波蘭政府把8月31日定為國假日「團結自由日」,並將在其發源地──波羅的海港口城市格但斯克舉行盛大慶典,全球三十多位國家首腦和見證東歐共產陣營崩潰的國際要人也將雲集格但斯克,共同慶祝這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天,其中包括美國前總統老布什和捷克前總統哈維爾。
有人總認為現在的中共很強大,很多國家為了經濟利益,都把正義和良知放在一邊,討它的歡心,在他們看來要想讓中共倒台不容易,起碼還得多少年。今天來看看波蘭的共產黨倒台史,事情竟如此簡單!.
1980年8月,格但斯克市列寧造船廠的一名女工因抱怨食堂肉價上漲而被開除,此事引發了工人中鬱積已久的對共產專制統治的不滿,在瓦文薩(WALESA)的領導下,船廠工人罷工抗議,進而發展成為全國範圍內的罷工示威活動,要求共產黨政府改善工作條件,增加伙食供給。波蘭共產政府曾於1970年血腥鎮壓工人的反抗,十年後工人們走上街頭也時刻面臨獨裁者以暴力相向,然而威脅擋不住追求自由的勇氣,一千多萬波蘭工人加入了抗議的行列。最後政府不得不坐到談判桌前,同意了工人代表提出的21項條件,簽訂「格但斯克條約」,內容包括允許成立獨立工會,保障罷工權利,開放言論自由等。
8月31日瓦文薩宣佈成立獨立自治工會——「團結工會」。這是一個不受波蘭共產黨控制和領導的工會。團結工會的成立標誌著共產專制統治第一次在民主意志前讓步,民眾通過和平抗爭取得權益。波蘭首屆總統瓦文薩在華沙紀念團結工會成立25週年的攝影展上題字,照片記錄的是25年前他領導工人反抗專制統治的場景。
瓦文薩在回憶當時的情景時依然激動地說:「突然間一千多萬人站在一起,我們可以對世界宣稱,這是民眾的呼聲,共產黨早就不能代表我們了!」然而共產政權並不甘心退出歷史舞台,1981年底波蘭共產政府首領雅洛察爾斯基宣佈全國進入戰爭狀態,政府大肆搜捕異見人士和團結工會成員,瓦文薩亦被捕並遭軟禁。此後團結工會的抗爭轉入地下狀態。
進入八十年代末期,工會組織的罷工潮風起雲湧,控制東歐的共產陣營日漸消亡,雅洛察爾斯基無奈下同意和團結工會舉行圓桌會議,最終擋不住自由民主的潮流。和談結果,決定在波蘭實行民選政府,瓦文薩於1990年當選為民主波蘭的首位總統。波蘭從民選政府開始至今,已經產生過三屆總統,除瓦文薩擔任過首屆總統外,現總統克瓦希涅夫斯基擔任第二屆、第三屆總統。波蘭規定總統任期五年,最多只能連任兩次。
今年10月9日將產生第四屆總統。談到團結工會的歷史意義,首位總統瓦文薩說,「如果沒有團結工會,就不會有東西德的統一,不會有東歐共產陣營的徹底解體。」今年8月31日,團結工會成立25週年的慶祝活動將再一次在全球範圍內喚起拋棄共產專制統治的呼聲。不要忘記,波蘭拋棄共產專制統治的導火索是「一名女工抱怨食堂肉價上漲被開除」,這和中國目前的狀況非常相似,而且中國的情況更加激烈。8月28日軍車坦克已經開到天安門,而公共汽車上都有軍人監視。

2010年8月16日星期一

赵达功文集:独立的工会组织才能维护工人的利益

 

  《苹果日报》深圳报道,说7月27日深圳宝安区有一家港资厂四千多工人因不满厂方克扣膳食津贴罢工;《深圳商报》和《深圳晚报》这几天也报道,深圳平湖一家台资厂对五百工人集体搜身;《深圳商报》也曾报道深圳坪山一间工厂好似监狱;有一家新闻网报道,海尔北京公司有12位新员工集体裸体(光着脊梁)辞职;曾记得过去杭州“康师傅”也有类似的报道。其实这个问题是中国的普遍现象,对于自称是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中国来说是莫大的讽刺。

   中国自从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来,对经济发展,对引进外资,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确实下了不少功夫,但对于保障工人利益方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甚少关心。现在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权利资本和货币资本的结合,使工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外国资本,包括香港和台湾资本,之所以蜂拥而来,主要是看上了大陆的廉价劳工市场,不断失业的工人和农业劳动力涌入城市,为资本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劳力资源。劳动力市场完全是资本家的买方市场,而那些失业工人和农民,完全是任人宰割的羔羊。这种现象有原因的。

   资本原始积累本质所固有的掠夺性和残酷性是工人群众极端受剥削压榨的自然原因。资本家利用了中国人口众多和失业人口比例不断增长的现状,利用了劳动市场的激烈竞争性,利用了中国人传统的任劳任怨思想。想想,那些偷渡到国外的中国打工阶层在异国他乡做的是最低贱的工作,受到蛇头、黑社会、资本家多重压迫剥削,想想,就是在中国,外地劳工到北京也是做北京本地人不愿做的最低贱的工作(是北京市政府的明文规定)。到外国受歧视有种族歧视问题,在中国就有城里人歧视乡下人的问题。

   共产党和政府的默许助长了中外资本家对中国工人阶级剥削的严酷性。在中国,大多数私人企业和外商企业(包括港、澳、台)、中外合资企业都没有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即便个别有的,也常常是挂羊头卖狗肉,或者是聋子的耳朵,或者是资本家的走狗。真正能保护工人利益的组织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共产党虽然有地方工会组织,但他们都是去保护资本家的利益,甚少有为维护工人利益做事的。共产党说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说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实际上共产党已经腐败透顶,共产党官员常常与资本家勾结在一起,他们的腐败阶级利益与资本家掠夺工人血汗的利益是一致的,官僚权力资本依靠资本家,资本家也依靠官僚权力资本,这两种资本的结合,真是像洪水猛兽一般残酷和没有人性。对中国工人阶级剥削最严重的不是欧美资本家,而是中国资本家自己,尤其是台湾、香港的资本家,还有中国的私人资本家和中外合资企业。他们在管理上,不引进西方文明的管理模式,而引进日本的家庭式的管理模式。我有个做保险业务的朋友,花钱接受职业训练,几百个人站在酷热的一个大厅,要不停的重复声嘶力竭高喊口号“我要成功!”等,有的女士甚至晕倒过去。我不明白,欧美是成功的,日本也是成功的,为什么中国人非要学习日本的经验。日本人有强烈的民族精神、集体精神和危机感,我们中国人没有,这种拿来主义实在可笑。

   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中国有廉价的劳工市场才会吸引外资,才会使得中国经济借助外资得到发展,因此,受人剥削也很正常,甚至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但是,我们的政府应该控制剥削的程度,尤其应该保护工人的人格。无休止的加班,低廉的工资收入,随时有失业的危机感,其实是我们国家形象的损害。

   中国工人阶级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共产党不能依靠,因为共产党自身正在形成一个腐败阶级,正好是工人阶级的对立面;隶属于共产党的工会组织也不能依靠,因为那是一个虚设机构,就是国营企业的工会组织,他的领导人一定是共产党或行政副职来兼任的,其工作主要是组织文体活动、技术比赛之类的。因此,中国工人阶级只能依靠自己,只能成立独立的工会组织来代表工人利益。目前看,虽然工人阶级的处境非常艰难,我们也不指望能够成立一个地区性的独立工会组织,但是,我们希望共产党允许在私人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等成立独立的工会组织,这种工会组织不受任何政党和政府操纵,完全是工人自己选举产生的组织,并受法律保护。只有独立的工会组织才能保障工人的利益。独立的工会组织可能会缓和劳资之间的冲突,为社会带来相对稳定。

   2000年8月16日 赵达功文集:独立的工会组织才能维护工人的利益

2010年8月10日星期二

一位波蘭記者對米奇尼克的評價

作者:曹長青

    波蘭團結工會的重要參與者、波蘭最大報紙《選舉日報》的主編米奇尼克,最近到北京訪問,跟一些中國知識精英座談,並上網回答問題。圍繞著米奇尼克對中國現狀的判斷和建議等,在海內外的一些知識分子中間引起了一些爭論。

支持者認為,米奇尼克是“波蘭反對派運動的設計者、靈魂人物”。他在波蘭的經驗,尤其是他給中國知識精英的建議(跟共產黨抗衡要講究策略,注重妥協等),對當今中國的民主運動具有重要意義。

但批評者認為,米奇尼克提出中國的反對派“應該是當權者的合作者”,“只要民間社會采取暴力,就會激起政府暴力,最後的結果是內戰。”“現在我們需要等待,等待共產黨人意識的變化”。“面對專制要采取革命的話,那必然是實施專制的革命者”等等,不僅和中國現實脫節,更等于是讓中國人做順民。在共產黨嚴酷鎮壓異議聲音的當今中國,反抗和鎮壓的力量完全不對等的現狀下,根本談不到什麼跟中共妥協、合作、討價還價;反而是應該啟迪和呼喚更多的中國人覺醒,認識到共產黨是邪惡這一真實,才可能有機會結束共產統治。

雙方的爭論逐步升級,最後支持米奇尼克的人提出,海外的流亡人士不如米奇尼克“懂中國”。而批評者則指出,國內的一些知識精英,由于資訊無法完全自由等,可能也不真正了解米奇尼克和波蘭。

在雙方爭論之際,波蘭駐台灣的記者沈漢娜(Hanna Shen),在網上讀到我的文章“米奇尼克給中國開錯藥方”之後,來信表示,她完全認同我的觀點。沈漢娜在共產波蘭出生、成長,後留學美國,近年則常住台灣。她為波蘭的報刊寫稿,也不時在中文報刊和她的博客(http://hannashen.tripod.com)上發表關于波蘭、台灣和歐美等問題的文章。最近在台灣《自由時報》發表的一篇文章,是談米蘭.昆德拉被揭出當年曾做共產黨線民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從這個網址看到(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oct/19/today-o6.htm)。

跟波蘭知識界有密切來往,對當今波蘭情況非常了解的沈漢娜說,米奇尼克非常左傾,希望中國人不要听米奇尼克的建議。她撰文表示,米奇尼克也給波蘭開錯了藥方。我把她這篇英文短文譯成中文,希望中國人也了解一下波蘭人怎樣看米奇尼克。下面是譯文︰

自1989年起,作為《選舉日報》的主編,米奇尼克嘗試在波蘭社會左右輿論、建構標準。他一度曾被稱為波蘭的政治正確之父。但在最近幾年,他的影響力消失,他的報紙的銷售量也驟減。為什麼那麼多的波蘭人,包括一些波蘭知識分子听不進去米奇尼克的話?回答很簡單︰米奇尼克給共產主義垮台後的波蘭開的藥方沒有效果。他開的是什麼藥方呢?

第一,反對“除垢法”(除垢法是限制前共產黨人,尤其是曾給共產黨打小報告的秘密警察或線人,謀求政治和公共服務領域的位置)。除垢法在德國和捷克都做得很成功。但在波蘭,米奇尼克領導的報紙指控除垢法的支持者有獨裁者傾向。那些主張司法追究前共產黨高官責任的人們,也受到米奇尼克的指責。米奇尼克和他的報紙非常虛偽,他們的報紙甚至雇用了前共產黨的秘密警察。

第二,跟共產黨人密切合作,持續試圖描繪共產黨人是管理國家的專家們。自1989年起,米奇尼克和許多共產官僚成為朋友,比方說雅魯澤爾斯基將軍。雅魯澤爾斯基曾在1981年實施軍管,但米奇尼克強烈反對追究雅魯澤爾斯基的責任。發表在《選舉日報》1990年5月1日的一篇文章中,米奇尼克表示,波蘭共產黨的財產不應退回給人民,後共產黨人有擁有那些財產的權利!由于這份資源,前共產黨精英得以繼續主導波蘭的銀行、工業和媒體。

1989年之後,有一個對波蘭共產黨人實行的“愛的政策”,米奇尼克是創建者之一。由于這個政策,導致波蘭在轉型過程中缺乏司法正義的追求,此舉阻止了我們重新構建信任社會、修復被摧毀的司法制度、以及促進各方和解。

現在,波蘭人民開始懂得,米奇尼克給我們開的藥方是錯誤的。但我們花了二十年才意識到這一點。

附︰沈漢娜的英文原文︰

Starting from 1989 Adam Michnik as the editor of Gazeta Wyborcza tried to create opinions and standards among Polish public. He was once called the father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in Poland. In the last few years, however, his influences vanished and his paper has faced a sudden drop in sale. Why did many of Poles, including some of the Polish intellectuals are deaf to what Michnik is saying- The answer is simple the medicine he prescribed to Poland after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did not work out.

What was this medicine?

First, anti-lustration. Lustration (excluding of participation of former communists, and especially informants of the communist secret police, in political and civil service positions) has been succesfully done in Germany and in Czech. In Poland the newspaper led by Michnik accused supporters of the lustration of dictatorial inclinations! Those who advocated the idea of bringing to justice the former communists high rank officials were condemned by Michnik. He and his newspaper were so hypocritical that they even employed in the paper former informats of communist secret police.(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oct/19/today-o6.htm)

Second, close cooperation with communists and constant attempts to describe communists as experts in running the country ! From 1989 Michnik befriended many communist apparatchiks for example general Wojciech Jaruzelski.

Michnik strongly opposed the prosecution of Jaruzelski who in 1981 proclaimed martial law in Poland. In the article written in his newspaper on May1st 1990 Michnik claimed that the assets of the Polish Communist Party should not be returned to the people and that the post-communist had the right to the assets! With this support communist party nomenklatura continued to dominate Polish banks, industry and media.

After 1989 Michnik was one of the creators of the the “love policy” towards Polish communist. As the result of this strategy Poland has suffered from lack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at has prevented us from rebuilding social trust, repairing a fractured justice system and promoting reconciliation.

Nowadays, Polish people started to understand that the medicine Michnik prescribed for us was wrong. However, it took us almost 20 years to realize it.

Hanna Shen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2010-08-18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aochangqing-08182010114100.html

2010年8月8日星期日

為了共同的家園--關于米奇尼克北京之行爭論之我見

作者:何清漣


【按︰沒有鐵桿反共派,“溫和”“互動”派對中共還有什麼拉攏價值?還會有多少“生存空間”?米奇尼克到訪引發的爭論也許確實起到了一點厘清現實的效果。】

主張“自我克制的革命”的米奇尼克來了一趟中國,提了一些對中國人的建議後又走了。在他來說,只是與異國人士的一次交談。但由于這些建議被上升成中國今後和平轉型的指南,因此成了“聖物”。一些對米奇尼克開出的轉型藥方有不同意見的國內人士及海外政治流亡人士,因為對米氏建議--“只有依靠黨內改革派才能實現非暴力轉型”,要對共產黨保持“想象力”等提出批評意見,因此最後釀成一場局部性的思想暴雨。由于這種爭論今後還會發生,我想將這次爭論涉及到的一些重要規則寫出來,留為今後參照。

一、有關米奇尼克北京之行討論概述

為了行文方便,姑且將雙方稱之為擁米派與質疑者。這次思想對壘留下了一些經過認真思考的文章︰

擁米派的主要文章如下︰崔衛平︰“在社會沖突中尋找共同語言 訪問亞當米奇尼克”,“ 米奇尼克對話中國公民(整理版)”。崔衛平後寫的“把老虎趕進籠子里”(以下簡稱“老虎”)發表于第一輪爭論之後,影響不如前兩文大,留後再論。

擁米派對米奇尼克思想最為推崇的就是要社會公眾無條件地放棄對統治集團的嚴重不滿,在政府對其暴政日益變本加厲的條件下“彌合”民眾與政府之間的裂痕。如 “只有依靠黨內改革派才能實現非暴力轉型”,“面對共產黨,我們缺乏想象力”等都是圍繞這一觀點的闡發。總之,還是以前那套“我們不做政治反對派”,等待共產黨慢慢自我改革思路的延伸。

通過參與與米氏座談的戴晴女士那篇“米奇尼克到北京”,我才知道上述兩文對米奇尼克北京之行的介紹並不完整。面對中國轉型這個問題,中國知識界的思考其實都很沉重,他們對中國現狀有清醒的認識。從戴晴文章介紹的內容來看,參與這次座談的知識界人士,不少只是將與米氏的交流當作一種信息參考,米氏甚至未能充分理解他們提出的一些問題的重要性,對中國問題甚是隔膜。

崔衛平女士對米氏的采訪與“米奇尼克對話中國公民”發表後,質疑之聲四起,只有小圈子里的一些人仍然熱捧。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質疑是以下幾篇,按發表時間順序列于下︰

劉自立先生發表了“米尼齊克的波蘭觀不適應中國”。這篇文章的要點是︰波蘭社會轉型前,其社會主義財產結構和權力結構,既未發展到毛澤東時期的絕對貧困,也不是鄧式富裕時期的億萬 資產太子化。而這兩大結構的存在,形成了一種由財產主導的中共資源壟斷,是中國施行改革, 革命摯肘的根本性前提。其次則是當時的國際局勢非常有利,甦聯瓦解和無力應付東毆政局,是東歐與波蘭人民借此推翻共產政權的前提,甚至唯一前提。因此,參考波蘭這個小國的經驗,根本不是中國應選之策。

筆者之文名“他人的經驗與我們的現實 有關米奇尼克中國對話的幾點思考”,從分析1989年以前中國黨內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斗爭歷史入手,指出米奇尼克要中國人將和平轉型希望寄托在中共黨內改革派身上只是不切實際的幻想。繼之指出中波兩國在社會條件根本不同。米奇尼克介紹的波蘭和平轉型成功的前提,即波蘭自由運動三大因素︰知識界、工人和天主教等,在今天的中國基本缺位。筆者在文中還指出另一重要條件︰“甦東波”到來時,波蘭的國家與社會已成二元對立之格局︰國家(即政權)掌握在共產黨手里,而社會卻已經是民主派的天下,執政黨和反對派形成分庭抗禮之局。中國現實並無此等條件。文章末尾,筆者指出中國要想建立以社會公正為目標的民主社會,只有“殺死希特勒”(極權體制)才有出路。

仲光先生在“質疑米奇尼克”一文中,對米氏北京之行表達的觀點感到震驚不解,認為有悖于米氏一貫思想。他梳理了米氏思想的脈絡,再次強調他認為米奇尼克的這段話不僅對西歐、東歐,而且對中國、北朝鮮、乃至古巴仍然無條件地有效︰“沒有不是極權主義的共產黨。要麼它是極權主義的,要麼它就不再是共產黨了。”還學文在“對米奇尼克訪問北京的另一種疑問”中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她憑著自己多年來對米氏的了解,認為問題可能出在對米氏座談不完整的介紹上,並提出一個非常SHARP的問題︰“比這個新聞報導的常識W-問 題(Who, When, Where and What) 更令人關注的是,借米奇尼克的來訪,“要給百姓和網絡提供什麼樣子的信息”?提供了什麼信息,現在大家都見到了;輿論是什麼反應,大家也見到了”。並希望主辦方崔衛平女士能夠提供更為透明開放的真相。

吳庸先生在查證了大量資料之後,寫了一篇“米奇尼克的幻想與波蘭轉型的實際”,認為米奇尼克有意忽視了波蘭歷史的真實狀態。事實是︰波蘭從未出現過人民與當局者無條件的合作,波蘭曾經處于一度被軍管的險峻狀態,是波蘭工人與異議人士冒著生命危險做艱苦抗爭,並得到國際社會的有力支持,波蘭工人階級和異議人士才將這個列寧斯大林式的共產黨埋葬,開闢了民主與專制抗衡史 的新紀元,它導致柏林牆的倒塌,導致歐洲共產黨重新調整奪權路徑。曹長青先生的“米奇尼克給中國開錯藥方”一文因為上網較遲,其時有關“資格不等論”的爭論已經停止。本文不予評述。

應該說,上述分析並無任何攻擊性語言。但由于海外作者中有人質疑了米氏應邀訪華的背景不透明,于是引發了一些意氣之爭,擁米派干脆將上述質疑者冠之以“反米小集團”之稱。其實,上述質疑者當中,除仲、還兩位居住德國且是夫妻可能有商量之外,我本人與這些作者沒有任何書信往來,完全是各抒己見,連一個統一的發表陣地都沒有。而國內那個小圈子的存在及同氣相應,有目共睹。

劉荻則寫了一篇文章“波蘭的昨天與我們的今天”(自由亞洲電台7月30日),該文的要點是制造了一個談論中國的“資格不等式”︰海外流亡人士不如波蘭的米奇尼克“懂中國”,而米奇尼克不如包括她在內的與米氏對話的中國人士“懂中國”,因此最好不要再談論,以免“令人啼笑皆非”。並明確宣布她在內的小群體在國內已有充分的活動空間與固定場所。

這些爭執牽涉到下一個重要問題︰

二、如何看待當局默許某些人擁有活動空間存在?

這是當今中國異議運動與社會抗爭中一個極為敏感的問題,但也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過去每次討論均在這個敏感問題上卡了殼,無論怎樣有意義的討論都由此導向道德批判的方向。無空間方詰問的是︰為什麼當局只允許這種意見存在而要打壓其他意見(包括有空間方的打壓在內)?有空間方則想繞開這點,以免成為靶子。這種回避式的態度不僅沒解決任何爭論,反而導致各方裂痕越來越深,無法形成更深刻的討論。

米奇尼克訪問中國並舉行幾次座談,中國當局容許某些異議的活動空間存使外部觀察者受到鼓舞。除了劉荻小姐在其文中承認她所歸屬的小群體有活動空間並有固定場所,一向對這個國內群體高度支持的一平認為,“不言而喻,在中國現行制度下,米氏與異議者座談,需要得到官方的默許”。胡平在“這場對話不尋常”中亦持同樣看法。現在剩下的問題應該大家對這種默許下擁有活動空間的人士及其活動應該如何看待?
我個人認為,對當局默許的某種些異議活動空間的存在,主要看他們起什麼作用。

米奇尼克在中國發表的觀點如果能夠得到全面介紹,並且只將其當作中國未來發展的一種參考而非唯一備選建議,這當然沒有問題。問題是︰

一,米氏北京之行的活動組織者崔衛平女士對此行介紹的資訊處于“不完全狀態”。這點王天成先生已經指出,“他這次訪華,建議民間力量依靠黨內改革派,這話容易引起誤解。這是波蘭的經驗,但不是波蘭經驗的全部”。崔女士也已在其後來發表的“老虎”一文中也部分接受了王天成的批評。二,劉荻之文的重點不在于學術思想討論(因為她將波共兩任書記統治時期的不同政治生態混成一鍋煮),而是忙于從中推出了一個研究中國的“資格不等論”︰米奇尼克比海外民運人士懂中國,而參與討論的諸人比米奇尼克更懂,因此海外人士不應該就中國問題發言,發言只會“讓人啼笑皆非”。對這樣一篇無論是史實還是結論都有嚴重缺陷的文章,崔女士竟然在自己7月31日的推特上介紹說是“好文”,由此引發筆者的質問,請她解釋此文“好”在哪里?並指出所謂“資格不等論”後面隱藏的是話語權之爭。表達的意思是︰利用目前他們擁有的獨特空間,壟斷中國的話語權;別人都不懂中國,意即中國的現狀應當由他們說了算,備選道路也由他們說了算。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允許某些異議空間存在,這是極權政治下的特殊現象,被剝奪了活動空間的人士再反對也改變不了這一現實,過分糾纏于這一問題上反而會導致正常討論無法深入。倘若全國各地的有識之士都能獲得相對松動的活動空間,則無疑對中國的社會進步和轉型具有指標意義。通過這次爭論,被中國當局默許存在並允許有活動空間的群體至少應該給自己劃條行為底線︰不應該憑仗自己的特許權來剝奪他人的發言權與行動權,即使當局允許其擁有存在空間的本意是要造成如此局面。只要擁有空間者不理直氣壯地制造“資格不等論”、不打壓他人的言論與行動自由,有這種經過當局允許放行的空間存在,比完全沒有要好一點。這是我的第一點建議。

第二點建議,擁有空間者既然希望就現實問題發言,無論如何請多讀點研究中國現實的學者的重要文獻,這樣在其引領中國轉型討論時才不至于漫無邊際甚至讓人不知所雲。比如崔衛平女士的“老虎“一文,標題听起來很好,但其主旨無非是希望民眾不要有仇恨與加強社會自主性。不知她是完全不知道以下中國問題的存在還是故意避開?一、目前最嚴重的問題是教育官員不要視百姓如寇讎,動輒暴力相向(6月湖北武漢發生維穩辦廳座太太被當作上訪者毆打即一例)。二、是誰剝奪了社會的自主性?中國對NGO形成的分類控制模式,並視外國NGO(包括拿外國資助)為顏色革命工具不斷收縮其生存空間,今年由國家外匯局下發“關于境內機構捐贈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導致一些被中國當局視為“政治敏感”的NGO面臨“斷糧”之虞等類事情,似乎都不在她關心的視野之內;三、中國民眾是否擁有制定“馴獸規則”的權利。而上述這些,在孫立平先生領餃的清華課題組有關維穩形勢分析的報告里談得很清楚︰是當局體制性防衛過當(意即施暴過多),希望政府能夠理性定位當前的社會矛盾,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矛盾的特征和性質重新判斷,不要把利益表達與社會穩定對立起來。于建嶸先生的有關剛性維穩的論述也很到位。這與崔衛平女士的勸說對象定位完全不同。孫、于兩位勸說的是政府,希望政府不要繼續施暴,而崔女士勸說的是民眾不要仇恨,等待隱含的意思是忍受。

第三點建議,正確認識公民社會的制度平台與官方默許存在的小空間之本質差異。民間各種反抗與維權活動此起彼伏,但因陷入孤立而未能互相呼應,無一能免于被官方鎮壓的下場。散沙般的個人行動轉化為集體行動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這些,在集體行動理論與社會運動理論中均有很清楚地闡釋,中國政府目前扼殺的就是民間的自組織能力所需要的各種資源。作為學者,我一直關注形成社會壓力集團的各種條件的萌芽與變化,以及壓力傳導是否有可能形成制度化通道。如果將極其狹小的、經當局默許而存在並嚴格限制的“空間”當作“公民社會”已經足夠壯大的論據,如劉荻小姐等人那樣,只能說是自欺欺人之談。即使是艾未未先生、馮正虎先生等韌性反抗,目前也只能算是一種有民意基礎的個人反抗,與當局之間並未形成任何制度性反饋。盡管他們的努力是通向公民社會必不可少的行動積累,我個人對此也懷有很高的敬意。(我不同意西方有評論將艾未未的反抗類比于68年人或者嬉皮士,因為艾的行動無論是所承受的巨大風險還是其尖銳激烈程度與社會影響方面,都與後者不在一個層級上。)

三、對今後中國轉型路徑選擇的看法

由于朝野掌握的資源及力量處于完全不對稱狀態,可以說,如何選擇轉型路徑,左右中國轉型走向的主動權在官方手中而非民間手中,這點我想大家都應該沒有歧見。有歧見的是如何迫使官方作出理性選擇。

中國目前的危局除了瞞旰自大、閉目塞听的當局之外,凡有頭腦且願意睜開眼楮看現實的人都能看見。且不說每天發生于各地的社會抗爭與各種暴力事件的蔓延,即使是精英集團也有人開始反思。有官方背景的共識網本著“補屋”的精神保持了網站的相對開放性,在當局容忍的極限內讓該網站成為一個國內所沒有的意見平台。頭腦清醒的學者們也紛紛以各種形式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如中國模式的討論與維穩的討論),作為老太子黨成員的中國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秦曉從今年一月以來,在好些場合都堅持發表過自己對中國轉型的看法,認為不應該堅持所謂“中國模式”,要遵循普世價值建立一套保障實現個人權利的制度。一向以不得罪政府為原則的企業界人士也有人大膽表態,比如搜狐總裁張朝陽今年2月曾發表演講“不完全的市場經濟妨礙競爭力”,呼吁政府在經濟領域內允許自由競爭。一句話,窮則變,變則通。大家都希望當政者能夠高尚一次或者清醒過來,為中國找到一條成本小且能夠避免社會碎片化的轉型之路。

從底層人民受剝奪的情況來看,以任何形式改變中國目前的政治格局都有道義基礎。但問題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人民並無任何有效的組織資源與支撐組織行動的經濟資源。中國實現和平轉型是所有人(包括國際社會)的夢想,但中國的現狀卻注定這條路在中國目前看來有點渺茫。面對轉型困局,我只能認為,條條大路通羅馬,人們可以通過一切可能的方式向當局抗爭,但選擇了某種方式的人不能因為別人選擇了不同方式就拼命打壓,用各種方式將別人污名化弱智化並打擊之。要知道海外流亡人士因當年的抗爭失去了家園,但並沒有失去討論中國問題的資格。他們討論中國問題的能力與水平如何,讀者自有判斷能力。而且我還提醒國內同胞︰對于海外流亡人士來說,促進中國實現民主化與其說與他們的利益相關,還不如說只是與其理想相關。于我本人來說,斯國,斯土,與其說是我的生存之地,還不如是情感安放之地。大家天天在談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抗爭運動,根本不知道這場運動的早期領袖人物當中,還有選擇了完全退隱的室利阿羅頻多(《周天集》的作者)。我本人就很喜歡這位聖哲在心靈上的恬淡出世。民主理想如能實現,我在不在中國又有何妨?

無論如何,這輪爭論中我看到了一點希望︰與上一輪“有敵無敵論”之討論相比,這一輪要相對有理性得多。“擁米派”的核心小圈子最初也玩過以前打群架罵人的把戲,但這勢頭只在推特上出現過一會,很快就被止住了。而一些活躍推友這次沒有以陣營為線無條件支持“資格不等論”,而是從道理出發,對“資格不等論”表達了某種否定。崔女士最後也間接否認了自己推重劉荻小姐的“資格不等論”,表現出了理性與克制。

有關中國轉型的討論與行動還將繼續。“路是長的,門是窄的”,每一步腳下都會踩著荊棘。但在民主化實現之前,中國人還得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我雖身居海外,卻願與我的同胞風雨同行。

--原載︰《縱覽中國》,2010-08-04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org/ArtShow.aspx?AID=7504

2010年8月7日星期六

“通钢事件”令不想说的话如梗在喉

通钢事件”令不想说的话如梗在喉
   ——熊飞骏
   “通钢事件”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可有些话仍然如梗在喉。
   这些年我一直努力克制自己远离任何群体性事件。从去年的“翁安事件”、“陇南事件”到不久前的“邓玉娇事件”和“石首事件”,我都努力控制住了自己的激动情绪,不撰写任何评论性文字,可这次的“努力”却宣告无效。如果那些梗在喉头的话不能吐出来,我担心自己的心灵会出现“变态”,甚至在未来某天也会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一员。
   我的“梗喉现象”说明:不让人说与上面不一致的话就等于把此人推向暴力。
   关于“通钢事件”的评论文字多得“满天飞”,事件的经过和起因民众都心知肚明,不用我在此赘述,我只想提出几条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疑惑。
   一、 建龙集团属真正的“民营企业”吗?
   中国的部分“民营企业”尤其是大中型民营企业在本质上属“官僚资本”,是地方强势人物利用“职权”和“贿赂”巧取豪夺国家资产形成的“换招牌企业”。
   国有企业改制就有这么一条途径:企业高管出资购买?
   首先企业高管购买自己管理的国有企业公平吗?
   如果我是一个国有企业高管,我想把这家国有企业攫为已有,我就会拥有很多可行的方便途径。我会充当一只大“硕鼠”贪污挥霍国企公款;干扰破坏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压制人才提拔庸才甚至恶棍来打击职工的劳动积极性……让企业的生存陷入困境,成为地方政府的财政包袱,从而列入改制企业名单。然后我通过自己担任国企高管期间积累起来的“官场人脉”,“贿赂”或“拉官员入股”的方式让企业改制的决策层站在自己一边,“贱买”国有资产,同时把企业包袱推给国家。
   其次企业高管哪来那么多的钱?
   在企业破产职工收入不能养家糊口的情况下,高管们却有那么多的钱来购买国有企业。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很显然是高管们在职期间利用职权损公肥私贪污受贿得来的非法资产。
   尽管上面明文规定党政官员不得参予经营活动,可很多地方民营企业都存在官员“参股”或“控股”行为,这些民企老板不过是某些官僚的“经营代理人”。
   当民营老板有“官员代理人”背景时,这家民企在本质上就属“官僚资本”。
   “官僚企业”赚钱特容易。官员股东把国有土地廉价卖给它,政府部门出高价采购它的低劣产品服务……傻子和神经病也能赚大钱。
   当“民营企业”掺杂“官僚资本”时,除了侵害国家资产和民众公利外,还会给“民营企业”自身的形象抹黑,使民众憎恨“民营企业”,阻碍中国的私有化进程。
   知情人士透露:通钢新任老总陈国军的年薪为280万,加上年终分红和其他各项隐性收入接近千万?俨然另一个国有垄断大企业的翻版。这家工厂普通工人工资只有区区600元,部分低至200——300元。请问真正的“民营企业”会给高管与职工制造这么大的收入悬殊吗?不会!除非董事们和自己的钱袋过不去,疯狂到想把自己的企业搞垮!
   据在场目击人士说,陈国军在和职工对话时扬言要他们“三个月全体下岗”?这种火上浇油的处理劳资纠纷方式显然不是智者所为,说明陈国军这人并不是什么人中龙凤,值得上高达280万的巨额年薪。陈国军的待遇和行为怎么看都象国有垄断大企业的高管。
   二、 群体性事件都是“黑恶势力操纵”和“不明真相的群众”所为吗?
   我们的地方官媒总喜欢把群体性事件归因于“地方黑恶势力”煽动操纵“不明真相的群众”聚众闹事。本人没有目击过任何一桩影响全国的“群体性事件”,但根据常识判断:“地方黑恶势力”通常不会参与甚至操纵群体性事件,那是和他们的自身利益过不去。“地方黑恶势力”都是些唯利是图没有任何理想情操的“实用主义者”,在没有明显“好处”的前提下,绝不会为了“打抱不平”的原因和底层民众搅到一块,因为群体性事件只会触怒权力人物,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实质性“好处”。我的常识是:“地方黑恶势力”多半和地方官有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否则地方那么多赢利丰厚的公共工程为何给黑恶势力承包?当地方官碰到“坚持维权”的“硬骨头”公民时,为何最后多是“黑恶势力”出面摆平那些“不和谐者”?如果这些“黑恶势力”没有得到明确的幕后指示,他们会得罪那些与他们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硬汉”吗?在某次群体性事件中,也许有个别黑社会成员卷进去,但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多不是他们煽动操纵的结果。他们不但不会煽动操纵,相反还希望能参与打压群体性事件来赢得“立功机会”。
   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时,我们的地方官有没有扪心自问过:你们的辖区为何有那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呢?是不是你们喜欢“暗箱操作”,剥夺境内绝大多数公民的“知情权”呢?如果是这们,你们是不是群体性事件的始作甬者呢?
   三、“秋后算帐”是“惩一儆百”还是“火上浇油”?
   “石首事件”平息后一个月,死者五家属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被石首公安机关刑拘。
   上月平息“石首事件”时地方政府曾和死者家属签订了一份书面协议,内容有对死者家属过激行为的“免责”条款。才一个月时间政府就违背了自己签订的协议。
   在解决石首事件时,判定死者家属得到8万元赔偿,其中5万元居然由政府出,也就是用纳税人的钱买单。
   这份判决本身就存在很大问题,如果死者的死亡确然有问题,赔偿也应该由肇事方的酒店出,或由渎职失职的官员出,凭啥要让无辜的纳税人买单?
   既然已经判定给死者家属赔偿,就说明主要过错方不在死者家属,凭啥事件平息后又要把他们抓起来?
   地方官的处理此事的心态我能理解:如果不给“聚众讨说法”者以严惩,就不能有效地威摄吓唬后来者。
   地方官的“秋后算帐”只考虑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此举令政府已处于危机状态的“公信力”进一步丧失。如果再发生下一次群体性事件,激动起来的群众能再相信政府的“调解”吗?如果不相信,局部群体事件要么燃成大面积的烈火;要么酿成大规模的官民流血冲突。这两种结果对政府来说都是灾难性的,说明“秋后算帐”的负面效应远远大于正面效应,眼前也许能起到“惩一儆百”效果,但长期来看等于“火上浇油”。
   前不久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翁安事件”中被问责免职的县官们又在“异地当官”啦?如果此消息属实,那么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秋后算帐”。“秋后算帐”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惩罚“赦免”者,如石首事件刑拘死者家属;二是赦免“有责”者,如翁安事件免职县官异地上任。
   赦免“有责”者除了伤害政府“公信力”外,还进一步鼓励地方官的公权私用胡作非为。连出了那么大事的官员都能官复原职,我闹点出格事怕什么?
   但愿“翁安事件”中被免职的县官们“异地上任”的消息是谣言不是事实!
   四、 改制国有企业领导和职工的命运为何大相径庭?
   近几年经常接触到这样的怪现象:当某中小国有企业走入困境被迫改制时,职工的命运是“买断”下岗,而这个企业的领导却继续留用或调职?继续担任公职如故。
   按社会主义理论常识国有企业领导和职工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应该共同承担国企的福利和风险。今天国企改制的结果是:福利全归领导层,风险全落到职工头上。明眼人都知道,多数国企的破产都是领导层成为“败家子”,应该由他们承担主要的破产风险,可实际执行情况却倒转过来了。
   要“买断”下岗,领导职工都应一视同仁,并且破产国企的领导不得继续担任公职。凭啥在领导继续担任公职的情况下让职工下岗?
   国企改制领导与职工待遇的双重标准不但体现了赤裸裸的官民不平等,还极大地损害了现任国企领导的职务责任心,刺激了他们的腐败冒险。在干好干坏结果都一样,就算把单位折腾垮自己也能当官如故的病态情势下,傻子都知道要不顾后果公权私用中饱私囊,神经也明白当“败家子”更有利于自己的“根本利益”。
   “通钢事件”发生后,当地警方表示要严惩“通钢事件”后面的组织者。我不知道是否有这类组织者,但就算有组织者也不一定是警方所想象的那样罪大恶极。组织者也许不过是普通钢铁工人的“维权先锋”,他们的初衷不过是带领工人去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不可能有打死总经理的意图。但郁积着太多不满的工人一旦聚集成激动的庞大群体后,群体的行为就不是几个组织者能够预料和控制的。我想组织者也不想打死总经理,发生那样的悲剧也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问题是栽赃替罪式的“严惩组织者”能够有效防范下一次群体事件吗?
   也许能起到“惩一儆百”的作用?但千万别把“维权组织者”逼反成“职业革命者”。
   二00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2010/08/06 发表)

“通钢事件”令不想说的话如梗在喉 /熊飞骏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