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31日星期三

共產黨早就不能代表我們了!-----瓦文薩


“突然間一千多萬人站在一起,我們可以對世界宣稱,這是民眾的呼聲,共產黨早就不能代表我們了!”-----瓦文薩

如果說1989年11月9日推倒柏林牆意味著國際共產陣營開始解體,1980年8月31日波蘭團結工會的成立,則被史界稱為民眾擺脫共產獨裁統治邁向自由的第一步。

1980年8月,波蘭格但斯克市列寧造船廠的一名女工因抱怨食堂肉價上漲而被開除,此事引發了工人中鬱積已久的對共產專制統治的不滿,在瓦文薩(WALESA)的領導下,船廠工人罷工抗議,進而發展成為全國範圍內的罷工示威活動,要求共產黨政府改善工作條件,增加伙食供給。
波蘭共產政府曾於1970年血腥鎮壓工人的反抗,十年後工人們走上街頭也時刻面臨獨裁者以暴力相向,然而威脅擋不住追求自由的勇氣,一千多萬波蘭工人加入了抗議的行列。
最後政府不得不坐到談判桌前,同意了工人代表提出的21項條件,簽訂“格但斯克條約”,內容包括允許成立獨立工會,保障罷工權利,開放言論自由等。8月31日瓦文薩宣布成立獨立自治工會──“團結工會”。

這是一個不受波蘭共產黨控制和領導的工會。團結工會的成立標誌著共產專制統治第一次在民主意志前讓步,民眾通過和平抗爭取得權益。
瓦文薩在回憶當時的情景時依然激動的說,“突然間一千多萬人站在一起,我們可以對世界宣稱,這是民眾的呼聲,共產黨早就不能代表我們了!”

然而共產政權並不甘心退出歷史舞台,1981年底波蘭共產政府首領雅洛察爾斯基宣布全國進入戰爭狀態,政府大肆搜捕異見人士和團結工會成員,瓦文薩亦被捕並遭軟禁。此後團結工會的抗爭轉入地下狀態。進入八十年代末期,工會組織的罷工潮風起雲湧,控制東歐的共產陣營日漸消亡,雅洛察爾斯基無奈下同意和團結工會舉行圓桌會議,最終擋不住自由民主的潮流。和談結果,決定在波蘭實行民選政府,瓦文薩於1990年當選為民主波蘭的首位總統。

談到團結工會的歷史意義,首位總統瓦文薩說,“如果沒有團結工會,就不會有東西德的統一,不會有東歐共產陣營的徹底解體。”
今年8月31日,團結工會成立25周年的慶祝活動再一次在全球範圍內喚起拋棄共產專制統治的呼聲。

2011年8月30日星期二

VOA:中国工运吸取波兰团结工会经验

 经过几年的奋斗,团结工会在1989年6月举行的议会大选中获胜,成立了以团结工会为主体的政府。而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则在1990年12月当选波兰总统,于1995年11月卸任。 
     
    *团结工会力量何处来?* 
     
    团结工会从弱到强,不仅推翻了波兰的共产党统治,而且敲响了整个东欧和中欧共产主义的丧钟。团结工会的力量来自何处?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和工运活动人士魏京生认为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魏京生说:“第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个大家公认的领袖和领袖集团;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波兰的基督教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动员民众、使民众认可这场和平演变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舆论或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持;第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团结工会能够迅速地动员很多人,主要就是有一个地下电台和地下报刊。” 
     
    设在香港的中国劳工组织“劳工通讯”的欧洲代表蔡崇国也把团结工会的成功归于三个原因:工人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温和理性的态度。他尤其强调了波兰天主教文化和官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指出波兰共产党统治的垮台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原因,而波兰当局处理工人运动的笨拙手法,更促进了团结工会的发展。 
     
    蔡崇国说:“政府对社会矛盾处理的笨拙手法和不讲信誉,使波兰工人由保护自己利益的工人运动逐渐政治化了,变成对共产党统治的完全不信任。”
     
    *中国工运缺乏内外因素* 
     
    对比今天的中国,身为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的魏京生认为,中国没有一支强大的宗教力量,但是中国人民已经从意识形态上摈弃了共产主义,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然而,中国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工人运动依然缺乏两个外部因素:第一,没有团结工会的组织和动员能力;第二,没有国际社会全力以赴的支持。 
     
    魏京生说,当年,西方国家和天主教会对波兰的工人运动给予了大量资金和设备方面的支持,而今天中国各地的工运活动人士却没有得到这些。他们一个月只能存上几百块钱买车票联络,完全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实际上靠中国工人自己的努力现在很难有这种大规模的串连。” 
     
    劳工通讯欧洲代表蔡崇国则指出,如今中国政府对工人运动的压制要比当年波兰当局对团结工会的镇压要严厉得多。虽然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劳工冲突,但是跨行业、跨地区的联系却很薄弱。更为重要的是,经过20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出现了大量私有经济,劳工冲突的对象发生了变化。 
     
    今年8月31日是波兰团结工会诞生25周年纪念日。25年前的8月31日,波兰政府和地下工运代表签署一项协议,允许工人自由选举一个能够代表工人利益的独立工会组织。这一天标志着团结工会从地下走向公开,成为波兰政治舞台上的一支强大力量。 
    蔡崇国说:“中国今天的社会有大量的私有制,50%以上的国民总产值是由私人经济产生的,中国有一个真正的老板阶层。中国的劳工冲突主要是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冲突。” 
     
    *工运很少针对中央政府* 
     
    蔡崇国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劳工运动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像,那就是工人的不满主要是针对老板的,最多是针对地方政府的,而不是针对中央政府的,因此很难成为一场政治运动。 
     
    蔡崇国说,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现状仍然为独立工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一些地方当局认识到,工会组织的出现反而有利于遏制老板过份地剥削工人,有利于当地的安定团结,有利于降低管理社会的成本,有利于保住他们的乌纱帽。 
     
    蔡崇国说,中国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也在不断呼吁允许工人农民组织自己的工会,保护他们的权益,否则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就没有保障。 
     
    蔡崇国还指责中国的官方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充当政府监控独立工运的工具,不能代表劳工的利益。 
     
    但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位名叫李建明的官员最近在接受美国“商业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宪法和工会法都规定,中国只能有一个工会组织,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符合中国工人愿望的。他同时表示,中华全国总工会将不断改善工作,加强对工人权益的保护。  
    VOA记者: 宝申 
    华盛顿  2005年8月25日

2011年8月26日星期五

波兰团结工会纲领(草案)——“波兰当前局势中工会行动的方向”

 

波兰团结工会纲领(草案)

——“波兰当前局势中工会行动的方向”

小点 译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8卷第8期(总第56期)及第9期(总第57期)

【波兰《团结工会》的纲领草案,由工会特别委派的委员会起草,在本年2月25日团结工会全国协调委员会会议上讨论;4月17日,在“团结工会周报”第三期全文发表,让一千多万工会会员进行广泛讨论。
  这份纲领草案提出了团结工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问题上的基本建议,包括结束对民主权利的限制,结束官僚特权,建立工人对工厂的监管,建立整个社会对重要经济和社会决策的积极参与,等等。这些建议如能实行,将会是波兰迈向建立工人民主的一大步。
  纲领草案名为《我国当前局势中工会行动的方向》,分为两部份,第一部份谈及“团结工会”的基本目标,它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的评估,及它就经济变革提出的建议。第二部份谈及“团结工会”就社会和政治生活民主化提出的建议,及它对工会的作用、结构和运转的界定。
  《洲际通讯》于1981年6月22日刊载了第一部份,在6月29日刊载了第二部份。本刊特译为中文,分两期刊出,供读者参考。】

大纲:

(一)基本价值观
(二)危机的经济根源
(三)经济问题
1、周期性的政治危机
2、经济改革
3、社会政策的主要问题
(四)对未来的保证
1、法治
2、公众生活的公开性和新闻报刊审查制度
3、选拔官员的基础
4、地方政府——“人民代表会”
(五)工会生活
1、工会的地区性和行业性结构
2、工会民主和活动的主要原则
3、工厂组织的主要职责
(六)结语

(一)基本价值观

  我们工会仅仅在半年间,由于工人的斗争和全国的支持,才得以成立。今天,我们是一个强大的社会力量,团聚了几百万的会员。正因此,波兰所有劳动人民终于可以有尊严地和有效地推进他们的共同目标。
  从反对不公义、羞屈和凌辱的抗议中,我们产生了。我们是来自所有地区和行业的劳动人民的独立、自治的工会。我们保卫所有工人的权利、尊严和利益。
  我们想根据爱国理想、社会公义和民主权利来和平地塑造我国的生活。作为一个工会,我们目标不是取代政府来执行其任务,但我们想代表相对于国家的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我们将会保卫个人、公民和工人的权益。同时,我们并不逃避我们对人民和国家命运的责任。
  1、最好的民族传统,基督教的道德原则,民主的政治旗帜,及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想——这些是启示我们的四个主要源泉。
  我们对整个波兰文化传统怀有深厚的感情,它根基于欧洲文化,与天主教有紧密关系,也与各种各样的宗教和哲学传统有关联。我们对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公义的许多世代的波兰人怀有非常密切的感情上的联系,他们留给了我们开朗坦率、兄弟友爱的感情、对波兰共和国的公民责任、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支持等等传统。因此,我们能够容纳任何人,不管其哲学、国籍或政治信仰如何。
  2、劳动人民应该团结一起的观念,表示我们非常重视集体行动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它们包括团结(我们的工会以此命名)、友爱、牺牲精神、以及为工会利益和更广泛的为社会利益而献身的精神。最后,其中一个价值观必须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兄弟友爱,他们要联合起来反对剥削者,不管剥削是以何种旗帜和口号作为掩饰。
  3、我们的基本任务——保卫劳动人民——是基于奉行社会公义的原则的。我们将努力使这个原则成为所有国家活动的基础。我们要它成为解决所有社会政策和群体生活的组织的基础。
  对我们来说,社会公义基于的,是个人内在的正直忠诚,是工人及其劳动的尊严。我们希望个人尊严的原则,能洋溢于工会的整个生活,并成为新社会的基本栋梁。
  从社会公义和个人尊严的原则出发,是人人基本上平等的原则。因此我们将会坚持要求实现社会的平等主义。
  我们承认一个原则,就是工资要看劳动的质和量,也要看工作的难度和危险程度(即按劳取酬的原则),我们努力改正在这方面不合理的不平衡。可是,另外一个原则比这个原则更占优先地位——要提供“社会最低标准”。这个意味不仅要满足衣、食、住等基本需要,还要满足所有令个人可以有满足的生活和作为人而发展的社会和文化需要。
  在争取合理工资的同时,我们呼吁各人在工作中诚实,保持高度工作道德、可靠性和良好效率。拙劣的工作——生产有缺点的货品或无人愿意购买的惯见的次货——令工人的尊严被贬,又有损于社会。
  随着平等的原则的,是必须在公众生活中确保充分民主。只有在真正民主的制度下,我们才能够有效地作为工人和工会争取我们的权益。只有在这样一个制度下,才能实现劳动人民真正参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因此,我们将会坚决要求扩大作出公众决策的社会参与形式和对当权者活动控制的形式。
  4、我们要作为工会而活动,需要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得到严格遵行: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言论和报刊自由,得到准确消息的权利,集会和自由结社的权利等。我们将会保卫任何行使这些权利而遭受镇压的人,因为我们认为镇压是违反法纪的。由于同样原因,我们将会努力争取解除所有对结社自由的限制,与新闻检查制度有关的限制,特别是那些与公众重大利益毫无关系,而只是保卫领导圈目前利益而施行的限制。
  5、我们工会恢复了波兰工人运动的传统,复兴了加强了我们的社会公义、民主、自由、独立等理想的传统,我们纪念1956年波兹南的工人示威、1970年波罗的海海岸工人及1976年拉多姆和乌苏丝工人的流血牺牲,他们丰富了这个传统。
  五一劳动节扮演着特别的象征性角色。我们必须以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注入这个节日里,使它成为我们的节日,劳动人民的节日,而不是国家雇主的节日。因此,它必须成为劳动人民在团结、和平等的精神下喜庆的聚会。
  6、我们认识到,民族价值观是我们集体意识中宝贵的、活跃的一部份,而波兰爱国主义是团结和为国家作出社会牺牲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我们注意到,民族价值观是将我们今日的社会结合在一起的主要联结物,而归根到底,它们是我们民族独立和自主的保证。导致我们工会诞生的去年夏天的社会抗议罢工,矛头也是对准将民族价值观摒出公众意识之外的企图的。
  7、我们工会这个组织,能够容纳许多观点,也欢迎任何信仰或没有信仰的人。但我们的会员的绝大多数(正如我国公民的大多数一样)是作为基督徒长大的。基督教的启示是我们写入纲领内的其中一个主要思想价值观。在许多工会办公室墙上悬挂的波兰雄鹰旁也挂着十字架,提醒了我们的会员他们道德的源泉,并灌输了一个信念: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正义的。我们希望保持这个启示的源泉,但这绝不意味我们会放弃本组织的非宗教性质。
(二)危机的经济根源

  我们必须合力克服正威胁会给我们带来灾难的经济危机。但如果我们不揭露和消灭它的社会和政治根源,就不可能将它克服。危机的核心,在于民主架构的消失,而与此有关的,是在直到目前为止存在的社会行政制度中存在于人民与政府之间的鸿沟。此外,促进危机的还有关于农业的不正确观念和决定(它要消灭农民私有制),生产重心是发展工业而损害了消费品的生产,及政府接管了合作社和小型私营商业。
  1、这个制度的主要特点,是缺乏民主地作出决策的途径,又缺乏处于行政地位的人作出决定或改变后要负的责任。影响整个社会的决定,全由党和行政机关作出,并不置于任何社会控制之下。作出这些决定之前,并没有自由讨论,因此解决问题的其他可能方法无法出现。独立的专家意见没有发表机会,关于国家或经济情况的必需资料也不在考虑之列。因此,社会被排斥于作决定的过程之外,各决定由官僚层的一些个别成员作出。
  2、政府的官僚作风,使错误不可能得到改正,许多时甚至不能对错误的决定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预作警告。不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所有的新闻检查和关于国家、经济、官方等秘密的法律。但不可能的原因,也是由于整个制度,它倾向于阻碍所有制订其他纲领、发表独立意见或分析的努力。这些障碍不但加于有政治和社会重要性的问题,也加于经济和纯技术性问题。结果就导致重大的损失,耗费了国家以千亿计波币。
  3、在政府和经济管理制度里,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统治者阶级,它不受被统治者任何控制。权力机构内的人,作出决定时着眼于个人利益、物质特权和职位更多于社会的利益。投资的错误决定(例如建筑新卡托维兹方案)和外国贷款的挥霍,时常都是源于统治架构内为本身利益而行动的互卫或互斗的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1976年至79年,官僚管理令到采取步骤去避免危机爆发变得日益困难。一般来说,官僚架构反对任何可能摇撼它的地位、财富或势力的改变或改革。
  4、这些的结果,做成波兰没有任何机会进行社会经济改革来将我们从危机中拯救出来。现存的政治制度,没有能力或是没有力量自我纠正。只是通过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抗议的爆发、和“团结工会”的成立,才重新打开了走向改革和变革之途。
(三)经济问题
1、周期性的政治危机

  我国深刻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于整个经济领域中货品和服务等的供求关系上巨大并日增的不平衡性。危机并非在过去几个月或几年才发生,而是十年来已一直稳定地增长。它源于生产架构的严重退化,令到无法满足需求,不论是在数量或品类方面的需求。危机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工作条件和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目前,当危机仍继续加剧,这些已经低微的工资实际上在下降。
  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危机,影响了它的结构、经济政策和制度。而且,在过去几年来,不利的事变因素也出现了。

(A)困难的近因是经济结构的缺点

  危机的结构性性质,表现于经济两个部门之间的不断和日增的不平衡,这两个部门就是提供人民需要的经济部分和朝向发展工业生产的经济部分。国家经济潜力过大的部分,被用于生产一些机器和工具来生产更多的机器和工具而不是用来生产消费品,后者被置于次等重要性。在农业方面尤其如此;农业这个经济部门提供人民的基本需要,又雇用了四分一的人口,但它被推到国家经济的次要地位。明显地,这类结构的经济甚至不能为劳动人民提供合理的生活水平。

(B)经济政策的长期缺点

  经济的结构性不平衡,是由一小批人和机构在脱离任何社会控制之下,以过于野心和不切实际的做法实行的长期经济政策所造成。无论如何,权力主要中心集中了决策权、帐目没有记录、厘订价格政策紊乱,这些都令社会绝不可能进行控制。
  因此,过去的情形是经济决策完全是武断和不负责任的,导致有害的经济决策。巨额的投资没有足够理由就作出了,也没有首先确保有必需的运输、能源、和其地经济部门的联系以令它们可行。在这个情况下,随意志作出的政策,对个别农民特别歧视,尤其是在低价格和机器配给不足的问题上。
  为了弥补这些效率低的经济政策和这个效率低的制度,国家借入了更多外债,期望资本主义银行家资助这个经济上衰朽的、中骨计划的国家经济。可是,债务需要偿还(并加利息),而只有有效率的经济才能做到这点。于是,这种弥补效率低的方法不能久用,相反地,它会成为导致经济崩溃的附加因素。
  最后的结果是,巨额外债超过二百四十亿美元,短期贷款和预算会再增加的债务已不计在内。国家必须用来还利息和信用贷款的钱,更多于出口收益。这就意味着每一进口货物要由更多信贷支持。这类信贷日益难于从外国银行取得,条件也比以前苛刻了(利率更高,偿还期限更短)。很简单的,我们被视为破产,而受到这样的对待。
  在这样的形势下,经济不保证从西方有足够货物入口。因此,就必须大力削减原材料、半制成品和零件,这就是我们经济的生产能力使用不足的首要原因。
注:本节第二段“和其地经济部门的联系”——“其地”疑为“其他”,否则应为“当地”。

(C)制度内在的因素

  危机最深刻的原因在于制度本身。所有经济决定权由主要权力中心垄断,官僚向个别企业发号施令,指出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生产的方法。这就是所谓以命令——分配制度来管理经济。在这个情况下,个别企业不能自由决定生产计划或选择生产方法,于是导致企业所有层面都做出不切实际的经济计算。经济账目在中央计划中也不起重要作用,因为缺乏真实成本的准确资料,这就加剧了企业将成本提到最高程度的倾向,并使它们在估计计划的实现时(包括将成本加以膨胀)促进自己的利益。决策权越加集中,最终将导致激发人们积极性的途径完全不能发挥。
  所有这些导致了劳动力和资源的巨大浪费。我们只要指出,要生产国民收入的一个单位,我们比起法国或西德的经济要多耗用原料、能源运输和劳动力。

(D)其他因素

  有一些因素是产生自过去几年来我国遇到的事态性局面的,例如1980年的农业歉收。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必须记着,任何经济都应该为事态性困难作出准备和必须有储备,使它不会在这类困难的影响下崩溃。但假如它真的由于不利情况的临时冲击而崩溃的话,那么,不利的情况就不再构成崩溃的客观导因,而是不完善的经济制度、错误政策及极不平衡的经济结构的产物。
  由于所有这些因素,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运转一直很糟糕。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国民收入增长率减缓,而超过两年已有国民收入剧烈下降的情形。结果是,国家正经历一个严重的危机,威胁着带来国民经济的完全崩溃。

2、经济改革

(A)改革要成功的一个条件是得到支持

  这个分析显示,现今的经济制度并不相符于现存的社会和经济需要。在长期基础上克服危机和将经济导致平衡发展的唯一途径,是对制度作根本改革,除去经常地周期性地出现的危机的根源。我们工会完全支持经济改革,认为它有益于工会会员和整个社会。
  我们表示我们支持改革的方法,包括广泛地初步讨论改革的基本原则,明确地界定它的方向、形式和目标。我们要通过讨论来澄清我们希望得到的改革的明确性质,防止它们被轻略或歪曲。
  但是,“团结工会”将不会提出自己的改革纲领,因为它认为所想要的改革形式可以通过对现存的建议作讨论然后得出。可是,是可以问一个问题的:“团结工会”是否应该积极地参与改革的发展和实行,方法例如可以是制订自己对解决主要的问题的建议?
  改革应该产生自专家的自由、公开的讨论,但它们应该由控制整个经济的政府当局实施。另一方面,工会的任务是保证使改革会真正改善劳动人民的境况。因此,工会支持的经济改革,是要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并会有最大可能带来长期的(不只是即时的)我国经济形势的改善。
  我们在界定改革过程中必须实现的条件时,认识到要达到真正的、深远的改善,有时候意味着要牺牲眼前的利益。但我们接受这个风险的前提,就是要所有有关改革的决定都征询了我们和整个社会,每一个解决方案的优劣点都全部向我们描述,以及政府的社会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与我们合作得出并会加以严格遵守的。

(B)我们期望的改变的性质

  经济改革应该重新制订中央计划机构、主要权力中心、社会化企业及经济制度其他成份的结构和运转。
  中央计划不应再带有司令官发号施令的性质。即是说,它不能以发出命令和禁制令来给企业配给任务。用以劝使企业采行某些政策的方法,必须是经济性的方法(如使用价格、税收等等)。
  中央计划应该顾及全局;它不只关心目前的运行,更应该包括几年的期间。中央计划的目标,决定着经济发展的全面方面,应该通过社会的积极参与而得出。
  社会对计划过程的参与和对计划的控制,应该通过国会、社会组织、地方自治组织以及各工会的公开讨论和决定来加以保证。这个控制应该关心到经济发展的全面方向、生长率、国民收入分为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包括社会消费的主要趋向),等等。这个社会控制也应该保障自主的社会化企业和家庭商业,使之不受经济和社会行政机构的命令限制。企业与中央经济权威之间的中间性联系,例如某些工业的部门,或是某些工业的企业联合会,应该大大削减。
  社会化企业应该被赋予决定自己的生产计划和方法的自由。在这方面,原料及其他生产零件的中央化分配,应该受到限制并最终废弃。自企业应自负盈亏,即是说,它们应该能够以所赚取的钱支付其支出。对它们的评价,应该基于它们的经济效率而非基于它们是否完成计划。一个企业应该有自由处置它通过更高的效率而赚来的资源,指定它们将用来作更多投资,特别是用来维持设备。
  企业如何运转、它的自主程度、它由社会如何管理,这些都要看企业的性质和规模。在新制度下企业能正常运转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市场非垄断化及相互竞争的生产者在某程度出现。
  价格制度的改变,对于“团结工会”来说将会是严重的两难困境。在改变的同时,也需要有工资补偿;此外,将需要使整个工会和一般舆论相信改变是有用的。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广泛的讨论。
  在新制度下,处于不同所有制形式下的生产单位应该有同样的法律和经济的条件来发展。社会所有的、合作化的、公社化的以及家庭所有的企业,应该在市场价格、供应、雇用和税收政策上都得到平等对待。尤其需要的,是取消所有加于家庭式农场和家庭所有的手工业和服务商店之上的限制。
  我国面对的其中一个主要经济任务,是基于波兰农业本身的力量,发展一个全国粮食方案,方案的要点必须包括:充分尊重个别农民对土地的私有,大量地增加提供给他们的农场机器、工具、化肥、及其他增加农产所需的物料。
  实行这类自由市场的计划经济,将会产生某些社会问题,而我们工会必须对这些问题采取明确的立场。
  工会认识到企业将有权在需要时改变它的雇员人数,但是,政府当局将仍要负责执行一个全面就业政策,虽然这政策不能再妨碍生产性企业了。政府必须拨出足够的金钱制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支付将人们从一个工业或办公室调去另一个经济活动或行业时的重新训练或调任费用;企业的自负盈亏,可能也会导致一些企业要裁员或关闭。可是,在这个情形,工会将会事先要求工人的利益得到保护。
  工人实际分离一个企业的利润,也有可能增加不同企业间工人收的差距。这点也是应该在工会内讨论的。
  广泛地采用企业自主制及依赖市场制度,可能会导致一些经济和社会困难(价格更高、就业问题、等等)。改革的过程因此必须加以密切注视,以便能消除将会出现的不正常情况。
  社会化企业被赋予自主权,就同时令到发展真正的工人自治成为可能——并且成为必需的。我们工会认为在社会化企业内成立工人自治组织,是经济改革不可或缺的一个内容。
  这些企业内的自治组织,应该有足够法律权力来作出关于企业的运转和经营的实际决定。因此,它们应该有权控制企业的资产,决定生产和销售的目标,选择生产方法和投资目标。它们也应该决定企业利润的分配。
  这些问题的特别解决方法,将决定于有关企业的规模和性质及其他情况。但有一点是特别必需的:工人自治组织参与对厂长的招聘和革职(通过竞争性考试、评价、或直接任命)。工人自治的问题应该成为工会内广泛讨论的题目。
  我们工会将会在社会上从属于工人自治组织,并将全力支持它们。但工会组织和自治组织之间必须有明确的分界,所基于的原则是:工会将主要是保卫工人的利益,而自治组织则将会代表并负责企业的经济和生产利益。自治组织必须在所有影响到工人的分发企业收入的问题上征询工会意见。
  工会认为经济改革应该尽量快速、全面和民主地实行。但我们特别认为改革不能推迟到我们经济已达到完全稳定之后。因此,必须快速起草一个纲领,停止经济衰落的趋势。为了令经济改革可以开始,也必须恢复工作的正常步伐和寻求真正合作的地方,例如改善企业的经济运转,找出最合适的自治形式,反对酗酒情况,等等。

3、社会政策的主要问题

  现在有一个危险,是1981年人民的生活情况将会变得更坏。而首先,外贸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我国不确定是否会取得今年所需的一百至一百一十亿美元的额外贷款,这笔款项中六十至七十亿要用来还贷款,三十至四十亿还贷款利息,十亿要支付目前的赤字。
  如果取不到这项贷款,生产可能会大量下降,对消费水平会有即时的影响。将国民收入的分配改变而增加消费(即减少投资增加消费)的可能性极为有限,因为不能再限制一些重要的非生产性范畴如住屋、医疗、教育等的投资。
  有一个威胁是消费市场会完全打乱。1981年人口的财政收入比1980年增长了,但制成品的供应并不满意。此外,1981年的农业收成可能不好,因为仍未能补充1980年消耗了的牲畜。实际来说,人口收入的总年增长将不会有相应的可供购买的货物的增长。

(A)国家对危机损失和改革的法律责任

  我们工会认为,国家要对危机的影响和对改革负上责任,无论经济改革是否保证了经济企业有真正自主或会采取什么形式。这是因为在实际上,国家直接组织了波兰的经济生活。保卫人民不受危机后果损害的义务落在国家及其机构身上,不管各工会和社会组织进行了什么活动;工会将以这个基础来评价国家机构。
  政府并未提出一个纲领来领导国家走出危机。国会最近通过的1981年的计划,并没有处理关键性的问题。早就应允了的稳定化计划仍未存在。我们工会和一般大众甚至没有收到关于经济状况的报告。这样的迟缓不行动肯定会令危机加深。政府应该立即提出一个纲领,领导国家走出危机,并将纲领提交全国讨论。
  面对当局的冷漠,我们工会迫于要发动本身的主动性。我们目标不是要取代政府。我们只是想在原则上指出经济和社会政策应该采取的方向——这个方向从劳动人民的角度看是有着根本重要性的,它同时会决定性地影响国家经济情况的许多方面。
  “团结工会”明白到国家经济处于真正危急的困境,因此,将不会在1981年提出重大的工资或社会要求。但它却期望:
  ■政府经济政策(尤其在有关工会最直接利益的问题上)的基础,将会在征询工会的情形下建立;
  ■政府将会致力于一贯地执行一个改革纲领,它将会保证未来有颇快速和平衡的经济发展步伐(我们将在下一节提出这个改革的一般原则);
  ■政府的经济政策将会不只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尊重以下原则——人民实际收入的平均水平将会保持,而优先会照顾处于最弱经济地位的人们。

(B)自由市场的原则

  签署了罢工协议七个月后,劳动人民的主要不满是市场灾难性和不断恶化的情况。空荡的商店橱架和商业用品货仓,令我们怀疑到工资增长的成果。越排越长的购物人龙和黑市的出现,破坏了家庭生活。
  在这个情形下,增加日用品的供应是必需的、不可少的。但现在仍未可能快速地改善所有配给物品的供应。在这个情形下,应该考虑和讨论两个即时解决方法的建议。第一个建议提出扩大市场调节的可能性(通过使用配给证);第二个建议是明确地反对实行和维持这个配给制度的。
  第一个建议认识到需要一个健康的市场,尤其是要支付农民的要求时将要改变批发和零售价格。但是,它视配给证为必需的不幸。在严重缺乏物资的情况下,不能以金钱为唯一方法去调节物品的分配。没有配给证,就会难于保证基本货物的最低限度的供应,尤其是对于收入低的人来说。
  第二个建议是反对将配给制度扩展到包含更多的物品,这个建议更提出快速消灭现存规例的可能性,因为实行配给证制度导致一些家庭囤集物品,另一些家庭则缺乏,而这制度也损害了工资作为诱导良好工作表现的作用。据这个建议,比使用配给证更好的调节市场方法,是使用厘订价格的途径,而每个情形都应在社会同意下实行。
  两个建议都应该在工会内广泛讨论。

(C)最低限度福利的原则

  我们要求在1981年能完全实现所有列于罢工协议内关于社会工资方面的政府履行的义务。我们尤其希望有很快速的行动,在工资、退休金和屋租方面在收入里实行社会最低标准的原则,另外扩大家庭津贴和处长分娩假期。我们却不想提出工资水平的新改变。
  特别重要的是,改革的损失不会以任何形式落在最贫困的公民肩上。要界定不同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人们的最低平均需要是必要的。这个最低额应该考虑到市场物品的供应、价格和消费情况而加以控制、调节。
  我们社会的贫穷情况不能容许扩大。我们应该坚持政府要保证波兰每一个人得到最低限度的福利,不论那人是工作还是不能工作。同时也需要的,是在这个最低标准下每一个活着的人都获保证有国家的经济和物质援助。工会本身将会监督为保证这个最低水平而支付的款项,也监督决定这笔款项的标准以及国家如何实行一个方案来保护所有公民的最低限度的福利。
  我们知道即使这样节制的方案,也会增加供应给人民的钱而没有相应的物品供应的增加(亦即通货膨胀)。但我们认为必须采取这些措施,因为这是人口中物质境况最差的一部份人唯一可以改善境况的方法。
  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需要记得,(虽然颇大量的金钱将会用来提高现在处于最低水平以下的人的生活水平,增加家庭津贴,延长分娩假期,重新订定租金和退休金,等等,)这笔款项只会代表人民手上的金钱的很小一部份。因此,取消这些方案只会极轻微地有助于市场的稳定化,而这点是会以牺牲物质情况最坏的人的情形下达到的。我们工会永不会同意这类节约。
  要正确地、实际地实行最低水平福利的原则,需要公众积极地参与这事件。
  与最低水平的问题有关的,是最高水平的问题。必然地,必须在收入水平上有限制,不能容忍超出这限度。在这方面,我们的其中一项要求,是取消1972年的法令,它给予特权的个人及家庭很高的退休金和津贴,这是违反我们的一般原则的。

(D)对危机的损失负上比例性责任的原则

  社会公义要求危机的损失和必需的改革的费用,平等地由所有公民分担,亦即按他们的收入比例。波兰这个国家的不同社会集团间的收入水平有很大差距,这就是为什么危机的损失应该多由高收入的人负担,少由低收入的人负担。工资和税收的增加制度也应考虑这点。
  没有人(不论他处于什么政府职位)可以不受这个原则约束。它应该在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监督下实行。鉴于每一个别职业有特别需要、愿望和传统,因此需要有详细的讨论。这首先意味着在执行这个正确原则的过程中,某些高资格、自我牺牲的专业工人必须不能被剥夺他们对自己价值的认识和对增加生产性努力的刺激。
  旨在恢复平衡的纲领的费用,首先应落在富裕的人们身上,尤其是那些因拥有权力而取得特权的人们。工会应该冷静地但坚决地坚持这个政策,因为在七十年代,开始了社会不平等的剧增,而有权位的人的特权膨胀到更大尺度。但是,正是这些人直接要对我国目前的情况负上责任。维持这些国家官员的特权,在社会上是危险的,在目前形势是极为不道德的。由于他们的特权,行使权力者与人民的日常实际脱离了。他们与社会疏离,无法了解社会的问题。
  鉴于经济局势和社会公义的要求,我们觉得有必要向当局提出以下的要求:
  ■在家庭总收入超过平均每月工资的情形下,采用普遍的、强迫性的、累进的税制,令收入趋于平均;
  ■对过高的财富(豪华汽车、渡假别墅等)抽税;
  ■限制统治架构内的官员享受。未经授权的物质特权(楼房、职用汽车、特别医疗服务、等等),公布架构内居要位者的收入和财产。
  上述建议的重新分配收入的措施,以及补助人们支付更高昂的物价的制度(只对物质情况最困难的人提供全部补助),将促使社会不再接受的不平等情况消灭,并资助最需要的社会方案。实行所有这些措施,将同时开启恢复稳定市场的道路。
  工会知道市场必须逐步加以稳定化,但这点必须尽快做到。我们也知道只通过增加生产和增加输往市场的货品,是不能达到这点的。物价上扬是无可避免的。我们已考虑了这点。但物价上扬可以导致实际工资的下降。
  这个情形令工会采取一个立场时遇到困难。国家应对收入属于最低的人实行全面补助。可是,对于收入属于平均水平的人,即大多数情形,就必须考虑两个选择:或是补助部分的生活费的上涨,这样会改善市场的稳定,或是给他们全面补助,因而加剧市场情况的严重性,令危机的终结要延迟。这两个解决方法应该在工会内广泛讨论。
  当然,对奢侈品以及烟草、酒类的价格的上涨,是不应提供补助的。
  决定补助价格上扬的问题,必须按照罢工协议上的有关条文,以全面的方法实行。这个补助的制度,应该与工会一起详细制订,并提交公众讨论,因为补助更高生活费的任何一种计算和支付方法,要能得到社会接受并产生效用,都要看人们是否对最适合他们的方法有所选择。

(E)普遍就业权

  劳动力市场的初步困难已显现,随着危机的恶化,我们可以预见某些地方和某些人口的部份出现失业。我们必须记着,在实行经济改革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问题将会是特别困难的,需要工会致力于与工厂厂方和中央经济当局紧密合作。
  失业问题将要求企业与中央经济当局分工合作。一方面企业将会有权改变它们所需的雇员人数,同时中央当局要负责保持整个劳动大军能全面就业,方法是推行制造新职位的积极政策,筹款支付工人的重新受训和对被企业解雇的工人提供援助。同时,必须开启重新调整就业的方案,由国家资助,但要得到工会的同意和受工会控制。
  同时,一个重要的但很困难的问题,是为从各种学校毕业的学生提供合适的工作。这就需要分析如何利用有资格的工人,将未受正当训练的工人取代,谨慎地调任有经验的工人,保证在全国平面工人更大的动员,等等。今年和来年一个特别的困难,将会是从职业学校和工业学校毕业的年青人所面对的局势。
  上述建议的实行,可以是严重的紧张甚至社会不公义的源泉,需要特别的专业人士有事先的考虑和讨论,也要看各特别范畴的就业困难有多严重。工会也应该考虑是否应该或需要以其权力来筹划一个广泛的、长期的调整就业方案。

(F)改善劳动情况

  进行经济改革以导致自主的企业能脱离命令制度而成立,必须同时有步骤去达到劳动大军工作条件的基本的改善。目前,很大部份的工人的工作条件是令他们紧张甚至健康有危险的。企业应有义务将它们的资产摊提和发展基金的一个比率用于改善工作条件。这个比率应该由工人自治组织决定,最低水平应由法律界定。
  关于在工作间被健康监督机构发现的无数有损健康和安全的情形(有毒剂、尘埃、噪音、高温等等),必须要求波兰认可国际劳工组织1977年第148项关于保护工人免于污染空气、尘埃、震荡、拥挤等条文,并要求现存的波兰条例(它们根据该协议的条文来保护工人)得到严格遵守。
  要恰当地组织企业和整个经济的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缩短工作时间。这会提供一个强烈的刺激,令企业更有效地组织起来,并鼓励工人更有效地工作。在下一次谈到缩短工时的阶段时,将必须要求企业和经济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制订具体的计划,达到组织上更大效率,以及实行技术措施缩短工作日的小时。

(四)对未来的保证
1.法治

  我们视为基本重要的,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及政府与公民之间恢复对法律的完全尊重,以及在公众生活中恢复自治制和公开性。达到尊重法治,是‘团结工会’与政府当局建立正常合作所不可少的,也是要寻求解决波兰今日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所不可少的。
  法治表示法律应该表达社会的利益和意愿,而当局与公民都应该受到法律的约束。没有人可以站在法律之上或之外。法律观念应该统治着国家、行政和经济机器。公民及其组织也必须受制于这些观念。人人在法律面前都应该是平等的。公义应该对每个人都一样,不论他们所居的社会地位或官阶如何。
  法庭必须恢复它们作为极重要的组织的工作:评断不只公民之间的纠纷,而且是公民与其组织及国家机构之间的纠纷。由于法庭是独立的机构,我们视它们为公民权和公民自由的天然保护者。
  执行公义时,需要遵从以下的一般要求:
  □扩大法庭的司法权,使它们可以裁决侵犯公民政治权利的问题(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
  □成立一个立宪法庭,使宪法权利成为极重要的和得到尊重的;
  □委派一个国家审裁庭,审裁犯了滥用权力、危害国家或导致重大损害的在高位者。
  我们支持一种舆论要求,就是法庭应该裁定关于行使预防性拘留措施的问题。我们也认为有需要加强检察官对控方的监督,以便能有效地保护被告的权益,尽管现行程序保证了法律在诉讼初期保护他们。我们认为检察官应该附属于司法部,并像政府一样受国会控制。
  我们声明我们赞成法官的不可变换性,赞成取消备受抨击的制度:最高法院法官任期是临时性的,这点违反了司法独立的原则。要有这类独立的另一必需条件,是要恰当地选任各种法庭的顾问。目前委派法庭顾问的方法,并不保证选任是恰当的。我们认为法庭顾问应该通过普选选出,地区性和地方性的顾问也同样普选选出。
  公义的执行应该惠及所有人。因此,有必要取消法庭收费的盈利性质,消除司法部尽量替政府增加收入的倾向。
  法治要求除了法庭的监督外,还有整个社会对公安机关活动的监督。国会和人民代表会(按:地方政府机构)应该经常性地进行关于这些机关的活动的公开辩论,同时也需要保证社会检查判刑的程序及工会控制囚犯的工作条件的程序。
  我们要求工会自由的全部范围写在法典上,这些自由在政府认可有关的国际协议时已加以承认,它们包括罢工权利、工人用其它手段争取其合理要求的权利等。我们也坚持农场家庭所有制的不可侵犯性。
  如我们上述,由于法律应该表达社会的利益与愿望,因此获授权通过有法定地位的法律和决议的代表组织,应该从真正选举中取得权力。我们认为应该有新的国会和人民代表会的选举法,这些法律要保证组织及公民团体有权提名候选人参选为代表和议员,选民可以自由作出选择选出他们的代表。
2.公众生活的公开性和新闻报刊审查制度

  除非公众生活以公开形式进行,否则不可能有效地保卫劳动人民的利益及其它形式的公民活动。其中一点就是批评和发言自由;另一点是公民能自由取阅国家文件并有机会发表和刊登其意见。
  有关键性的是当局要公开运转,不能用官方秘密的屏幕掩饰一些错误的、自利的、非法的甚至是罪恶的决定。
  如果要限制这些自由和公开性,就只能是为了保卫合法地界定的社会一般的中心价值和利益。例如:反对发表一些冒犯社会的道德和宗教感情的言论,赞成保护国家秘密,反对发表会破坏国际联盟的意见。
  我们有必要以法律界定新闻检查官干预的可容许限度,令他们受到司法控制,并在界定检查官职权的条文上,加入意见可容许发表的原则。
  在对新闻检查作限制的同时,必须保证公众可使用政府拥有的传播媒介如电台、电视、出版社等,并提供设备以使所有合法组织可以进行本身的出版活动。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台和电视,应该受到社会的控制。
3.选拔官员的基础

  到目前为止,人事选拔的程序仍未能确保能恰当地选拔担当领导地位的人,现在的领导地位是全部地、合法地留给了党员。党机构对这些任命有最后决定权。这个情况限制了公民的权利,因为在填补领导位置时极大多数人受到歧视。社会对这些任命也没有任何影响力。许多领导地位由一些既无能又不在工人中享有威信的人霸占了。这就导致我们文化(广义的)及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
  在这个情况下,很重要的是领导职位要尽快让所有恰当专业资格的人取得,另外要让社会对这些职位有控制权。在这个情形,行政职位应由有能力的人填补,他们要得到企业劳动者的承认。命名法原则只可以在有关政治职位的情形下才应用。(按:‘波兰统一工人党’以此维持它对社会重要职位的控制。这是一张名单,党委在选任全国性、地区性和地方性重要职位人选时只从这个名单挑选。这个名单上有约二十万个名,包括党员和亲党的非党员。不在名单上的人,无论如何资深,也不会被选任。
4.地方政府——‘人民代表会’

  我们支持主张真正地方自治政府的行动;我们特别支持主张司法行政自主的行动,这是司法独立的必要条件;我们也支持主张高等学校自主、专业学院自治的行动,这是造成科学思想不受干扰地发展,新一代专家得到全面教育的条件。我们在独立学生运动中看到一个真正的社会力量,它在将来民主的体现中将会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因素。工会也表示支持文艺、科学、社会、文化、宗教及其它组织向往完全自由行动的愿望。
  另一个问题,对全国有着基本影响的,就是要向波兰的农民保证他们有全权成立一个独立的、自行管理的工会运动,享有如我们工会一样的权益。我们将会支持农民争取权利的斗争,给他们全面的法律、组织及其它援助。
  最后,合作社组织是自治政府一个重要形式,它们在我国已有深远传统。它们应该名实相符。
  到目前为止,公民在实际上并没有影响地方政府机构‘人民代表会’的组成的任何权力。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人民代表不用争取选民的支持,因而并不充分地代表选民的利益。因此到现在为止,‘人民代表会’不但未能采取适当行动应付对本区人民攸关的问题,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容忍了贪污、非法特权、亏空公款、浪费等。
  我们工会以其对劳动人民最好利益的了解为指导,觉得有义务呼吁政府改变这个事态。我们必须特别强调以下几点:
  □改变选举‘人民代表会’的选举法,令到可以从几个候选人中真正能选择一个代表。
  □接受一个原则,就是任何人只要取得公民的支持,就可竞选‘人民代表’。
  □在今年年底之前举行‘人民代表会’新的选举,制订新的民主化的选举法。
(五)工会生活
1.工会的地区性和行业性结构

  我们工会并未建立起一个全面的组织结构,但即使今日已可以说它的基本原则已建立——地区性的联系,确保区内不同行业和不同工厂的劳动人民有相互的帮助和团结。工会的地区性结构,保证了对工人利益的最好保卫,提供了与全面性、地区性、地方性和工厂层面的当局和行政者协商的最佳条件。
  然而,工会也充分意识到各行业或职业有其特别需要。因此,在地区性结构之内,已成立了行业性支部,它们包含了基于特别行业的工厂工会组织,或是基于一种工业的跨厂组织。它们在地区层面成立统筹性代表会或委员会,在它们发动下得出该行业的全国性权力。以这个方式,每一范畴的工人的利益和需要都应该得到有关的工会地域性单位的保护。另一方面,行业性或职业性委员会从属于工会的地域性和全国性组织,就确保了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得到保护。
  在充份地组织这些支部和委员会,并制订出它们与工会主要领导机构(地区性和全国性组织)之间的恰当关系上,工会面对一个大问题。
  支部的主要任务,包括在草拟集体劳工协议及其它有关某一行业工人的问题的文件,此外是在关于专业资格、健康危险、安全和工作环境等问题上发动行动。在某些情形,地区性工会当局也可能授权行业性或专业性支部执行其它工作。在工会日常实务中,行业性和职业性问题引起非常强烈的情绪,一方面是由于以往工会结构的传统,另一方面是由于眼前的需要。因此,关于支部与工会领导的恰当关系,分工及各负的任务的范围,在行业性和职业性支部中成立领导组织的方法,等等问题上,急切需要广泛的讨论。
2.工会民主和活动的主要原则

  我们要工会是独立的,而我们清楚这点意味甚么。我们要它是自治和民主的,是将民主扩展到全国公众生活里去的泉源。工会的规章和实际工作,应该能反映界定我们工会民主和活动的性质的原则。
  首先,工会的所有成员是平等的,每人有同样的权利和一张选票。每人有权自由发表关于工会事务的意见。没有任何会员比另一会员优越或低微,尽管他们执行的任务可能临时给予他们以其它会员之名作出决定的权力。
  第二,工会领导层的目的,是服务和代表会员。工会每一名全职职员只不过是由他或她的选民授权的代表,去服务选民及整个工会。他们必须向会员提供已采取了和为甚么采取某些决定的经常性、全面的资料。他们也可能会被撤除一些职位,如果这是他们的选民所要求的话。
  工会不能有效地运转,除非它获提供必需的全职职员、办公地点和技术设备。可是,国家和工会的困难物质情况,和以前的‘工会中央代表会’(按:即‘团结工会’成立以前由党控制的工会组织)的坏经验,使我们在达到这些需要时要保持某种节制。工会的财政有必要尽量节约。全职职员的工资不能高于国民经济中其它的工资水平。
  第三,工会的生活是基于公开性的。工会的正式活动的平等性和代表性,只有在工会内所有平面都是公开活动的情况下才有真正意义。尤其是,与政府及与(国家)雇主的代表进行的所有谈判,都必须公开地进行。每一工会成员必须有机会阅读工会领导及其组织的文件。他们必须反过来利用所有可能途径尽量通知其它成员真正的问题的所在和所采取了的措施。
  在这里,工会组织和工厂圈子有一个特别的角色要扮演。他们的任务不但是提供关于工会领导的立场的资料,而且是关于个别组织的立场及它们所进行的活动的资料,这样可以取得关于工会生活的尽可能全面的资料。
  第四,工会的行动是集体一致的,是基于团结原则的。这是每一自治的工厂组织奉行的所有劳动人民行动上一般是团结的这个思想的基础。这点最清楚见于罢工中,这时每一工厂或地区都乐意互助。
  这些广泛的团结的联系,在我们工会铭刻了特别的印记。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决定响应其它人的利益而行动。要保持这个团结性,需要代表着不同工业和不同地区的工厂组织(不论它们属于工会那个地域性领导机关)经常的合作和交换消息。
  第五,工会成员受到它的共同协议的约束。工会的章程和工厂大会的决议对组织的所有成员是有约束性的,即使他们投了反对票。遵守由民主作出的决定是必需的,即使违背这些决定可能会带来一时的益处。在工会内部,法治——通过我们的章程和各种建立我们明确的内部合法结构的决议——是要取得有效行动和民主所不可缺少的。
  这并不排斥了批评和辩论。相反地,批评和辩论是一个健康的工会的标志。这种经常性的批评,是为了控制工会及其个别组织的活动所极为重要的,但由这些批评所导致的改变也应该按照民主原则执行。
  我们工会生活要遵守上述原则并不是简单的事。在一个受着经常威胁的不稳定的局势下,对集体行动的需要有时可能会倾向于需要置效率于民主原则之上。但在实际上,工会的实力在于它的民主,任何行动上的纪律,都不及一些全面地参与作出决策的人的团结更好。因此我们不能容许一个被围攻的心理强加我们身上。相反地,正是公众生活中这个缺点是我们斗争反对的。
  第六点,也是最后一点,工会利用不同的斗争形式来达到工人的利益。这些包括干预工人和雇主之间的纠纷,向政府和雇主提出要求,组织和领导群众抗议行动,等等。可是,罢工扮演了一个特别的角色。我们不能忘记罢工不只是最后的一种手段,而且也是工会的慎重和团结的考验。因此,我们在号召罢工时,必须有很好的理由,而必须让社会看到这点。此外,在关于罢工所可能引致的社会代价方面,也必须有足够的理由支持罢工的进行。
  作为指引,几个原则是必需的:
  (A)罢工要有效,同时要尽量导致最少的代价;
  (B)罢工必须得到社会本身的支持。在这方面,关于罢工的理由资料必须广泛传散;
  (C)重要的是有选择地利用罢工,挑选一些地区是罢工令国家雇主最痛苦但令人民尽可能无痛苦的。罢工应该豁免那些提供人民即时需要的经济部份。
  另一个工会斗争的重要成份;是与厂方或政府的谈判。在这些谈判中,有必要从最开始就作好谨慎的准备,知道目标是甚么。假如如经常所不可避免的,是有妥协的话,最重要的是不要让它们导致工会内部有争论,而是令组织更巩固,以准备将来争取目标的斗争。
  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机构和活动形式,保卫工会民主。在处理工会事务时,工会报刊和出版工作不能受到工会领导方面的新闻检查。它们必须成为经常提供消息和批评缺点(缺点肯定是不可能避免的)的泉源。
  我们也必须务使工会内消息的流通是朝向许多方向的,向下层组织和会员提供着经常的、快速的、详细的关于上层组织所作的决定和行动的消息,也向上层提供着经常的关于会员的需要和意见的消息。同样必需的是在工厂和不同地区的个别工会组织内散发消息。
3.工厂组织的主要职责

  工会生活的基石,是自治的工厂组织。较高层的工会组织,代表了各工厂组织,在与每个工厂劳工工会经常的协商下作出民主的决定。地区性或全国性领导机构只是在对所有工会成员都有影响的问题上作出决定。
  因此,每一工厂组织必须制订自己的行动纲领。这样的纲领包括四个主要问题:
  1. 保卫在职工人的权利、尊严和利益的行动。这是联系于对工厂及其特别机构的管理的控制的。这点要求对工作条件有不断的控制,对关于工资、晋升、调职、补偿、津贴、假期等等的决定上有监督。
  工厂组织为保卫本身成员和维护所有工人的利益(不论他们是否隶属工会)而行动。它们也尝试促进工友间友好的关系,并试图发动他们有效率地组织其工作。
  2.提供工会会员及其家人的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
  工会组织应该筹划不同有社会活动,目的是巩固各工会支部之间的团结友好,培育工会会员的个性。与其它工厂组织或专门工会机构合作组织体育、康乐、教育和文化活动是必要的。这些共同的经验,可以令人们更接近,预备好在威胁形势下,当时势需要他们为保卫权利而激烈斗争时,他们会联合行动。
  在自治架构内,每一个工厂组织必须发展执行这些任务的本身的方法。这些问题与保卫经济利益是同等重要的。这就是为甚么我们工会投身于培育劳动人民的个性、帮助他们发展精神和家庭生活这个目的。因此,工厂组织应该鼓励业余体育和文化活动,应该尝试叫工人参加大学课程,并可能的话扩大课程的范围。它也应该安排一起过假期和旅行的空间时间,和庆祝工会假期的不同形式。
  3.有必要进行一个全面的讨论,看怎样支付工会工厂组织职员的工资。所有(或一部份)可能由企业支付,企业在法律上有义务豁免从事工会职务的雇员不用做企业工作。这个解决方法可以为工会省下可观的财政支出,可能会在法律上迫企业实行。另一个解决方法是由工会财政上支付个别工厂组织的开支,这个方法会强调了工会的绝对独立性。由工会工厂组织雇用的工厂工人,将会向厂方申请无薪的假期。
  假如是采取第一个解决方法,即抽用工厂的全职雇员来为工厂组织工作,就有必要也决定这些全职职位是否全部只留给工会职员(秘书,会计,关于工资、健康、安全问题等的专家,法律顾问等),还是也可以被选出的工会活跃分子。
  4.控制工会组织的更广泛的活动和与其它工厂组织的合作。每一名工会会员都有责任使到他或她的代表的行动,是按照会员的利益和工会的民主原则的。有不正常行为时,批评是必要的,甚至可能需要因不良行为而革除工会职员的职务。
(六)结语

  “团结工会”是革新过程的主要保证者。波兰没有任何其它社会力量能取代它这个任务的地位。在从事革新的道路上,我们必须有决心,必须随时预备作出牺牲。或是‘团结工会’能改变它的社会环境,或是旧制度会将它的准则和目标强加在我们身上,削弱我们的努力,最后吞噬了我们,因而消灭革新的希望。
  我们已选择了的道路是不可以后退的了。我们只能前进,迈向我国完全的革新。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8卷第8期,总第56期;第9期,总第57期)

2011年8月21日星期日

团结工会与波兰剧变大事记


本大事记是根据戈铭、Naomi Klein、水泥、老巴等文章材料整理而成
1956年6月,波兰西部城市波兹南的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和降低赋税等,派代表团去当地市政府和华沙的中央机械工业部请愿,结果未能如愿,引发了骚乱,造成至少75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的“波兹南事件”。
波兹南事件后,1956年10月主张改革的哥穆尔卡复出担任党的第一书记。11月,颁布了工人委员会法。工人委员会的职权包括:制定企业生产计划,规定劳动定额、工资等级和奖惩办法,监督企业行政等 。各工厂相继建立了工人委员会,作为选举产生的工人自治机构独立于其他组织并具有参加管理以及制定生产计划的权力。但是时隔不久,在国际共运对“现代修正主义”批判的影响下,统一工人党“三大”决议也认为,“在目前阶段,修正主义是党的主要危险。”从此,哥穆尔卡逐渐停止了改革,并逐渐实行个人集权专断。波兰党仍然主张“工会应当首先集中注意改善经营状况,节约原料、动力和燃料,改善劳动组织、正确地使用劳动力和配置干部,实行切合实际的工资政策,反对盗窃和舞弊,改进劳动纪律,推行辅助性生产。” 在企业中恢复、扩大了党政领导的权限,缩小工人委员会的作为并将其划归党委,使工人委员会变为生产咨询机构,工人自治工会名存实亡 。这样,工会基本还保持着原有行政机关的职能定位,没有深化和扩大工会在维护职工群众利益上的职能。工会错位的职能与工人群众的实际需要之间的矛盾仍然扩大着、积累着。
1970年12月,因农业歉收造成严重经济困难,政府决定提高某些食品和日用工业品的价格。12月14日,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数千工人罢工抗议提价,罢工迅速扩展到许多城市并演变为动乱。在动乱中,有40多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史称“十二月事件”。“十二月事件”进一步暴露出工会与工人运动的脱离,这时许多人曾经提出过一些扩大工会和工人自治委员会的责任和权力的要求,但党和政府并未满足这种要求,反而“扩大了代表国家利益的那些机构的特权”。如1972年新成立了劳动、工资和社会事务部,负责管理所有涉及就业、工资、劳动组织和劳动条件的事务;另外一些政府法令扩大了企业领导人在增加工资、招工和内部劳动组织等方面的权力。这些措施进一步减少了工人在政治和工业战略方面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权利。“十二月事件”后,政府撤销了提价决定,并解除了哥穆尔卡在统一工人党的第一书记职务,盖莱克接任第一书记。“十二月事件”的另一后果是,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罢工领导者如瓦文萨等后来成为团结工会的主要领导人。
为避免类似事件的重演,统一工人党在1971年12月“六大”上通过了“高速发展战略”,提出借助外资和西方技术,实行高速度、高积累、高福利政策,“再建一个新波兰”。该战略实施后几年内由于内外条件都正好比较顺利而得以成功实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比较快。但是该战略脱离了波兰的国情,使社会购买力大大超过劳务和商品供应量,出现消费品严重短缺,市场供求十分紧张。此外国家大幅度价格补贴还给财政造成巨大负担,一旦西方借债国发生危机,资金链断裂,波兰必将一同陷入危机。
1975年,西方遭遇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不巧的是波兰连年农业歉收,而且外债太多,与西方同时陷入经济危机。政府别无他法就重走提价的老路,决定从1976年6月26日起提高食品价格50%,但遭到群众强烈反对,政府只好收回成命,改行凭票供应制度,但这一制度又滋生了严重的腐败和投机,使政府和官员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不断下降,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执政基础开始动摇。
由于无法克服经济危机,1980年7月政府再次宣布提高肉类价格40%-60%,这一提价成了波兰战后最大的一次社会危机的导火索。8月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自70年代“十二月事件”后再次掀起罢工。在这次工潮中,原来的工会由于严重脱离工人群众,没有什么作为,陷入瓦解。工人们自发成立了“团结工会”,并宣布独立自治,成为政府公开的反对派。“以瓦文萨为首的主席团领导的厂际罢工委员会的组成和21点要求的提出(8月17日)标志着历史性的突破。” 21点要求成立“独立于党的自由的工会”;要求保证工人罢工的权利;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等等。对政府的不满和改善经济状况的迫切要求使罢工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面对着日益严峻的国内局势,政府不得不与罢工委员会展开谈判。8月31日,罢工领袖瓦文萨与政府签署复工协议,政府同意在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对国家的领导作用和波苏同盟等条件的前提下允许成立“新的、独立的自治工会”。1980年9月17日,独立自治团结工会(简称团结工会)宣布成立。
1981年9月5日,在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瓦文萨当选为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通过的《纲领决议》明确提出“不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要“改建国家机构”,“打碎现行经济组织结构”。至此,团结工会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走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会后团结工会更积极地组织罢工,号召工人“走上街头”。1981年波兰全国爆发各类大小罢工2500余次。团结工会成立后很快就发展到950万会员(当时波兰人口为3700万,有权加入工会的人数为1200万),统一工人党300万党员中有100万人加入了团结工会。
为解决团结工会这一棘手问题,1981年12月13日夜,波兰人民共和国宣布实行“战时状态”(即军管)。救国军事委员会拘捕了团结工会的大部分领导人,对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实行软禁。1982年10月8日,波兰议会通过了新《工会法》,同时宣布取缔团结工会,从此团结工会的活动转入了地下。
对团结工会给予密切关注的美国,立即宣布对波兰进行经济制裁。据波通社报道,制裁给波兰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150亿美元。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始终在关注着波兰局势,为了达到颠覆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目的,更是不遗余力地扶植团结工会。1983年10月,诺贝尔奖居然授予瓦文萨和平奖。1987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给团结工会100万美元津贴。
波兰是欧洲国家中天主教势力最强大的国家,90%以上的人口信奉天主教。为了利用天主教在波兰的特殊势力,在西方别有用心的支持下,1978年,历史上第二次不是由意大利人担任西方天主教的教宗,而是波兰人成为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这在笃信天主教的波兰掀起了狂热的宗教热情。这位教皇领导下的梵蒂冈也表示支持团结工会,保罗二世宣称:“组织工会的权利是人们固有的,是上帝给的,不是国家给的。”
1983年,波兰局势已经稳定,为解除西方制裁,政府宣布取消战时状态,实行大赦,释放被拘留人员。从1983年到1986年,波兰政府当局实行了四次大赦,释放了所有的政治犯。瓦文萨在西方和教会的支持下有恃无恐地积极活动,力图恢复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并以夺取国家政权为要务。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波兰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1987年通货膨胀率为26%,两年后增至100%。1988年外债高达395亿美元,相当于全年国民收入的40%, 已经到了无力偿还的地步。农业生产连续两年滑坡,市场食品短缺极为严重,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在此情况下,政府又决定大幅度提高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仍然遭到工人群众的普遍反对。1988年4月到9月,利用群众对提价的反对,在团结工会的暗中策划下,波兰爆发了自1982年以来最严重的罢工浪潮,团结工会借机要求恢复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西方国家与教会也一唱一和表示对团结工会恢复合法地位的支持。
戈尔巴乔夫1985年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87年提出“新思维”,强调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这对波兰党在理论上产生重大影响。苏联1988年起停止向波兰贷款,要求波兰从1990年起归还欠苏联的债款。这对本已十分困难的波兰经济无异是雪上加霜。
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影响下,企图通过政治多元化来平息危势。1988年6月,统一工人党中央倡议举行圆桌会议。1989年根据波兰统一工人党十中全会精神,同年2至4月举行了有各党派、社会团体与组织、教会和“建设性反对派”参加的圆桌会议。圆桌会议最后以政府实行重大妥协为结果签署了《有关工会多元化问题的立场》、《有关政治改革问题的立场》、《有关社会和经济政策及体制改革问题的立场》三个文件。在这些文件中,虽然团结工会也作了一些让步,但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政府却作了更重大的让步,即承认团结工会重新登记后作为全国性合法组织存在;工会独立存在;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变革,实行议会、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原则。实行总统制与议会两院制,政府将吸收“建设性反对派”参政,进行非对抗性议会选举,并确定提前于当年6月举行议会大选。选举的结果由自称代表工人利益的团结工会获胜,并组成了以它为主体的“联合政府”。
团结工会先迫使波兰统一工人党同意团结工会的核心顾问马佐维耶茨基出任总理,组织政府,后又逼迫波兰统一工人党同意提前进行总统普选。在普选中,瓦文萨则以绝大多数票当选总统,波兰统一工人党丢掉手中的全部权力。12月9日,波兰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决定将波兰人民共和国改名为波兰共和国。
团结工会上台后,先是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1989年12月9日),取消宪法中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提法,以“改变制度”。接着于1990年初提出经济纲领,要求实行市场经济,出售国家资产,实行股份制和私有化,允许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波政府高级官员承认,纲领的目标是在波兰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同时,取消工厂企业中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基层组织,并以军队和内务部“国家化”、“非政治化”为由,夺取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波兰统一工人党丧失政权后,党内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并处处受团结工会的打击排挤,在政府中的领导人及党员遭清洗,党的财产被没收,处境极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于1990年1月28日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结束自己的活动。团结工会就这样推翻了社会主义波兰政权。波兰剧变犹如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在团结工会的影响下,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动力量纷纷群起而效之,在西方的暗中支持下,从堡垒内部实现了帝国主义分子们朝思暮想的和平演变目标,人类向共产主义进发的道路因之而遭遇了迄今为止最严重的挫折。
选举胜利后的整个夏季,团结工会政府因为举棋不定而瘫痪。旧秩序崩溃的速度和选举突然大胜本身就是休克:在短短几个月内,团结工会的活动分子从逃避秘密警察追捕,变成要为同一批特务的工资负责。这时候他们还面对另一个休克,就是发现他们几乎没有钱支付工资。团结工会非但无法建设梦想中的后共产主义经济。反而得挑起避免经济彻底崩盘和可能爆发大规模饥馑的挑战。
团结工会的领导人知道他们想终结国家对经济的钳制,但不知道该用什么取代它。对这个运动激进的中坚分子来说,这是考验他们经济计划的机会:如果国营工厂转型成工人合作社,它们有可能在经济上继续存活——工人管理可能更有效率,尤其是省去党官僚的额外开支后。其他人主张效法戈尔巴乔夫当时在莫斯科提倡的渐进转型策略——慢慢扩大货币供需原则实施的范围(更多合法商店和市场),结合以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体制为典范的强大公共部门。
IMF深知情势愈恶劣,新政府接受完全转型为放任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就愈大。因此IMF任由波兰在债务和通货膨胀的泥淖愈陷愈深。
在这种背景下,当时34岁的萨克斯开始担任团结工会的顾问,牵线人是亿万富豪金融家兼外汇交易人索罗斯(George Soros)。
“萨克斯计划”比加诸玻利维亚的还激进:除了一夕间取消价格管制和削减补贴外,萨克斯计划主张把国营矿场、造船厂和工厂卖给民间业者。萨克斯确实有可能提供钱。他协助波兰与IMF达成协议,取消部分债务并取得十亿美元以稳定货币——但这些,尤其是IMF的资金,都严格地以团结工会接受休克治疗为条件。波兰变成弗里德曼危机理论的典范。
在90年代初期,巴尔舍诺维奇的“特殊政治期”理论,让华盛顿的经济学家相当感兴趣。这并不奇怪:波兰宣布愿意接受休克治疗只有两个月,就发生了即将改变历史的事,并因而吸引举世对波兰实验的重视。1989年11月,柏林围墙在欢欣鼓舞中被拆除,整个城市充满对各种可能性的期待,MTV旗插在瓦砾上,仿佛东柏林是月球表面(译注:美国MTV公司1981年播放的第一部音乐影片里,以剪接技术把航天员首度在月球表面插的美国国旗换成MTV标志)。突然间似乎整个世界都过着与波兰人一样的快转前进式生活:苏联濒临解体,南非的种族隔离岌岌不保,拉丁美洲、东欧和亚洲的独裁政权接二连三垮台,从纳米比亚到黎巴嫩各地的长期战争纷纷结束。在世界各地,旧政权一一凋零,新政权从虚空中升起,但还未成形。
在短短几年内,似乎半个世界都处在“特殊政治期”或“转型期”(90年代解放的国家被如此形容),悬吊在一个介于过去和未来的存在中。美国政府里所谓民主促进机构的领导人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说:“在1990年代上半,‘转型国家’的数量大幅增加,有近100个国家(拉丁美洲约20个,东欧和前苏联25个,下撒哈拉非洲30个、亚洲10个,以及中东5个),处在从一个模式转向另一个模式的急遽转型期。”
在芝加哥学派的圈子吗,混搭拼凑型意识形态的讨论遭到公开嘲笑。波兰已清楚显示,这种混乱的转型期打开了一个窗,让果断的人得以迅速行动以进行激烈变革。现在正是把前共产主义国家改造成纯种弗里德曼主义国家的大好机会,而不是杂种的凯恩斯式妥协,弗里德曼曾经说过,关键在于在所有人都还在问问题和重估情势时,芝加哥学派的信徒已准备好解决方案。
1989年纷扰不安的冬季,福山告诉听众。共产主义的崩溃“并未导向‘意识形态终结’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合……而是经济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全面胜利”。终结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历史本身”。
在1989年社会主义制度垮台后,波兰工人阶级得到了什么呢?  
他们得到的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化进程中巨大的失业率:1990年波兰失业人口为27万,到2003年1月,这一数字竟猛增至332万。他们得到的是波兰所谓民主政府所采取的极端自由的政策所导致的生活在社会最低保障之下的人口成倍增长。1989年,生活在社会最低保障之下的人口比例为15%,1996年达到47%,2003年则高达59%。重要的是,团结工会的原动力——工人阶级发现他们被剥夺了政治代表权,成为失意沮丧的旁观者。没有组织机构,没有左翼的领导,许多参加运动的工人开始转向天主教教义。他们把拒绝资本主义与推崇威权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对历史的理论解读紧密结合起来。
1990年,他成为波兰共和国首任民选总统,一个”带着斧头的总统”–坚决、强悍、简单,不兜圈子。
1995年,瓦文萨竞选连任失败。
2000年,瓦文萨再度竞逐总统,只获得1.01%选票。
从2006年1月开始,瓦文萨成为格但斯克电视台半月一期的电视节目——《与瓦文萨钓鱼》的嘉宾主持,该节目是波兰格但斯克省电视台的谈话节目,每集20分钟,瓦文萨面对电视镜头讲解鱼竿的式样和垂钓的方法。偶尔钓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他就抓在手里,讲解鱼的品种。须发皆白的瓦文萨得意地告诉观众,自己曾钓过超过20公斤的鱼,但他并不想钓这种大鱼,太累,他更喜欢轻松悠闲地垂钓。瓦文萨后来说,他早在1980年就已经知道波兰必须建设资本主义。 
这究竟是谁的罪过?
是号称国内工人阶级政党波兰共产党。他们在掌权后辜负了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信任,蜕化成了一个官僚集团。是以瓦文萨为代表的那些为了个人野心而背叛工人阶级利益的团结工会的领袖们。工人们把他们推上了万众瞩目的舞台,指望他们为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而战斗,但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很快便权欲膨胀,为了个人的政治野心不惜出卖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在汹涌的反共潮流中很快便找好了自己的位置。
至于那些主要由右翼知识分子组成的,被团结工会奉若上宾的”顾问”们,他们以自己的所谓名望和身份骗取了工人阶级的信任,他们是有计划有预谋的一步一步把团结工会引向邪路的主要角色,他们当然是工人阶级的最阴险最凶恶的敌人。工人阶级没有能够及时看清他们的真面目,这是工人阶级政治觉悟、政治斗争经验长期得不到锻炼的恶果。
团结工会的悲剧已成事实,而今山雨欲来,中国工人阶级又将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右翼势力已经在策划着让工人阶级充当炮灰,以实现他们”变天”的梦想了。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捍卫者也应当赶紧行动起来,为避免未来的中国工人运动重蹈团结工会的覆辙,为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而斗争。

2011年8月19日星期五

歐洲共產獨裁政權的瓦解


第三節 歐洲共產政權的瓦解

   蘇聯的政治改革
一九八五年出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的戈巴契夫,目睹十餘年來蘇聯經濟成長停滯,人民生活無法改善,他以在黨政機關服務長達三十餘年的經驗,再加上深入研究的結果,認為此一現象所以形成,實與過去蘇共僵化獨裁的政經體制,壓抑了人民的工作意願有著密切關聯,因此在一九八六年間即公開提出「民主」和「開放」兩大原則的改革計畫,以期將蘇聯改造成一個經濟繁榮、政治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
  戈巴契夫此一改革計畫提出後,中間經過各界人士的熱烈討論,獲得大多數人民的贊同,再經過蘇共全體代表大會及最高蘇維埃的數次集會討論規畫、制定有關法令等過程,直至一九八九年三月蘇聯才第一次舉行全國公民投票,選舉由2350名人民代表,組成人民代表大會,其中有不少非共產黨員當選,這是蘇聯邁向民主的第一步。
  一九八九年五月蘇聯第一屆人民代表集會,除了修改蘇聯憲法中原有不合時宜的條文如黨禁等以外,並訂定總統選舉法等;一九九O年,人民代表大會始選出戈巴契夫為蘇聯首任總統。此外,蘇聯內部十五個加盟國,也在同年經由公民直接選舉的方式,各自選出自己的總統,各加盟國均享有充分的自治權,蘇聯從此轉變成為一個民主的聯邦國家。

東歐各共產政權的瓦解
蘇聯是歐洲共產集團的龍頭,它在政治上的一舉一動對歐洲其他共產國家統治者來說,都具有示範與模仿的作用;對被統治的一般人來說,戈巴契夫倡導的民主與開放兩大原則,卻成為對專政的共產黨爭取參政權的護符。因此,在蘇聯長達五年的政治改革過程中,歐洲其他共產國家也被帶動走向政治改革的途徑。
  除了蘇聯以外的歐洲其他共產國家,計有波蘭、東德、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等八國。這八國各有各的改革演變過程,茲以波蘭、東德和羅馬尼亞三國為例b說明三種不同的演變模式:
  (一)波蘭 早在一九八0年夏,由於當時物價高漲,工資所得無法支應生活,格丹斯克列寧造船廠的工人,就起來發動全國工人,為爭取自身利益計,組成「全國獨立自治工會協調委員會」,簡稱為「團結工聯」,並推造船廠電機工程師華勒沙出任主席,從此以後「團結工聯」就成為波蘭不滿現實人群的代言者。到了一九八九年波蘭共產黨既然效法蘇聯,而於當年六月舉行大選,團結工聯推出的候選人卻大獲全勝,隨即在八月間接掌原來波共的政權,在東歐首先組成一個非供的民主政府。
  (二)東德 一九七一年出任東德共黨第一書記,不久又接任總統的何內克,原是共產黨中極端保守分子,即由於他堅持計畫經濟的政策,導致嚴重的經濟蕭條,失業人數激增,到了八十年代末期,民怨已經沸騰。一九八九年十月七日本來是東德建國四十週年紀念日,政府準備盛大慶祝,但是到了十月初,東德各大城市相機發生大規模反政府的遊行示威,何內克被迫,只好在十月中旬稱病,辭去第一書記和總統職務。
何內克的去職,東德情勢並未因之好轉,許多失業或心向民主的東德人民都紛紛找尋各種管道逃往西德,十一月九日甚至演進而為群眾持電鑽、鐵銼等工兵,拆毀分隔東西柏林圍牆的事件。當時共黨政府被逼,除了明令全面開放東西德間的邊界,任由人民自由通行外,更逮捕何內克予以審判,藉此以平民憤。接著還效法蘇聯的改革*明令解除黨禁、舉行大選等。
到了一九九0年三月,在東德舉行的第一次公民投票中,與當時西德執政黨同名的基督教民主黨得票最多。後來除由基督教民主黨頜導組成民主政府以外,在同年十月間更與西德達成統一合併的目標。
  (三)羅馬尼亞
一九六五年即出掌羅馬尼亞政權的羅共頜袖西奧塞斯古憑藉著共產黨的嚴密組織,統治羅馬尼亞二十餘年,一度曾經在共黨世界中頗為活躍。但是由於他好大喜功,推動的經濟政策不當,人民生活無法改善,再加上他個人及其家族的窮奢極侈,致使一般人民對他漸生反感。到了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間,羅馬尼亞西部邊境上一個小鎮裡的一位神父,由於公開發表反政府的言論,致遭警察毒打凌辱,而鎮民起來救援神父,乃演變為警民間的嚴重衝突,被殺民眾竟多達數千人。
這一慘案經媒體報導後,全國人民反政府的情緒急遽升高,首都十五萬示威群眾獲得駐軍的援助,而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將安全謷察擊潰,且由得各重要政府機關。西奧塞斯古眼看大勢已去,乃偕妻子及親信數人乘直升機倉皇出走,三日後卻被軍隊逮捕,當晚特別軍事法庭就以屠殺人民六萬人、破壞國家經濟、貪污罪名起訴,並迅速將他夫婦兩人判處死刑。由原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反供人士組成的救國陣線接掌政權,除在一九九0年一月宣布共產黨,為非法組織外,還在五月舉行的大選中大獲全勝,羅馬尼亞從此也走向民主。
  除了上述三國以外,東歇其他五個共黨國家也在一九九0至一九九一年之間相繼改採民主政治,共產黨政權瓦解得如此快速,實出乎世人意料之外。
  蘇聯改為獨立國家國協
在蘇聯政壇上原有改革派和保守派之分,戈巴契夫是改革派的首領,但是副總統亞納耶夫卻是保守派的重要分子。一九九一年八月間,當戈巴契夫前往克里米亞度假時,亞納耶夫在莫斯科就與幾位軍政首長組成一個團體,除了下令克里米亞駐軍扣押戈巴契夫以外,並對外宣稱戈巴契夫因健康狀況欠佳,無法執行總統職務作為藉口,企圖接掌政權。此事發生後,蘇聯加盟國中最大的一國俄羅斯的總統葉爾辛洞燭其奸,毅然起來反對這一政變,號召全國軍民聯合起來,共同援救陷於危難中的戈巴契夫。雙方在莫斯科對峙歷時三天。
在這三天中擁護葉爾辛的人數日益增加,支持亞納耶夫的人數卻日益減少。亞納耶夫被迫,終於承認政變失敗,答應釋放戈巴契夫。及至戈巴契夫返抵莫斯科後,葉爾辛除了逮捕亞納耶夫等政變要犯下獄治罪外,更以蘇共中央黨部參加政變為理由,下令查禁共產黨、沒收共黨財產等,而使蘇共也遭受致命的打擊。
  自從經過前述八月政變事件後,葉爾辛的聲望有凌駕戈巴契夫而成為蘇聯主導者的趨勢。他目睹蘇聯十五個加盟共和國都已選出自己的總統,而且都各自珍惜自己國家的獨立自主權,乃建議將原有蘇聯的嚴密組織,改為鬆散的國協,稱為「獨立國家國協」。
葉爾辛這一建議,後來獲得多數加盟國的贊同。但在著手改組時,卻發生下列兩事:1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都不願參加這一組織,致使新成立的獨立國家國協的加盟國,只剩下十二國;由獨立國家國協組成後,原有蘇聯組織勢須撤銷,戈巴契夫即因這一情勢逼迫,乃在同年12月25日自動在電視上向蘇聯人民公開提出辭去總統職位,退出政壇,恢復平民身分。接著成立的獨立國家國協組織,由於各加盟國各自推動其改革,而使改革進入另一新階段。
[注 釋]
0一九八七年戈巴契夫分別以俄文和英文*在蘇聯和美國同時印行他寫作的題名「改革:對我 們的國家和世界的新思維」一書,其中對他的改革主張有詳細的說明。
0參加團結工聯活動的人,除工人以外,後來還擴至腦力勞動者如學者、醫師、教師、律師等,甚至農民也紛紛加入,極盛時人數約占波蘭勞動人口約三分之一。領導人華勒沙由於有卓越的成就,除了曾獲諾貝爾和平獎以外,並在一九九0年當選為波蘭總統。
    研究與討論
一、試研討戈巴契夫所以要提出改造蘇聯的原因和背景。
二、試研討波蘭由共產走向民主的歷程。
三、試研討東德由共產走向民主的歷程。
四、試研討羅馬尼亞由共產走向民主的歷程。
五、試研討蘇聯所以改為獨立國家國協的原因與背景。

2011年8月18日星期四

团结战斗(SW)一个激进的反共产党地下组织


Solidarność Walcząca (SW), radykalna antykomunistyczna organizacja podziemna, powstała w czerwcu 1982 w wyniku rozłamu we wrocławskim Regionalnym Komitecie Strajkowym.
团结战斗(SW),一个激进的反共产党地下组织,成立于1982年6月的分割,在弗罗茨瓦夫区域罢工委员会的结果
发起者和主席,该组织是Kornel Morawiecki,谁不响应的战术体系,制定并通过了由TCC。SW提出了不妥协的政治路线,大力鼓励大规模街头演讲,目标直指中共当局[...]不要害怕,防暴警察,他们让恐惧,他们烧毁汽车。我们真的是多。
1982年7月1日宣布正式宣告形成战斗的团结协议(最初使用的名称)。文本的程序,“我们是谁?什么而战?“的部分内容 该组织的主要目标是争取独立和建立共和国的团结。[...]我不相信和解的力量和制度改革。[...]进行的斗争游击队是在各级różnymimetodami从消极抵抗,恐怖活动几乎结束[...]第64周年之际重新获得独立的波兰议会通过了该协议,并誓言SW NW罗塔。该协议的一部分被替换为在该组织中的成员资格。
在1982年12月发表了一份政策文件,的SW团结宣言“,其中规定的主要目的是介绍一个在波兰的团结,这是人体,承认个人的利益,并促进其共同利益的总体执行情况。该小组的领导人还包括::安德鲁·惠勒,伊娃Kubasiewicz,汉娜Łukowska卡尔尼,Chmielowska雅德维加,马切伊Frankowski,沃伊切赫Myślecki,安德鲁Zarach。
SW是走在了前列,国民参政会,1987年11月,由Kornel Morawiecki。负责现任执行委员会的运作。战斗团结是一个松散的联盟,相互连接的本地组(分支机构),其中最有活力的工作的摇篮SW,弗罗茨瓦夫,三城,卡托维兹,波兹南,华沙和罗兹。在1987年,SB估计,SW有27个城市的结构。活动的主要形式是地下的新闻和传单,组织示威游行和抗议的印刷和分发。许多行动宣传przedstawicieliaparatu镇压(锑,钼,防暴警察,军队)。新闻的主体已公布以来年6月1982年每周的“战斗团结”(轴承相同的名称是通讯分支办事处);发表的屏幕,印刷A5格式,体积共4页和一个循环为10 000份的第一个数字被公布的13 1982年6月在弗罗茨瓦夫。编辑委员会由Morawiecki Kornel,苏珊Dabrowska,托马斯·杜德克,保罗Falicki,兹比格涅夫·Jagiello,安德鲁Kisielewicz,玛丽亚Koziebrodzka,若慕尔德Lazarowicz,汉娜Łukowska -卡尔尼,安德烈Myc基因,沃伊切赫Myślecki,兹比格涅夫·Osiewicz,月罗斯基,斯坦尼斯拉夫·Piskorz,拉多斯拉夫·Rozpędowski组成亚采Ćwiata,安德烈塔德乌什马Turkoniak Zarach。

同时发出的其他几种期刊:“团结下西里西亚省的社会和政治的著作,”打“,”时间“,”加利西亚“,”脖子“,”自由的波兰和其他人。在其新闻稿中也似乎SW小册子和书籍,被印在海报,邮票和磁带。在华沙有右页边距SW导演亚当·博罗夫斯基和Thaddeus Markiewicz 发布。自1982年以来,最初只在弗罗茨瓦夫,广播,战斗团结无线电广播。
SW反对任何的共产主义政权的谈判和签订的协议在“圆桌会议”,呼吁抵制选举,并开始采取行动“雅鲁泽尔斯基”的目的是防止总统的选择一般PRL。战斗的团结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安全服务行动“八达通”和一些当地营运官。最大的成功是逮捕的SB与Kornel Morawiecki的发生轮(1987年11月9日),然后把他们递解出境国外。1988年8月,Morawiecki非法返国,去藏了起来,直到1990年。团结战斗于1990年停止运营。
卢卡斯·卡明斯基

2011年8月12日星期五

知识分子与工人——1905年5月1日在面包工人联合会上的演说

  曼努埃尔• 冈萨雷斯• 普拉达(1848—1918)秘鲁诗人、散文家。生于利马。他的作品具有批判的突出特点,抨击西班牙殖民主义传统,鼓吹反教权主义,并反对把印第安人看做劣等种族。他最初翻译席勒和海涅的诗,翻译德国哲学家的论著;后来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早期诗作。他去世后,拉丁美洲的一些知名的作家和学者,都表示受过他的巨大影响。

知识分子与工人

——1905年5月1日在面包工人联合会上的演说

[秘鲁]曼努埃尔• 冈萨雷斯• 普拉达

先生们:
  我们先把一位诗人的诗句的意思翻译出来,请诸位不要笑。“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大自然在阳光下打盹儿,犹如一位妇人在她情人的抚摩下酥软了。
  “小伙子在驱赶着耕牛,气喘吁吁,汗如雨下;突然他站住了,对一位唱着歌儿走来的青年说道:
  “——你真有福气!哼着曲儿过日子。可我呢,从日出到日落,忙着犁地种麦,累得要死。
  “嗨,农夫,你错了!——青年诗人答道。——咱俩同样都在干活儿,彼此彼此;因为你是在大地上播种,我是在人们的心坎儿上播种。你的劳动和我的劳动都同样果实累累:麦粒儿滋养躯体,诗人的歌娱乐、滋养灵魂。”
  这首诗告诉我们,在田野播种麦子和在脑海中传播思想都是做好事。从事脑力劳动的思想家同用双手劳动的工人之间,坐办公室的人同车间里的人之间是没有高低等级差别的,他们不应该分道扬镳、视为仇人,而应团结无间。
  话又得说回来,难道存在完完全全的脑力劳动和彻彻底底的体力劳动吗?铁匠打锁,泥瓦匠在墙上抹灰浆,排字工人排字,木匠做家具,矿工挖矿,以至于和泥的工人,干活都要动脑筋思索。只有一种劳动是盲目、刻板的:机器的劳动。无论人在哪里干体力活,就少不了头脑的作用。所谓脑力劳动却相反:除了从事想象和思考的头脑紧张劳累以外,操作器官还会有肌肤的劳苦。画师运用画笔,雕刻师手拿錾刀,乐师弹奏乐器,写作者拿笔,他们都会感到劳累、疲乏,甚至连演说者讲话也劳累、疲乏。还有什么比祈祷和打坐更为刻板的呢?然而教士也会因跪拜和胳膊伸作十字状而力竭。
  人类建造的工程由于我们人类付出了体力和精力而得以存在。某些铁路线上,每根枕木等于一条人命。我们在那些铁路上旅行时,应该想到,我们的车厢是在横卧于一系列尸体上的铁轨上行走;在参观博物馆和图书馆时也应该想到,我们是在穿越一种由不仅凝聚着作者的思想而且凝聚着他们生命的图画、塑像、书籍所组成的墓地。
  你们(我们只是在向面包工人讲话)致力于和面、发酵、烧旺炉火。与此同时,很多不是做面包的人也在绞尽脑汁、挥动笔杆为实现雄伟的梦想而奋斗。他们就是记者。凌晨,油墨未干而又诱人的报纸出版时,香气扑鼻而馋人的面包也出炉了。此时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是谁睡得舒坦呢?记者还是面包师?
  当然罗,报纸是许多人的百科全书,它细水长流地提供知识,深入浅出地讲解科学;它是无书者所拥有的书,是几乎没有文化或不愿看书者阅读的书。那么面包呢?它是营养或生命的象征,它不代表幸福,然而没有它便没有幸福。家里没有它,就黑暗笼罩,产生不和;它一来,就带来光明和安宁;儿童欣喜地迎接它,老人以满意的微笑迎接它。对肮脏、罪孽的肉类表示厌恶的素食者称颂它具有健身复元的功效。百万富翁在餐桌上可以不需要纯净的饮用水,却不能用别的东西代替面包,更不能拒面包于餐桌之外。无论在富商巨贾的府邸还是在乞丐穷汉的破窝里,面包都占头等重要的地位。古老的神话说,王后们亲自动手烤制面包,赐给饥饿的朝圣者;如今是庶民百姓做面包,在俄国老百性把面包作为殷勤待客的标态,献给御驾亲临镇上的沙皇们。尼古拉二世及其后辈暴君们却如此这般说:对此类进献应报之以鞭子、马刀和子弹。
  如果记者炫耀他自己做了一件了不得的工作,那么我们可以告诉他:肚子挨饿,就动不了脑筋;眼睛可以不看书,肚子却不能不吃饭。

  我们主张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或联合,但并不是企图让知识分子冒充工人的监护者或向导。我们认为,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高尚的思想,产生于等级制度:东方各大帝国就有人自以为有思考之权,而广大群众则只能长大了干活。
  知识分子起启蒙作用,但不能充当向导。在大的社会危机中躯体执行头脑的思想时尤其如此。诚然,目下发动群众造反的思想来自思想家或隐士。事情总是这样发生的。正义来自智慧,因为无知者既不认识自己的权利,也不认识别人的权利,以为宇宙规律归结为强权。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人类往往像牲口一般忍耐,受苦,却一声不吭。突然所有忍耐者听到了伟大的言论,便像虫子在黑暗的森林中朝阳光蜂拥扑去一般,纷纷奔向那救星。
  思想家们最大的失误是,他们以为只有他们自己最正确,全世界必须按照他们规定的路走,走到他们嘱咐去的地方。革命来自上面,而行动来自下面。底层的被压迫者在表层光明的照耀下看到了正义,便奋起争取它,他们不会中途停顿,也不会为后果而却步。温和派和理论家们在考虑发展的形式、孜孜于方式方法的细枝末节时,广大群众把问题简化,把问题从朦胧的高度拉下来,置于实践之中。他们是学亚历山大大帝① 的榜样:快刀斩乱麻。
  一个革命者追求什么呢?影响群众,发动他们,唤醒他们,使他们行动起来。但结果是,人民一旦从沉睡中醒来,就不满足于起始的运动,而是发挥他们的潜力,继续前进,直到超出运动的推动者们所预期的范围。那些原以为在推动一堆毫无生气的东西的人,却遇上了一个生气勃勃、充满主动性的机体,遇上了渴望发光的另一些头脑,遇上了另一些想实现其法则的意志。这就产生了历史上很普遍的现象:发动革命的人貌似大胆、先进,而在火热的斗争中或在胜利的时刻却胆小、后退。路德② 就是这样,当他看到他的学说引起法国农民暴动时,就吓得退缩了;法国革命者也是这样,他们相互残杀,因为他们中有的人继续前进,而另一些人却不愿前进或想后退了。几乎所有的革命者和改革者都像孩子:看到被他们呼喊出来的怪物,就瑟瑟发抖。有人说,人类在踏上征途时,先杀死自己的领路人;其实,人类倒不是以杀人祭祀开始征程的,但往往以处决人告终,因为朋友成为仇人,推动者变成了障碍。
  所有成功了的革命都倾向于变成强权统治,所有取得了成功的革命者都会堕落为保守者。有什么样的思想在执行中不走样呢?有什么样的改革者在执政中不丧失威信呢?那些人(特指政治家们)说了不兑现,现实与老百姓的幻想不符。一场革命从它胜利之日起就开始丧失威信,而败坏革命声誉的正是那些头头。
  革命一经发动,真正的革命者本应该步步紧跟。但是,要随着事态的发展而修正自己,抛弃旧信念,吸收新信念;然而那些以未来的使者、终极真理的揭示者自命的人,在精神上对此总是很反感。由于我们老以为自己是青年,是新事物的宣告者,不愿意承认后来者因为在山上多爬了一步而看得更远,因而我们不知不觉地衰老了,不知不觉地落后了。我们几乎都是在绕着当做摇篮的棺材生活,或者是在成虫时就死了,既没有作茧也没有变成蛾子。我们就像那些水手,他们在大西洋上对哥伦布说:“咱们不要继续航行吧,因为那边什么东西也没有。”然而那边有美洲。
  在谈知识分子与工人时,我们岔到革命问题上去了。这有什么奇怪呢?我们是在街垒烈火中飘扬的旗积下思考,在我们的周围是那些迟早会发出争取社会权利的呼声的人,我们是在讲5 月1 日,这一天无愧为革命者盛大的节日。不光这里庆祝这个盛大节日,所有文明世界都在庆祝;这就向我们表明,人类不再为次要的问题骚动了,而是要求根本的变革。谁也不再希望议会中会产生穷人的幸福,也不再希望政府会撒下食物去填饱所有人的肚皮。议会办公室只有制定例外的法律,规定财产越少的人纳税越多;政府机器不是为国家谋利,而是为统治集团谋利。
  政治是不足以实现个人的最大利益的,承认了这一点,关于政府形式和统治者的论战和斗争就退居次要地位,说得准确点,就消失了。然而社会问题,这个大问题依然存在,无产阶级将通过惟一有效的手段——革命——才能加以解决。但不是那种推翻总统或沙皇、变共和制为君主制或变专制制度为代议制政府的局部地方的革命,而是一场世界革命,是那种取消国界和民族、号召人类收回地球上一切财富及利益的革命。
① 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 ) ,马其顿国王,作战勇敢果断,曾在东起印度河西至尼罗河与巴尔干半岛的领域内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
② 马丁• 路德(1483—1546),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基督教新教创始人。

  在结束讲话之前,如果有必要把我们一整套思想总结成几句话,如果我们应该选一个正确指导我们坎坷的一生的光明标志,那我们就说:我们应该做公正的人。对人类要公正,对我们的人民要公正,对我们的家庭要公正,对我们自己也要公正,为我们的同类选择和品味其应享的一份幸福而做出贡献,同时也不放弃追求和享受我们自己的幸福。正义就是给予每个人真正属于他的部分;让我们把地球上属于我们的那份财产给我们自己吧。我们生到世上来了,就有了活下去的责任,这个责任给了我们以索取的权利,不仅索取必需的,而且索取舒适和愉快。可以把人生比做航海。如果地球是一艘船,我们就是旅客,我们要尽可能坐头等舱,获得新鲜的空气、良好的寝舱和良好的食物;而不甘心留在底舱,呼吸污浊的空气,睡在因潮湿而腐烂的木板上,吃那些享尽口福的人扔下的残羹剩饭。食品富足吗?那好,大家各取所需。食品短缺吗?那好,从船长到最低级的水手每人一份分而食之。
  实行不必要的忍让和牺牲,是对我们自己不公正。当然,人类由于英雄们的忘我牺牲而迈上正义之路。那些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普通人,那些以仁爱之活水浇灌利己主义荒滩的普通人,比帝王将相更值得名垂青史而活在广大群众的心里。如果人能成仙,他就会不惜牺牲地去成仙。但是,牺牲必须是自愿的。权势者要老百姓牺牲而上天堂,而他们自己则占有整个地球,这种做法是不能接受的。
  该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就应该取来,因为权势者们很难心甘情愿地给我们。每年8 月4 日① 这一天,不过是走走过场:贵族们每放弃一个特权,马上要回两个;教士们今天不收什一税,明天就既要什一税又要实物税。古代罗马人挑选最具意义的东西作为财产所有权的象征:一支长矛。对这个象征必须这样解释:占有一件物品,不是靠正义,而是靠实力;占有者不讲什么道理,而是用刀枪刺杀;财产所有者的心具有铁的两种品质:坚硬和冰冷。据懂得希伯莱语的人说,该隐② 的意思是第一个财产所有者。如果19 世纪的一位社会主义者把该隐看做世界上第一个财产的非法占有者和杀害兄弟的人,并因此而得出一个骇人的结论——财产即谋杀,那我们也不必对此感到奇怪。
  那么好,如果有人动刀动枪不讲道理,别人该怎么办?既然不能否认各国有权起义推翻其恶劣政府,当然也应该给予人类以同样的权利来摆脱其无情的剥削者。这种给予在今天已形成普遍的信仰:理论上说,革命已经发动起来了,因为谁也不否认当今社会制度的不公道,谁都承认有必要为改善无产者的生活条件而实行改革(不是还有天主教社会主义吗?)。然而实际上并不是没有斗争和流血,因为那些承认争取社会权益为合法的人,在涉及他们自己的利害时就寸土不让;他们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巧取豪夺。
  然而很多人没有看到或佯装没有看到现代社会底层所发生的运动。对宗教信仰之泯灭,对爱国热忱之减退,对无产者之间不分种族、国别的团结,他们不以为意。他们听到了远方的呼叫,却不明白那是饥民们奋起争取面包的呼声;他们感到土地在震动,却不明白那是革命行进的步伐;他们在充满腐尸臭味的空气中呼吸,却不知道是他们自己和所有资产阶级世界在散发着腐尸气味。
  明天,当无产者前仆后继地冲击旧社会城墙时,掠夺者和压迫者们将感到,对他们进行殊死决战的时刻到了。他们将动用军队,但是士兵们会成为起义者;他们将呼天喊地,但是他们的神仙将不闻不问。于是他们将逃进城堡和宫殿,以为有人会从什么地方救援他们。他们见救援不到,到处汹涌的却是起义浪潮,便面面相觑,顾影自怜(他们从不可怜别人),将一再惊慌地说:这是洪水猛兽!但是由无数声音汇成的一个雷鸣般的声音将答道:我们不是洪水猛兽,我们是正义的洪流。
① 可能当时在秘鲁是个做慈善事情的日子。
② 基督教《圣经》中人物,曾杀害他的弟弟。

(刘玉树 译)

2011年8月2日星期二

“团结”抵抗组织的历史


历史的抵抗组织“团结”

Historia Grup Oporu "Solidarni"

抵抗组织中存在的阴谋,在1982年至1989年的“团结”。他们创造的许多社区在很大程度上是陌生的,有时是因为的阴谋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的。在华沙成立,由:西奥多·Klincewicz(又名“鲍里斯”,“拉斐尔”,“TEOS),副总统和总统国家NZS NZS华沙大学的技术隐藏从12月13日,1981。从一开始,本集团遵守与区域执行委员会“马佐夫舍地区”,“团结”。该组织在1982年至1989年可能超过200人的工作积极。
今天,工作的开展历史上的文档,并准备抵抗组织发布的主题。在网站上的材料的电阻集体-的回忆,描述,文章是纯粹的主观意见,他们的作者。只有相互对抗,相互比较的来源,以创建一个更全面的了解IT的历史。个人可转让的文件,照片,回忆上世纪80年代,抵抗团体的联系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Domagalskim,电子邮件: wdomagalski@interia.pl的
集团根据组织者的计划 - 西奥多·Klincewicz作为其主要目标有不同的活性比印刷和发行的报纸和书籍。他们已经运行了“城市共享” - ulotkowanie,惩罚告密者和合作者,处理合法化 - 那是一个产品假证件的地下,准备和服务示范,准备到冲突与警方发生的一个普通罢工公告。抵抗组织的形成,后usamodzielniona“第运输” - 处理来自瑞典的地下走私的接收,存储和分配设备。西奥多Klincewicz还成立了出版社出版的“节奏”,在1983年至1989年发行的各种出版物。“抵抗组织”的区别了自己的壮观的行动和nagłaśniającymi的ulotkowymi这样的程序还押Rakowiecka的囚犯,是一种的ulotkowa报纸“信使报马佐夫舍省”,这倒从屋顶提供华沙的居民目前的消息。洪巨大,达到有时高达数米的横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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