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25日星期五

恐怖与暴力王国中的和平手段

 

恐怖与暴力王国中的和平手段
放下武器加入游行队伍也门,是一个有2350万人口的贫穷国度(阿拉伯世界最穷的国家),几乎全民信奉伊斯兰教。全国人口中有40%的人失业,逾30%的人营养不良,几近50%的人处于赤贫,大部分民众生活费每天不超过2美元。民众普遍教育欠缺,法制程度低下,血亲复仇、绑架、抢劫等行为已经司空见惯。而由于长期战乱,政治不稳定,再加上尚武传统和复仇文化,枪支在也门社会泛滥。据估计,在也门有超过6000万支各种枪械,人均近3支,居世界之最——“自动步枪、炸药、甚至火箭筒在街角公开售卖”。也门还因此成为基地组织最新的落脚点,恐怖活动在也门层出不穷。然而,令世人惊异的是,在枪支这么泛滥的也门,当今年年初突尼斯、埃及爆发革命,也门形势一触即发之际,国际社会普遍担心也门的暴力事件将会严重得多,担心这场革命会陷入暴力泥潭,扭曲阿拉伯之春的形象。但是,也门人却并没有把枪拿出来,而是同样选择了和平的游行方式——上街的人们把武器放在了家里,甚至不少武装部族也放弃了长达数百年暴力仇杀的传统,放下武器加入到多达百万之众的和平示威游行的队伍之中,在游行的时候,示威者高举印有“和平、和平”字样的旗帜,大声呼唤“要和平、不要内战”。
而更让人惊异的是,当萨利赫当局用明显过度的武力对待游行者时,也门民众也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失业率高达60%的青年人没有冲动地举枪造反,最多只是投掷石头还击。对此,萨利赫没有手软,而是一次又一次挥舞屠刀,10月中旬,萨利赫当局曾对游行民众发动大规模攻击,造成数百名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亡。包括中国在内的安理会理事国一致通过安理会2014号决议要求也门当局结束对平民的攻击,强调对所有这些侵犯人权和滥用暴力的行为,应追究其责任。
即便如此,游行民众仍然保持了克制。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这次也门革命的领袖之一塔瓦库·卡曼在英国《卫报》撰文称,“也门人民用其惊人的和平气息让人大吃一惊,让政府对革命者无节制的暴行展露无遗。革命者们用胸膛迎接子弹,守护革命不让其陷入暴力的泥沼。已有1000名烈士倒下,还有数千人受伤,然而面对屠夫,我们还是没有拿起一件武器。”,卡曼强调“我们绝不会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
或许有人对萨利赫今年6月在总统府遇袭受伤一事印象深刻,不过这并非游行者干的,而是从政府军叛离的反对派军人。总之,在与萨利赫当局长达一年的斗争中,游行民众可谓贯彻了“非暴力”这一方针,在这次阿拉伯革命中最具代表性。
为什么要“非暴力”?为什么也门人能做到“非暴力”?
“女甘地”塔瓦库·卡曼 本次也门革命的其中一位领袖,就是上述的这位叫做叫塔瓦库·卡曼的女记者,在今年1月到3月时,她组织发动了“愤怒日”等多场示威抗议活动,她被称做“铁娘子”、“革命之母”,然而其年龄才32岁,是诺贝尔和平奖历史上最年轻的得主。在多年以前,卡曼就已经热心参与女权、民权的各种活动,她是也门最早在公开场合摘下面纱的女性,宣称伊斯兰教义并没有女性蒙面纱的规定,这仅仅是个传统习惯,是可以破除的。她成立了女性无枷锁记者组织,热心参与国内政党政治,2007年开始,卡曼就经常领导人们在政府前面的自由广场举行集会与静坐活动。在也门人心中,卡曼享有很高的威望。卡曼又被称为也门的甘地,她宣称“只有和平革命才能解决也门的问题,在街上进行和平示威是唯一的道路”“非暴力行动将会治愈也门,并将我们带入下一步——建设一个自由的现代化国度”,卡曼的非暴力思想,深受圣雄甘地、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曼德拉的影响。而她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也门的民众
为什么要选择“非暴力”
事实上,从19世纪末“托尔斯泰主义”诞生以来,非暴力思想就成为民权运动的一大主导思想,想要革命,不一定非得“枪杆子里出政权”。二十世纪三大民权运动,甘地领导的食盐长征、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以及美国黑车民权运动期间的餐厅静坐抗议及公车杯葛运动,都深深打上了“非暴力”的烙印。
之所以要选择“非暴力抗争”,是因为暴力本身很难摆脱“残酷”“流血”等与现代文明不相容的非人道行为,而且“以暴易暴”往往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例如在中东和非洲不少地区,还存在着可怕的“种族仇杀”,多少世代都不得安宁。另外,以暴力形式上台,使政权本身多了不该承受的成本,无法轻易下台,偏离了政府本身仅仅是做公共服务的本质属性。
随着现代文明的前进,“非暴力革命”已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
反对者质疑“非暴力”是否可能
对“非暴力革命”的另一种质疑,是认为“非暴力”根本难以做到,只要是上街,就会破坏治安,破坏稳定。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今年三月,曾制作了几集讲述阿拉伯革命的系列纪录片《人民与力量》,在描述卡曼与也门革命的一集中,半岛电视台采访了支持萨利赫的民众,他们的语调颇有熟悉感。他们如此陈述他反对革命的理由:“变革的好坏很难描述,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发起的,也不知道会带领我们去向何方。我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我们支持萨利赫总统提出的对话,因为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安全和稳定”“我们的社会已经有足够的表达渠道了,有法律、有各种社会团体,有什么困难为什么非要上街而不是向政府提意见呢?最重要的,是保住和平与稳定。”
萨利赫下台说明“非暴力”奇迹在也门已经成功
然而,事实已经证明,在也门这场革命中,滥用暴力造成流血事件的恰恰不是上街的民众,而是原先的执政者。而且,即便如此,非暴力革命仍然是有可能成功的,在突尼斯、在埃及、在也门,都证明了这一点,这固然有国际社会施压的因素,但也说明了武力暴力是难以阻止人心向背的。也门革命的成功,确实是“非暴力”的成功。

2011年11月14日星期一

百事中国五地工人停工维权 重庆、成都等地参与维权员工已达千人

    自由亚洲电台2011-11-14报导
    台资在中国大陆食品企业康师傅收购百事中国股权后,百事中国的五家瓶装厂周一起停工维权。周一早上,位于重庆、成都、南昌、福州、长沙五个厂的员工集体递交了15至16日请假的假条。他们表示,如果公司不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法,将会提起诉讼。
    11月5日,康师傅和百事可乐共同公布了双方的联盟协定,如若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康师傅将以康师傅饮品控股5%的股权,换取百事可乐中国在内地24家瓶装厂的所有股权,成为这些瓶装厂的新主人。
    此举遭到了众多百事可乐中国瓶装厂现有工人的反对。百事可乐重庆瓶装厂工人认为,他们此前甚至没得到通知就被卖了。百事可乐试图单方面和他们解约,然后让他们再和康师傅签约。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的权益却得不到任何保障。
    周一晚间,百事发表声明宣称,「百事是一家负责任的雇主。我们高度承诺保护员工的权益。我们与康师傅的联盟倡议有待政府批准。若获批准,罐装厂系统劳动合同将继续履行。在新的联盟下,百事将一如既往地保持其在中国积极参与、密切合作的市场地位。我们正与员工进行积极沟通。」
    陆媒报道,周一早上9点,百事重庆工厂门口拉起了横额,员工口号整齐,但情绪激动,要求公司进行补偿。在工厂的布告栏以及百事的宣传广告旁,随处可见员工对此次联盟事件的「意见」:「骗子」、「诚信何在」「还我青春」等字眼频频出现。报导说,重庆、成都等地参与维权的百事可乐员工总数约千人。

百事中国五地工人停工维权 重庆、成都等地参与维权员工已达千人

2011年11月4日星期五

东德工人组织自由工会——工会活动份子访问记(1989年11月)

 

东德工人组织自由工会——工会活动份子访问记

译者:藜民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第16卷第7期(总第146期)1989年11/12月

问:你对FDGB(东德的官方工会)的角色有什么看法?是党的工具还是保卫工人阶级权益的组织呢?
答:FDGB只扮演了提供福利服务的角色。它的工作包括处理社会保险、退休金、疾病津贴、家庭津贴,管理工人公共房屋及组织暑期旅游等。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关系到我们的权益、工资、工作条件等等,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工会』绝对不能做到这点。
  工资水平由国家一般性地订定,但每个工厂则具体地厘定。那即是由党及FDGB互相协议。但我从来没听闻工会向当局施加任何压力。我工作的地方工作环境非常之差,噪音、有毒气体弥漫、酷热等。工会从没有关注这些问题。
  至于我们要求支付做厌恶性工作的工人津贴的事,我听到一位工会干部埋怨我们经常要求赚取更多。发现厂方从未付给我们法定工资的却是一名管工,而并非是工会。
问:FDGB如何组织?你可否投票选出你信任的人担任工会职务呢?
答:车间代表由各单位及工作部门选出。理论上,我们可以选出我们信任的、肯替我们说话的代表。但实际上,很少人愿意出来竞选,大多数是推推让让后无可奈何出来竞选的。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当选后也只不过是有发牢骚的权利而已。
  工会的全职人员由上层指派,工会委员会则基于预先编好的名单而选出。我们工厂的全职工会人员是来自党校的。
问:但看来东德工人参与工会的比率是很高的。
答:对,约98%工人参加工会,不是为了要争取什么权益,而是基于前述原因。工人不能避开工会,而且,工人不加入的话可能招致麻烦。通常当工人新入厂工作时,他就会被迫加入工会。可以说,左手签工作合约,右手填工会会员表格。
问:除了退休金及疾病津贴基金外,其它福利服务的财政来源是怎样的呢?
答:是政府资助及工会会费。
问:东德一周工时大约多少?
答:一般是43至45小时,12年前,政府曾建议及通过法案将工时减至40小时,先从轮值制的工人及有孩子的女工开始。但之后就没有了下文。至于有薪假期,11年前,当政府订定全国一年内的假期时,取销了我们在工厂中争取到的额外假期,工会却没有任何反应。
  今天,正当大量东德人移往西德时,当局就辩称『你们还会认为在这劳动力缺乏的时候还可削减工时吗?』
  工人并没有就削减工时而施加什么大压力。最近一项调查显示。一日8小时45分钟的工时中,实际工作时间只是5小时,工资方面也同样出现问题。整体来说,所赚取的工资可维持基本上的需要,但超乎这方面的,例如并非绝对需要的消费品,由于太贵,则不能负担得来。
问:今天,整个制度受到挑战,FDGB怎样应付呢?
答:我们没有连接各工厂的信息网,因此我不能了解整体情况。但我知道工会出现集体辞职,而工人则声言假如工会不放紊追随政府的路线的话,他们则拒交会费。
  领导层已放弃工会前总书记迪殊(Tisch);而各地不同的工会已免去原来的领导人而改由新面孔担当。FDGB并没有延迟大会,而是如常举行。这些都不是偶然发生的。这完全是由于工会内外的压力所致。
问:你提出的要求成立独立工会的呼吁并非是第一个,对于别人所提出的你有什么看法?你是否感觉到有大部份工人明白到组织独立工会的重要性呢?
答:通过《电报》通讯(由『环境图书馆』出版)及与别人交谈,我们只听闻遇一些:党对资讯手段绝对控制,我们根本不能知道详情。我曾试图到《电报》要求见提供消息的人。他原来是工人,已迅速被调派到保加利亚。这就明显显示我们已击中了制度的要害。
  我们会作为一个发起组织,讨论关于工会是否需要独立的问题,并与那些希望脱离FDGB的工人组织联络。挑战目前工厂内的制度的组织远远落后于政治的发展。我们要迎头赶上。
问:你是否认为至少有规模较小的工人组织是支持你们呢?
答:当然,目前只是接触的问题,因为在各车间之间还没有任何可使我们互相联络的渠道。我们整个社会都笼罩着恐惧。在街头,我们已能摆脱那些秘密警察,对自己的力量已充满信心。目前,工厂的情况有点不同。工人可以被个别认出,随时受解雇的威胁。很多人现正集(亟)待突破。
问:谈到恐惧,有时你对于被跟踪采取毫不顾忌的态度,使我感到惊奇。
答:在这些环境下,我所知的就只有勇气。在东欧,我们正创造历史。这个历史性的机会我们定要抓紧,不管什么代价,假如错过了这个机会的话,我永远都不会饶恕自己。我已等了二十年了。

(译自法国《红色周报》)

东德工人组织自由工会——工会活动份子访问记(1989年11月)

2011年11月2日星期三

成立独立工会的呼吁——『独立工会倡议小组』(1989年11月)

 

成立独立工会的呼吁

——『独立工会倡议小组』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第16卷第7期(总第146期)1989年11/12月

  四十年来,FDGB(东德官方工会)究竟替我们做过什么事?它有否将缩减工作周的要求作为一种恒常性的要求向工厂管理层提出?它为何不发动我们起来争取一周工作四十小时?
  它曾否行动起来争取我们的工资指数达至隐蔽通胀的水平?它如何不就工资增加作恒久性的谈判?当工厂要加强工作强度时,FDGB官员究竟去了哪里?他们是否站在我们这一边?在未能保证有关工资增加之前,他们会否停止实施新的工作规条?
  平均来说,我们比西方工人少十天有薪假期,FDGB怎么可以忍受这个事实?
  FDGB曾否要求将退休年龄降低?
  我们何曾见过工厂的工会领导人顾及我们的利益,拒绝接受国家的计划?
  总括来说,我们可曾见过工会反对国家及党而替我们争取到任何东西?
  已足够了,四十年来,我们的利益并没有真正受到保卫!
  我们不能再任由别人摆布,即使这些人是『理智』的。我们应掌握自己的命运。
  从自己的职级当中选出自己的代言人!
  要求自己的代表将你自己的要求向工厂管理阶层提出!
  保卫那些代表——假如他们面对困难!
  将结果公布,这是防止报复的保护手段。
  寻求与其它工厂接触联络!
  成立独立工会!

(译自法国《红色周报》

成立独立工会的呼吁——『独立工会倡议小组』(1989年11月)

2011年11月1日星期二

政治革命——及其可能遇到的危险(曼德尔,1989年11月)

 

政治革命——及其可能遇到的危险

曼德尔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第16卷第7期(总第146期)1989年11/12月

(《国际观点》编者按:东德政治革命的伟大情景,不但是工人民主的再生,而且提供了对于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远景使人振奋的争论题材。11月初,我们的同志埃·曼德尔接受汉波特大学邀请去作二次演讲。东德的反对力量趁这个机会组织了一个公开讨论会,邀请曼德尔和东德共产党的几位代表就社会民主的问题进行争论。在这些争论,曼德尔是以第四国际的代表发言,所以能够提出我们这个派别的一般观点。他也有机会参加了柏林围墙决口以前的群众示威游行。]

  震撼了东德的群众运动高潮已经达到了真正革命的程度。这个运动已经远远超过了自从1968年以来,如果不是自从[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以来我们所见的任何事件。这可从参加人数之多来证明。在11月4、5、6日,将近二百万人上街。在11月4日,75万至100万人在东柏林示威游行。这是德国工人运动史上最大的示威游行。
  在同一时间,35万人在来比锡,30万人在德累斯顿,7万人在卡尔·马克思城,6万人在海兰,5万人在茨外口,2万5千人在筛林,几万人在其它小城市。以人口比例来算,这等于7、8百万人在法国或意大利示威游行,或者5、6百万人在西班牙。
  毫无疑问,大多数的示威者是工人。光是人数的多少就可证明这点。像来比锡,这么一个50万人口的工业中心城市,如果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不是上街头,它哪里会有35万个示威者?像东柏林这么一个150万人口的城市,难道知识分子、家庭主妇和中学生有75万至100万人吗?
  东德所开始的革命之具有无产阶级性,也可由企业中的广泛骚动和不满得到证明。当然它还没有1968年法国5月和1969年意大利的热烈秋天那样的罢工浪潮。但是在多数大企业中,工人们经常集会讨论问题。在几个工人『基地』,特别是在全国最大工厂卢那化学厂,工人集会讨论了一个议决案,要求发动三天总罢工来逼使厂的政治局辞职。政治局不得不辞职了。

人民自动提出大量的要求

  11月4日的东柏林示威进行的特点是,除了人数众多以外,示威的人民也前所未有地、自动提出了大量要求。一整批被严密地组织、被窒息和被压迫了几十年的工人阶级,现在突然觉醒,像个打开了锁炼的巨人。这是每个真正革命所共有的特征之一。
  这些卑下的、被压制的人们,站立起来,挺直胸膛,向前进行,而且高呼所有他们认为不对的事情,所有使他们受苦的事情。这批人民在11月4日占领了东柏林市中心。过去从未见过的事情发生了。他们不只是高呼。他们不像法兰西大革命时那样著名人物写出他们的要求。他们自己写。
  示威者携带了至少7千个他们自己做的标语牌和旗帜。因此,百分之九十以上不来自任何组织或团体。它们直接来自劳动人民群众的心声。罗莎·卢森堡的后裔真没有辜负了她。今天,历史已经宣告她没有白白战斗;她没有白死。
  我不能把所有的标语记载在这里。这些标语的一般语调反映了希望和怀疑、幽默和无礼的结合。这种结合恰当地反映了群众现阶段的意识水平。示威者的政治感的另一指示是,游行散后,他们不把标语牌带回家,而把它们钉在议会大厦墙上。
  以下是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标语:『我们是人民』,『我们要留在这里』,『自由选举』,『反对镇压』,『使新论坛成为合法组织』,『工会自由』,『旅行自由』。
工人与知识分子的合作

  这次的示威游行是由东柏林四人剧院的工会支部所组织的。它标志了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合作,使我们想起布拉格之春,而且觉得与苏联的情况完全不同,更不必说匈牙利和波兰了。
  二十七位演讲者代表了极左以外的所有反对派。也有二个东德共产党改革派的人发言,但他们受到不少群众的嘘声。一位演讲者特别提出了独立工会筹备小组的要求:提高工资;缩少养老金的差异;人民控制供应品。
  在讲台上,以及在人群中,示威游行有使人热血沸腾的国际主义色彩。集会开始是一首支持尼加拉瓜的歌曲,由二位在数星期前遭到警察殴打的青年歌手主唱。大众给他们热烈的掌声。
  有人呼吁支持捷克受镇压的反对派份子。有人挥动支持南非洲斗争的旗帜。有人举着舆中国学生团结一起的标语牌。有人举着一面反映了愉快的柏林人的率直的大宇牌:『老戈,谢谢你。你帮过我们的忙。现在我们要帮忙你。』有人在讲台上念了一首苏联的诗。诗名是:『一位无名的政治犯致斯大林同志的信』。
  所有这些并不是偶然提出的,正如群众一致反对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不是偶然发生一样。今天,东德是世界上唯一完全由社会性质所定性的国家。没有民族性质。东德人民完全反对军国传统,包括东德官僚层试图移植到青年的脑中、但又没有成功的斯大林主义和普鲁士军国主义的结合。这至少在目前就给东德的工人、知识分子和青年带来了国际主义的真正开端。它的前途就要看政治革命的前途,和它在欧洲及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反响了。
许多成果已被积累起来

  仅仅在一个月之间,劳动群众的浪潮已经积累了许多成果。东德的政治与社会局势已快速地变成为真正的革命爆炸。
  反对派已经争取到合法的地位。所有的团体,包括极左派团体,都可以公开活动。主要的反对派『新论坛』不但在电台和电视上发表意见,而且受到西德电视的访问:新论坛至少在来比锡的基地拚命地吸收会员。它还极力争取参选的机会。事实上,除非反对派参加,否则,所有这些选举都会失去合法性。这点已经在原则上被11月8至10日所召开的东德共党中全会所接受。
  镇压已经停止了。东柏林警察长在『红色市政厅』的露台上就警察的坏行为向大众道歉。受人痛恨的秘密警察不敢乱动。其头子已被赶出政治局。无疑地,他也会被赶出中央委员会。
  移民的权利和旅行的自由已被认可。政府已经根据示威者的要求全部辞职。新任总理莫德罗,原是德累斯顿党委书记,他是亲戈尔巴乔夫改革派的主脑。他的助手舒哈布斯基企图在柏林塑造一个改革的形象。一部份保守派在街头的群众压力下已退出政治局。东德共党中产生倾向和派系
  新闻媒介已经开放了,虽然还没有像今天的苏联那样开放,但比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的情况是好多了。在党的报纸上,特别是在基层组织的报纸和共青日报《青年世界》上,非正规者的以及反对派的文件都受到广泛的传播。事实上,不同的倾向和派系正公开地在东德共党中形成(这比苏联走得更远)。东德共党于11月8日开始举行为期三日的中央委员会。那天晚上,会议大楼前发生了一幕史无前例的奇景:超过了一万个东德共产党反对派份子,举着数以百计的标语牌,要求在年底以前召开党的特别大会。11月10日党领导层屈服了,答应召开党的特别大会。
  所有的反对派团体,包括东德共党内部的反对派,都准备出版印数极多的独立刊物。
  工厂里也在讨论改换组织结构的问题。改革官方工会?还是成立新的工会?所有代表是否应该经过自由的、多重候选人的选举而产生?德国中部有光辉传统的工厂议会会员的新任务应该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无疑会在最近将来得出决定。
  教师们自动采取步骤使教育制度有新的生命。这个教育制度本来是受全世界人民所仰慕,但却被恐惧『不同的思维』的官僚层完全破坏。医生和护士正采取同样步骤来复苏卫生制度。
  所有这些自发的活动,在全国各地发生,牵涉到数以十万人计的、各种范围的人民。在目前这个阶段,他们是完全不受控制的。无论如何,他们的效果会长存的。
  举一个动人的例子:由于克伦茨的亲自下令,法兰福安渥特的奥西茨基中学的学生不但被开除,而且不许转入东德任何中学。他们犯了什么『罪』呢?他们手写了一个文件,要求稍为减少一点军费,把这笔钱用在教育上,因为欧洲的局势已经缓和。今天,这批学生在全国各地被当做民族英雄来接待。
  但是,我们不应该被这些自发的狂欢冲昏头脑,而认为这个宏伟的革命运动只会因为它涉及的范围广而延续下来、得到胜利。这个革命爆炸包括了两个致命的弱点:
  第一,现在只有真正自我组织的胚胎。从长期来看,示威游行,即使是最庞大的,也不能代替这些结构。比较有远见的反对派人士(党内及党外的)都看出了这点。他们尽其全力来推进自我组织。他们也在文章中提出这些建议。大量的传单在东德流传。
  然而,目前群众似乎在犹豫不决,如果不是弃权的话。随着新形式的自我组织在工厂中出现,这个情况也许会改变。那就无疑会是革命的新跃进。
来比锡的特别情况

  来比锡有特别的情况。新论坛已经成为群众组织。它事实上已经建立了一个双重政权的架构。它的领导层,虽然能够在每星期一领导巨大的游行,而且组织了有效率的纠察队,但不是选举产生的。
  还有,群众运动和反对派既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又没有想到应该创立运转政权的机构。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说在目前的政治力量中有五大派:
  (1)群众性的反对派组织,包括新论坛、即刻民主、社会主义基督徒,以及改组后的社会民主党。所有这些组织都清楚地说,他们赞成建基于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和政治多元化的民主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对于工人和人民国家的机构和政府,没有清楚的观念。『集团政党』,特别是吉拉斯的民主自由党也跟这一派人搞在一起,但它的观念更加含糊。
  这些组织结合在一起,无疑会在自由选举中赢到多数。但是分化似乎必然会发生。新论坛的右派和一些『集团政党』份子会更向右转,其它的组织会向左转。社会民主党曾公开地宣布赞成,除了零售贸易以外,在所有企业中保持集体所有制。这会维持长久吗?目前很难预测。
  (2)左派在东德共党内部的反对派中占多数,但在党外则占少数。它主张民主化的工人国家,而这个民主化工人国家应该建基在政治多元化、民主的自由、主要生产资料和银行的集体所有制、民主的和非中心化的计划以及工人自管。这一派人得到许多工人的支持,但是很难估计它的全面影响。
  (3)保守的、后斯大林主义的派系主张维持现状,仅作少许表面的改变。它在官僚机构中占多数,在东德共党中占少数,而在无组织的群众中几乎不存在。
  (4)官僚机构中的『改革派』。这一派在东德共党中占多数,但在官僚机构中(仍)占少数。在目前,它在非党的群众中引不起共鸣。但是,如果它实现了大量的改革,这个局面可能会改变。它分为二翼:技术官僚翼倾向于以匈牙利和波兰模式为基础的、受到瑞典式的『市场经济』强烈引诱的新自由企业主义;以及对工人阶级压力和社会主义传统的感觉比较敏锐的一翼。
东德共党很可能分裂为三或四个政党

  (5)这一派我们可以称之为亲资本主义派。它赞成与西德无条件统一。这在目前情形下表示东德被帝国主义的西德所并吞。『集团政党』中的最小政党,国家民主党似乎是这个亲资本主义的倾向文化媒介。它在群众运动中得不到共鸣。在11月4至6日的大示威游行中,没有一个标语牌是要求统一的。在东柏林的示威中,7千个标语牌中只有2个要求『社会的市场经济』。有几个标语牌要求手工业者的自由。这个口号是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需要在政治上能干的前锋份子

  但是,为了开启使政治革命能够胜利和巩固的道路,我们需要化更多时间和做更多工作,特别是需要一批前锋份子。为了在政治和经济的领域定出制度上一定的目标,这批前锋份子,需要在政治上,对所有参与运动的工人群众,应用联合阵线的策略。
  几个星期来,东德人民,特别是反对派,已经对暴力镇压的威胁,特别是『德国的天安门』’看得非常严重。
  虽然有此担忧,示威仍然继续,这个事实证明群众不但已经认识到他们的权力,而且已经不再恐惧和和宿命。这些事实就是真正革命的征象。而且,这个担忧不是毫无根据的。
  11月9日无疑是决定性的日子。坦克已在来比锡布防,且有开火的命令。教室和医院都已空出来接待伤者。群众于是立刻警告人工厂中的工会支部。
  据说,开火的命令,只在示威游行之前二小时,甚至半小时,才予以取消。取消开火的决定来自政治局,由克伦茨发布。无疑地,这是莫斯科施行强大压力的结果。
  据说,戈尔巴乔失警告昂纳克,如果他对人民开火,克里姆林宫的整个外交政策就完蛋。他们就会再进入冷战的气候,比柏林围墙刚建立时的情况更坏,对苏联和所有东欧国家的经济有悲惨的后果。证实这个报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似乎是可相信的,因为它代表对这样一个罪行在国际上反响的现实判断。
  然而,示威游行的规模之大,也影响了政治局的决定。这就是说,即使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有改变,在这个阶段镇压是不可能的。虽然不能排除警察的挑衅,但是,由于反对派正确地着重运动的非暴力性,要示威者实行自我控制,而且以纠察队围绕着警察局来避免直接冲突,它尽可能地减少了这个威胁。
  这个问题应该从更广的地理、历史角度来讨论。自从一九一七年以来,所有革命者都希望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联系起来。这对世界革命代表决定性的突破。从反面来说,国际资产阶级(以及日后的资产阶级和克里姆林宫官僚层)要千方百计地找到宪兵把德国革命的可能性消灭于萌芽时候。诺斯克和它的自由圈;德国国防;希特勒的特务和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占领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公约,都先后执行了这种宪兵的功能。
  今天是一九一八年以后的第一次,东德的改治革命是在没有人能在目前扮演宪兵角色的国际环境中发生。这是世界规模上发生的、以及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发生的许多变化(例如抛弃了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所造成的。
  我们必需认识到东德政治革命的胜利、东德工人阶级之夺取政权(这是可能的,虽然不一定),对世界革命可能发生的影响。东德的火花可能点燃整个欧洲,甚至苏联和中国。
克里姆林宫领导人面对不能解决的两难处境

  这就导向克里姆林宫和华盛顿/波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面对真正的进退两难。如果苏联像对一九六八年的捷克一样再度干涉,戈尔巴乔夫的整个政策就完蛋。同时,一个相等于(如果不是大于)美国人民反对越南战争浪潮的巨大抗议浪潮就会在苏联发生。但是,如果莫斯科让民主的工人政权在东德建立起来,这就会很快地传布到苏联、东欧和西德去。戈尔巴乔夫就会像恐惧瘟疫那样恐惧这个『使局势不稳』的效应。
  同样地,如果华盛顿和波恩对东德工人进行干涉,一个巨大的抗议运动就会在西德爆发出来。这不但会导致总罢工,而且会对欧洲其它国家、甚至美国造成无可估计的反响。但是,如果他们避过了干涉,资本主义欧洲稳定的前景不会更好。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位代表已经在11月9日得出了这个像谜似的结论,说今天的华沙公约是使资本主义欧洲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虽然,就目前而论,华沙公约无力对东德工人进行干涉。徙工人和革命运动的观点来看,这个结论是合逻辑的。
必须极力保护东德工人的主权

  我们必须保护东德工人的主权,使它不受任何限制。我们必须反对任何转移视线的行动和挑衅,东方和西方政府会利用这些挑衅,采取宪兵式的干涉行动,以阻止东德工人自由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陷入困境的官僚层,为了重新控制群众的反叛,就宣布实行真正的、但是有限度的改革。
  由于群众的不信任和不满的深度,仅用诺言来疏导他们是绝对不可能的。11月8日克伦茨之被任命为党总书记、政府的辞职和新政治局的形成,都不过是『保守派』的后卫战。所有这些『过渡性解决』将会证明是短暂的。
  官僚机构中以莫德罗为首的改革派,和部份较温和的反对派领导人所组成的

政治革命——及其可能遇到的危险(曼德尔,198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