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27）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80）
制约苏共党内斗争成败的第三个因素是各种政治势力的对比状况。
苏共党内存在着各种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这些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苏共党内斗争中，各种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互相争夺的主要势力范围有:
★党的系统
★政府系统
★军队和警察系统
★意识形态系统
党内各种不同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内斗争的成败。总的来看，党的系统是极其主要的势力范围，谁要取得党内斗争的胜利，谁就必须把握住这个势力范围。政府系统相对来说实力较弱，它受到党的系统的控制和制约: 第一，党为政府制定施政决策依据；第二，党和政府机构基本重叠；第三，党政领导人往往兼职。历史上，苏联政府机构也曾有过旺盛时期，如列宁是首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总理)，那时政府机构的作用很大。斯大林兼任部长会议主席以后，他主要通过政府系统而不是通过党的系统来管理国家。柯西金任部长会议主席时，政府系统与党的系统呈抗衡之势。
但归根结底，党的系统处于决定性的主导地位。马林科夫效法斯大林，力图通过政府系统来管理国家，并试图以政府系统与赫鲁晓夫掌握的党的系统相抗衡，结果招致失败。军队和警察(克格勃)系统是一种特殊的制约力量，后面将把这个系统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详细分析。意识形态系统的最大作用在于它掌握了全党和国家的舆论宣传媒介，在党内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历次苏共党内斗争的必争之地。
还要看到，苏联改革进步势力和保守惰性势力始终是党内斗争的重要方面。例如，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代表着改革和进步势力，而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则是保守和惰性势力的代名词；布哈林的失败表明，斯大林的主张采取强硬方式和激进路线治国的势力在党内占了上风；赫鲁晓夫能够战胜莫洛托夫等人是因为当时改革势力成为主流；而赫鲁晓夫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内害怕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遏制了改革势力。1980年代初“老人政治”的保守和僵化势力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所以，改革和进步势力与保守惰性势力的此消彼长，是这两种政治势力在党内力量强弱对比的反映。
制约苏共党内斗争成败的第四个因素是政治领袖的斗争方式方法。
政治斗争方式方法，反映了政治领袖的政治素质和性格品质。政治领袖的个人素质是制约党内斗争成败的重要因素。曾任苏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沃尔科戈诺夫上将在其《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中指出，力量和智慧和谐共存，那是很理想的，但是很遗憾，这种现象极少。未来往往属于强者，而不属于弱者。在历史的选择关头，智慧和力量的比例往往有各种各样。
这里以赫鲁晓夫为例。赫鲁晓夫虽然没有良好的理论修养，但他有一种坚不可摧的毅力和能熔化一切的热情，有熟练的控制权力的能力。他采用各个击破的斗争艺术，清除贝利亚，迫使马林科夫辞职，排挤莫洛托夫。等莫洛托夫等人共同联合起来反对他时，他的政治羽毛已相当丰满。赫鲁晓夫心血来潮的性格，灵机一动的决策，使苏共党内斗争更富有惊心动魄的色彩。
莫洛托夫认为： “赫鲁晓夫对什么是列宁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有多大兴趣，也没有想过”。 “赫鲁晓夫吗，在理论问题上一窍不通，他反对列宁主义，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敌人，含而不露，诡计多端，善于伪装……不，他不是笨蛋。人们怎么会拥护一个笨蛋呢？那这么多人不就都成了笨蛋了！不过赫鲁晓夫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情绪，他体察到区别之所在，感觉很灵敏，所以他才有所收敛。” 莫洛托夫认为，赫鲁晓夫没有驾驭国家的思维能力，他不是一个革命家。
赫鲁晓夫倡导了对苏联模式的第一轮改革，在苏联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他是一位矛盾的改革人物，他的思想中创新与守旧集中于一体。赫鲁晓夫精力充沛，勇气过人，喜欢标新立异，这决定了他领导的改革具有一股“闯劲”。本来赫鲁晓夫可以有更大的作用，但他的急躁情绪和随心所欲又使他提出的许多措施付之东流。赫鲁晓夫勇于承担历史责任，对苏联的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创新，人们应当以历史的眼光予以评价。
苏联著名政论家、《文学报》评论员费.布尔拉茨基写了一本小册子——《赫鲁晓夫(政治肖像素描)》，对赫鲁晓夫性格中隐忍的一面是这样评论的：
斯大林之后怎么偏偏会是由赫鲁晓夫来领导国家呢？斯大林为了“清除”自己在党内的一切敌人，包括真正的和虚构的，“左”的和“右”的，似乎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五十年代初流传着斯大林的一句格言：“有人就有问题，没有人也就没有问题了。” 结果，活下来的看来就只剩下最忠实可靠的人了。但是，斯大林怎么就没有看透赫鲁晓夫是对自己个人崇拜的掘墓人呢？
在斯大林晚年，即临终前不久，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已经失宠。当年斯大林曾经在这两个人的帮助和支持下消灭了其他一些领导人，这时斯大林看来又在为他们安排着同样的命运。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取代人数较少的政治局，则是为“干掉”另一批老战友而采取的一个步骤。然而，斯大林却没有在赫鲁晓夫身上“作孽”，——真是咄咄怪事！
是因为老糊涂了吗？看来不是。马基雅弗利对暴政的揭露可谓入骨三分。他曾说过一句话: “如果布鲁图装成一个傻瓜，他就会成为凯撒。” 我认为赫鲁晓夫就是通过某种方式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唯唯诺诺、毫无野心的人。我听说，在斯大林最后30年的住所——孔采沃附近一座别墅里召开漫长的晚间酒会时，赫鲁晓夫经常跳乌克兰的戈帕克舞。当时他身穿乌克兰的斜领衬衫，装扮成一个“真正的哥萨克”，一个绝无权欲、只知道按别人意志行事的人。但是，当时赫鲁晓夫显然已经把自己的反抗心理埋藏在内心深处，而在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二天便流露出来了。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回顾中国1976年10月的惊人事变，便会知道有些事情不是不会变，而是时机未到。
制约苏共党内斗争的第五个因素是全党的心态。
苏共党内斗争并不只是表现在上层，它还要受到全党心态的影响。虽然全党中有时会有各种各样的心态，但在某一个时期总有一种心态成为全党的主要心态。
苏联学者斯米尔诺夫在分析全党的心态对斯大林的影响时指出: “年轻的工人阶级自身带有农民过时的、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和困惑。而斯大林在选择方法时常常反映的正是工人阶级这一部分人的观点，准确地说，就是工人阶级人数众多的新阶层的‘品质’的坏的方面。与其说是纠正工人阶级各个阶层的情绪和利益，使它们纳入正确的轨道，不如说是斯大林常常成了这些情绪的俘虏和奴隶。在很大程度上，从二十年代开始他就这样做了，当时他的立场是随着用什么方法他才能保证大多数人的支持而改变。”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斯大林是带着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从这些落后的、过时的旧观念中成长起来的。
不只他‘塑造出’群众对领袖的看法，新的工人阶级自己也′塑造出’领袖。左的急躁情绪，想一举解决所有问题就是从这些群众中发展起来的。党的老近卫军未能把政治路线控制在产业工人核心的愿望和传统的范围内。在青年工人阶级中已经形成了授权‘上面’采取决策的心态。这种情况一开始就为极少数人或‘一个领袖’篡权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不能说，斯大林无视工人阶级的这些好的方面。但作为政治权力特殊的组织形式的斯大林个人专制，是从另一种倾向、以及在年轻的工人阶级中存在的——向往权威、从‘工人化化得不好的农民’心理中发展起来的。” 这位学者的观点客观反映出当时苏联无产阶级内部阶层的心态。
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情况来看，苏联社会心理状态显得十分浮躁，整个社会笼罩在偏激、大跃进、急于摆脱落后的情绪之中。为什么托洛茨基派提出了“超级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为什么斯大林严厉地批判了这些理论，而自己却随后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他们的若干思想？看来，当时苏联已经被一种激进情绪所左右。而这种情绪不可避免地要在党内反映出来。
赫鲁晓夫上台后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完全符合当时全党的心态。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的个人专制和大清洗使全党都处于神经紧张和恐怖状态中。渴望“解冻”是五十年代全党全国的心态。赫鲁晓夫清除贝利亚、批判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使苏联从兵营式社会生活中解脱出来，因而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但赫鲁晓夫偏激猛烈的改革造成了苏联社会过分动荡。而朝令夕改的政策，反复无常的人员变动，此消彼长的机构改革，使得全党对赫鲁晓夫的改革失去了忍耐力。
到六十年代，全党的心态是“人心思稳”，“人心思静”。而勃列日涅夫的稳健作风和领导基调正好与此心态相吻合。到了八十年代，苏联社会停滞不前，出现障碍机制，全党又出现了“人心思改”、“人心思变”的心态。随着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的相继去世，苏联四年之内为三个总书记开追悼会，全党的心态是希望一位年富力强的领导人担任总书记职务，而戈尔巴乔夫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正符合这种心态。
布尔拉茨基对赫鲁晓夫上台的社会背景是这样评述的：
赫鲁晓夫掌权并非偶然，但同时又有其偶然性。说它并非偶然，是因为他当时代表了党内的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在另外一些条件下曾经以捷尔任斯基、布哈林、李可夫、鲁祖塔克、基洛夫等这样一些彼此大不相同的活动家为代表，以另外的方式表现出来: 他们拥护发展新经济政策，拥护民主化，反对在工农业领域、特别是在文化领域采取强迫手段。尽管斯大林进行了残酷镇压，但是这股思潮一直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赫鲁晓夫上台是必然的。
当然，这里也有很大的偶然性。假如马林科夫同贝利亚串通起来，假如“斯大林近卫军”是在1953年，而不是在1957年团结一致，赫鲁晓夫就不会成为全党领袖，我国历史发展的途径就会有所不同。当然，我们很难作出这样的假设，但实际上那的确是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
然而，历史终于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这是对我国生活中现实问题作出的回答。当时农村日益贫困，实际上已经处于半破产的境地，工业技术落后，住房奇缺，居民生活水平很低，数百万人被监禁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改变政策，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于是，赫鲁晓夫出现了，他确实代表了人民的希望，成了新时代的先驱。
赫鲁晓夫代表着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整整一个时期。他对斯大林的批判和继承，也包括自觉的和不自觉的，对苏联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他的全部活动中具有核心意义的个人崇拜问题(他破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又制造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现实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活中屡屡出现的重大实际问题。人们批评他赞扬他，但只要想认真进行改革，推动社会前进，就不能不承认他在苏联历史以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他的成败得失，以为后人借鉴。
制约苏共党内斗争成败的第六个因素是军队和国家保安(克格勃)系统的态度。
军队是苏联国家的强制力量，它在苏共党内斗争中虽然不是经常发挥作用，但有时却发挥特殊的关键的作用。
应该肯定，军队是苏共党内斗争的一种特殊制约力量。它一般不正面介入党内斗争，但它的倾向性却是举足轻重的。早在苏俄内战时期，斯大林就和托洛茨基争夺军事领导权。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终于夺走托洛茨基的军权。从此以后，军队处于斯大林的控制之下。“大清洗”使军队损失惨重，所以，赫鲁晓夫上台受到军队的支持。军队在两次关键时刻帮助了赫鲁晓夫: 一次是军人直接出面，逮捕了贝利亚；另一次是1957年6月赫鲁晓夫遇到权力危机时，国防部长朱可夫紧急动用军用飞机将各地的苏共中央委员运到莫斯科，挽救了赫鲁晓夫的政治生命。
但军队作用的过分突出又引起了赫鲁晓夫的担心。赫氏突然解除朱可夫国防部长的职务就是防止在苏联出现“拿破仑”。六十年代以来，军队作用逐渐增强，影响着苏联内外政策的制定。例如，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吉洪诺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曾经提议契尔年科为中央总书记，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以军队不熟悉契尔年科为由，提议安德罗波夫接任，并获得通过。1991年“八一九”事件中苏军直接介入政治斗争，干预了苏联政治生活，成为左右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但从整个事件的过程可以看出，军队仅仅是一种工具，它不是依附于亚纳耶夫一派，就是倒向叶利钦那里。
从某种意义上看，苏联军队和克格勃是两种互相牵制和平衡的力量。
国家保安(克格勃)系统曾经是苏共党内斗争的重要工具。列宁时期，“契卡”从不介入党内斗争。但斯大林时期则不然，他借助于这个机构监控、逮捕，甚至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克格勃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权力无限扩大。只是在赫鲁晓夫等人清除贝利亚之后，克格勃才不正面介入党内斗争。但克格勃这个势力范围是各个势力都在争夺的地方。例如，在六十年代政治局委员谢列平曾控制这个系统，但勃列日涅夫派自己的助手安德罗波夫去接管，使谢列平失去了这个重要的地盘。
总之，苏共党内斗争的成败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每一次党内斗争的胜负都取决于当时具体环境的内因和外因。上述六种基本制约因素对苏共党内斗争起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但并不是每次党内斗争这六种因素都同时发挥作用。
关于克格勃这里再多说点。
三十年代曾在联共(布)党中央任中央督导员的阿夫托尔哈诺夫，1937年被作为“人民公敌”逮捕，一直被关押到1942年才获释。1943年流亡西方后获得历史博士学位，成为俄国史教授。1957年他的代表作《权力学》写成出版，1976年出了第二版。作为深受克格勃伤害的作者在该书第五章对克格勃的评判可谓入木三分。下面摘录部分内容:
在研究斯大林后的统治结构时，应当把党、警察和军队这些统治集团在权力体系中需要加以细致分析的位置与职能的变化同权力本身的不变本性区别开来。斯大林后制度的表面变化并非制度本身的变化，而是制度内部上述当权集团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
为了搞清变化的实质、规模和方向，必须回顾原来的情况，即: 作为统治理论和统治艺术的斯大林主义究竟是什么？这几个权力集团中每个集团在斯大林时代的作用如何？25年前，也就是斯大林去世前三年，在《斯大林在台上》一书中(这本书的俄文版本以《征服党》为名刊登在1950年的《播种》周刊上)，我的结论是:
“说在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不真实。不仅如此，在苏联连苏维埃政权也不存在。真实的只是，现存制度按照传统自称是‘苏维埃政权’……这个称呼只有利于掩盖斯大林制度的真正本质。
“在苏联也不存在CP专政，别看它有六百万党员。真实的只是，布尔什维克自称CP是‘苏联劳动人民的先锋队’，以便对人民隐藏真正‘先锋队’的面目……
“说在苏联是党和军人集团分享统治和权力，这不真实。苏联军队的将军们是自己的政治庇护人——政治干部制的俘虏。但即使后者也只是通往真正势力的中介和桥梁，这股势力在苏联军队中有自己的名义和自己的地位。
“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是无所不能的超级力量，这不真实。……政治局虽然是冠冕堂皇的，但也只不过是站在政治局每把交椅后面的那种真正超级力量的一个影子而已。
“政治局委员们自己确切地了解这一点，党对此模糊地猜度着，而人民对‘高级政治’漠不关心。人民被告知不要思考。有一个绝对的力量在替所有人思考、行动和发号施令。
“这个力量的名字叫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内务部一国家安全部一国家安全委员会。
“斯大林制度所依赖的不是苏维埃组织，不是党的理想，不是政治局的权力，不是斯大林的个性，而是苏联政治警察的组织和技术，其中斯大林本人扮演第一警察的角色……
“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是国家秘密警察，这等于实质上什么也没有说。英国情报局也是秘密警察，但它的存在在英国人看来是如此自然，正如，比方说，和卫生部的存在一样自然。
“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是大规模迫害机关，这还是等于实质上什么也没有说，因为盖世太保也是大规模迫害机关，尽管它的头子希姆莱连当一名德国国家保安的军士都不够格。
“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是‘国中之国’，这等于贬低它的作用，因为提出这一问题本身就等于设想存在着两种力量: 正常的国家和超正常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然而，其实只存在一种力量——万能的契卡制度: 国家的契卡制度、党的契卡制度、集体的契卡制度、个人的契卡制度、意识形态上的契卡制度、行动上的契卡制度、自上到下的契卡制度、从全能的斯大林到微不足道的告密者的契卡制度。”
这就是经典的斯大林主义。
(未完待续)
荀路 2023年12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