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11日星期日

习近平面临的罢工大潮和独立大潮

习近平面临的罢工大潮和独立大潮/草虾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7月20日 转载)

     共党太子习近平率其打手造访纽西兰期间,围殴高举西藏日照雪狮旗的绿党洋人,违背了纽西兰一国两旗的法律。同时,支陆国内又爆发了深圳富士康跳楼、佛山本田罢工等等劳工危机。由此至2012年共党十八大的两年间,呼声最高的太子习近平将要登基的过程中,他将面临怎样的罢工大潮和独立大潮呢?他有否足够的智商面对共党垂死挣扎的局面呢?共党推动习近平登基,对各种民生民族危机的作用是缓和呢还是激化呢?
     一,习近平个人素质与共党大局的走势 (博讯 boxun.com)
    共党发迹过程中曾经高举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面大旗:(1)民生,劳动人民当家作主;(2)民族,鼓吹蒙古、西藏、维吾尔各邦人民建立自治共和国,改造中华民国为联邦共和国;(3)民主,向饱受英美熏陶的民主党人许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甚至高调鼓吹美国式的政治制度。然而劫踞支陆之后,立刻变脸为斯大林式的血腥暴政,手法为对蒙维藏三疆人民的血腥殖民、对中国民主同盟的反右清洗、对历次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一路走来,以坦克推动经济,膨胀外表之下的大盘趋近崩溃。
    说它趋近崩溃,是因为它的经济结构根本失调,一方面是高位上扬的房地产等等经济泡沫没有中下层的足够购买力的承接,另一方面水土坍陷哀鸿遍野。反观西方国家的持续繁荣,是因为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训,推行凯恩斯主义,以官府福利财政调节贫富差距,包括严格征税迫使富人捐助教育慈善事业、官府承担养老抚幼医疗等等为社会保底。然而这一切,都与共党的精神背道而驰--这个只顾自己集权腐败的匪帮,怎肯把自己霸占的国家权力用于为人民服务呢?除非彻底颠覆共党的历来传统。
    习近平似乎是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因为他的父亲习仲勋老先生在共党之内是“陕北救毛帮”的恩主,与邓小平同为建国诸侯,所以习氏可以颠覆“以毛邓的是非为是非”的惯例,可以从高岗林彪两案开始平反历次冤案,而不会受到“忘恩负义”的罪名谴责。老习祖籍河南、发家陕西、总督西北、改革广东,小习初任河北、封疆福建、转职浙江、起飞上海,贵妃彭丽媛家在山东,似乎可得多省拥护。更兼其最初在中央军委当秘书,也算是各级军人的“老领导”了。即,除了东北、西南两块,习氏的势力都可以覆盖。
    从邓小平提拔的胡温出身平民发迹甘肃,斯为民族关系的十字走廊,可以看出,邓小平深具用心,希望塑造共党领袖的平民形象,注重西部内陆及边疆的和谐发展。邓小平留下的各种危机,在江泽民李鹏这一辈发展东部经济之后,可以在胡温这一辈手里得以缓解。然而,事与愿违,变本加厉。
    二,习近平本人的局限与共党的利益结构
    共党极为醉心于专政与繁荣兼得的新加坡模式,但却不懂新加坡能够独立繁荣的真正原因是当时马来西亚首相东沽王子的宽容。东沽首相作为马来西亚独立之父,推动华人居民为主的新加坡从马来联邦中独立,避免马来土著与华人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并以供水等等资源为新加坡提供保障。容许、鼓励甚至推动在马来西亚联邦中的弱势群体华人去独立,这就需要极为高超的政治智商和恢弘的贵族风范。东沽首相是王子出身,又到英伦接受了孤立主义的贵族教育。这些素质,习近平所代表的共产太子党们是否具备呢?
    习近平先生给我的印象,恕我不恭四个字:土豪、恶少。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习仲勋老先生是19岁造反的平民抗暴英雄,又在党内饱受压抑,但是习近平则是在红色摇篮里吃着特供奶粉长大的,已经不具备一个英雄成长所必需的苦难环境。但是呢,习近平又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贵族,因为孟尝君、柴进那样的贵族,需要有自己的世袭封地,能够悠哉游哉于一方,以家财笼络一时豪杰,才能养成达济天下的高尚情怀。共党制度下,人人都是奴隶,即使混到习仲勋陈希同这般地步,也不可能拥有不受侵犯的私人领地,而且随时都会被剥夺了身家性命。这样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习近平们,虽然在官府衙门之中到处人头熟透,但也时时警惕以防别人的落井下石。正因为这样的党内恐怖的环境,所有的共产党徒若想明哲保身,就要时时处处“维护党的利益”,党以汉人官僚为主,那么就要时时处处维护官僚阶级的利益、维护汉人的利益,说穿了就是剥夺劳动人民的人权、剥夺边疆民族的人权,才有党权军权政权的巨无霸。对人民的凶狠,才能获得党内好评。
    习近平的家世,从小就决定了他的个人思维是老子打江山儿子坐江山,坐了江山抱美人。从他在厦门市长任上娶了二奶彭丽媛,说明他不懂“无盐娘娘生得丑,保着齐王坐江山”的道理。共党歪论三个代表之贪官、奸商、文痞,还应加上第四个代表:美女。习近平率领打手,越洋万里去围殴纽西兰的绿党人士,颇似华文经典中描绘的高衙内、薛蟠呆霸王等等恶少形象。凭着家世,年纪轻轻就进了清华名校,毕业了进入中央军委枢密院,然后外放福建成为一方诸侯,一手抱着美人歌星,一手写着清华博士论文。这种经历,表明他不可能体会处于弱势的劳动人民和少数民族的痛苦。
    三,独立大潮等待习近平
    现在,共党经常指责台独、藏独、维独,还有潜在的蒙独和满独,其实在共党的军事霸权之下,可以用膨胀的经济实力,雇佣无穷人数的汉人草民充当“统一”的炮灰去镇压边疆,弱势民族都没有能力谋取独立的。但是,“诸独”又是迫在眉睫的,而且主力就是共党内部的权贵集团。考察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的崩溃史就可以看出,一党专政的经济基础在于垄断邦国资源。当它的大盘利益尚未瓜分完毕时,尚未吃饱的党徒们都等着坐上交椅捞一把,“统一”就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当这个系统的大盘利益都瓜分完毕,没有新的巨额利益可供增长时,那么已经赚满的利益集团就要找地方生根,最好的借口就是“独立”,鼓吹一套地方文化,煽动地方居民对朝廷的仇恨,诸如中央朝廷抽税太多、养活太多的官僚等等。
    前苏联、前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原来的朝廷大员都回到故乡,拥兵自重。各个地方的军区成了各个独立共和国的“国军”。一旦枪杆子们决定自己单干的时候,完全可以勒令宣传行业的文官们鼓吹独立有好处。所以共党舆论的主流是统是独,就看局势如何对其利益集团有利。而且,汉人一贯轻视民族宗教之类的精神领域,一旦独立事业的需要,共党大员们都可以轻易更改自己的种族、宗教之类的登记事项。假设沈阳军区的枪杆子们觉得需要,完全可以效仿张作霖搞满洲独立,可以自称是满洲人,可以把“法轮功”当作宗教旗号,都能吸引国际同情。关东的下岗工人失地农民闹了好多年的维权都无效果,一旦地方大员们许诺以利益满足,并把以前的罪责推给北京朝廷,那么“中央军委”哪有能力镇压呢?当然,要看各个地方军区的利益默契。东汉末年,朝廷下令各地镇压清流党人、镇压太平道暴动,结果形成了各地诸侯的割据局面。
    似乎,最危险的潜在的独立地区是在满洲,它不乱的话,其他地方也不敢乱。一旦满洲独立,那么关内乘势而起,南蒙古、大西藏、维吾尔都会闻风而动,一旦平民围攻基层官僚,那么它就大盘失控了。为了控制大盘,北京朝廷就要尽可能的满足各个地方利益集团的贪欲,岂不是个无底洞?同时还要经常轮番转动各位大员的封地,这又促使了各级官僚的行为短期化,不顾一切赶紧捞、捞了跑。朝廷的各个部门、边疆各个自治区、驻外使领馆的官僚们,都以“反独”为借口,从国库挖出预算,习近平不割肉能行吗?
    四,罢工大潮等待习近平
    共党能够维持“统一”的大盘,要应付以“反独”为旗号的天文数字的浪掷,这一切都需要国民经济体系的支撑。这个经济体系又是两头在外,一切的重担压在国内工人头上。重庆出租车夫的罢工而引发了薄熙来“打黑”,说明罢工已经被共党官府认识到是最有威胁性的。今年的深圳富士康跳楼和佛山本田罢工,表明共党官府已经试图为劳工危及寻找泄洪口,试探南方外企罢工的社会反应。共党绝不允许它的“国企”发生罢工,各级官僚操控的地方企业或者“民企”都可以勾结警方予以镇压,小型私企则大都采用私人亲和的方式化解危机。因此,外企因为不能直接与官府勾结就成了钳制罢工的薄弱环节,共党官府也是幸灾乐祸,让外企老板们伏伏怗怗地拥护一党专政,否则就要卷铺盖离开工潮四起的支陆。
    然而,人民的忍受毕竟是有极限的。外企开始的工潮,也正表明了官府力量稍有松懈之处之时,就有民变发生,就看是什么事件刺激了人民的情绪。一方面是民间维权人士精心研究搞事技术,另一方面是官府精心研究镇压技术。但是,这两方面都不能涵盖社会的全面,稍有裂缝就有岩浆迸出。几家先进行业的超级外企的罢工与加薪,已经悄悄的鼓励了其他行业的所有企业,谁不追求利益呢?最先开放的广东的外企,劳资关系是赤裸裸的,所以容易发生撕破脸皮的罢工。其他地方呢诸如华东华北地域呢?随着职工的年轻化,网络已经是他们的精神世界,任何消息对他们都是封锁不住的,就看发生什么样的点火讯号了。
    这个时候,习近平稳步走向十八大的登基大典,实质是稳步走上火山口。毛邓江胡几代人留下了的烂摊子等他去收拾,历代党魁的权力越来越弱,与官僚利益保持一致的要求越来越严,对部门地方的约束力越来越弱,党内权贵官僚们又不肯放权让利给人民,末日心态要捞得更猛更快更狠,人民负担越来越重,人权意识越来越醒,社会通讯的发达提供的切磋搞事的能力越来越精,现代经济为社会提供的共振也是越来越强。参见刚刚发生的“印度瘫痪”大罢工,为抗议油价上扬、通货膨胀率持续飙升,印度全国遍受冲击,工商团体估计将要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6.5亿至28亿美元。这样规模的罢工及损失如果发生在共党统治之下,孱弱的中国经济结构承担得了吗?再加边疆民族的风潮和国际社会的干涉呢?
    五,习近平的两手硬,将是自杀手段
    因此,我们可以猜测,习近平在纽西兰围殴绿党洋人的行为,应该是经过精心预演的,完全可以事先确定:“碰到藏独搞事逼近,怎么办?打!碰到洋人搞事逼近呢?照打不误!”这样虽然在国际环境被视为土豪恶霸,但却能获得党内国内的一片欢呼,甚至把习近平吹捧为“民族英雄,敢打干涉中国内政的洋人!”这份“打洋”造型,要比“打黑”高出几个等级,颇为符合“祸水外引”的既定国策,因而可以断定习近平登基已经无可阻挡了。
    习近平的形象已经可以概括为两手硬:维护党官利益的一手要硬,镇压人民的一手要硬。这就是他获得喝彩的奥秘所在。但是,习近平先生似乎忘记了自己最初当官是县委书记在河北省正定县?那里的滹沱河畔的临济禅院?“临济”二字,源自易经六十四卦的“既济”“未济”,面临“既济”的彼岸之时,如何返身救度“未济”的苍生呢?禅宗十一祖义玄和尚于彼创立了辉煌的汉人佛教临济宗,喊出了“见神杀神、见佛杀佛”。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土豪衙内出身的习近平若想摆脱全党沉溺纸醉金迷的集体无意识状态,就看他是否敢于斩杀党内利益集团的神佛,那才是苍生的造化。
    【草于2010.07.05达赖喇嘛75寿诞暨维吾尔暴动周年】
    【首發《動向》299】 _(博讯记者:草虾)

2010年7月9日星期五

职工没有罢工权就没有尊严

 

·于建嵘

    面对目前职工群体性事件和个体极端事件多发的态势,5月29日,全国总工会在《关于进一步做好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要进一步加大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与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力度;使广大职工有尊严地生活,促进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
    这应是全总第一次把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与职工的尊严及社会稳定联系在一起,并明确地把让职工有尊严地生活作为各级工会的重要的工作目标。这表明,中国的工会组织及其领导人终于公开承认了一个最为基本的常识,这就是不能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就没有职工的尊严;没有职工的尊严,就不会有社会的稳定。
    正如全总通知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社会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社会矛盾多发的特殊历史时期。而在国有单位改制及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些以牺牲职工利益的方式换取效益与投资的做法,职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一些企业经营者以改制为名,采取寻租的手法侵占国家或集体资产,而把长期为企业劳动的职工变成了无保障的失业者。而一些改制后的企业及新生的民营企业,成为了在劳动强度以及劳动环境等方面没有予以劳工基本权益保护的“血汗工厂”。在这些工厂里,职工们在恶劣的劳动环境下,付出了繁重的劳动而只能获得很少的报酬,劳动仅仅成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谋生手段,职工也成为了生产线上没有思想、没有尊严、没有前途的机器人。
    为了改变这种没有尊严的生活,一些职工不得不采取包括罢工在内的各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有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名著中指出,“工人除了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进行反抗,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感情的余地,那么工人自然就一定要在这种反抗中显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情的特性了。”
    但是,在一些地方执政者看来,这些维权活动是“群体性事件”,破坏和影响了社会稳定,要采取各种手段打击这些维权活动来进行“维稳”。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和做法,是长期以来压力维稳的条件性反应。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全总在通知里明确提出了“维权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
罢工权是维护职工尊严的重要手段
    罢工是劳动者拒绝提供劳动义务的集体行动,是世界各国普遍承认的基本人权,也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体现。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第4项规定劳动者“有权罢工,但应按照各个国家的法律行使这项权利”,要求缔约国尊重劳动者的罢工权。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多次利用罢工来维护和保障工人的权益。最有名的安源大罢工,就是早期共产党领导工人维权斗争的典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1954年宪法中,没有规定工人的罢工权利。但毛泽东1956年11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认为,“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所以,在1975年宪法第28条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1978年宪法第45条也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1982年把罢工权从宪法中删除,其中的理由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职工是企业的主人,罢工权没有必要特别保护。
    然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利益多元化越来越明显,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使职工运用罢工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面对和如何认识职工罢工权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一些学者从基本人权和现实需要等多种角度提出了赋予职工罢工权的重要性。对此,虽然我国立法机关没有正面采纳,但也没有对日益增多的罢工事件给予明确的禁止。1997年10月我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国际公约》,2001年2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时,并没有对其中的罢工权提出保留意见。也就是说,我国的立法机关认可了国际公约中规定职工的罢工权,或者说,我国有实现罢工权的国际法义务。
    罢工是基于一定的群体意识产生的集体诉求行为。集体诉求行动作为一种形式本身就具备一定的积极意义,比如说在集体诉求行动的组织过程中,工人之间能感受到互相之间的力量,共同的需要等等。集体诉求行动能够把工人从机器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的社会人。罢工作为一种基本的利益诉求表达,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有一种说法认为集体诉求行动会导致一种两败俱伤的结局,工厂停产导致工人没有收入。这是不对的。集体诉求行动权利的存在就是一种对资本的制约,能够使资方在作决策的同时考虑到工人。社会强权的一方在面对它的时候,就不得不顾虑到其所作所为的底线,从而不至于使社会走向最后的断裂。
    至于有一些人担忧集体诉求行动所提出的要求是否合理,集体诉求行动的技术细节是否完善等问题,我们要相信集体诉求行动本身也会演化出一套理性来。在这种意义上,罢工这类集体诉求行动也是劳动力市场配置资源的手段,能够促使利益平衡局面的出现。在整个社会的不同领域当中都会出现局部利益博弈,这些博弈通过自发的演进最终可以达成平衡。
    一般来说,罢工主要可以分为政治罢工和经济罢工。所谓政治罢工主要是指为了实现特定的政治主张,针对国家公权机关的有计划中止工作的行为。而经济罢工,则是指职工为了改善劳动条件或增加工资等经济利益而采取的中止劳动的行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所发生的罢工全都是经济罢工,主要解决的是劳资关系中的利益争议。其行为方式也较为简单,表现得较为理性,除一些公共交通工具的劳动者罢工和一些已停工的企业采取上街游行示威外,生产企业的罢工对社会公共秩序影响较少。因此,我们要把罢工这样的集体诉求行动同“群体性事件”剥离开。从长远来看,罢工作为一种维权活动,并不影响社会稳定,反而为社会稳定提供有效的保障。
理性的罢工需要真正的工会组织
    从各国的罢工实践来看,职工的罢工权要正当行使,必须有能代表职工利益的工会组织。工会组织是实现职工罢工权的组织基础。然而,我国工会组织在具体的职工罢工行动中,不仅不能起到领导作用,反而在许多场合成为职工的对立面。
    这与我国工会组织缺乏利益代表性有关。虽然目前中国基层工会组织达到近185万个,全国总工会会员总数达近2.3亿人,但由于长期我国工会一直是党政机关的附属组织,其行政化运作使工会离基层职工越来越远,在许多企业成为了一种福利机构甚至摆设。而当工会组织没有正常的生存土壤的时候,职工的群体行动就会趋向于暗下行动。在正常情况下,只有公开的行动才有利于社会的和谐,暗下行动会带来很多不可预见的因素,例如黑恶势力的介入。正因为如此,职工在目前的罢工行动提出了建立自己的罢工组织的要求。
    而这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则是高度敏感的话题。在现实中,如何最大限度控制社会组织资源一直被视为最为重要的工作方向。事实上,利益组织化对于社会稳定来说是把双刃剑,它可以为反体制准备力量,但它同时又可以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对目前的中国来说,让职工有自己的利益组织是他们的基本权利问题,而且对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是有益的。
    对此,世界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有过这样的论述:早期工业化国家中的社会冲突和工人罢工的最根本的原因,或许就是当局不愿承认劳工有组织起来的权力,不愿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这些原则在19世纪只有通过斗争才得以确立。一个政府越是坚持拒绝承认劳工组织的合法性,工会就变得越激进。工会化被解释为是对现存秩序的一个挑战,这种解释本身就倾向于使工会化真正成为对现存秩序的挑战。但在20世纪,劳工组织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工业社会所固有的特征。所有先进国家都有大规模的组织良好的工人运动。所以,落后国家也想仿效。一个全国性的劳工联盟对于国家尊严来说,就如同军队、航空公司和外事机构一样,是不可或缺的。
    可以说,职工们在现实的行动中提出建立真正的职工利益组织,对中国现有的工会组织会是一个严重的挑战。但是,我们不应惧怕这种挑战,而应积极应对目前所出现的新的情况。事实上,全总已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要改建工会组建方式等主张,要把落实广大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作为工会的基本职责。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中国的工会组织有更为深入的改革,要让工会干部的升迁、工资和待遇脱离企业领导人的控制,要通过法律保障让工会真正成为职工自己的组织,让职工的利益真正成为工会的利益。只有这样,在职工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工会才敢于并才能同工人站在一起,才有可能达到“企业和职工双利双赢”的局面,职工才能有尊严地生活。
    来源:南风窗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2010年6月27日星期日

工运湘军先锋网络与手机冲破网罗

咱们工人有力量!

工运湘军先锋网络与手机冲破网罗

呙中校、朱一心

中国本田大罢工如星火燎原掀起全国罢工的浪潮,但两位湖南籍罢工推手谭国成与刘胜奇都分别被逼离开南海与小榄,告别打工之梦还乡。他们以湖南人的「霸蛮」精神,提出明确罢工目标,要求重整工会,把工会还给工人,打破资方和政府对工会的控制;制定和平理性的罢工策略,利用手机和网络等平台联系,传递罢工诉求和理念,争取胡锦涛所说的「让民众体面劳动」。

广东南海本田罢工如星火燎原,掀起了全国罢工的浪潮,从广东到江西,从上海、苏州到西安,罢工此起彼伏。南海本田与中山小榄的本田制锁工潮,工人们或多或少得到加薪,但两位湖南籍的罢工推手谭国成与刘胜奇都要被逼离开,回到湖南老家。中国两亿三千万农民工的打工路,难道就如他们说的,工人生涯都只是一场梦?

谭国成与刘胜奇这两位湖南人无疑就是点燃星星之火的工运先锋,传递着新时期中国工人的觉醒意识。他们发现中国本田纯利逾八十亿人民币,而前线工人平均月薪只有一千多元。在物价不断上升的珠三角,根本无法维持有尊严的生活。

他们不约而同为工人拟出了明确的罢工诉求,提出重整或重组工会的诉求,要求把工会还给工人,不能由资方或政府所把持;他们制定了和平理性的罢工策略,充分利用手机和网络这个平台,利用QQ群传播诉求和理念,商讨罢工策略和谈判对策,冲破资方与当局的网罗。谭国成等人利用QQ群向媒体发布罢工消息;刘胜奇为发表自己的新诗,更要跑去廉价的黑网吧上网。

罢工中,他们有着湖南人的「霸蛮」(执着坚韧):他们敢于站出来领导罢工,也勇于承担责任。谭国成不断用「革命尚未成功」鼓舞工人,刘胜奇坦然面对当局的跟踪威吓和造谣中伤,直接与当局周旋。

端午节前夕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要让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更丰富,而国家主席胡锦涛更早就提出要「让民众体面劳动」。而富士康工人的连续自杀以及各地风起潮涌的罢工运动,显示中国工人生存状态已到临界点上。

五月十七日早上,谭国成按下生产在线的紧急按钮,打响中国本田大罢工第一枪。虽然近年来中国出现多起罢工,但是还没有一起罢工能够像南海本田罢工这样有力量、有影响,起到席卷珠三角、影响全中国之势,而且最终还取得成功,呈现与国企罢工完全不同的格局和气质,成为中国新生代工运的开创者。

刘胜奇十七岁出来打工,从建筑工人成为本田资深技工,收入就没怎么变过;来广东十八年,他的小孩仍遭受户口歧视,辍学在家……刘胜奇的遭遇正是中国一代农民工的缩影,在飞速前进的现代社会中日益沉沦。他们以血汗缔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工厂」,如今正以一个悲壮的转身,宣告中国血汗制造时代的终结。

中山本田和南海本田的罢工潮,也反映出企业与所在地政府的微妙关系。谭国成及他的同事们面对的是透明度高的谈判过程,而刘胜奇等人面对的却是一个他自己也不明白的恐怖世界——中山小榄地方政府以高压及不法手段压制罢工,这和南海政府的低调与相对中立,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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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国成打响中国工运第一枪

呙中校

「八十后」南海本田罢工推手谭国成,返回老家湖南邵阳,自剖发动罢工的心路历程,回忆关键时刻按下生产线紧急停机的一剎那。这是中国底层工人抗议低薪剥削的第一枪,也立刻在全国引起强大回响。

湖南邵阳,一个开发区工地,几个工人正在谈论网上报道的南海本田罢工事件,「罢得好!这么低的工资」。其中,一个新来的小伙子笑而不语。工人们不会知道,身边这位「八十后」、今年二十四岁的小伙子便是南海本田大罢工的策动者——谭国成。五月二十二日就已被南海本田开除的谭国成,在广州待过一段时间后便回到家乡邵阳寻找新工作,六月十二日到邵阳这个工地开始学习新技术,这时南海本田罢工结束已有一个星期。

湖南人在中国以「霸蛮」(坚韧执着、豪爽有血性)闻名,而邵阳人又以剽悍见称,但在邵阳见到的谭国成,单纯低调,甚至有些腼腆。邵阳的工人不会想到这个年轻人会是珠三角工人心中的英雄,他也未曾意识到自己的举动会有星火燎原的效应,更想不到会影响全球化下的生产与分配格局。不过,对于自己的罢工举动得到社会上的支持和肯定,谭国成感到高兴,他说:「刚开始还没有新闻禁令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网友都是支持我们的。」本田罢工后期,当局开始禁止有关罢工的报道,网上消息也被屏蔽。

受南海本田罢工影响,广东中山小榄本田制锁、珠海伟创力、西安日资企业等地也开始罢工要求涨工资,一波工潮在中国各地掀起。因此在一些媒体报道中,有意无意提到谭国成的家乡邵阳,与共产党工运领袖刘少奇的家乡宁乡、农运领袖毛泽东的家乡韶山相距不远,但实际上谭国成与他前辈同乡们很不一样,为人低调,想法也很简单,无论是当初发起罢工,还是现在回家乡重新开始工作,不像一些舆论期待或媒体描述的那种「工运领袖」或「罢工英雄」,他的动机很简单,罢工只是为了加薪,想改善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境地。

非暴力不合作策略

在罢工过程中,谭国成等人确立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抗争策略,他说这是借鉴印度圣雄甘地的精神。罢工开始之后,他就写了一张纸条,在罢工工人中传递,要求工人不砸设备、不破坏工厂、不给当局留下口实等。私底下,他们鼓舞罢工的口号就是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工人们在QQ群里都是以「同志」相称。

在进入南海本田之前,谭国成通过一家职业中介公司在广州的东风本田(发动机有限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东风本田正式员工年收入可以达到五万元人民币(约七千六百美元),但是谭国成作为中介公司的职员在里面工作,待遇则非常低,月收入大约是一千二百元。二零零七年十月,谭国成离开东风本田,在年底他应聘到南海本田装备科工作,这是一家为本田整车厂提供变速箱的本田独资企业。

在南海本田,谭国成的月薪与东风本田差不多,但是多了一百二十五元的住房公积金(公司代缴给当地政府部门,但离开时可以全部取出)。但让谭国成想不到的是,南海本田的正式员工待遇竟会一直很低。两年多来,他的工资调过三次,前两次分别是上调十九元和二十九元,二零一零年一月上调了四十八元。小谭说,他看到工资单第一眼的时候,「心就凉了,来佛山两年多拿的还是三年前的工资」。

「如果说二零零八年因为金融海啸的影响,没有加多少工资还可以理解,但是二零零九年以来我们开始加班,可工资还是那么少。」小谭说起来有点愤愤不平,他们发现本田在中国其实很赚钱,根本没受到金融海啸的影响。据媒体报道,二零零八财政年度(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田在全球的纯利润是十四亿美元,但中国市场就有十三亿美元(八十多亿人民币),本田社长称,是中国市场挽救了本田全球的命运。二零零九财政年度,本田利润又高达二千六百八十四亿日圆,约合二十九亿美元(约一百九十八亿人民币),同比大增百分之一百零六,中国区域贡献的利润仍占大头。

拿到一月份工资单后,谭决定辞职不干了,并且决定在辞职的时候能为其他工人做点什么。这就是谭发动罢工的最简单的动机。

接下来是传统的春节,大家忙着放假回家,三月开始有机会与一些同事沟通。确有一些同事认为工资太少准备辞职走人,但是他们对于走之前搞罢工没兴趣,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在谭国成表示带头罢工后,其他同事表示愿意响应跟进。

利用工休和业余时间,小谭与工人们仔细商量了罢工的主张、时间以及运作方式。小谭所在的装配科是变速箱生产的最后一个环节,因此只要装配科的两条生产线停下来,就可以让全厂生产陷入停顿。装备课的大部分工人成为这场罢工的核心,不过他们没有让班长知道,更不会让公司领导层知晓他们的计划。

四月六日,谭国成正式向公司递交辞呈。按公司规定,他应在一个月后正式离职,不过,四月中他回老家结婚,离职日顺延到五月二十九日。这也导致后来被人误认为他是在四月二十九日递交的辞呈。

从老家回南海后,又逢日本的五一黄金长假,日本人放假,南海本田的员工们也跟着在五月一日至九日开始长休。五月十日长假回来开工,曾经有消息说要上调工资,原因是佛山上调了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五月一日以后从七百七十元上调到九百二十元。

资方玩最低工资游戏

但是让工人们想不到的是,南海本田公司却从原有的三百四十元职能工资中划出一部分纳入底薪,从而使得工人的基本工资达到九百二十元的法定要求,但工人到手的总收入没有任何改变。小谭说:「(工资)没有实质的变化等于没有变,(他们)是在骗人。」

那个星期小谭与几个核心工友商量后决定下周就开始罢工,并通知了相关工人。五月十七日是星期一,在例行的晨会之后,工人们在生产在线按部就班,但谭国成没有像往常一样开动机器,而是按下了生产在线的那个红色按钮。生产间顿时蜂鸣大作。这个按钮是出现安全事故、设备故障等紧急事故才能按下的,但谭国成却以此作为罢工的信号,打响了中国本田大罢工第一枪。

谭国成回忆说:「按下按钮就是为了告诉大家罢工,这是罢工的信号,要不然无声无息谁知道,就算知道是罢工,那效果肯定没这么好。」

谭国成与另一个带头罢工者、也是湖南老乡的萧浪各自对着生产在线的工人喊道:「工资这么低,大家别做了。」当时一部分工人迅速离开生产线,响应罢工,但「一部分人令人失望,在岗位上东张西望,在犹豫」,谭国成说:「他们怕这一走就回不来了。当时,看到那些人的表现真的很气愤。」尽管不少人不知所措,不过很快他们就跟上来了,罢工行动迅速席卷全厂,日方总经理不得不开始与工人谈判。

二十日,南海本田、狮山工会与谭国成、萧浪等四十五名工人代表进行了谈判,工人代表提出薪资总体水平涨到每月二千到二千五百元的水平,而南海本田表示将于五月二十四日给员工一个明确答复。

小谭等几个核心工人分析后认为,这是资方在耍缓兵之计,希望以此来瓦解罢工工人的斗志。为鼓舞工人们的斗志,小谭等人在工人们中一直宣传:「我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是没有回头路的……」南海本田的工人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罢工后也就一往直前,没有更多的顾虑。

与罢工工人们的沉着、理性相比,在小谭等人看来,本田资方应对罢工时犯了几个明显的错误,一是不但小瞧了工人罢工力量,而且蔑视中国工人的罢工,有消息说,日方总经理在办公室听到工人罢工时蔑笑道:「他们也想罢工?」这个消息在工人中传播,无疑更激发了工人们的斗志。二是资方谈判没有诚意,工人们在五月二十日向资方提出了一百零八条意见,但资方只响应了其中七条。三是资方发现工人罢工的确很团结很有力量后,试图高压解决问题,想杀鸡儆猴开除带头者,结果适得其反。

开除领导者激怒工人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时,南海本田迅速解聘谭国成和萧浪,并开车把他们送到了广州,再用大喇叭向全公司广播已经开除这两位带头者。资方此举激起全厂工人的愤怒,事态一发不可收拾。资方完全低估了本田这帮年轻工人的团结和韧劲。小谭说:「当初,我们要是不团结也不可能有最后的结果。」

不过谈判中资方一点一点加码,或拉拢实习生,企图分化工人。为了避免工人被资方分化、迷惑,谭国成等核心工人利用了大家心中本已存在的一些「反日抗日」的情绪。小谭说:「大家看的抗日题材的电影、电视太多了,当然受很大影响。」工人们在罢工过程中唱着国歌,在宿舍贴出「是中国人就不要签」(资方在罢工谈判中开出要工人复工的保证书)的纸条。小谭说,虽然只是单纯为了加薪,但当时还是有点「抗日」的味道。

南海本田罢工最终取得加薪五百元的胜利,而关于重组工会的要求还在进一步谈判解决,小谭对此感到欣慰。本田罢工的工人曾提出,每个工人向谭国成和萧浪两位罢工领袖捐出五十元。对此,谭国成说,南海本田的工人不但团结,而且「有情有义」。

谭国成等人还提出了重整工会的要求,这个问题虽然仍有待进一步解决,但在这次罢工也呈现不一般的意义。

工会其实是解决劳资关系的一把钥匙。十几年来珠三角工人工资停滞不前,这个现象早在几年前就引起广东当局的重视,为此近年来广东各地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但这却成为资方玩弄的一个游戏,不管效益好坏,大多数工厂都按当地最低标准制定基本工资,这包括盈利上十亿美元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富士康和本田。

最低工资标准根本不能体现收入分配的公正,工人们发现只有靠罢工才能解决问题。当然,罢工对劳资双方都会造成损害,不能成为常态,工人们在罢工中提出重整工会,只有这样劳资双方才能进行平等的博弈,才有公平的收入分配结果。因此,政府做的不仅仅是制定最低工资,而是要建立一个包含工会在内的完善的收入分配机制。

谭国成说,一开始他们的诉求就提出要重整工会,就是有感于现在的总工会根本不为他们说话。罢工过程中戴着黄色帽子的狮山镇总工会人员站到了资方立场,甚至殴打工人,成为名副其实的「黄色工会」。

在邵阳,谭国成偶尔还与以前的同事保持联系,不过他的亲友、同学都还不知道他在南海本田发动罢工的事情。他说,他现在只是想平静地开始新的生活,在家乡好好干下去,当然,他对自己具有历史意义的罢工举动有着成就感和自豪感,他调侃自己说:「如果有一天他们(指身边的人)知道了是我,那到时候我再和他们吹水(聊天、侃大山)」。

2010年6月19日星期六

伍凡評論:中國工人罷工潮的因素和前景

希望之聲《伍凡評論》節目)伍凡:各位聽眾好,我是伍凡,現在是《伍凡評論》第189期。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分析中國工人罷工潮的因素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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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這幾個月來,中國大地上有10幾個省市廣泛的有工人舉行罷工,我們稱之為「罷工潮」。這一個新的「罷工潮」,和過去幾年來所發生的罷工潮有些不一樣。前幾年的罷工潮他們大多數是下崗工人,因為企業改制過程中出現的糾紛而發起的維權運動。
而最近這幾個月來,以在廣東的日資本田企業為代表的罷工,是指的是在崗工人以改善工作條件、增加工資為基本利益訴求的維權運動。這是兩類不同的工人罷工運動,但是都是維權運動。
那麼後一類的以本田為代表的,就在職工人的罷工,它就掀起了中國維權運動的新的一頁。這表示著中國工人獨立維權時代正在來臨。所有這些罷工有集體有組織的罷工運動,一定有公開的或不公開的,工會的組織在運作。這是罷工運動。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罷工運動的基礎上,建立獨立工會,是中國工人長期要改善或者提高自己地位的一個關鍵。我們也可以稱作為中國獨立工人運動組織正在出現在地平線上,曙光正在來臨。這個曙光就是中國獨立工會將在中國大地上,最後建立和壯大。
我們講,這一波工人運動罷工潮,可以說共產黨統治中國61年來,是前所未有的。在毛澤東時代,不要說大型罷工,就小型罷工都會鎮壓,把工人的領袖抓起來。那麼在10幾年前,下崗工人的罷工潮,幾乎所有的工人領袖都被抓了判刑,都被鎮壓。
而這一次2010年上半年,連續在中國10幾個省市的大大小小的罷工潮掀起,中共沒有像過去那樣全面的鎮壓。為什麼呢?我想這裡邊有深刻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原因,我們來分析。
工人為什麼要罷工,工人罷工的基本原因很簡單。他們工資太少了、福利太差了、地位太低了也就促使工人覺醒了。那這一場罷工潮的導火索是什麼呢?是通貨膨脹。
從08年全球的金融風暴之後,中國的出口減少,大批的工廠關門。那麼現有在職的工人,他們薪水一直沒有得到增加。緊接著之後,從09年開始到現在,通貨膨脹、房價高漲;而現在蔬菜糧食、石油、汽油、水電、房租通通上漲。唯一的就是工資不漲,所以迫使得人們覺得生活很艱苦,這是一個導火索。那麼富士康的12跳,又是引發了更多的罷工潮的一個爆炸點。
所有的這一些,都促使中共當局它要深思,究竟用什麼辦法來對付工人的罷工潮。還是用毛澤東時代、江澤民時代對工人領袖抓捕判刑;還是用另外一種方法,用滿足工人的一部分的經濟利益的要求,把這個工潮壓下去,不對中國的經濟GDP產生惡劣的影響。哪個好?
所以中共在最近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了全國的罷工潮之後,它們認為不能再用高壓的手段,而是要用經濟疏導、經濟緩和這個罷工工人情緒的辦法。所以相當程度上,滿足了工人的一部分,經濟訴求。
但是同時,它們堅決不肯開放讓工人建立獨立工會,僅僅給予提高工資。至於其他福利也不談,養老金也不談等等。那麼工會組織根本不允許你建立獨立工會,這是目前它所採取的這種辦法。
所以人們會問,為什麼中共不鎮壓這些罷工,因為它鎮壓不下去。如果它要鎮壓下去,它不像對下崗工人,反正你已經離開工廠了,我把你趕走趕得遠遠的,或者把你偷偷抓起來,對整個中國的經濟沒什麼損失。
而現在這幾個工人和這些產品,相當多是外資的、是台商的,而且是要出口的,它把這些工廠打壓了,那麼勢必會影響生產,影響中國的GDP,影響中國出口的合同訂單等等。所以它不敢貿然用鎮壓的手段。這是從政治角度,和經濟角度來考慮。
再一個,中共也試圖要改變中國內需太低的這個狀況。增加工人的一部分工資,來增加中國的內需市場。因為中國的出口市場一直不可能再恢復到07年那個狀態,每年的GDP12%、13%,那是由出口所增加的。不像現在,主要是用提高房地產的這一部分的產值來增加GDP,而實際上的內需並沒有增加。
所以用提高工人工資這一個手段,來略為提高中國的內需,這是中共當局的一個策略思路。至於這個思路有沒有這麼成功,還有待看你提高工人的工資有多大的推動力,推動中國國內的內需市場,還有待觀察。
那麼工人工資低,低到什麼程度,我們可以來看看。根據中共官方自己的報道,中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中間的比重,從1983年達到了56.5%,就到了頂峰,以後就持續下降。22年之後,到了2005年,已經下降到了36.7%。也就是在GDP的總分量中,中國居民勞動所分配的財富下降了20%。
那麼從1978年到2005年,這個28年的中間,資本的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由此可見,要是把工人、農民,勞動居民所應該得到的那一部分的GDP的那個分量,全部轉移給了資本家、太子黨以及黨政官員。
最近的總工會,他們做了一個分析,23.4%的職工5年來沒有增加工資。那麼這些都是指的是貧窮老百姓,那麼富裕的人他們占有多少呢?我們看看。
世界銀行最近做個統計,中國1%的家庭,那就是太子黨、高官、富豪,1%那就是1,500萬的家庭的人口,他們所掌握的中國41.4%的財富,掌握了2/5的財富。那有3/5呢?給其他的居民。而相當一部分還給國家財富,國家資本來占去。而真正分到中國老百姓的手上的錢,少得可憐。
中共的分配政策,決定了中國老百姓在以國富民窮的狀態下生活。西方國家包括台灣也好,香港也好、日本也好,他們所走的道路是藏富於民、國強民富而中國走的是國富民窮,那麼民窮總有一個時候老百姓受不了,什麼時候受不了,在通貨膨脹的時候,生活條件都惡化的時候,他們要起來反抗。
所以(中國的)罷工潮是反抗的一個形式,是維護權利的一種形式,它還會變化。當老百姓所應該獲得的財富不能夠再增加的話,人們會起來罷工、反抗最後走上革命。
我們現在來分析一下,中國工人罷工潮在現在中國政治、經濟、社會這個大變革裡的進程中間,它是處於什麼地位處於一個什麼樣的位置,我們要回顧一下歷史,回顧到21年前六四大屠殺之前中國的社會狀況。我們可以推延到1988年到1989年這個階段。
中國當時的經濟狀況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趙紫陽想通過突破價格這個關,把雙軌制變成一軌制沒有成功,結果鄧小平把責任歸到了趙紫陽頭上,通貨膨脹急遽上升,這是第一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是中共高層極力的政治鬥爭,鄧小平把胡耀邦砍掉了,後來又把趙紫砍掉了,抬出了一個江澤民,用30萬大軍捍衛北京來阻止,他們害怕趙紫陽叛變奪取政權,也害怕學生運動興起,全國的抗暴運動起來革命,推翻共產黨政權,所以中共高層的鬥爭走上惡化。
第三個因素那就是學生運動起來了。非常天真的熱情愛國、愛民並且要宣誓中華民族要往前發展的這批青年學生,初生之犢不怕虎,他們衝向了廣場,進行了絕食,最後在84天後得到了一場大屠殺,這是21年前的歷史狀況。
現在回頭看看現在的中國是成一個什麼樣的狀況呢?在我看來,我在去年六四屠殺二十週年的時候,我就寫過一篇文章提到,中國現在的社會狀況正在重複著20年前的所有條件重複再現了,也就是說高層的政治鬥爭急遽惡化,通貨膨脹又出現了。
第三,現在的維權運動代替了當年的學生運動,到了這一年又過了一年了,六四二十一週年又興起工人廣泛的罷工潮,我們再來分析一下,中共所面臨的狀況正是跟21年前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中共高層現在鬥爭它的形式也在變化,它缺少了一個一言九鼎的獨裁者鄧小平,胡錦濤沒有權力和沒有能力去調動30萬大軍再保衛北京,而最近的一些事例可以明顯的看到中共高層鬥爭的非常激烈。
6月4日之前,網上有消息說李鵬要在香港出版《六四日記》,他為自己做為六四大屠夫這個罪名推脫責任,書出版了,既然由鮑樸,也就是在去年出版《趙紫陽的回憶錄》的那個出版社,現在要出版李鵬的《六四日記》。
各位聽眾你們要知道趙紫陽和李鵬在六四的問題上是一個勢不兩利的對頭,而現在他們兩個對六四大屠殺這個決策內幕都寫了回憶錄,由同樣一個出版社出版,這是歷史的諷刺,也是歷史的安排。《六四日記》文本還沒有正式印刷出來而他的網路版已經在網路上全面的流傳,為此胡溫政權大為惱火,他們怎麼辦呢?
他們就對李鵬採取特殊待遇,也就是在中國的百度網絡,甚至網站上,你現在再寫上李鵬兩個字,找不到李鵬任何消息;而相反,你寫上趙紫陽三個字,你可以找出5萬條、6萬條趙紫陽的信息,這是在過去一年之內是不可想像的,急遽的變化,趙紫陽把他抬出來了,而把李鵬打下去了,而他們所操縱的人是胡溫政權,這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第二個例子香港的《勁報》雜誌在上個禮拜發出一個消息,說江澤民死了,可是他們又派一個記者進去深入調查以後,說江澤民住在北京301醫院,這個消息出來不過兩天之後,江澤民在國家大劇院觀看《茶花女》的演出,還拍了張照片,看來這個鏡頭,他身體還滿不錯的。
那就是說《勁報》月刊它的背後是誰?過去是跟著江澤民走的,現在是跟著胡溫走,胡溫放出這個消息,江澤民死了,可江澤民自己跑出來說我沒有死,是你們要死了。所以這場鬥爭,都已經曝光於天下,可見現在雙方三角形,江澤民、李鵬、胡溫,誰都吃不了誰,誰也壓不倒誰,他們要爭取在今後的十八大,來爭取他更大的發言權,和得到更大的利益,這場鬥爭是激進到你死我活的地步,這是高層鬥爭。
那麼同樣,共產黨分裂了,共產黨在今年年初已經公開打出個招牌,要成立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這是極左派,還有另外中間一個,叫作中國工人共產黨,那麼有一個中國共產黨,三個黨並列,都要分裂分家了。

除此之外,不久前又流出消息,太子黨之外的一批高幹,他們也不甘靜默,他們也號召要出來組黨,大家公平競爭,如果這個局勢這樣發展下去的話,既然共產黨可以分裂組成幾個黨,那麼為什麼共產黨之外的人不可以組黨和它們競爭呢?
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底下,都可以組織社團,你共產黨分裂的1個到4個、5個黨派,那麼非共產黨同樣可以組黨跟你們競爭嘛!這種局面要出現的話,那中國的政治局面會發生巨大的變化。
第二點那就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是急遽上升,現在發改委已經下了指令,不准媒體報道蔬菜價格上漲的消息,也就是說用行政命令來阻止媒體報道通貨膨脹的實際狀況,也就想干涉通貨膨脹。

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行政命令、口頭下令、封鎖媒體報道,通貨膨脹就不上去了嗎?通貨膨脹就不存在了嗎?你就是規定只能報道低過於3%CPI(消費者物價指數),高以上的就不准報道,這是共產黨面臨著這工人的罷工,由於通貨膨脹激起了工人罷工,它們害怕通貨膨脹會引起更大的社會動亂,因此這個通貨膨脹是一個社會動亂的因素。
第三,中國的維權運動代替了當年的學生運動,維權運動中間的主要的一股力量就是在職的崗位上的工人罷工潮,可見你看這3個因素都同時存在,並在繼續的發展,甚至超過當年的那種激烈的程度。
那麼說20年以後,能不能分析說再有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發生呢?有沒有可能呢?我想這種可能性是存在。

因為沒有一個人可以主宰中國目前的社會狀況,鄧小平沒有了,陳雲不存在了,而現有的共產黨,當家的這些頭頭腦腦們,都無法控制所有的政權,地方不聽中央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要控制物價上漲,尤其要控制房價的上漲,地方政府不賣帳,地方政府需要土地財政來維護這個政權,維護地方政權,所以政令出不了中南海。
在這種狀況下,中共除了用提高工資部分來滿足罷工工人的要求之外,它還有什麼辦法來阻止因為通貨膨脹,中共黨內鬥爭所引發的社會狀況的惡化呢?有可能引起社會動盪呢?那麼一種它們常用的辦法,在最近這幾天或者一兩個禮拜這已經看出來了,那就是利用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最大的明顯的表現,在過去是動不動就喊要攻打台灣,要解放台灣。現在大陸和台灣之間的關係比以前大有改善,所以台灣這張牌最近不打了。
而近來中美關係惡化有兩點表現,由於北朝鮮擊沈了南韓的天安號軍艦,45個士兵、官兵死亡,所以南韓非常的惱火,它要報仇,封殺了所有南北韓之間的交通往來,以及貿易、金融、救援、物資的輸送等等,全部中斷,同時美國和南韓要舉行大規模的海空聯合軍事演習。
在過去他們(美國和南韓)這種類型的軍事演習都在朝鮮半島的東岸,也就是在靠近日本海那邊,而這次不同,這次計畫在6月底7月初舉行的一次大規模的軍事演習,是在朝鮮半島的西海岸,也就是在黃海。黃海是一個國際海域,它一部分跟南韓接觸,和北韓接觸,另外一部分是跟中國的渤海灣連結,一直接到中國的山東半島,這一個領域中間有一大塊是國際海域。
美國這次跟南韓的軍事演習準備派出喬治‧華盛頓核子航空母艦,從日本要開到這個位置,將近9萬6千噸,大的航空母艦,它周圍要來出幾十艘軍艦和潛艇,那麼壓到中國經濟地區的門口,所以中共非常惱火,中共就利用這一個事件,正在要發生的這個事件,頻頻對美國挑戰。
在前兩天,在新加坡召開的亞太安全會議,美國國防部長蓋茲參加了會議,他計畫在會議結束之後要訪問北京,可是北京一口拒絕,你不要來了,現在時機不對,你不要來,提出的官方的理由就是因為你賣武器給台灣。可蓋茲就反駁,賣武器給台灣是美國的國策,是賣了幾十年了,從雷根時代都賣過,它是根據《台灣關係法》。

那麼在這種狀況下,你買了以後你說不往來了,過去也往來過啊!這是第一。第二,胡錦濤和奧巴馬在幾次見面中間都達成一個協議,要改善和提高中美兩國軍事關係,現在中共軍方一口拒絕蓋茲訪問北京,停止了中美軍事高層的互訪和交往,並且揚言如果美國航空母艦到黃海,中國軍隊要對它進行攻擊,發射導彈攻擊航空母艦,那這樣的話不就發生了中美之間的軍事戰爭嗎?
而美國會讓這個航空母艦給你打,它不還手嗎?不可能的。一還手,那麼北京、天津、上海還能存在嗎?那些潛水艇也好、護衛艦也好、驅逐艦也好,上面可以發射成千枚的帶核彈頭的巡弋導彈,你中共能防止的了嗎?
所以,它發出這種戰爭的叫囂是為了什麼?尤其是在目前的情況下,在我看來就是想轉移矛盾。利用天安艦被炸沉的這一個事件,利用南北韓之間矛盾,來造成一個中美軍事的對壘。轉移國內的矛盾、轉移國內明顯的物價上漲、通貨膨漲,以及工人罷工潮的社會動盪,把轉移成為一個民眾矛盾,轉成中美之間的的對壘,這是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中國5月份出口增加了40%,所以美國的財政部長蓋特納講話了。說中國利用人民幣匯率來欺壓全世界,並且美國的參議院國會議員,又提出了提案,要給中國的產品進口美國的時候提高關稅。所以中美之間你來我往、你一槍我一炮、你一口舌我馬上就回應你。
這個焦點就轉移到了國際矛盾上來了,所以把國內的矛盾淡化下來。可是這僅僅是一個手段而已,並沒有解決國內實際存在的政治、經濟、通貨膨漲、工人罷工的問題,你只是轉移。你真的願意打仗嗎?真的願意直接跟中美之間海空大戰嗎?中國有這個本錢嗎?
所以,中共這樣做是策略也好、萬不得已也好,它走了這個險棋,它怎麼善後?從21年前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會不會演變成第二次天安門事件?有人問,中共軍隊會不會再來個大屠殺?我說軍隊大屠殺是可能的,中共的軍隊對中國老百姓始終要再一次開槍的可能。
但是中共高層的分裂,這分裂以後有幾個黨派,幾個黨派有各個軍隊做後盾,所以軍隊也會分裂。所以軍隊一分裂,它就沒有一個統一指揮,像鄧小平一樣下令開槍,軍隊就服從了。現在哪一個當官的他下令開槍對老百姓呢?這是個大問號。
所以由於罷工潮處在這麼一個環境底下,那麼我們想,中國工人罷工潮以及中國工人運動,在今後的社會變革中間要取得什麼一個地位呢?中國工人應該覺醒了,並且要更快更高的覺醒,要更快的建立獨立工會,形成一個強大的社會力量。最後再來演變成為一個政治力量,來促進中國的變革,阻止中共軍隊殺人,所以中國工人要擔當起這樣的責任。
同時中國應該成立一個「革命黨」,來指導、引導中國各方面的力量,來和中共進行鬥爭。阻止下一場的大屠殺,把中國引向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共和、憲政、聯邦這樣一個新的國家,這是我對由於工人罷工潮之後對前景的分析。好吧!謝謝各位收聽,再見。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伍凡評論》節目錄音整理)

2010年6月18日星期五

現代科技助中國工運

6月17日訊】(美國之音2010年 6月 17日報導)中國工人使用現代化通訊工具進行罷工的組織、聯絡和互相鼓勵正在成為中國工運的亮點。勞工活動人士指出,現代化的通訊手段既便於工人之間的聯繫,還可以有效地保護參加工運的工人。
高科技助工運引關注
近些年,中國工人在罷工運動中越來越多地使用現代化通訊手段,正在引起關注。
紐約時報6月17日報導,中國廣東省本田制鎖有限公司1500多名工人上星期的罷工,從始至終就沒有離開過現代化數字手段。工人們通過網絡相互溝通罷工進展,還向中國其它地區的工人發佈這次罷工的信息。
農民工使用網絡不輸城市人
紐約時報還說,本田制鎖公司的罷工工人絕大多數是只受過初中教育的貧寒的農民工,但他們掌握起現代化通訊工具卻不輸給所謂的中產階級年輕人。在此之前,本田公司在廣東省的汽配廠的罷工工人也已經建立網絡論壇和公告牌,向外界發佈消息。
勞工活動人士:現代手段拓寬農民工跟外界接觸
非政府組織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介紹說,工人在工運中使用數字化傳播手段從2004年以後就不斷增加,從而拓寬了這個群體跟外界接觸和聯繫的管道。
劉開明對美國之音說:「這種情況在2004年以後就不斷增加,QQ是這次大量使用的,以前是短信大量使用,都是新的通訊工具。我覺得這也使得這個群體跟外界接觸聯繫的管道更多。」
有利於保護工人
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指出,利用現代化通訊工具便於罷工工人進行聯絡,否則工人挨門挨戶聯絡容易被工廠控制。可以說,中國現代勞工運動利用現代科技可以比較安全,比較隱蔽。
一些罷工領導人還通過互聯網獲取有關勞動法的知識,以求更好地保護工人。分析人士指出,互聯網和數字化手段已經成為帶動中國社會變革的工具。
避免竊聽轉戰其它平台
不過,跟罷工有關的網站已經引起中國政府的關注,許多反映罷工內容的博客文章被網絡警察刪除。而本田制鎖有限公司的官員和政府安全人員也打入QQ,竊取罷工信息。對此,罷工領導人說,他們不再使用QQ,而是更多的使用手機進行聯絡,同時轉戰其它平台,比如跟Skype類似的YY語音,還使用密碼聯絡。
政府完全控制有難度
非政府組織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說,他目前很難判斷政府的態度,但是政府已經認識到互聯網的重要性,從去年以來一直出台很多的政策,比如推動網絡實名制,來加強管理,包括要求QQ的營運商騰訊公司提供QQ群組或者主要主持人的真實身份。但劉開明認為,政府對QQ的管理有一定難度。
他說:「我覺得有一定難度。因為很多的QQ就是一個軟件,只要有手機都可以上,手機很多隻要買一個卡就可以是匿名的,手機還沒有完全實名。所以,他如果不通過網吧,只是通過QQ上網,現在還是很難能夠完全控制這個信息的。」
劉開明還表示,重要的是工人知道信息流動的重要性, 而且在過去這一、二年信息對促進社會發展發揮了很大作用。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  

1990年,东欧国家和南斯拉夫的国内形势继续发生重大变化。多数国家政治上普遍实行多党制和议会制,经济上不同程度地向私有化和市场经济过渡。原有的体制被打破,新的体制尚未建成,各种新旧矛盾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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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兰执政党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和总理马佐维耶茨基在国家变革的方法和速度、提前选举总统等问题上发生矛盾分歧。11月,波兰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在第一轮投票中,总理马佐维耶茨基的票数不够进入第二轮角逐而被淘汰,遂辞去总理职务。在12月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瓦文萨击败蒂明斯基当选为总统。
  匈牙利于3月和1月举行两轮大选,民主论坛等政党获胜,原执政党社会党失去执政地位。大选后,民主论坛执掌国民议会,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自由民主者联盟”(简称“自民盟”)全国委员会委员根茨-阿尔帕德出任临时总统。5月民主论坛主席安托尔,约瑟夫组阁,8月原临时总统根茨当选匈首任总统。六个议会党之间和三个执政党之间和各党派内部派系之间在对如何实施私有化等一些重大问题上意见分歧,迟迟拿不出方案。秋天在地方自治政府的选举中执政党民主论坛失利,在野党“自民盟”、 “青民盟”和无党派人士获得优势。在全国性的出租汽车司机罢工事件后,政府作了重大改组,内务部长、财政部长、农业部长和劳动部长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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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克斯洛伐克6月举行全国自由大选,组成以“公民论坛” 和“公众反对暴力”组织为主的联邦政府。在大选期间,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被昔日的盟友“公民论坛”和“公众反暴力”组织指责为前国家安全机构的特务,致使该党选票大大下降。为此,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大选后坚决不参加组阁,并表示在议会中不与 “公民论坛”合作。社会党、绿党等9个未进入联邦议会的政党宣布成立“议会外议会”,下设两个院,进行活动。斯洛伐克的10个政党联合发表声明,公开要求“斯洛伐克独立”。
  保加利亚于6月举行多党自由大选,社会党获胜,在两轮投票中共获得大国民议会400个席位中的211席(52.7%),但由于民主力量联盟等3个主要反对党拒绝参加组阁,新政府迟迟不能组成。保总统佩-姆拉德诺夫7月在高校学生及反对派组织和社会党内“改革派”的压力下辞职。大国民议会8月选举民主力量联盟主席热-热列夫为保总统。总理卢卡诺夫11月宣布辞职,大国民议会12月选举无党派人士迪-波波夫为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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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欧剧变中,保加利亚各反对派组织联合起来,对保共及其领导人施加压力,迫使其作出各项重大让步。1991年3月,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日夫科夫(左三)在法庭受审,他一再声称无罪。旁边站立的3人是他的辩护律师
  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在5月大选中获胜,在参、众两院均赢得绝大多数的席位,其总统候选人扬-伊利埃斯库获得85.07%的选票,当选为总统。大选失败的国家农民党、国家自由党等反对党拒不同救国阵线合作,并组织了激烈的反政府示威活动,罗政府于6月派出军警驱散从4月22日起在布加勒斯特大学广场扎寨示威的学生,恢复广场的正常秩序。前往布加勒斯特声援政府的外地矿工冲进国家农民党及国家自由党总部,搜出武器、弹药、法西斯铁卫队队徽及印制罗伪纸币的复印机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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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巴尼亚国内政局自7月开始动荡,多次发生公民外逃、游行示威等事件。12月底,阿宣布实行多党制,反对党相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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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的动乱 学生们拉倒了地拉那市内恩维尔-霍查的巨大塑像
  南斯拉夫战后执政40多年的南共联盟解体,不再作为一个全国性政党存在。各共和国共盟于1月开始独立活动,并纷纷改名,7月,南联邦议会联邦院通过《政党结社法》,正式实行多党制。11-12月,南各共和国分别举行大选,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四个共和国共盟失去执政地位,塞尔维亚、黑山两个共和国原共盟继续执政。南各共和国之间矛盾尖锐,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共和国公开要求独立。民族之间武装冲突事件时有发生。

2010年6月17日星期四

罷工潮推出獨立工會 律師農民工投入實戰

記者駱亞採訪報導)中國大陸罷工潮風起雲湧,不但引發了外企反思勞資關係,也令美國最大的工會組織要求美國政府調查中國的勞工狀況。罷工潮中,本田的工人在提出加薪的要求之際,也首次向資方提出了要求成立獨立工會,被外界解讀為是跨時代的標誌。
而一直關注農民工的徐翊民日前發出了成立農民工工會的倡議,他認為富士康連跳和本田廠等一系列工人事件連續爆發,主要原因是勞動者在企業沒有獨立的話語權,權益得不到保障。而北京的一些維權律師日前也提出要成立維權律師協會的申請,引起了中央高層的強烈關注。
隨著罷工潮也觸發了相應的群體抗暴事件,令當局頭痛不已。一些分析人士認為中共6月13日公安部推出的嚴打7個月的規劃,也是在這個背景之下出臺的,因此維權人士和普通民眾將成為這次公安部嚴打的主要目標。
五月罷工潮 推出獨立工會
五月份被外界稱為罷工月,中國各地的頗有規模的罷工幾乎每天一起,有時甚至一天二起,而其中又以外企的罷工最有聲勢。美國最大的工會組織——勞工勞聯要求美國國會對中國的勞工狀況、及其對美中貿易可能造成的不利影響展開調查。該公會的副幕僚長也認為沒有獨立工會導致員工的基本權益無法通過合法途徑得到保障,是工潮湧現的直接原因。
本田罷工,工人們在要求上調工資之際並且重整工會,組成獨立工會,而不是由國家批准的工會官員作為他們的代表。工人們認為當地政府沒有幫助他們的動機,因為政府擔心,如果工人工資上調,將迫使該地區全部的工廠加薪,包括中資工廠。
廣東的唐荊陵律師接受採訪表示各地工人儘管是處於一種被迫的狀況下,那麼他們現在勇敢的站出來要求自由的建工會,要求給一個人性的待遇,一個能夠生存的待遇,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他認為罷工中,工人們要求組建真正的能夠代表工人利益的這種獨立工會對於各方面都是很好的促進,他說:「一方面是包含他們提高待遇的要求;另一方面他們要求建立一個更加穩固的維權和談判的基礎要求,要建立獨立的工會,對於推動中國社會向一個更加穩健、更加形成一種內圓性的經濟發展模式,各方面是一個很好的促進。」
成立農民工工會
關注農民工的徐翊民日前在網絡上發出了成立農民工工會的倡議,他認為富士康連跳和本田廠等一系列工人事件連續爆發,其主要原因是:「勞動者在處理勞資關係中處於弱勢地位,沒有獨立的話語權。勞動者的正當權益得不到保障,又沒有有效的平等表達渠道。」
他還提出具體操作步驟,包括人數,如何起草《農民工工會章程》及向哪個機構遞交申請。
唐荊陵律師也認為成立獨立工會的社會條件不是現在,而是早就爛熟了。他說:「因為並沒有任何技術上的障礙,讓工人不能組建他們自己的工會,而是因為在法律方面存在的限制。就說要在現有的工會法制外組建公民的互助性的機構或者獨立的工會,那當局會把你這個作為你的一項罪名的,或者會給你政治上帶來很多麻煩的,你就可能要去坐大牢,這是屬於政府在中間有不恰當的作為;那今天所要做的是去除這種限制,讓工人能夠自由的去組建工會。」
維權律師欲建律師協會之外的獨立協會
因為幫助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維護權益、被北京司法局吊銷律師執照的著名維權律師唐吉田接受採訪表示,北京的一些維權律師打算建立一個維權律師協會,但受到有關方面的關照,他說:「維權律師協會申請首先在大陸採取行動。現在沒得到香港他們正式的回應,只是說北京司法局一個人和我們同行講,通過中聯辦已經支會了各級政府,不會讓這樣的機構在那裏成立。」
他認為目前罷工潮中工人提出獨立工會,還是律師提出建立維權律師協會,這是民間社會能夠實現自治,實際上是一個社會的發展必然的一個要求。也是讓社會能夠實現穩定的一個最有力的一個前途。他還認為長期以來中國社會,沒有中間的這些社會自治機構令社會矛盾難以正常解決。因此需要各界實現自治。
他還說:「實際上如果現有的官辦協會不能夠履行法定資格,繼續扮演一種奴性機構這種角色,我相信需要一系列的獨立的律師公會或協會,才能夠解決律師行業自治的問題。維權律師協會實際上就是保護這些被他們非法打壓的人的權益。」
另據知情者透露說:「從官方的得到明確的消息,維權律師協會引起了最高層重視,而且北京市政法委書記王安順有一個12字的批示」,因此該人表示說高層看來他們是比較在意的。
公安部7個月的嚴打 官方對民間的新的工具
近來各地罷工潮令工人們從廠內走向廠外,堵路靜坐抗議由此引起的數千人以上的群體事件也日趨增加,各種其它社會問題導致的群體事件也不斷出現,中共公安部6月13日再度發出一個7個月的嚴打通告,分析人士認為從目前的這個社會背景下出臺的這樣一個政策,明顯的是將嚴打的主要對像瑣定了維權人士和廣大的普通民眾,以求所謂的維穩。
嚴打公告之後,北京的一些維權律師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壓,因此維權律師江天勇表示現在的嚴打也可能是官方對民間的新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