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乌克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2012年10月5日

如果你在纽约，去看看美国的“乌克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展览乌克兰研究所，9月14日开幕。苏联时代的绘画作品从集合的Jurii Maniichuk和罗斯布雷迪将迫使你不得不考虑一些棘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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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质上是一个有争议的艺术形式，已被采纳并施加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尚存在一个或其他形式，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戈尔巴乔夫放弃对艺术的最官方的狭窄。虽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类似于传统的19世纪现实主义，并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传统艺术的根源，它也像其他极权主义国家，如纳粹德国，中国共产党，朝鲜和中东欧的社会主义卫星的艺术。有很多快乐，健康，非常整齐干净的工人和农民，几乎无一例外的英雄形象。领导者通常有富有远见的表情，指向未来，微笑着崇拜的群众。

这是很难不感到不安观看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我宣传的民族精神是什么，可能是20世纪最残暴的政权。它不会感到不安，当一个人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画家有意识地选择与这样一个政权，往往要造成损害的非墨守成规的不肯走，并支付他们的固执与他们的生活变得加倍努力。这些畏缩在观看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绘画的人可能会原谅他们的怀疑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以色列人谁也不能听瓦格纳的音乐，或拒绝考虑阿道夫·希特勒的水彩画艺术的德国。

而但它是同样的努力没有到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合法形式的现实主义，和，许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是较高的艺术质量，拥有各种值得称道的形式主义的素质，一方面和失去所有其他的太明显了宣传。事实上，艺术和宣传之间的区别是最好的透支，在最坏的虚假。艺术家在历史上推动了文学事业的国家，教会，或丰富，更乐意作出巨额酬金机构和个人在道德上可疑的素质。底线是，也可以很艺术的宣传和宣传艺术。此外，艺术家本身往往是可憎的，并不影响他们的工作质量。很少人会认为，TS艾略特的反犹太人主义或庞德的法西斯主义或尼古拉Khvylovy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恩斯特·容格尔的原纳粹主义资格伟大的诗人或作家的地位，从这些人。

事实上，Lyudmyla李森科基辅的学院艺术与建筑的指出了，看到乌克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艺术出的情况下，没有在乌克兰的博物馆，但数千英里远，在第79街和第五大道，是一个不和谐的经验为她。可以理解的，因为“去背景化”不可避免地变换自己的画表现的文化政策，斯大林和他的继任者的一个特定的艺术形式，类似于那几个街区远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例子。上下文重要：在这里我们看到艺术影响我们如何看待它。谁看到它也影响了我们将会看到。而乌克兰和美国的观众是不太可能赞同其任何伪装的社会主义，这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特别是苏联的过去，折磨着乌克兰在乌克兰负担。

无论一个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这是毫无疑问的情况下，体裁构成一个大型的现代乌克兰的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有些人可能会赞赏这一事实，其他人可能会哀叹，但每个人都必须为更好或更坏，认识它。各地对乌克兰所面临的挑战是乌克兰的历史和文化所组成，他们显然没有，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合作和反对，邪恶的英雄气概，以及之间的一切想象。核对等irreconcilables很可能是一个项目能获得成功，只有通过大量的时间和出现的新世代无拘无束由过去的。毕竟，多久没有采取美国北部和南部找到类似一个共同的叙事？或者白人和黑人做一样的吗？

美国的经验表明，并存的irreconcilables，甚至在战争中一方的失败后，最终会导致和解。德国的经验表明可以调和，irreconcilables，只有当其中一个选项极权主义的严厉谴责和抑制。西班牙的经验表明，和解工作，或多或少，如果被遗忘的法西斯主义。

乌克兰的三个主要地区似乎已经采取了这些不同的路线。该中心希望极权主义和它的对立面共存。西方谴责和镇压共产党的极权主义。东已经忘记了共产党极权主义的恐怖。

哪一种方法是最好的？美国，德国和西班牙都不错的地方，他们的经验可能意味着，所有这三种方法可以最终。也许这是个好消息，乌克兰，有足够的时间和扰动，礼仪其实会胜利。当然，考虑到太多的时间和太多的扰动，有可能是周围没有人，享受胜利。

图片来源：  俄新社档案，的图像＃21733 / Zelma / CC-BY-SA 3.0

• 亚历山大J.莫季尔的博客

中国“富人地图”（图）

新闻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他们拥有600万人民币可以用作投资的资产；他们的海外资产集中在香港、美国和新加坡；他们主要是通过创办企业来实现财富积累；他们当中99%都是已婚人士。

在银行的报告中，他们被称作“高净值人士”；在老百姓的眼里，他们叫“中国富人”。

近日，中国建设银行联合波士顿咨询公司联合发布了《2012年中国财富报告：洞悉客户需求致力科学发展》的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报告。该报告的调研范围为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中随机抽取的金融净资产达到600万元人民币及以上的1900多名额度高净值客户。

中国富人主要分布在哪里？他们在2012 年主要进行了哪些投资？财富的来源有哪些？他们从事何种职业？学历是什么？他们在海外投资主要选择哪些国家？

北京富人最多，宁夏等四省份富人最少

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私人可投资资产总额超过73万亿元人民币，较2011年增长14%。截至2012年底，预计高净值家庭(可投资资产在600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量将达到174万户，较2011年增长17%，相对于2009—2011年38%的复合增长率，增速有较大放缓。

中国的高净值家庭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其中，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广东5省市的高净值家庭数量2012年都超过10万户，这5省市高净 值家庭总数占全国的40%以上。四川是高净值家庭数量最多的内陆省份，在西部地区中显得比较突出。而宁夏、青海、西藏和海南四地是高净值家庭数量最少的省份。

在全国高净值家庭增速放缓的经济形势下， 富裕省市如北京、上海、广东和浙江的高净值家庭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广东和浙江受企业主资产缩水和所拥有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高净值家庭数量增幅 不足10%；山西、内蒙古等地受煤炭行业下行影响，增速也相对较低。相反，内陆欠发达地区依然保持很高的增长势头，安徽、甘肃、湖南等地高净值家庭数量增 长超过30%；四川、湖南、陕西等地增速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通过对各省份每万户家庭中高净值家庭数量来分析，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和浙江的高净值家庭密度最高，其中北京每万户家庭中高净值家庭数量超过200 户，是中国富人最集中的地区；辽宁、山西、江苏、福建和海南为第二梯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贵州、西藏、河南等地占比最低，万户家庭中高净值家庭只有20 户左右。

富人“统计学”：1%还未婚

报告统计，中国富人的年龄主要分布在40~49岁，男女性别比例较为均衡1.27:1，大专或本科的教育程度占到六成以上。同时，中国富人中只有1%是未婚的“钻石王老五”，99%已婚。他们绝大部分已经育有儿女，占比高达96%。

职业分布上，大部分依然是企业主，占56%。其中，六成企业处在成熟期，市场开发较充分，收入和利润较稳定。

调查显示，高净值客户把自由安全、物质优越和家庭幸福作为对财富的核心定义，体现了当前中国财富人士对生活品质的普遍要求。值得关注的是，和2011年相比，高净值客户对高尚的社会地区的诉求超过了福荫子孙。

在财富的来源方面，最重要的财富来源依然是创办实业，占到全部高净值人群的56%，其他来自于职业经理人、全职太太、专业技术人士、专业投资人士和演 艺、体育、收藏等领域。由于房地产调控的因素，和2011年相比，通过投资房地产获利的人群占比出现明显下滑。相反，靠工资和福利积累的提升到第二位，这 部分人群主要是企业高管或专业技术人士。在未来新财富的来源方面，高科技和医疗保健行业最被看好。

在投资偏好上，高净值人群对固定收益和信托等产品兴趣上升，对股票和房地产兴趣下降明显。

2012年中国整体经济形势趋缓，在这种趋势下，高净值人群倾向于稳定、风险较低的投资产品，固定收益类和信托类产品受到高净值客户追捧，表示有投资兴趣的受访者均超过60%。

除固定收益类和信托类产品，其余投资产品按照感兴趣的顺序依次为：储蓄和现金管理类产品，房地产相关投资，实物投资(艺术品、古玩等)，股票类产品，保 险，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金融衍生品和任意形式的海外投资。其中，房地产和股票2011年受访者的感兴趣比例分别为36%和34%，2012年下降为 24%和17%。

从个人可投资资产结构角度看，2009—2011年，基金和股票净值占比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下滑7%和5%，而居民银行理财和信托资产飞速增长，平均复合增长率达到78%和60%。

海外投资首选地：香港、美国和新加坡

2012年，中国富人的资产加速向海外配置。拥有海外资产的人群占比达到25%，比2011年提升了8个百分点。中国富人在海外偏向于购置房产和股票。 从使用离岸金融的渗透率来看，四川、广东等地区的渗透率显著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北京地区高净值客户的绝对数目大，但是其中使用离岸金融的比较低，有较大的 市场挖掘潜力。

在海外目的地的选择上，香港、美国和加拿大是中国高净值客户海外资产配置的主要集中地，这三地集中了高净值客户海外资产量的60%。

深入比较高净值客户选择香港、美国和瑞士作为离岸财富管理目的地的驱动因素，移民和子女留学以及资产的保值增值是首要考虑，而选择瑞士的核心目的都是围绕着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资产的安全与私密性等。

从高净值客户的国籍分布上看，有6%的高净值客户已经移民，其他大多数依然是中国大陆公民。

据了解，移民已经是中国高净值客户最喜爱探讨的话题，他们其中很多人已经将子女送出国。相较于欧美的离岸中心，亚太的香港和新加坡在文化和距离上更具优势。

香港更是大陆高净值家庭海外资产最大集中地，距离近、语言互通是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子女留学和移民的需求，美国和加拿大成为第二、第三大中国海 外财富集中地，但中国客户对法律和文化相对陌生，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客户对资产配置的兴趣。对于中国客户而言，尤其是私营企业主等“富一代”，对欧美国 家的法律、政治、文化知识的欠缺，导致香港和新加坡更具服务中国客户的潜力。

http://www.6park.com/news/messages/9829.html

《孤星淚》對階級社會的批判

區龍宇

有影評人說不喜歡孤星淚一戲，因為太慘情，在聖誕新年節日搬演尤其有點掃興。其實電影版已經不算很慘情，甚至是大團圓結局 –主角讓·瓦讓在與女婿馬里尤斯與養女珂賽特團聚之後，與芳婷（珂賽特媽媽）同登天堂。其實原著悲慘得多。電影沒有交代芳婷賣掉哪隻牙齒。

其實她，一個如花美女，賣掉的是自己的門牙，所以她一回家就把鏡子扔掉。讓·瓦讓有聖人一樣的情操，但他在原著的遭遇也比電影版悲慘。電影略去了一個重要情節：他在得知有無辜者做了他的代罪羔羊之後，勇敢自首，結果被法庭再次判處苦役，而且是無期徒刑。只是在又一次救人（於海中）時，才乘機再次逃脫，並回頭營救珂賽特。之後他們隱姓埋名八年，才在偶然中與將來的女婿馬里尤斯相遇。

後來革命爆發，讓·瓦讓將也是革命家的馬里尤斯從被攻破的街壘營救出來，有大恩於馬。馬里尤斯不久之後和珂賽特結婚，而讓·瓦讓則秘密告訴馬自己原是苦役犯。接下來，電影描述是讓·瓦讓自己因為不想連累他們而自行離開他摯愛的養女。原著不是這樣的。馬里尤斯在得悉讓·瓦讓是苦役犯之後（儘管讓·瓦讓所做過的錯事不過是偷了一塊麵包），貴族出身的他立即對讓·瓦讓心生討厭，用不光彩手段把讓·瓦讓趕走，使他無法再見到養女。小說這樣描寫他的心理：

「他感到在這個人身上有某種神聖的東西。可是，不管怎樣，這是個苦役犯。苦役犯已不是人的同類。在苦役犯身上，法律已把人的資格全部剝奪了。他認為違背成文法的行為，應該受到永久的懲罰。反覆審視讓·瓦讓之後，他最後一個動作便是別過頭去。離開吧。」p. 1182

只有在他知道讓·瓦讓是他的救命恩人之後，他才後悔，並和珂賽特趕去見讓·瓦讓最後一面。電影的結局光明燦爛，但小說最後一頁卻這樣寫他的墓碑：

「這塊墓石上一無所有。上面沒有刻字。有人用鉛筆在上面寫了四行詩，在雨水的沖刷和塵土的掩埋下，漸漸變得模糊不清。」

他的墓碑連名字都沒有，因為他是苦役犯，會為馬里尤斯這位貴族造成尷尬的。

雨果把讓·瓦讓遭遇寫得那麼悲慘，當然不是為了煽情，而是他想譴責和讚美。他要譴責這個迫使窮人偷麵包的社會，譴責上流社會的偽善和階級偏見，同時讚美一個一生都在捨己救人的苦役犯，他的品格比任何貴族和官吏都高尚得多。

《悲慘世界》(即孤星淚) 本來就是一部社會批判小說，這在他的序言已經寫得很清楚：「只要二十世紀的三大問題 – 男人因貧窮而沉淪，女人因饑餓而墮落，兒童因黑暗而愚蒙 – 得不到解決，像本書這一類作品就不會是無益的。」 

雨果早年是保守派，在經歷過革命與復辟反覆循環之後，逐漸成為共和派，並且在《悲慘世界》中，表達了他的政見：社會既要注意生產財富，也要照顧合理分配財富。他不同意共產主義的消滅私有制的看法，而較為傾向於當時的社會主義所主張溫和改良：「鼓勵富人，消滅貧困，消滅強者對弱者不公正的剝削，嚴密而友愛地調整勞動報酬，實行免費義務教育而有利於兒童成長，實行財產民主化，不是通過取消財產，而是普及財產，使得每個公民無一例外地成為有產者，這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難做到。總而言之，既要善於創造財富，也要善於分配財富。」（710頁）

他的夢想要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和貫穿其間的世界革命浪潮，才在二次戰後以打折方式出現於歐美。然而，歐美福利國家模式又竟是那麼短命，不到七十年又逐步倒退回「只知為富人創造財富，而不管財富分配是否公正」的社會。這大概也是他始料不及的吧。

我們今天的中國大陸和香港，不僅仍然是「只知為富人創造GDP，而不管財富分配是否公正」的社會，而且統治者還像150年前那樣，把貧窮和社會犯罪完全推卸到窮人身上，光指責他們「素質」低，缺乏「競爭力」，或者對於犯罪者只知「嚴打」，而不去問問，他們的勞動報酬能否養家，他們的孩子是否接受到有質素而又免費的教育，或者政府和富人對於走投無路的窮人又做過什麼。所以，今天再來讀這部小說，也許「不是無益的」。

最後，香港人今天多讀讀悲劇，同樣「不是無益的」。悲劇英雄在同殘酷的命運鬥爭中所拼發出的一切人性力量，正正能鼓舞沉溺於俗世安逸生活的香港讀者。 2013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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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本年到期換屆的163家企業工會，推行直選工會

選舉有中國特色的工會

陽光時務 發佈

2012年5月27 日，深圳，歐姆員工在投票選工會主席過程中計票。

深圳市在2012年到期換屆的163家企業工會開始直選工會，基層員工開始走上這些企業工會的領導位置，開始在迷惘中探索工會前進道路，但實際上深圳大多數自組工會和勞工組織的前路，仍然看不到光明。

文/鄭依依

近兩年中國的工潮此起彼落，積極者視之為長期處於社會底層的工人權利意識之覺醒，反對者則視為社會動蕩的根源。然而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勞資矛盾深深積累到不泄洪不可的階段，深圳市正在本年到期換屆的163家企業工會，推行直選工會，以兩個月前發生全廠罷工的歐姆電子公司為第一家後，民主選舉工程迅猛推行，而歐姆的例子即成為民間的深切關注。

「工人怎樣運用自己的權，利必須自己去掌握，去學習。」巿總工會副主席王同信的開示似乎指出一條工人維權的路徑，可這個學民主的過程又是如何？

基層員工當選工會主席

5月27日早晨，位於龍崗田街道的全廠共800多名員工的日資歐姆電子(深圳)有限公司飯堂氣氛異於日常。鋪上紅桌布的桌子架在布景之下，工人魚貫排隊，在副總經理等資方代表的目光中，並有上級巿、區、街道總工會領導在場，舉行第三屆企業工會選舉，向紅色的投票箱投下不記名選票。

14名候選人上台演說，或打「真誠牌」，或發表參選「政綱」，台下他們的照片貼在告示牌上。候選人由4月底在工廠7個車間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的75名工會會員代表不記名推選而成，告示牌上11名畫上了最多「正」字的候選人當選委員，基本上皆為基層員工。新當選委員再次不記名推選正副主席候選人，由全代會員代表選出過半數得票的主席，歐姆公司製造部科長趙紹波，一位層級不高的中下層管理，副主席因兩名候選人票數相持不下而從缺，中國工會改革的序幕由此展開。

在中國國情看來，這次基層工會選舉的確是為「突破」；在歐姆員工看來，更是一次爭取維權歷程的小勝。

3月底，歐姆工人開始了罷工抗爭，抗議廠方調薪時津貼納入基工資、同工不同酬、社保不合法等12個問題，其中還有，工會非選舉產生。有十多年工齡的老員工甚至不知企業裏設有工會，也不曾召開職工大會。罷工其時，當時工會主席、製造部部長李世忠反工人意願而行，不斷鼓吹工人推選4名代表與管理層談判，而工人因顧慮代表被報復而拒絕，反要求總經理就地談判，李世忠更被憤怒的工人斥為漢奸。

其後，李世忠接受媒體訪問時坦言，2007年原來的企業工會成立，當時主席為人事部部長，「是經過上級工會安排的，只是爲了建立而建立，幷不是選舉産生的」，而李世忠則于2010年成為工會主席。

工會非民選以致得不到工人信任的結果，直接見于罷工後是次工會改選：縱使李世忠被75名會員代表選爲14名候選人，最後卻落選於委員會。

李世忠與歐姆前任工會的問題不是孤例，基層員工不識本企業工會已經是中國企業的常態，「工會主席不是老闆娘就是老闆他娘」的順口溜，基本上流傳於大部分的工人口中，以示對于工會的不信任，也反映中國工會從來不是工人制衡資方管理手段的團結力量；而資方操控的基層企業工會，雖然全都屬于國家級官方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傘下，卻往往更似是企業的「附庸」。也正是如此誤區，解釋了是次工會選舉有中國工會發展中的「突破性」的背景。

「以前的工會沒有站在員工的立場，很多事情跟廠方溝通，沒跟我們溝通。現在的工會是員工自己選出來的，自己投票，通過自己選舉，我比較認可這個工會。」一位參與了選舉並持續關心工會組建的歐姆員工說，他投票的候選人順利成為了委員。「我在這個廠工作五、六年了，對一些事情比較理解。這個委員他比較為員工考慮，會主動幫助員工，比方說下雨，員工沒打傘，他們幫忙打傘。」

不過，經歷過選舉的洗禮，這位工人也保險地評價此初起步的工會：「不過，現在工會跟從前有沒有改變，現在還感覺不出來。」他依然期待工會公正地溝通員工與廠方的訴求，包括罷工的訴求還未完全達到，「像五險一金合法了，住宿也不用扣錢了；可是工資基準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工會委員的迷惘與探索

事實上，即便是得到認可的工會委員，與其說是志得意滿，可能更是戒慎恐懼。當選之後，新任工會委員甚少接受媒體採訪，摸索之中亦慎言經驗。只有其中一位當選的工會委員，較為主動在微博上發言，向外發布工會組建過程，或尋找釋疑的意見。

這位網名為「正義希望」的工會委員在微博上接受采訪時，坦言新當選為工會委員的心情：「泪動後擁有平靜心態，因為事情千頭萬，我們又是初入此門，所以現在有點茫然，但士氣沒有太大的起落。」

迷惘、摸索，或正描述了工人初次參與工會工作的狀態。雖然，歐姆企業工會新一届委員的組成，其上級工會阪田工會等介入協助與支援，例如「主要給我們委員做專業培訓、方針指導、經費投入等多種方式」，然而仍然也有讓歐姆工會委員不解之處──例如，基層工會與上級工會的關係。

6月1日，「正義希望」在微博中公開提問：「市級工會說了一件合法但很難讓人接受的事情，請大家分析研究一下。說的是：工會會費每月按工資2%上交上級工會後再返還，返還額度為50%.也就是說我們上交的一半被上級工會拿走了，這樣你們覺得合理嗎?」近百網友或轉發或留言回應。

這提問或可能是對政策有所誤解；譬如：上文提到2%，應為企業按全體職工工資2%支付予工會，不同於工會會費，但同屬工會經費收入來源的方法。然而，如此誤會却可令人理解，因為國家之《工會法》或《工會章程》較著重于工會選舉方式，亦提倡民主選舉工人代表，然而其他運作並未細緻，或許多規定的條文散落於不同行政文件之中，例如工會會員對委員的監督、工會經費的財務安排、工會于企業內的出版與話語權等等，的確並非基層工會目前可以掌握。

然而這些細則更是選舉以外，讓工會真正屬於工人的民主的內核。單憑選舉，自然並未完成歐姆工會民主化的過程。而目前，「正義希望」已表示受到管理層不合作的態度對待，缺席勞資雙方的會議；倘若將來工會主席面對資方更沉重的打壓，上級工會又會否代為出頭？

歐姆工會委員不懈地摸索著工會運作的細節。6月8日，「正義希望」在微博發表說：「7號舉行了第3次委員會議，確立了各委員的職責和工作範圍，現目前各委員的主要工作是制定各委員的各項制度。審議年度計畫。」當訪問時被問到工會未來將如何與基層工人保持密切的溝通時，「正義希望」踏實地說，將以「設立工會接待日、現場了解等方式」，加强工人對工會的參與。
現實中的大多數

不過，當歐姆工會正在進行改革、甚至或將被推為模範之際，其實，或如王同信所言，「以後工會民主選舉不應該成為新聞，也不是什麽創舉，就是一項常態化工作。」現届歐姆工會甚至並非國內第一家基層選舉產生，理光(深圳)工業發展有限公司在2007年的第一屆工會組建及2010年的工會改選，基層員工的參與亦相當明顯，甚至被認為是，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4月底探訪理光工會，是目前深圳巿推動163家工會改選的啓發。

雖然理光或歐姆作為「工會開放」的例子，但事實上大部分深圳或廣東工人似乎還未享有自我組織的權利。去年6月，深圳現代精密塑膠模具工廠的工人，因為廠方在工資工時社保等方面的侵權、管理層强行讓簽署了無故定期限合同的老員工調崗或待崗等問題，决意組建工會以抗衡資方時，却遭遇了困阻：直至訴求組建工會的一衆工友離開企業，工會仍然未能順利組建，至今不了了之之。

當時爭取建立企業工會的劉姓工人，甚至上書深圳巿工會主席陳彪及副主席王同信，以及廣東省總工會巡視員孔鴻，指出不僅資方打壓申請加入工會的工人，地區工會也未能尊重工人選出的工會代表，坪山工會「違反程序不顧工人，已極大損害了工會作為工人娘家的尊嚴」，甚至「坪山工會於代表選舉後突然公布成立一個工會籌備組，成員5人，全是工廠裡的高層。」

目前這位已經離開現代精密模具廠的工人憶述當時的情况，只慨嘆說：「過程裏面就像組織一個商會的性質，也不是工會正常的運作。坪山工會的職員甚至跟我們說工會委員有受教育水平、年輕、黨員等限制，可是這些《工會章程》裏面其實沒有說這些的。當時我們心裡很焦急，才會去信市工會和省工會，後來坪山工會反過來說我們不應該這樣越級投訴，說即使投訴到北京也解决不了地方的問題。」的確，市總工會最後亦未回覆求助的工人，劉先生最後選擇以法律程序維權取回賠償。

而在深圳工會改革之際，對工人而言並不會是好消息的是，不少深圳草根勞工NGO正面臨打壓。

深圳春風勞動爭議部負責人最近發表文章《廣東勞工NGO面臨大整肅，政府收編和打壓兩手並重》，列舉包括「春風」、「時代女工」、「圓典」、「青草」、「打工者中心」等數個深圳勞工NGO，近半年來或遭到不同政府部門的審查、或被房東莫名逼遷；其中，遭房東驅趕的「打工者中心」，便曾協助現代精密組建工會。另一方面，廣東省總工會則在5月中籌建了「廣東省職工服務類社會組織聯合會」，由勞工NGO、研究機構或專業人士組成。張治儒文章指「這種簡單的打壓一批拉攏一批的管理方式，將會使堅守立場和持有獨立觀點的民間勞工NGO處于選擇胡蘿蔔還是大棒的兩難之地。同時讓人感覺焦慮的是，有些原本獨立的民間勞工NGO將可能因此逐漸喪失立場和其應持有的民間屬性。」

深圳工會的民選委員模式，與廣東省總工會透過社會組織聯合會購買勞工NGO服務模式，難道是兩種彼此競爭工會改革模式？

「廣東省的經濟結構是全國最巿場化、民工與外來人口最壓抑的省份，低技術產業也有被趕出廣東的轉型壓力，政府當然不希望再見大規模的工潮，而希望矛盾能在可掌握的計劃中化解。」國際工會聯合會香港辦事處主任黃靜文認為，無論是讓勞工NGO透過簡易的合法化登記，來進行社會管理，還是工會開始由工人直選，正是廣東省在經濟轉型壓力與激烈的勞資矛盾下，勢在必行的改革。

然而我們又如何寄望這種工會改革？「中國工會由共產黨領導，考慮比較全面，包括企業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中要取一個平衡點，我們工人也沒問題，這樣我們才有工開。工會也很難做一些敏感的工作，但我們關心這個過程是否公平公正。這種關於工會教育，主要是工友意識的提高，應該大力宣傳，工會才能越來越透明和公正。」走過一段組建工會途路的現代精密劉工友，如此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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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条。	该协会的目标是： 促进人参与的抵抗组织“团结工会”的地下活动的整合; 在它的历史研究; 发展，推动和传播知识的地下反人民的活动; 建筑的社会行动团体和社区的挣扎与地下共产主义制度的重要性的认识。
第6条。	协会所追求的目标是通过社会活动涉及免费： 协助收集和交换信息，发行，出版回忆录，并参与抵抗组织“团结工会”的账目; 的纪录片和故事片，教育计划和研究协会的目标有关的会议，研讨会和会议的组织和内容的组织和协助起草和提出建议的实施情况。 类似的活动顺序与市民及机构的合作; 采取的任何其他活动，协会的目标相一致。
第7条。	该协会的会员可能是一个成年公民，波兰，相关的活动的地下反共产主义，个人拥有在该协会的目标，并提交了会员申请。新的协会会员应通过会员大会的书面建议的基础上，至少有三个现任成员。
第8条。	一个协会会员的职责是： 符合的法规和决议，该协会的成员， 积极推动该协会的目标， 定期交纳会费。
第9条。	由于会员资格被终止： 书面辞职报告，从系统移除逃避社会工作协会的杰出服务费或会员费后的六个月内，告诫， 一个成员死亡 大会成员排除对违反条例，该协会提出的诉讼，或丧失民事权利的决议， 排除的人，有权在14天内收到的书面决议，呼吁大会成员。会议的成员应在下次会议上考虑上诉，他的决定是最终决定。
第10条。	该协会的理事机构是： 会议的成员。 代表。
第11条。	协会的成员决议的存在至少1/3的成员有权投票的简单多数的选票。
第12条。	应选择简单多数通过公众投票的票数，代表协会成员会议。它也执行了协会活动的协调和协会应保存记录的功能。协会代表代表亚当Rosłoniec的。 长期代表为2年。
第13条。	可召开会议的倡议协会的代表或至少有1/4的成员数量的要求。
第14条。	议会成员的权力，特别是： 确定的方向和行动纲领; 通过法规和其修订; 任命和罢免的代表; 通过决议解散公会; 会员费计算。
第15条。	协会会员费所产生的资金用于协会金融及法定活动。协会的预算决议的年度期间的财务活动的基础。
第16条。	最后条款。 诉讼并不受法例规管决定收集成员。 http://www.grupyoporu.pl/stowarzyszenie.html

美媒曝中共8大家族敛财惊人 3太子党控16000亿美元

2012年12月26日，为毛泽东冥诞119周年。这一天，美国媒体彭博社发表长篇报导《毛泽东继承人是今天中国顶尖资本主义新贵》 ，披露中共八大元老子孙控制中国、累积惊人财富。（网络截图）

美媒曝中共8大家族敛财惊人 3太子党控16000亿美元

2012年12月26日，为毛泽东冥诞119周年。这一天，美国媒体彭博社发表长篇报导《毛泽东继承人是今天中国顶尖资本主义新贵》 ，披露中共八大元老子孙控制中国、累积惊人财富。

彭博社报导披露， 毛泽东继承人的26个红色后代控制了中国顶尖国有企业。其中包括国务院已故副总理王震儿子王军、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女婿贺平、已故元老陈云的儿子陈元，光这3人在2011年就掌握达1.6兆美元资产。

彭博社追查中共“太子党”103人的背景、财务与亲戚关系，并指出至少有26名“红二代”掌控中国大型国有企业。

中共八大元老子孙控制中国

这篇报导提及邓小平、薄一波、陈云、宋任穷、彭真、王震、杨尚昆、李先念八老。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学教授Barry Naughton说，这八老曾领导中共，现在这八个人的子孙控制中国，都累积惊人财富。

诺顿表示，这8名中共元老力图在中国大陆树立统治权威，不过他们将失去权威性，“因为无法控制己身的贪婪与自私。”

报导说，由于红二代容易利用关系取得内线情报，还能引导法律的走向，这些人更方便逃税、转移资产、取得外国护照。

报导称，当大陆的贫富差距逐渐扩大之际，中国一般老百姓对于太子党的动向很敏感，只要是红二代经营的产业，民众都很关心。

民众要求中共官员财产公开呼声日高

中共18大后掀反腐风潮，民众要求中共官员财产公开呼声日高。中共官媒最近几天连续发表了新任政治局常委的长篇特写，有消息曝光中共自己拟公布一份七常委房产和存款财产单；由于缺乏外界有公证的监督和独立调查，中国民众普遍质疑财产数据的真实性，并不相信。

今年2月重庆王立军事件东窗事发，薄熙来、周永康密谋政变曝光后，周永康父子利用在石油和政法委系统的影响力大搞权钱交易、卖官鬻爵等贪腐丑闻不断曝光。12月20日，全国各地20多位在京访民在北京南站、北大、清华、北京地铁及信访局等多处举牌，要求原中共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公布其个人财产以及维稳经费。

有评论指，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党国大员在八亿贫困人口的基础上，大多已是腰缠万贯的大亨。中共高层庞大的腐败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动一则牵百，如果共产党真的实行财产公开化将会立即导致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颠覆。

太子党江绵恒 中国“第一贪”

大量报导指现年60岁的江泽民儿子江绵恒被公认中国“第一贪”，江绵恒就像其他太子党成员一样，曾在美国学习，1992年江泽民手握党政军大权后，让江绵恒赶快“闷声大发财”。1994年，江绵恒用数百万人民币“贷款”买下上海市经委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而开始他的“电信王国”生涯。

2001年5月，在香港举行的《财富论坛》，江泽民带了“国家领导人”江绵恒出席，介绍给非富即贵的国际要人认识，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富豪们，以扩大江氏王国的实力，果然在中国申奥成功的第二天，江绵恒就开始与这些外国富豪们签下大笔订单。此时，江绵恒已经成了中共“官商一体”的最高代表。

轰动国际的中国近年来多起重大贪污案“周正毅案”、“刘金宝案”、“黄菊前秘书王维工案”等都涉及到天文数字的贪污受贿、侵吞公款，都与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有关。涉案金额天文数字的中国金融市场最大的丑闻“上海招沽案”也直指江绵恒。

（责任编辑：肖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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