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VAS，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的革命顾问

革命顾问，我们最可怕的噩梦！

帆布， 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的一场革命培训学校。 http://en.wikipedia.org/wiki/Centre_for_Applied_Non_Violent_Actions_and_Strategies

应用非暴力行动和战略的 中心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一个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教育机构，专注于使用非暴力冲突，促进人权和民主，成立于2004年-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u4mx_Jb4sA  CANVAS（Srdja波波维奇和斯洛博丹·Djinovic） 说，在哈佛大学（常春藤盟校）。
吉恩·夏普的书，http://www.aeinstein.org/organizations/org/ FDTD.pdf 

明鏡歷史網: 毛泽东论流氓无产者与革命元勋：《湖南农运报告》两版本

明鏡歷史網: 毛泽东论流氓无产者与革命元勋：《湖南农运报告》两版本: 《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在毛泽东的早期著作中，无疑是一篇非常有分量的文章。它不仅奠定了中国领导的武装革命、暴力斗争夺取政权的理论，而且一开始就确立了农民中无产者为革命基本力量的问题，从建立武装军队夺天下到立国掌权以后历次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皆以此为圭臬，乃具有根本指导性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在毛泽东的早期著作中，无疑是一篇非常有分量的文章。它不仅奠定了中国领导的武装革命、暴力斗争夺取政权的理论，而且一开始就确立了农民中无产者为革命基本力量的问题，从建立武装军队夺天下到立国掌权以后历次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皆以此为圭臬，乃具有根本指导性的实践意义。这篇雄文，可奉为中国革命成功的“圣经”。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踏上去滚。”这些革命暴力味十足的话语，曾被广大国人所熟悉并运用，文革期间，批斗会上、武斗场面，集体汹汹朗诵，已被普及到不识字的人都会背诵的程度。实际上，出自于该文的这几段语录，确能道出这篇文章的要义和灵魂。暴烈、暴力、打翻、恐怖，这些词语，在本文中是作为一种革命的行为理念而肯定、并大张其帜的宣扬的。

　　当时的湖南是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许多游民无产者（又称流氓无产者）加入农民协会并进入领导层并非少数。毛泽东在本文中就说到衡山县的农民协会中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按照他在本文里的说法，游民无产者属赤贫阶层，是革命基本力量之一部分。

　　流氓无产者或游民，相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起柱石作用的“石民”（士农工商四业之民），是指无固定职业游走于城镇农村的边缘群体。其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历史上改朝换代的造反动乱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从啸聚山林的黄巢、李自成到登上大统的刘邦、朱元璋、洪秀全，都是游民从底层跃上成功为枭雄霸主的例子。与其说他们具有反叛性革命性，还不如说他们打乱了社会正常演进程序，造成暴动的力量。王学泰先生在《被忽略了的游民和游民文化》一文中对游民意识、社会作用有着深刻分析：“他们脱离了社会秩序、失去角色位置，是没有根基，随时势浮沉的一群。暂时获得谋生的手段极不稳定，生活堪虞，前途渺茫，所以他们有一种不安全感焦妁感，这决定了他们对现存秩序的反叛性。从总体上来说，他们是反社会的，而且随时都可能引发出破坏一切的能量。他们又很少有文化教养，因此也就没有文饰的习惯。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饰的心态、性格、观念，在游民看来毫无必要，因此游民意识中往往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暗面。游民一无所有，为求生存，他们富有进击精神，这一点与大多数国民退缩保守的性格不同，他们是我国传统社会中最具有政治主动性的一伙，敢于索取属于他们甚至不属于他们的东西，特别是在社会动乱或改朝换代之际，他们是”敢为天下先“的，并常常在世事变化中获得最大利益。”

　　二十年代湖南农民运动时期毛泽东的革命主张，完全不同于知识分子共产党人陈独秀等反对武装暴力，搞政党政治的理论。他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暴力夺取政权的思想应该产生于这一时期前后。在实践中，他尤其看准了游民无产者好勇斗狠、不怕死的精神进击能量，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他这样说道：“游民无产者……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所以他并不讳言游民痞子的革命作用而大声疾呼痞子运动“好得很！”

　　我手中有两本毛泽东选集，一本是1951年人民出版社经过修订后出版的，（简称人民版）另一本为1948年中国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简称中央局版），16开本，内文繁体直排，暗红色封面上印有“党内文件干部必读”的字样。此书应是毛著较为权威的早期结集本。对照两本选集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的异同，我认为中央局版恐怕更为准确的保持了毛泽东文字思想的原始风貌。特别是关于游民无产者部分，让我特别注意到的是他对农运领导人的身份、地位、样貌毫不掩饰的定位和分析，有非常独特之处。现将有关原始文字考订恢复如下：例一，“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有些确是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中央局版第11页第5行）例二，说作为农村革命基本依靠对象之赤贫阶级指“全然无业，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或为非作歹做盗贼的，都是赤贫。”（中央局版第10页第10行）。例三，“绅士们……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是‘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穿绿长褂子的（笔者注：指不劳动游手好闲并识得几个字的人）、赌钱打牌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中央局版第8页第3行）又据历史学家辛灏年考证，该文最早刊于中国湖南省委刊物《战士》上面，其中还有一段话：“我这次考察湖南农***动所得到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这段文后来发表被陈独秀删去。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游民无产者是理直气壮持肯定态度的。事实上中国早期第一代领导人等，正是来自这一革命时期中的游民无产者。

　　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也是催生无产阶级老一辈革命家的摇篮。所以毛泽东当时在文章里称赞他们是“革命先锋”、是“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是完全有道理和事实依据的。

　　六十年代文革初期造反武斗正炽，毛泽东的权威如日中天的时候，大报小报传达中央领导人正式与非正式讲话精神，代替法律和政策指导运动开展。社会上广泛流传毛泽东两则讲话：一是他在1964年8月18日一篇《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里说，“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二是1964年12月2日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说，“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经历过文革的人也许还记得，当时的武斗狂热分子、造反群氓，被这两段语录所激起的豪情霸气、天不怕地不怕，老子砸乱天下的精神和作用，远远超过江青说的“小青年爱玩枪，”“文攻武卫”之类的话。

　　中国领袖中，毛泽东是一个非常有独特个性的人，正如他曾对斯诺形容自己乃“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两段语录虽未正式收入他的文集，恐是在工作讲话中随口说到而被记录，但却能如此传神表现出他的“虎气”与“猴气”，并且和他四十年前写下的这篇文章内容一脉相承而互证叶印。我认为，从二十年代共产革命时期他著的《湖南农民运动动考察报告》，到文革运动，以及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这两段话颇能体现他天马行空般的超常思维方式，并且性格逻辑也是完全一致的。

　　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选》是经过毛亲自修订的，《湖南农民运动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中他删去一些过于真实具体描述流氓无产者的有关文字，作为登上大统的统治阶级和统治者，从政治需要出发，或有文饰的必要。但历史真实不容篡改，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历程不能随意阉割和断裂，应为后人研究工作提供一个全景观照的角度。从这样来看，我认为中央局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篇，作为初始原文更为准确、真实。

　　吴茂华，共识网

对于中国超过五亿网民当中的一些人来说，本周的重大消息不是他们的国家有一个新任主席习近平。而是，数千头死猪费解地出现在上海黄浦江上，显然是被上游一些农民倾倒在河里的。（合成图片）

经济学人：旧制度和大革命 中共无解的困境

对于中国超过五亿网民当中的一些人来说，本周的重大消息不是他们的国家有一个新任主席习近平，他已经拥有共产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两个更重要的工作。而是，数千头死猪费解的出现在上海黄浦江上，显然是被上游一些农民倾倒在河里的。这是无穷无尽的一系列公共健康、污染和腐败丑闻的最新一起。

《经济学人》评论说，很难想出比这个景象更有力的一个象征，体现出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背后，充满腐烂的东西。中国必须发生一些改变。

预测一党统治的死亡

《经济学人》3月16日评论说，许多人认为中国会改变。根据美国学者安德鲁‧纳杉（Andrew Nathan），“有一个比自从1989年危机以来任何时候都强烈的共识是，中共专制政权的韧性已经接近它的极限。”纳杉十年前创造了一个词汇“专制主义韧性”来形容中共适应和生存的能力，并且运用这个概念撰写一系列论文，并冠以令人浮想联翩的标题：《中国到了转折点了吗？》

自从毛泽东1976年死后，外国人一直在预测一党统治的死亡。在一个似乎活力开放的中国，一个为中央计划经济而设计的政治制度肯定无法永远存在。在1989年中国走到了革命的边缘。当改革降临苏联及其卫星国，中国曾经似乎将是下一个多米诺骨牌，等待着倾倒。但是随着中国经济飙升，西方民主国家苦苦挣扎，专制主义却被证明有韧性。民众被无孔不入的“维稳”机器对付掉。

中国社会的 “革命”在动摇共产党统治基础

《经济学人》评论说，没有一个改变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现在可能更接近于转折点。但是中国社会革命在侵蚀共产党统治的一些基础。恐惧在减少。将近5亿中国人在25岁以下，他们对于血淋淋的天安门镇压没有直接记忆：政府已经竭力掩藏这段历史。一些公共异议人士仍然在撰写公开信，并招致骚扰和监禁。但是数百万人加入网上颠覆性的聊天，嘲笑共产党。

“群体事件”——抗议和示威——在繁衍。农民们憎恨土地被贪婪的地方官员掠夺。世界工厂中国东部的第二代农民工更加雄心勃勃，不像他们的父母那样温顺。城市中产阶级在快速增长。在其他国家，这个群体的兴起已经导致独裁政权倒台，通过人民-权力的结合，比如在韩国，或者通过谈判，比如在台湾。中国中产阶级的大部份似乎怀有不满，对腐败和不平等感到愤怒，并受够了有毒的食品，令人窒息的空气和供水系统里的死猪。

互联网和手机提供了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消息和传达愤怒的工具。共产党不得不极力确保，以免这些怨气凝聚成协调一致的运动。

高调说改革 但不改变独裁统治

《经济学人》评论说，期待变化的其它原因是，习近平和他的同事们自称知道这一切并且严肃对待政治改革。这个话题在今年的人大上反覆提起。“精简”政府机构、合并部委显示当局新的意愿对付强大的利益集团。习近平敦促共产党勇敢进行改革，“像啃硬骨头和趟险滩一样。”

但是改革，并不意味着改变独裁统治。而是，就像人大发言人傅莹说的那样：政治改革是“自我改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换句话说，它是加强共产党的统治，而不是稀释它。习近平似乎同意这一点。

无解的困境

《经济学人》评论说，习近平也阐述了中共应该从苏联共产党倒台吸取的教训：“我们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控制。”

在中国知识份子圈子里正流行阅读托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讲述1856年法国大革命的书。这本书跟中国现状最有共鸣的是，旧制度在革命中倒下不是因为他们抵制变革，而是他们试图改革但是打破了他们点燃的期待。

如果托维尔说的是对的，那么习近平将面临一个无解的困境：为了生存，共产党需要改革；但是改革本身可能成为最大的危险。或许他将看到更加根本的政治变革作为解决办法。但是那样的话，猪就不会腐烂在河里了。他们会飞起来（母猪上树）。

'江泽民时期的地产私有化商品化，胡温平庸无能时期的房价权贵发疯化，造成上海，北京，一线城市大批光棍大龄青年买不起婚房轮为光棍，中国一线城市女性水性扬花，物质虚荣，一切朝房子，车子，票子，位子看齐。这都是国家造成的，改革带来的弊端。今天的高房价是江泽民卖国贼和胡温平庸无能十年造成的，中国一线城市上海为列，大批的光棍青年70后，80后，都是革命的资源，强烈呼吁朝鲜半岛战争打起来，钓鱼岛战争打起来，时间越长，中国的房价就彻底回归光棍价位。上海猪江，上海最狼与狼的虚伪忽悠高物价城市！海外传媒请关注，中国光棍渴望革命造反，钓鱼岛战争天朝不敢打，那朝鲜半岛战争就快点打起来吧！！'

大纪元网友

'本来就是利益集团无尽的贪婪！改革什么利益集团不会做任何妥协。'

大纪元网友

'贪官坏了党心、政心、军心、凉了民族爱国心，除掉它……？！ 烟台农民土地维权访民乘着中共十八大网路掀起的反腐浪潮，“婊哥们”知道，因为土地 上贪腐的天文数字害怕自己倒霉，倍感恐慌狗急跳墙了，官员们开始恐怖造势使流氓截访手段进一步升级，专雇黑社会外加小动作110穿街走巷挨家逐户恐吓、手拿传票夜里叫去喝茶逼供讯，真黑啊！民众反腐维权面对新一轮前所未有疯狂抓扑，反把民众关进笼子里不准发声。习近平反腐动真格，只要不是地方政府策划安排，盘腿促膝亲查“值了”：流氓就是流氓，婊子就是婊子，官场黑幕男娼女盗贪官做假不要脸多得是奸诈的很。所信的都是维权讨债的违法，贪腐造假赖账的护法，这里老虎疯狂十分狡猾，贪官们寄希望两会什么很不老实鬼头的很，信访继续忽悠人，把官爷权力关进铁笼子都没用，请习近平令行烟台，还我民生。'

大纪元网友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是金字塔型的，它们的几十年发展模式： 以利益诱惑为基础，只要你上了贼船，利益诱惑便成为海洛因，产生依赖，不能自拔。 1.中央部门大家贪，共同驾驶贪腐大船乘风破浪，源源不断的把中国人民的资产运往国外。所以他们共同的利益都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2.中央对地方大员的态度是，提供腐败支持（驻京办就是他们的利益中转站——地方给中央官员送礼，送红包。中央给地方批项目，批拨款。地方官员就贪污，挪用，得回扣）。让他们个个贪腐，这样，他们就可以控制地方，一旦地方官员不听话，就以“贪腐罪”拿下。（很多贪腐案件都是国家机密） 3.地方大员对下级的要求是，只要能给自己进贡，贪得越多自己得利越多，贪得越多越好，就是好干部（可以升职）。所以对于地方闹出的不和谐事端，上级都是大力支持，派警镇压，派喉舌鼓噪，完成镇压产业链。 4.地方小官是中共与广大民众利益战争的最前沿，也是冲突的导火索。中共地方小官为了加固阵地，不断外延空间，就必须施以小利拉拢地痞，流氓，腐蚀中间地带人员加入共产党。以此循环不断，如滚雪球，越滚越大。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就是地地道道，实实在在的——黑社会集团。 一个庞大的系统需要更大的经济资源维持其存在。于是，他们就要不停的增加税收，罚款，收管理费，印钞票，涨物价……. 九十多年前，徘徊在欧州大陆的共产主义幽灵就这样依附在华夏大地上，喝着炎黄子孙的血液。 '

大纪元网友

'腐败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是腐烂了!一个充满着腐烂的政党。中国必须发生一些改变 ... (留云)'

大纪元网友

'共产党的发源地下来那么多死猪到上海，说明共产党这头猪彻彻底底的要死了，上海就是他们的解体处。'

美国工运史（1865-1920）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抗争史

美国工运译丛系列第三种

美国工运史（1865-1920）

美国工人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抗争史

舒诗伟 译著

台湾劳工教育信息发展中心企划
台湾工运杂志社出版　1993年12月初版

---

代序
第一章 劳工、工业与社会（1865~1920）
　· 工业化对劳工生活的冲击
　· 种族、人口流动与劳工阶层形成的关系
　· 美国劳工的生活条件
　· 劳工的生活环境

第二章 混乱时期（1865～1897）
　· 风俗、价值观的转变
　· 前仆后继的劳工抗争
　· 各工运路线势力的消长

第三章 改革时期（1897～1914）
　· 到底谁成就了「进步时期」？
　· 妥协于政策下的右派工会
　· 左派工会的使命
　· 粉饰太平的「进步时期」

第四章 劳工与世界大战（1914～1920）
　· 战时的工运
　· 得天独厚的「美洲工联」
　· 亲劳方的威尔森政权
　· 潮起潮落的战后工运
　· 日趋稳定的劳工体制

封底说明

　　在台湾我们一般所熟悉的历史，大半是帝王将相或某些英明领导人物的故事；而一般老百姓的生活、血汗在这种“正统历史”图像中，给几乎完全抹杀。但由人类的社会发展来看，贡献最多的，倒是勤奋的劳动大众。
　　《美国工运史：1865到1920》正是由劳动民众的位置，来重新描绘、分析美国劳工在由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的几十年间，所发挥的力量与受到的困扰。全书共分为四个章节：《劳工、工业与社会：1865～1920》，《混乱时期：1865～1897》，《改革时期：1897～1914》，与《劳工与世界大战：1914～1920》。第一章是总论，其他三章则依不同年代、时期、顺序解析、描述美国劳动民众在争取自由、平等与尊敬时，所处的大形势，自己的状况，所能发展的力量与限制，以及资方、官方打压、收缩的手法。
　　在台湾社会自六〇年代起开始快速工业化，传统式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也逐渐被新型资本主义式运作所取代、操控。新型劳工的出现与劳工所面对的各种问题，仍有待我们共同严谨的解析与解决。也因此《美国工运史：1865到1920》这本书，亦对台湾工运有“他山之石”之效。

舒诗伟

《波蘭變局》變局後的私有化情況

變局後的私有化情況

　　上文指出，1989年9月團結工會政府成立，對原統治階級的幹部私有化構成一個沉重打擊。雖然政府無從禁制擁有原始資本的幹部繼續進行私有化，幹部私有化的條件勢必較以前為不利。
　　但政府著手控制私有化的步伐比匈牙利緩慢得多。匈牙利民主論壇政府1990年4月上台後，9月14日便成立國家財產局控制私有化過程。對照下，馬佐維耶茨基政府1990年4月才向國會提交私有化法例草案。
　　草案建議成立所有制改造部（Ministry of ownership Transformation），負責把國家財產私有化。私有化分為兩大類。一是由所改部挑選具競爭力的大型國家企業，公開出售股份。小投資者有優先獲得配股權利。企業職工可用半價購買不多於20%的股份。大投資者和外資可從二手市場向小投資者進行收購。第二類相等於匈牙利的“自發性私有化”，適用於中小型企業。過程由所改部監督，以防止“病態”情況出現。草案公佈後，團結工會表示反對，因為企業私有化後，工會議會在前政府所推行的政策下所擁有的哪怕是流於形式化的權力，也將蕩然無存。（注122）
　　1990年9月14日，恩•魯雲杜斯基（Janusz Lewandowski）被任命為所改部部長。（注123）
　　商業的私有化速度較工業快很多。1991年初，40%已成功或是通過拍賣或是透過出售股票進行私有化。（注124）
　　根據最新計劃，政府於1991年秋成立幾個“私有化基金”。基金由西方專業投資經理人負責。政府1992年給公民發換股證，總額約相等於100個大型企業的三成股權。公民必須把換股證存放於各個基金，由基金或是以投標方式或是以認購方式用以換取上述企業的股份。政府所保留的七成股份部份亦會交予各個基金代為託管。作為企業的持股人，各個基金可從事股票買賣、把企業清盤等。基金行政人員的收入與基金利潤掛鉤。經過一段仍未確定的時期後，公民可買賣他們手上的基金股份。（注125）
　　應當留意，以上計劃只涉及大型企業。中小型企業的“自發性私有化”依然有效。（注126）
　　顯然，給公民免費發換股證的政治意義比其經濟意義大得多。波蘭人民現正生活於極度困苦中，換股證可紓緩他們的不滿和誘導他們繼續忍受下去。但以為他們最終可以從上述計劃得到一些免費資產是一個幻想。一些捷克經濟學家便批評波蘭的計劃有誤導成份。（注127）很多波蘭企業事實上經已破產。人民到頭來將會發覺他們手上的基金股份大部份其實一文不值。有一定盈利能力的企業不愁找不到買家。這些企業都會透過出售股份等各種方法直接進行私有化。只有那些無人問津的企業才包括在換股證計劃內。私有化的得益者，始終是外資和國內擁有原始資本的人。國民經濟最肥美的部份變成他們囊中物，將被他們瓜分清光。
　　最近，波蘭揭發了一宗醜聞。由於第三世界無力償還欠債，這些債項在債權二手市場做價一般為債權面值一個很低的比率。1989年7月，拉科斯基政府成立一個償還外債基金（Fund to Serve The Foreign Debt），職能為在債權二手市場購回波蘭的外債債權。基金一直存在到1991年1月。此期間，波蘭外債債權做價最低曾跌至面值17.5%。但根據基金報告，它所付出的價錢高達33%。（注128）
　　以上事例不禁令人產生疑問，在原統治集團分子仍然掌握大部份政企崗位下，究竟團結工會政府對於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出現的“病態”情況，能發揮多少控制能力？

---

史薩先（Szczecin）造船廠：即什切青造船廠。

注1：波蘭1980～81年工運的資料非常豐富，但本文沒有進行詳細資料收集，主要依靠筆者的基本認識及手頭上的一些簡單材料。關於1970～71年工運，讀者可參考INFORMATIONS CORRESPONDENCE OUVRIERES，《波蘭：1970～71》（POLAND：1970~71）（美國底特律Black & Red出版社，1977）

《波蘭變局》團結工會政府的成立

團結工會政府的成立

　　6月4日國會選舉投票率僅62%，竟然比1987年11月29日全民投票還低5個百分點，令不少人感到失望。瓦文薩派智囊布•謝拉麥克（Bronislaw Geremek）承認：“投票率低是現時情緒的重要標記。部份與反對派有密切關係的選民沒有投票，多半是出於反對與政府進行妥協。”他擔心“社會爆發無法控制的動盪的危險依然存在。”（注103）
　　參議院全部100個席位被團結工會囊括，下議院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161個議席中，團結工會包辦160個。換句話，國會兩院合共560個席位中，團結工會占260個。
　　7月19日，國會兩院投票選舉總統。本來，波共聯同衛星黨聯合農民黨（波文簡作ZSL）和民主黨（波文簡作SD）合共占300個席位（其中兩個衛星黨共占103個），雅魯澤爾斯基當選應該沒有問題。但出乎所有人意料，聯農黨和民主黨議員當中12人（一說11人）竟然投反對票，另外16人投棄權票。由於投票當日有部份評論員制度，上述議員的反叛頓時令雅能否順利當選變成疑問。事實上，倘使團結工會議員全部投反對票或棄權票，雅便肯定無法得到多於半數票。
　　但事態發展卻可謂峰迴路轉。最後進行投票的是一些團結工會議員，他們知道自己的投票起著決定性作用。在此緊急關頭，他們當中7人故意投了7票廢票，雅所需要的贊成票數目便因此而減少。終於，雅以270票贊成，233票反對，34票棄權，一票之微當選。（注104）
　　其實，考慮到當時國內外形勢，部份聯農黨和民主黨議員叛變，不應使人感到太大意外。1989年1月，匈牙利通過實行多黨制。6月13日，政府與反對派召開圓桌會議，討論議程包括訂定舉行完全開放的多黨制選舉日期（原則上已定於1990年夏天前）。蘇聯對波蘭和匈牙利事態發展一直採取不干預政策。6月4日選舉充份顯示波共的脆弱。以上都是促成衛星黨叛賣波共的客觀因素。
　　雅魯澤爾斯基得力於團結工會議員的幫忙才能當選的消息傳出後，引致工會基層極大不滿。這個不滿和波共與衛星黨之間所出現的裂縫，促使瓦文薩一夥決定不再遵守圓桌會議協定。
　　7月25日，雅魯澤爾斯基向瓦文薩表示新政府21個內閣席位中，可給團結工會7個，但為瓦所拒絕。（注105）此時，瓦已和聯農黨和民主黨展開談判，謀求它們協助，阻止基茨澤克組織新政府。
　　8月7日，瓦文薩公開表示：“我對由基茨澤克將軍成立新政府提出抗議。解決現時環境的唯一方法是由一個由團結工會、聯合農民黨和民主黨組成的聯盟成立新政府。”（注106）
　　衛星黨的背叛終於迫使基茨澤克放棄成立新政府的努力。瓦文薩向雅魯澤爾斯基提名三人供他選擇：席倫、謝拉麥克（教授）、馬佐維耶茨基（《團結週刊》總編輯）。8月19日，雅提名馬佐維耶茨基成立新政府。
　　8月23日，國會以374票贊成，4票反對，通過馬出任總理。9月12日，新政府正式成立。23個內閣部長當中，團結工會占12席，聯農黨4席，民主黨3席，波共4席。波共4席包括國防、內政和外貿。團結工會讓出這些關鍵席位是雅魯澤爾斯基同意提名馬的條件。另外，國家銀行主席（為波共黨員）為部長會議（即內閣）當然成員。內閣名單得到國會以402票贊成，13票反對通過。（注107）
　　新政府成立後，立即把圓桌會議協定的經改方案付諸實行。（注108）1990年1月1日，在團結工會政府顧問、美國著名“反通脹”經濟學家薩克斯（注109）建議下，政府推行“休克療法”經濟改革。（注110）“休克療法”推行年半以來，波蘭經濟每況愈下。所謂“屬於工人階級”的團結工會政府向工人展開歷史上罕見的瘋狂打擊。
　　1990年4月19日至24日，團結工會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終於召開。圓桌會議期間，工會內部的反對勢力有一定聲勢。當時，不少人預料茲維亞仕達一派會把工會分裂，另起爐灶，抗衡瓦文薩派控制下的團結工會。（注111）如前所述，選舉投票率低令瓦文薩派對反對力量仍然有一定戒心。但團結工會政府的成立使形勢全面改觀。瓦文薩派的聲望和地位達到新高點，他們現在可以隨心所欲，任意把持工會。
　　不論按照一般會議程序或工會的規章，瓦文薩都應該向大會提交主席報告。但他竟然懶得這樣做。（注112）他把工會基層和代表視作自己的隨從的態度，可見一斑。可悲的是，備受蔑視下，大會依然以78%壓倒多數讓他連任主席。（注113）
　　二大通過的綱領說：“工會將參與把波蘭政治和經濟制度改變，但它會把保衛工人的權利和利益置於首位。”（注114）工會去年多來在“休克療法”下的表現，證明這個承諾僅為花言巧語。綱領給予西方資本主義充份肯定及認同：“經濟改變必須以市場經濟為目標，把資本積累的自由……就業的自由（按：即裁員的權利）與國家介入的成份……結合起來。”（注115）這與一大通過的“自治共和國”綱領形成鮮明對立。
　　前面分析，瓦文薩一夥有雙重階級屬性，以代表民營企業家階級為主。圓桌會議期間，受制於基層和左翼的壓力，他們的工運改良主義者成份有所提高。圓桌會議後，他們這個成份的比重迅速下降。1989年8月19日雅魯澤爾斯基提名馬佐維耶茨基出任總理之日，瓦文薩發人深省地公開表示：“我不希望建立強大的工會，因為一個有一千萬會員的團結工會會成為對付政府的武器。”（注116）瓦所指的政府，是馬即將成立的新政府。這個新政府即將盜用“工人政府”的名義，實行犧牲工人利益為代價的經濟方案。

　　　　　※　　　　　※　　　　　※

　　1989年8月初，雅魯澤爾斯基辭去波共第一書記職位，由拉科斯基代替。9月中旬，波共政治局向中委會建議把黨變為社會黨。（注117）17日，中委會草擬一份新黨綱，向黨提議更改黨的名字。（注118）1990年1月底，波共召開代表大會，正式自行解散，以波蘭共和國社會民主黨代替。（注119）
　　1990年9月27日，經過瓦文薩、馬佐維耶茨基、雅魯澤爾斯基和格林普主教（Glemp）閉門會議後，國會以325票贊成，4票反對，10票棄權，修改憲法，把雅的總統任期縮短。較早前，國會已於9月21日通過12月前舉行新一屆總統直選。11月25日，總統選舉進行首輪投票。投票率僅61%。瓦得到最高票數，稍多於39%，但遠低於馬上當選所需的半數以上。以建設“一個金錢民主制度”為口號的波蘭裔加拿大及秘魯兩國雙重國籍的商人蒂明斯基（Stanislaw Tyminski）第二，票數近24%。在三個省份，包括工業化重地卡托維奇，他甚至領先瓦文薩。馬佐維耶茨基僅得17.5%。在11個省份，他甚至落後於波蘭共和國社民黨候選人。（注120）
　　12月9日，瓦文薩終於在第二輪投票中擊敗蒂明斯基，以75%票數順利當選，22日正式宣誓就職。（注121）馬佐維耶茨基競選總統大敗後辭去總理職位。1991年1月5日，國會批准別萊茨基（Bielecki）出任總理。別為一名商人，他所開辦的顧問公司於團結工會重新合法化前聘用多名前團結分子。他領導的政黨，自由民主大會（Liberal Democratic Congress），專注於民營經濟的發展。（注121）
　　蒂明斯基現象既是一個諷刺和一出鬧劇，也是波蘭社會悲劇的寫照。經歷團結工會的叛賣、飽受政府政策的摧殘、打擊，波蘭人民對任何美麗的謊言都願意去相信。工人階級意識形態上現在已完全迷失方向，任由各個利益集團肆意宰割。

《波蘭變局》圆桌会议（1989）

圆桌会议（1989）

　　1988年的罢工浪潮使团结工会从一个神话变回一个实体。罢工工人发觉以前的团结工会已不再存在，于是自行组织新的团结工会。如前指出，自发工潮爆发之初，很多老团结分子、领袖置身于度外。88年末，他们纷纷再次投身工会运动。前述的恩尼斯表示说到底，自己始终还是一个工会分子。
　　一般而言，罢工工人并不欢迎老团结分子。1981年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达‧积迪纳克（Tadeusz Jedynak）从澳洲赶回他原来任职的企业，罢工工人最初甚至不准许他进入厂房。类似的情况到处都有发生。工人的政治感觉告诉他们，这些老团结分子现在突然再次出现，是政治机会主义所驱使。
　　新团结工会与81年的团结工会有三个重大差别。首先，它规模小很多。1989年3月，格但斯克所有企业中，少于10%（116个企业）成立了团结组织委员会。其次，1980—81年扮演主导角色的技师、工程师很少参加工会。他们当中很多人拜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所赐已晋身为另一个阶级。第三，工人与工会领导之间存在着一个阶级鸿沟。1980—81年，虽然团结工会基层当中不少人对瓦文萨派不满，但始终，大家都属于工运分子，只不过倾向不同而已。现在，如前所述，瓦一伙的阶级属性已出现了变化。（注85）
　　瓦一伙在新团结工会的领导地位不是通过民主过程产生或确立的。相反，他们利用自己过去的资历和政府有份参与营造的传奇地位，把自己自封为领导。早于1987年8月，工会1981年全国委员会当中22名委员要求召开全国委员会会议，被瓦文萨拒绝。（注86）团结工会政府成立以前，瓦文萨一伙一直拒绝召开任何代表性会议。他们深知，鉴于很多活跃的罢工分子不接受老团结分子，他们没有把握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成为新工会的领导。不召开任何代表性会议，自发工运便很难产生在全国具威信的新领袖；这样，纵使很多基层罢工分子对瓦等人有所不满，他们的地位仍然稳如泰山，别人无法取代。（注87）
　　工潮爆发给瓦文萨一伙创造了机会，但要把握这个机会，他们必须表现出能够驾驭工运的能力。于是，一如1981年，他们奔走全国，到处努力平息工潮。（注88）但进入1989年初，罢工仍然不绝。
　　瓦文萨1987年8月拒绝召开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会议后，著名工会左翼领袖兹维亚仁达、鲁劳斯基、和马‧佐锡克（Marian Jurczyk）开始组织一股与瓦文萨派抗衡的势力。1988年12月，近卅个全国委员会委员再次要求召开会议，再度被瓦文萨拒绝。12月18日，他们正式成立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工人小组（Workers Group，一译Working Group，下简作工人小组）。（注89）如前所述（见《干部私有化》一章），对照于瓦文萨派当初对干部私有化所采取的回避态度，工人小组一早便开宗明义地对这种情况加以批判和反对。工人小组反对以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的任何改革方案，呼吁瓦文萨派不要出卖工运。（注90）
　　政府向瓦文萨派提出进行对话的条件是瓦文萨派同意：①平息工潮，控制工运；②支持经改方案；③提高劳动生产率；④不接受西方工会物质援助；⑤打击工运“极端分子”；⑥参加非对抗性的国会选举。（注91）显然，政府已显示出容许瓦文萨派分享权力的准备。
　　不用政府提出，瓦文萨派亦会以平息工潮、控制工运和打击“极端分子”为己任。库伦在团结工会机关报《团结周刊》（Tygodnik Mazowsze）1989年1月25日号说：“我们不会发动罢工，它们是有害的……我们甚至会遏止它们……。”（注92）瓦文萨1989年1月19日发出呼吁：“今天，波兰不能承担罢工的后果，我不希望见到罢工压力增加……”（注93）瓦后来于1989年8月更说：“我不希望建立一个强大工会……今天，人们应该首先把自己视作波兰人，然后才视自己为工会分子……。”（注94）当然，瓦等人以保障国家经济为大前提做借口。但抽象的国家利益是一个意识形态。以当时（至今也一样）波兰社会格局而论，所谓国家利益，首先是新兴干部阶级和民营企业家阶级两者的利益。波兰工人阶级由1988年起至今被当作改革的祭品的历史，是最雄辩的指证。
　　瓦文萨派对工人小组深恶痛绝（原文“深痛欲绝”）。他们和政府异口同声，一唱一和，抨击工人小组危害改革。瓦文萨本人甚至抄袭政府以前用以对付他自己的手法，暗示工人小组为西方国家敌对势力的傀儡：“当我们在此进行斗争时，他们多人前赴西方，所以他们有钱（用以煽动罢工）。”（注95）
　　除工人小组外，另一支使瓦文萨派和政府头痛的力量是官方工会（波文简作OPZZ）。随着旧政权出现瓦解趋势，OPZZ竟然重新扮演起工运分子的角色。圆桌会议上，瓦文萨派同意限制罢工权利。这不仅在团结基层引起极大反感和不满，OPZZ也加以猛烈抨击。圆桌会议上，OPZZ提出把工资与物价指数挂钩率订于100%。原先，瓦文萨派反对所有自动挂钩安排。但备受压力下，他们终于和政府达成协议把挂钩率订于80%。1980年，团结工会要求划一加薪额（这会缩小不同工资之间的差额）。圆桌会议上，OPZZ提出同一要求，但瓦文萨派相反要求划一加薪率。（注96）
　　可以看到，当政府与瓦文萨派在1989年初同意进行对话时，瓦等人的工运改良主义分子成份十分低。后来，在备受工人小组、OPZZ和工会基层的压力下，他们被迫把这个成份提高。但这没有改变政府对瓦文萨派两者之间的谈判的基本阶级属性。
　　圆桌会议分三个层次进行。最高为所谓“Magdalenka Group”，由瓦文萨和内政部长基茨泽克将军各自率领四至五名首席顾问进行谈判。团结工会一方成员包括库伦和亚‧米兹力克（Adam Michnik）。谈判内容涉及最重大的宪制决定，如政制改革、国会选举等。之下有几个小组委员会，分别讨论（宪制以外的）政治改革、经改和工会问题。再下为其它小组委员会，讨论房屋、教育等事项。（注97）
　　1989年4月5日，圆桌会议达成协议，内容包括：①设立由国会选出的总统职位。总统不干预政府的日常运作，但有权进行法令统治；有权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有权解散国会；有权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外交和保安（包括军队和警察）属其职权范围。②1995年，第二任总统通过直接选举产生。③设立100个议席的参议院。参议院通过自由选举产生，就一些特定法案，对下议院的决议有否决权。④下议院（SEJM）460席当中161席（35%）通过自由选举产生。⑤下一届国会（四年一届）全部议席经由直接选举产生。⑥容许反对派出版报纸，电台和电视台拨出一定时间供反对派使用。⑦司法部门独立。⑧把地方政府民主化。⑨工资与通胀挂钩率订为80%。⑩正式把教会合法化；及正式把团结工会合法化，但附加限制罢工权利的条件。（注98）
　　圆桌会议还通过一个经改方案。方案确立：“容许所有制结构自由发展”，换句话，政府对各种经济成份一视同仁；“建立市场关系和竞争”；“废除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的残余因素，把计划限于制订国家经济政策，该等政策透过经济杠杆实现”；“以专业能力作为选拔企业主管干部的标准”；“对企业实行划一财政措施”。方案还谈到“把国营企业出售给私营部门”；把国营企业“转化为有限公司或工人合作社”；“出售（企业）股份”；“把长期亏蚀企业清盘”；“废除货品配给和行政订价”，即把价格放开，以达市场供求平衡，换句话，容许物价大幅上涨；“废除行政订定汇率和贴现率”；“最迟于1991年初成立股票交易所”。方案指出：“宪法（应该）保证所有制多元化的永久性”。对外而言：“我们预期波兰的外国伙伴对我国公共事务各方面的转变给予理解和具体支持……西方投资者提高在波兰投资的兴趣……通过非传统的财政解决方法把波兰的外债减少”。所谓“非传统方法”指把债项变为波兰企业股份。（注99）
　　经改方案与拉科斯基政府的改革方案（注100）大同小异，充份表现新兴干部阶级与民营企业家阶级利益吻合的一面。
　　上文论及，新兴干部阶级和民营企业家阶级也有利益冲突。圆桌会议基本上代表这两个阶级重新分配利益的政治角力（说“基本上”，因为瓦文萨派出于其历史渊源和受制于上述的压力，不得不在会议上提出一些工运要求）。雅鲁泽尔斯基同意向团结工会让出部份权力，但没有打算放弃共產党的主导权。对于新兴干部阶级来说，政府保留在波共的领导下十分重要。这点我们在论述匈牙利变局时已有所分析。88年下半年至89年初的工潮规模有限表示瓦文萨派所能从波共争取到的让步亦有一定限度。根据协议，第一任总统任期六年，由国会选出。如无意外，波共在国会得到绝对多数支持应该没有问题。故此，雅鲁泽尔斯基成为第一任总统；波共领导首届任期四年的政府，似成定局。换句话，新兴干部阶级可以有四至六年时间充份发展自己，完成上述的过渡。
　　但一如匈牙利的情况，国内外事态的发展超出了雅鲁泽尔斯基政权的估计。新兴干部阶级到头来为圆桌会议这宗交易所付出的代价，比预计为高。
　　圆桌会议协议签署后，美国总统布什4月17日公布经援波兰计划，包括给予波兰最惠国待遇、重新安排还债日期、鼓励美国商人投资波兰等。（注101）6月12日，雅鲁泽尔斯基和英国首相撒切尔会面，撒切尔表示会协助波兰向巴黎会所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寻求延期还债。（注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