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党公报:对被捕的姚福信、肖云良、庞庆祥、王兆明四位工人领袖表示崇高敬意

 

国内临时中委三次全会公报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八日

中国工党国内临时中央委员第三次全体会议于二零零二年四月十六日至四月十八日在上海召开。

余 音(四川)，顾 雍(湖北)，杜 平(贵州)，戴 枫(广东)，潘定国(黑龙江)，魏仁敏(辽宁)，郑 重(河南)，龚 凡(重庆)，朱 韵(上海)，马 中(新疆)，钱 容(北京)，李国安(山东)，高 峰(河北)，章 欣(湖南)，王安国(江苏)，汪扈宁(青海)，朱顺来(云南)，林 德(内蒙)，陈 仁(广西)，陈松克(山西)，陈德山（安徽），金仲平(吉林)，韩 灵(陕西)，马自由(宁夏)等二十四位临时中央委员出席了会议。

大庆支部主委贾桂芳、辽阳支部主委王大刚、抚顺支部主委蒋利民、郑州支部主委冯承英、天津支部主委曹 振、贵阳支部主委郭仲平等六位同志列席了会议。

林 颖(福建)，董贵书(江西)，毛子孝(浙江)等三位临时中央委员因事请假。

余 音、顾 雍两位副主席主持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大庆支部、辽阳支部、郑州支部、抚顺支部、天津支部、贵阳支部、重庆党部、上海党部关于当地工运的报告。会议作出以下决议：

一、对辽阳当局无理逮捕姚福信、肖云良、庞庆祥、王兆明四位工人领袖的违宪行动表示极大愤怒和严正抗议。会议要求辽阳当局立即释放姚福信、肖云良、庞庆祥、王兆明四位工人领袖，并赔偿一切损失。

二、会议对被捕的姚福信、肖云良、庞庆祥、王兆明四位工人领袖表示崇高敬意和坚决支持。会议对姚福信、肖云良、庞庆祥、王兆明四位工人领袖的家属表示崇高敬意和由衷慰问。

三、会议决定成立劳工法律援助中心，为姚福信、肖云良、庞庆祥、王兆明四位工人领袖和他们的亲属以及所有需要帮助的工人和他们的亲属提供最大可能的法律援助。

四、会议感谢临时中央对劳工法律援助中心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会议希望一切关心中国自由工运的机构、组织和人士为劳工法律援助中心提供实际资助。

五、会议要求江泽民先生，朱镕基先生，特别是工人出生的李瑞环先生，正视中国工人的困难处境，特别是失业工人的悲惨遭遇。希望你们带头遵守宪法，对辽阳当局的违宪行为立即予以纠正，保护工人为争取自己的合理权益的一切合法行动。

六、会议号召全国工人以维护自己权益的正义行动庆祝“五一”劳动节。

< 前一個

工党国内临时中委三次全会公报

刘晓波：为了饭碗和公正－－简评大庆辽阳等地的工潮

如果中共仍然不能从改革极为不公的政治体制着手，仍然一任把改革代价转嫁给最广大的弱势群体的趋势发展，得不到有效遏制，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只能愈演愈烈，那么，一旦再出现类似八九运动那样的大规模社会抗议，走上街头的主体肯定是工人和农民，运动的方式也决不会再有八九时期的理性与温和。
刘晓波：当国家总理朱熔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使用"弱势群体"一词，当关注农民和失业工人等弱势群体成为两会和舆论的焦点之时，中国重工业基地东北的辽阳和大庆，正同步发生着工人的示威请愿的。此次工潮参与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中共执政的历史上实属罕见。工人的示威和请愿的核心诉求有二：一是饭碗，要求对失业者给予起码能够养家糊口的补偿；二是要求惩治腐败和伸张社会公正，因为企业和工人的困境，大都与腐败有直接关系。
在八九运动中，参与的主体是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尽管运动后期出现过工自联，但是运动对工人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动员。而到了90年代的中后期，城市中发生的抗议、示威、请愿等群体行为，其主体变成了失业下岗退休职工，再也见不到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影子；抗议的诉求不再是抽象的自由民主，而是实实在在的温饱利益。之所以发生如此变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92年经济改革重新启动，在新一轮的利益再分配中，知识群体是受益者，而城镇工人特别是国企工人，成为仅次于农民的最大受损者。相对于农民而言，国企职工的利益受损是双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
在毛泽东时代，相对于农民和知识界而言，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收入，城镇职工都是受益最大的平民阶层。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使他们没有受损害的不公平感，社会地位上的领导阶级使他们有主人翁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残酷的政治身份歧视也基本不会波及他们。他们有铁饭碗和各种福利保障，企业效率低下，不会对他们构成就业压力，也就不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甚至他们的怠工、偷懒、损公肥私所造成的巨大效率损失，也可以转嫁给整个社会，特别是转嫁给农民。所以，在大规模的国企改革没有进行之前，他们的实际利益就没有受到真正损失，而且奖金还比以前多了些。对于改革的好处，他们既没有曾经作为"臭老九"的知识界的解放感，也没有私营业主先富起来的满足感，更没有二者的受尊敬感觉，这就导致了他们在改革之初的暧昧态度。
随着改革的推进，工人阶级的至高无上的"主人"地位被经济大潮所动摇乃至淹没，最早是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接着是尊重知识和人才的决策使知识分子的地位得到改善，最后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非体制内的个体户爆发致富。国企职工感到了受尊敬的主人翁地位的危机，但还主要是尊严感和荣誉感方面的日甚一日的伤害，对切身的经济利益的威胁还不明显。
然而，90年代中后期，国企的大面积亏损使中共政权不堪重负，只能用甩包袱的办法让大量国企关、停、并、转，致使大批职工失业。失去饭碗直接关系到实实在在的既得利益，显然比名义上主人翁地位的损失更具毁灭性。 "九五"期间，城镇新增长的劳动力5400万人，却仅能安排3800万人就业，倘有1600万人失业。国企又造就1500万至2000 万的失业大军，共计就有3000多万人失去工作岗位,加上农村近2亿的闲置劳力，城乡综合失业率15%左右。
同时，旧体制下由国家全包的福利制度的逐渐废除，而新的适应于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又没有同步建立，失业补偿严重不足、社会保障极不完善和保障金总量严重不足，更令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有1/3以上的职工，没有参加失业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2/3 以上的职工没有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失业者的人均失业救济金偏低，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甚至有40%以上的失业者根本领不到救济金，就更不要说农村的福利保障基本处于完全空白的状态。所以，现在的改革对弱势群体来说只意味着：让那些仅占总人口不到5％的权贵阶层、私营业主、高级白领和知识精英们先富起来且脑满肠肥，而弱势群体则是铁饭碗、福利保障和社会政治地位的全部丧失。
在一党独裁体制下的国企改革的过程中，贫富之间日益拉大的差异，不是由于公平的自由竞争所致，而是没有起码公正可言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也就没有任何在道义上可以辩护的理由。一边是工人们的主人翁地位的丧失和生活水平相对大幅度下降的失业大军，一边是大量的令人震惊的腐败，破产、负债的企业法人们却一个个脑满肥肠，"穷庙富方丈"的现象触目皆是。据中南社会调查所对市民的入户问卷调查，40项热点中，民众对如何惩治腐败的关注度高达85.4％，排在第一位。而对排在第二位的发展经济的关注度仅为56.7％，两者差距近30个百分点。这种对反腐败的高度关注，说明了民众对社会公正的渴望和对现存秩序的强烈不满。
那些自认为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工人阶级，原以为一辈子都可以捧着铁饭碗，却被党和国家一下子抛入没人管的近于绝望的境地，使他们突然失去了生活上和心理上的平衡，爆发出对现行秩序的强烈不满就是必然的。但是，由于中共不允许任何独立的民间工会或其他自治组织的存在，他们的权益没有组织化和合法化的诉求渠道，只能在忍无可忍之时冒着巨大的人身风险，进行自发的分散的请愿和抗议。不仅是工人走上街头，各级政府机构的合并和精简，使这种抗议活动已经超出了工人和农民的阶层，扩大到被精简下来的党政干部群体。昔日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在被迫下岗或失业的困境中，第一次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第一次彼此之间有了心心相印的平等感觉。据报道有21个省(区)、直辖市属下的党政机关部门，发生了530多宗集体罢工、请愿、赴京上访事件，这是文革结束后，首次有众多党政机关干部走上街头。
而中共政权在应对这类极易引发社会动乱的群体抗议事件时，除了财政安抚和强制镇压之外，再没有任何可供有效使用的法律手段。所以，中共政权对愈演愈烈的群体性抗议事件的处理，皆为暂时的权宜之计。如果中共仍然不能从改革极为不公的政治体制着手，仍然一任把改革代价转嫁给最广大的弱势群体的趋势发展，得不到有效遏制，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只能愈演愈烈，那么，一旦再出现类似八九运动那样的大规模社会抗议，走上街头的主体肯定是工人和农民，运动的方式也决不会再有八九时期的理性与温和。

境外势力图深圳自组工会

工人游离官方工会

当局懮失控

据中共深圳市委副书记刘涛日前透露， 境外一些敌对势力企图在深圳建立独立於中华全国总工会之外的「自治工会」。而由於广东大量工人游离於官方控制的工会之外， 以及外省籍民工自发建立「同乡会」等组织保护自身利益， 当局懮虑「他们正成为敌对势力与我们争夺的目标」。

广东省总工会宣传处官员昨日向本报表示， 目前尚未发现境外势力渗透深圳建「自治工会」， 但将会加强防范。如发现有「自治工会」组织， 将坚决取缔。

据《南方都市报》报导， 中共深圳市委副书记刘涛表示， 深圳作为两种制度､ 两种观念的交汇点， 更是西方敌对势力争夺群众的前沿地带， 境外一些敌对势力试图对该市一些非公有制企业职工进行渗透， 企图在深圳建立独立於中华全国总工会之外的所谓「自治工会」。与此同时， 外来工在深圳自发建立「同乡会」等组织的情况也有发生。

据报导， 广东省新建企业工会组建率低带来系列问题。为此， 广东省日前召开新建企业工会组建工作会议， 全面部署今､ 明年全省新建企业工会的扩面组建工作。与会代表们对大量职工游离於工会组织之外的现象表示懮虑。

警惕民工同乡会

而来广东打工的外省民工自发建立「同乡会」等组织也引起官方的关注， 担心失去对工人的控制。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黄丽满指出， 为了防止一些外来工误入以「同乡会」代替工会的歧途， 应当把发展会员的重点放在大量的外来工身上， 放在尚未建立工会的大型企业上。

据黄丽满指出， 新建企业的工会组建率不是很高， 中共的基层组织组建率更低。应该通过建立工会组织， 开展工会活动， 培养入党积极分子。

与中共争夺群众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黎柳莲在会上表示， 当前大量工人游离於工会组织之外，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也得不到维护， 「他们正成为敌对势力与我们争夺的目标」。工会组建率和职工入会率偏低， 已经成为一些企业劳动关系紧张､ 乡族势力､ 宗教势力和其他形形色色非正式组织在企业中重新冒头的原因。

自治工会如芒刺在背

据广东官方传媒披露， 境外一些敌对势力试图对深圳市一些非公有制企业职工进行渗透， 企图建立独立於中华全国总工会之外的所谓「自治工会」。对於境外敌对势力试图渗透境内， 与中共争夺群众， 当局自然不敢懈怠， 正部署予以抵制。

共产党是搞工运､ 农运起家的， 深明工会对於政权基础稳固的利害。因此中共执政后， 总是牢牢掌握吁各群众组织的控制权。文革时造反派纷起夺权， 其中有一个名为「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据「全红总」领导人之一､ 目前身在香港的李伯特表示，「全红总」不受文革小组操控， 不受当权派摆布， 只是争取临时工､ 外包工自身合法权益， 要求与正式工「同工同酬」， 因此获广大临时工､ 外包工广泛欢迎， 短短数月即聚集数千万人。「全红总」也因此成为毛泽东､ 周恩来之大忌，「全红总」头头在文革中被判重刑。
目前， 中共基层组织呈现涣散状况：农村党组织有「五个党员三颗牙」的说法； 工厂､ 农村改革后， 工人､ 农民或下岗或进城， 为口奔忙； 因信仰动摇， 不少党组织的党员活动也走过场或搞花架子， 甚至完全停滞。大陆各地黑社会横行， 特大暴力犯罪事件时时发生， 也正显示出中共对基层统治的失控。
基层组织涣散， 固然不利於「加强党的领导」， 但被其他势力甚至敌对势力乘虚而入， 对中共政权的威胁， 更令中共如临大敌。法轮功已是一例， 如果再有自治工会出现， 中共深知「咱们工人有力量」， 更将如芒刺在背， 不除不快。

香港《明报》2001年5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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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工通讯》编者按：我们要指出， 建立工人自己的独立的组织， 不论是自治工会还是打工者同乡会， 是中国工人的迫切的愿望和利益要求。这种组织既不是“敌对势力”， 也不是“境外势力”的渗透。

我们知道， 在全国各地， 几乎每天都有工人因拖欠工资或退休金， 因企业领导人的腐败､ 任意的解雇而罢工､ 静坐､ 游行。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争到一点能活下去的基本生活费。这些抗争活动的目标､ 要求需要工人的代表表达， 这些活动需要工人的代表组织， 否则， 工人就活不下去。这怎么能说是“境外势力”的渗透？如果工人有了自己的合法组织， 他们就会与资方和政府进行集体谈判， 用集体协商的方式， 而不是街头抗争的方式解决问题， 这是工人､ 政府和资方都需要的， 怎么能说是“敌对势力”呢？对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来说， 他们应该看到， 越来越多的工人要求成立自己的工会组织， 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工会”只是站在党､ 政府， 甚至资方的立场， 因此得不到工人的信任。如果真正让工人来选举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各级领导人， 如果这个工会能改变官方的性质， 能站在工人利益的立场上与资方和政府协商， 他们就能得到工人的信任， 他们就用不著害怕被其他的工人组织取代了。借助政府的力量压制工人， 其结果只能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工人中越来越孤立。]

后八九中国工运初探

后八九中国工运初探
共产主义入门网    ——   中文左翼文库

本文出自《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

后八九中国工运初探

楚风
1995年8月

　　八九年的民运，由学生首先发动，继而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广泛声援和参与，而这些声援组织中最富有意义的要算是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及各地迅速冒生的工自联。在短短数十日内，北京工自联已演变成具有自主工会的雏型。不过，随着政府的武力镇压及其后的白色恐怖，工自联跟学生组织一样迅速被瓦解。虽然工自联在八九民运中被视为“配角”，然而后八九的社会运动中，工人阶级愈来愈占据重要位置。而八九年学生的躁动情绪很快地消弭掉，更多的大学生投入了经济大浪潮之中，他们在拥护经济“改革”的大方向下，努力开拓个人的经济事业前程，努力融入正在冒起的中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的队伍之中，而他们不少人相信“自由经济”有助中国民主化，却无视“自由经济”的工业关系中的反民主，以及资本对社会关系的宰制。

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却愈来愈浓烈。企业为工人提供的生活保障，被政府视为包袱正被大幅削减；飞升的通胀；忽略工人权益的经济政策等等。这一切迫使工人作出反抗，各地集体上访，罢工事件不断发生。而八九年后，亦有不少独立劳工组织涌现。虽然这些组织人数不多，组织并不成熟，且与全国各地的罢工事件未必有直接的关联。但这些组织的主张和纲领却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因为这代表一些有意推动中国工运的人士的看法，预示着未来中国工运的某些可能面向。本文将介绍数个后八九的独立劳工组织的主张或纲领，并就其某些面向作探讨。不过，由于数据不足，本文的探讨将是初步的，而且不够全面。

中国自由工会

中国自由工会（注一）筹备委员会成立于1991年12月，筹备人员宣布他们的工作对象是所有的劳动者，现阶段主要以国营（国有）企业的正式工人为主，并以行业划分为不同的系统，主要针对重工业（机器制造业）以及公共交通系统。工人中则偏重于中下层，即收入低，劳动条件差劣的工人。

中国自由工会主要发起人是刘京生、胡石根、李全利等人。而刘京生同时又是地下组织中华进步同盟的核心成员，胡石根则是自由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中国自由工会成立后于前二者，三者关系密切。

中国自由工会的主张和诉求可以从《中国自由工会筹委会倡议书》，及在国际劳工组织（ILO）的书面发言中看出。在《倡议书》中，中国自由工会猛烈抨击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及中共，指出中共是实行一党专治的独裁统治，工人阶级的最大压迫者和削剥者，全总是其帮凶。《倡议书》中宣称，中国自由工会将致力保护工人阶级的经济权益（如工资、福利、扩大社会救济、充分就业及自由择业等）、政治自由（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

中国自由工会于国际劳工组织的书面发言（1992年5月15日）中，指出自1978年以来中国工人的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相反权益问题愈来愈严重。中国自由工会对现行经济“改革”提出了质疑，并指出这“改革”只是为了挽救中共的统治权力而进行。

不过，中国自由工会对经济改革如何进行，从笔者所能获得的数据，似乎并无具体主张。只是强调反对改革中牺牲工人的经济权益。但是，在《自由论坛》（由中华进步同盟的部份成员所出版）的一篇《也谈改革》的文章中，或许能从侧面反映中国自由工会部份成员对改革的态度。在《也谈改革》一文中，作者指出“必须让改革朝着使工人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的方向前进，而那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却将工人变为少数人升官发财的剥削压榨对象的‘改革’则将遭到工人阶级的坚决反对。”但作者又说：“如果你们非要卖资本主义的狗肉却还要挂社会主义羊头的话，那不如干脆挂上资本主义的狗头，我们将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财产归人民所有的原则取回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一份，大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公平的竞争。”“总之，不管你搞甚么主义，能给多数人带来好处，能使国家发展的更好、更快，我们工人就支持，反之，我就反对。”

一方面，《也谈改革》的作者大山认为社会主义应有利于工人的政治经济权利；但是，另一方面却又不坚持社会主义，只宣称若搞资本主义，就在国家财产中取回工人应得那份。

总言之，中国自由工会批评中共政权独裁及压迫工人阶级，其选择正面（虽是地下形式）抨击的方式。中国自由工会主张保障工人权益，亦明白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有利于人阶级。但是，却对具体的经济制度没有明确主张。由于中国自由工会对中共的猛烈批评，以及和其它地下政党密切相关，终于一起遭严厉镇压，胡石根被判有期徒刑20年，刘京生被判有期徒刑18年，李全利判处管制2年。

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

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筹委会（劳盟），主要等备人员包括刘念春、王仲秋、袁红冰等，劳盟宣称凡是为社会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创造付出了智力和体能的人都是劳动者，其成员包括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商人。故此，严格来说，这不能算是自主工会组织。不过，劳盟宣称特别关注社会中下层劳动者权利的确立和组织力量的形成，又声明协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建立独立的利益集团组织。因此，我们仍可称劳盟为劳工组织。

劳盟的纲领和主张比之中国自由工会较为完备。劳盟有四大纲领：社会正义、政治民主、经济自由、民族复兴。内容包括保障劳动者结社、罢工、集会权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抑制贫富悬殊的扩大，打击党政干部贪污腐败的行为，实行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等等。

劳盟与中国自由工会有个很大差别，就是劳盟对“改革”大加歌颂，它认为中国自80年代初以来的“改革”，取得了一个重要成果，那就是：“一定程定上确立了市场经济的观念。”在《劳盟四大宗旨》中，其所谓的经济自由，便是主张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结合，并主张将大量国有企业私有化。劳盟在其《宣言》中，除了提倡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外，花了超过1/4的篇幅去反对它所说的“极左思潮”，它宣称近年来“极左思潮”出现了一个值得全社会严重关注的动向，那就是表现出对劳动者权利的“关怀”，对腐败现象的“愤怒”。劳盟称此种“关怀”和“愤怒”的实质是否定“改革”，企图把中国拉回到计划经济体制、绝对平均主义及重新肯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原则。劳盟宣称它反腐败，也强烈反“极左思潮”，而其反对腐败，“是为了使改革开放不死于腐败”。

劳盟实质上是主张以私有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它对工人的关怀，不过是一种救济式的“人道”的关怀；它虽主张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却无视大规模私有化对工人所将来的冲击和剥弱工人的经济权利。（注二）

劳盟极力主张“经济自由”，它主张国有工商业资产全面股份化，部份分配给劳动者；确立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但是，无论工人、农民可分得多少股份或土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很快就会被资本家兼并其股份，而所谓摊分部份股份给劳动者只是私有化的一个环节而已（值得引以为鉴的是俄罗斯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并把大量国企私有化，部份股份更分配给工人，而结果却是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化，贫富悬殊。而得益的只是少数的暴发户，换上新脸孔的旧体制下的官僚，以及外国资本家）。

劳盟主张政治民主，但它对经济民主却无甚兴趣。劳盟宣称关注工人的权利，但《宣言》、《纲领》、《宗旨》中，对中国宪法及法律之规定工人享有的民主管理得不到落实只字不提。劳盟崇拜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它认为工农阶层（劳盟不用“阶级”二字去形容工人，或许是基于其所谓的“极左思潮”）投入资本主义机制，可摆脱贫穷，只要有“人道”的关怀，“普遍的幸福”将会降临。然而，却无视东欧国家步上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后，工人的普遍贫困化。而资本主义之下的利益竞争，工人是注定处于弱势的位置，即使完全打倒了官僚特权，给予工人“人道”的救济，资本家的金钱权力在竞争游戏中，仍将处于宰制的位置之中。

劳盟的主张虽与现行国家制度有很大差异，但它却极力宣称不打算挑战中国政府的政治原则并正向政府部门递交成立劳盟的申请书。不过，其主要成员亦终于遭受拘捕，部份更被判处劳动教养（最高三年）。

打工者联合会

打工者联合会（打工联）是一个并不著名的独立工会。不过，它却尝试较为切实地去做组织工作，而中国极可能有为数不少的这类组织。打工联是由一批刚从大学毕业出来不久的大学生和工人所组成。他们在深圳出版地下工人刊物《打工广场》、《打工通讯》，尝试组织工人，其主要的组织对象是外来工（主要为民工）。

打工联的刊物对深圳外来工的处境有强烈的针对性，它列举一些个案，说明工人权益如何遭受侵犯。它批评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官方偏袒资方，并呼吁工人看清资本家的本质，起来争取自己的应有权益。打工联的刊物中没有全面的纲领、主张，但在文章中却显出浓烈的阶级意识。它指出：“打工者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所以，打工者天生就是斗争者，因为不斗争就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不斗争就没有做人的权利。”（《打工通讯》P.1）

打工联最终亦难逃过被镇压的命运，打工联三名成员于1994年5月被公安拘捕，至今下落不明。

国有企业工人的抗争

由于外界对国有企业工潮所能获得的资料很少，所以本文只能对国有企业自发的组织活动作简略的探讨。

官方刊物及香港传媒的报导中，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的工人具有甚高的抗争意识，而他们也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也许有些组织知识是由文革等政治运动搞串联而传承下来的）。他们亦会籍一些网络（如工人互相会）进行集体行动的组织动员。据日本《朝日新闻》透露，现时中国有14个省自治区有工人自发组织的自力救济式的劳工组织，他们多由国企工人组成。

国企工潮中，工人的诉求一般可归为以下几点：要求发放求欠薪；要求生活保障；抗议管理人员滥用权力；要求更换企业领导人；反对贪污腐败等。有些人在提出诉求时，指责官方声称工人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翁，但却名不符实，他们要求工人能真正民主地管理企业。

国企工人是经济“改革”受到直接冲击的一群，过往企业还存在着形式上的民主管理，现时转换经营机制，不少国企连这些形式也省掉。而现时城市不少新政策（如住房、医疗）亦对工人十分不利，政府把以前不少由企业提供生活保障剥夺掉。因此，国企工人普遍对政治、经济地位的下降感到不满。正因为这样，他们成为对抗政府不利于工人阶级政策的主要力量，而且他们不少具有经济民主的意识。

结语

后八九的工运，工人的抗争力量有愈来愈强大的趋势。然而，工运前景并非一片光明。波兰团结工会的经济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波兰团结工会在其初期还主张经济管理的社会化（经济民主、企业民主），但是，它作为波共的对立力量，最后产生了一个右派政府（现已落台），牺牲工人利益，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最后背离了工人阶级的立场，而一些波兰团结工会的基层工会亦终于起来罢工反对其政府政策。

中国工运是否会步上团结工会的后尘，目前尚不能下判断，然而情况却是令人担忧的，部份崇拜西方资本主义的右翼知识分子开始表现出对工人运动的浓烈兴趣，他们倾向把工人阶级视为利益群体，他们虽声称争取工人的罢工权、组织独立工会等权利，但却对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毫无兴趣，或者把之视为一种简单的交易关系，在这种交易关系中只要对工人稍加保障便没有问题了。虽然这类知识分子还没有强大的基层组织力量；虽然他们的口号比全总体制内改革派（主张企业民主管理，外资及私营企业实行集体谈判、认同罢工权及工会自主等）还要落后，但是，他们在意识形态的领域中却有很大的市场。而他们之所以这么看重工运，其根本原因是他们视工运为对抗所谓“保守派”，打破中共的以工人“当家作主”的意识形态神话，突破中共政治僵硬体制的一个有力工具；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及经济权利作为出发点。

不过，情况也许没有那么悲观。中国工人具有强烈的反剥削、反特权、反压迫传统，这在四九年以前、五十年代、文革之中，均曾显现出来。一旦这种力量串联起来，它将有力地促进社会平等和公义，提高工人阶级的经济及政治的民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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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一：“自由工会”这个名称其实具有相当的东西方冷战时期的味道。一些反共工会往往喜欢自称为“自由工会”，以别于共产党国家受官方控制的御用工会。国际自由劳联（ICFTU）便是“自由工会”的国际阵营，以别于以前受共产党控制的世界工联。不过，事实上除了国际自由劳联在欧业的属员具有较高自主性外，国际自由劳联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所谓“自由工会”阵营，很多并非植根于工人阶级的工会，有不少要么是政府的御用工会，要么是亲资方的“黄色工会”，如印度尼西亚、台湾、南韩的全国总工会，其角色可说是政府、资方透过其控制工人，多于为工人争取权益。因此，在现实中“自由工会”反共的意味多于其它，并不能表达工人自治工会的意思。反之，一些“自由工会”的对立工会，如台湾的自主工联、南韩的独立工会联盟，甚至一些亲共产党的工会，如印度、尼泊尔，更能植根工人阶级。由“工人自治联会”到“自由工会”，这在名称上是一种退步，而非进步。

注二：笔者并不反对市场经济，只要它是以基层人民为主导的。笔者反对的是以资本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