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11日星期日

杜光:发挥工会作用,振兴工人运动


杜光:发挥工会作用,振兴工人运动

     
    (时政小议之十六) 
     (博讯 boxun.com)
    9月8日的上海《社会科学报》在“国外动态”版上摘要介绍美国《政治与社会》杂志今年3月号上的一篇文章,报道了美国社区工会的兴起。近20年来在美国出现的社区工会,是以社区为基础的小规模的低收入工人的组织,主要关注社区内居民的工作和工资问题。社区工会在通过公共政策以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这条消息启发我进一步思考我国工会运动的一些问题。对我来说,社区工会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和作用,需要同整个工会运动的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考察。 
     
    工会组织是适应工人运动的发展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的封建社会里,分散的手工业工人有维护本行业共同利益的行会组织。进入工场手工业时期后,行会成了维护业主利益的团体,雇工和学徒由于封建性的人身依附关系,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只能依附于业主,与业主同处于行业公会,成为行会的使役和走卒。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工人阶级由手工业工人过渡到使用大机器的工厂工人。劳资两个阶级的利益对立日益明朗化尖锐化。同业公会已成为资本家维护利益、共谋剥削的俱乐部。工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只能成立本阶级的组织,于是工会应运而生。以工会为主体的工人运动从在本厂本矿争取经济利益开始,发展到建立全行业、全地区以至全国性世界性的工会组织。


十八世纪的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革,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与斗争越发尖锐。工人阶级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不但受到资产阶级的抵抗,而且遭到资产阶级政府的镇压,阶级斗争的性质由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面对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法英两国政府分别于1791年和1799年通过禁止结社的法令。尽管如此,欧洲大陆的工人组织仍不断涌现,罢工斗争此落彼起。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法国里昂纺织工人大罢工和英国宪章运动,标志着工人阶级的政治觉醒。工会由争取自身经济利益的组织,演化为兼具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双重任务的社会团体。在工人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出现了工人阶级政党,很多工会组织成为工人政党主导下进行政治斗争的主力军。 
     
    工会作为一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社会组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任务和作用,但它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本质属性却是始终不变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本家残酷剥削劳动者,两个阶级的利益尖锐对立。工人的任何权益的获得,都不能不以资本家丧失部分利益为前提,而资本家又不甘愿放弃自己的利益,国家政权则始终维护着资本家的利益。因此,斗争往往就采取激烈对抗的形式,从捣毁机器到罢工、集会、游行、示威,工人阶级只有通过坚决的斗争,才能从资本家及其政府那里,争取到一点一滴的权益。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机器的改良、创新,工人每天只需要劳动八小时,就能为企业生产出比过去劳动十几个小时还要多得多的产品,为资本家提供更多的利润,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报酬,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企业的发展,使资本家和工人同时受益。这就表明,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企业的生产发展了,资本家可以有更多的利润,工人有望增加工资和福利。相反,如果企业倒闭,资本家面临破产,工人就会失业。经济基础的这一根本转变,对于工人阶级同资本家和政府的关系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与资本家及其政府虽然有矛盾,有斗争,但工会运动的主要形式已不再是罢工、集会、抗议、游行,而是与资本家或政府进行谈判,通过协商,达成妥协。工会已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了,工人运动日渐式微。 
     
    中国工会运动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虽然清朝末年出现的机器工业,为工会运动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但最初的工会组织,按照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里的说法, “是一种神权的行会式的组织”。它承袭了封建行会的种种特点,主要是为维护本行业的利益服务,阶级意识淡薄,更没有政治斗争的观念。所以邓中夏说“中国 ‘现代式’的工会运动,是19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开始的。”他说的“现代式”的工会运动,指的大概是以政治斗争为主要任务的工会运动。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姑置勿论,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从1920年出现时起,就把工会运动作为实现革命目标的重要手段,不但成立受党控制的赤色工会,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打入为国民党掌握的“黄色工会”,争取为我所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一党专政体制之下,工会组织完全成了党组织的附庸,背离了工会应有的代表并维护工人利益的本质特征。五十年代主持工会工作的李立三、赖若愚,都因为主张工会应代表并维护工人的利益,先后被罢职。工人运动已经不再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工人阶级不断分化,工会组织形同虚设。1992年制定的《工会法》虽然已经确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工会组织应当“依照工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但十多年来,工会的附庸地位丝毫未见改善,职工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与维护。在国有企业里,职工无权过问改革;许多工人被迫下岗失业,工会却无力扭转局面。在民营企业里,有些根本没有成立工会组织;已经建立工会的企业,也往往不能很好地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有的工会甚至与企业主沆瀣一气,压榨工人。在一些违反《劳动法》、残酷剥削工人的血汗工厂,工人权利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至今没有自己的组织,他们忍受着各种形式的蔑视和凌辱,默默地为城市繁荣作出牺牲和贡献。这一幅复杂的社会图景显示: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国还广泛地存在着振兴工人运动的客观需要和社会条件,如何发展工会组织,发挥工会作用,以振兴工人运动,应当成为现阶段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由于情况各不相同,工会面临的任务和工人运动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 
     
    (一)国有企业已经普遍建立工会,问题是如何贯彻《工会法》,使之发挥应有的作用,首先,应当逐步摆脱依附于党政的惯性,能够为了维护职工权益而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其次,要从思想上排除共产党始终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听从党的指挥就能够维护工人利益的错误观念。第三,工会主席等领导干部应由工人选举产生,不再由上级工会或同级党委指派。第四,企业重大事件的决策,如产权改革、出让、兼并、破产、转产等等,都应听取工会和普通职工的意见,吸收工人代表参与,取得多数职工的同意。第五,对于漠视工人利益,剥夺职工权利的行径,一定要坚决斗争。特别是在那些已经变相地沦为权贵资产阶级所有的国有企业里,工会更应该带领工人,开展坚持不懈的维权斗争。如果工会干部与厂方勾结,成为损害职工利益的帮凶,职工就应该赶走这些工贼,另选合格的干部。 
     
    (二)在一些残酷剥削工人的血汗工厂里,职工应当组织起来,依照《劳动法》和《工会法》,维护自身的权利。目前,有不少港台韩日的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仍然盛行资本积累初期的经营方式,工人工时长,工资少,劳动条件恶劣。在这样的企业里,首先要成立工会,把单个的备受欺凌的工人,团结成为有组织的力量,以国家法律为武器,从资本家手了夺取工人应得的权利,包括:每天劳动不超过8小时;加班每月不超过36小时,且须依法支付相当于工资150—300%的加班费;不得克扣或拖欠工资;女工生育享受不少于90天的产假;要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的设备,保证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建立有关生病、负伤、因公伤残及职业病的劳动保险制度;等等。在这类企业里,职工与资方的矛盾与斗争,具有明显的阶级斗争的性质。 
     
    (三)在比较健全的民有企业里,如已经建立工会组织,劳资双方都要充分认识两者的共同利益,以是否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来判断是非曲直;没有建立工会的企业,更应当理解成立工会对企业发展的积极意义,劳资双方共同促进工会的建立。目前,不论是职工还是企业主,普遍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心理,认为工会是与企业主对立的组织,只看到两者矛盾的一面,对双方的共同利益却认识不足。他们没有看到,在规范经营的现代企业里,职工与企业主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两者的矛盾。健全的工会组织,不但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维护者,而且也是企业利益和企业主权益的捍卫者,因为捍卫企业和企业主的权益,符合于职工自身的利益。在孙大午案件中,由于大午公司没有工会组织,孙大午兄弟被捕后,职工星散,企业停产,损失惨重。最后虽然在理论界法律界的大力支援下得到差强人意的结果,但公司已经元气大伤。如果大午公司有健全的工会组织,为了维护职工的权益,工会就会挺身而出,一方面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同时为孙家兄弟主持正义,讨回公道,把企业和职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在陕北一千余家石油企业被当局没收的惊人大案中,职工没有组织起来介入斗争,也是一个很大的缺陷。这些教训对于所有民有企业都是很有教益的。工会组织同企业主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当企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工会必然会尽力挽救企业,因为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关系着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因此,在一个健全的现代企业里,工会为了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不得不面对双重的任务:一方面是反对资方侵害职工权益的行为;另一方面,又要同资方站在一起,坚决抵制任何政治权力或强势集团损害企业利益的企图和作为。 
     
    (四)社区工会是一个很值得探讨实验的组织形式。它的成员大体上包括两部分:一是社区居民中的下岗、失业、退休的工人;一是为社区服务的小厂小店的劳动者,多数是从农村进城务工的小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这两部分劳动者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社区工会的主要职责,一方面是向政府和社会争取劳动者的平等权利,消除种种歧视性的法令和陈规陋习;另一方面是改善劳动者自身的素质和生活条件。根据两部分劳动者的不同情况,社区工会可设立两个不同的工作部门,对前者主要是组织技能培训、创造劳动岗位,促进就业,组织救济;对后者主要是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作技能,协调关系,开展互助合作,等等 
     
    工会作为最具广泛群众性的社会团体之一,应当成为公民社会的有力支柱,不论是从振兴工人运动的角度还是为了发育公民社会,当前都应切实贯彻《工会法》《劳动法》,保证工会“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在我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开展不同形式的工人运动,正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


这是因为,第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多年来,工人阶级不断被边缘化,由国家主人一步一步地沦落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决策者既不重视工人的呼声,社会舆论也极少关注工人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只有自己奋起,发挥工会作用,振兴工人运动,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摆脱困境,争取到作为社会公民的平等地位。第二,在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经济形式,从资本积累阶段的血汗工厂到具有高度技术水平的现代化企业,资本主义二三百年来所经历的发展形式,都同时出现在中华大地上。剥削阶级的出现,使工人运动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但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又使运动呈现极大的差异,有些要以协商谈判为主,有些则仍有必要采取罢工、集会、游行、示威等尖锐的形式。第三,争取职工的合法权益,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很多剥夺职工权益的非法作为,往往带有官商勾结的背景,有些剥夺甚至直接来自政治权力机构,职工合法权益的丧失,同政治体制的专制性密切相关。


因此,为了维护职工利益而开展工人运动,在某些情况下,就必然会提出改革政治体制的口号。政治民主化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根本保证。试看目前的那么多血汗工厂,如果不是官商勾结,贿赂公行,它们的种种违法勾当能够保持那么长久吗?在国有企业的改制过程中,如果不是政企不分、党管干部,剥夺职工的参与权发言权,今天会有那么多求告无门的下岗失业工人吗?所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不但要向企业主争取,而且要向政府争取,要把政府改革成为民主清廉的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人运动不但是一个经济运动,同时也是一个政治运动,它将成为新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邓中夏所说的“现代式”的工会运动,在中国销声匿迹已经半个多世纪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贫富两极分化,阶级差别和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日益加剧,工人阶级已经由社会主人沦落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从社会中心被排挤到社会边缘,他们对这个转变无疑有着切肤之痛。随着农民不断流入城市,工人队伍日益扩大,工人阶级必将取代农民阶级,成为最大的社会群体。这个阶级是新世纪我国向现代化进军的主力军,维护他们的权益,就是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因此,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振兴工人运动,对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希望全社会——从党政领导到每个企业、每个职工,都能够高度地重视这个问题。 
     
    2005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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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5年8月31日星期三

    波蘭:最近15年现状


    波蘭:對現狀表示不滿的潛在力量依然存在
    文◎Dariusz Zalega
      達溜茨·紮萊加,新聞記者,波蘭ATTAC協會成員

      波蘭全國人口中,參加政黨、工會組織或社會團體的百分比很低,最多只有百分之幾。正如在歐洲參加選舉投票的人百分比很低一樣,波蘭也只有20%的人參加投票。這似乎可以表明,波蘭社會對政治生活和公共事物缺乏興趣。同樣的把從“現實的社會主義時代”繼承下來的社會化國家的殘餘部分進行“拆除工作”也沒有遇到多少社會阻力。這樣一種消極態度,無疑是由於1980—1981年波蘭“團結工會”時期曾經出現的那種期望後來連連遭受失望所致,隨後又經歷了1989年的“改造運動”,最後又遇到了後共產黨人與1993年重新回來執政的情況。然而,上述情況並不意味著波蘭社會就必然支持1989年上臺以來歷屆政府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和親美的政策。事實上,差不多有一半的波蘭人現在仍然贊成政府支援那些不贏利的企業,90%的波蘭人仍然希望保持規模較大的社會服務事業,而四分之三的波蘭人則對波蘭參與伊拉克的佔領表示反對。

    走上街頭
      最近15年期間,波蘭歷屆政府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強制操縱下,實行了自由化,私有化和削減預算政策。目前唯一能動員群眾起來反對這種政策的社會力量仍然是工會運動,儘管他自身弱點很多。例如2004年4月26日,70000名工會工作者舉行示威遊行,來反對修改勞動法典。不幸得很,這方面的巨大潛力還沒有被充分發揮出來,因而波蘭的工會運動受兩大總工會控制,即獨立的獨立自治“團結”工會和全波蘭工會協議會(OPZZ),這兩個總工會一直把支持歷屆政府及其領導人這件事放在首位,其次才談到保衛工人權利的問題。所以獨立的“團結”工會和全波蘭工會協定會,前者一直支援歷屆右派政府,後者一直支持歷屆中左政府。然而,前一屆右派政府和本屆中左政府所推行的敵視工人的政策卻促使工會組織不得不逐步與政界保持距離,並且在內部做出規定,工會幹部與國會議員這兩者之間不許兼職。

      2002年11月26日瀕臨倒閉的波蘭奧紮羅電纜廠工人遭私方管理人員惡毒痛打的事件,又掀起了新一輪的波蘭工人抗議浪潮。波蘭抗議委員會聯合了波蘭好幾個大工廠的工會代表,他們開始公開反對政府的私有化政策,而不光反對該政策執行中出現的“弊端”。工人們過去只採取效力很有限的罷工行動,現在他們已擴大行動範圍,把工廠作為後盾,向外開展示威遊行,封鎖道路,並設置罷工糾察隊。

      2002年波蘭什切青年造船廠工人表示不滿情緒的抗議行動,證明了這方向情況的變化。那一年期間,這座城市幾乎每天都發生示威遊行。波蘭葉洛斯拉夫市食品廠工人起來抵制法國達能餅乾廠的產品,他們在當地居民的支援下,反對把該廠生產單位遷往另一個地點。類似的鬥爭行動也在波茲南市發生,工人們起來維護受瑞士雀巢公司威脅的本國制糖工廠。在海茨市,該市最大的紡織工廠(聯合紡織廠)的工人不甘心罷工鬥爭的失敗,決心自己起來辦公司,來挽救自己的就業崗位。但波蘭國內超過20%的失業率,總是一個阻礙工人上街遊行的嚇唬人的東西。一旦關廠決定下達以後,示威遊行總會發生。

      在工會會員入會率最高的一些部門,就發生了幾場具有專業性質的鬥爭:如護士們開展的反對貧困化工資和遲發工資的現象,鐵路工人要求保護勞動崗位並阻止取消某些鐵路線的鬥爭;波蘭工人階級中組織程度最好的工人— 礦工們起來反對政府關閉礦井的計畫。另外,2004年10月,格利維茨市的奧波爾工廠(OPEL)工人舉行了支援德國奧波爾工廠的同情罷工。這一行動得到了傳媒方面的廣泛反應,因為它首次證明確有必要在各工會之間開展一項超越國界的協議行動。尤其是在企業生產過程日益走向非本地化的時刻,這一行動顯得格外重要。

    處在勞工世界之外
      今天,波蘭存在著好幾十個失業者組織,但這些組織中的大多數都依附於各種政治勢力並依靠政府方面的捐助,而且他們對自己的處境缺乏總體的考慮。這些組織都有自己的成見,但其中某些組織採取了一種更具經濟要求的立場。在許多城市中,這些組織為失業者爭取到了在交通方面享受免費的待遇。某些組織還與反對失業的“歐洲進軍網路”有聯繫。其中一部分本今天正在爭取建立一個有保證的最低收入制度。

      儘管波蘭人普遍反對對伊拉克進行干涉,但波蘭的反戰運動沒有能夠把廣大群眾動員起來。這方面規模最大的示威遊行,即2003年2月15日在華沙舉行的示威行動,只集中了大約一萬五千人。一些分散性反戰行動也曾在許多城市中開展起來,參加人數從幾十人到二千人不等。

      儘管費了不少氣力派遣波蘭代表團參加歐洲各種社會論壇,但“替代型世界主義運動”在這方面沒有得到什麼具體收穫。這個運動取得的最大成功,要算是2004年4月29日在華沙舉行的反對“歐洲經濟峰會”的示威行動。儘管媒體作了惡毒的宣傳,儘管員警當局做出種種威脅,但仍有四千人參加了這次示威行動。“替代型世界主義運動”的原動力主要來自學生界和左翼青年界。最近在一次人們稱為“勞工運動大會”上,才開始看到失業工人組織和工會組織在一起聯合行動。

      然而,為反對新自由主義政策而開展的鬥爭至今未能取得實際成效這一事實,也是波蘭目前對現狀表示不滿的潛在力量無法進一步動員起來。由於波蘭的經濟景氣形勢即將結束,由於人們要對礦山和醫療設施實行私有化計畫,由於人們宣佈還要對社會領域進一步削減預算,而且還聽說右翼專制政府不久就要上臺,所以人們預料新一輪的社會衝突不久又將來臨。今天,對新自由主義政策表示不滿的群眾運動發起的主要挑戰。是要“架設橋樑”,以便在工會組織、失業者組織、“另類世界主義運動”的青年組織及在其在國外的同行之間促進聯合行動。

    2005年8月28日星期日

    波兰随想 ——为“团结工会”成立十五周年而作

     

    耶人

    一九八零年九月十七日,波兰团结工会正式成立。同年十一月一日,经过一系列的抗争与妥协,“团结工会”终於在波兰最高法院注册,成为共产主义阵营中第一个独立的、公开的、合法的工人自治组织。人们把八零年的团结工会运动称为 “波兰革命”。正是这场革命,最终敲响了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丧钟。 然而,在我们中国人中甚至在那些为民主而奋斗的中国人中,也很少有人能够记起这辉煌的九月。相反,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却在中国的民运人士中流传着:中国的八九民运,直接导致了东欧集团的瓦解,甚至冷战的结束。

    去年六月三日,在“美国之音”为纪念六四而制作的特别节目中,当年广场的学生领袖李禄先生便这样说: “从长期上看,八九民运实际上是共产主义阵营中第一次大规模长时间的学生和平请愿运动。它迫使中共独裁的残暴本相暴露出来。实际上,影响也超过了国界。它直接导致了柏林墙的倒塌,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冷战的结束。

    今年六月三日,在《北京之春》主办的八九民运研讨会上,大陆移民协会会长杨怀安先生也同样地说: “六四天安门的伟大意义震撼了整个欧洲。欧洲的共产党垮台了以後,老祖宗苏联也垮台了。应该看到整个的意义。” 类似的说法,在民运人士中广为传播,很少受到质疑和挑战。然而,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就会知道,东欧集团的瓦解,是从波兰开始。波兰,是东欧社会主义小兄弟中倒下的第一颗多米诺骨牌。所以,李禄先生等人在指点江山之前,至少应查一下历史大事年表:

    一九五六年,波兰工人就开始公开反抗共产党政权。这种反抗,在六十、七十和八十年代一直持续不断,并且愈演愈烈,最终成为埋葬共产专制的核心力量。

    一九六八年,大规模的学生抗议运动震撼了波兰,并被残酷镇压。

    一九七零年至七一年之交,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工人大规模地反叛。

    一九七六年九月,波兰知识分子成立的共产主义世界中第一个公开的反对派组织,“保卫工人委员会”即享誉世界的KOR。

    一九八零年,工人再次反叛“团结工会”应运而生。

    一九八一年,独立的学生联合会获得承认。 ……

    一九八九年二月六日至四月五日,波兰政府与“团结工会”举行了著名的“ 圆桌会议”,就未来议会选举的安排达成协议。而中国的八九民运,此时还不见风吹草动。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国人最为惨痛的日子。军队大开杀戒,十里长街血肉横飞。然而,恰恰是这同一天,在地球另一端的波兰,“团结工会”在议会两院的公开选举中大获全胜,共产主义体制在波兰的结束,已成定局,哪里还等得及我们八九民运的“影响”。

    同样一个六月四日,世界充满了鲜血、泪水、悲愤、喜悦和讽刺。在波兰,反对力量几经曲折,终於通过与政府对话的方式,最终和平地完成了民主转型。在中国,本来政府与学生之间的对话已经开始,民主运动已经获得了超出人们预想的胜利,但是,由於学生坚持不撤,党内的保守势力最终占了上风,最後导致了一场空前的大屠杀。遗憾的是,历史的如此戏剧性的对比,仍无法促使当年广场的一些激进的学生领袖认真反省自己的过失。他们仍幻想着自己是中国及世界的救主,虚构着八九民运虽然没有救了中国却拯救了世界的神话。如果我们不能早一点从这种顽固与愚蠢的精神中走出来的话,中国民主的前途,真可谓是暗无天日了。

    因此,纪念团结工会的诞生,在今天这个时刻,对中国的民主运动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为什么是波兰? 一九八零年,当“波兰革命”汹涌而至之时,西方评论家们第一个反应几乎就是:为什么是波兰? 追根寻源,这场革命的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公元九六六年。 九六六年,波兰国王米耶茨克一世(Mieszko I)接受天主教的洗礼,波兰因此成为罗马主教在欧洲最东端的重镇。这也是波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端。之後,波兰王国不断成长、繁荣,合并了立陶宛大公国,使其疆域覆盖了前苏联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军队一度占领了莫斯科。

    十六世纪,这个波兰——立陶宛联邦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议会民主制,由贵族组成的议会,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甚至国王也必须选举产生。在议会中,贵族们遵循自由与平等的原则,贵族个人的权利,受到绝对的尊重,乃至任何一个贵族议员,都可以凭自己的一票否决任何议案。国王因此一直无法从议会获得必要的款项来组建一支职业军队。这种要么全体通过,要么毫无结果的贵族议会民主制,如果在不列颠的岛屿上或是大西洋彼岸的新大陆都可能有存活下去的机会。不幸的是,波兰恰好处於俄罗斯与普鲁士两强之间开阔的平原上。

    结果,一七七二、一七九三和一七九五年,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在长达一百二十三年的时间里,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波兰从地图上消失了! 但是,作为一个民族,波兰人拒绝消失。他们通过认同罗马天主教来表达他们的爱国情操,对抗德国新教和俄罗斯东正教的影响。他们一次一次地暴动,一次一次地被镇压。在苦难中,波兰的知识分子一直顽强地为自己的同胞保存着“波兰的价值”和对波兰昔日之荣光的记忆。甚至,浪漫诗人亚当·米切维茨(Adam Mick iewicz)在流亡中创造了这样的救世预言:波兰是众民族中的受难基徒。她殉难在十字架上,但在未来欧洲的救赎中必获再生! 在这漫长的历史中,具有反抗传统的教会,知识阶层所捍卫的文化传统和浪漫的救世主义精神,一同塑造了波兰的国民性,并决定了波兰民族意识的三个基本特征:一、波兰属於欧洲,这种“欧洲性”使得她对自由有着不可扼制的追求。二、自由对波兰而言,首先意味着民族独立,因为波兰的自由总是伴随着外强的征服而丧失。三、通过与俄罗斯的对抗来培育自己的民族认同,因为在历史上,波兰必须通过反抗来自东方的征服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在十九世纪,波兰与俄国的对抗表现为波兰的个人主义与俄国的集体主义、波兰的民主与俄国的专制、波兰的天主教与俄国的东正教之间的冲突。在二十世纪,作为两个刚刚从一战的灰烬中诞生的新国家,两国又爆发了一九二零年的波苏战争。最後,在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波兰又遭第四次瓜分。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苏军侵入波兰东部。一百多万波兰人(占苏军占领区人口的十分之一)被流放到遥远的东方。其中,只有不足一半的人最终回到故乡,并带着他们的孩子。这些孩子的脑海中,永远也抹不掉对西伯利亚的严酷记忆,在他们之中,有些人最终成为了“团结工会”的领袖。 接下来,便是雅尔塔。 虽然波兰军队第一个起来抵抗希特勒,虽然五个波兰人中,就有一个在这场战争中死去,但是这六百多万人的生命代价,换来的却是西方盟国把波兰送给了斯大林。波兰被迫接受了共产制度。但是尽管如此,顽强的波兰人,仍保留着他们最宝贵的东西:独立的教会,农村的大部分个体经济和被知识分子所捍卫的传统文化。所有这些,都使波兰成为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中最不安宁的土地。

    知识分子与“团结工会” 如上所述,八零年代的“波兰革命”,在历史上至少有一千年的根基。但尽管如此,她的成功,也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历史必然”。事实上,“波兰革命” 的进程,充满了风险。她需要领导者和参与者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高超的政治技巧,凛然抗争的勇气和妥协退让的弹性。稍一举措不当,进退失度,後果便不堪设想,限於篇幅,我们不能在这里概述“团结工会”的全景,但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看看波兰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也许不无教益。“波兰革命”与八十年代中国的民主运动有两个显著的不同。第一,“波兰革命”自始至终主要是一场工人运动。知识分子,主要扮演参谋、顾问的角色。第二,在整个运动中,始终是工人激进,知识分子温和。在一些关键时刻,知识分子常常显得过於谨慎、保守,“跟不上形势”,常常试图说服工人向政府作出一些事後看来是不必要的妥协。然而,尽管如此,波兰知识分子的贡献仍然是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对此,波兰的工人一直心怀感激。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一年之交,波罗的海沿岸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和罢工,产生了一批有经验的工人领袖。但是,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工人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组织。

    一九七六年九月,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一批知识分子,看到许多被政府指控的工人孤立无援,难以为自己辩护,於是决定成立“保卫工人委员会”,即在国际上知名的KOR。这是共产主义的波兰的第一个公开的反对派组织。KOR从一开始,就坚持诚实、公开和非暴力的原则。在KOR榜样的鼓励之下,其他自治组织也纷纷建立。 KOR在格但斯克的活动,直接导致了“团结工会”的建立。这里的关键人物,是伯格坦·鲍鲁西维茨(bogdan Borusewicz)。他是天主教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K OR在格但斯克的唯一法定代表。格但斯克是波兰的工业重镇,工人密集,并有悠久的反抗传统。但是,迫於严酷的政治压力,工人领袖多是秘密活动。他们有不同的小圈子,彼此缺乏联系,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更谈不上互相串联、配合了。鲍鲁西维茨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局面。他遵循KOR的公开性的原则,於一九七七年一月在KOR的杂志Robotnik上公开了自己的姓名和住址。这虽然使他反复遭到当局的逮捕,但也同时使他迅速成为工人的核心。

    本来互不相识的工人活动家,通过他建立了彼此间的联系。在这种联系的基础上,被称为“团结工会”前身的“沿海自由工人联合委员会(Committee for Free Trade Union of the coast)於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成立,包括瓦文萨在内的一批工人精英,通过鲍氏不仅找到了自己的同志,而且和KOR以及华沙的知识阶层建立了牢固而持久的关系。 由於KOR的帮助,工人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在关键问题上与知识分子反复磋商,这种组织化,以及工人领袖之间由此而建立的信任关系,使八零年席卷波兰的工人运动与七十年代初有了本质的不同,实际上八零年八月格但斯克工人的罢工,就是工人与知识分子共同策划的。由於有了组织,在运动的目标和领导权的问题上,大家迅速达成共识,并成立了“格但斯克罢工协调委员会”(MKS)。 然而,随着运动的展开,工人与知识分子在应对政府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方面产生了分歧,工人要求成立独立的工会。知识分子则认为这种要求政府根本不可能接受。此时,鲍鲁西维茨又发挥了卓越的作用。鲍氏是知识分子中极少数支持工人的策略的人士之一。作为MKS的总顾问,他参与了起草向政府提出的“二十点总要求 ”。

    但是,鲍氏在他激进的战友之中,仍然代表着温和的力量。他成功地否决了“ 公开举行议会自由选举”等几项激进的要求。他以捷克斯洛伐克等前车之鉴,说服了周围的人们不要走得太远,不要让波兰那个可怕的邻居感到不可容忍。 然而,正当此关键时刻,KOR的主要成员被波兰的安全机关逮捕。这时,华沙的一个更温和的知识分子团体“批判的知识界”迅速组织起来,公开发表声明,支持罢工工人,并呼吁政府和工人两方选择谈判、妥协的解决办法。同时,他们的代表直奔格但斯克,在事先没有任何联络,甚至不知道列宁造船厂在哪里的情况下,通过教会终於见到了瓦文萨。当他们把知识分子支持工人的声明呈献给瓦文萨时,瓦文萨反应热情而坦率: “这封信非常好,我们要通过麦克风念给工人们听。但是这封信本身并帮不了我们……我们完全知道我们要什么。但是,我们没有和政府谈判的经验。我们怕被政府捉弄。”

    於是,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旨在帮助工人与政府签订协议的“专家委员会”迅速组成。而在同一天的晚些时候,与政府的谈判就正式开始了。 当人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专家委员会”的作用引起了严重的争议。有人认为,“专家委员会”过於谨小慎微,对政府作了不必要的妥协。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在与政府的最後协议中有“坚持党的领导”一条。对此“专家委员会”应负责任。但是,如果比较一下有知识分子帮助的格但斯克的工人和没有这种帮助的什切青(S zczecin)的工人和政府分别签订的协议文本我们就会发现“专家委员会”的卓越贡献。 首先,关於组织独立工会和罢工权这一项,什切青的协议虽然提到了“创建自治工会”,但没有提现存的工人自治组织“罢工协调委员会”有权转变为工会的问题。相反,格但斯克协议具体提出“按照世界劳工组织八七年的宪章建立自治工会”,“罢工协调委员会有权转化为工会组织。”而且,格但斯克协议还明确规定 “罢工权利将受新的工会法的保护”,“政府有义务保护罢工者和协助罢工者的个人人身安全。”而什切青协议仅含糊地说“对从事罢工活动的工人不得迫害。” 除了协议本身的文本外,格但斯克的工人领袖在罢工早期就为国内外新闻界接触列宁造船厂提供方便。这不仅告诉了波兰人民在格但斯克所发生的一切,而且通过这种公开化,提高了政府镇压工人所要付出的代价。

    而在什切青,由於对知识分子和外国人的不信任,只有少数波兰记者可以进入造船厂。 真若追溯历史,人们很容易发现,在七十年代的工人运动中,什切青步步领先於格但斯克——最先提出建立独立的自治工会的要求,最先成立罢工协调委员会,并且发动了最大规模的罢工。然而,十年後,格但斯克後来居上,不仅在工人运动中步步占先,而且其坚强的领导层最终发展为团结工会的核心。这一切,无不得助於知识份子的帮助。

    早在八零年代末,“团结工会”的几位重要领袖就坦率地承认知识分子关键性的贡献。因被工厂解雇而成为八零年罢工的导火线的资深工人领袖安娜·瓦伦第诺维茨(Anna Walentynowicz)说:“当今社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於KOR中的人们。作为一位工人,我对他们充满感激。他们不仅捍卫工人,而且教给工人怎样捍卫自己。”。另一位工人领袖阿莲娜·皮安科斯卡(Alina Pienkowska)说:“KO R对社会的觉醒贡献卓著。罢工之所以以现在这种和平协议的方式而不是以其他方式结束,要归功於他们。”安德杰耶·古艾茨塔(Andrzej Gwiazda)幽默地说:“KOR 教育了人们可以不用燃烧瓶而用别的方式与政府讨价还价。”而瓦文萨的评论更为有力:“全部问题的关键在於,KOR教会了我们怎样去工作。”

    综观知识分子在团结工会运动中的表现,我们可以发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他们的立场始终比工人温和,并由此招来了许多事後诸葛亮式的批评。不错,从事後看,他们确实过多地主张与政府妥协,如果完全依照他们的建议行事,也许会丧失一些历史机会。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知识分子是一切从最坏的假设出发,选择最稳妥的战略。因为当时的波兰政府乃至苏联对事态的反应有不只一种可能性,而且在理论上确实可以作出更强硬的反应。真若如此,工人与知识分子谁是谁非就很难说了。不错,“团结工会”的成功,是工人们的勇气、果决,自我牺牲和不懈奋斗的结果。但是,这同时也是共产党的一系列失算的结果。八九年的议会选举前,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很少有人预计到自己会输给“团结工会”,这是严重的失算。如果他们精明些,对现实估计得更客观些,那么在圆桌会议的谈判中可能就更不肯让步。知识分子的战略,是基於在政府最僵化的条件下,仍能让谈判进步下去的考虑。从专制向民主转型的过程,说到底就是建立各种谈判、妥协的机制,并使之制度化的过程。所以首要任务,是要使谈心芄唤校苊獗┝Τ逋唬苊狻叭淙?赢”式的“零和游戏”。

    波兰知识分子把建立组织看得高於提出口号,把建立“游戏规则”看得重於得到某个具体的“游戏结果”,宁可稳健缓进,不能莽撞失足。这种态度,使他们事後背了黑锅,但若真设身处地,仍让人感到难能可贵。八零年在工人与政府谈判之前,大部分知识分子认为共产党的本性使他们不会容忍一个独立的工人自治工会的存在,因而提出了一个改造现有工会制度的备用方案,以便万一政府拒绝了工人的要求,仍能有一个更温和的方案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结果,这一建议被工人拒绝,政府也接受了工人建立独立工会的要求。有人根据这一事实指责知识分子多此一举,过於保守。然而,如果当时政府拒绝了工人的要求,是否就显得知识分子的考虑比较周全呢?当然,工人拒绝这一备用方案也许有战术上的道理。当时政府的间谍防不胜防,甚至在“团结工会”当政後,安娜·瓦伦第诺维茨还深信瓦文萨是政府秘密警察的特务,可见其草木皆兵的程度。若是政府摸到工人谈判的底牌,再去讨价还价就不容易了。然而,面临未定的政治前景,有一点关键时刻退一步的意向,还是利大於弊的。我们经历过八九民运的人都有体会:过於保守会坐失良机。但总比因莽撞冒进而前功尽弃要好。

    一九八九年,中国的学生如果在“四二七”大游行後即收兵,成果是非常有限的,因为那样就不会有绝食,不会有全社会的参与,不会逼政府出来与学生举行前所未有的公开对话。但是,即使这样收兵会错过历史的机会,也总比冒进到六四的结局要好。在运动的高潮期,时局变化不定,哪里是危险的边界,何时刹车最好,何时能刹住车,是最难把握的。决策时留有余地,保守一些,实在是无可厚非。相反,波兰知识分子的稳健保守,恰恰说明他们力求避免“六四”那种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恰恰反映了他们的历史责任感。 波兰经验 波兰自由了,东欧集团瓦解了,真像那个神奇的寓言所预示的那样,波兰,这个众民族中的受难基督,在欧洲的救赎中获得了新生。然而,当我们为波兰祝福之後,回首中国,则不得不认真思索一下波兰的经验对我们的启示。 首先,波兰为我们揭示了一条通过对话、谈判、妥协来完成民主转型的道路。这种“圆桌会议”式的方式,被事实证明是一种最为健康的民主转型方式。波兰的成功,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在於“团结工会”能够成功地利用与政府对话的机会,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甘阳先生在为邹谠教授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一书所撰写的 “序言”中,精辟归结了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中关於“向民主转型”的理论,指出,“向民主过渡”之所以失败以至出现悲剧,在许多情况下往往并不在於“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而恰恰在於政治行动者“主观行动能力”的制约。也就是说,如果行动者在当时选择了不同的策略和行动方式,其政治结果很可能完全不同,对於向民主转型来说,最重要的一种因素是:在政治冲突过程中,相冲突的政治行动者之间是否可能出现某种通过谈判去谋求妥协的机制,如果出现这种机制,则“向民主过渡”的成功可能性就大,反之则小甚至无。因为民主与威权政治(authoritari anism)的根本区别就在於民主政治是以制度化的谈判妥协方式来解放政治冲突的。因此,所谓“转出威权走向民主”(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ism towards democracy)的过程,说到底就是去建立各种谈判妥协的机制并使之制度化的过程,而这样一套以谈判妥协方式来解决政治冲突的制度安排和社会心理,决不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就能自然产生,而只有在政治过程中不断学习和实践才能逐步建立和培养起来。

    八十年代,无论是在波兰还是在中国,在反对力量与政府的冲突中,在不同程度上都出现过这种通过谈判去谋求妥协的机制。不同的是在波兰,这种机制不仅被很好的利用,而且被制度化,因而导向了民主。在中国,这种机制则被白白地浪费掉。回首一九八九,中国政府一度与学生领袖公开进行对话,这种对话的公开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学生能够适当让步,就有可能保存这种谈判妥协的机制,中国的民主由此便上了路。可惜,当时的学生并没有认识到,保存这种对话方式要比在对话中获得某种具体结果要重要得多。更可悲的是,六四过去已六年多,许多当事人仍抱着“共产党本性决定论”的主张,认为六四的屠杀是中共本性所决定,不管学生怎样做,都并不具有决定意义。李禄先生就一口咬定“ 撤与不撤结果没什么两样”。在这种逻辑下,个人的行为和选择在政治过程中就失去意义了。

    其实,中共并非铁板一块,八九年五月中共的“本质”和其六月时的“ 本质”就大不一样。而重要的是,我们如果死抱着这种“中共本质决定论”不放,等於在逻辑上排除了未来与中共对话的可能性,通向民主的道路,也就被堵死了大半。事实上,不管我们对中共如何看法,未来中国民主的成败,关键还在於反对力量能否与中共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通过谈判和妥协解决政治纠纷。今年年初陈子明先生等就腐败问题的公民上书,实际上就是要通过较为温和的主张,重建与中共之间的对话关系,重新探索一条通向“圆桌会议”之路。可惜,这一点海外的许多民运人士都未看清楚。如上所述,谈判妥协的机制,需要政治行动者主动地学习和培养,绝非能让“客观条件”和“历史必然规律”所代劳,如果我们今天不深化这种认识,培养这种共识,我们就会失去明天的机会。 第二,通观“波兰革命”的全过程,我们不难发现知识份子所发挥的卓越作用。然而,诚如一些评论家所总结的那样,知识分子的作用,主要并不体现於如何提高民众的觉悟上,而体现於他们的组织行为,他们参与政治运作的技术手段上。他们的工作重点,始终集中在帮助工人建立组织、与政府谈判等技术性、战略性的问题上,使工人的政治诉求在技术上得以落实。他们宁愿当个战略家,而不是煽动家、道德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有重理念而轻技术的倾向,喊口号,宣传鼓动,样样在行,然而一旦运动获得了强大的势头,局势复杂多变,需要长远的战略考虑和组织能力之时,就阵脚大乱。

    八九年,知识分子的政治声明满天飞,战略上的谋划却非常之少。八九年以後,纵观海外民运各派言论,人们在政治主张的激进程度上不断升级,而对如何将对民主的诉求在技术上得以落实,则缺乏反省。人们似乎更关心的是如何站稳政治立场,所提出的政治目标的实现难度越来越大,而实际政治运作能力却越来越弱,眼越高,手越低,如此下去,岂不离民主越来越远? 多余的话 中国缺乏波兰那种自由主义传统以及独立的教会组织,中国的民主运动进程,比波兰晚了二十年上下。因此,因八九民运的失败而过多责怪学生是不公的。但是,八九民运过去已经六年,许多学生领袖,已在西方社会生活了多年,充分享受着民主社会言论自由的优越条件,完全有条件对民运的得失作一个较为充分的反省。

    大家观点可以不同,但不应在一些常识问题上闹出那么多笑话。比如,象“八九民运直接导致东欧解体,冷战结束”之类的笑话,出自李禄先生之口,实在让人不好理解。所谓冷战,主要是指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对抗。它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根源,而且被双方许多优秀的政治家苦心经营了几十年之久,中国在其中不过是个配角。这样的对抗,如何会因中国的一个几个月的政治动荡而结束?东欧的民主进程,远远走在中国之前,六四之时,“波兰革命”已结出了最後的果实,和中国有什么关系?象李禄先生这样的学生领袖,出来已多年,并就读於世界一流的大学,讲这套话之前,到图书馆查查史料,找点证据,应不是难事,何以如此信口开河?我们承认,当年广场的许多学生领袖,是有勇气,有能力,敢於牺牲和奋斗的人,是令人尊敬的。但我们也不得不指出,比起在不同时代不同的环境中为民主而奋斗的人们来说,他们所获得的世人的注目和赞誉,未免过分容易了一些。历史的机缘为他们的幸运创造了太好的条件。

    如果他们因此把世上的一切,看得像他们当年在广场成名那么容易的话,那么就真应回到政治幼稚园去。事实上,八九民运对柏林墙的倒塌,没有实质性的作用,相反,“团结工会”对中国的学生运动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据笔者所知,八十年代初,就有大学生因坚持要以“团结工会”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而被在政治上“穿小鞋”。八九民运时,学生中间也讨论过“团结工会”的问题。人在海外,离中国远了。但是,我们毕竟摆脱了政治迫害,享受着言论自由。至少,研究和了解东欧的民主转型,对我们来说要比国内的同胞便利得多。如果我们不仅连这些基本的事情都不作,而且张口就露出自己的狂妄和无知,那么有朝一日回国的话,我们有何颜去见江东父老呢?□

    http://www.tsquare.tv/chinese/democracy/yr.html

    2005年8月24日星期三

    不打无把握的仗!—为团结工会成立两周年小辑而写


    ——为团结工会成立两周年小辑而写
    作者:陈玲 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8月 第九卷 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

      波兰工人受官僚的军法统治已经八个多月了!
      有些人因为会看到了团结工会没有使用“一切”手段来反对官僚的军管,因为自今年初以来没有在资产阶级报章上看到太多有关波兰抵抗运动的消息,而会产生一种印象,以为官僚胜利了!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革命失败了!
      幸而,这种印象是纯粹的错觉。恰恰相反,波兰工人在军管之后,所以没有作出全国性大规模“激烈”的抵抗行动(事实上,在去年十二月整个下半月里,即在军管的最初数个星期内,工人分别占领了格但斯克列宁船坞、外省的数个重要矿场、钢铁厂等等,英勇地守护工厂,和官僚的镇压机器进行了流血冲突,以及在二十一日的总罢工——据报导这次罢工有全国百分之二十,即二百五十多万的工人参加——已经表明了工人不是懦怯地屈从在官僚和枪杆子之下的),完全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有充分的信心,对斗争的目标有充分的觉悟;所以能够在突然的打击后,很快地遏止了迷惘的情绪,而自动自觉地严守纪律,一般地利用消极的反抗来表明团结的力量继续存在。
      众多的阶级斗争历史经验说明,工人阶级对于斗争的目标越是模糊,或对自己的力量产生动摇,那么便越会条件反射地作出个别的(虽然数量上可能很庞大)无目的的对抗行动,从而,统治者得以乘虚击破,瓦解工人的力量。
      反之,倘若工人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这种力量通常以一个强大的组织或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的形式表现出来),对斗争的目标非常明确,那么,无论统治者怎样挑衅和威吓,工人都会沉静地冶对统治者,不把精力浪费在冒进行动上,而是保存实力俟候时机来向统治者进行致命的反击。
      首次地把无产者推上全国政权,上升成为统治阶级的俄国革命里的工人,便曾经在革命的不同阶段里经历过上述两种情形。
      俄国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七年公历二月。贫苦的工农被战争的压力迸发出革命的怒火,迅速地在三天里推翻了沙皇的封建皇朝。可是,民族资产阶级藉着工人的政治混乱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叛徒们的帮助(他们当时被误认为革命者而被推举为工人在革命中建立的苏维埃的领袖)窃取了革命的成果。受尽了数个月的欺骗和恐吓的工人,终于深切地识别了资产阶级和工人叛徒们要维持沙皇时代的社会现状,因而非常震怒。可是,由于落后俄国那时的政治觉悟还未成熟到足以远瞻革命前景的高度,而真正的工人党(即布尔什维克)当时的影响力还不够广泛,不足以影响和说服工人,所以工人们便在七月间不顾一切地蜂涌上街;进行反政府的武装示威,于是给了资产阶级政府借口,趁机打击布尔什维克派和压制工人的活动,让反动势力一度得以抬头。
      七月后,工人从挫折中认清了敌我,以及未来斗争的方向,所以他们便排山倒海地团聚在布尔什维克派的周围,而且在每次决定性的行动前主动地征询布党的意见和严守布党的政策。因此,在改变人类历史方向的十月革命的前夜里,俄国首都里的工人和兵士非常“安静”,毫不理睬资产阶级的故意挑衅,耐心地候待进攻冬宫的时刻。
      波兰的历史条件和国家环境与当年俄国迥然不同,波兰工人比俄国工人的主观条件有利得多:全国三千多万的人口中,有近半是人是组织了起来的。在军管前,在一千三百多万的工人中,团结工会组织了近一千万人;团结农会组织了三百五十万农民中的一百万人;此外,还有无数大、中学生,文化技术等专业人员的独立组织;这些组织统统团聚在团结工会的周围,准备随时响应团结工会的号召。不过,团结工会成员没有盲目迷信自己的力量,他们在面对政府的威胁和镇压时,与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的反应一样,首先会权衡轻重,按步就班地来活动;他们不愿意轻举妄动地破坏自己的有生力量,而情愿沉着地在思想上和力量上准备斗争的最后考验:夺取政权。波兰工人的自我克制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只有一个高度觉悟的政治运动,才能够有高瞻远瞩的能力。“不打无把握的仗”,是保障胜利的条件之一。
      团结工会自五月后更加激烈地讨论下阶段的行动纲领,承续和发展了军管对于应不应该夺权和怎样夺权的讨论(见本刊今年第五期《军管前夕“团结工会”关于权力的辩论》);而且,讨论似乎已经日趋明朗和成熟,过去主张用消极抵抗的低调来和平发展革命的领导们,许多已经在下层的压力下和事变之中认识到,若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便不能不首先赶紧建立武装力量,用以防守和进攻。同时,利用积极罢工的形式,作为全国夺取政权的过渡手段。怎样能够在苏联和华沙公约国虎视眈眈下,争取更有利的活动空间和时间呢?苏联大军压境的威胁,是自波兰革命一开始以后,被波兰革命者在计算之列的;对于采取什么策略,来得到更充足的准备时间,俾以能够战胜苏联的军事优势(与官僚妥协是无可能的)。正是围绕着这个课题,构成了团结工会众领导人之间的争议。
      本刊特译和译写了五篇有关团结工会现正讨论和决定中的行动政纲,其中三篇(“你们有个历史性的机会”,“第三选择”、“阵地战”是由众所周知的团结工会领袖所撰写的争论文件;一篇是由熟知团结工会运动史的亚里奥所写的评介上述三篇文件的文章;最后的一篇是介绍团结工会最新取向的译写文章。希望能够帮助读者在看后对团结工会今天所面临的阶段有个比较具体的了解。
      此外,我们还收集了中国各方面对波兰事件的反应,整理成一篇介绍文章,作为这个纪念波兰团结工会成立两周年的小辑的引导文章。
      波兰革命已经以它汹涌澎湃的力量在僵硬腐化的官僚层中绽开一条无法弥补的裂缝,形成了一道贯通东欧和亚洲各个堕落和变态的工人国家的地震带;不管官僚们怎样死命地压制,工人们总会接收到来自震央的讯息。这些讯息,现在似乎还不很激烈,可是当最后的震荡终于来到时,这条埋藏在地底里的震带便会以连锁的反应来摧毁所有官僚化工人国家的脆弱外壳了。
      最后总会达到波兰工人的希望,这希望是他们在受到军管的突击后,所写的抗议标语上表示了的:“冬天是他们的,春天则是我们的!”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日

    2005年8月9日星期二

    工会Vs.共产党:团结工会成立25周年


         
         
        工会Vs.共产党:团结工会成立25周年  
         瓦文萨1980年动员了但泽船厂的3800名工人罢工(图中) 
         
         
         25年前,波兰团结工会成立,在68年布拉格之春后停滞多年的共产主义阵营内部掀起了一波民主化潮流,为苏东阵营的最后解体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今天,波兰已经加入欧盟,团结工会也经历了从工会到政党、从政党又回到工会的回归,不复当年声势。德国之声记者霍夫曼带领读者重温25年前那激动人心的岁月。 
         
        “我们终于有了一个独立的工会!我们有权罢工,我们还将要求更多的权利!” 1980年8月31日,波兰团结工会创始人瓦文萨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但泽)的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讲。此前,从八月中旬起,团结工会在为争取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工会在全波兰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总罢工。数百万波兰工人和雇员为争取改善工作条件和食物供应走上街头。 
         
        波兰共产党政府非常技巧性地立即提高了格但斯克市的肉类价格,并开除了一部分女工,立即加大了街头罢工家庭的生活压力。波兰工人陷入政府高压的恐慌,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清楚记得10年前波兰共产党对罢工行动的血腥镇压。但是最终,团结工会赢得了胜利,1980年8月底签订的“但泽协议”承认了波兰工人的工会自由权利。 
         
        团结工会的另一位创建人,博格丹-利斯,回忆说,“争取到独立工会的权利,本事就是一个突破。”他说,当时的团结工会根本没有料到这个结果,原本是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目标来争取的。但是,工会运动持续了500天之后,工会领导们清楚了他们的命运。1981年2月,前国防部长雅鲁泽尔将军被任命为政府首脑;同年年底,他终结了工人们的自由。 
         
        在音乐背景声中,雅鲁泽尔将军向波兰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我特此宣布在波兰全境实行戒严。” 随后整整两年,波兰进入战时状态。波兰共产党指责团结工会是受到国际支持的叛国者,也是围绕在瓦文萨身边的一个小集团。波兰政府试图在全国范围进行彻底清洗。 
         
        但是,自由却不能被永远压制。当时的波兰作协主席、90年代波兰的外交部长巴托采斯基说到当时的情形,“共产党解散团结工会只是其中一步。团结工会仍然能够生存下去。虽然后来释放了许多人,但是很多人仍然被关押,包括不少知名作家和教授,还有很多人继续被捕,包括妇女。波兰的天主教会也被严厉镇压,引起社会不安。” 
         
        瓦文萨本人也在1982年底在家中被捕,但团结工会继续在他的领导下从事地下活动。人民反抗和起义从未停止,直到1988年夏天――又一波工潮之后,雅鲁泽尔将军被迫与团结工会进行圆桌谈判。圆桌谈判最后迎来了自由选举。瓦文萨在1990年被选为波兰总统。 
         
        团结工会在那时也已经处于分裂之中,转型中的利益分化和激进改革导致团结工会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和原先的政治影响。瓦文萨也被批评沉醉在个人荣耀之中,终于在1995年的选举中失利下台。今天,只剩下100万会员的团结工会已经失去了政治的影响力, 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工会组织,仅在生产企业中保持有限的影响。在最高峰的时候,团结工会会员曾有一千万之多。 
         
         
        工会Vs.共产党:团结工会成立25周年  
        25年之后,瓦文萨对团结工会的评价和团结工会当年的目标已经相去深远,“没有团结工会,就没有德国的统一,就没有共产主义的破产,这是伟大的成就。当然,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无情的现实:一方面是一个巨大胜利,另方面,在今天,这个胜利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对我们也好,对欧洲也好,这都是最常见不过的。” 
         
        (霍夫曼) 德国之声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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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4年12月5日星期日

    中国狱方继续折磨工运领袖姚福信


     (中国人权12月1日新闻稿)无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呼吁,中国狱方继续折磨工运领袖姚福信。
         接近姚福信亲属的知情人士告诉中国人权,被判处7年徒刑的辽阳工运领袖姚福信,自2002年被关押以来,长期遭受狱方严格管制和虐待,同时狱方以取消家人探亲为威胁,不准亲属披露姚福信关押中受迫害情况。姚福信现已不堪承受虐待。姚福信因领导工人维护权益被判刑的案子,一直是国际人权组织和劳工组织关注的重点人权个案,也是民主国家政府和联合国关注的个案。例如2004年6月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在北京访问时,还专门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姚福信的案子,表示了对工运领袖被逮捕、判刑和关押的关注。知情人士表示,中国政府继续关押和折磨姚福信的事实表明,中国政府无视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政府的关注,无意改变中国不良的人权记录。 
    知情人士向中国人权介绍,姚福信在2002年3月被逮捕不久,就曾因为心脏病发作送医急救,另外他还有血压高等病。姚福信在2003年10月8日被押到辽宁凌源第二监狱服刑。狱方以其案件的特殊性,实际上是害怕姚福信在工人中的影响,对姚福信严加管理。姚福信被关押在几平方米的房间里,不准和他人讲话,不准放风和在室外晾晒衣物。狱方派两名犯人24小时监视他,连上厕所也被跟著,上厕所的时间也严格限制在几分钟的时间里。狱方还剥夺了姚福信的一些基本待遇,而按照中国监狱的管理规定他是应当得到的,比如狱方不准他看书、看报,不准通过监狱设置的「亲情电话」和家人通话。特别严重的是,监狱因修建,今年不供暖气,可是狱方既不给姚福信棉裤,也不允许他的亲属送棉裤,而地处中国东北的凌源监狱冬季极其严寒。
        狱方曾威胁姚福信,如果向外披露了他的关押情况,狱方将取消他的亲属每月一次的探视。为了保留与亲属见面的机会,姚福信一直忍受著精神和身体上的折磨,也试图通过这种忍受获得狱方的同情和改善。但是情况不但没有改善而且更加严重。在不堪忍受的情况下,姚福信的亲属写信给中国有关当局(原信见附件),要求改善姚福信的关押状况,但始终未获答覆。
        姚福信原是辽阳市轧钢厂工人,他和另外一名工人领袖肖云良于2002年3月以工人代表身份,带领三万多名下岗工人向当地政府请愿,要求清理官员腐败问题并帮助下岗职工,他们于同年3月被逮捕。2003年5月9日,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判处姚福信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判处肖云良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当时宣判时,中国当局害怕工人们示威,以防止「非典」的原因,没有公开宣判,连他的律师也没法出庭。
        中国人权强烈谴责凌源狱方虐待良心犯的行径,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姚福信精神和身体上的虐待。中国政府早在1986年就签署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国政府有责任遵照公约禁止肉刑和其他虐待被关押者的情况发生,并对已经发生虐囚的行为依法追究。
        附件:姚福信妻子致监狱当局的信
        辽宁省监狱管理局:
        为贯彻落实全国监狱系统工作的会议精神,推动监狱系统工作的深入发展,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按照党的十五大精神和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使监狱工作深入健康发展,特提几个问题户得以重视解决。
        一、 自从姚福信2003年10月8日被羁押到凌源第二监狱,其本人对判决不服,纯属冤案,提交几份申诉材料,控告、检举、要求重审,至今没有音信。
        二、 我家姚福信的棉裤被人偷走,去年冬天就没穿著棉裤。求狱警官到有关部门去协调,不给解决,其理由是没到三年。今年监狱搞建筑,至今不能取暖,可姚福信还没有棉裤,又不允许从家拿。这次探监与科长和狱警协商,他们答应想办法,但暂时还没有解决。
        三、 因强加罪名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不允许和任何人随便说话、唠喀、打交道,更不允许说监狱如何如何,完全失去自由身,只有接受严管的权利,望有关部门得以重视。
        四、 每天在几平方米的屋子里,从来不放风,其他罪犯都能晾晒衣服、被、褥,可姚福信却没有这个权力。
        五、 每走一步都要有人跟著,连上厕所时间长短都要受人限制。
        六、 在监狱服刑者,看书、看报、学习、信教、订报纸、订刊物应自由,希望给一个学习的空间。
        七、 属严管对象,除每月允许会见一次,每月可利用监狱设置的「亲情电话」同亲属通话一次,但姚福信不能享受这种待遇。
        姚福信妻子 郭素静
        2004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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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4年11月12日星期五

    知识分子与维护劳动者权利


                                     赵达功
        在波兰的政治变革进程中,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与专制政府对抗的强大的反对派力量,有力地推动了政治变革,从而一步步走向建立民主自由社会的目标。波兰知识分子反对派组织KOR(保卫工人委员会)是帮助工人的,著名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米尼奇克和库隆创建和领导这个组织,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正是在KOR的帮助下制定对付专制政府的策略和行动纲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哈维尔他们也曾有过一个“保护受不公正起诉的人委员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不是去为了什么远大的政治目标,也不是为了什么“主义”,也没有向工人群众宣传什么理论和主张。很简单,知识分子所关心的就是工人的权利保障问题,这很现实,也很有效,这是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最恰当的结合点。
        中国与前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不同,搞清楚这种区别很重要,它可以帮助我们正确面对中国的现实国情,制定与此相吻合的斗争方式和策略。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专制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专制的共产主义国家,也就是说所有制已经改变;中国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不同于东欧如波兰是天主教国家,教会在其政治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中国这是不存在的;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主要构成的国家,而在前东欧工人阶级是主要的劳动阶层,如果说波兰有保卫工人委员会,在中国就必须是“保卫劳动者委员会”或“保卫工农委员会”;其他诸如历史、文化和传统,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华约与北约的对抗、前苏联对邻国的军事干预等),中国与欧洲截然不同。
        以我看,我们要借鉴的只有两点,一是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互动,和平、理性、非暴力引导劳动者反专制、反压迫、反剥削的维权运动,二是与对立一方的包容、妥协精神。后一点在中国目前还谈不上,因为维权运动还没有形成联合的力量和对政府有足够的压力,在当局看来,维权运动还不具备与专制政府进行对等谈判的资格,所发生的一些罢工、游行、示威、静坐、集体上访甚至局部地区的暴力冲突,在中共统治集团看来只不过是个别事件。因此,第一点是我们现在最紧要的任务。当工农群众维权运动形成一定规模,足以震撼中共专制统治基础的时候,当局就会被迫进行适当的意图是维护专制制度的政治改革,知识分子与劳动者互动就会产生自己的组织,这种组织的存在必然会壮大起来,以至可以与当局坐在谈判桌前进行对等谈判和妥协,实现“天鹅绒革命”,平稳走向民主制度国家。
        几个月来发生在中国各地的工人、农民维权运动,都是孤立的、分散的、无组织的和没有知识分子参与的运动,由于专制政府滥用暴力和国家机器,中国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分割开来,还难以形成群情振奋、遥相呼应、此起彼伏、延绵不绝、声势浩大的团结力量。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与波兰和前苏东不同的是,互联网在中国维权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替代了地下出版物、“飞行大学”。社会需要真实,互联网传播真实,当局对此虽然加强控制,但效果越来越小,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和电子邮件的传递,已经打破了当局一统天下的局面。思想的传播已经冲破乌云笼罩,中国人随之觉悟起来。
        维权者特别是工人、农民群体,他们迫切需要传播他们的声音,他们需要知识分子通过互联网将他们的痛苦公之于众,他们已经对当局失去了信任,而把希望寄托于不同政见者知识分子身上,这些知识分子存在于体制内外。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是维权者工人、农民依赖的对象,而政府、司法机关、官方工会在他们眼里是异类,是压迫者和剥夺者。东莞兴昂鞋厂工人“暴乱”事件发生后,有六位律师敢于出面为被捕工人辩护;重庆律师周立太一直在为穷苦工人与资本家打官司,与政府周旋;记者赵岩是农民维权者信赖的知识分子……。维权要形成一种运动,需要敢于说真话富有牺牲精神的知识分子参与进来。
        中国知识分子太多,但能够祛除奴性的太少,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工人、农民维权抗争还不够强大的主要原因。欣喜的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加入到保卫工农权利的行列中来,正如刘晓波先生所分析,“在围绕着孙志刚案、刘荻案、杜导斌案、孙大午案、南都案、李思怡案、福建及河北的万人罢免昏官案等的民间维权运动中,众多体制内的教授、学者、律师、新闻人参与其中。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政治学者刘军宁先生和徐友渔先生,更是多次在敏感的政治性维权活动中公开签名,理工大学的胡星斗先生公开要求废除劳教恶法;继知名律师张思之和莫少平坚持为良心犯辩护之后,其他法律界人士和新闻人也频发异见。著名法学家贺卫方等人,年轻的律师浦志强、许志永、腾彪、朱久虎等人,积极介入了多起个案维权(如孙大午案、南都案、陈桂棣案等),使维权运动的法律份量大增。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律师俞梅荪、记者赵岩、学者张耀杰、律师李柏光等人积极介入福建和河北两地的农民维权,使知识分子的良知行动由对知识界维权的参与,扩展为对农民维权的参与。”(刘晓波:《体制内异见力量不再沉默》)
        中国制度的黑暗和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的苦难呼唤更多的知识分子与他们维权行动的结合,知识分子应该少谈主义,多谈问题,面对中国工农维权现实是知识分子第一要务。
        2004年11月12日于深圳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