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工运领袖李启汉与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

　　李启汉，1898年3月28日生于湖南省江华县(今江华瑶族自治县)码市镇朝阳村一个农民家庭，乳名志生，字仙槎。1917年转入长沙岳云中学读书。五四运动时期他积极参加湖南爱国运动，接着又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1920年在上海参加共产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启汉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运领导人，在短暂的革命生涯中，他曾三次被捕，两入牢狱，最终为革命事业牺牲，被邓中夏称为中共历史上“坐狱最早最苦的同志”。
　　援助香港海员罢工首次被捕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立即着手进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组织工人的工作。为此，党组织分派李启汉到沪西小沙渡负责筹组纺织工会。在那儿，他办起劳动补习学校，一面办学一面展开组织工会的工作。1921年1月，上海早期党组织成立了由俞秀松和李启汉负责的职工运动委员会，直接指导工人游艺会、印刷工会和机器工会的工作。1921年7月中旬，上海英美烟厂工人为反对监工盘剥而举行罢工。上海党组织派李启汉前去具体领导罢工，最终迫使资方基本上同意了工人提出的条件。李启汉在这次罢工斗争中显示了出色的组织才能和斗争艺术，以及坚强的斗争原则性，因而获得了工人的称誉，被亲昵地称为“小李先生”。
　　1922年1月，香港海员举行大罢工。港英当局和外国轮船资本家一面对工人进行威吓镇压，一面企图在上海招募海员前往香港以取代罢工海员。当时，香港宝泰办馆的上海代理人桂阿茂已经为香港轮船资本家雇请了200多名工人。中国共产党密切关注着香港海员罢工的情况，号召各地工人给予大力支援。为了组织好上海工人的援助工作，1月27日，成立了由李启汉任主席的上海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为制止桂阿茂的这种破坏活动，李启汉劝告他停止为香港招募海员、破坏香港罢工的行为。但桂阿茂自恃自身势力及有香港方面撑腰，对李启汉的劝告置若罔闻。在这种情况下，1月30日，李启汉和后援会的钱孝裕一起来到吴淞路（一说武昌路）长安里桂阿茂的住处，准备当面向他提出严重警告。由于在此之前，桂阿茂已向公共租界工部局（下称工部局）报告“李启汉等有恐吓行为”。因此，工部局对李启汉进行了监视。当李启汉等人正与桂阿茂接触时，预先布置在附近的暗探立即将李启汉和钱孝裕逮捕。李启汉等人被捕的消息传开后，工人代表以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立即开展营救。2月8日，在向工部局缴纳了50元罚款后，李启汉等被释放。
　　在此期间，桂阿茂乘机大肆招募新工人，准备于2月8日搭乘“杭州”号轮船前往香港。李启汉一出狱，就得知工人们正在码头准备登船，他立即偕同朱宝庭前往劝阻。来到码头后，他们对工人们说:“你们是要被骗去香港的。但是那里去不得。上海工人罢工，香港工人不会来的。现在香港工人罢工，我们也不要去。我们工人都是一家人，大家要团结起来。工人不能坏工人的事。迟一点去，大家都有好处。”虽然新招来的工人多数都是为生活所迫而应招的，但在听了李启汉和朱宝庭的宣传后，许多人当场表示不想去了。可是，新工人都签有合同，合同规定了悔约就要罚款，因此，许多人很懊悔。而招募方则趁机挑唆说:“你李启汉再有本领，请解决一家几口的饭碗吗？”朱宝庭听后，当即向新工人表示这一问题可由均安水手公所和大家一块儿想办法。他还告诉工人们：“香港的海员工人为了饿肚皮才闹罢工的。我们上海工人因为饿肚皮，能到香港去吗?不能!我们只有组织同盟罢工，才能对得住香港的工人弟兄们。罢工胜利了，增加了工资，大家都得到好处。”经过李启汉和朱宝庭的耐心劝说，1000多名工人中当场有一半人留了下来。另一半人在到达汕头后，有些人越想越觉得李启汉、朱宝庭的话有理，因此又留下了近一半。最终到香港的不足300人，对香港海员罢工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
　　此后，李启汉的活动再次受到工部局的阻挠。2月11日，李启汉被巡捕房传讯。在传讯过程中，租界当局警告他停止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的活动。李启汉理直气壮地加以拒绝。他说:“我等此次帮助海员，只不过表现工友互助之义……罢工后，衣食俱无，为人道计，为公理计，不能不援助!”在李启汉领导下，后援会积极宣传香港海员罢工情况，鼓励香港海员要“坚持到底，勿擅让步”，积极募捐支援罢工海员。为了躲避租界当局的监视，在这次传讯后，李启汉受书记部委托，携带募集的150元从上海专程到香港慰问罢工海员。在上海后援会及其他各地的支援下，香港海员大罢工经过56天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组织上海日华纱厂罢工　再次被捕
　　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鼓舞了各地工人的斗争情绪。当时，上海日华纱厂工人工作环境十分恶劣，待遇极差，工人的反抗情绪非常强烈。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不久就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并派李启汉到日华纱厂开展工作。在李启汉的帮助下，1922年3月19日，上海纺织工会浦东分会宣告成立。他在会上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并指出“香港罢工胜利证明联合主义的价值”。他还组织日华第一、二两厂全体工人于4月17日发动罢工。经过几次较量，罢工取得了胜利。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全国工运的领导，1922年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启汉等作为上海方面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在大会上，李启汉提出了两个提案：一是《罢工援助案》，他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感悟到，“帮口组织，地域观念，是影响工人团结的关键问题”。而“现在我国劳工运动，尚在幼稚阶段，能力薄弱。平时既受不正当势力压迫，在罢工的时候，尤受资本家欺蔑”。在此情况下，李启汉提出：“非我工人本互助精神，互相援助，必无胜利希望。故工人无论在何地罢工，应当设法援助，以达我工人牺牲奋斗，自求幸福的目的。”二是《8小时工作制案》。当时中国工人劳动时间之长是罕见的，上海纺织工人大多数每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甚至有累死的情况发生。鉴于1921年11月吴淞大中华纺织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制胜利的经验，李启汉在会上提出了这一提案，要求在全上海、全国推广。参加完劳动大会后，李启汉返回上海，继续积极领导工人运动。他一方面帮助朱宝庭等人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上海支部，准备发动上海海员进行更大规模的罢工，一方面继续领导浦东日华纱厂工人罢工斗争。
　　李启汉的活动一直被工部局所监视，他们认定李启汉是“上海工潮的主要组织者”。早在1922年4月26日，工部局就提出：“1922年4月25日，邮务工人罢工，上海工潮主要组织者李启汉，今晨有人发现他在邮局附近与邮务工人谈话，无疑地他将努力利用时机去损害资方。如有充分证据发现，李氏将被控告。”这次组织浦东日华纱厂工人罢工，让他们找到了借口。6月1日，工部局第二次逮捕了李启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之一的董锄平回忆李启汉被捕时的情况说：“有一个人和我们联系要买50份《劳动周刊》，还表示要谈工作。李启汉、张国焘和我都在那里，下面响起了敲门声，我们从窗口望出去，看到这个人穿着长袍子，完全不像工人，是一副流氓相。张国焘要李启汉下楼去和他接头，李启汉下去后，见来人可疑，故意讲话的声音很大，这就表示情况不好。我和张国焘就翻墙从隔壁跑了，李启汉被抓去了。”
　　李启汉再次被捕的消息传开后，全国各地的工会纷纷向租界当局提出严正抗议。但租界当局对各种抗议置之不理。6月9日，租界当局对李启汉进行审判。审判官对李启汉说：你是很有学问的人，“应该为国家做些有益的工作。为什么你对煽动工人罢工独感兴趣”？陪审官则诬蔑李启汉“一生唯一的职责似乎就是到处制造纠纷”，因而“应当到华界去受严厉的处罚”。面对租界当局的威逼利诱，李启汉始终没有退缩。最终，租界当局以两个罪名对李启汉进行判决：一是4月间煽动邮务工人罢工；二是他主编的《劳动周刊》“登载煽动人心”的文章，“煽动工人罢工”、“鼓动劳界革命”、“扰乱社会秩序”、“宣传过激主义”。判词是“判监3个月，并驱逐出境;《劳动周刊》封闭，报纸销毁”。当天工部局就查封了《劳动周刊》，7月16日查封了书记部。
　　李启汉被判刑进一步引起了社会愤慨，广大工人“对此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炫耀权力举动，势难箴默容忍，并劝大众惩办承办此案的捕房和会审会审公廨官员”。上海邮局工人到处散发传单，宣布“李启汉因被控煽动邮务工人罢工，致被判罪。我们邮务工人都能证明他是无辜的”。京汉铁路的工人对租界当局“严词谴责”。据上海一些暗探向巡捕房报告说，6月26日，上海市“各工会接到京汉南路工人发出的通电，对工部局捕房控诉李启汉、封闭《劳动周刊》事提出严重抗议”。书记部北方分部和山东支部也发表文告，抗议《劳动周刊》被封和李启汉被捕，揭露租界当局对李启汉的迫害“无非是想重责李君，使旁人再不敢为我们说公道话”。但是，公共租界当局对于中国人民的抗议置之不理。李启汉入狱后，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曾开会讨论营救事宜，决定由沈雁冰联系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设法保释，结果也没有成功。
　　刚脱租界当局监押又入上海警所虎口
　　1922年9月8日，李启汉监禁刑期届满。公共租界当局还不甘罢休，又玩弄了一条“借刀杀人”的计划。他们以“驱逐出租界”为名，故意将李启汉押解给上海中国当局护军使署，并授意中国方面对李启汉加以“永远监禁”。上海护军使何丰林秉承租界当局的旨意，不加审问，立即把李启汉戴上手铐脚镣投入了监狱。1922年9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即以《李启汉出狱后解入军署》为题揭露说:“李启汉因被邮局指为鼓动邮差罢工，经公廨判处拘役3个月，至本月8日，应期满出狱。淞沪警厅长徐国梁前日奉何护军使函云，李启汉刑期届满，准于本月8日出狱。刻接侦探报告，工人游艺会拟于是日特开欢迎大会，恐有扰乱地方治安之举动，仰侯捕房送来华界时，遴派干练探警护送来署，听候发科研讯等因，厅长奉令后，昨饬游巡侦缉两队队长，各率队士将李押上汽车，解送军署云。”
　　被上海警察厅逮捕后，李启汉一开始被关押在龙华军事监狱，一个月后，又被转移到上海陆军监狱。在狱中，李启汉始终斗争不屈。1924年9月，盘踞在江苏的直系军阀齐燮元与盘踞在浙江的皖系督军卢永祥之间爆发了江浙战争，党组织利用这一机会积极展开营救活动。10月13日，隶属于皖系的何丰林失败，在仓皇出逃前夕才将李启汉释放。两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李启汉的身体遭到了极大的摧残，“骨瘦如柴，难以辨认”。为庆祝李启汉获得自由，邓中夏以悲愤的心情特意写诗一首相赠，题为《启汉出狱，喜极而泣，诗以志之》。诗中写道：
　　……
　　屈指算来，已是两年四个月了。
　　你的神采似乎比以前还光辉了些。
　　但是，你乱蓬蓬的发呢?你短髴髴的须呢?
　　呵!出狱时剃去了。但是，解开你的衣襟，笞疤减去了没有?
　　脱下你的鞋袜，镣痕消去了没有?
　　啊!斑斑犹存。我涔涔的泪流了。
　　……
　　哦哦，我们的战士，准备迎战！准备厮杀！
　　《中国工人》刊登的《启汉同志出狱!》也称赞李启汉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劳动运动的健将”。邓中夏后来将他称为中共“坐狱最早最苦的同志”。
　　领导广州工人运动献身革命
　　1925年1月，李启汉参加了中共四大，之后，他受党组织指示前往广州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筹备工作。经过紧张的筹备，5月1日，二次“劳大”正式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计281人，李启汉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会上作了多次发言。他对“工人阶级必须参加民族革命的问题，对中国工会必须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和全世界工人共同携手来实现世界革命的问题，对铲除国内工贼的问题，均有较详尽深切的发言，引起大会全体代表的重视”。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正式选举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大会选举苏兆征、邓中夏、李立三、刘少奇、李启汉和林伟民等25人为执行委员，选举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启汉任组织部长。为加强党的领导，大会期间中共决定成立党团委员会，李启汉与苏兆征、王荷波、邓中夏、冯菊坡、刘尔崧（又作刘尔嵩--笔者注）等人都是成员。大会结束后，邓中夏和李启汉留在广州，主持全总的日常工作，并参加中共广东区委工人运动委员会。
　　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消息传到广州，5月31日，中共广东区委当即议决，发动广州各界群众响应。李启汉受广东区委委托负责主持和领导这次示威游行活动。中共中央发表了《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广东区委与全总立即响应，决定发动香港和沙面地区工人罢工。由邓中夏和苏兆征、杨殷等人赴香港发动罢工；李启汉则留在广州主持全总的会务工作，同时负责策划沙面租界罢工。1925年6月1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临时办事处”正式成立，由林伟民与李启汉等负责。李启汉接受任务后，一面组织沙面工人罢工，一面主持筹备处工作。
　　此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开始，李启汉排除了“拒绝国民党过问罢工”等机械论调，坚定地贯彻反帝统一战线政策，取得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大力支持。接着，李启汉又分派人员负责接待、交通、宣传和财务等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后，6月15日，林伟民和李启汉主持临时办事处发出《为“五卅”惨案致香港各工团》的信，号召各工团“立即通令全体工友一致罢工，以制帝国主义者于死命。并希提出要求条件，不达目的不止”。6月19日，香港工人罢工。21日，沙面租界工人罢工。此后，香港和沙面罢工工人陆续返回广州，至7月7日，离开香港的工人超过20万，其中除部分返回各地农村，聚集广州的共10万余人，经常聚集的约7万人。由于事前安排周密，工人们得到了亲切的接待。在香港的工人听说了广州的消息后也纷纷赶回广州。此外，在住宿、医疗等方面的工作也很到位。由于工人没有后顾之忧，因而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
　　为了更好地统一斗争步调，协调罢工工人内部各种问题，临时办事处机构已经不能满足工作需要。为此，6月26日，全总在广东省教育会召开省港罢工工人第一次代表会，决定成立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最高议事机关，成立罢工委员会作为大会执行机关。为了加强领导，中共广东区委还在罢工委员会内设立了党团委员会，作为领导罢工的核心组织，以邓中夏为书记、李启汉为副书记。
　　省港罢工委员会下设了一个日常办事机构--干事局，由李启汉任局长，黎福畴、李堂为副局长。作为干事局局长，李启汉为在广州的工人的工作、生活问题日夜操劳，四处奔走，最终克服重重困难，帮助工人解决了许多现实问题，对罢工得以坚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李启汉也因此被称为“工人政府”的“内阁总理”。省港罢工坚持斗争16个月，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
　　1927年2月，全总由广州迁到汉口后，李启汉奉命担任全总驻穗办事处主任，负责两广、香澳和福建等地的工人运动及省港罢工的善后工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启汉于13日和14日连续召开会议布置应变措施。可惜的是，准备尚未就绪，广州国民党右派就于15日凌晨发动政变，李启汉在榨粉街住所不幸被捕，在遭到敌人严刑拷打后被秘密杀害，年仅29岁，遗体至今下落不明。中共在悼念文中指出，李启汉等同志的英勇牺牲，“其惨烈当为中国工人阶级及本党永远不忘之事”。
　　作者：童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