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懒惰并行的是习惯性酗酒。到目前为止，许多蒙古人依然是有酒有肉，就可以快乐地生活，即使是住在简单的蒙古包里，甚至下水道中。
在社会主义时期，蒙古买酒需要凭票，很难如愿。一些酒鬼只好去商场买香水喝，或是闻汽油味来满足酒瘾。转制之后，蒙古人再也不愁买不到酒，酒鬼顿时多了起来。
多年前，蒙古国会就通过《同酗酒行为作斗争法》，规定每月第一天严禁卖酒，但歪歪斜斜的醉汉在乌兰巴托随处可见。今年前9个月，这个人口只有270万的国家，刑事案件发生14511起，醉酒犯罪案件同比上升了1.9%。
酗酒极大损害了蒙古男人的身体、精神、家庭、人生，甚至是国家经济。这也成为部分蒙古人贫穷的重要原因。
一个蒙古人说，有人捡两天垃圾挣来的钱，宁愿买酒喝掉，也不愿意给孩子买面包。流浪汉凑钱买酒喝的情况亦是乌兰巴托的常景。而美国摄影师Paula Bronstein2000年在拍摄下水道里的蒙古人时，拍到了11岁的醉鬼：他醉醺醺地爬回洞口，然后在镜头前酣然入梦。
酗酒造成的家庭问题，甚至迫使不少国际慈善机构不得不代为照顾被蒙古男人抛弃的女人和孩子。据乌兰巴托官方2009年统计，该市37%的儿童因家境贫困辍学，每日有1500名儿童流浪街头。
蒙古科学院政治研究所主任额尔德尼谈及蒙古社会的懒惰和依赖症时，对今天蒙古两大政党为讨好选民，动辄承诺给每个公民发钱、给公务员加薪的办法极为痛恨。2008年大选，民主党承诺要给每人发100万图（约合人民币5000元），人民革命党则喊价150万图（果然在大选中胜出）。
今天，依然有牧民从遥远的牧区骑着马来到乌兰巴托，为的就是要求全部兑现人民革命党竞选时150万图的红包承诺。
“除了导致通货膨胀和人民懒惰，（这种承诺）什么作用都没有。”额尔德尼摊着手说。
蒙古知识分子们大都对成功转型的民主制度自豪溢于言表，但谈及贪腐低效率，则倍感痛心。
蒙古政治转型成功后虽运转经年，但离一个成熟的民主体制尚有相当距离。
“民主之父”卓力格在实施新宪后两次当选为国会议员，1998年成为建设部部长。他对政府很多市场化改革措施提出质疑，认为某些方案不公平并将不少人推进贫困线。
1998年4月，蒙古因为复兴银行的私有化问题发生府院之争，最后各党达成妥协，商定让卓力格出任总理。没想到，他在10月2日晚被两名凶手入室杀害，凶手逃走前在冰箱里“偷”了一瓶醋一瓶酱。前途无可限量的卓力格意外死去，迷案至今悬而未破。
外界揣测，卓力格可能是因为上台会妨碍某些利益集团，才遭此惨祸。他离世后，加深了政治危机，无数人到广场为他做烛光守夜，直到乌兰巴托市长纳兰察茨热勒台被指定为总理才化解。
2008年6月，首都再次迎来一场震动：反对者因为不满人民革命党在大选中胜利，指责选举舞弊而游行，但大批流浪汉、酒鬼的加入，使政治游行最终演变为一场骚乱，人民革命党的中央部大楼被人纵火焚毁。
胜选的人民革命党再次使出“妥协大法”，获得单独组阁权的人民革命党最终把反对派也拉进来，组成了“联合政府”。
这届联合政府似乎解决了以前各派只为反对而反对，导致蒙古各级政府不断扯皮、决策效率低下的问题，但在变成最稳定、最高效的一届政府的同时，又因在联合中实现利益共享，出现了反对党消失、多党合伙腐败的问题。
被当地人认为是合伙腐败最直观的戏剧性场面，是蒙古的公路上，左肽车（方向盘在左）和右肽车（方向盘在右）同时乱跑。这一景象被认为是来自不同国家的进口车被不同的利益集团各自维护、彼此放行的结果。
有新闻自由，监督力度够大，为什么用处却不大？尽管新闻媒体不断揭露各种腐败，但平时公共参与度很低的老百姓似乎对此漠不关心。蒙古科学院政治研究所主任额尔德尼对此痛心疾首，但他坚信，随着时间推移，除法制建设之外，加强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公民意识教育，可以逐一改善这些问题。
不过，对那些深为本民族陷于依赖症为忧的蒙古精英来说，即将到来的矿业繁荣未必将全是好消息：“荷兰病”（自然资源丰富反而拖累经济发展的一种现象）风险和“挥霍的民粹主义”回归，并非远在天边的一片阴霾。一个尚在谈判中的矿产开发项目还未敲定，预定将会产生的红利已提前派发给选民，这在蒙古并不是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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