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前的六个瞬間

慕容雪村

 作者注：今天是苏联八一九政变的29周年，重发一篇旧文：《苏联解体前的六个瞬間》。几年前曾在《七个作家》公众号上发表过，但被刪了个干淨。

又：作者自注：

大卫·雷姆尼克是《纽约客》杂志的总编辑，在1987－1991年间，他是《华盛顿邮报》派驻莫斯科的记者，在四年多的时间里，他采访过苏联社会的各个阶层，也见证了这个强大政权的失败。后来他把这些采访集结成书，这就是他的名著《列宁的坟墓》，此书获得了1994年的普利策奖。下面这篇文章所提及的事实大都出自此书，有一些也参考了别的资料。许多句子都是直接引用，因为网络发表，未能一一注明。部分语句是我参照英文原文重新翻译的，和台湾版稍有不同。

苏联解体前的六个瞬间

一、《忏悔》的公映

1987年，格鲁吉亚导演钦吉兹·阿布拉泽的电影《忏悔》在全国公映。这是苏联解体之前极为重要的文化事件。影片完全虚构，情节有点像后来的美剧《暴君》：阿拉维泽是一位1930年代的州长，年轻的时候，他曾经许诺要为人民建立“人间天堂”，但大权在握之后，他开始残暴地践踏和虐待当初支持他的人。晚年愈发昏愦，甚至想开枪射下太阳。他把自己的朋友，艺术家山德罗关进了集中营，后者就死在那里。多年之后，山德罗的女儿柯蒂开始追寻父亲的死亡之旅，并决定复仇。那时阿拉维泽已死，柯蒂挖开了他的坟墓，撬开了他的棺材，并把他的尸体拖出来“罚站”。

在那个时候，苏联依然强大，审查部门依然有着不容质疑的权力。但和大多数极权政府一样，因为官员的昏庸草率，审查总会留下可规避的后门，政府也不可能禁绝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忏悔》提交申请时说是一部“关于道德与伦理的电影”，其实影射意图十分明显，片中的阿拉维泽就是斯大林。

那时戈尔巴乔夫上台已经两年，许多人都知道，戈氏的祖父、外公都曾是斯大林时代的囚犯，他对斯大林不可能完全没有意见。而当时苏联和世界的局势，也要求他必须有一种较为开明的姿态。在1987年1月的苏共中央会议上，他宣布要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一个月后，他在克里姆林宫告诉记者：苏联将填补“历史的空白处”，“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人的名字，如果我们遗忘或不去追寻那段沉默岁月中的牺牲者姓名，那是不道德的。我们必须揭露历史的真相。”

《忏悔》公映之后，在苏联各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它不仅公开说出了极权的罪恶，也让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开始反思罪恶的来源以及成因。或许可以说，这部电影揭开了苏共一直隐瞒和掩盖的那些东西，把“我们不能这么活”的念头深植于每个人心中。值得一提的是，戈尔巴乔夫本人也看过这部电影，也正是他当批准了《忏悔》的公映。

苏联解体之后，有记者采访钦吉兹·阿布拉泽，问他当初为什么想拍这么一部电影，他反问道：这个，难道不是我们的责任吗？

二、基马的卡片

《忏悔》让无数苏联人感觉振奋和激动，基马就是其中之一。他本名叫德米特里·尤拉索夫，生于1964年，比王小山只大几岁，但脑容量要比王小山大800多倍。从高中时代起，基马就致力于一件在当时毫不起眼、后来却证明无比重要的工作：他收集那些在苏共统治下被囚禁、被处决的受害者名单，然后把这些名字写入卡片，卡片上列有他们的姓名、生卒年月、被迫害的事实……到1988年，24岁的基马已经填满了200，000张卡片。换言之，在成千上万的遇难者中，他已经找到了20万具确证无疑的骸骨。

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后，苏联的军警特务已经无力阻止人们在饭桌上谈论这个政权所犯下的累累罪恶。这也是极权末期常见的景象，当独裁者的权力日见软弱，平民的反抗——无论是行动还是言语——就会越来越直接和激烈，而任何试图重建极权的努力都将被证明是徒耗心力，他们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平民的愤怒，还有知识精英的嘲笑，以及整个官僚系统的懈怠与抵制。在1987－1988年间，在莫斯科、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人开始自发地聚集起来，他们讨论历史和时事，嘲笑苏共及其领导人，模仿他们的动作、姿势和话语，常常引起哄堂大笑。许多人们熟知的苏联笑话就出自其中。其中一个不定期的聚会就是“莫斯科论坛”，参加者包括著名的萨哈罗夫，以及列恩·卡平斯基，后者是苏联著名的红二代，其本人也曾是体制内的明星，但在1987年前后，他开始公然称自己为“半个异议分子”。

基马是“莫斯科论坛”最年轻的参加者，萨哈罗夫这种“长胡子的成年人”一定给了他不少启发，但他也不完全赞同他们的意见，事实上，他常常在论坛中露出轻蔑的笑容。按今天的说法，基马出身于一个粉红色的家庭，他爸爸是一位体制内的工程师，他妈妈热爱斯大林以及斯大林的时代，他们家从不谈论时事，也从来不读那些“反动的”地下刊物，但基马还是一点点褪去了身上的粉红色，渐渐成了一个坚定的异议者。

他当过兵，退伍之后在苏联最高法院的“书库”找到一份工作，书库里藏有数百万份“罪犯档案”，基马就利用这些档案慢慢充实自己的卡片。这种事注定不会长久，他的一位主管很快发现了他的秘密，他们开除了他，失业之后的基马做过一段时间搬运工，但一直到1988年，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卡片事业。

没人知道基马后来过着怎样的生活。在苏联解体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动荡中，他的名字没有再出现过。我想他应该不会死，他今年56岁，也算是美好年华，不知道他会不会为自己年轻时的所作所为自豪。但在当时，并不是每个苏联人都能理解他的工作，有人这样问他：你很有热情，但你是否想过，你的热情能否带来任何有意义的东西？

三、安德烈耶娃的来信

在1988年，苏联意识形态部门的官员对“舆论乱象”忧心忡忡，无数卡通、新闻小报、电视节目都在传播着他们不喜欢的“异端邪说”，在那年的一月，《旗帜》杂志刊登了话剧《前进、前进、再前进》的剧本，在这出戏的高潮部分，剧作家借罗莎·卢森堡的话来批判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没有政治自由的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只有支持政府的人才能得到的自由，也绝对不是自由。”然后就是列宁的台词：“太棒了，罗莎！”

苏联的媒体向来都把吹捧领袖当成自己的责任，比如勋章大王勃列日涅夫，他一生获得过114枚奖章，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他自己颁给自己的。有个笑话讲的就是这个：勃烈日涅夫被鳄鱼吞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条鳄鱼连着屙了一个礼拜的勋章。不出意料的是，这位勋章大王还是成就极高的畅销作家，他的小说三部曲《微小的土地》、《处女地》和《复兴》出版于1978年，当年红极一时，并且获得了最高文学奖。但世人很快就会知道，这些作品没有一个字是出自他手。

在1988年，《前进、前进、再前进》利用列宁来反对斯大林，算是一大发明。意识形态官员很快嗅出了其中的不祥气味。1989年1月8日，《真理报》主编当着戈尔巴乔夫的面激烈地批评《前进、前进、再前进》，认为这出戏不仅“不精确”，而且“污蔑了苏联的历史”。虽然戈尔巴乔夫并不同意他的见解，但两天后，《真理报》还是刊出了批评文章，并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安德烈耶娃事件”就发生在这样的氛围之中。

妮娜·安德烈耶娃是彼得堡（当时还叫列宁格勒）的一位化学教师，当时刚满50岁，虽然斯大林已经死了36年，但她和那时代的许多苏联人一样，依然狂热地爱着斯大林，绝难容忍那些“诽谤和诬蔑斯大林”的言行。 1989年2月1日，她投书《苏维埃俄罗斯报》，认为“目前国内外的局势歪曲了社会主义的历史”，而《前进、前进、再前进》则背离了马列主义，她在信中写道，斯大林或许犯过错，但也正是他领导苏联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些人要我们相信苏联的过去全是错误和罪恶，却对过去和现在的伟大成就一字不提。”“斯大林时代确实很困难，但人民都有工作，也可以保卫国家，没有那么多外国作品污染他们的心灵，也没有那么多庸俗文化污染他们的灵魂……”

这封信在1989年3月13日见报，苏联的舆论场瞬间为之沸腾，无数电报、电话打进《苏维埃俄罗斯报》的编辑部，平民、官员，甚至是戈尔巴乔夫的军事顾问，都对这封信表示赞美和支持。在苏共高层的推动下，这篇文章很快被各地报刊转载，连东德的《新德意志报》也不例外。在这篇文章的带动下，苏联本已活跃起来的舆论场再次陷入肃杀和沉默之中，用当时一位编辑的话说，“那是一个令人颤栗的时刻，我们所期望和梦想的一切，都处于生死关头。”

他们的惊恐自有道理。在那时，苏军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意识形态部门依然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真理报》的社论比法院的判决书更加致命，但自后来者观之，他们其实没必要那么惊恐，那时已经是1989年的3月，离苏联最终的失败，只剩下两年多一点的时间。

妮娜·安德烈耶娃住在彼得堡郊外的“共产国际大街”，在1989年的初春，这条街上满目荒凉。本书的作者大卫·雷姆尼克在一片静谧之中敲响了安德烈耶娃家的大门。

如果不考虑政治立场，妮娜·安德烈耶娃的品行几乎无可挑剔，她生活简朴，甚至有点过于严肃，她出生于俄罗斯的贫穷家庭，一辈子遵从党的教导、服从党的召唤，几乎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她爱国，有同情心，工作也兢兢业业，还烧得一手好菜。在她50岁的时候，她的国家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变化，她一生之所信、一生之所为都在这场变化中显得脆弱和危险，她为此而奋起抗争。

“无论如何这个国家都需要秩序。我们现在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而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乌合之众。……国家、秩序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而国家的意义就在于秩序、秩序、秩序！”

像安德烈耶娃这样的人所在多有。他们一生都活在《真理报》的阴影之下，他们的教科书、他们的报纸、他们的广播都对他们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些媒体把斯大林塑造成一个英雄，一个全才，甚至是一个完人，在几十年的鼓吹和教导之下，这已经成了他们的青春记忆和人生信条，怀念斯大林就等于怀念青春，而否定斯大林就相当于否定了自己的一生。而事实上，他们对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完全无知，在1988－1989年间，无数媒体已经报道过斯大林的所犯下的种种罪恶，但他们依然抗拒和排斥，对一部分事实，他们选择无视；对另一部分事实，他们斥为捏造；而对剩下的那些，他们则竭尽所能地寻找理由：卫国战争那么艰难的时期，不搞大清洗行吗？那么多坏蛋要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不镇压行吗？没错，他确实杀过人，但在那样的时期，不杀人行吗？……

“年轻人从《青年》《微火》这种杂志究竟可以学到什么？”当安德烈耶娃走进厨房，她沉默的丈夫这样问大卫·雷姆尼克，“不就是说斯大林是个偏执狂、性变态、好色之徒、酒鬼和罪犯吗？他们甚至把他和毛泽东相提并论，好像这个人一点贡献都没有似的。”

有些偏激的人可能会说，安德烈耶娃和她的丈夫不是蠢就是坏，但我想也可能有第三种情形：他们得了某种病，一种对新事物、新形势的接受无能。而之所以接受无能，无非是因为以前强加给他们的东西过于强大。在苏联末期，像安德烈耶娃这样的人为数极多，他们抗拒新思潮，也反对变化，但变革始终要来。“民心向背”是一句大而无当的话，但苏联的结局可以证明：一个社会的变革， 并不取决于有多少人反对变革，而是取决于有多少人期待变革、欢迎变革。

四、破烂展览会

从1922年苏联建立以来，苏共高层一直过着奢华甚至放荡的生活，他们有豪华的别墅，有特供食品，当然也有触目惊心的腐败，而且越到后期，腐败就越严重。而与此同时，苏联民众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多次发生饥荒，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32－1933年的大饥荒。因为荒唐而邪恶的集体农庄制，以及对农民的过分盘剥，苏联至少有700万人饿死。在素有“欧洲面包篮”之称的乌克兰，至少有300万人死于这场饥荒。

到1989年，苏联民众的悲惨生活已经为世界所知。《共青团真理报》在那一年发表了一篇报道，说在1917年之前，俄罗斯的人均消费水平排全球第七，而在苏共执政67年之后，已经降到了全球第七十七，“在罗马尼亚之前，南非之后。”

在北方的沃尔库塔，因为没有足够的肥皂，矿工们没法洗净脸上的煤灰；在白俄罗斯，村民在垃圾堆里翻找金属碎片，卖了钱才能买得起鞋子；在西伯利亚的秋明油田，矿工们住在破烂的小屋或简陋的拖车里，即使在零下四十度的寒冬。据某些官员估计，当时苏联全国大约有150万－300万流浪汉，光乌兹别克就有超过100万人失业。婴儿死亡率比大多数西方国家高出2.5倍……

大约就是在那一年，在莫斯科电视塔附近的“经济成就展览馆”，几位策展人决定举办一场独特的展览。这个展馆本来是苏联政府自我炫耀和吹嘘的地方，常年展示他们在科技、航天等领域的重要成就，以及那些红脸膛、肌肉发达的工人农民。但到了末期，这样的吹嘘和炫耀越来越让人厌烦，真相于是就出现了。

这是空前绝后的展览，所有的展品都来自附近的商店，包括烂莴苣、破鞋、破锅、生锈的茶炊（俄罗斯的民族茶具）、袖子不一样长的上衣、丑得吓人的珠宝，以及一瓶泡着死老鼠的矿泉水。一位运输工人这样告诉大卫·雷姆尼克：“这些还不算糟，我见过更差的。有些商店连这些烂货都没有。”

苏联解体之后，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个政权如此强大，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在它行将失败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维护它？我想1989年的那场破烂展览会已经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一个政权只能制造这样的破烂，为什么要维护它？如果一个政权可以罔顾民生到如此程度，它的失败又有什么可惋惜的？难道它不该失败吗？

五、亚历山大·曼的葬礼

亚历山大·曼是一位东正教神父，在苏联的最后几年，他的勇气和虔诚同样为人称道，有人甚至称他为宗教界的萨哈罗夫。他坚持不与苏共合作，对克格勃们也没什么好脸色，多年来一直受到苏联政府的骚扰和迫害，被抄家，被传唤、被审问，时常收到死亡邮件，不知道有没有被请去喝茶，但我猜他肯定不会喜欢。生活在骚扰和迫害之下的亚历山大·曼不为所动，依然坚持教授《圣经》，在各个教会中公开地演讲，有时甚至会出现在电视上。

我确信亚历山大·曼受到过天主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影响。1979年，保罗二世在华沙老城的胜利广场对40万人发表演讲，告诉他们“不要恐惧”，而且坚信“领导波兰明天的将是耶稣”。这次访问对瓦文萨有着莫大的影响，2013年我曾经当面问他：“是什么给了你力量，让你甘愿冒着那么大的风险，一次次坚持抗争？”瓦文萨回答：“最大的支持者就是教皇。在他来华沙之前，我奋斗了十年，只发展了一百个同志；而在他来华沙带领我们祈祷之后，我只用一年时间就发展了一百万个同志。”

亚历山大·曼一定知道这段史实，他似乎也有志愿像保罗二世一样，做一个社会变革时期的精神领袖，从勃烈日涅夫末期到戈尔巴乔夫时代，他的身边始终围绕着一群知识精英，在后来的意识形态之争中，这群知识精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0年的9月9日，55岁的亚历山大·曼走过一条树林中的小路，一个暴徒拿着斧子蹿了出来，一斧砍中了神父的后脑勺。重伤流血的神父又坚持着走了300米，拒绝了路人的帮助，最后死在自己的家门前。没人知道凶手是谁，但从那时到现在，许多人都相信这是克格勃干的，记者亚历山大·敏金在他的报道中这样写道：苏联政府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警告我们：“你们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

葬礼那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其中有平民、宗教领袖，当然也少不了他的知识精英信徒，人们献上白花，流着泪悼念他平生的英勇和虔诚，说了许多赞美的话，但几乎没有人主张追查凶手。

在亚历山大·敏金看来，这场葬礼证明了苏联人的软弱，他在报道中提到了1984年波兰的那起神父被杀案，“那次事件让波兰人民奋起抗争”，而面对几乎同样的事件，苏联人的表现要差得多，“我们站在一起，却在讨论别的事情。……我们比不上我们的东欧兄弟……我们不仅没有奋起反抗，甚至不会因此而感觉愤怒……”

这段话十分悲观，而且有着强烈的自怨自艾意味，似乎在说“我们这个民族不行啊，我们没有血性啊”。但自事后观之，这一声哀叹并无必要。敏金的文章大约发表于1990年的9月16日，不出一年，他就会看到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市民走上街头，面对坦克和机枪，坦然地、毫不畏惧地发出他们的声音：“不要向自己的人民开枪！回去抵抗你们的长官！”

六、维尔纽斯的血

在1991年最后的几个月，苏共和苏军并不像人们想像得那么软弱，事实上，它们极为强悍，不惮于扣动扳机，也不介意踏着平民的鲜血“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戈尔巴乔夫也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个温和开明的民主主义者，和他的前任和同行们一样，他似乎没有明确的价值观，总在意识形态的跳板上跳来跳去，他说过一些开明的话，但很快又否定了这些话，也不断地试图维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的党找到一点合法性。直到1986年2月，他还对媒体发表这样的见解：斯大林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敌人编造的概念，也是对苏联和社会主义的严重污蔑。同年6月，他还对苏联作家们发表指示：如果我们清理过去，就所失去这个国家所有的能量，我们必须向前……把国家的能量带往进步的方向。

当时还没有“正能量”一词，但戈氏的这些话，几乎就是正能量的最好诠释。

1991年1月13日， 苏联克格勃特种部队——其中包括几十架坦克——开向立陶宛维尔纽斯的电视大楼，向聚集在那里的示威人群猛烈开火，至少造成14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许多人都遭受过枪击、殴打，甚至是坦克碾压。这就是著名的“维尔纽斯惨案”。这起惨案不公在苏联国内，也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极大愤慨，奇怪的是，没有一位苏共高层愿意站出来对此事负责，戈尔巴乔夫说自己没有下令，国防部长说自己没有下令，内政部长也说自己没有下令，听上去感觉是军队集体走火了。

这并不是唯一的惨案。到1991年，苏联到处都在发动游行和示威，人们控诉苏共与克格勃的罪行，也发出要求民主与自由的呼声。大卫·雷姆尼克曾经见过这样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们！苏共强硬派对这些反抗越来越缺乏耐心，越来越频繁地动用机枪、坦克和毒气瓦斯，在格鲁吉亚的底比利斯，在阿塞拜疆的巴库，民众的游行示威全都遭到了残酷的镇压。3月27日，在莫斯科，为了阻挡和镇压民众示威，内务部派出了超过五万名警察，国家通讯社塔斯社发出了极为严厉的警告，莫斯科的克格勃头子更是发誓“将不惜使用任何手段”。

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再过144天，就是著名的八一九政变，为了挽救这个政权，或者说，为了保住他们的官位和特权，苏共的强硬派使出了最后的手段，他们绑架了戈尔巴乔夫，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也把军队和坦克派到了广场上，但这一切，连垂死挣扎都算不上，他们所留下的“不惜血战”的身影，最后只是一场笑话，他们什么都没有保住，只是加速了这个政权的溃败，还有他们自己的耻辱。

关于苏联的失败，至今依然是一个谜，没人能够说清这大楼是如何倒塌的，但我相信，它一定与上面所列事实有关，这些事实未必是决定性的，但就像墙上的裂缝，当它们日日加深，再高的楼也终将变成瓦砾一堆。

那栋楼并不值得怀念，值得怀念的是那些曾在危楼之下生活过的人们，就像这本书中引用的，那位古拉格的囚犯给他的爱人所写的信： 在我们还有力气和希望的时候，请让我们保存希望。生命中最恐怖的事情不是死，而是完全绝望。这是最可怕的自杀方式：在你还有力气的时候就划掉所有可能，并且放弃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