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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23日星期六

沒有工會,市場經濟就不能正常運作

 在市場經濟已經非常發達的國家,工會是什麽樣的呢?工會在維護工人利益方面都做了什麽呢?我們不妨到工會的發源地歐洲國家考察一番。 

  沒有工會就沒有勞資兩利 

  “沒有工會,市場經濟就不能正常運作”是德國工會界人士所言。 

  這句話是從德國工會運動歷史經驗中得出的結論。德國是當今世界第三大經濟强國。德國的市場經濟與美國、日本等國家不同。德國以社會市場經濟著稱。什麽叫社會市場經濟?簡單講社會市場經濟理論認爲市場經濟不應該是自由放任的,而應該伴有强大社會政策。德國人認爲,市場經濟對於經濟效率的快速增長具有積極的作用,但是,它也有致命的問題,市場經濟不可能自發地解决公平公正問題。因此,需要有保障公平、注重正義的社會政策對其加以控制和約束。通過經濟增長和增加全體人民的福利來消除社會緊張關係,達到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兼顧的目的。北歐的瑞典、丹麥等國家也屬於社會市場經濟的類型。 

  社會市場經濟是許多國家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工黨)的理念與實踐,也是與社民黨關係密切的工會追求的目標。戰後六十多年來,以捍衛雇員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利益爲己任的德國工會,不僅爲德國工人爭取了大量的實際利益、使工人分享了經濟發展的大量成果,而且,爲改革現存制度、推進社會進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工會已經成爲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此,人們不能不承認,如果沒有工會,市場經濟是無法正常運作的。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用工是屬於企業管理方的權利。而職業保障對於職工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工人渴望獲得穩定的崗位,免遭失業的打擊。但企業方希望勞動用工越靈活越好。這一對矛盾如何解决?工會在此過程中能做些什麽? 

  在德國,企業不能隨便解雇工人。解雇工人之前,必須要經過工人委員會,如果工人委員會認爲解雇行爲存在問題,就要向企業方提出意見;企業方不接受的話,就可能告上勞工法庭,由勞工法庭做出裁决。可見,在就業保障方面,德國的勞動法律對勞動者提供的保護是比較充分的。而這樣的法律制定出來是離不開工會的努力參與和積極影響的。 

  而在丹麥情况則是另一種樣子。丹麥的勞動力市場非常靈活,也就是說,在丹麥雇主解雇工人是雇主的權利,法律上的限制幷不多。因此,丹麥每年大約有1/3的人要換工作。如此頻繁的流動率,是否對工人的就業與生活造成威脅?丹麥如何做到勞動力市場的活力運行與勞動者的權益保障同時兼顧?與靈活的用工制度相配合的有兩項制度,一個是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工人一旦失去工作崗位,就可以很方便地拿到失業救濟金,基本生活不會陷入困境;與此同時,以促進就業爲導向的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也已啓動,工人失業後不能僅僅是領取救濟金,還要積極地進行再就業。失業工人面臨兩個選擇,或者馬上接受換崗培訓,或者接受硬性指派的工作,指派的工作一般技能要求不高、路途較遠且收入較低。要想迅速找到理想的新工作,就必須積極地參加培訓和學習,掌握新的技能。如果既不積極接受培訓,又不接受指派的工作,就拿不到失業救濟金。這樣的制度安排,極大促進了失業人員學習培訓的積極性,因此,不斷學習、終生學習的理念在丹麥深入人心。普遍而有效的培訓,一方面縮短了人們的失業週期,另一方面,造就了高素質的丹麥工人。這套靈活保障機制的三個支點: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完善的保障體系加上積極有效的培訓機制,被丹麥人自豪地稱爲“金三角”,它已經成爲丹麥模式的核心機制。而在這個金三角中,工會一方面介入失業保險的管理,一方面全面參與職工培訓,幷爲失業職工提供就業引導與服務。工會成爲金三角的非常重要支撑力量。

 雇主不能忽視的談判高手 

  在德國、瑞典、丹麥這樣的社會市場經濟國家,工會絕不是可有可無的陪襯。如果你想享有更高的工資和完善的社會保障,你想有更多的休假時間,你想對企業的管理提出自己的意見和要求,那麽,你就加入工會吧!工會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代表工人與雇主進行勞資談判,目的就是爲工人爭取上述的各種權利和利益。工會通過與雇主的談判,爲工人爭得了豐富的實際成果。在這些國家,與每個人的生活密切相關的工資問題,政府幷不直接介入,它是由勞資雙方通過談判來决定的。於是,工會的組織程度、工會的談判技巧、工會的要價實力就顯得尤爲重要。戰後幾十年來,這些國家工人的工資持續增長,工時一再縮短,勞動條件日益改善,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工會的努力。因此,在這些國家,包括政府、政黨、雇主組織在內的任何勢力都不能無視工會的存在和它的實力。左翼黨派視工會爲社會夥伴,雇主組織將工會看作談判的對手。 

  工會不僅關注工人工資的增加、福利水平的提昇,而且特別關注工人民主參與權的擴大。在工會的努力爭取與推動下,德國、瑞典工人在企業管理和社會參與方面獲得了重大進展。在德國的大型企業中,工人代表可以與資方代表對等進入監事會。  

  在社會層面,與勞工利益密切相關的立法與社會政策制定,都離不開工會的參與。 

  工會對市場經濟的發展發揮了積極的推進和保障作用。在工會的努力爭取下,歐洲國家的工人在相當程度上分享著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制度,法制化的集體談判制度、形式多樣的工人參與制度,以及勞資爭議處理制度,使得勞資矛盾得以緩解、勞資關係相對穩定,社會發展平穩有序。

  工會關注的不僅僅是漲工資 

  工會除了能爲工人爭取提高工資、縮短工時以外,還能做什麽呢?近年來,全球競爭加劇,對工人素質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於是,職工培訓越來越成爲工會維護工人權益的新途徑。走在丹麥,人們總是自豪地稱他們擁有高素質的員工。高素質員工得益于丹麥的一整套教育培訓體系。而在這個培訓體系背後,我們可以看到工會獨特的貢獻。 

  在丹麥,青年人高中畢業後,一部分進大學,另一部分進職業技術學校,接受專門的職業技能培訓,然後就業。丹麥有許多職業技術學校,它們一般進行三類培訓,一類是高中畢業生就業前的培訓;另一類是在業工人失業後爲再就業進行的轉崗培訓;還有許多在崗工人,爲了提高自己的能力而參加的業餘培訓。 
  丹麥工會是職業技術學校管委會的成員,工會高度關注工人的培訓,雖然培訓本身幷不直接創造就業崗位,但它是就業和再就業的先决條件,在這方面工會是有長遠眼光的。2005年歐洲五金工會提出:培訓是所有工會談判必有的項目——這是歷史上第一次發出這樣的聲音。可見,工會已經把培訓作爲自己最重要的工作內容之一。

  完善的培訓要靠財力來支撑。丹麥培訓費用來源一是雇主,丹麥法律規定,雇員10人以上的企業,雇主必須爲雇員交每月1100克郎的培訓費;二是政府的支持,培訓費用的一半多由政府支付,工人個人不必爲培訓交費。

  在職培訓深得一些大企業的重視。因爲,現代企業的工人已大不同前,他們需要掌握多方面的、綜合性的知識和技能。一些過去屬於管理層的工作,現在都需要工人參與其中。一些生産流程,專家祗提供大框架,具體流程由工人定,工人的參與大大降低了成本。爲此,工人需要大量培訓:英語、文化、項目管理、機器人編程、設計等。面對日益激烈的競爭,丹麥工人已經形成了終生學習的理念,除了企業安排的培訓外,他們還會利用業餘時間去接受其他培訓。正是由於具備了高素質,丹麥工人才可能很好地適應風雲多變的勞動力市場。 

  完善的培訓教育體系,成爲丹麥靈活保障機制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工會代表和維護工人權益的有效的途徑。 

同根兄弟:工會與社會民主黨 

  德國和北歐國家工會的實力與社會影響力令人注目。而這些國家的工會能够做到這一切,有一個重要因素是不能忽視的,即工會與社會民主黨的相互支持與合作。上述各國的工會運動有著濃厚的社會民主主義傳統。工會和社會民主黨都主張通過適合本國特點的和平方式實現社會主義的目標。工會與社會民主黨有著同根兄弟、榮辱與共的關係。像瑞典的社會民主黨就是在工會基礎上創建的。社民黨與工會從各自的角度爲爭取工人的政治經濟權利進行鬥爭。工會通過勞資談判、罷工和參與等方式,努力爭取工人群衆的直接的經濟政治權益;社民黨則通過選舉和議會活動來表達工人的政治要求與主張。戰後,社民黨上台執政,立即與工會共同制定了振興經濟和充分就業的綱領,幷取得了極大的成功。社民黨與工會形成了重要的共識,社民黨執政沒有强大工會的支持不行,而工人的要求沒有社民黨政府也難以實現。因此,黨與工會形成了密切合作的關係。但是,這種合作幷不等於合一,工會支持社會民主黨執政,但在社民黨執政過程中,工會與它的爭執、探討一直未曾停止。工會和社民黨雙方始終注意各自的角色定位,社民黨執政需要從全局角度考慮政策的制定,而作爲勞工利益代表者的工會則在勞工政策的制定當中體現獨到的見解。工會在涉及勞工利益的政策討論中,堅持工會立場,雙方出現意見分歧是十分正常的。當出現這種情况時,根據所爭論問題的性質,屬於勞工方面的問題,以工會的意見爲主,屬於全社會性的問題,則更多服從社民黨的意見。這種正常的分歧與爭論,促進了社會政策在廣泛吸收各界意見基礎上的不斷優化。 

  强大的工會本著對工人負責、對社會負責的態度,對政府社會經濟政策施加影響,促進社會政策的公正與公平。與社會民主黨一道探尋社會和諧之道。富人高稅收、窮人高福利的政策,相對拉平了人們的貧富差距,因此,在實行社會市場經濟模式的國家,社會上極富和極窮的人數都不多,中間階層佔大多數。這樣一種棗核型的收入結構,成爲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工會應該發揮什麽作用?工會能够發揮什麽作用?歐洲市場經濟國家工會的所作所爲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 

  來源:南方週末 作者:鄭橋(中國勞動關係學院教授) 

2013年4月5日星期五

欧洲三大工人运动


 欧洲三大工人运动,即法国里昂丝织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
(一)
      1834年4月9日里昂再度爆发丝织工人起义。起义的直接原因是政府逮捕和审判罢工领袖,发布禁止工人结社集会的法令。这次起义具有更鲜明的政治性质,不仅提出经济要求,还提出废除君主制度,建立共和政体的口号。起义者在旗帜上写着:“我们为之斗争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工人组织互助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组织人权社、进步社的成员组成总委员会领导这次斗争。起义群众同政府军在里昂郊区和市内进行 6天激战,终因力量悬殊被政府军镇压。起义在巴黎和法国许多地区引起强烈反响,推动了法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里昂工人的两次起义是法国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
       1842年5月2日,伦敦街头人山人海。浩浩荡荡的工人队伍来到国会下院,宪章派全国协会的负责人向下院递交了全国宪章派第二次请愿书。请愿人员认为,在人民没有获得政权之前,消灭某一种垄断并不能使劳动者从贫困的状况中解脱出来,而在人民获得政权以后,所有的垄断和所有的压迫形式都应该停止。请愿人员所说的“垄断”,指的是当时对选举权和纸币的垄断,对机器和土地的垄断,对报刊和宗教特权的垄断……。 1848年,在欧洲大陆革命风暴的推动下,宪章运动再度高涨。   第三次全国请愿书进一步提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来源,劳动者对于自己的劳动果实享有优先权。人民是权力的唯一来源。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197万人。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城市的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4月10日,全国宪章派第3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把请愿书装在四套华丽的马车上向国会驶去,途中遭到宪兵的镇压。国会拒绝接受请愿书。接着,政府下令解散全国宪章派协会。 
        列宁评价英国的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宪章运动标志着英国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揭开了同资产阶级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的序幕。
(三)
        1844年 6月普鲁士王国所属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当时西里西亚有发达的纺织业。这个地区从事棉麻纺织的工人和家庭手工业者受到工场主、包买商以及地主的残酷剥削。在40年代,由于资本家把英国机器纺织品冲击带来的损失转嫁给工人,加剧了他们的贫困。1844年6月4日,以争取提高工资被拒绝为导火线,在欧根山麓两个纺织村镇彼特斯瓦尔道和朗根比劳爆发纺织工人自发的起义。起义队伍扩大到3000人,集中打击工人最痛恨的工厂主。起义者以简陋武器迎战前来镇压的包括骑兵和炮兵的政府军。坚持到6月6日,起义被镇压。它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西里西亚主要城市布勒斯劳的手工业者和学徒,柏林、亚琛的纺织工人,马格伏堡的糖厂工人等等,先后举行罢工以及局部起义,响应西里西亚织工的斗争。这次织工起义事件表明无产阶级已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英、法、德等国无产阶级开展了独立的政治运动,主要表现就是发生了著名的三大工人运动。三大工人运动的新特点,表明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三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虽都遭到镇压,但它有深刻的教训: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导,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始显示出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在三大工人运动中,无产阶级提出了自己独立的政治经济要求,冲击着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工人阶级所显示出来的巨大革命力量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它也证明了空想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工人运动的障碍。空想社会主义者幻想通过和平的方式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是行不通的。因此,用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各国工人运动,已成为历史发展的迫切需要。同时,工人运动的斗争实践,不仅使无产阶级加深了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认识,同时也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制定,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2013年3月12日星期二

失败的英国矿工大罢工(1984-1985年)


1984-1985年的英国矿工罢工是一个影响英国煤炭业的重大产业行动,这场罢工英国工业关系具有决定性影响,罢工的失败极大削弱了英国的工会运动。罢工也被看成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和保守党的在政治及意识形态上的一场重大胜利。
由于全国矿工工会(NUM)在1974年的罢工曾让希思政府下台,包括执政的保守党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全国矿工工会是英国最强大的工会之一,因此1984-1985年的矿工罢工成了具有象征意思的(阶级)斗争。罢工以矿工失败宣告结束。撒切尔政府的自由市场方案得以巩固。全国矿工工会的政治权力被永久性地削弱了。这场劳资纠纷暴露了英国社会中严重的阶级分化,罢工在英国——尤其是英格兰北部和南威尔士——造成了巨大创痛。在罢工引发的各种事件里,共有10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工会纠察队员。3名寻找煤核的青少年,以及一个出租车司机大卫西蒙·威尔基[1]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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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背景

英国煤矿业当时是由伊恩·麦格雷戈领导的国家煤矿局管理的一个国有企业,和欧洲大部分地区一样,这个企业获得国家的巨额资助。英国有些煤矿效益好能盈利,在1984-1985年矿工罢工后仍继续开工,其中有些到2007年仍在运行[2]。也有些煤矿效益差不能盈利,因此政府想关闭这些煤矿。这些煤矿是否仍能运行众说纷纭,但政府没有通过暂时提高裁员离职费的办法鼓励矿工们投票赞成关闭煤矿,而是在分析报告出台前就关闭了大部分的不盈利煤矿。另外,为了提高煤矿矿主的利润,政府要求煤矿提高效率,提高效率意味着要提高机械化程度,这将导致裁员。许多工会都抵制这种做法。
1978年,有关防范矿工工会的《雷德利计划》被泄露给了《经济学家》杂志。该计划涉及了当时由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的作为反对党的保守党的诸般计划,其中包括任何继任的保守党政府都必须考虑采取的步骤,以避免1970年代希思政府的命运,人们普遍认为是1974年的矿工罢工导致了希思政府的下台。

[编辑]过程

1981年几乎就要发生一场罢工,当时政府有一个和后来的政府差不多的计划,该计划要关闭23个煤矿,然而罢工的威胁在当时还不足以迫使政府作出让步,不过普遍的看法是正面的对抗不过是在短期内被避免了[3]约克郡的矿工通过了一项决议,如果关闭煤矿的理由不是由于煤矿枯竭或者遭遇地质开采困难,矿工就会罢工。1982年,全国矿工工会的会员接受了政府提出的5.2%的加薪,并拒绝了工会领导人对矿工罢工的呼吁[4]1983年,保守党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任命伊恩·麦格雷戈担任控制煤炭开采的英国法定公司国家煤炭局的局长。伊恩·麦格雷戈曾负责英国钢铁公司,根据撒切尔的一位传记作家的记载,他把效率最低下的英国钢铁制造业转变成了在欧洲最有效的钢铁企业之一,几乎令英国钢铁公司扭亏为盈[5]。然而,这种转变的代价是在两年中裁掉一半的钢铁工人。伊恩·麦格雷戈这种(大力裁员的)声誉极大提高了人们的这种预期,即煤矿业也会迎来相同的大规模裁员。伊恩·麦格雷戈和矿工领袖阿瑟·斯卡吉尔之间的冲突似乎不可避免。
当1974年的罢工已成过眼烟云后,国家煤炭局在1984年宣布达成一项协议,为了合理配置政府对煤矿业的补贴,国家煤炭局将关闭20个煤矿。两万矿工将因此失业,英格兰北部和威尔士的许多社区将会失去其主要的就业来源。虽然在当时并不广为人知,但撒切尔政府已事先做好贮存煤炭,将部分燃煤发电厂转换成石油发电厂,招募公路运输经营者的车队一旦铁路职工出于阶级同情也罢工支持矿工时就以汽车车队运输煤炭等准备工作,以防止出现1974年产业行动(令政府瘫痪的)效果的重演。
矿工们对计划关闭自己矿区的矿井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敏感,各地煤矿的矿工当即开始罢工行动。当工人在协商无效走出曼佛斯大厦后,约克郡煤田开始了罢工。位于布兰普顿比尔罗康特沃德矿区的6千多名矿工通过投票已于3月5日罢工。国家煤炭局再次下达的要求5个矿井在5周内“加紧关闭” 的条文激发了3月5日的罢工。第二天,约克郡来的(防止在劳资纠纷前复工的)工会纠察队员出现在了诺丁汉煤田(这是受关闭矿井威胁最小的矿区之一)的矿井旁。1984年3月12日,全国矿工协会的主席阿瑟·斯卡吉尔宣布各矿区的罢工将成为全国总罢工,并呼吁全国矿工协会在所有矿区工作的会员罢工。
在罢工初期,约克郡、苏格兰、肯特东北部矿区的矿工几乎全都罢工了。兰开夏郡的矿工起先对罢工很冷淡,但当地工会领导人不顾仍上工的会员的意愿,于3月22日宣布当地正式罢工[6]。许多南威尔士州的矿工抱怨他们先前试图发动罢工以支持钢铁工人和医务工作者的努力没得到什么支持,但该地区有大量矿井面临行将被关闭的威胁,这种威胁使该地区的罢工人数显著。在中部地区和北威尔士,对罢工的支持不那么强有力。在诺丁汉,大多数矿井都拥有现代化设备,煤炭储量也丰厚。大多数诺丁汉的矿工仍出工,全国矿工工会诺丁汉分会不同意不进行投票就发起全国总罢工的决定。全国矿工工会的很多人谴责诺丁汉分会会员是罢工破坏者。诺丁汉分行最终脱离全国矿工工会,成为民主矿工工会的核心。
一个在罢工期间被广泛报道的冲突发生在1984年6月18日位于罗瑟拉姆附近的欧格里夫焦化厂。这场罢工矿工和警察双方各约1万人的相互对抗被称为“欧格里夫战役”。当骑在马背上的警察用警棍对矿工大打出手并造成几名矿工严重受伤后,发生了暴力事件。1991年,南约克警方被迫向在这次事件中被捕的39矿工支付了42.5万英镑的赔偿金[7]
促成罢工结束的事件包括11月在卡斯尔福德矿区工作的一个矿工受到攻击[8],12月在南威尔士州一名送一个矿工出工的出租车司机被误杀[9]。这场罢工没有达到1970年代那场先前罢工导致的停电和能源管制的广泛影响,电力公司在冬天的用电高峰期仍能保障电力供应[10]
全国矿工工会的资金也周转不足,工会无法提供纠察队员们的交通费。许多矿工无力支付过冬的取暖费。一些矿工家庭靠捡矿渣堆中的煤块解燃眉之急,这是一个绝望之举,因为大多数“矿渣”十分危险,极易倒塌。3名少年因此死亡。还有许多罢工工人因为非法入室和盗窃被捕。
这场全国矿工罢工于1985年3月3日结束,这离罢工开始已近一年。有些工人早已擅自提前返回工作,此举象征了政府的胜利,虽然政府部长们后来承认提前返工的工人数字被蓄意夸大以挫败罢工者的士气。为了解救全国矿工工会,全国矿工工会以微弱的优势投票赞成未经与矿区管理层签署新协议就返回工作。在关于结束罢工的工会特别会议中,只有肯特分会投票继续罢工。诺丁汉、莱斯特和南部德比根本没派代表出席会议。

[编辑]影响

结束罢工对全国矿工工会的忠诚会员而言不啻为一个沉重打击,虽然很多会员理解一年没有工资的罢工工人所饱受的极端贫困难以让人承担。事实上,在很多矿区,仅在罢工两三个月后就返回工作的矿工和那些为了孩子被迫返回工作的矿工已有鲜明的(贫富)对比。
在一些矿井,矿工妻子组成的团体在矿工复工当天在矿井门口组织了分发康乃馨的活动,康乃馨象征了罢工英雄。许多矿井工人在铜管乐队的伴奏下回去工作,这些返工者的前进行列被称为“忠诚游行”。
格丽特·撒切尔治下的保守党推行了一项新近的法律,要求各工会的罢工行动须经过投票。1984年7月19日,撒切尔在议会中说对矿工的屈服将把议会民主的规则拱手让给暴徒的法则;她将罢工的矿工比作不分享英国人价值的“内部的敌人”。“我们必须与福克兰群岛里的敌人交战。我们已经意识到内部的敌人,他们更难对付,也是对自由的更大威胁”。5月29日5000名矿工纠察队员和警察发生暴力冲突的欧格里夫纠察事件后,撒切尔在一次讲话中说[11]
我必须告诉你们,我们要应对的是企图用暴徒规则取代法律的做法,这种做法绝不能得逞。这种做法绝不能成功。那些人用暴力和恐吓方式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不想接受这些看法的其他人....法治必须战胜暴徒的规则。
阿瑟·斯卡吉尔对这起事件的反应则是[12]
防暴盾牌向我们严阵以对,防暴装备对我们凌强示威,骑在马背上的警察对我们的人大打出手,我们的人被警棍击中,被踢到地上....(政府)显示出来的恐吓和暴行简直堪比拉美国家。
在8月,两名来自曼顿煤矿的矿工对这次罢工因为没有经过投票所以不是“正式的”的相关抗议被法院受理。9月,高等法院裁定全国矿工工会未经投票就号召罢工的举动违反了自己的章程。斯卡吉尔被罚款1000英镑(一个匿名捐款者为他支付了这笔罚款),全国矿工工会被罚款20万英镑。当全国矿工工会拒绝支付罚款时,法院命令扣押该工会的资产,但法院发现工会资产已被转移到国外[13]。1985年1月底,全国矿工工会5百万英镑左右的资产才重新归账[14]
工会大会(TUC)没有支持全国矿工工会,他们似乎支持撒切尔关于进行全国投票(方可罢工)的呼吁。然而,铁路工人和码头工人仍发起了支持矿工的行动,这两个行业的工人都面临如果拒绝运送煤炭就会被解雇的威胁。由电工组成的电气、电子、电信和管道工人工会坚决反对罢工;伊恩·麦格雷戈的自传详细记录了该工会领导人是如何向政府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从而导致罢工失败的。钢铁工人工会不支持矿工的罢工,此举遭到矿工的普遍抱怨,因为矿工曾在1980年支持钢铁工人的罢工,而且矿工罢工期间全国矿工工会也作出了让步把焦炭运送到钢铁厂。全国煤矿工头、代理人和矿井爆破人员协会在9 月几乎就要进行罢工,这似乎是一个有利于矿工的平衡点,但斯卡吉尔随后无视法庭命令的行为造成了全国矿工工会被罚款,并失去了更广泛的支持。麦格雷戈后来还承认,如果全国煤矿工头、代理人和矿井爆破人员协会真的罢工,国家煤矿局可能要被迫做出妥协。后来公开的档案表明,工会大会中有政府的线人为政府提供关于各种内部协商的信息[15]
一些拒绝罢工的矿工被罢工工人视为叛徒。支持罢工的约克郡和反对罢工的诺丁汉的交界地区的矿区工人之间的明显对立导致了该地区多起严重冲突。已有关于罢工者对上工工人的暴力事件的报道,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暴力扩展到攻击上工矿工的住所、家人和宠物[16]。许多矿工对接近矿井的记者也非常敌视。《太阳报》采取了非常反罢工的姿态,《每日邮报》、甚至《每日镜报》和《卫报》随着罢工的持续都变得敌视罢工。只有《新闻线》(劳工革命党的日报)、《晨星》、《阶级战争》、《工人力量》、《战斗》、《社会主义组织者》和《社会主义工人》等左翼报纸不断支持罢工的矿工。
政府出动警察(包括伦敦的首都警察行刑队)试图阻止工会纠察队试图进一步劝阻矿工上工(有人声称工会纠察队动用了恐吓和暴力手段,然而鲜有证据支持这种说法)。警察试图阻止纠察队员往来于约克郡和诺丁汉,此举引来众多抗议[17]。政府声称这么做是为了保障个人的公民权利,许多矿工则把这种做法看成是阶级战争,而警察就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描述的“武装人员构成的特殊机构”。
在这次产业行动中有11291人被捕,8392人被控犯有诸如破坏和平、阻碍公路的罪行。前罢工矿工声称,士兵被当作警察出现在纠察线上,但没有证据表明有士兵充任警察。在许多前矿区,反警察的势头仍然强劲[18]。政府在判定当地警察可能过于同情矿工而不采取行动对付罢工时从远地区调进警察的举动被批评为滥用权力[18]
相关的福利规定也是首次在这场罢工中受到限制,矿工认为这种限制被用来当作对付罢工者的武器。罢工工人从来都不享受福利待遇,但他们的家属(即配偶和子女)在以前的劳资纠纷中都有权提出申请福利。但是,1980年《社会保障法》第6条禁止罢工家属享受“紧急需要”的资助,此外还强行削减罢工者家属的种种福利。政府认为这项立法不涉及节省公共资金,而是通过增加重返工作岗位的必要性来“恢复雇主和工会之间讨价还价的更公平的平衡”[19]。大部分矿工和他们的家庭都不得不依靠欧共体的“粮食山”和各种慈善机构的施舍与捐赠来维生。贫穷和饥饿充斥着矿区重地。尽管有人认为,如果矿工不罢工也就不会面临这种财务压力。
几百家支援矿工的组织建立起广泛的网络,其中大多数由“妇女反对关闭矿井组织”这样的“矿工妻子和女友团体”领导。这些支持罢工的团体在超场、餐馆开设数千个食物收集站,组织慈善音乐会和其他活动。这场罢工在传统矿业的心脏地带有个重要的发展,在此之前,这些地区是没有女权主义思想的[20]
罢工期间,公众舆论产生分歧,在不同地区这种差别很大。一般来说,政府比矿工更得到公众的支持。盖洛普1984年7月的一项民意调查询问民众更同情雇主还是更同情矿工,40%的受访者表示同情雇主,33%的同情矿工,19%谁也不同情,8%说不知道。当1984年12月5-10日再问同样问题时, 51%的人同情雇主,26%的同情矿工,18%的两者都不同情,5%说不知道。当1984年7月问民众是否接受矿工的(罢工)方式时,15%的接受,79%的不接受,6%的不知道。当1984年12月5-10日再问同样问题时,7%的接受,88%的不接受,5%的不知道。1984年7月问及民众矿工是否采取了负责的方法时,12%的人说矿工负责任,78%的说矿工不负责任,10%说不知道。当1984年12月5-10日再问同样问题时,9%的人说矿工负责任,84%的说矿工不负责任,7%说不知道[21]
然而,新闻媒体在罢工期间没有试图严肃报道全国矿工工会在经济方面的论点,直到罢工结束后这些报道才出现[22]
社会主义团体也声称,主流媒体蓄意歪曲报道矿工的罢工,称《太阳报》关于罢工的报告是“日甚一日地或掺入更微妙的攻击,或有偏见的选取事实并缺乏不同观点。这些报告可以说是对矿工事业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23][24]
随着罢工的推进,一系列媒体报道试图质疑全国矿工工会高层领导们正直诚实的形象。1984年11月,有指控说斯卡吉尔在巴黎会见了利比亚特工。几个月前在伦敦利比亚大使馆外对女警员伊冯娜·弗莱彻的谋杀使如今被称与比亚政府有染更具破坏性[25]。1990年,《每日镜报》和电视节目“库克报告”声称,斯卡吉尔和全国矿工工会接受了利比亚政府的资金。这些指控都基于罗杰温莎的指控,他曾是全国矿工工会的领导,和利比亚官员谈过话[26]。过了很久,《镜报》当时的编辑罗伊·格林斯莱德才确信《镜报》的指控都是假的。罗伊·格林斯莱德的这番话是在舍马斯··米尔恩的调查完成很久之后才说的。舍马斯·米尔恩的深度调查报告描述了所谓指控完全缺乏实证,是一场“经典的诽谤运动”[27]
还人还声称,阿瑟·斯卡吉尔在罢工期间挪用了俄罗斯矿工的资金捐赠。全国矿工工会接收了来自阿富汗工会(当时由苏联占领)的款项。苏联矿工的捐款如果没有苏联政府的支持就无法变成自由兑换的货币,撒切尔声称见过表明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授权(兑换)这些款项的书面文件[28]
暗示与不明款项有染令斯卡吉尔声誉受损,然而,他在矿工中的威信依然牢不可破。斯卡吉尔被各工会视为骁勇善战的英雄[29],却被主流媒体看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暴徒。斯卡吉尔始终否认这些指控,并指责政府煽动针对他的污名运动[30]
英国煤炭行业在1994年12月最终被私有化,成立了名为“R.J.B. 矿业”的公司,也就是现在的“英国煤炭”公司。在罢工结束到私有化期间,关闭矿井的做法一直在进行,90年代初期对矿井的关闭更加频繁。当英国煤炭实现私有化时,英国还有15个尚在生产的深矿区[31]。然而,到2005年3月,就只剩下8大深矿区。1983年,英国有170个开工的矿区。到2009年只剩下4个深矿区[32]。在罢工期间,斯卡吉尔曾不断声称,英国政府有用关闭矿区的方式削减煤炭业的长期计划[33]
诺丁汉矿工曾希望他们的矿井不会被关闭,但这些矿井在1985-1994年期间也大多被关闭。听信了矿井不会被关闭的许诺,矿工们才在罢工期间仍出工,他们在当时被告之他们的工作不会丢,他们的行业有未来。现在关闭矿井被看成是出尔反尔,矿工对此深恶痛绝。多数左翼人士及重工业业内人士曾担心自己被利用去分化矿工工会,保守党政府后来(背信弃义)的行为验证了他们的这种担心。

[编辑]文化产品

安德鲁·J·理查德的著作《矿工罢工》专门有一章讲述在1984年为抗议裁员而发起的大规模罢工是如何的不同寻常。在英国,各工会历来都是为了增长工资和维护在工作时的各种权利而发动罢工,为保卫工作而罢工则非常罕见。自从1984-1985年矿工罢工创此先河后,各工会的领导人就更多地为保卫工作而号召业内工人采取行动。巧合的是,在1984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詹姆斯·蒙多夫出版了《工会怎么办?》这本书,在书中,罢工这种战略被看成对生产效率有利,也能减缓通货膨胀的压力。
2000年的电影《比利·埃利奥特》以这场罢工为背景。影片中有几个场景描绘了纠察线上的混乱情景,警察和罢工矿工之间的冲突,以及穿越警戒线(去上工)带来的耻辱。这部影片还表现了罢工引起的赤贫,冬季没有煤取暖造成的艰苦和绝望,影片还对比了矿工和中产阶级(的贫富差距)。1996年的电影《关闭》的情节的背景也涉及到这场罢工。该影片以罢工10年后为场景,此时所有的矿工都已丧失了反抗意志,对关闭矿井的做法只能辞工接受。《关闭》以虚构的“硅梅里矿区”为场景,这个虚构矿区是受到重创的前采矿村硅梅施普的稍加隐讳的翻版,有些片景就是在硅梅施普拍摄的。
电影《比利·埃利奥特》被埃尔顿·约翰改编成了歌舞剧《比利·埃利奥特》,并在伦敦西区演出成功。该音乐剧已在百老汇上演,并赢得了2009年托尼奖的最佳歌舞剧奖(这是授予美国歌舞剧的最高奖)。
大卫·平斯2005年的著作《GB84》虚构了工会纠察队员、工会领导者和罢工破坏者的口述。书中详尽描写了罢工中的许多主要事件。这本书也表明,英国情报部门参与了对罢工的破坏,其中包括抛出声称斯卡吉尔和穆阿迈尔·卡扎菲有关系的说法。
2001年,英国视觉艺术家杰里米·戴勒与历史机构、战斗重演人员、数十个参与了1984年工会纠察队员和警察之间暴力冲突的人一起合作,重新布景并重现了欧格里夫战役。由戴勒制片,迈克·菲吉斯导演的重现该战役的纪录片在英国电视台播出。戴勒还出版了一本名为《英国内战第二部》的书,该书记录了这个纪录片的拍摄过程和该纪录片对历史事件的调查(阿坦格尔出版社,2002年出版)。通过安排能重现海盗战斗或中世纪战争的战争重现人员参与摄制,戴勒让最近发生的并有争议的欧格里夫战役(以及劳工政治本身)成为英国主流历史的一部分[34]

[编辑]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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