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英国矿工大罢工（1984-1985年）

1984-1985年的英国矿工罢工是一个影响英国煤炭业的重大产业行动，这场罢工对英国工业关系具有决定性影响，罢工的失败极大削弱了英国的工会运动。罢工也被看成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和保守党的在政治及意识形态上的一场重大胜利。

由于全国矿工工会(NUM)在1974年的罢工曾让希思政府下台，包括执政的保守党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全国矿工工会是英国最强大的工会之一，因此1984-1985年的矿工罢工成了具有象征意思的（阶级）斗争。罢工以矿工失败宣告结束。撒切尔政府的自由市场方案得以巩固。全国矿工工会的政治权力被永久性地削弱了。这场劳资纠纷暴露了英国社会中严重的阶级分化，罢工在英国——尤其是英格兰北部和南威尔士——造成了巨大创痛。在罢工引发的各种事件里，共有10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工会纠察队员。3名寻找煤核的青少年，以及一个出租车司机大卫西蒙·威尔基^[1]。

目录   [隐藏]  1 背景 2 过程 3 影响 3.1 文化产品 4 参考文献

[编辑]背景

英国煤矿业当时是由伊恩·麦格雷戈领导的国家煤矿局管理的一个国有企业，和欧洲大部分地区一样，这个企业获得国家的巨额资助。英国有些煤矿效益好能盈利，在1984-1985年矿工罢工后仍继续开工，其中有些到2007年仍在运行^[2]。也有些煤矿效益差不能盈利，因此政府想关闭这些煤矿。这些煤矿是否仍能运行众说纷纭，但政府没有通过暂时提高裁员离职费的办法鼓励矿工们投票赞成关闭煤矿，而是在分析报告出台前就关闭了大部分的不盈利煤矿。另外，为了提高煤矿矿主的利润，政府要求煤矿提高效率，提高效率意味着要提高机械化程度，这将导致裁员。许多工会都抵制这种做法。

1978年，有关防范矿工工会的《雷德利计划》被泄露给了《经济学家》杂志。该计划涉及了当时由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的作为反对党的保守党的诸般计划，其中包括任何继任的保守党政府都必须考虑采取的步骤，以避免1970年代希思政府的命运，人们普遍认为是1974年的矿工罢工导致了希思政府的下台。

[编辑]过程

1981年几乎就要发生一场罢工，当时政府有一个和后来的政府差不多的计划，该计划要关闭23个煤矿，然而罢工的威胁在当时还不足以迫使政府作出让步，不过普遍的看法是正面的对抗不过是在短期内被避免了^[3]。约克郡的矿工通过了一项决议，如果关闭煤矿的理由不是由于煤矿枯竭或者遭遇地质开采困难，矿工就会罢工。1982年，全国矿工工会的会员接受了政府提出的5.2%的加薪，并拒绝了工会领导人对矿工罢工的呼吁^[4]。1983年，保守党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任命伊恩·麦格雷戈担任控制煤炭开采的英国法定公司国家煤炭局的局长。伊恩·麦格雷戈曾负责英国钢铁公司，根据撒切尔的一位传记作家的记载，他把效率最低下的英国钢铁制造业转变成了在欧洲最有效的钢铁企业之一，几乎令英国钢铁公司扭亏为盈^[5]。然而，这种转变的代价是在两年中裁掉一半的钢铁工人。伊恩·麦格雷戈这种（大力裁员的）声誉极大提高了人们的这种预期，即煤矿业也会迎来相同的大规模裁员。伊恩·麦格雷戈和矿工领袖阿瑟·斯卡吉尔之间的冲突似乎不可避免。

当1974年的罢工已成过眼烟云后，国家煤炭局在1984年宣布达成一项协议，为了合理配置政府对煤矿业的补贴，国家煤炭局将关闭20个煤矿。两万矿工将因此失业，英格兰北部和威尔士的许多社区将会失去其主要的就业来源。虽然在当时并不广为人知，但撒切尔政府已事先做好贮存煤炭，将部分燃煤发电厂转换成石油发电厂，招募公路运输经营者的车队一旦铁路职工出于阶级同情也罢工支持矿工时就以汽车车队运输煤炭等准备工作，以防止出现1974年产业行动（令政府瘫痪的）效果的重演。

矿工们对计划关闭自己矿区的矿井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敏感，各地煤矿的矿工当即开始罢工行动。当工人在协商无效走出曼佛斯大厦后，约克郡煤田开始了罢工。位于布兰普顿的比尔罗的康特沃德矿区的6千多名矿工通过投票已于3月5日罢工。国家煤炭局再次下达的要求5个矿井在5周内“加紧关闭” 的条文激发了3月5日的罢工。第二天，约克郡来的（防止在劳资纠纷前复工的）工会纠察队员出现在了诺丁汉煤田（这是受关闭矿井威胁最小的矿区之一）的矿井旁。1984年3月12日，全国矿工协会的主席阿瑟·斯卡吉尔宣布各矿区的罢工将成为全国总罢工，并呼吁全国矿工协会在所有矿区工作的会员罢工。

在罢工初期，约克郡、苏格兰、肯特东北部矿区的矿工几乎全都罢工了。兰开夏郡的矿工起先对罢工很冷淡，但当地工会领导人不顾仍上工的会员的意愿，于3月22日宣布当地正式罢工^[6]。许多南威尔士州的矿工抱怨他们先前试图发动罢工以支持钢铁工人和医务工作者的努力没得到什么支持，但该地区有大量矿井面临行将被关闭的威胁，这种威胁使该地区的罢工人数显著。在中部地区和北威尔士，对罢工的支持不那么强有力。在诺丁汉，大多数矿井都拥有现代化设备，煤炭储量也丰厚。大多数诺丁汉的矿工仍出工，全国矿工工会诺丁汉分会不同意不进行投票就发起全国总罢工的决定。全国矿工工会的很多人谴责诺丁汉分会会员是罢工破坏者。诺丁汉分行最终脱离全国矿工工会，成为民主矿工工会的核心。

一个在罢工期间被广泛报道的冲突发生在1984年6月18日位于罗瑟拉姆附近的欧格里夫焦化厂。这场罢工矿工和警察双方各约1万人的相互对抗被称为“欧格里夫战役”。当骑在马背上的警察用警棍对矿工大打出手并造成几名矿工严重受伤后，发生了暴力事件。1991年，南约克警方被迫向在这次事件中被捕的39矿工支付了42.5万英镑的赔偿金^[7]。

促成罢工结束的事件包括11月在卡斯尔福德矿区工作的一个矿工受到攻击^[8]，12月在南威尔士州一名送一个矿工出工的出租车司机被误杀^[9]。这场罢工没有达到1970年代那场先前罢工导致的停电和能源管制的广泛影响，电力公司在冬天的用电高峰期仍能保障电力供应^[10]。

全国矿工工会的资金也周转不足，工会无法提供纠察队员们的交通费。许多矿工无力支付过冬的取暖费。一些矿工家庭靠捡矿渣堆中的煤块解燃眉之急，这是一个绝望之举，因为大多数“矿渣”十分危险，极易倒塌。3名少年因此死亡。还有许多罢工工人因为非法入室和盗窃被捕。

这场全国矿工罢工于1985年3月3日结束，这离罢工开始已近一年。有些工人早已擅自提前返回工作，此举象征了政府的胜利，虽然政府部长们后来承认提前返工的工人数字被蓄意夸大以挫败罢工者的士气。为了解救全国矿工工会，全国矿工工会以微弱的优势投票赞成未经与矿区管理层签署新协议就返回工作。在关于结束罢工的工会特别会议中，只有肯特分会投票继续罢工。诺丁汉、莱斯特和南部德比根本没派代表出席会议。

[编辑]影响

结束罢工对全国矿工工会的忠诚会员而言不啻为一个沉重打击，虽然很多会员理解一年没有工资的罢工工人所饱受的极端贫困难以让人承担。事实上，在很多矿区，仅在罢工两三个月后就返回工作的矿工和那些为了孩子被迫返回工作的矿工已有鲜明的（贫富）对比。

在一些矿井，矿工妻子组成的团体在矿工复工当天在矿井门口组织了分发康乃馨的活动，康乃馨象征了罢工英雄。许多矿井工人在铜管乐队的伴奏下回去工作，这些返工者的前进行列被称为“忠诚游行”。

格丽特·撒切尔治下的保守党推行了一项新近的法律，要求各工会的罢工行动须经过投票。1984年7月19日，撒切尔在议会中说对矿工的屈服将把议会民主的规则拱手让给暴徒的法则；她将罢工的矿工比作不分享英国人价值的“内部的敌人”。“我们必须与福克兰群岛里的敌人交战。我们已经意识到内部的敌人，他们更难对付，也是对自由的更大威胁”。5月29日5000名矿工纠察队员和警察发生暴力冲突的欧格里夫纠察事件后，撒切尔在一次讲话中说^[11]：

我必须告诉你们，我们要应对的是企图用暴徒规则取代法律的做法，这种做法绝不能得逞。这种做法绝不能成功。那些人用暴力和恐吓方式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不想接受这些看法的其他人....法治必须战胜暴徒的规则。

阿瑟·斯卡吉尔对这起事件的反应则是^[12]：

防暴盾牌向我们严阵以对，防暴装备对我们凌强示威，骑在马背上的警察对我们的人大打出手，我们的人被警棍击中，被踢到地上....（政府）显示出来的恐吓和暴行简直堪比拉美国家。

在8月，两名来自曼顿煤矿的矿工对这次罢工因为没有经过投票所以不是“正式的”的相关抗议被法院受理。9月，高等法院裁定全国矿工工会未经投票就号召罢工的举动违反了自己的章程。斯卡吉尔被罚款1000英镑（一个匿名捐款者为他支付了这笔罚款），全国矿工工会被罚款20万英镑。当全国矿工工会拒绝支付罚款时，法院命令扣押该工会的资产，但法院发现工会资产已被转移到国外^[13]。1985年1月底，全国矿工工会5百万英镑左右的资产才重新归账^[14]。

工会大会（TUC）没有支持全国矿工工会，他们似乎支持撒切尔关于进行全国投票（方可罢工）的呼吁。然而，铁路工人和码头工人仍发起了支持矿工的行动，这两个行业的工人都面临如果拒绝运送煤炭就会被解雇的威胁。由电工组成的电气、电子、电信和管道工人工会坚决反对罢工；伊恩·麦格雷戈的自传详细记录了该工会领导人是如何向政府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从而导致罢工失败的。钢铁工人工会不支持矿工的罢工，此举遭到矿工的普遍抱怨，因为矿工曾在1980年支持钢铁工人的罢工，而且矿工罢工期间全国矿工工会也作出了让步把焦炭运送到钢铁厂。全国煤矿工头、代理人和矿井爆破人员协会在9 月几乎就要进行罢工，这似乎是一个有利于矿工的平衡点，但斯卡吉尔随后无视法庭命令的行为造成了全国矿工工会被罚款，并失去了更广泛的支持。麦格雷戈后来还承认，如果全国煤矿工头、代理人和矿井爆破人员协会真的罢工，国家煤矿局可能要被迫做出妥协。后来公开的档案表明，工会大会中有政府的线人为政府提供关于各种内部协商的信息^[15]。

一些拒绝罢工的矿工被罢工工人视为叛徒。支持罢工的约克郡和反对罢工的诺丁汉的交界地区的矿区工人之间的明显对立导致了该地区多起严重冲突。已有关于罢工者对上工工人的暴力事件的报道，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暴力扩展到攻击上工矿工的住所、家人和宠物^[16]。许多矿工对接近矿井的记者也非常敌视。《太阳报》采取了非常反罢工的姿态，《每日邮报》、甚至《每日镜报》和《卫报》随着罢工的持续都变得敌视罢工。只有《新闻线》（劳工革命党的日报）、《晨星》、《阶级战争》、《工人力量》、《战斗》、《社会主义组织者》和《社会主义工人》等左翼报纸不断支持罢工的矿工。

政府出动警察（包括伦敦的首都警察行刑队）试图阻止工会纠察队试图进一步劝阻矿工上工（有人声称工会纠察队动用了恐吓和暴力手段，然而鲜有证据支持这种说法）。警察试图阻止纠察队员往来于约克郡和诺丁汉，此举引来众多抗议^[17]。政府声称这么做是为了保障个人的公民权利，许多矿工则把这种做法看成是阶级战争，而警察就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描述的“武装人员构成的特殊机构”。

在这次产业行动中有11291人被捕，8392人被控犯有诸如破坏和平、阻碍公路的罪行。前罢工矿工声称，士兵被当作警察出现在纠察线上，但没有证据表明有士兵充任警察。在许多前矿区，反警察的势头仍然强劲^[18]。政府在判定当地警察可能过于同情矿工而不采取行动对付罢工时从远地区调进警察的举动被批评为滥用权力^[18]。

相关的福利规定也是首次在这场罢工中受到限制，矿工认为这种限制被用来当作对付罢工者的武器。罢工工人从来都不享受福利待遇，但他们的家属（即配偶和子女）在以前的劳资纠纷中都有权提出申请福利。但是，1980年《社会保障法》第6条禁止罢工家属享受“紧急需要”的资助，此外还强行削减罢工者家属的种种福利。政府认为这项立法不涉及节省公共资金，而是通过增加重返工作岗位的必要性来“恢复雇主和工会之间讨价还价的更公平的平衡”^[19]。大部分矿工和他们的家庭都不得不依靠欧共体的“粮食山”和各种慈善机构的施舍与捐赠来维生。贫穷和饥饿充斥着矿区重地。尽管有人认为，如果矿工不罢工也就不会面临这种财务压力。

几百家支援矿工的组织建立起广泛的网络，其中大多数由“妇女反对关闭矿井组织”这样的“矿工妻子和女友团体”领导。这些支持罢工的团体在超场、餐馆开设数千个食物收集站，组织慈善音乐会和其他活动。这场罢工在传统矿业的心脏地带有个重要的发展，在此之前，这些地区是没有女权主义思想的^[20]。

罢工期间，公众舆论产生分歧，在不同地区这种差别很大。一般来说，政府比矿工更得到公众的支持。盖洛普1984年7月的一项民意调查询问民众更同情雇主还是更同情矿工，40％的受访者表示同情雇主，33％的同情矿工，19％谁也不同情，8％说不知道。当1984年12月5-10日再问同样问题时， 51％的人同情雇主，26％的同情矿工，18％的两者都不同情，5％说不知道。当1984年7月问民众是否接受矿工的（罢工）方式时，15%的接受，79%的不接受，6%的不知道。当1984年12月5-10日再问同样问题时，7%的接受，88%的不接受，5%的不知道。1984年7月问及民众矿工是否采取了负责的方法时，12％的人说矿工负责任，78％的说矿工不负责任，10％说不知道。当1984年12月5-10日再问同样问题时，9％的人说矿工负责任，84％的说矿工不负责任，7％说不知道^[21]。

然而，新闻媒体在罢工期间没有试图严肃报道全国矿工工会在经济方面的论点，直到罢工结束后这些报道才出现^[22]。

社会主义团体也声称，主流媒体蓄意歪曲报道矿工的罢工，称《太阳报》关于罢工的报告是“日甚一日地或掺入更微妙的攻击，或有偏见的选取事实并缺乏不同观点。这些报告可以说是对矿工事业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23][24]

随着罢工的推进，一系列媒体报道试图质疑全国矿工工会高层领导们正直诚实的形象。1984年11月，有指控说斯卡吉尔在巴黎会见了利比亚特工。几个月前在伦敦利比亚大使馆外对女警员伊冯娜·弗莱彻的谋杀使如今被称与比亚政府有染更具破坏性^[25]。1990年，《每日镜报》和电视节目“库克报告”声称，斯卡吉尔和全国矿工工会接受了利比亚政府的资金。这些指控都基于罗杰温莎的指控，他曾是全国矿工工会的领导，和利比亚官员谈过话^[26]。过了很久，《镜报》当时的编辑罗伊·格林斯莱德才确信《镜报》的指控都是假的。罗伊·格林斯莱德的这番话是在舍马斯··米尔恩的调查完成很久之后才说的。舍马斯·米尔恩的深度调查报告描述了所谓指控完全缺乏实证，是一场“经典的诽谤运动”^[27]。

还人还声称，阿瑟·斯卡吉尔在罢工期间挪用了俄罗斯矿工的资金捐赠。全国矿工工会接收了来自阿富汗工会（当时由苏联占领）的款项。苏联矿工的捐款如果没有苏联政府的支持就无法变成自由兑换的货币，撒切尔声称见过表明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授权（兑换）这些款项的书面文件^[28]。

暗示与不明款项有染令斯卡吉尔声誉受损，然而，他在矿工中的威信依然牢不可破。斯卡吉尔被各工会视为骁勇善战的英雄^[29]，却被主流媒体看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暴徒。斯卡吉尔始终否认这些指控，并指责政府煽动针对他的污名运动^[30]。

英国煤炭行业在1994年12月最终被私有化，成立了名为“R.J.B. 矿业”的公司，也就是现在的“英国煤炭”公司。在罢工结束到私有化期间，关闭矿井的做法一直在进行，90年代初期对矿井的关闭更加频繁。当英国煤炭实现私有化时，英国还有15个尚在生产的深矿区^[31]。然而，到2005年3月，就只剩下8大深矿区。1983年，英国有170个开工的矿区。到2009年只剩下4个深矿区^[32]。在罢工期间，斯卡吉尔曾不断声称，英国政府有用关闭矿区的方式削减煤炭业的长期计划^[33]。

诺丁汉矿工曾希望他们的矿井不会被关闭，但这些矿井在1985-1994年期间也大多被关闭。听信了矿井不会被关闭的许诺，矿工们才在罢工期间仍出工，他们在当时被告之他们的工作不会丢，他们的行业有未来。现在关闭矿井被看成是出尔反尔，矿工对此深恶痛绝。多数左翼人士及重工业业内人士曾担心自己被利用去分化矿工工会，保守党政府后来（背信弃义）的行为验证了他们的这种担心。

[编辑]文化产品

安德鲁·J·理查德的著作《矿工罢工》专门有一章讲述在1984年为抗议裁员而发起的大规模罢工是如何的不同寻常。在英国，各工会历来都是为了增长工资和维护在工作时的各种权利而发动罢工，为保卫工作而罢工则非常罕见。自从1984-1985年矿工罢工创此先河后，各工会的领导人就更多地为保卫工作而号召业内工人采取行动。巧合的是，在1984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和詹姆斯·蒙多夫出版了《工会怎么办？》这本书，在书中，罢工这种战略被看成对生产效率有利，也能减缓通货膨胀的压力。

2000年的电影《比利·埃利奥特》以这场罢工为背景。影片中有几个场景描绘了纠察线上的混乱情景，警察和罢工矿工之间的冲突，以及穿越警戒线（去上工）带来的耻辱。这部影片还表现了罢工引起的赤贫，冬季没有煤取暖造成的艰苦和绝望，影片还对比了矿工和中产阶级（的贫富差距）。1996年的电影《关闭》的情节的背景也涉及到这场罢工。该影片以罢工10年后为场景，此时所有的矿工都已丧失了反抗意志，对关闭矿井的做法只能辞工接受。《关闭》以虚构的“硅梅里矿区”为场景，这个虚构矿区是受到重创的前采矿村硅梅施普的稍加隐讳的翻版，有些片景就是在硅梅施普拍摄的。

电影《比利·埃利奥特》被埃尔顿·约翰改编成了歌舞剧《比利·埃利奥特》，并在伦敦西区演出成功。该音乐剧已在百老汇上演，并赢得了2009年托尼奖的最佳歌舞剧奖（这是授予美国歌舞剧的最高奖）。

大卫·平斯2005年的著作《GB84》虚构了工会纠察队员、工会领导者和罢工破坏者的口述。书中详尽描写了罢工中的许多主要事件。这本书也表明，英国情报部门参与了对罢工的破坏，其中包括抛出声称斯卡吉尔和穆阿迈尔·卡扎菲有关系的说法。

2001年，英国视觉艺术家杰里米·戴勒与历史机构、战斗重演人员、数十个参与了1984年工会纠察队员和警察之间暴力冲突的人一起合作，重新布景并重现了欧格里夫战役。由戴勒制片，迈克·菲吉斯导演的重现该战役的纪录片在英国电视台播出。戴勒还出版了一本名为《英国内战第二部》的书，该书记录了这个纪录片的拍摄过程和该纪录片对历史事件的调查（阿坦格尔出版社，2002年出版）。通过安排能重现海盗战斗或中世纪战争的战争重现人员参与摄制，戴勒让最近发生的并有争议的欧格里夫战役（以及劳工政治本身）成为英国主流历史的一部分^[34]。

[编辑]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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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變局》“對話”的階級內容

“對話”的階級內容

　　波蘭國營部門的改革遠不及匈牙利徹底。新興幹部階級的形成沒有經過長時期的醞釀及孕育。但波蘭整個八十年代的經濟形勢比匈牙利更為惡劣。社會更早開始瓦解，程度比匈牙利更為嚴重。官僚幹部與民營企業家階級相互勾結、攜手發財，極盡貪污腐敗之能事。一個新興集團迅速從原來統治階級當中孕育出來。（注74）
　　新興幹部階級和民營企業家兩者的利益息息相關。繼續放寬私營部門和進一步把國營部門市場化，甚至私有化令雙方都得益。當然，兩者也有利益衝突（如上文分析匈變局時指出，國營部門對信貸、物資的壟斷最為私營部門所詬病）。這些矛盾在政治上表現於有關開放政權給黨外力量的鬥爭。
　　就新興幹部階級而言，維持波共的有效統治地位（最理想當然是維持一黨專政）不單有利於使更多原統治集團成員能夠過渡成為私人有產者，亦可使他們在與民營企業家階級攜手發財過程中分肥更多。但是，維持一黨專政面對兩個難題。一、如匈牙利的情況一樣，為免葬身於緣於外債壓力的全面經濟崩潰，結束一黨專政以換取西方的幫助是一個急待解決的嚴峻抉擇。二、新興幹部階級的發展有賴於繼續進行經濟改革。再者，進一步經改也是西方國家（包括國際貨幣基金會等）不馬上把波蘭“清盤”的條件。資本主義的邏輯使然，工人階級必定成為經改的犧牲品。別於匈牙利，波蘭有一個富於鬥爭傳統的工人階級。這一關波蘭新興幹部階級很難越過。除非有一支政治力量可以駕馭工運。瓦文薩一夥是唯一有這種能力的勢力。但他們要求與波共分享權力作為交易條件。
　　以雅魯澤爾斯基為首的波共改革派是新興幹部階級的政治代表。他們深切認識新興幹部階級與民營企業家階級兩者的利益唇齒相依。1988年10月，拉科斯基成立新政府，委任私營經濟巨子美•維曉澤克（Mieczyslaw Wilczek）為工業部長。拉氏原先亦邀請前述的私營建築大亨兼華沙經濟學會（Warsaw Economic Association）主腦人柏斯狀況斯基參加房屋部，但為柏所婉拒。理由是作為一個反對派分子（柏的文章經常刊載於地下刊物），柏認為反對派沒有足夠的準備參加由波共領導的政府。（注75）
　　改革派深明團結工會的瓦文薩派對統治集團的利用價值。瓦等人1981年的表現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前所述，頒佈軍管時，雅魯澤爾斯基政權依然屬於一個傳統共產黨政權。（改革派的階級屬性隨著波蘭社會生產關係出現重大變化而轉變是實施軍管後發生的事。）但作為統治者，鑒於波蘭七十年代末以來的險惡經濟形勢，雅氏一夥十分清楚，把瓦文薩等趕盡殺絕對統治集團一點好處也沒有。相反，給他們留一條生路，維持他們在一般工人心目中的地位，為他們製造一個神話，有朝一日，這項“投資”將會為統治者帶來“合理回報”。
　　1981年12月13日宣佈實施軍管，部份團結工會領導人逃脫追捕，潛入地下。地下組織中包括瓦文薩親密盟友布席克，亦包括很多瓦、布的左翼政敵。幾個月後，左傾地下領袖先後一一就逮，幾乎無一倖免。相反，布席克卻能一直“逍遙法外”。根據一名與布一同在地下工作的工會分子柏•巴克科斯基（Pawel Bakowski）後來透露，他經常發現自己被保安人員監視和跟蹤，但雖然他排名於通輯令前列，他一直沒有被逮捕。布席克本人最後被捕的情況也頗堪玩味。他於1986年5月31日就逮，兩個月後，政府宣佈大赦，布又再恢復自由身。大赦後，保安人員與約三千名地下分子接觸，向他們展示大批有關他們地下活動的詳細資料，顯示他們沒有被捕，並非因為警方沒法追尋他們的行蹤。政府對不同政治傾向的地下分子的差別對待，顯然是出於政治考慮。（注76）
　　波共內部當然亦有保守派。根據本文分析，保守派為以中央部委為核心的傳統官僚資本階級的政治代表，建制內的社會基礎為一些依賴國家照顧養活的企業幹部和低層小幹部。波蘭的經濟險情令保守派不成氣候。舊有統治形態的腐爛蔓延至整個原統治階級。副總理、中央部委高官也不甘後人，參與幹部私有化，在經濟混亂中分一杯羹。當然，抱殘守缺仍有人在。但這條道路只會導致原統治階級與國民經濟玉石俱焚。不論改革派或保守派都認識到這個冷酷的現實。繼續進行幹部私有化，累積原始資本以便能夠在市場機制底下以新的形態保留統治階級地位，成為原統治階級的唯一選擇。改革派能在黨政軍內壓倒保守派，便是以此為客觀基礎。
　　如前所述，1987年4月，政府公佈“第二步”改革方案。政府1982年在軍管下實施第一步改革，已膽顫心驚，在徵收工資增長稅時容許多項豁免。現在工人階級被鎮壓後元氣已開始恢復。生死存亡攸關，政府不敢掉以輕心。1987年5月，政府通過法例，宣佈11月就經改方案進行全民投票。（注77）投票提出兩個問題：1、“你是否贊同全面實施已提交國會的關於徹底把經濟治癒的方案？這個方案目標在於使社會生活情況顯著改善，但［人民］需要渡過充滿迅速改變的兩至三年的困難日子。”2、“你是否贊同［實行］把波蘭政治生活深刻地民主化的模式？這個模式目標在於加強自治、擴大公民權利、和提高公民對管治國家的參與。”（注78）
　　政府刻意把兩個問題複雜化，又把方案／模式的目標加插其中，顯然是希望藉此操縱結果。
　　團結工會馬上作出反應，呼籲人民抵制投票。投票前，政府表明，即使不能獲得多數支持，經改也勢在必行。
　　11月29日，投票如期舉行。團結工會的抵制號召沒有得到人民響應。投票率為67%。兩個問題獲得的肯定答案先後占票數中66%和69%。這相等於全部合資格選民44%及46%。雖然5月的法例規定，要得到全部合資格選民半數或以上贊成方案算通過，但政府依然宣佈結果代表人民支持改革方案。
　　投票結果對政府構成一個不大不小的打擊，但總算不致一敗塗地。於是，政府按原定計劃把方案付諸實行。“好戲還在後頭”，方案實施後不久，令政府寢食不安的工人運動幽靈終於再一次出現。
　　如前所述（見《經濟危機》一章），1987年實際收入已下降4%。“第二步”改革令物價上漲100%至200%。
　　1988年4月底碧高殊市（Bydgozcz）爆發罷工。罷工由官方工會發動；團結工會如在夢中。工潮迅速蔓延到各地，工人自發成立罷工委員會。罷工不僅與團結工會無關，當工潮波及勞華克達鋼鐵廠（NOWA HUTA）時，當地團結工會分子基於不認識罷工領袖的理由，竟指責罷工為政府的挑釁行動！一些老團結分子甚至不願意踏足被工人佔據的廠房、船塢。瓦文薩不愧政治敏銳性強。他知道自己一派的機會已經來臨。列寧船廠一捲入工潮，他馬上返回船廠，“支持”工人。4月至5月的工潮規模絕不能與1980年相提並論。受影響的企業僅數十個。但這經已足夠使政府作出讓步，答應增加工資。（注79）
　　8月，工潮再度爆發。跟4月至5月一樣，這次工潮亦是自發的，團結工會沒有插手。工潮規模和上次相若。政府亦照樣加薪以平息事態。（注80）
　　加薪為黑市外匯市場製造恐慌。茲羅提對美元匯率從5月的1400下跌至2000。年底，更創3400高峰，平均工資以美元計降至僅15元。居民擔心物價會上漲，紛紛進行恐慌性搶購。（注81）
　　政府急於讓步是因為波蘭再受不起另一次龐大工運的衝擊，所以希望儘快把工潮平息於萌芽階段。但政府的讓步對經改構成沉重打擊。茲羅提的貶值十分形象化地把問題勾劃了出來。根據波蘭財政部長說，國際貨幣基金會要求波蘭把人民生活水平削減10%。（注82）面對以上進退維谷的兩難困局，政府唯有打出它悉心經營數年培養出來的最後一張皇牌。
　　早於1988年8月工潮進入第二浪時，雅魯澤爾斯基已首度提出與團結工會對話。1989年1月，波共中全會上，雅魯澤爾斯基、內政部長施•基茨澤克（Czeslaw Kiszczak）、總理拉科斯基、國防部長科•史柯域基（Florian Sawicki）四名政治局首腦提出要求，把團結工會合法化和與工會展開對話，否則四人將集體辭職。激烈辯論後，由於保守力量沒法提出其他可行方案，中全會接納四人的要求。（注83）
　　與團結工會對話是一張一石二鳥的皇牌。一方面，由團結工會呼籲工人“勒緊褲頭”，政府便得到把經改付諸實行的空間。另方面，對話可成為政府向西方國家求助的談判資本。當然，政府需要付出代價，把部份權力讓出，給團結工會分一杯羹。但既然新興幹部階級單憑自己的力量已面臨絕境，改革派付出以上代價來換取這個階級的發展空間和生機，不失為一宗有利可圖的交易。
　　1980～81兩年，波蘭償債率為99%及87%。論經濟危機，波共政府已前無去路。與此同時，團結工會會員一千萬。面對這種經濟形勢和實力如此雄厚的對手，波共在蘇聯催促下，毅然進行鎮壓。如前分析，考慮到波共政權當時的階級屬性，鎮壓是符合邏輯的決定。1988～89年，經濟危機依舊，但團結工會已徒具虛名（上文已論及這點，下文會有進一步分析），自發工潮規模不可與1980～81年同日而言。政府這次卻相反選擇與團結工會進行妥協。這種轉變不是出於雅魯澤爾斯基等人經過七年變得“明智”。也不是瓦文薩派奉行“見好就收”、“自我抑制”或“自限”策略（注84）的成果。這七年間，波蘭經濟形態出現重大變化。民營企業家階級與新興幹部階級攜手齊齊“發跡”，兩者關係千絲萬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波蘭險惡的經濟形勢無法改善表明，原統治階級的唯一出路，便是繼續沿著這個軌跡發展。向團結工會提出對話的雅魯澤爾斯基政權，階級屬性自1981年實行軍管後發生了重大轉變。政府提出對話的對手，瓦文薩一夥已經不是舊日的工運分子。
　　簡而言之，與一般人的印象相反，圓桌會議談判雙方不是一個斯大林政權和一個自由工會。相反，圓桌會議是新興幹部階級與民營企業家階級在受到工人反抗進一步經改的壓力和威脅下，重新分肥的一場政治角力。諷刺的是，瓦文薩派這一次機遇，是拜工人運動所賜。但工人卻成為上述分肥的局外人和犧牲品。筆者在上文把工運在波蘭變局的角色形容為“催化劑”便是這個意思。
　　應當清楚，即使蘇聯反對這次談判，這只會帶來波共與蘇聯發生衝突。新興幹部階級為了自救不會再聽命於蘇聯。
　　不明實情的人還天真地以為圓桌會議是“理智”、“開明”的事物。誰知它是兩個新剝削階級之間重新分肥、私相授受的勾當。如筆者在第一章指出，不從階級分析出發，便無法理解為什麼1980～81及1988～89會出現相反的情況，而波變局就始終屬於一個謎。
　　有一種意見認為筆者把群眾運動在東歐變局的作用“貶低”，是“太過絕對化”。這種空泛的批評是沒有意義的。我們應該根據事實講道理。當然，東、捷等各國的群眾運動在各國本身的變局中發生一定作用。但就整個東歐變局而論，若非拜波、匈兩國變局及蘇聯對該兩國不干預所賜，上述各國便不會出現群眾運動，而各國政府亦不會那麼輕易讓步。基於波變局在整個東歐變局的角色，波蘭工運是東歐變局所有群運中起著最重要作用的運動。它在波變局的角色也不外如上述。鑒於以上，筆者用“從屬”來形容東、捷等國的群運在整個東歐變局所扮演的角色是否有把它們“貶低”，讀者自必有公論。

《波蘭變局》团结工会主流派的演变

团结工会主流派的演变

　　1976年，库伦（Jacek Kuron）等人成立工人自卫委员会。库伦曾为托洛茨基主义者，1964年与嘉露•莫苏劳斯基（Karol Modzelewski）联署《致党的公开信》。工自委会是一个左翼组织，社会主义（对照于共-产-党专政）倾向浓厚。它的理想是一个“自治共和国”（“Self-Governing Republic”），反对走西欧的市场经济道路。
　　团结工会成立之初，受工自委会影响很深，把“自治共和国”纳入其纲领。1981年9月5日团结工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首轮会议在格但斯克召开。会议对政府的“工人自管”法案加以猛烈抨击；大会决议向政府提出要求，就该法案和团结工会的“自管共和国”纲领进行全民投票；若政府不接受，由工会自行举行。（按：1981年7月8日，波兰工人自管运动（一般称作“网络”（Network）首次全国会议在列宁船厂召开。“网络”为团结工会内部一个以基层为主的自发运动，专注如何落实工人自管。团结工会在制订“自治共产国”方案时，主流派受到“网络”的自管纲领很大压力。）
　　11日，大会休会两星期，代表返回各地与工会基层进行磋商。22日，大会复会前四天，工会主席团以三票对一票（该次会议仅四人出席，投反对票者为工会左翼领袖恩•鲁劳斯基（Jan Rulewski）造成接受与政府所达成的一个关于“工人自管”的妥协，以及取消进行全民投票。25日，国会通过该妥协方案（见上文《经济改革》一章）。翌日，工会代表大会复会。代表猛烈抨击主席团违反民主原则，自行推翻大会休会前的决议，接受妥协方案。辩论后，大会对主席团的决定提出措辞温和的批判，但同意遵守该决定。瓦文萨赢得一个重要胜利。（注63）
　　“自治共和国”构思中的民主是一种巴黎公社式的民主。群众通过委任权和随时可以行使的罢免权，对代表实行恒常监督，实现真正自下而上的民主自治。但1981年开始，团结工会主流派领导人和智囊改为拥护精英式的代议式“民主”。1981年2月，库伦接受访问时认为群众没有自治的能力。他说：若我们给人们更多时间实践自治，多数人会把时间用于钓鱼、饮酒或进行性交。（注64）这种把缘于剥削制度对劳动者的摧残的情况视作劳动者的天赋本质的态度，与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社会主义信念大相径庭。访问后，为免引起争议，库伦不批准访问发表。（注65）
　　无论如何，瓦文萨、库伦一伙在实践上已出卖“自治共和国”的原则，代之以“精英领导”。在工会全国代表大会背后与政府达成闭门协议（这与1970年工人代表与政府进行公开对话、1980年的公开谈判形成强烈对照），便是这种叛卖的体现。自此，利用群众运动作为讨价还价筹码，以利于与政府进行闭门妥协分赃的寡头式政治，成为团结工会主流派领导和智囊的政治实践。
　　与此同时，瓦文萨一伙1981年开始放弃以前反对市场经济的立场，改而支持市场化改革。（注66）如前所述（见上文《经济改革》一章），政府1981年成立的改革委员会得到团结工会参与。（注67）市场化改革免不了以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鉴于此，瓦文萨在公开场合再三避免对这种改革予以肯定。（注68）考虑到工会一大主席竞选投票中，瓦第一轮投票仅以55%微弱多数当选，他隐瞒自己的立场，实为非常“明智”。 （注69）
　　就波共而言，团结工会主流派的价值视乎它能否驾驭工会左翼和反叛的基层。瓦文萨等人也深谙这点。他们既需要工人群众保持一定的斗争性，作为他们与政府讨价还价的本钱，但同时又要求工人不“越轨”，任由他们摆布。虽然团结工会主流路线于1981年稍占上风，但主流派所表现出控制工运的能力未能符合波共的要求。
　　1981年的波共政权仍然属于一个传统斯大林主义政权。鉴于瓦文萨一伙驾驭工运的能力有一定限度，所以，当团结工会提出分享政权的要求时，作为一个性质如上述的政权，波共选择镇压完全符合逻辑（况且，如前所述（见第十章），还有苏联因素在内）。
　　潜入地下后，团结工会主流派向市场经济，甚至戴卓尔主义的倾斜发展一日千里。在检讨失败的经验时，团结工会的集体主义（对照于个人主义）、左翼、社会主义各倾向统统负上失败的罪魁祸首的罪名。1984年，产权理论变成华沙反对派圈子的讨论热点。甚至连著名激进分子史丹尼斯基也成为私人资本的热切拥护者。现在，工会分子作为主流派的英雄人物的地位被企业家所取代。1984年，地下领袖施•恩尼斯（Zbigniew Janas）放弃地下工作，开办一个买卖农产品的企业。他接受访问时说：“发大财不会令我们受到良心谴责……现在，做生意对波兰很重要……。”不少前工会分子争相从商，并以此为荣。（注70）1985年9月，由主流派控制的团结工会地下临时领导机关（波兰文简作TKK）发出一份题为《TKK的经济要求》的纲领性文件。文件与团结工会一大的纲领形成强烈对立，建议建立资金市场、把国营企业私有化、给予外国投资各种保障等。又说：“我们工会不造成冻结物价”（TKK似乎已把波兰工人斗争廿多年的历史抛诸脑后）。（注71）
　　军管实施后，虽然团结工会作为一个名字仍然存在于人们心底中，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它已不复存在。（注72）围绕着主流派分子施•布席克（Zbigniew Bujak）的TKK得以维持到1986年5月，其实多得政府故意不拘捕他们（见下一章）。瓦文萨一伙的阶级属性出现根本变化。基于历史渊源，他们不可能完全扬弃以前工运改良主义者的政治角色。况且，一旦工人运动复苏，利用自己过去的资历以夺取运动的领导权，可为他们提供本钱，与政府进行权力分赃的交易。但从以前的工会分子角色，他们现在已变成民营企业家阶级的政治代言人为主，工运改良主义者为次的政客。（注73）自然，1988年拥护瓦文萨派的人当中包括很多货真价实的工运分子。这点与以上分析并不互相排斥。
　　瓦文萨派以上的阶级属性的演变对于我们理解波兰变局的前因后果十分重要。

《波蘭變局》波蘭工運簡史（1956～1981）

波蘭工運簡史（1956～1981）

　　波蘭工人是一支極具戰鬥性的隊伍。波變局與波共政府沒法控制工人這點有密切關係。本章粗略回顧一下1956年至1981年的波蘭工人運動，這有助於了解變局的來龍去脈。（注1）
　　1956年6月，波政府提高物價，觸發波茲南（Poznan）罷工。罷工迅即演變成起義。工人襲擊電台、警署及監獄。政府進行武力鎮壓，導致53人死亡。10月，斯大林時代失勢的禾•哥穆爾卡（W. Gomulka）重新上台。哥把工人議會合法化和把八成農業合作社解散，土地分配給農民從事私營耕作，以收拾殘局。為安撫工人，哥加重輕工業比例，提高工人生活水平。局勢穩定後，哥逐漸把工人議會取締。1958年2月，更取消罷工權利。
　　1970年12月13日，政府宣佈食品和必需品提價30%。是時，格但斯克造船工人正因變相減薪（提高勞動強度，以取消超時津貼）進行罷工。加價宣佈引發格但斯克及基丁尼亞（Gdynai）工人襲擊地方黨總部及其他政府建築物，部份建築物被焚燒。政府再一次進行武力鎮壓。數百人（一些估計數千）身亡。
　　17日，史薩先（Szczecin）造船工人召開工人大會，選出罷工委員會，提出廿二點要求。要求包括成立獨立工會、撤銷加價措施、加薪30%、給予衝突中死亡工人家屬賠償、追究鎮壓責任、撤銷黨政企幹部各種特權等。
　　罷工委員會代表團攜同要求前往市黨總部，但不獲接見（一些報導稱代表團被逮捕）。工人從船廠湧往市中心，沿途高唱《國際歌》。黨總部前，工人與警察發生衝突，總部被憤怒群眾焚毀。工人與武裝部隊爆發街頭巷戰。工人後來撤回船廠及工廠據守。各個企業紛紛成立罷工委員會，由鍋爾斯基（Warski）船廠罷工委員會統籌。
　　18日，蓋萊克（Gierek）接替哥穆爾卡出任黨第一書記。20日，蓋在電視及電臺向全國發表講話，承諾提高最低工資、改善住屋等。22日，政府把起義期間實行的緊急措施全部解除。武裝部隊自格但斯克等地撤離。但政府沒有打算把加價措施全部撤銷。24日，新總理雅魯蘇域治（Jaroszewicz）宣佈凍結食品食品價格兩年，牛奶、蔬菜、蛋類除外。工業品是否恢復原價，視乎生產效率和成本而定。
　　波共的讓步沒有使事態平息。罷工陸續發生。1971年1月中旬，列寧船廠罷工委員會提出多項要求，包括：政府公佈12月起義死亡名單；追究鎮壓責任；釋放被囚工人及其他示威者；把工會民主化；加強及提高名存實亡的工人議會的角色及地位；蓋萊克前赴船廠與工人對話。22日，史薩先各船廠再次被工人佔據。
　　24日，蓋萊克終於親自前往史薩先鍋爾斯基船廠與工人對話。隨同有總理雅魯蘇域治、國防部長魯魯澤爾斯基、副國防部長和內政部長。進入船廠時，工人糾察線檢查各人證件。除罷工委員會外，由12,000工人選出的500個工人代表列席對話（並享有發言權）。談判歷時九小時，直到25日淩晨二時才結束。
　　同日（25日），蓋萊克再前往格但斯克列寧船廠與工人進行談判。
　　兩日談判結果，政府答應提高工資換取工人同意複工及加價措施。數日後，政府提高最低工資，但之後再沒有進一步履行其他承諾。
　　2月7日，洛茲（Lodz）一萬名紡織女工佔據廠房，並在市內設置路障。史薩先、華沙等地工人隨即起來響應。14日，雅魯蘇域治前往洛茲與工人談判。15日，雅在電視宣佈把去年12月以來的加價措施全部撤消，最低工資維持在新水平。局勢因此而終於穩定下來。
　　蓋萊克上台後，仿效哥穆爾卡的政策，提高工人生活水準以撫順工人情緒，作為換取政權穩定的代價。
　　1976年6月24日，政府宣佈加價六成。翌日，全國各地不約而同進行總罷工。該日晚上十時，政府宣佈撤銷加價決定。
　　1976年下半年，一些知識分子成立工人自衛委員會（KOR），為工人進行鬥爭提供後援。後又成立社會自衛委員會（KSS）。一些工人組織地下工會核心。1978年4月，波蘭北部地下工會發表創立憲章，瓦文薩為聯署人之一。
　　1980年6月30日，在西方銀行壓力下（當時，波蘭硬通貨外債高達250億——詳後），波蘭政府削減糧食補貼，宣佈把肉類價格提高50%至100%。國營肉店供應被削減。人民被迫往商辦肉店購買。
　　7月1日至10日，全國各地爆發罷工浪潮，工人相繼成立罷工委員會。政府採取懷柔政策，宣佈取消加價，答允加薪10%至15%，授權企業與工人對話，希望平息事態。
　　但經廿多年的鬥爭，工人不再滿足於自衛反抗的水平。他們現在要爭取主動，把權力的問題提上日程。7月17日，路賓（Kublin）鐵路工人發現一列開往蘇聯的火車上標簽寫上“魚”的貨物，竟然全部是肉食。消息傳出後，路賓全市進行總罷工。8月2日，工人自行選舉新工會代表。
　　8月中旬，政府開始對付罷工領袖。13日，包括瓦文薩在內的三名列寧船廠地下工會分子被解僱。但結果適得其反，解僱行動馬上觸發格但斯克進行總罷工。除經濟要求外，罷工工人提出多項政治要求，包括：成立自由工會；工人透過傳媒發表言論的權利；撤銷壓制措施；取消幹部特權等。
　　8月16日，格但斯克卅二個企業成立廠際罷工委員會（MKS），由每個企業選派兩名代表組成。（企業數目後來增加至400個。）MKS設立主席團，成員多為地下自由工會運動分子。MKS提出廿一項要求。其他地方紛紛成立MKS。
　　工人階級的團結力量終於迫使政府讓步。8月27日，政府同意與格但斯克MKS展開談判。31日，雙方在列寧船廠簽署著名的格但斯克協議，容許成立獨立工會。（政府於同日在史薩先與該地MKS簽署同一協議。）作為交換條件，格但斯克MKS在協議承認黨的領導地位；承諾工會不會轉化為政治組織；表示擁護政府及華約集團。
　　協議簽署後，瓦文薩宣佈罷工結束，呼籲工人9月1日復工。團結工會於是正式成立。格但斯克MKS主席團成為工會主席團。各地MKS變成工會地方支部。
　　9月6日，簡尼亞（Kania）接替蓋萊克出任黨第一書記。11月10日，最高法院正式為團結工會辦理註冊。
　　1981年2月9日，國防部長雅魯澤爾斯基接任總理。雅建議政府與工人雙方休戰三個月，與團結工會成立協調委員會。（是時，一方面，團結工會與政府就如何落實格但斯克協議經常出現磨擦，另方面，不少工會基層工人和活躍分子對協議不滿，反對工會領導的妥協做法，不時進行野貓式的鬥爭。）
　　3月19日，數名工會分子在一次衝突中被國民警衛隊毆至重傷。全國醞釀於31日進行總罷工。30日，瓦文薩在沒有得到團結工會全國委員會同意前，自行在電視宣佈已與政府取得協議，取消31日的總罷工。
　　1981年夏天和秋天，各地野貓式罷工、鬥爭此起彼落。為平息局勢，瓦文薩和團結工會智囊奔走全國。美國《新聞週刊》（Newsweek）1981年11月19日號評論道：“現時……最大障礙是工會自己的反叛分子。”
　　9月5日至10月16日，團結工會召開首屆全國代表大會（期間9月12日至25日休會）。瓦文薩在主席選舉中險勝（首輪投票中僅獲55%選票微弱多數當選）。
　　10月18日，雅魯澤爾斯基接替簡尼亞出任黨第一書記，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
　　11月27日，雅魯澤爾斯基向國會提交禁止罷工的法案。團結工會全國委員會相反建議成立臨時政府和國民經濟委員會，以及就舉行自由選舉進行全民投票。就波共而言，團結工會與西方國家接觸（派代表團往美國要求容許波蘭延期還貸等），已超乎獨立工會的角色。另外，蘇聯十分恐懼一旦團結工會成功奪取政權，波蘭會脫離華約集團，而整個東歐會出現連鎖反應。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波蘭軍隊中的一名間諜事後披露，蘇聯一直向波蘭施壓，促其鎮壓團結工會。（注2）團結工會全國委員會提出上述各項建議，無疑是直接挑戰波共的統治地位。此舉把鎮壓立刻提上日程。
　　12月11日至12日，全國委員會在格但斯克舉行會議，討論全民投票、成立臨時政府等問題。會議12日深夜休會，代表返回酒店。12日晚至13日淩晨，直屬內政部的特種部隊在全國搜捕工會分子。雅魯澤爾斯基成立救國軍事會議，宣佈全國實行軍管。
　　從1956年至1980年，波蘭事態的發展似乎有一個規律。傳統官僚資本階級為解決資本積累困難，幾番企圖加價（以減低補貼），希望提高剝削率。但每一次，戰鬥性強的工人都馬上起來反抗，迫使政府不僅要撤銷加價，更相反要提高工人生活水準，謀求穩定政權，從而更加加深資本積累困難。1950～79年，工人工資上升11倍，物價（不計自由市場價格）僅增加1.7倍。（注3）下文分析，這個情況是波蘭1989年發生變局的重要背景。

《波蘭變局》

劉榮錦：“紅”色的轉折——蘇聯東歐變局（1992年8月初版）第10至20章

· 波蘭工運簡史（1956～1981） · 波蘭國營部門經濟改革 · 1973年的改革 · 1982年的改革 · 波蘭私營經濟 · 波蘭農業 · 波蘭經濟危機 · 幹部私有化 · 团结工会主流派的演变 · “對話”的階級內容 · 圆桌会议（1989） · 團結工會政府的成立 · 變局後的私有化情況

說明：作者把“變態工人國家中的官僚層”判定為一個新階級——“傳統官僚資本階級”。

Srdja Popovic：如何推翻独裁统治 | Video on TED.com

2011年，团结一心的人民掀起了一场又一场非凡的抵抗运动，反抗的火焰从阿拉伯之春蔓延到了整个世界。这种反抗运动为何如此有效？（2000年曾在塞尔维亚领导过推翻米洛舍维奇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Srdja Popovic介绍了组织此类活动所需的策略、技能和工具。（录制于TEDxKrakow。）

Srdja Popovic was a founder and leader of the student movement that brought down the Milosovic regime. Now, he helps other nonviolent movements learn and grow. Full bio »

http://www.ted.com/talks/lang/zh-cn/srdja_popovic_how_to_topple_a_dictator.html

下午好。能来到TEDxKrakow（克拉科夫，波兰城市）我非常骄傲。 今天我要说一说 一个有能力并且正在改变世界的现象， 这个现象就是人民的力量。 让我先来与你们分享一段轶事， 如果你们喜欢猛踢蒙提·派森（英国喜剧团体）的话，这就是一个蒙提·派森式的小品。

故事是这样的。2010年12月15日。 有人和你打赌。赌约是，你可以从水晶球里 准确地看到未来。 但是你必须把你所看到的公之于众。你愿意吗？ 好奇心杀死猫。你接受挑战 看了水晶球。一个小时之后 你在全国性的电视台的大楼里 做脱口秀节目，讲述你在水晶球里看到的事情。 “2011年结束之前，本·阿里、穆巴拉克 和卡扎菲都会垮台并被起诉。 也门的萨利赫和叙利亚的阿萨德 会受到挑战甚至屈服于压力。 奥萨马·本·拉登会死去， 拉科˙穆拉迪契会在海牙国际法庭受审。”

现在，主持人用一种奇怪的眼神凝视着你， 然后你又补充道， “在雅典、马德里和纽约，成千上万的年轻人 会走上街头，声称自己受阿拉伯世界影响， 要为社会公正示威。”

接下来，两个身着白衣的人出现。 给你一件古怪的T恤， 把你送到最近的精神病院。

所以我想谈一谈这一年 恶霸不断倒台背后的现象 这个现象就是人民的力量。

人民的力量并不是什么新生现象。 它帮助甘地把英国人赶出印度。 它帮助马丁·路德·金赢得了一场历史性的种族斗争。 它帮助波兰的莱赫·瓦文萨 将一百万苏联军队赶出波兰 启动了苏联的解体。

现在的人民力量新在何处呢？ 我今天就想谈一谈这个问题 要进行成功的非暴力斗争 我们需要一系列可学习可传授的规则和技能。 如果事实如此，我们可以协助此类运动的开展。

第一，分析能力。 请让我从这一切的源头中东地区说起 多年来，我们对中东地区的印象 一直有失偏颇。 我们认为中东好像一个被冷冻的区域，一个冰箱 而且里面只有两种食物： 一种是牛排，代表穆巴拉克、本·阿里这种 军事独裁统治，另外一种是土豆， 也就是以伊朗德黑兰政权为代表的神权政体。 因此当冰箱打开，成千上万的年轻人， 其中大部分拥有着平凡的价值观，走上街头呼吁变革的时候 很多人非常惊讶。知道为什么吗？他们没有关注中东的人口统计特征。 埃及的平均年龄是多少？24岁。 穆巴拉克在位多少年了？31年。 所以这样的统治系统已经过时。应该退休了。 而阿拉伯世界的年轻人某一天早上醒来 突然意识到力量就在自己手中。 此后一年间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熟知。 这一代人有着自己规则 自己的工具，自己的游戏和自己的语言 这种语言对我来说有些奇怪。我今年38岁了。 再看看欧洲街头示威人群的年龄组成？ 年轻一代正在走上政治舞台。

现在请允许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人讨论过这个话题 学者、教授、医生都有 他们都喜欢讲条件。 他们会说，“只有政权对于人民的压迫过于深重的时候，人民的力量才会起作用。” 他们还说：“如果该国年人均收入在X和Z之间 人民的力量才会起作用。“ 他们说：”只有外国施加压力时，人民的力量才会起效。“ 他们说，”只有在不牵涉的石油的情况下人民的力量才会起效“ 这些条件确实存在。 然而，真正的重点是，应对冲突的技能 似乎比这些条件更加重要， 它们分别是团结、规划 和坚持和非暴力斗争。

请允许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来自塞尔维亚。 我们花了10年的时间才联合18个自恃甚高的反对党领袖 选出一个候选人 对抗巴尔干独裁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你猜结果怎样？他的末日就此到来。 再看埃及人，他们在解放广场上示威时 去除了所有个人符号。 他们走上街头时只带着埃及国旗。 请允许我再举一个反例。 有9个候选人和卢卡申科竞争总总统职位。 结果不言而喻。 因此，团结非常重要，而且也不难做到。 事先计划也是一样。有人跟你提到过 成功的自发非暴力革命？ 世界上不存在这种革命。 如果你看到年轻人在接上 态度友好的和警察或者军队交涉， 肯定有人实现计划。

最后我要谈一谈不使用暴力的重要性， 这在一场运动中可能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坚持非暴力斗争，你就会取得胜利。 如果十万人参加了非暴力游行， 如果其中一个白痴或者奸细扔了石头 媒体的镜头全都会对准这一个人。 一个暴力行为就可以 毁掉整个运动。

现在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战略和战术的甄选。 在非暴力斗争中遵守一些规则是必要的。 第一，从小规模的运动开始。 第二，将精力集中在可能赢的活动上。 今天出席的观众大约两百人。 我们没办法组织百万人大游行。 如果我们趁夜晚在克拉科夫 四处涂鸦呢？市民们一定会知道的。 因此，我们根据形势挑选策略 尤其是运用分散的小规模策略。 这种策略在暴力镇压中特别有效。 这张照片记录的就是 有史以来最棒的策略之一。 这是在解放广场，国际社会 一直担心伊斯兰教徒会在这里 改变革命的性质。于是，他们安排了 基督教徒保护正在祈祷的穆斯林 以及受到成千上万穆斯林祝福的科普特人婚礼。 他们改变了世界的想法， 这一切都是事前计划的。 除了聚集在一起， 在安保人员面前大叫示威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斗争方式。

事实上还有一种动态制衡也非常重要 而且常被分析家忽略。 这是以热情和幽默 化解恐惧和冷漠的动态。 它的运作方式很像电子游戏。 如果恐惧指数较高，那其它状态保持不变。 如果热情指数升高，恐惧就会开始下降。 在第二天，你就会看到人们跑向警察， 而不是从警察身边逃离。 不难看出，埃及就发生了类似的变化。

接下来我们说说幽默。幽默拥有巨大的力量 可以改变局势，而且波兰人民的幽默感一向不错。 在塞尔维亚，我们一小群疯狂的学生 曾经组织过大型的滑稽活动。 我们在主干道的中间 放上一个大汽油桶 上面贴着总统先生的照片。桶的顶端有一个洞 所以人们可以过来投币 拿起棒球棍，给总统的脸来上一棒。 声音非常响。我们坐在附近的咖啡馆喝咖啡 观察形势发展，几分钟之内， 就有一群人排队投币打总统。 好戏这时才刚刚开始。 警察的出现掀起了真正的高潮。 他们会怎么做呢？逮捕我们？他们根本找不到我们。 我们在三个街区之外的咖啡馆静观其变呢。 逮捕那些带着孩子的购物者？没有道理。 也许你们猜得到，最终他们还是做了最愚蠢的事情： 他们逮捕了那个汽油桶。 警察将被打的歪七扭八的总统头像汽油桶 拖向警车的画面 让报纸摄影记者们欣喜若狂。

因此，我们都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而且别忘记将幽默融入其中。 幽默的力量在于：独裁者们 太在意他们的形象了，幽默其实拥有着巨大的杀伤力。 那些统治者一旦被嘲讽，就会坐立不安。

现在，人们都在谈论尊贵的因特网殿下， 网络也确实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但是别急着将各种运动命名为脸书革命或者推特（微博）革命。 不要混淆工具和实质。 在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方面 网络和新媒体非常有效。 网络的匿名性则 提高了参加反抗运动的安全性。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是因特网在另外一个方面做出的伟大贡献。 它可以让暴力镇压和平示威的政府付出代价。 这是Wael Ghonim和他的朋友在埃及 创建的一个著名组织，“我们都是Khaled Said”。 这是一个被警察殴打的年轻人受伤的面孔。 他成为了公众的代表，可能就是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然而因特网也有它的局限。 和平示威只有在真实世界， 在街头才能取得胜利。如果只坐在电脑面前点击鼠标的话 你永远也无法 改善社会、推进民主。 必须冒险，必须有活生生的人参加 斗争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再说一个重要的问题：阿拉伯世界今后会如何发展？ 阿拉伯世界的年轻人 成功的扳倒了三个独裁者， 振荡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一定程度上说服了 约旦和摩洛哥聪明的国王大举改革， 但最终的结果还尚未揭晓， 埃及和突尼斯能否成功过渡 会不会有血腥的种族或者宗教冲突爆发 面对日渐残暴、已经造成上千人死亡 的暴力镇压，叙利亚人民 能否坚持不动用武力 还是说他们会陷入武装斗争 引起一场惨烈的内战。 这些革命是否能引领国家向民主过渡 它们的胜利果实会不会被军方 或者各种极端分子攫取？我们无法预测。 发生在西方社会的抗议也是如此 有很多激愤的年轻人四处抗议 一会儿占领这个，一会儿占领那个。 他们会引领世界的潮流吗？ 他们是会用自己的能力、热情和策略 去追寻理想，推动改革 还是会继续 抱怨他们憎恨的无数现象？ 这两者有云泥之别。

数据显示出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我的朋友Maria Stephan的书 探讨了与暴力和非暴力斗争有关的大量问题 也包含着一些惊人的数据。 过去35年中 在不同的国家一共发生了67次 从独裁到民主的社会变革 其中有50次是通过非暴力斗争实现的 因此，非暴力斗争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值得关注。 从这个角度来看，年轻一代值得关注， 我相信他们有希望 用自己的能力和勇气 通过非暴力斗争 解决一部分 我们这代人给世界带来的问题。 谢谢。（掌声）

Srdja Popovic：如何推翻独裁统治 | Video on TED.com

维权网: 湖南邵阳离奇死亡“铁汉”李旺阳的妹妹妹夫失踪

 

湖南邵阳离奇死亡“铁汉”李旺阳的妹妹妹夫失踪

（维权网信息员向华、蒋理报道）今天（2013年3月9日）上午，本网信息员获悉，湖南邵阳“六四”工运领袖，2012年6月5日在医院离奇死亡的李旺阳的妹妹、妹夫今天忽然与外界失去联系。
据邵阳市民运人士尹正安说，李旺阳妹妹李旺玲，妹夫赵宝珠突然失踪，电话全部关机。
尹正安还说，他在日前和一些来自外地的朋友已约好去李旺玲家，但李旺玲夫妇突然失踪，虽然不知什么原因，这肯定是很不正常的。   2012年6月5日，李旺阳在邵阳大祥医院病房中被发现吊在窗户上死亡。之后李旺阳的妹妹、妹夫因质疑哥哥死因，要求调查真相，而被邵阳当局囚禁，与外界失去联系。后来虽然李旺玲夫妇被放回，但受到严密监控，无法与外界正常联系。最近邵阳及外地一些朋友想前往探望，结果今天发现李旺玲夫妇又完全失去了联系。

维权网: 湖南邵阳离奇死亡“铁汉”李旺阳的妹妹妹夫失踪

《今日政治》埃及和利比亚革命之后，那些仍受独裁统治的人民该怎么办？

核心提示：即使面对最血腥最没有道义的政权，比如缅甸，吉恩?夏普仍然一如既往地相信，非暴力抵抗可以有效地削弱独裁统治。作者作为一名缅甸人的孙女，希望这种力量能够重回伊洛瓦底江边。注意：本文并非最新发表，是我们刚刚完成翻译。译者 

译者 原文：After Egypt and Libya, What's Next for Those Still Under Dictatorships?作者：ALEX WAGNER（白宫记者）

时间：2011年2月25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阿拉伯的劳伦斯"翻译

2011年将是会被铭记的一年。这一年，在基本是和平的大众抗议的推动下，世界上几个残酷的独裁政权相继倒台――或者说至少处在崩溃的边缘。

本周，在奥巴马总统就利比亚局势发表讲话的时候，他用一位利比亚抗议者的话来对情况作出了雄辩式的总结："我们只是想活得像个人。"

奥巴马用诗一样的语言来反复强调了这一点，尽管这是他时不时会采用的手法――尽管埃及和突尼斯的起义才刚刚发生过，这一场景显得很熟悉――他的话还是产生了共鸣。

他的话与在的黎波里、撒卜拉塔和阿贾比亚遭遇开枪射击的抗议者们产生了共鸣，与那些刚刚从解放广场上出来的人或者聚集在德黑兰的人产生了共鸣。

但是对于全世界那些混合着钦佩、敬畏和无望的心情来看待这些革命的人来说，他的话无疑也道出了他们的心声。在像缅甸和津巴布韦这样的国家，人们觉得无论是和平的还是其它类型的抗议，对他们来说都不是一个选择，也都不大可能很快到来。

当记者们寻找这些革命的共同之处的时候，揭示出来的最有趣的一个事实是它们都参考了一本虽说陈旧但仍有关系的书：《从独裁到民主》。

本 月初，《纽约时报》介绍了这本书的作者，吉恩? 夏普，一位创造了"革命剧本"的"腼腆的知识分子"。报纸说，在埃及起义期间，夏普的这本书被发布在穆斯林兄弟会的网站上，而且也同样被突尼斯人、波斯尼 亚人和爱沙尼亚人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参考。到目前为止，《从独裁到民主》已经被翻译成了41种语言。

【图：2007年昂光的僧侣抗议 Mizzima新闻/法新社/Getty图片】

这 本书是一本指导如何获得"解放"的手册。它不仅剖析了经典的抗议策略（静坐、发传单），也分析了更加有创意的方法（有选择地抵抗）。我没有这本书，但是我 却发现在我的家庭图书室里有这本书。在1960年代缅甸政府倒台的时候，我的祖母从缅甸流亡到美国，并在差不多25年前接受了把这本书翻译成缅甸文的任 务。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把它翻印出来，偷运回缅甸，好挑起推翻独裁的军政府的行动。

在1988年缅甸的亲民主的抗议中，数千平民遭到屠杀。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很多缅甸学生逃离缅甸，移民美国。我现年94岁的祖母Mya Mya Thant Gyi告诉我，这一时刻是个催化剂。她说，"这是最后一根稻草，我变得非常愤怒。"

缅甸流亡社区开始组建他们自己的抵抗组织。他们在当地的寺院里开会；他们筹集资金，送回国内，支持国内和泰缅边界的民主运动。

华 盛顿特区是我祖母一直居住的地方，她是国会图书馆东亚书籍部的负责人。她在一所寺院里加入了一个叫缅甸民主恢复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Restoration of Democracy in Burma, CRDB）的组织。（"我们的组织是一所政治寺院，"她指出，并同时斥责那些"骑墙派"）。这个组织的灵魂人物是U Tin Maung Win，流亡群体里的一些人认为如果军政府垮台的话，他将会成为缅甸的首相。

现年84岁，在爱因斯坦研究所研究战略性非暴力行动的夏普告诉我，《从独裁到民主》的写作开始于Tin Maung Win跟他的联系。Tin Manung Win希望夏普能担任自己在曼谷创办的《新时代日报》（New Era Jounal）的撰稿人。

夏普说，他当时的打算是从总体上论述非暴力抗议――而不是只谈论缅甸的民主运动――因为"我不了解缅甸。对那种讨论，我只能把它抽象为普遍问题。"

最终文章在报纸上连载，印刷成册，最后形成了《从独裁到民主》一书。多年以后，应CDRB领导的要求，我的祖母（她是一位富布莱特学者）翻译了这本书。而这些文字最终又回到了它本来要承担使命之地――缅甸。

文章被翻译好之后，它在泰国印刷并被偷运进缅甸――我的祖母相信大使馆渠道曾经是一条通道――随后被发放到活动人士，学生和军事人员的手中。

CRDB的主席比拉尔?拉希德（Bilal Rachid）证实了夏普的作品在缅甸的重要性。它说，"在泰国的丛林里的开发培训活动人士的课程中，这本书是我们的源材料。"

今天，全世界普遍承认缅甸是受最压迫的政权统治的国家。各种人权组织一直呼吁成立一个联合国调查团来调查政府资助的反人类罪行，包括"由军政府实行的大规模，系统性的虐待和暴行，政府批准的酷刑和强奸，征召儿童入伍，强迫劳动，对媒体的完全审查和政治压迫。"

野蛮的军政府仍然根深叶茂，现在很多缅甸人怀疑和平抗议的有效性。

拉希德用利比亚的情况同缅甸对比，他认为"非暴力行为不会改变缅甸的状况。你是在跟暴徒、犯罪分子对抗。我们在1988年也看到了，他们对屠杀我们本国的人民毫无懊悔。他们真的会端起机枪朝学生扫杀。"

"我个人认为，必须采取不同的战术。和平非暴力行不通。"拉希德说，甘地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是在跟一个多少还有点道德的政府对抗。"

夏普立即对这一批评进行了驳斥。他说，缅甸人"已经举行过一些了不起的示威活动，"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如何削弱政权的计划。"他补充说，"非暴力抗争是行得通的，我对这一点的坚信一如既往。问题是人们要认真对待它。"

从英国殖民时代到现在，我的祖母见证了缅甸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她只是说，她对缅甸的未来"不太乐观"，"我了解缅甸人的特点。"

她解释说，"他们不会去费心地激发大众――另一方面，他们怎么去激发？缅甸人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残忍，不文明的政府。"

然而，他们的历史――也是缅甸的历史――帮助了无数其它的革命运动发轫，靠的是吉恩?夏普94页的手稿，也靠的是这样的事实――任何地方的人，无论地域的差别，都有"活得像个人"的渴望，因此反对派们把它看做是有力的共鸣。

如果2011年属于埃及和突尼斯――也许也属于其它的一些国家――也许也会属于缅甸人，毕竟，革命是轮流转的。那股在许多年前激发了抗议的力量也许会再次回到伊洛瓦底江边――虽然会有着不同的形式和风格，但是却有着同样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