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工人国家是如何被扼杀的

斯大林主义—革命的掘墓人

苏联工人国家是如何被扼杀的

通过社会主义革命 扫除叶利钦反革命！

译自英文《工人先锋报》第564期(1992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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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是布尔什维克革命75周年的日子。然而，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起来的、无疑是国际无产阶级最伟大成就的、标志人类重大跃进的工人国家，却未能活过它的第75年。由鲍里斯·叶利钦在1991年8月发动的亲帝国主义反政变所引进的公开反革命时期，在没有大规模工人阶级抵抗的情况下，以一个脆弱和可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成立而告终。苏联无产阶级目前的任务，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重新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和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基础上重造苏联。

叶利钦及其后台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掌权，是决定苏联命运的一个关键性事件，但它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我们在1991年8月发表后立即翻译成俄文、并在苏联全国各地发行了超过十万份的《苏联工人：击败叶利钦布什反革命！》一文内指出，工人的组织动员，应能扫除叶利钦街垒上的反革命乌合之众，从而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打开道路。而叶利钦的胜利，则导致了：

“被数十年斯大林主义的官僚苛政削弱和破坏的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已是千疮百孔。国家权力已被打破，其官僚核心[苏联]共产党被粉碎并被逐出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和武装部队；随着一个又一个加盟共和国宣布脱离苏联，多民族联盟濒临解体。

“但在目前叶利钦及其同党认为前无障碍可以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同时，斗争的结局还没有定论……来自工厂的、对资本主义攻势所带来的灾难的反抗可以……阻止反革命的迅速巩固。”

——《工人先锋报》第533期， 1991年8月30日

在这段时间内，工人阶级并没有采取决定性行动去阻止反革命的巩固。多民族的苏联工人阶级，因斯大林主义对其政治生活近70年的篡夺而失去集体的政治身份，又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亲叶利钦“自由工会”及众多斯大林主义余党的强烈沙文主义毒素所麻痹瘫痪，他们被反革命浪潮压倒了。叶利钦政权抓住这一有利机会，撕去苏联堕落工人国家的全部痕迹，逐步地巩固反革命。量变如今已转为了质变。

但形势不能长期这样延续下去。叶利钦和其他复辟主义者为要确立牢固的资本主义政权、向群众宣示新秩序的诞生，在短期内有可能发动一场血腥的清算。新生的资产阶级势力，不论被迫走投无路的工人会不会爆发反抗，也会通过一个“强大的国家”来强加高压的秩序。最近俄罗斯联邦警察突击队(简称OMON)对空中交通管制员罢工的恶毒镇压，预示了意欲成为剥削者的人物压制一切工人阶级反抗的决心。俄罗斯各大城市高涨的反中亚和高加索人民的种族主义歇斯底里，正营造着种族屠杀的气候。从波罗的海诸国、到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Abkhazia)和摩尔多瓦的外德涅斯特(Transdniester)，到高加索地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长期的民族主义内战，俄罗斯共和国周围十多处正酝酿着种族冲突：南斯拉夫式手足残杀血流成河的可能性是完全现实的。

曾经一度是世界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明灯、消灭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机器和数十年来阻止美帝国主义对世界半殖民地人民使用核武的苏联工人国家，已经死去。但阶级斗争继续存在。俄罗斯、乌克兰和别处的新生资产阶级国家是脆弱、孤立和内部分裂的。它们不是在一个稳定资产阶级的牢固基础上建立的。新企业家们大部分是小投机商和黑手党匪帮，而往日工业体系内的各级厂长正在施加他们的影响力。武装部队则痛苦失望、士气低落。

在今日的前苏联，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局势的日益不明确和不稳定性。12月1日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莫斯科传遍了关于政变、反政变和“秘密政变”的流言。与此同时，叶利钦正与俄国副总统、军国主义者亚历山大·鲁茨科伊 (Aleksandr Rutskoi) 的盟友、强大的实业家党领袖阿尔卡季·沃尔斯基(Arkady Volsky)进行紧张的谈判。目前局势的易变性从近来前斯大林主义的民主工党 (Democratic Labor Party) 在立陶宛把右翼民族主义的沙朱迪斯运动(Sajudis)赶下台的选举胜利中可见一斑。资本主义贫困化的现实，很快就耗尽了立陶宛人民曾为之陶醉的民族主义幸福感。不过，据报导，新的立陶宛领导人布拉扎乌斯卡兹(Brazauskas)和沃尔斯基、鲁茨科伊一派有同样的经济政策。

与此同时，前苏联的工人阶级正面临着一轮又一轮的攻势。社会在崩溃，大量失业的威胁在迫近。从1992年初开始，工业生产已下降了18%，而投资则大跌50%。为了防止经济彻底崩溃，政府一直在向工业投入大量贷款：国家预算赤字飙升至1万亿卢布，工业企业负债则超过2万亿卢布。其结果是严重的通货膨胀：据不同的估计，物价每年涨幅是14,000%(《莫斯科时报》[Moscow Times])或20,000%(《商业日报》[Commersant])。仅在10月一个月内，卢布已贬值一半。一月以来，面包的价格已上涨了100倍。随着经济的瓦解，大部分人挣扎在饥饿的边缘。叶利钦及其同党就象坐在一个只需一点火花，就可以引爆的火药筒上。

曾倾尽全力同权势日隆的反革命进行斗争，我们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宣告：斯大林主义已死，但共产主义仍活在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先锋队的纲领之中。创立了苏联的国际主义纲领已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延续下来。正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独一无二地警告，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对苏联工人国家束缚的持续，会导致十月革命的覆灭；正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独一无二地为无条件军事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和反革命而斗争，并号召苏联无产阶级趁为时未晚以政治革命清除斯大林主义毒瘤。

“俄国问题”向来是判断革命者的试金石和20世纪的决定性政治问题。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第二次国际会议前夕，我们的讨论集中于对前苏联自1991年8月以来发展的评价。会议的主要文件描述了在这期间，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的逐步巩固：

“近来的事态继续朝着一个十分可怕的方向发展。媒体充斥着关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即盗窃，的新闻：厂长们和前官僚们在国际帝国主义的鼓励、怂恿和指导下你抢我夺，不择手段瓜分公有财产。最近俄罗斯联邦的空中交通管制员罢工被叶利钦政府动用联邦警察突击队及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些份子决定性地镇压下去。在一次歇斯底里的种族主义媒体攻势当中，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Patrice Lumumba University)的一位非洲学生被莫斯科警察开枪打死。数吨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在一场纯意识形态的反共狂乱中被销毁。”

——《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共产主义而奋斗》

会议对这些事件作出了总结，并一致通过了一份9月26日的文件。这份文件指出：“1991年8月的一系列事件(‘政变’和‘反政变’)对苏联国内的发展方向看来是有决定性影响的，但只有那些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支配或被资本主义收买的人才会在当时仓促作出这个结论。”会议决定“确认斯大林及其后继人领导下的堕落工人国家已被摧毁，并以这点为依据作出应有的结论。”

在写成于二战前夕的第四国际奠基纲领中，托洛茨基写道：“人类历史的危机还原为革命领导的危机。”这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在今日并没有减少它的急切性。我们对前苏联陷入围困的多民族无产阶级、以及军队和知识分子中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说：面临你们的关键任务，是形成一个以带领你们的先辈在1917年夺取胜利的国际主义纲领为核心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列宁托洛茨基主义先锋党。

工人为何没有起来反抗？

前苏联的工人阶级与整个世界无产阶级必须从这个惨痛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自1917以来，为摧毁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社会民主派便一直通过直接援助和怂恿帝国主义复仇主义为其资产阶级主子效劳。斯大林主义官僚层自从在1923─24年的政治反革命压在苏联工人阶级头上掌权后，通过压制一个又一个的革命机会，将难以忍受的孤立强加给第一个工人国家。在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名义下，斯大林主义者以恐怖和谎言，系统地攻击和侵蚀曾使苏联工人阶级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和国际主义意识的每一方面。

孤立的苏联工人国家，除受到帝国主义军事包围和旨在拖垮其经济的军备竞赛外，还受到帝国主义世界市场的源源不绝的压力。正如托洛茨基在《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一文中指出：“苏联经济所面临的最大、最直接的威胁看来并不是军事干涉，而是更廉价的资本主义商品的干涉。”尽管计划经济在大规模增长时期证实了它相对于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的优越性，当对品质和深入发展的需要变得更为显著的时候，官僚主义的束缚对经济起了越来越大的破坏作用。最后，戈尔巴乔夫通过经济重组的“市场改革”和默许整个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为叶利钦及其同党的反革命猛攻大开方便之门。

资产阶级与斯大林主义者一样，一直企图将列宁的十月革命与斯大林的保守官僚统治等同起来。但是民族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恰恰是列宁主义国际主义的对立面。经济落后俄国的孤立和无产阶级革命未能扩展到先进帝国主义国家，造成了苏联堕落工人国家(及后来走上斯大林模式的畸形工人国家)这种历史的异态。斯大林主义代表了向社会主义前进的一个障碍。正如托洛茨基在《 既非工人的又非资产阶级的国家？》(1937年11月)中所说：

“过去的‘官僚畸形层’目前正准备要整个吞噬掉工人国家，一点也不剩下，并在国有财产的废墟上滋生一个新的有产阶级。此种可能已经迫在眉睫了。”

尽管苏联群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勇地战胜了纳粹侵略，使斯大林政权得以延长寿命；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却最终不幸地从负面被证实。

为什么苏联工人阶级没有集结起来保卫他们的成果呢？反革命是怎样不经过内战就取得胜利和摧毁工人国家的？在1933年一篇描述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前景的重要著作中，托洛茨基批驳了那些宣称斯大林统治之下的苏联，在没有经过国家机关或所有制形式任何质变的情况下，已不知不觉地从工人国家变成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民主派和形形色色的“新阶级”理论支持者：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换的突变性的提纲，不但适用于历史大步前进的革命时期，而且也适用于社会向后退转的反革命时期。谁如果说苏联政府已经渐进的从无产阶级的政府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府，可以说，他不过是倒放改良主义的电影而已。”

——《苏联国家的阶级性质》(1933年10月)

前苏联的社会反革命，在整个苏东阵营都是极其激烈和混乱的，一点也谈不上渐进或不可察觉。然而，托洛茨基同时作出了必须要通过内战，才能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根基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预测。

在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两年前一次关于东欧和民主德国(东德)的反革命倾覆的广泛讨论中，我们指出托洛茨基过分强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革命和畸形工人国家的社会反革命的相似性(见约瑟夫·西摩［Joseph Seymour]“关于斯大林主义统治在东欧的崩溃”和艾伯特·圣约翰[Albert St. John]“为马克思主义的清晰性和前进的展望而斗争”，《斯巴达克思》英文版，第45-46期，1990-91年冬)。资本家因为是生产资料的直接所有者，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他们必须激烈地反抗以防止资本主义制度被推翻；但无产阶级政权能否保存，则主要取决于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组织。

托洛茨基本人在1928年的文章《现在怎么办？》中强调了这一点：

“国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性地取决于党的作用，取决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觉自愿的内部团结，取决于行政管理人员、工会工作人员、车间核心成员等等有意识地服从纪律，并且通过这一切来加以保证。”

——《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

在《工人国家、热月和波拿巴主义》(1935年2月)中，他再一次强调：“与资本主义相反，社会主义不是自动地、而是有意识地建成的。”

托洛茨基撰写这些文章时，十月革命的记忆，尽管因为斯大林主义的窜改和修正已受到相当大的扭曲，仍然是苏联无产阶级绝大多数直接经历的一部分。在以后的几十年，民族主义官僚层尽力地铲除一切对十月革命真实意义的理解，并把这场革命偶像化为“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群众的意识中，被斯大林主义者封为“伟大卫国战争”和被充斥着斯大林战时粗制滥造的俄国民族主义宣传所演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取代十月革命成为了苏联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最后，斯大林及其继承者们成功地将他们的民族主义观念烙在苏联各族人民的脑海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是被讥笑为费解的“输出革命”的“托派异端”，就充其量被当成一句全无内容的、符合自私利益时才动用的空头口号。

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即他对每个帝国主义最后通牒的卑躬屈膝，连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理想的口惠也被抛弃了。过去被告知、也相信他们抗击苏联边界上反动的阿富汗圣战分子，是履行他们的“国际主义任务”的苏联战士，现在则被诬蔑为对阿富汗犯下了“美国对越南般”罪行的罪犯。戈尔巴乔夫从阿富汗的耻辱撤军和准许帝国主义吞并东德，只能增强苏联群众的失败感和士气低落；而斯大林主义的所谓 “爱国者们”谴责戈尔巴乔夫的让步，只为了露骨地缅怀沙皇时代、宣扬大俄罗斯帝国的扩张野心。

即使如此，1989年夏苏联采煤区爆发的反对戈尔巴乔夫“市场社会主义”掠夺的自发罢工，戏剧性地展示了发动激进工人阶级斗争的潜力。如同俄国社会民主派鲍里斯·卡加尔利茨基(Boris Kagarlitsky)在《别了，体制改革》(1990)一书中所记录的那样，罢工委员会在组织食物分配和维持秩序等各方面成了“人民权力的实际中心”。正如我们当时所指出的，库兹巴斯(Kuzbass)罢工“已迅速产生了包括罢工委员会和工人民兵在内的无产阶级权力的各种组织形式”(“苏联工人展示力量”，《工人先锋报》第482期，1989年7月21日)。

这些发展指向了成立真正苏维埃的可能：在组织集体农庄工人、妇女、领养老金者和军队官兵的基础上，罢工委员会可以通过一场罢黜官僚层的政治革命，发展成一个新的无产阶级政权。可是当戈尔巴乔夫政权违背对矿工的诺言时，由美国“劳联─中情局(AFL─CIA)”训练的亲帝煽动者进入了领导的真空，成立独立矿工工会，组织矿工中的少数积极分子充当叶利钦的冲锋队。

然而，大多数矿工和苏联工人阶级，仍然消极对待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戈尔巴乔夫和斯大林主义者内部较保守的一翼的三角之争。一般工人对亲西方的“市场经济”鼓吹者们如非全然敌意，也是心存戒备的。与“团结工会”崛起时期的波兰不同，资本主义反革命力量无法以反共产主义的名义动员苏联群众。

与此同时，官僚层的头头们(所谓的“权贵”[nomenklatura])因勃列日涅夫(Brezhnev)时期的猖獗腐败和玩世不恭而声名狼藉。戈尔巴乔夫政权内部像叶戈尔·利加乔夫(Yegor Ligachev)一类较保守人物偶尔发出的保卫“社会主义”的呼吁无人理会。斯大林主义“爱国者”们，如劳动者统一战线(United Front of Toilers, OFT)组织的一伙，只动员到比较少数的工人积极分子。

失去集体身份认同、没有任何反资本主义领导、缺乏明确坚定的社会主义阶级觉悟兼而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可能性抱怀疑态度的苏联工人阶级，没有组织起来抵抗逼近的资本主义复辟。再者，正如托洛茨基在《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中指出的：“如果一支军队在紧急情势下不战而降，那么这一投降就完全取代了‘决战’，战争中如此，政治上也是这样。”

军队和官僚集团

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是国家核心的军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在反对改良主义认为工人阶级可以直接取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为其利益服务的著作《国家与革命》(1917)中，列宁强调：“革命不应当是新的阶级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指挥、管理，而应当是新的阶级打碎这个机器，利用新的机器来指挥、管理”。同样地，社会反革命有需要粉碎无产阶级国家和成立服务资产阶级的新的国家机器。而造成了由十月革命产生的工人国家的质的堕落的斯大林主义政治反革命，则大大地促进了这一任务的完成。

苏联军队的基层和社会的其它部分受到同样的压力而陷入停顿。另一方面，军事指挥部的上层是苏联官僚层的一部分。托洛茨基解释，官僚层是在工人国家和敌对的帝国主义包围圈之间充当调解者角色的、一个脆弱和矛盾的阶层。官僚层这种矛盾的地位，使其内部产生了一系列互相矛盾的政治倾向：“在官僚中存在着一切政治思想形态：由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埃乃斯·来士)［Ignace Reiss]一直到十足的法西斯主义(如F.布田科)[F. Butenko]”(见《过渡纲领》)。来士是一名因宣布支持成立第四国际而在1937年被斯大林杀害的苏联情报机关领导干部；布田科则是一名变节投向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的苏联外交官。

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这种双重性质和其内部的各种互相冲突的政治倾向，即使在1930年代将老布尔什维克全部消灭的血腥大清洗后仍然存在。尽管他们依靠无产阶级所有制形式而生存、并从中取得种种特权，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并非坚定不移的保卫它们。官僚层完全不能起独立的社会作用。在革命无产阶级或反革命猛烈的正面攻击之前，官僚层会四分五裂。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

“当无产阶级跃起行动时，斯大林主义的机关将要被架空。如果它还想抵抗，那末对它应用的不是内战的手段，而宁是警察性质的手段……

“一个真正的内战不能在斯大林官僚集团和复兴的无产阶级之间发展而只能在无产阶级和反革命的活动力量之间发展。在两大营垒公开冲突的事变中，官僚集团能起独立的作用，这是谈也谈不上的。它的两极将转入敌对的阵营。”

——《苏联国家的阶级性质》

在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中，官僚层的大部分加入了起义的亲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阵营。相对之下，在近来的苏联，向帝国主义和国内市场力量妥协的持续压力，将官僚层中越来越多的部分推向早已以叶利钦为主要发言人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阵营。

1991年8月的一系列事件，强有力地证明了官僚层完全没有起独立作用的能力。戈尔巴乔夫的主要助手们组成的“紧急委员会”表面上的无能(它没有逮捕叶利钦，甚至没有切断他通往华盛顿的直拨电话)的背后，是这些迟钝的官僚们，既没有取代复辟的纲领、也拒绝以任何方式刺激帝国主义列强。如果工人作出行动，动员起来驱逐那些在叶利钦街垒上被鄙视的、获取暴利的“合作社经营者”、投机分子和卢布百万富翁们，这将直接提出无产阶级和反革命积极势力之间爆发内战的可能性，并为一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打开序幕。因为害怕无产阶级动员远甚于害怕反革命，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对立的所谓“强硬”的斯大林主义“爱国”反对派，全部躲在政变委员会的各项无能宣言背后、完全没有试图组织起来反抗叶利钦派的武装力量。

叶利钦政权上台后，立即通过安插一批不是完全服从叶利钦(如沙波什尼科夫［Shaposhnikov］一类)、就是俄罗斯民族主义叫嚣者的年青军官，和以加薪企图广泛地收买军官团来改组军队的上层。同时军队因为一部分亲社会主义的军官因厌恶禁止共产党的禁令而离开，出现了一个自我清洗的过程。无论如何，正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1937)中评论的那样：“资产阶级的复辟，较之革命政党所要清除的人，一定要少得多。”

1991年12月苏联在法律上解体后，被未生已死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名义上控制的联邦军队陷于停顿状态，成为一些人戏称的所谓“第十六共和国”。一个月后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军官会议上，绝大多数的与会者表达了保留多民族军队的情绪。然而，正如我们当时警告的：“要保留多民族的苏联国家和军队，就必须挽救它们的公有财产基础。”当时如果工人阶级行动起来了，军队的一部分必定会倒向他们一边。相反的是，由叶利钦反政变发动和被1991年12月的法令正式形成的离心力量，撕裂了军队和消灭了工人国家的残余。民族主义(如对摩尔多瓦的沙文主义主义叫嚣)是推动忠于资本主义新秩序的武装力量形成的一种势力。

在二月，政府动用俄罗斯联邦警察突击队驱散一次反叶利钦示威，标志着忠于新政权的镇压机关的诞生。随着乌克兰和其它共和国成立独立的军队，并要求各地的苏军卫戍部队向它们宣誓效忠；叶利钦在5月下令成立独立的俄罗斯军队，任命较年轻的、在政变期间宣布拥护叶利钦的疯狂叫嚣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格拉乔夫将军为新的俄罗斯国防部长。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研究报告》(8月21日)上的一篇文章评道：

“在许多重要的方面，1992年5月18日陆军大将帕韦尔·格拉乔夫(Pavel Grachev)就任为俄罗斯国防部长，标志着安全领域内后苏联时期的开始；就象1991年12月独联体的成立标志着政治领域内苏联时期的终结。”

在7月26日海军日，海军各舰队升起了旧沙俄海军的象征圣安德鲁十字旗，海军总司令切尔纳温(Chernavin)上将宣言：“俄罗斯舰队必须恢复原来的旗帜，这不是因为苏联水兵们因旧旗而感到羞耻，而是因为旧旗已经不能代表俄罗斯海军的精神”(伦敦《独立报》，7月27日)。沙俄旗帜在十月革命时期的布尔什维主义堡垒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海军要塞和当年轰击冬宫而成为彼得格勒无产阶级起义胜利象征的阿芙乐尔号(Aurora)巡洋舰上飘扬，恰当而荒唐地象征着苏联工人国家已被胜利的反革命势力瓦解。

叶利钦及其在其他前加盟共和国的同类现在拥有了资产阶级军队的雏形。但是，这些武装部队对资本主义的忠诚还未经流血的考验被确定。有观察家认为，由于“整个军队可能在政治上或种族上分裂”，“俄罗斯领导人将在使用军队维持国内秩序上极其慎重”(马克·克雷默［Mark Kramer］，“后苏联各国的军队”，《当代历史》［Current History］，1992年10月)。

谁应为这场浩劫负责？

站在叶利钦阵营的一边(有的亲身站在叶利钦的街垒上)和/或无耻的迫不及待地宣布苏联已寿终正寝的假“托洛茨基主义者”不乏其人。由此他们终于从(越来越表面和空洞的)保卫苏联(从十月革命以来一直被资产阶级憎恨和试图毁灭的)的沉重负担中解脱了出来。

在1933年的文章中，托洛茨基警告过一种“最坏的可能前途”，即苏联工人国家“在国内外敌人夹攻中而倾覆”：

“但若这个最坏的可能前途成为事实，对于此后革命斗争过程有巨大意义的问题就是：那些对这浩劫应负责任的人在那里？一点点罪恶的污点都不许沾在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的身上。在危险的生死关头中他们必须在最后一道防线上奋斗。”

——《苏联国家的阶级性质》

这正是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所做的。为了把苏联工人阶级争取到支持逆转和击败反革命的纲领上来，我们竭尽有限的力量，努力为建立一个革命的核心而斗争。在去年2月遇害的玛莎·菲利普斯(Martha Phillips)同志，为这个事业作出了终极的牺牲。

五年前，当第一支公开的反革命力量——反犹太人和种族主义的帕姆亚特(Pamyat)法西斯主义者——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露出它丑恶的面貌时，我们号召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的群众动员，将这些现今的黑帮消灭于萌芽中。1990年8月，当戈尔巴乔夫签署一份由叶利钦起草的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计划时，我们的第一份俄语传单呼吁“苏联工人：粉碎叶利钦戈尔巴乔夫500日计划！”(《工人先锋报》第510期，1990年9月21日)当年11月，在列宁格勒纪念革命日的活动中，第四国际的旗帜首次在苏联公开地展开。

尽管我们资源微弱，俄语能力也有限，我们尝试直接地介入戈尔巴乔夫掌权后出现的动荡局面中。1989年夏戏剧性的煤矿工人罢工，振奋了苏联工人阶级也震动了斯大林主义官僚。在罢工后，我们也尝试把我们的托洛茨基主义宣传品送到这些斗志旺盛的工人手中。1990年10月在顿涅茨克(Donetsk)召开的一次矿工大会上，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代表们成功地暂时阻止了一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幕后操纵的、争取苏联工人加入针对英国矿工领袖阿瑟·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的反共迫害行动的企图。

在1989─1990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剧变期间，作为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在东德试图发动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斗争的一部分，我们发行了面向该地苏联驻军、在官兵之间广为传播的俄文宣传品，后来还多次在苏军官兵的集会上作出了讲话。在1991年红军战胜纳粹德国纪念日，德国斯巴达克思工人党和波兰斯巴达克思组织在柏林市郊的一个空军基地为数百名苏军人员举办了一个联合论坛(见《工人先锋报》第526期，1991年5月10日)。随后，在叶利钦反政变的前一个月，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代表玛莎·菲利普斯向莫斯科工人会议(Moscow Workers Conference)致辞，号召成立真正的苏维埃阻止资本主义反革命、呼吁反对所有的沙文主义反动和倡导国际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在1991年8月的号召“苏联工人：击败叶利钦布什反革命！”是第一份在苏联境内大量分发的反对叶利钦复辟主义攻势的声明。我们提出以独立的工人阶级斗争反抗资本主义复辟和成立真正的苏维埃作为新的无产阶级政权的权力机关的纲领：

“在各工厂、矿井、铁路调车场和其它企业必须成立独立工人委员会，通过接管厂房和控制生产来阻止裁员和私有化……必须成立官兵委员会来反对[反共的]清洗运动和阻止军队被利用来攻击工人利益……必须成立工人民兵……来保卫工人和粉碎种族主义的私刑暴徒和集体屠杀者……在这前所未有的紧急时刻，成功保卫苏联无产阶级的关键在于铸造一个新的、真正的工人阶级共产主义先锋党。让我们回到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道路上去！”

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反犹主义和大俄沙文主义的复活，并警告妇女将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大受害者。

1992年2月叶利钦动用俄罗斯联邦警察突击队和莫斯科民兵(警察)对付抗议者后，我们发行了一项紧急声明：《“白色沙皇”鲍里斯意图制造新的血腥星期日》。针对政府对食物和其它必需品价格的极度增幅引起的大规模饥饿的威胁，我们提出了如下斗争的纲领：

“通过他们自己的由企业选举的代表组成的独立委员会，劳动人民必须控制食品供应和监督其分配。这里再次需要的，是成立真正的苏维埃，不是当前的假苏维埃和无能议会一类的空谈机构，而是由从工作场所和军营里选出和可被撤换的代表所组成的斗争机关。一旦被强大的国际主义的、平等主义的、革命的苏维埃组织起来，劳动人民将能轻而易举地扫除资本主义复辟主义者们的不稳政权。不要新沙皇——打倒叶利钦——为劳动人民的共和国而奋斗！”

这些要求时至今日还保持着它们全部的效力，尽管由于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新的斗争任务不再是政治革命，而是扫除新生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谁应为这场浩劫负责？斯大林主义者要负首要的责任。以1923─24年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反革命为开端，国家机关，正如托洛茨基所描述，“已由一种工人阶级的武器，变成一种反对工人阶级底官僚暴力的武器，而且越来越成为一种对国家经济怠工的武器了”(《过渡纲领》)。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官僚层对集中计划经济的管理失当已经导致了苏联经济增长速度的急剧下滑，而猖獗的腐败则刺激了娇生惯养的官僚子女们渴望过西方资本家的豪华生活的胃口。由于对将会废除他们特权地位的工人民主极端恐惧，官僚层看到唯一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办法，是试验市场导向的新布哈林主义“改革”——这就是后来戈尔巴乔夫的经济重组(perestroika)。

1991年8月的“紧急委员会”除了“没有公开性的体制改革”(perestroika without glasnost)以外什么也拿不出来，今天装模作样地反对叶利钦的斯大林主义余党如维克托·安皮洛夫(Viktor Anpilov)的俄国共产主义工人党(RKRP)、克留奇科夫(Kryuchkov)的俄国共产主义者党(RPK)、普里加林(Prigarin)的共产主义者同盟(SK)和琳娜·安德烈耶娃(Nina Andreyeva)的全联盟共产党(VKPB)的一类人，除了为资本主义反革命提供“赤色”的伪装以外什么也拿不出来。他们没有作过任何动员阶级斗争的努力：这不仅因为他们的沙文主义政治观点使他们不能吸引仍然是多民族的无产阶级，而且因为他们反对任何将会扰乱资本主义阶级“和平”的斗争。这一点在1992年3月的“联合反对派成立宣言”中表露无遗。这一份由所有斯大林主义余党及梅德韦杰夫(Medvedev)和杰尼索夫(Denisov)的社会主义工党(SPT)签字的宣言正式形成了，与大俄沙文主义者、君主主义者和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者联合的令人作呕的“红棕”联盟，他们号召“在国内和平和民族自信的基础上……拯救祖国”。因此，所有这些团体都反对最近的空中交通管制员罢工。

斯大林主义的过时政客们，通过号召以“劳动集体”来进行私有化，企图成为以沃尔斯基、鲁茨科伊的公民同盟集团为首的，反革命的合作主义(corporatist)派系的“左”翼。与他们结盟的有现称俄罗斯独立工会联合会(独立工联，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Trade Unions of Russia, FNPR)的前官方工会的官僚。在叶利钦的首相盖达尔(Gaidar)诚惶诚恐地乞求西方注入资本和推销一个通过向全民分配股权证以实行私有化的荒诞计划之时，沃尔斯基、鲁茨科伊派则希望将所有权直接交给原来的管理人员，以保留强大的军工业部门。

以建造“杰尔扎瓦”(derzhava，“大国”) ──沙俄时期关于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国家的口号──的名义，俄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及其同伙们欣然地全面投入每一个临时拼凑的反动联盟：从反共反犹的、现在要复辟沙皇帝制的斯捷尔利戈夫(Sterligov)的法西斯的俄罗斯民族会议(Russian National Sobor)到新近成立的“左右合一”的救国战线(National Salvation Front)。事实上，每一个从前苏联共产党(CPSU)分化出来的团体──从俄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到社会主义工党──都承认“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性”。他们只是在为复辟的条件(即谁可以在饲料槽得食)而大吵大闹。与此同时，公开地打着社会民主派旗号的鲍里斯·卡加利茨基的工党(PT)和一部分独立工联官僚打得火热，还参加了充斥沃尔斯基手下、由俄罗斯民族会议的副会长康斯坦丁诺夫(Konstantinov)担任主席的全俄劳动大会(All-Russian Toiling Assembly)。

为数众多的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派组织无一例外地接受了合作主义的方案，呼吁通过“劳动集体”(即工厂管理人员们)进行私有化。很多走投无路的工人可能视他们的工厂管理人员接收工业的所有权为对抗失业和贫困化的最后一道防线。

苏联工人不应对自己的生计在合作主义的阶级合作政权之下会更有保障抱任何幻想。资本主义，无论是在沃尔斯基/鲁茨科伊或叶利钦/盖达尔，还是在介于两者之间的变种的统治之下，必然意味着野蛮剥削和大规模失业的鞭挞。

“国家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神话

如果苏联的被摧毁给斯大林主义的卑鄙历史刻下了最后的墓志铭，它也同时推翻了背叛托洛茨基主义的五花八门的叛徒们、藉以掩饰他们拒绝保卫十月革命果实的无数伪“理论”。关于苏联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彻底地颠倒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它假设了一种真正异乎寻常的“资本主义”：一种不存在资本主义竞争和价值规律的资本主义；不以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而以行政命令造成的扭曲和瓶颈现象为标志的资本主义；不以长期大规模失业、而以劳工短缺为特征的资本主义。这种玩弄术语把戏的目的，无论是出于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还是其前任们的笔下，都是为了否定一切保卫苏联的理由。

在“国家资本主义者”声称持有“第三阵营”立场(“既非华盛顿亦非莫斯科”)的同时，现在却和帝国主义者一同欢庆“共产主义的死亡”。1991年8月，克利夫派欢呼“共产主义已崩溃”，宣称叶利钦上台“是开始、而不是结束”(《社会主义工人报》，1991年8月31日)。尽管“国家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反共产主义的一致性是明显的，它的逻辑却是荒谬的。这个理论宣称我们刚刚目击了一个不寻常的奇观，那就是一整个“资产阶级”宁愿自杀而不保卫自己的财产。在东欧和前苏联，数以百万计正饱受贫困化、失业和兄弟相残之苦的劳动人民不但不会接受这个说他们只是从一种资本主义走向另一种资本主义的理论，更不会欢迎它。

“第三阵营者”的第二代，如戴卫·诺思(David North)的“国际委员会”一流的政治强盗，争辩说斯大林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这就断然否认了托洛茨基关于官僚层“双重性质”的理解。从根本上说，这种论调和克利夫的理论一样，目的是对保卫苏联洗手不干。诺斯声称从一开始戈尔巴乔夫就决心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消灭十月革命尚存的胜利果实”(《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1989年)。诺斯然后匆匆地宣布从叶利钦颁布法令在法律上将苏联解体之时起，“已没有可能界定……[前苏联的]任何一个共和国为工人国家”(“苏联的终结”，《通报》，1992年1月10日)。

把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定性为“新阶级”或“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各种理论，在诉诸不假思索的狭隘是非观方面是一致的。相反地，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和其它著作中详细论述的关于苏联堕落工人国家的辩证和唯物主义的分析，不但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还为无产阶级提供了一个行动的纲领。基于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我们指出了戈尔巴乔夫初期改革的矛盾性质：“戈尔巴乔夫的经济重组不仅与大多数工人当前的物质利益冲突，也触犯了他们蓄积得很深的集体情绪。同时，政府提倡公开性从一定程度上允许了对官方政策有组织地表达异议”(美国斯巴达克思同盟会议文件，《 走向革命局面 》，1987年6月)。

戈尔巴乔夫的新布哈林主义改革在最初几年对苏联经济复苏起了一些作用。哈佛经济学者马歇尔·戈德曼(Marshall Goldman)在其《体制改革哪里出了问题》(1991)一书中，指出戈尔巴乔夫1985-86年的“深化”和“加速度”方案“起初好像起了作用”，而且“工业增长看似在恢复”。戈尔巴乔夫甚至取得苏联历史上粮食产量最大的丰收(1990年的为2.4亿吨)。但随后在1988年元旦引入的企业自行经营，后来证明是最后导向经济崩溃的关键。在计划经济中抛弃计划的原则，导致了经济管理的瓦解和大规模的不足和抢夺。其结果，戈德曼写道，是“计划体制的破坏和经济的崩溃”。随着经济重组改革的失败，在1990年8月，戈尔巴乔夫通过签署“500日计划”公开宣布支持资本主义复辟，随即又在他经常的左右摇摆中放弃这个计划。

戈尔巴乔夫从“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到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演变，再一次证明了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在其《超越体制改革》(1989)中和同类人物提出的“改革”斯大林主义的观点的不可能。不管他们之间存在什么模棱两可的区别，对叶利钦反革命的支持使从克利夫、诺思、曼德尔以至前由特德·格兰特(Ted Grant)领导的英国战斗派(Militant)及其俄国盟友谢尔盖·贝茨(Sergei Beits)的工人民主(Workers Democracy)的修正主义者都站在一起。在这里，像十年前他们一致欢呼波兰的反革命团结工会以及谴责红军干预阿富汗一样，所有这些团体的基本立场都是向社会民主派的反苏主义投降。

相反地，斯巴达克思趋势声明：“向在阿富汗的红军致敬！”和宣布“阻止团结工会反革命！”戈尔巴乔夫为取悦华盛顿在1989年从阿富汗撤军之后，我们警告说在阿富汗与帝国主义斗争远比在苏联境内好。但是戈尔巴乔夫政权不愿意在任何地方与帝国主义斗争。“决定离开阿富汗是最初而又最困难的一步，”戈尔巴乔夫的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最近评论说，“其它的一切都源出于此。”从阿富汗撤军一年后，戈尔巴乔夫准许了德国的资本主义统一。

唯独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旗帜鲜明和直截了当地反对帝国主义吞并东德：1990年1月3日德国斯巴达克思主义者发起的、在柏林的特列普托夫公园举行的25万人反法西斯亲苏示威，强烈地展示了托洛茨基主义纲领能够从斯大林主义的崩溃之中指出前路的威力。对斯大林主义者来说，他们认为可以在一国之内进行反革命。但是他们对东德的出卖直接为苏联的毁灭作了准备。

重铸第四国际！

苏联的崩溃和由此而来帝国主义间竞争的激化，已将世界变成一个更加危险的地方。由美国统领的帝国主义，在波斯湾进行戈尔巴乔夫认可的大屠杀之时宣告成立的“新世界无秩序”，具有曾将世界引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屠宰场的旧世界秩序的全部特征，而这次则将带来核战争惨祸的威胁。随着列强倾尽全力争夺把前苏联阵营瓜分成新殖民地，在“共产主义的威胁”下维持了几十年的帝国主义团结已经瓦解。

与此同时，一个激化的阶级斗争新时期开始了。帝国主义列强由于不再被苏联抑制，正公然地使半殖民地人民受到饥饿的折磨。在帝国主义的西方，加剧的贸易战争和剥削已经在德国、意大利和希腊引起了大规模的阶级冲突。由罗德尼·金(Rodney King)被殴案中种族主义警察的获释引起的，在洛杉矶爆发的多种族动乱，证明了美国社会的不稳定性。在东欧和前苏联，工人阶级不久便会从反革命的麻痹经历中恢复，开始同资本主义剥削的掠夺进行斗争。而波兰在过去的一年中已被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罢工席卷。

在任何接近稳固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成形之前，俄国、乌克兰和其它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工人们仍然有时间重组和反击。对叶利钦及其同党仇视和怨恨的情绪正在沸腾。同前东德大量劳动人民误信了被西德马克吞并会带来繁荣的谎言不同，在前苏联并没有这种乐观的幻想。然而，人们普遍地认为除“市场”之外别无选择——破产的斯大林主义者要对此承担主要的责任。

重建羽翼丰满的资本主义的道路并非像涅夫斯基大街一样平坦。为了从想要成为他们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的人的手中得到解放，工人阶级必须坚持担负起“人民的代言人”的任务，反对一切反犹主义、反妇女和反同性恋的反动表现，和保卫越来越受到种族主义暴力恐怖威胁的亚非学生和俄国国内的中亚各族人民。此刻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克服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所造成的分裂、清除几十年来斯大林主义培养的错误思想和将前苏联的斗争与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的革命领导。

虽然社会民主派尖叫说“苏联共产主义”败坏了社会主义在群众眼中的形像，斯大林主义犯下的一个更大的罪过是它扭曲了亲社会主义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脑中充满了诸如“在一国之内建设社会主义”、“人民战线”和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乌托邦等等反马克思主义的幻想。“一国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压制国外的革命斗争，还意味着隔绝苏联工人阶级和国际阶级斗争的一切联系。六十多年来，苏联工人们被缚于茧中，与世界各地的政治发展隔绝。在推翻使其陷入贫困和苦难的反革命的斗争过程中，苏联工人阶级将不得不将被斯大林主义剥夺的革命遗产重夺回来。

造就了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那里知道，十月革命是一场国际斗争的一部分。无产阶级明白自己唯一的生存出路在于使革命扩展到更发达的、主要是德国的工业大国去。然而苏维埃俄国国外的革命党派太过弱小、在政治上太不成熟，没有抓住当时存在的很多机会。1918-19年德国斯巴达克起义和1919年匈牙利公社都遭到了血腥的失败。1920年红军以武力在皮尔苏茨基(Pilsudski)统治下的波兰发动无产阶级革命，从而援助德国工人的计划亦受到挫败。最后，随着1923年德国十月的失败，苏联无产阶级屈从了将要面对长期孤立、令人士气低落的前景，这就允许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阶层篡夺政权。革命就是这样的被背叛了。

但是这一背叛并非无人挑战。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继续为真正的列宁主义纲领而奋斗。在保卫和扩展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左派反对派为复兴力量衰弱的无产阶级和使孤立的工人国家能在帝国主义包围下坚持下去，倾力主张有计划工业化的政策。托洛茨基主义者对新生官僚集团的大俄沙文主义作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他们对出自“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各种叛卖政策进行斗争：首先是1925-27年中国革命的被颠覆和导致1926年英国总罢工被出卖的英俄工会联盟。这些背叛导致了德国工人阶级被希特勒的铁蹄压服，以至1930年代末西班牙革命被公开地镇压。斯大林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出卖尤其是在意大利、法国和希腊的革命机会，使资本主义得以存活，从而为斯大林主义自身的最终灭亡作了准备。

随着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工具的彻底破产，托洛茨基在1938年组建了第四国际。第四国际的骨干被斯大林主义和希特勒主义恐怖大批杀害，最终在1950年代初被国际内部的一种否认在工人阶级中建立独立革命领导必要性的修正主义所摧毁。今天，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为复兴第四国际而奋斗。只有通过参与重铸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的斗争，前苏联的工人才能形成必需的领导、扫除他们现在面对的丑陋和恐怖的现实。http://www.icl-fi.org/chinese/ch7/strangle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