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人一代不如一代

英国BBC中文网7月25日刊登美国克莱蒙麦肯纳学院政治系教授裴敏欣的文章称，中国共产党的第五代领导人将在明年秋天接班，观察家们目前最关注的恐怕还是中共十八大的人事安排，尤其是政治局常委的组成。但对中国的前途和中共本身的未来影响更大的并不是中共最高层的人事安排，而是中共最高层的整体领导能力。

文章称，在纪念中共诞生90周年的讲话中，现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指出的中共面临的四个危险中，“能力不足”排在第二位。显然，中共高层对领导能力的不足和退化十分担忧。其实，中共领导能力的不足和退化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所谓“一代不如一代”的现象在中共的干部里面从上到下是一个普遍问题。

文章首先列举了该现象的三个方面的表现：

一、现任中共领导人一般都缺乏个性。如果分析历代中共领导人的区别，不难得出这一结论。中共的开国元勋都具有很鲜明的个性。但到中共第三代，即江泽民和朱镕基那一代，除少数领导人已外（如朱镕基），绝大部分中共领导人没有个性。他们穿戴相似，举止一样，说话雷同，就象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到了中共第四代，这一问题更为严重。在目前的中共领导层里，连朱镕基这样的人都找不到了。

二、现任中共领导人决策拍板能力差。和前几任领导相比，现任领导显然缺乏权力。这主要是因为中共的第一代（毛泽东）和第二代（邓小平）领导人都是政治强人。他们都享有无法挑战的决策权力。因此重大问题的解决比较迅速，而且整个政治体系都知道最终的决策者是谁。当然，强人政治并不是好事。毛泽东时代的灾难，如反右，大跃进和文革，都可归咎于毛的独裁和专制。在后强人政治时代，中共采取的是集体领导。决策权大大分散。影响高层决策的不是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判断，而是不同利益集团的最高代表之间的博弈和讨价还价。因此，中共目前的决策不仅费时间而且基本上是“和稀泥”。如果我们用这一眼光来看中共过去几年中国内问题的重大决策，象医改，信访，土地改革，经济结构调整等，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即中共高层的决策能力退化已使许多关键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而且变得更复杂和严重。

三、现任中共领导人怕担风险和责任。老一代中共领导人都以胆大出名。毛泽东是一个政治冒险家，不惜用中华民族的存亡作为赌注。邓小平亦敢担改革开放这样的政治风险。中共第三代虽然胆识不如毛邓，但江泽民和朱镕基毕竟在任内完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关闭几十万家中小国企这样的艰巨和高风险的历史任务。相比之下，他们的后任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采取的是消极被动怕担风险的态度。如中国应立即调整其人口政策，停止一胎化。但中共领导一直犹豫不决。取消声名狼藉的户口制度是另外一个例子。尽管这一制度既不合理又过时，中国政府仍然下不了决心进行改革。

文章还称，用比较眼光来看，一党制国家出现领导能力退化有其内在逻辑。前苏联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的领导能力已落到谷底。造成领导一代不如一代的体制根源是官僚化。苏共和中共都以革命起家。革命党的领导人基本特征是以破为主，不按游戏规则出牌，敢于豪赌。革命成功靠的是这样的领导人物。但当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后，这类领导逐渐被技术官僚替代。执政党为了牢牢控制政权，制定了一整套政治行为规矩。任何违反这些规矩的党员和干部都会被清理出去。在一个高度官僚化的体制中顺利升迁的干部一般都是比较谨慎，不犯错误，人缘不错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实足官僚化的体制会排斥领导能力很强的干部，因为这样有能力的人会使他的同事们显得平庸无能。

这一现象在中国被称为“逆向淘汰，”即有独立思考能力，敢担风险，决策果断的人往往会被排挤出中共的权力中心。

文章最后指出，改革“一代不如一代”的体制十分困难，但有一个苦口良药可以尝试。即引入政治竟争。去官僚化必须有外部压力。一个执政党要培养出有个性和胆识的领导人，靠伯乐发现和内部提拔是没有希望的。只有靠政治市场的检验，即靠民主政治竞争的洗礼，一个执政党才有可能躲避其领袖“一代不如一代”的命运。

实际上，胡锦涛领衔的中共新一届领导人给外界的印象是一个稳健务实的班子，给人的总体感觉大多是比较低调、稳重，这不仅是因为这一代领导人的成长经历、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都与曾经经历过动荡的革命岁月的上一代领导人不同，这一代领导人是在共产党政权建立后的和平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接受的教育和社会经验以及从政的经历都是从现行的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中获得的。因此，从作风与性格的角度看，这一代人的个性色彩会比上一代淡薄。但是，无论在应对经济危机还是面对巨大灾难，胡温率领的中共领导班子都已经表现出了出色的领导能力和较高的执政效率。

观察人士指出，在毛泽东、邓小平以后，中国的强人时代已告终结，中共开始走向集体领导的模式，总书记的一言九鼎的情形已难再现。特别在领导层人事问题上，十七大启用的内部民调（变相小圈子投票）制度，已经成为党内派系纵横捭阖的游戏新规则。

来源：墙外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