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历史档案：
胜利属于中国的政治革命！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1989年6月8日的声明
2012年2月27日
原文“Victory to the Political Revolution in China”是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于1989年6月8日对天安门大屠杀发表的声明，原载于1989年6月的《第四国际》杂志第16卷编号1-2。这个声明与该期的社论《托洛茨基主义与中国革命》已完全在随后的二十多年中得到了验证。这二十年中目睹的是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受约束的复辟，大量涌入的外资和在高压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之下创造的一个受超级剥削的庞大的工人阶级。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对1989年事件的分析在今天仍然是工人和青年们去寻求理解和解决中国当代社会危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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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和工人联盟宣布坚定不移地团结支持处境艰难的中国工人和青年学生，他们正在与凶残的北京斯大林主义政权作生死攸关的斗争。天安门广场的血腥屠杀——尤如在1953年的东柏林、1956年的布达佩斯及1970年的格但斯克进行的屠杀——再次暴露了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堕落，是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最阴险和最邪恶的敌人。
恐怖统治已在北京占优。士兵和秘密警察正在全市搜索，试图追捕在过去两个月来参加群众示威的人。报导指大型的拘留中心已经设立，当局还计划进行集体处决。但尽管有这些肆无忌惮的恐怖手段，斯大林主义政权却未能压制席卷全国的群众运动。截至6月8日周四，有报道指示威和其他形式的群众抗议活动在数十个城市出现。上海被40年来最大的示威震撼。工业生产被瘫痪，当地政府声称该市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街头路障已竖立于超过100多个交叉路口。在长江的南京，示威学生和工人也阻塞了主要的运输系统。
有报告指在四川省会成都，愤怒的群众与警察发生冲突。据法新社称，戒严已在实行，部队打死超过300人。南方的广州亦处于停顿的状态。在武汉一万多名工人和学生关闭了中国的主要南北铁路线。位于西北部陕西省的西安，其城门被超过10万工人和学生堵塞，据报导罢工导致工业陷入瘫痪。其他城市据报也有群众示威的包括哈尔滨、长春、大连、青岛、洛阳和天津。
2. 邓小平、李鹏和他们的官僚亲信双手滴着鲜血，却谴责他们的受害者为“反革命分子。” 多么卑鄙和明显的谎言！斯大林主义把这标签贴在所有那些反对官僚特权、反对背叛中国革命和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
事实上，过去一周的大规模屠杀是这十年来的一个政治高潮，在此期间北京斯大林主义者们在中国有系统地复辟资本主义，将其经济融入世界帝国主义的结构之中。由北京政权所发动的恐怖之主要目的，乃是为了恐吓中国群众及为了粉碎一切反对刻意消灭中国革命的社会成果的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总统乔治 • 布什在给天安门广场的受害者流下了鳄鱼泪后，却要竭力向他的北京盟友再次保证美帝国主义与中国维持其“战略”关系的决心。自从1972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欢迎理查德 • 尼克松到访北京后——当时北越正受到极猛烈的轰炸——中国已成为了美国的第十三大的贸易伙伴（1988年是143亿美元，比1987增长超过37％)，是美国和其他外国跨国企业集团的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来源。目前，有450家美国公司，包括贝克特尔集团、IBM公司、麦道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和AT＆T等已在中国有各类的技术转让、合资和合作生产协议。仅在1988年，美国投资者就签署了269个项目的合同，价值达3.7亿美元。
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同样密切。日本是中国最大的私人和政府贷款的来源，亦是其第二大的贸易伙伴，仅次于香港。至于欧洲，中国和欧共体之间的总体贸易已经从1978年的30亿美元增加到去年的120亿美元。西德意志地方银行的一个高级代表最近夸口说，中国己经取代了韩国和台湾，成为德国低成本入口商品的来源。正是这些利益才使白宫宣布，“世界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政治活力有攸关的利益。美国希望看到中国继续进行其经济和政治改革，这无疑将有助于推动这些目标。”
3. 自蒋介石政权末期的血腥日子后，从未有人向中国群众进行过如此残酷的暴行。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与随之而来的白色恐怖将会存留在人们的集体意识中很久，即使过去一周的罪行得以报仇雪恨之后仍会如此。让我们回顾一下新闻中的一些报道：
• “在发动最后攻势之前，士兵们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组成了一条线。学生和其他市民在长安街以东下方大约300码处也面向着士兵，筑成了自己的防线。
“士兵们唱着军歌。学生们则唱国歌和‘国际歌’。在不同的歌中间，他们向对方叫嘲弄性口号和侮辱对方...... 。
“一个中国军医后来描述了部分的情景。
“一位年轻的男子被开枪打中了。他的女友转向士兵大叫：‘为什么？’她的头部就被子弹射穿过了。
“‘士兵们没有预料到学生们会如此勇敢，’医生说。‘而学生们也没有预料到士兵竟会如此残酷。’
“医生说，坦克接着把帐篷和尸体压扁。接踵而至的是机械清扫车和垃圾压实机。医生说，最后被压碎了的尸体残肢就被浇上汽油点火焚烧。”（《底特律自由报》1989年6月5日）。
• 屠杀过后，一位目击者报道说在复兴医院里“走廊到处都是血水。最年轻的死者是17岁。年龄最小的伤者仅3岁。杀人者是第27军。当他们向群众开枪时，他们大笑和向人群大喊，‘北京人，你们的胆子在哪”（《温莎星报》1989年6月6日）。
• “在周日的黎明，士兵们殴打和用刺刀刺学生和工人，目击者们说，通常是在受到一些挑衅后才这样做，但有时则完全是任意的。
“‘我看见一名年青妇女告诉士兵们说，他们是人民的军队不能伤害人民，’一位年轻的医生在星期日的冲突后返回时说，‘然后士兵们向她开枪，跟着跑过来用刺刀刺她。我跑开了，所以我不知道她是生是死’”(《纽约时报》，1989年6月5日）。
• “今天凌晨，由5辆坦克和22辆装甲运兵组成的一个车队，隆隆地沿着长安街中央驶来，向着街道两傍扫射。
“一辆运兵车把枪瞄向市内最古老的北京饭店，然后一阵扫射。一个外国目击者看到至少50具尸体倒在人行道上......
“示威者们出示毛骨悚然的杀戮证据，包括无头的尸体......
“一位北京外语学院的老师讲述了这个故事：‘有个女孩在人群中听到她的弟弟被杀，不能保持冷静，向士兵们跑过去。我们试图阻止她，但部队向她开火了七次，即使那时她已在匍匐着’......
“‘头部、胸部、腹部、腿部，甚至眼睛中枪的都有，’一个护士在给一位小腿被打碎了的27岁学生注射时说。
“‘政府腐朽之极，’这位学生说，他的衬衫湿透了另一个在他旁边头部中弹青年的血。‘他们不理会有多少人死......’
“一位医生说，他处理了一具二十几岁的男性尸体，他是被士兵藏在帽子内控制人群的金属链勒死的。
“‘他们竟然干出这种事，简直令人作呕，’他说道”（《底特律新闻报》1989年6月5日）。
• “北京市民们坚称——而且外国目击者也支持的说法是——如果从坦克炮塔里望见有人在聚集的话，机关枪马上就射过来。有不少例子——至少有一个日本目击者曾看到——装甲纵队停下来，把汽油浇在尸体上，燃点后才离去，以销毁他们的犯罪证据。”（《纽约时报》1989年6月6日）。
• “在广场附近，一个解放军退伍军人李天国(音译)，说他看到部队用腳踢一个12岁女孩的胸部，导致她的心脏被踢碎。
“‘他们不断地用脚踢她，她死在我对面那条街。我们想拖走她的尸体，他们却向我们开枪，’”（《华尔街日报》1989年6月6日）。
4. 不论现阶段危机的直接结果是怎样，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并没有使中国的政治革命结束。相反，现在经过血的洗礼后，革命将在一个新的和政治意识更高水平上发展。认为群众抗议示威的压力可使斯大林主义政权改革的天真幻想已被粉碎。过去一周发生的悲惨事件有力地证明了第四国际所强调的，工人阶级以革命推翻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必要性。正如第四国际的创始人列昂 • 托洛茨基在50多年前写道：“所有的迹象一致地指出进一步的发展过程，将必然导致文化成熟了的人民力量与官僚寡头之间的冲突。这种危机是没有和平的结局的。从来没有魔鬼会自愿地截断自己的爪子。苏联官僚不会不战而降。目前的发展趋势明显地引向了革命的道路”（《被背叛的革命》）。
5. 当时写的这些话适用于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但并非不适用于今天的中国、东南亚和东欧的斯大林主义政权。政治革命的观点从未有着如此激烈的逼切性。一切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在它们垂死挣扎的最后阶段，都把目光投向了资本主义的复辟。几十年来，这些寄生的官僚机构只顾怎样维护自己的特权，破坏了真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计划的发展，而后者只能在国际革命纲领的基础上才能开展。现在，斯大林主义者们面对着反动的民族经济规划的崩溃和觉醒了的工人阶级，他们正以资本主义所有制及与世界帝国主义发展紧密关系为基础，去寻求保存自身的利益。他们无情地拆除了国有工业和农业，修订法律法规以允许私人拥有生产资料，鼓励私营“合作社”与帝国主义企业发展直接的联系，并以经济特区的形式把整块地区处于帝国主义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任由它们剥削。
帝国主义者很理解斯大林主义者们目前所实施政策之意义。伦敦的《金融时报》对波兰斯大林主义者的方案给予了以下的评价：“波兰统一工人党给自己最后的任务便是保证资本主义在波兰的建立，可是国家的领导层却惧怕其公民可能会激烈反对...... 波兰统一工人党负责经济的政治局成员弗拉迪斯瓦夫 • 巴卡先生感叹说，虽然指令经济已基本上被抛弃了，‘但是市场机制仍然未完全运作。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克服向后倒退的问题。在实行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中，党的政治意志是非常重要的。’”
6. 这里提及的波兰人民的“激烈反对”，表示出帝国主义者及他们的斯大林主义代理人敏锐地意识到，不用反革命的暴力去镇压工人阶级，复辟资本主义是不能完成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北京官僚要使用法西斯式的残暴手段去对付手无寸铁的人民。中国无产阶级被斯大林主义政权决定性地击败的后果——这决不是已经完全实现了的——将意味着中国革命所留下来的社会成果会被全面废除，其经济将在新的资本主义基础上被放任地重新整合。主持这场反革命转变的政权，必然地将带有法西斯的性质。事实上，尽管现时还只是在雏形阶段，但这个政权的军事恐怖统治特征已经可在今天的北京见到。
身在北京的一个精明的资产阶级评论家写道，年迈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人对他谈及了他们对中国的计划：“他们近来一直在谈论关于‘南韩的模式’，一种铁石心肠的专政、高效率、以低工资牟取利润和向上的流动性——一个高科技和高产出的地方。有的说，这就是中国的道路...... 他们还构建了一种适用于南韩模式的意识形态。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权威主义”（《纽约时报》1989年6月6曰）。
原文附图：“六四惨案前天安门广场的中国示威者”7. 资产阶级的宣传家们将北京政权的罪行描述成是“共产主义”的运作。这就是重弹了几十年的老调，即把斯大林主义与它最不可调和的敌人——革命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但是，从来没有现在这样把斯大林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更为明显的是出于恶意、虚伪和不诚实。他们根本遮掩不了北京政权与美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之间的密切关系。
事实上，北京的军事恐怖策划者与他们的帝国主义同僚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据《纽约时报》说，“所有中国的高级官员都与美国军方有过广泛的接触，而且最有前途的上校们都曾在美国军事学校进修过课程。新兴的中国军事思想是基于美国模式的，中国的现代化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美国的技术和装备”（1989年6月6日）。
8. 此外，席卷中国的社会灾祸是官僚的复辟政策的直接产物。在抛弃了中央计划之后，中国经济便任由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无政府力量摆布。各地方企业与外国资本家之间建立的无数私营关系，削弱了被认为是1949年革命的最大成就——中国的统一。随着从各地方官僚中涌现起来的那些资本主义企业主与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各自进行独立的交易，中央政府实际上对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已经失去了控制。过去四年来，外债已经增加了一倍达400亿美元。
通胀肆虐导致失控。生活消费指数从去年的平均为18.5％，在1月达到了27.4％，在2月份是28.4％。官僚不顾一切地以新紧缩措施来控制通胀，其主要效果只是使工人阶级的社会条件不断恶化。即使在大肆吹嘘的经济特区，劳动群众的情况亦很可怕。让我们引用权威的1989年4月版的《中国贸易报告》吧：
“广东是一片混乱。在基础设施和食物供应方面，已不能应付蜂拥而来的民众，几年来他们支撑起了蓬勃发展的加工工厂，做那些被视为比当地人低下的建筑工作，并且接受了边缘化和非法的职业......
“由于当前要迫切的推动紧缩，问题开始变得更为尖锐。冻结贷款和原料短缺意味着许多工厂只能一周开三天的工。因为建筑活动减少了25％，全省对劳动力的需求也降低了。许多那些前来求财的却变成了乞丐、小贩、甚至妓女，他们居住在城市之外，尤其是广州市贫民窟的棚屋区。”
9. 虽然官僚所推行的经济政策对工人阶级、青年学生和千百万贫苦农民有破坏性的影响，但却直接导致了大批官僚们财富的增加。工人和学生所强烈谴责的腐败，乃是一种社会过程的外在形式，其中涉及的是官僚和他们的家庭成员转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企业主和中间商。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主管的康华发展总公司，只是这种趋势的最明显代表。
据估计，有一万家公司被伦敦的《经济学家》描述为“与党的官僚有联系。其中有134家能夸耀有高级官员，如部长或同级的在其受薪之列。” 他们为这些往往由亲戚拥有的企业，提供主要用国家补贴的低价格购买回来的商品，从而在世界市场出售而获取巨额利润。这样“非法”地销售化肥使这班社会寄生虫仅在去年就净赚估计达到四千二百万元（约一千二百万美元）。由此却造成了化肥的短缺，给贫苦农民带来灾祸性的冲击。有报告指出已有农民诉诸暴力去为他们的庄稼夺取肥料。就像革命前中国的旧地主一样，政府以开枪射杀农民来应付这类 “抢掠”。
官僚的政策导致了广泛的社会等级化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它促进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地区以及刘公和山东半岛的生产日益与帝国主义世界市场的一体化。其结果便是把传统上更为繁荣的沿海地区与生产力较低的内陆更加分离，从而造成巨大的收入差距。例如，在1986年珠江地区农村人均收入达到人民币609元（290.7美元），比典型内陆的湖南省的收入高出38％，比贫穷的内陆省甘肃高126％。但仅六年前，珠江地区和湖南的收入是相同的，而甘肃只是落后了30％。
在各地区和城市之内的差距就更大了，尤其是国有企业工人与增长着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之间。根据最近的一项关于北京私营企业的研究，据报他们1987年的年均纯收入是4908元，而私营运输经营者年均收入为9348元。实际收入相信至少高出一倍，因为私营企业主为了避税而经常把收入报低。
另一方面，国企工人的年均工资只有人民币2678元。官僚政治的复辟政策的结果便是使中国人口中的一个微小的阶层增加了自己的财富，而庞大的贫苦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工人阶级其实际收入和社会条件却不断地被削弱。斯大林主义领导层为了给自身建立其社会基础，维护了连同外国资本在内的资本家、私营企业主和农村资产阶级这个社会阶层的利益，但却而伤害了群众的利益。
10. 说到底，中国工人阶级所面对的，其实是以北京政权形式出现的世界帝国主义无情的代理人。工人阶级只有进行革命，推翻这个政权，才能制止资本主义的复辟，并防止帝国主义再度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奴役。但准备这样的政治革命，需要建立第四国际的中国支部，这就必需完整地吸取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由现在的国际委员会所代表——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发展期间得出的一切战略教训。
11. 北京政权的演变是对所有这类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一种毁灭性的历史谴责，在过去的40年里，他们断言毛主义不仅是斯大林主义的一种进步的变种，甚至是真正的革命思想，超越了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已过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支持这种观点最坚决的帕布洛派认为毛主义已证明了实现社会主义，并不取决于去建设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观为基础的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相反，扎根于以农民或其他非无产阶级力量为主的党派也能夺取政权，并在民族经济的框架内开展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的过程并不需要——它实际上还排除了——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动员及建立它的权力机构。
12. 这种修正主义的概念最引人注目的形式是由帕布洛派的政治教父艾萨克 • 多伊彻提出的。早在1963年他写道：“必须再次强调的是托洛茨基的长处和弱点都扎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他的失败都概括在缠绕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运动的基本困难——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观与阶级斗争和革命实际过程之间的差异和分离。”
多伊彻认为毛泽东的胜利否定了第四国际所坚持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概念，即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世界历史作用。“工业无产阶级并不是激变的推动力。毛泽东的农民军队以自身‘取代’城市工人，进行了从农村到城市的革命，”（多伊彻：《流亡的先知》伦敦牛津出版社第514页、第520页）。
这种论点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一般的斯大林主义和尤其是毛泽东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更为繁复的辩护。这个论调是要给共产党于1927年被蒋介石斩首之后，斯大林派抛弃中国无产阶级的作法以合理的依据。从这次失败中——这是斯大林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政策的后果——毛泽东总结出的“教训”便是认为在城市无产阶级当中发展革命政党，是徒劳无功的。相反，共产党一定要值根于另一种社会力量之上，那就是农民。
13. 在随后的岁月里，毛泽东遵循这个农民方向，同时热烈地坚持斯大林所要求的阶级合作路线。事实上，毛泽东的政策中这两个要素是有机地相连的。毛泽东所推行的路线并非是社会主义的，而是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要求。同时毛根据斯大林主义的“四个阶级联盟”的理论，寻求保存与部份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联盟，否定了任何具体的社会主义目标。这不是一个政治上的策略，而是毛主义政党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忠实表达。直至1945年，毛提出的联合政府政策“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
直至1947年10月，毛泽东才终于呼吁去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蒋介石政权在自身腐败和普遍仇恨的重压之下而瓦解，使毛泽东在两年后取得了胜利。
蒋介石的失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沉重打击，帝国主义在掠夺了中国达一个世纪之后，现在发现自己已无法继续剥削四分之一的人类。
中国从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下的解放及随后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奠定了生产的快速增长和一场克服落后的运动之基础，这种落后在此前曾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14. 尽管如此，这个从1949年革命中出现的国家不能等同于由1917年俄国革命所建立的国家。虽然毛和中共领导层声称代表了工人阶级，但他们不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夺取政权的，而是靠带领由绝大多数是农民组成的人民解放军。
如何理解1949年革命所产生的政权的本质，对中国其后的斗争具有决定性意义，尤其是在今天无产阶级反对官僚的强大浪潮中。
1932年托洛茨基在给中国左翼反对派的一封信中，曾准确地警告过这样的一支农民军队在取胜后的一些潜在后果：
“中国‘红军’的指挥层无疑已成功地向自己灌输了发号施令的习惯。在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及其群众组织的控制之下，要监督这个指挥层几乎是不可能的。指挥官和政委们以控制具体情况的绝对能手为幌子，在占领城市之后，他们便很容易高高在上地看低工人。工人的要求在他们看来可能常常是不合时宜或者是不明智的。”
毛派的领导层在夺取了权力之后完全验证了这种分析。指挥解放军的现成的官僚体制，把一切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的手中。革命从一开始，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就被剥夺了权利，并被一个特权的官僚所压迫，而这个官僚依靠军队和农民去捍卫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在打败蒋介石期间，毛泽东从来没有去号召举行无产阶级的革命起义，尽管城市工人已经投入了斗争之中。相反，他坚持其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即用农民军队去解放工人阶级。这完全是与斯大林主义的观点——“两步革命论”和“四个阶级的联盟”——紧密相联的。毛泽东不要求工人起义是因为他计划与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去组成“新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国家。一旦城市被解放军解放，罢工和其他独立的工人斗争便被例行镇压。
毛初期的政府是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份子组成的联合政府，这是相应于斯大林主义的“民主主义阶段”的概念，这个阶段原本是要持续几十年的。这个政府承诺去保护私有财产，甚至帝国主义的利益，并推迟了认真的土地改革。
15. 反对这些政策和争取工人阶级独立动员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数以百计的要么被毛派杀害，要么被关入监狱，再也没被释放出来。在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清洗中幸存下来的少数几个人见证了中国工人阶级真正的革命领袖所进行的工作：
“在共产党于1949年5月下旬接管上海到1952年12月在全国搜捕托派这三年半内，我们的同志在许多不同的领域工作。国际主义工人党较年轻的党员继续出版名为《马克思主义青年》的杂志，并在必要时就提出对新政权的批评，从来没有退缩过。我们的许多同志亦积极参与了土地改革运动，也有不少加入了解放军为解放国家余下的地区而战斗。在工业里工作的则领导了许多反对资本家雇主的罢工，从而挑战了新政府的工人与资本家合作的政策。在许多地区，他们成为了群众领袖，不仅因为他们是工人利益的坚定拥护者，而且当时马克思主义影响是非常强烈的，而他们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故此工人们受其影响对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我们的数量和影响力继续增长，这就是中共的秘密警察最终在1952年12月对托派进行全国搜捕的主要原因。”（王凡西：《中国的革命者》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第252、253页）。
16. 毛派在国际舞台上并没有兴趣去承继1917年十月革命的榜样。与列宁不同，他们没有去寻求建立一个国际革命政党，反而是站到了斯大林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立场上。
1950年代早期，由于二战后的经济混乱与中国传统的落后的综合压力，又加上朝鲜战争和美帝国主义实施的经济封锁，毛派政权被迫要比原先计划的更加迅速剥夺资本家的财产，扩大经济中的国有化部门。中国经济与苏联阵营紧密地联系起来。然而，无论是斯大林或毛泽东都未曾提出过要把他们两个国家统一起来，组成一个共同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双方都没有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利益的基础上前进，而是根据他们所代表的特权官僚体系的狭窄民族利益。
这就是将中国定义为一个畸形工人国家的真正内容，而其重点是畸形这个词。第四国际无条件地捍卫中国所建立的国有化财产关系。同时，它亦认识毛派政权的主要特征是其官僚化的畸形起源，因此要向建设社会主义前进的唯一途径只能是通过政治革命将其推翻。这与扩展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的，而毛派政权的政策对此一贯以来都是一种障碍。
17. 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一向以来都是被一种波拿巴主义政权的摇摆政策所主导着——即一个与相冲突的各种阶级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点的政权——却又被持续的自相残杀所利用。
面对落后的中国经济和文化，及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计划里面不可解决的矛盾，毛派领导层企图以官僚冒险方式去克服这些障碍。这第一个冒险便是1958年开始的所谓大跃进。经济计划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激励人民去增产和农民公社里的军事式劳动组织。在没有自觉和集中的计划下，所有这些努力只是把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并威胁在许多地方造成饥荒。情况更因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关系破裂后，苏联撤走援助和技术人员而进一步加剧。
面对这次经济上的大失败，毛泽东在党领导层内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从1961年到1965年间官僚的经济政策向右转，强烈地依靠经济刺激去鼓励生产，从而增加了社会分化，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由于大跃进的失败所引起的后果，毛泽东被迫在官僚内分享其权力，把国家元首位置移交给刘少奇。
官僚内部在经过一段表面上的和平共处时期后，毛泽东于1966年至1967年发动了名不副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了自己与官僚对手们的内部斗争及最终为了加强官僚体系本身，毛泽东力图调动党外的支持者，首先是青年学生，然后是一些流氓无产者和贫农份子，去组成所谓的红卫兵。这场运动的反动性质最清楚地表现在其公开地鼓励农民的个人主义，否定经济计划及停止向城市输送供应物资。几乎一切文化和科学都被谴责为“资产阶级的”。科学家、艺术家和知识份子遭无情打压，而毛《语录》的拙劣政治顺口溜却被提高到官方国家宗教的地步。
无产阶级本身对红卫兵的活动保持着敌对的态度，多次击退其夺取工厂或控制城市的企图。
然而，在这期间内工人阶级出现了一场独立的运动，开始为自己的要求而斗争，向整个官僚体系提出了挑战。这包括自1949年以来中国首次的大规模罢工。在1966年底和1967年年初，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停工很快就蔓延到其他主要港口，然后中国铁路工人也加入来。激进的上海工人自发地组成独立的工厂委员会去对抗国家控制的工会，并成立了一个全市组织，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毛派领导层对工人阶级爆发斗争的态度，暴露出其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欺诈性。官僚谴责了罢工工人是屈从于“经济主义”，而毛泽东在此期间的主要喉舌文革小组的头头，则对上海无产阶级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宣称：“作为工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劳动。参加革命是次要的。因此，他们必须返回工作岗位。”
面临无产阶级这场运动，毛泽东迅速转向他的统治始终依赖的军队求助。首先，他声称解放军代表了“穿着制服的工人和农民”，因此它要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在这个幌子下，部队被派到工厂和工作场所去镇压罢工和刺激生产。最终，军队转而对付红卫兵，镇压了正是毛泽东自己所唤起的运动。一旦毛泽东达到他的目的，即击溃官僚里的刘少奇派，整个运动便迅速停止了。
紧随“文化大革命”后及其造成的经济混乱，毛派领导层推行了另一个向右摇摆的转变。在国际舞台上，这体现在与美帝国主义和解，在美国狂轰滥炸越南之时把尼克松带到北京，而毛派政权亦接受了反动的独裁政权，包括智利的皮诺切特。
18. 在国内，毛泽东发起了类似的与亲资本主义份子的和解，并开创了一条路线，这条路线自他于1976年死后，在邓小平所应用的口号：“致富是光荣的”下不断加速。现在，这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几乎所有在1949年后集体化的土地已回复到私有制之中，对工业私有制的限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废除，在经济特区则鼓励外国资本的大量入侵。所有这些一切都造成了自从推翻国民党独裁统治以来，从未见过的社会不平等和苦难。
此外，在对英国殖民地香港于1997年回归中国的条约中，斯大林主义官僚根据 “一国两制” 的公式，同意维持其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换言之，中国斯大林主义者所控制的国家机器将成为香港资本家对抗工人阶级的保护者。今天，无论官僚内部有何策略上的分歧，但整体上在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上则是一致的，他们许多人已经私自利用这些政策，通过资本主义企业去致富发财。
由毛泽东创立的这个政权的演变，决定了正在出现的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爆炸性质。包含在这个运动之内的是对中国革命成果的一种社会意识，及打败官僚企图通过推行复辟政策和愈益顺从帝国主义而吞噬这些成果的决心。
19. 这整个历史经验使我们现在可充分体会到托洛茨基的分析中那惊人的远见性。在不断革命论的基础上，托洛茨基指出中国从帝国主义的控制下的解放，消灭贫困和落后的封建传统，以及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改造社会，只有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去动员革命的农民，才有可能。此外，中国如要向社会主义路线发展，只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战胜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托洛茨基坚持认为不管毛的农民军队取得如何重大的成功，也不能代替工人阶级独立的革命动员。他警告说，没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复苏，“那么即使农民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也将不可避免地走进一条死胡同”（《列昂 • 托洛茨基论中国》探路者出版社第527页）。
20. 在残暴屠城之后的几天以来，有无数关于官僚和军队内部出现分歧甚至分裂的报告。即使这是真的，中国工人不能把斗争依赖于统治等级内部的分裂和周旋，而只能靠自己独立的力量。他们必须利用这些分裂或分歧，以推动自己独立的政治革命纲领。这就需要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政治革命不是以一个官僚主义领导人更换另一个领导人，也不是民主改革的逐渐积累。尽管在中国，这个革命是在要求民主权利和结束腐败的口号下开始的，这些要求本身是无法在工人阶级之外实现的。这要求工人阶级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整个官僚体系，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一个真正的、独立的工人权力机构即苏维埃，然后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府。
21. 中国今天所发生的事件为托洛茨基在其《被背叛的革命》——这本巨著分析了第一个工人国家苏联的蜕变——首次阐述的政治革命观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检验。他把苏联定义为一个过渡性和内部不稳定的社会，而其后的趋势会沿着两种可能的道路发展。要么是官僚铺平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把国家开放给帝国主义渗透，然后主要从自己的队伍中产生出新的资本主义剥削阶级，要么是工人阶级通过革命推翻斯大林主义官僚，以捍卫十月革命的成果和重建工人民主制，从而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联合起来，一起推翻世界帝国主义。
托洛茨基把这种革命定性为政治的而非社会的，乃是由于它不会推翻1917年革命所建立的国有化所有制关系和计划经济，而是要废除官僚机构，并在经济上引进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实行的重大改革。
这个展望仍全部适用于当今的中国。中国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前进已久，故此，在今天中国的政治革命将会有重大的社会含意。工人阶级和革命政党的首要任务是要剥夺由官僚所扶持起来的资本家阶级，连同已获准去恢复剥削中国劳动力的外国跨国公司。
中国余下的计划经济必须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造，以满足不是享有特权的官僚和资本家，而是群众的需要。生产必须置于由工人自由选举出来的工厂委员会的控制之下，而商品的质量和定价应由民主地组织起来的消费者合作社来掌管。
在过去的十年中，北京官僚的亲资本主义的方针损害了许多1949年革命所创造的成果。在农村，这造成了贫苦农民群众和农村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化，而与统治集团本身有密切关系的新兴农村资产阶级却因而得益。在开展反对官僚的政治革命中，革命的无产阶级必须在其背后动员起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和农业工人，在农村与官僚的复辟政策所造成的压迫和社会分化作斗争。
这样一个由中国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政治革命，将会在整个亚洲和国际上引起极大的社会革命的震荡。与斯大林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的束缚决裂，并把自己与亚洲及国际工人的力量联合起来进行结束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国工人将会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创造真正的基础，以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部分。
22. 只有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坚持和捍卫了托洛茨基在与斯大林主义作斗争时所创立的政治革命观。成立于1953年的国际委员会是为了打击机会主义在第四国际的扩大。它一直坚持向帕布洛派的修正主义理论战斗，因为帕布洛派否定了政治革命的理论，坚持这些斯大林主义官僚能够进行自我改革，甚至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革命的作用。
以此观点为基础，正当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被毛泽东残酷地镇压之时，帕布洛派修正主义者们竟污蔑他们是“革命的难民”。帕布洛派反而赞美毛为伟大的革命领袖。甚至在1969年底，帕布洛派领导人塔里克 • 阿里还宣称“毛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领袖之一的地位是无庸置疑的。” 今天，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们所为之争取的纲领已被揭示出是唯一能实现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纲领，而毛主义的政策只是制造了资本主义的复辟及与帝国主义的合作。
中苏两国的事态发展，官僚公然地转向资本主义复辟，以及工人群众踏上了政治革命的起义道路，已使帕布洛派的倒退理论名誉扫地，证实了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与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持久斗争之正确性。
中国的事件同样除下了所有机会主义骗子的面具，他们企图宣布戈尔巴乔夫及其亲资本主义的“公开性”和“新思维”的政策，代表了向政治革命前进的某种道路。面对真正出现了的政治革命时，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与邓小平举行峰会期间，再也忍不住他对工人阶级针对官僚的革命斗争那种天生的敌视，谴责了示威者是“鲁莽的。”
戈尔巴乔夫政权毫不迟疑地便宣布了与天安门屠夫的团结。由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局起草的，并由被假的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声明拒绝了去谴责屠杀，却宣称：“现在不是发表未经考虑的、草率的结论和声明的时候...... 当然，在中国发生的事件是该国的内政。”
戈尔巴乔夫非常明白，类似的动荡已在苏联的议程上，到那时候，他所诉诸的暴力并不会比邓小平和李鹏的手软。
邓小平官僚发动的恐怖浪潮并没有击败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相反，屠杀和逮捕只是证明了极权主义官僚的政治破产，因为它反对群众的运动和试图去捍卫其特权和世界帝国主义的利益。
主导着中国最近事态发展的强大的工人起义，是不可分割地与亚洲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相联系的。正当中国工人被迫踏入反对北京毛派官僚的政治革命的道路，邻近的南韩工人群众也发动了对国内外资本的强大战斗，而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激进化，其最重要的表现便是反抗传统的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工会官僚的领导层。
总而言之，这些事件指出了建立中国、俄罗斯和东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去进行政治革命推翻寄生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已是刻不容缓的必要性，以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决定性的组成部分。这就是现在摆在第四国际国际委员面前的伟大的历史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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