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运动与自由工会运动1
----采访李进进
《中国之春》记者 亚衣原载《中国之春》93年5月号(总第120期)http://bjzc.org/bjs/zc/120/69
与八九民运中天安门广场上的众多学生领袖相比较，李进进的名字不大为人知晓。但是当人们要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工人运动时，就会发现李进进----这位原北京工自联的法律顾问会向你提供许多有价值的思想。
从军人到法学研究生
亚：在八九民运的学生中间，你是介入工人运动较深的一个，能不能请你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李：我这个人经历比较复杂，这些经历对我的思想影响也比较大。一九五五年九月我生於湖北武汉。文化大革命中在“你们都要关心国家大事”的背景下，我在十五岁时参了军。可以说当时的我们比现在的同龄少年在政治上似乎要早熟一些。当兵六年後，我复员到武汉当了一年刑警。然後考大学。
亚：你学的一直是法律？李：是的。一九七八年我考进中南政法学院，毕业後又考入北京大学当攻读宪法的硕士研究生。一九八五年取得硕士学位後我又回到中南政法学院担任教师。两年後重新进入北大做博士研究生。
亚：在研究生期间，你参加过那些活动？李：攻读博士期间，我担任过一届研究生会主席。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我们曾经举办过“传统与现代化”的大型讨论会，请了包遵信、于浩成、张显扬、温元凯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来发表言论。还有在五届人大会议期间，我们以研究生会的名义给全国人大和政协写了一封公开信，张贴在北大的“三角地”。公开信的内容并不重要，但这种表达方式却引起了不习惯於这种方式的国家教委、团中央的不满。另外，我们这一届研究生会还自作主张同台湾大学研究生协会取得了联系，开展信友活动，并缔结了“姐妹社团”的协议。由於上面这几件事，我这个研究生会主席与学校党委的关系十分紧张。
亚：请你说一下八九学运时你的情况。李：四月十八日我参与组织了广场的静坐。当时我们学生提出了七条要求，去人民大会堂要求见人大代表。我在演讲中提出学生必须学会用合理合法的手段，如果大家信任我，我就进去交涉。我进入大会堂交涉，对方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於是我们就开始静坐。十几个小时後，三位人大代表终於出来接受“七条”。但是在怎样接受“七条”的具体办法上，我和他们发生了分歧。官方要求我代表学生到大会堂里面去，我则要人大代表到广场的学生中间来，双方相持不下。後来我提出了一个妥协的办法：双方代表在大会堂的台阶上会面。大家都同意这个方法，我就在台阶上把“七条”交给了人大代表。我觉得做这种事情要有理、有利、有节，不能一步走到头。当我把“七条”提交给宋诗雄等三位人大代表後，我就劝大家自动散去，有一部分同学不愿意散去，於是拉着“中国魂”的条幅到了新华门。那天晚上第一次发生了冲击新华门的事件。
由学运走向工运
亚：那你後来又怎么会参与当时的工人运动的呢？请说一说你的想法和做法。李：这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问题。这里面涉及到一个背景。学生从五月十三日开始绝食，在这之前，整个运动基本上只限制在学生中，你可以称它是“学运”，性质没有发生变化。但绝食几天後，出现了一个没有意料到的後果，就是动员了整个群众参与运动，这是绝食所带来的一个重大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还仅仅把这场运动限制在学生当中，那么肯定有局限性，也肯定不能成功。当然不是说全民参加的运动一定成功。 从当时的情况来讲，这个全民参与的运动主要是共产党政权本身所带来的。党内本身的斗争，决定了它的政权的极端残酷性。尽管学生的要求是合理的，是民主的，可是当权者就是不理睬绝食的学生，始终拖着，不愿意对话。其实当权者即使不肯对话，也应当用另一种方式来解决它，但是他们一拖再拖。当局不理睬学生是为了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权而不管学生的生命，造成了整个社会的震动。
亚：你的意思是说运动的发展使你、使学生走向社会，走向工人？李：在五月十五号前後，很大一部分人就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工人，号召市民起来。一部分学生走上街头绝食，参与游行；一部分走向工厂。当时学校里有很多自己打着小旗子的宣传队到工厂去。有人想去首钢，但是进不去。学生的演说主要是去动员工人。丁小平，还有一些学生自治会的最初的领导人也都做过这个工作。 开始我也没想直接参与进去，因为当时在怎样看待这个运动上，教师内部和学生内部都还有一些矛盾。我感到失望，就想做点实事，到街头去发表演说。五月十八号那天晚上，我和几个同学自己打旗子，上面写着“北大”演讲队，到木犀地那边去演说。
亚：你们演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李：演说的内容就是工人有没有罢工的权利，工人如何组织起来，如何组织工会，如何在工厂单位搞自由工会运动。就是这个主题，主要是我演讲，演讲时一下子就围上了几百人，听众主要是从天安门广场回来的市民、工人。讲完以後，他们就给我提出各种意见和看法，市民和工人表示了对学生的一种埋怨，说学生好象对市民的活动和参与有点冷淡。我想市民、工人有这个想法也有他们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自己的自信度不够高。工人本身在自信程度，组织能力等等各个方面都存在一些困难，有一种依赖性。他们认为学生是知识分子，觉得学生能够帮助他们。所以当我们表达这种观念，认为不能再去简单地通过学生运动绝食来抗议政府，而应该更全面地走向社会，去帮助工人组织起来时，工人们都很欢迎。後来我到了广场向学生们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想说服他们接受这一点，但当时有些学生对此很不以为然。
亚：是不是在当时的学生中间，对於工人的参与也有不同的想法？李：是的。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有些学生，不管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出於策略的需要，在策略的表达和表述上不想让这个运动被当做一个全民运动。如果全民参与的话，局面就会变得更为复杂，它向哪个方向发展也就不清楚。当时一些人认为工人怎么参与，社会怎么参与，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学生做我们自己的。工人罢工，我们既不反对，也不支持。(亚：是不是有些人从心底里并不希望工人走上街头？)这很难说，有一部分人可能是受到共产党一种宣传的影响，那就是说，你们学生闹闹，政府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会秋後算账，但如果是把问题搞复杂了，你们学生可负不起这个责任。这句话的背後带有很大的强制力，其实就是威胁你，不要把运动扩散到社会上去，到工人中间去，否则你们就要负担这个责任。就是说，学生把情况搞复杂了，社会上真的动乱起来了，那你们学生就有责任。
亚：你後来直接进入工人组织，表明你的看法与这些学生不一样。李：我当时说服其他学生的主要的观点之一就是，这场运动已经不再是学生运动，学生也不要自以为这场运动只是自己的运动。再有，学生本身没有任何利益，学生是靠别人养着的，有什么利益？从社会利益来讲，还是市民的、工人的。现在他们已经开始积极参与了，我们就应当发动他们，组织他们，去引导、支持他们，至少在态度上要转变，要积极热情地对待他们。
亚：请问你本人当时做了那些工作？李：五月十八日夜晚至十九日凌晨，我在设立在纪念碑东侧的北大广播站，有两个工人来说要组织工会，组织工人自治会(当时叫不叫“工自联”我记不清楚了)需要学生帮助。我看了一下没有几个学生出来。我就说我来吧，後来我就把他们身份看了一下，其中有一个是岳武。我当时就在广播站里的扩音器上，帮他们起草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成立宣言》，即《首都工人宣言》。主要内容是要求政府答应学生们的两项要求，否则的话，工人就要在二十四小时後开始罢工。在天安门广场西侧人民大会堂前面，那里聚集了二百多人。我在那儿给他们作了演讲，主要讲工人罢工的权利。 我说的道理很简单，一九七八年宪法中是有工人罢工的权利的，一九八二年宪法给删掉了。有的工人说宪法没有规定罢工权利，我们怎么办？我说宪法没有把它规定下来是没有把它当做一个基本权利来看待。但是宪法没有规定的权利并不等於你就没有。有很多权利宪法也没有规定，不能说没有规定就是禁止。我们有集会、游行、示威等等宪法权利，罢工的权利也是可以从中引申出来的。 演讲完了以後，岳武就宣读我起草的成立宣言，交大家通过。然後我就向他们建议，先搞个五人领导小组，作为筹备组，然後再去登记，搞合法的组织。我认为自己是学生身分只能作工人组织的法律顾问。於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担任了“工自联”的法律顾问，为此，我也坐了两年牢。
寻找中国的瓦文萨
亚：你与韩东方是後来认识的？李：就在我演讲後的几个小时，在北高联的一次常委会上认识的。那时韩东方在学生当中不断地作说服工作，我碰见他的时候，他正好在与学生谈话。“工自联”宣布成立时已经十九日了，当天晚上当局宣布戒严，局势就发生了变化，非常的复杂和严峻。在会上，我们俩一拍即合，於是，我们就开始筹划下一步的行动。首先是工人应当与学生联合起来，我们起草并经双方通过，公布了“首都全体工人和学生的联合声明”。
亚：在那种条件下，你和“工自联”主要做了哪些事情？李：“工自联”组织起来後，搞了一些纲要和章程，在广场召开了一些记者招待会，主要是韩东方主持的，这样就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和影响，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周勇军他们在那里搞了一个工自联的大广播站，比广场内部的广播影响还要大。这样，工自联就变成了共产党政府当初认为的第二大组织，那时有很多组织，例如市民自治会，什么纠察队，敢死队啊，很多很多组织，工自联成了除学生以外的第二个有影响的大组织。 亚：工自联跟北京或外省的工厂基层组织有没有建立什么联系？李：当时曾经有过这个想法，但是没有付诸实施。实在的原因是因为工自联是在一种紧急情况下出现的，它不可能从基层开始。主要是竖起了一面旗子。那时不可能成立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当然也有外地的一些人，沈阳的、天津的、还有北京的一些基层工厂的工人，到广场的工自联驻地来。当时北京有一个工厂搞了罢工，那个罢工的领导人六四後也受到审查。
亚：有人说当时的工人组织人很少，时间也很短，意义不是太大，你怎样认为？李：关键是它成了一面旗帜。今天失败了，明天还可以再举起。这是一，是必要的；第二，由谁来举这个旗帜呢？那就是要在这种斗争、失败、再斗争的过程中不断筛选出它的领导人。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必须有这么一个过程。在这面旗帜之下，在这种斗争的过程中，会出现有能力的人，或者说是中国的瓦文萨，波兰的瓦文萨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也是後几年才出现的。所以组织工自联的现实意义有两个，一个就是它提供了一个信息，成了一面旗帜，失败了还可以再举起来；另一个就是在这面旗帜之下，可以从斗争中产生优秀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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