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悲剧和知识份子的责任

 

作者﹕曹长青

【2012年06月08日讯】今天回首六四这场运动，如果说它失败的话，至少有两个层次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共产党的残暴镇压，中共调动了野战部队，屠杀平民。另一个原因，由于中国知识份子没有传播个人权利、个体自由、结束共产统治的根本价值，所以学生运动的主调还是爱国主义等，因而没能留下自由主义的精神遗产。

对第一个层次原因的探讨，已经非常清楚。事后人们得知，当时中国的掌权者邓小平已做出这样的决定，宁可杀二十万人，也要保证共产党继续统治二十年，认为“值得”。因此共产党大开杀戒，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惨遭杀害。

从另一个角度看八九民运，它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思想遗产。当时学生主导的这场运动，主要口号是反贪腐，爱国，改革，而鲜少提出个人自由，个体权利等自由主义的价值，更不要说没有鲜明地提出“结束共产专制”、全国普选、人民享有政治选择权的民主要求。

学生们的这种思想状态，情有可原，因为当时中国大多数知识份子的思想水平，还局限在支持党内改革派（而不是完全否定共产党）的框架内，学生们从本国知识份子那里，得不到真正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

一个人不能同时坐在两把椅子上

今天，原东欧和苏联的共产专制全部被结束，人民获得了自由。但在中国，仍是共产党统治。这其中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就是两地的主要知识份子的思想水平有很大的不同。原东欧和苏联的知识份子，很早就从根本上否定共产主义，而中国的知识份子，则热衷支持党内改革派，仍在肯定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这一点，相当影响和决定天安门运动的诉求水准。

例如在南斯拉夫，早在五十年代，持不同政见的知识份子吉拉斯（Milovan Djilas，也译为德热拉斯）就反省共产主义的制度问题，他的专著《新阶级》明确指出，共产党已成为巧取豪夺、欺压人民的新（特权）阶级。即使在苏联戈巴契夫的所谓“新思维”改革被世界瞩目时，吉拉斯仍对《纽约时报》斩钉截铁地说∶“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还有其他人，都认为他们能够改革共产主义。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共产主义是无法改革的。”共产党的唯一出路是退出历史舞台。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知识份子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也是这种必须结束共产统治的思路。索尔仁尼琴写出“让我们别靠谎言过日子”的文章，指出共产主义就是谎言加暴力，知识份子应该做的，是去撕破共产谎言；而没有谎言的伪装，暴力没法统治下去。

萨哈罗夫则提出“一个人不能同时坐在两把椅子上”，要么附和共产谎言，要么起来反抗，传播真实。萨哈罗夫选择的是跟共产党“决裂”，在《纽约时报》发表了被研究者称为“苏联极权制度的判决书”，呼吁建立一个没有共产教条的民主社会。索尔仁尼琴当时激动地评价说，“在苏联那成堆成堆的腐败、重私利、毫无原则的知识份子中”，萨哈罗夫的出现是“一个奇迹”。

为共产党寻找永久的墓地

和他们同时代的东欧持不同政见知识份子哈维尔、昆德拉也是这样，从整体上否定共产主义。昆德拉提出，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必须戳穿谎言，恢复记忆。真正知识份子质疑共产党的每一个问题，“就像一把刀，会划破铁幕”，让人们看到藏在后面的丑陋。

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大声疾呼，要勇敢地喊出“皇帝没有新衣” ，使共产谎言的“外壳四分五裂”。哈维尔非常赞赏那些喊出“皇帝光着身子”的勇者，在“一个完全麻木不仁和道德沦丧的社会从事的堂．吉坷德式的政治活动。”

正是这种一步到位，完全否定共产主义，喊出共产党没有“新衣”，才给了人们新的视角，促使了民众的觉醒。所以当历史机会来临时，原苏联和东欧人民才不是像中国知识人那样在共产党中寻找“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而是为共产党寻找永久的墓地。

刘宾雁至死寻找“善良的狼”

而在八九民运的时代，在中国知识界占主导的声音，是支持邓小平等改革派。很多言论具影响力的知识份子，像刘宾雁等，本身都是共产党员。刘的代表作《第二种忠诚》，不管强调了几种，最后还是要忠诚共产党。所谓跟党内坏人做斗争，是为了党的健康，实现更好的社会主义。刘宾雁后来在美国流亡近二十年，去世之前，还在“寻找共产党”，并忿忿不平地说∶难道社会主义就该这样在中国失败了？他不认为，也不甘心。以《第二种忠诚》为代表的中国知识份子，向中国人传递的仍然是这样的信号∶共产党是可以改变的（变好的）；狼是可以变成善良的。六四事件所以有那么多平民遇难，就和中国知识份子这种对“狼”的本性认识不清有相当的关系。即使屠杀前夜，天安门广场的知识份子还在喊“我们没有敌人”，在美国的民运领袖主张“和共产党朝野良性互动”。最后当枪弹打到身上，还以为是橡皮子弹。天安门学生在中国知识份子的“寻找善良的狼”的幻想引导下，完全不知道，更不清楚，这个世界绝没有善良的狼，只要是狼，本质都是吃人的；必须结束狼的世界，才有羊生存的可能。

不仅挑战皇帝，更否定整个朝廷

原东欧和苏联的知识份子，就没有去寻找善良的狼，而是告诉善良的人民，共产党就是狼，必须结束吃人的制度。索尔仁尼琴说，“当然这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对身体来说，这是困难的选择，但对灵魂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 但正是这些智慧而勇敢的知识份子喊出“皇帝光着身子”，使人民有了重新审视“皇帝新衣”的视角，一下子明白那是虚假的，是谎言，因此当机会来临时，他们行动的诉求才是在结束整个“皇帝新衣”制度这样的水平上，而不是去呼唤和拥戴另一个穿上一点衣服的好皇帝。

中国的刘宾雁们追求和欣赏的是做“忠臣”，拒绝和厌恶的是“奸臣”。而萨哈罗夫和哈维尔们，则是既不做奸臣，也不做忠臣，不做任何臣民，他们要做的是自由人。他们跳出什么党内改革派、保守派的思路，站在捍卫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高度，不仅挑战皇帝，更否定整个朝廷。东欧和俄国人民，没有付出像中国天安门屠杀那样的惨烈代价，但他们结束了共产专制，获得了自由！

六四屠杀不久，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马克-赛尔顿（Mark Selden）很快发现了这种不同，他的结论，可能今天仍值得中国人深思∶“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遵循古老的谏诤和对朝廷滥用权威进行有原则的抗议传统，┅┅跟1989年东欧发生的很多运动比较起来，中国学生尽管向党对权力的垄断提出挑战，却很少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东德的运动则使不同公民社会的结合跟党和国家对立起来，终于导致推翻了共产党政权。”曹长青：六四悲剧和知识份子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