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骏
2011年9月20日
原文“A political trap for Chinese workers”是世界社会主义网站(www.wsws.org)于2011年9月10日发表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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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早些时候，一篇发表在英国《卫报》的评论有启示性地突出了中国正如何准备政治上的机制以阻止任何工人阶级反对北京的斯大林主义警察国家政权的动荡。
这篇文章——“中国的主要工会尚未赢得到自己的角色”——的作者便是韩东方。他在 1989年5月至6月的抗议运动中——这场在北京和中国其它城市被残酷地粉碎了的运动——赢到了工人领袖的声誉。他领导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它的出现是由于工人们加入了学生争取民主权利的示威活动，并开始表达自己的阶级要求。
韩东方现时是设于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的主任。在其《卫报》的文章中，他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议去重塑国家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为控制中国工人阶级的一种手段。韩东方甚至号召以出卖世界各国工人而臭名昭著的“国际工会”来协助教育相对缺乏经验的全总。
韩东方向当局警告它所面临的社会暴动的危险：“正如去年的罢工潮和最近广东的民工暴动清楚表明，工人们是愤怒的。他们要求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并且结束他们每天周围所看到的社会不公和歧视。可是由于没有真正的工会可以明确表达这些要求，工人别无选择只好走上街头。”
正如最近在欧洲出卖了工人抗议运动的工会领袖们一样，韩东方坚持工人斗争必须是非政治性的——他们不可挑战政府，而是要向其施压使其让步。在去年本田汽车工人发起罢工的高潮中，韩东方对《金融时报》称：“我正尽最大努力使中国的劳工运动去政治化。”
韩东方在其6月26日的《卫报》文章中鼓吹致命的幻想，说中共“对于劝导有时是开明的，特别是在有关劳工的问题上。” 他继续说：“即使党在过去只考虑自身的利益，但现在也不得不倾听工人的声音，并回应工人们越来越清楚和愤怒的要求改变的呼声。”
韩东方的诉求是针对斯大林主义当局和企业界精英的。在上海运输车司机四月的罢工威胁着扰乱世界最大的集装箱码头后，韩东方在《华尔街日报》写道，“工会对在中国做生意是好的”。韩东方写道，在没有被官方接受的工会的情况下，卡车司机们用短信和电邮组织起来，令“上海政府大伤脑筋”。他欢迎盐田船坞成功的集体谈判，说自2007年以来“再也没有起重机司机的罢工”。
然而，正如韩东方在《卫报》解释道，全总的问题是甚至它不会假装代表工人。他批评全总的高级官员郭琛与在中国经营的《财富》500强大企业的工资谈判之前作保证，说中国的工会与“常常反对雇主的西方工会不同，因为他们有义务提高公司的发展和维护良好的劳资关系。”
韩东方的解决方法是允许全总会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ITUC），好向专家们学习蒙骗和出卖工人。他解释说:“由于国际工会组织有真正的集体谈判的丰富经验，他们可以帮助全总更好地为其成员服务，最终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会。在日益全球化的市场中，重要的是让世界最庞大的劳动力在国际工会运动中有其发言权。”
国际工会联合会目前的总书记是夏朗 • 贝劳，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 (ACTU) 的前主席，她在过去的30年里镇压工人的斗争和执行大规模攻击工人的职位、工作条件和生活水平的纪录是无出其右的。
韩东方的政治演变证明了工团主义的破产，这就是将工人局限于用激进行动争取有限的经济要求，并且非常敌视任何工人阶级争取政权的斗争。正是这些概念构成了一条中心线索连接着他在1989年所参与的抗议与他目前为斯大林主义官僚关于全总问题实际上充当顾问的角色——而全总是在1949年成立的警察国家机构，用以压制工人阶级。
在1989年时韩东方是一个26岁的铁路电工，他像北京许多其他工人一样被要求民主权利的学生抗议运动推向了天安门广场上。他在这个政治漩涡之中成为了北京工自联的领导人，开始为受飞涨的通胀严重打击的工人提出诉求。
韩东方的组织提出了提高生活水平和设立独立工会权的要求。其浮夸言论包括貌似激进的口号，如“攻陷斯大林主义的巴士底狱”，但在政治上，它只是尾随着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学生领导层，而他们的目的是要向前总书记赵紫阳所带领的中共“改革派”施压，以使其作出让步。被工人阶级的出现而吓倒的中共，拒绝了赵紫阳的提议，并派出坦克和军队进入天安门广场镇压了抗议运动。
在激烈的时刻和临时准备的情况下，北京工自联的政治混乱并不足为奇。可是韩东方却没有得出必要的结论，即正是由于缺乏了一个真正的、有既定的社会主义纲领的革命政党，才造成了群众运动受阻，使得斯大林主义官僚能够进行反击。
韩东方反而推断是他的联合会提出了过于激进的要求，将来应要缓和，不可再刺激当局。最重要的是不容许工人阶级向斯大林主义政权作出任何政治上的挑战。故此他迅速成为了国际企业在华利益的工具。
韩东方因在1989年的角色而被短暂监禁，被释放后他便送往美国接受医疗——是由于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的工会官僚、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施压。韩东方于1993年返回亚洲，但被中国禁止入境。他在香港流亡，在那里成立了《中国劳工通讯》和一个鼓吹阶级合作的电台节目。
在天安门大屠杀事件后，企业投资者们意识到北京当局会不择手段地去镇压工人阶级的动乱，数以百亿计的美元因而涌入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鉴于韩东方已被证明是一个宝贵的人材，能用以平息中国工人阶级任何未来的反抗，美国的劳联-产联于1993年把乔治 • 米尼人权奖授予他。韩东方也没有让他的赞助者失望，现在正提议国际工会如劳联-产联，应该来指导中国的国家工会，教导其奸诈和破坏工人斗争的艺术。
中国工人必须开始得出必要的政治结论。他们受剥削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这是由代表着中国和国际大企业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所主导的。北京政权对折磨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巨大经济和社会矛盾，并没有比它的欧美对手，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中共会毫不犹豫地镇压工人，正如在此前曾多次捍卫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一样。
在去年的罢工期间，有些工人开始传播列宁在1899年写的文章“论罢工”，他向俄国工人解释道，反对个别资本家的罢工必须延伸到社会主义政治意识的发展和推翻专制的沙皇政权。
列宁的文章已超过了一个多世纪。在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和以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工人阶级于1917年在俄国夺取了政权，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因为工人阶级在其他国家的失败和苏联被孤立，斯大林主义的出现不仅最终摧毁了第一个工人国家，而且对在毛主义的形式下把中国转变成为世界最大的血汗工厂，也负有责任。
列宁所总结出的基本教训和反对斯大林主义与毛主义的斗争已经融入了由托洛茨基于1938年建立的第四国际，并被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延续至今天——这个地球上唯一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国工人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只有作为建立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的中国支部的斗争之一，才能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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