燎原
燎原，中国工人研究网编辑，研究者，主要从事国有企业劳工运动研究。
2002年3月，正值北京召开两会期间，辽阳市爆发了大规模工潮。这是一次以铁合金厂工人为核心，有十多家改制工厂参与，上万名工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活动。工人们肩扛毛泽东画像，高举“罢免龚尚武，解放辽阳市”的标语横幅，要求中央惩治地方贪官污吏、保护国有资产以维护职工基本权利；抗议辽阳市政府一小撮腐败分子包庇企业贪官、合谋私分国有资产和欺骗、压迫工人的种种行为。抗议行为自3月11日至20日共持续九天。最后在被腐败黑恶势力控制的辽阳市政府出动武警和公安，先后抓走姚福信、肖云良等4名工人代表，并给肖和姚罗织了“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后，将工人的反腐运动强行弹压下去。
这次辽阳工潮是我国建国以来发生工潮规模较大的一次，它反映了工人阶级对国企改制方式的不满，以及对由此造成的贪官污吏横行、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和工人劳动及生活基本权利被剥夺等后果的愤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宪法》赋予公民团体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但《集会游行示威法》却规定，不经批准，擅自组织集会游行示威活动属违法行为。连续多年的斗争，工人是了解这种行为所产生的后果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呢？
在3月17日工人代表姚福信被秘密抓捕后，激起了工人更大的抗议浪潮，致使20日又有三名代表肖云良、庞庆祥和王兆明被抓捕，随后工人生活区布满“白色恐怖”。在后来的日子里，工人抗议示威依然不断，最终迫使当地政府为避免自己的腐败事实被中央查办，一方面罗织政治罪名将工人骨干重罪判刑；另一方面，挥泪斩马谡，将铁合金厂近年四任厂长经理以“渎职罪”判刑或革职，偿还了数以亿计的拖欠职工的包括工资、劳保等项的大部分欠款，连一些久已拖欠的、个别老工人至死也不报偿还希望的大笔医疗费这次也一并偿还了。
这是工人的胜利吗？相比不斗争的、斗争不彻底而导致完全失败的工厂，他们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验证了工人只有团结斗争才能维护自身利益的真理。但是，他们的工厂没有了，已经被私有化了；辽阳的腐败势力依然存在，依然在为所欲为，依然在蚕食其他工厂。在一个共产党执掌政权的国家为什么会容忍这种状况的存在呢？是什么原因导致工人阶级今天陷入这样的困境的？本文试图在呈现辽阳铁合金厂工人斗争的过程中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辽阳事件的前因后果
辽阳铁合金厂始建于1956年，是在小作坊的规模、技术上靠手工业操作、生产工具十分简陋的条件下，经过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在后来的日子里，辽铁职工充分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完全靠自己艰苦奋斗，终于把辽铁建成颇具规模的现代化大工厂。到80年代，已经是一个拥有固定资产3.3亿、国有职工7100人、集体职工1200人的大厂。它曾是辽阳市的利税大户，80年代鼎盛时期一年上交利税上千万。在当时的全国合金行业里，有“外学邯钢，内学辽铁”的口号。
90年代以来私有化进程大大加快，辽阳铁合金厂也毫无例外的成为各级官僚争相瓜分的对象。自从范一成 任厂长以后，以他为首的一套领导班子以各种非法手段对工厂巧取豪夺、对职工残酷剥削压迫；其后的厂长刘俊基、李占刚、赵伟也继续欺瞒职工，在市政府个别官员的大力支持和警察局的密切配合下共同完成了抢夺工人劳动果实、瓜分国有资产的犯罪过程。
1．1993-1998年，铁合金厂在范一成任厂长期间开始走下坡路
1993年3月7日，原厂长李志忠离任，范一成任辽阳铁合金厂总经理。1994年，在范一成的策划下，辽阳铁合金厂进行所谓的“中外合资”。范一成先拿铁合金厂的50万元资金到香港注册成立亚洲矿业总公司，回过头来再同铁合金厂搞合资。如此偷天换日之后，范一成摇身一变为辽铁与亚洲矿业总公司的双重代表。1998年辽阳市委批准范一成辞去铁合金厂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位，却保留其党委书记、外商代理人、硼合金厂 经理职务，同时市经贸委聘范一成为铁合金厂“顾问” 。
辽宁省纪委主办的《党风月报》在运动过后关于范一成被捕的一篇报到中说，范一成离任时，有老工人含泪拉着范的手不舍让他离去。而事实上呢？在范没有交待清自己的渎职和腐败事实前，工人们根本不让他金蝉脱壳，摆脱责任。工人们也就是从此时开始了慢慢上访告状的路。那么，范一成在铁合金厂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范一成刚上任时，辽阳铁合金厂是一个兴旺红火的成功企业，范离任时却是一片衰败景象。究其原因既同时代大背景 密不可分，同时也有铁合金厂的具体表现：概括起来就是千方百计瓜分国有资产、剥削压榨工人无所不用其极；工厂管理混乱，跑冒滴漏不可控制。
1993年以前厂领导班子比较廉洁，范上台后进行大换血，腐败问题从此不可遏制地发展起来：财务极其混乱，分厂帐务不经过总厂，制造假单据、销毁财务帐 ；亏损报赢利 ，偷逃巨额国税；在大连、广州、福建莆田等地设立分厂和分资机构，大肆瓜分总厂资产；变相克扣工人工资，给中层干部、分厂厂长、工段长发年薪 ；各个部门、分厂都有自己的小金库，甚至连保卫处都有权力雇人卖合金产品 。1997年，火车运货到大连，3车皮共计180吨的锰铁合金产品丢失，每吨价值4000元（现在12000元）。更为离谱的例子是，范一成等人用公款购买27台轿车，付钱却没有得到车，不但车、款无人问津，连前去办手续的一台东风车也随买车手续一起丢失。……如此荒谬的事件不胜枚举。就连官方媒体也承认“在范一成主政期间，铁合金公司管理粗放、账目混乱等问题让人惊心动魄。在企业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港商刘义东长期拖欠铁合金公司货款7365万元竟无人过问；银行与企业之间的未达帐款多达2500万元；原材料亏库1570万元；未经批准擅自核销产品451万元。如此算起来，铁合金的国有资产流失和损失将达到亿元以上。” 而实际上国有资产的流失远不止此。
辽阳亚矿铁合金有限公司广大职工交给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控告书》中指出，单在辽铁破产过程中，被非法侵占、贪污、私分的国有资产就有21089万元：（1）辽阳亚矿铁合金公司外商依法应承担风险及亏损8000多万元；（2）隐匿资产、转移资产（五小公司、工厂）2980万元；（3）破产行贿（张强主办）30万元；（4）银行往来未过帐3600万元未清理，宣布破产缺少法律依据；（5）利用合资和进出口便利条件变相贪污1500万元；（6）进出口公司偷漏国税2000万元；（7）违法提款74万元；（8）贴包铁约2000万元；（9）应收帐款跳点损失约1000万元；（10）中级法院抢矿（明抢）损失300万元；（11）中级法院暗抢395万元（辽阳铁合金集团欠冶金部下属某私营企业204万元、该企业欠辽铁199万元的经济纠纷案中，辽阳市中法审理时，竟判辽铁赔偿对方400万元，真是——别人欠国企的可以，国企欠别人就不行——体现了“抓住机遇，私分国有资产”的精神实质）；（12）亏损报盈利多分奖金200余万元；（13）铁法硼合金转移资产200万元；（14）购料回扣800余万元（含佣金）。
以范为代表的管理者们在肆无忌惮巧取豪夺国有资产的同时，对工人步步紧逼，企图榨干工人的最后一滴血汗。范在职期间，美其名曰减员增效、提前假退等，共裁减干部50人、职工1500人，全厂由原来7000人减到5000余人，其中原有青年职工2000人被减掉2/3。到1998年，只剩下一个分厂维持生产。从范任厂长起，职工各种福利被全部剥夺，工厂也不给职工设置任何娱乐设施。此外，1995－1998年，工厂的党组织生活全部停止。
厂方在中外合资的问题上做文章，提出“外方投资很多，但长期无回报”，所以只有拿铁合金厂职工利益做补偿。1994年开始欠工人2个月工资，1996－2000年一直欠，工人最多被欠22个月工资，最少被欠10个月，很多职工甚至科室干部也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同时，工厂在工人工资中扣除养老保险，却从未交至保险公司；医疗保险也长期不给报销。总计共欠职工工资1600万，养老保险2700万，医疗费200万。
2．1999－2001年，工厂被非法破产
1999年，经市委、经贸委任命，刘俊基（原二把手）担任总经理职务。刘俊基上任伊始便向工人许诺：哪个月不能给职工开工资，哪个月下台。1999年，刘保了11个月的工资，12月的未发。
据工人们说，破产实际是当时的辽宁省省长、腐败分子张国光 授意搞的。2000年春节时张来辽阳，不管铁合金厂的资产、债务对比情况以及经营状况如何，指示铁合金厂应该分离重组。开始市委书记陈世南不同意，后张又派秘书来辽阳开秘密会议，再次要求破产。2000年初，李占刚 受市委、经贸委的委托，出任辽阳铁合金厂厂长。他一上台就假惺惺的表示“要同工人同舟共济”，当时到会的机关干部100多人听了都很振奋。但良好的愿望换来的只是一场空欢喜。一年过后，分厂全部停产，全年亏损8900万元。2000年年底，李占刚要离任，铁合金厂职工要求召开大会，李占刚拒不参加。工人代表肖云良气愤地说：“把李占刚带上来！”几名职工当即去经理办公室把李占刚带到会场。李在大会上慑于群众的压力坦白说，上面派他来辽阳铁合金就是来搞破产的。随后，四分厂厂长赵伟被任命为一把手，被职工们戏称为“末代皇帝”。
2001年1月5日，张国光再次到铁合金厂现场办公，说：这样的企业怎么能不破产？2001年9月，厂方开会讨论破产问题，准备11月5日宣布铁合金厂破产，由厂领导、工会通知职工开破产会，但福利待遇都不予解决。开破产会的时候，市工会副主席苏×前来劝阻工人，竟然胡说什么“破产是市领导关心铁合金厂职工”，被肖云良轰下台去。本来工厂管理者决定当天就要发票、投票，后由于工人不配合而不欢而散。于是辽阳市委不得不出面到铁合金厂开新闻发布会，纪检委书记刘大民说铁合金厂有9个腐败分子，表示要对他们进行处理，想以此说服工人同意破产。但名单上的腐败分子大部分是中层干部，对范一成等厂领导的问题却绝口不提。工人因此不买帐，认为这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敷衍行为，坚决不同意破产。
在这种情况下，辽阳市政府开始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为了骗取工人投票，市政府对工人承诺将264元/月的工资在假退后涨到300余元/月（事后并未兑现），一些职工为了假退参与投票赞成破产 。2001年10月，辽阳市政府派到现场94辆警车、300多名警察，把职工代表分成13个区进行投票。此前一天，由于怕工人们闹事，市政府已派警察先抓了肖云良等4个职工代表，直到投票结束才放回。李春杰等职工推举的监票人，也被警车堵在屋子里不许到现场监票。警察对李春杰扬言：“出门就抓你！”警察强迫代表投票同意破产，只要有人投不同意票马上被撕。5分厂的一个点有16人投票，15人不同意、1人同意，计票结果却变成了15人同意、1人不同意。公布的结果说投票超过职工半数，但事实上投票结束甚至没有数票，根本不可能有结果。工人当时就聚集在投票处，要求核对投票结果，被市政府的工作组拒绝。破产就这样被“投票通过”了。
根据《破产法》的规定，必须先审计后破产。10月底，市委派出40人小组来铁合金进行资产、财务审计工作，半个月没有任何结果。工人代表李春杰提出要一起参加审计，结果3天就被赶出来了，因为他原是中层干部，懂的太多。这样的审计，其结果可想而知，未审计出任何问题。而另一些中层干部，包括工会主席，有40多人，整天向工人宣传破产好，结果这些人现在还在上班，成为私有化后企业的“小把头”（例如铁合金厂原财会王恩成向公安局上交70万，被宽大，现在当上了财务副处长，与现任财务处长刘俊佼买下了价值300多万元的原铁合金厂车库）。
2001年11月23日，在辽阳市中级法院某个不为人知的小会议室，铁合金厂厂长、辽阳市领导秘密宣布破产，会上说要搭上1994年中央颁布的59号文件的快车，这是末班车，必须赶上，否则破产的好处就都没有了。会议象征性的让一名工人参加，报道中说，这名职工代表全体铁合金厂工人赞同破产，但辽铁的职工代表们事先根本不知道此事。破产报告是市委、市政府写的假报告，市政府派硼合金厂副总经理张强到北京花30万打通关系才获得国家经贸委的批准。铁合金厂职工们几次要求公开报告内容都被市政府拒绝（严重违反《破产法》的规定），直到现在仍未公开，工人也一直没有看到。
实际上，辽阳铁合金厂的破产完全是违法的：
1、《破产法》只适用于国有企业（第2条：“本法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而铁合金厂是中外合资企业，不适用《破产法》。
2、《破产法》第20条规定：企业破产前“企业整顿方案应当经过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讨论。企业整顿的情况应当向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并听取意见。企业整顿的情况应当定期向债权人会议报告。”而铁合金厂破产未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属违法破产。
3、铁合金厂并未资不抵债，不符合破产要求。铁合金厂实际固定资产5.8亿，亏损3亿多。而辽阳市谎报给国家经贸委为资产3.3亿，亏损10.5亿。而市里在铁合金厂老干部会上又说亏损7.5亿。1999年为谋划破产，厂领导又勾结市审计局和财政局，将6000万元亏损谎报为9000万，偷逃国税。
3．工人的反抗和反腐运动的发展
由于范一成拖欠工资，工人开始向工厂讨要工资，从单独找工厂逐渐转变为群体行为。到1998年，只剩下硼合金厂分厂进行生产，职工们找范一成要工资，身为厂党委书记的范居然答复说：“共产党欠你们的，我不欠！”
从1999年初开始，工人多次到市信访办、检察院、法院、市经贸委、纪委、市政府、市委等机构反映问题，但根本得不到解决。于是同年工人开始大规模到市政府请愿（每次30人、50人到几百人不等），要求偿还拖欠工资和养老保险，有几次工人打出了“我们要饭吃！”“欠债还钱”等标语。市政府始终玩弄瞒、骗、恐吓、威胁的手段，推托敷衍。
1999年5月15日下午3点左右，工人就拖欠工资问题同厂方谈判破裂。因为工厂大门紧邻公路主干道，越来越多的人自然堵塞了交通，政府派来近百辆警车和大量警察，结果造成与工人的对峙。16日凌晨时分，警察为阻止三位15日刚选出的职工代表肖云良、庞庆祥和陆然继续演讲，决定抓捕，结果一抓一护，激化了矛盾。警察喝令工人20分钟内退出现场，抓走了三位代表。在这种情况下，3000余愤怒的工人直接向当地政府办公地进发，要求政府放人，答应工人的条件。途中有些工人坚持堵塞铁路交通，想要中央知道，最终被老工人阻止。队伍早晨到达政府门前，政府答应补发在职职工2个月的工资，退休职工10个月的退休金。由于政府经常出尔反尔，所以工人要求限期补发并立字据，结果造成僵持。直到16日晚10点放了三个代表并答应立即补发工资退休金，工人方才散去。
2000年正月初八（2月12日）的请愿又是较大的一次。那天早上8点，铁合金厂1000多名职工聚到市政府门前点燃鞭炮。市政府派出11名官员，工人派出12名代表进行谈判。一名市委副书记假意许诺市委马上开会讨论铁合金厂的问题，并马上解决拖欠的职工工资、医疗保险，糊弄工人们回去，结果仍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工人们无数次到市政府和省里反映问题，得到的只是层层推脱，无奈之下，工人们决定到北京上访。从2000年6月9日起，前后五六次到北京上访，先后到过中纪委、监察部、人大、劳动部、高法、高检、国务院信访办等部门。第一次上访带回两封信，一封是中纪委写给辽宁省纪委的，工人们等了一个月，辽宁省纪委没有任何回音；另一封是带给辽宁反贪局的。而在反贪局办公室，两个年轻人穿拖鞋接待了铁合金厂的职工。正如两个青年的无礼所预示的一样，那封信也石沉大海。
2001年工人也一直在上访（全年共上访4个月），但拖欠的工资、养老保险始终无法兑现，终于把工人逼上街头。2001年4月，辽阳铁合金厂职工第一次游行，堵住道路要工资。庞庆祥、肖云良事后被抓，监禁24小时。5月17日传出了铁合金厂将要破产的消息，辽阳市中级法院听说后，迫不及待的公开抢劫国有资产。原来辽阳市公共汽车公司欠法院债务、辽阳铁合金欠公共汽车公司债务，经转债方式辽阳铁合金欠法院197万。在中法密谋下，中法执行局局长卢井汉动用黑社会到辽阳铁合金厂抢矿。当晚9：40，大量翻斗车（装载量150吨）强行开进铁合金厂，抢走价值760万元的矿石。而工厂保卫处长、工会主席事先竟也毫不知情。5月18日，4000多名愤怒的工人到市政府情愿 ，市长孙远良出来见工人，许诺将所抢矿石异地封存，一周之内将此事调查清楚。但事后无任何结果，没有人对此事负责 。
2002年2月28日（已宣布破产3个月），铁合金厂到了开工资的日子，正常情况下每个职工每月180元最低生活费，但厂方突然宣布不再支付了。工人们去找破产小组组长张照宏（此人原属法院系统），没有找到；6名工人到市政府，经贸委主任说国家政策规定，破产后生活费只发3个月。当工人们问及破产时做出的补发拖欠工资的承诺 时，经贸委主任说自己不管。恰逢两会期间，龚尚武在北京的人大会场接受辽宁省电视台采访时说：“辽阳市有下岗的，但没有失业的，下岗职工每人每月280元生活费。” 这件事给工人们本来就异常愤怒的情绪上点了一把火。在这种情况下，辽阳市的工人们被迫团结起来。3月5日，在老工人的带领下，铁合金厂职工在赵伟的办公室召开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100多名代表参加；3月8日再次召开代表会议，确定11日游行请愿。事先在全市广为散发和张贴了四张说明事实真相的布告：《罢免龚尚武，解放辽阳市——致辽阳市人民各届同胞书》、《反腐告御状 四年无结果 工人受迫害 书记要做主——致中共中央江泽民总书记的一封公开信》、《辽阳腐败横行、省长应该私访——致辽宁省长薄熙来的一封公开信》、《政府说话不算，工人要求兑现——致市委、市政府、破产小组公开信》 。
3月11日、12日的两次大规模游行示威，由辽阳市多家工厂的职工组成，以铁合金厂的工人为核心。游行队伍从辽阳市北郊的铁合金厂出发，经过中法、市人大，到达市政府。游行中工人抬着毛主席像，打出了“罢免龚尚武，解放辽阳市”的横幅。市委副书记杨立宪、副市长陈强于12日中午出来会见工人，同十几名职工代表交谈，要求工人上交书面材料。常务副市长王义信（法院的郑化、公安局的龚义随同）明确表态不抓人。肖云良、姚福信在工人中发表演讲，揭露和谴责市政府非法破产的无耻行径。14日，铁合金厂再次召开职工代表会议，100多人参加，会议决定18日继续游行。15日，主管工业的副市长陈强同工人谈话，对拖欠工资问题不明确表态。16日下午，职工代表把工人们的要求写成上访提纲交上去，同副市长陈强谈了2小时，会谈结束时陈强许诺市长孙远良第二天接见铁合金厂职工。16日晚5：30，公安局电话通知工人17日陈强接见，工人则表示已经见过陈强，要见一定见市长孙远良。17日上午，姚福信骑摩托去早市，从市场回来的路上被秘密警察抓走。当时有目击者向铁合金厂职工报信，说公安抓走了姚福信。于是工人们找到派出所、公安局，后来又去市政府询问，但得到的回答都是“我们没抓人，不知道”。18日，辽阳铁合金厂职工再次游行，要求放人。为游行顺利实施，组织游行的工人代表17日晚都未回自己家里住。游行队伍先到公安局，副局长黄×不承认，于是游行队伍开到市政府，市政府也推托不知道。19日再次要人，仍不承认，同时公安局下训诫令，禁止游行。工人们20日不顾训诫令又去游行，政府出动宣传车，同时动用了武警部队。当天突然下雨，铁合金厂工人不得不到市政府大楼里面躲雨 ，中午12点半从大楼出来回家吃饭时，200多武警突然开始驱赶工人，公安局以“冲击市政府”为名抓走肖云良，武警抓走王兆明、庞庆祥。抓人的车在辽阳市安全局门口换车牌子，然后拉到辽宁省铁岭市看守所。当天，毛主席像也被政府抢走。辽阳市政府随后马上编造铁合金厂职工烧汽车、打警察的故事，向省公安厅、中央罗干汇报。
2002年11月1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俊九在十六大记者会上回答西方记者“为什么有许多工人因示威而被关押”时说，“据我们所知，姚福信并非因组织工人运动被捕，他是违反了中国的刑事法，具体一点是他进行了引爆汽车的暴力行为。”而辽阳市当地民众甚至官方的各机构官员，都一致讲述姚福信没有市政府指控的违法行为。例如辽阳市总工会主席苏×明确说：姚福信“最严重的也就是到政府上访，反映一些情况，没有什么暴力、过激行为。”在问及有人说姚福信策划、煽动、实施了打砸公共汽车等暴力违法行为时，这位苏主席直截了当的批驳说，说姚福信等人在请愿过程中曾打砸汽车“完全是造谣”。辽阳市的许多工人和家属们表示，说姚福信等人策划打砸汽车等暴力行为完全是“无中生有”。而辽阳市检察院发出的逮捕通知书，对姚福信等人的逮捕理由也只是“非法组织游行示威”，没有张俊九所说的“引爆汽车的暴力行为”。显然，这位中国工人的当家人是想借当时在全世界掀起的反恐潮流，堵住外国媒体的嘴巴，其恶劣手段可见一斑。
4．铁合金厂破产的实质是私有化
2001年11月，辽阳市腐败集团在工人普遍反对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使铁合金厂破产，甚至不惜采取高压政策强迫职工投票通过，到底为了什么？其实这不难回答。企业破产、私有化对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有三大好处：（1）只要国企还存在，那么他们以前的贪污行为，就有可能被翻出来，而一旦国企私有化，以前所有的腐败帐一笔勾销；（2）通过破产，以前被挥霍浪费、贪污挪用的银行贷款就可以不还了，化作银行的呆坏帐，让整个社会和劳动群众来承担最后的风险；（3）私有化以前工人的工资和福利都要从厂里出，资产阶级无法轻易吃掉这块肥肉，但私有化后工人自谋生路，以前的福利由工人自己交保险来换取，政府只负责低保这一块，而低保的发放人数则远远低于原来工厂领工资的工人人数，这样政府和企业管理者就可以丢掉“工人”这一个大“包袱”，心安理得的瓜分国有资产。正是这些原因，一天不卖掉铁合金厂，辽阳市政府就一天寝食难安。
如果说，在工人运动以前，由于很多腐败行为掺杂其中，改革者的面目尚看不清楚，那么运动以后一切则让人一目了然。铁合金产品一直供不应求，再加上去年以来钢材涨价，所以产品的销路绝对没问题，但市政府不考虑如何在治理腐败的基础上振兴国企，相反，迫不及待地将铁合金厂肢解瓜分。
2003年初，市政府以“资不抵债、污染严重、设备落后、管理不善”等名义，将铁合金厂承包给私人老板（据辽阳市的官员们说是国家政策研究室搞出的解决方案）。龚尚武为了补偿已经离婚的儿媳妇，将钛白分厂以280万的价格（实际价值3000万）转手给她，现在大约有工人200多人；运输处连同车库，至少值1000万，后以278万的价格卖给王恩承的哥哥 ；机修分厂设备卖了90多万，而单是机修分厂的一台大型车床就值100多万。私有化以后的工厂，重新招一批人来上班（其中相当多的民工），劳动强度大得多。铁合金厂的几乎所有中层以上机关干部都没有参与破产，还被安置到了这两个分厂当监工。
奇怪的是，私有化以后，原来的设备照样生产，原来的烟囱照样冒烟，冒烟冒得更多了，“设备落后、环境污染”的问题却再也没有人提起了。其中一分厂的老板为了节省维修费用，把以前工人设计的自动进料设备卖掉，换成工人用手推车进料，生产力的倒退使工作强度陡然增加。这些都成为了私有化的功绩见证。
二、辽阳市政府残酷镇压工人
铁合金厂的问题原本在经济范围内清查腐败就可以解决，辽阳市政府却偏偏要将其上升为政治行为，说辽阳工运是非法组织“中国民主党”领导的，肖和姚要颠覆国家政权。这实际上反映了两大阶级当前各自的斗争策略：事实上当前的所有斗争中，理都掌握在国企职工手中。工人们为了避免形势复杂化，主要以反腐败、捍卫国有资产为大旗，集中精力于经济领域攻对方的弱点；而辽阳市的腐败集团为了打压工人，只有将工人运动政治化，借此掩盖其经济领域的腐败问题，同时以所谓“中国民主党”的非法性对工人定罪判刑来转移中央的视线，保全辽阳市的腐败集团。
1．辽阳市政府对工人代表的迫害
辽阳市政府不顾2002年3月16日做出的不抓人的许诺，17日抓姚，20日抓肖等三人，21日才下逮捕令，逮捕令上竟不注明时间。市公安局原本列了40多人的黑名单，迫于工人运动的压力 ，才缩小罗网，只抓了四人。王兆明、庞庆祥于2002年底释放，不明不白的9个月拘留换来一纸不起诉决定书。2003年2月15日，工人们继续到市政府、检察院请愿，要求释放肖云良、姚福信，而政府则不讲对错问题，回避、推卸法律责任。2003年5月9日，辽阳市中级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姚、肖二人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７年（剥夺政治权利３年）和有期徒刑４年（剥夺政治权利２年）。工人们不服判决，提出上诉。6月27日，正值我国发生非碘的特殊时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仅提前一日通知家属和律师，而所聘北京的律师进辽宁首先必须隔离观察两周才能活动。在事实上律师根本无法到场的情况下，辽阳看守所对姚福信和肖云良进行了二审判决，最终维持了原判。
肖和姚被判刑后，先关押在锦州监狱；2003年9月，无故把肖、姚转到辽宁同内蒙古接界的凌源监狱，同刑事犯一起关押。锦州监狱条件相对较好，距离辽阳较近；而凌源离辽阳有11小时车程，监狱条件很差。肖和姚目前身体状况都很糟糕，狱中也没少受迫害。肖入监狱后患心脏病、高血压、胸膜炎，2003年8月监狱答应拿钱给治，后无举措，肖的家人问起，狱方说暂时不告诉结果。但肖同监的另3个人对肖谩骂殴打，狱警不管，肖指责狱警背后唆使，结果肖被禁闭11天，带手铐、脚镣，右腿小腿麻木，高血压200，眼睛看不清，脸发青浮肿，2004年年中转到沈阳医院，但病情无好转。姚福信比较憔悴，患多种疾病，严重的高血压，手脚半身麻木，到凌源后一耳膜塌陷，一只耳塌陷，身上痒（可能水土不服），曾几次晕倒，因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肖、姚的家人也要求过保外就医，但监狱始终拖延，后在2003年10月回复说不行：第一，服刑未过半；第二，颠覆国家政权罪，不能保外就医。肖云良的弟弟在部队作律师，想为肖做辩护，却被要挟开除军籍而只得作罢。辽阳市政府知道，要是这两个人活着出来，工人跟市政府肯定没完。工人们说，市政府就是不打算让这两个人活着出来。而与之相对照的是，辽阳市政府正准备给当时迫于工潮和社会舆论压力判刑13年的腐败分子范一成减刑；另一腐败分子王友光被判四年，被减刑至一年半，已释放。
工人们说，辽阳市政府的违法犯罪行为真是难以计数。仅举一例：2002年5月26日，市公安局以探望被抓职工代表姚福信为名，诱骗姚福信家属郭秀静离家，市公安局有关人员在郭离家后强制为郭看家的四个老太太到派出所“核实”情况，然后在家无一人的情况下，市公安局对姚福信家小卖店进行非法查抄；此外，秘密逮捕职工代表姚福信违法，殴打工人顾宝树违法，限制铁合金厂部分职工人身自由违法……他们对工人阶级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辽阳市政府违法不必有任何担心，而工人一旦违反一点法律，都将被当作重要把柄而遭到法律的“严厉打击”，这些都是当今社会“只许州官防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真实写照而已，也清晰的折射出法律的阶级本质。2002年以后，铁合金厂职工继续上访，跑遍了北京的相关部门，但都拒不受理。铁合金厂的职工说，世界这么大，根本就没有工人说理的地方，北京信访部门对像我们这样送的信件，每天烧掉几麻袋。肖、姚的家人为了他俩的冤案也不停地上访，多次被截回。有一些有同情心的法官直接就告诉她们，这个案子在法律程序内无法洗脱冤情。
一段时间，辽阳市几千名警察，大部分布置在有工人上访较多的工厂区，辽阳市其他几个区都是真空地带 。铁合金厂几个职工代表家更是被昼夜不停的严密监控，剥夺其旅游、通讯自由。警察一旦发现有谁两天没露面，马上就上门追查，遇到记者来访，更是如临大敌，用尽一切办法切断工人同外界的联系。一些国内的新闻媒体曾到肖、姚两家采访，但由于铁合金厂事件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大局”，报道后来都无法发出；很多记者更是刚到铁合金厂，就马上被请去市政府或公安局，然后由各级官僚陪同游山玩水，就是不许接触工人。即便在私有化完成的今天，整个铁合金厂仍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之下。
2．“反腐”是假，包庇腐败是真
在2002年3月的大游行后，中央开始重视铁合金的案子，在全国范围搜捕范一成（范曾被双规82天，在2001年11月铁合金破产后旋即放出，在全国各地到处游玩）。这使地方政权格外慌张，辽宁省委不断给辽阳市施加压力，辽阳市政府到处寻找范，唯恐被中央抢先一步。担心如果中央先抓到范一成，很有可能又像沈阳刘涌案那样，把辽阳市甚至辽宁省的腐败分子一锅端。令辽阳市政府格外欣慰的是，他们赶在了中央前头。4月18日，范一成被带回辽阳，以涉嫌玩忽职守罪立案，保全辽阳市腐败集团的任务胜利迈出第一步。
紧接着，辽铁集团的相关人员有3人被判刑、9人受到党纪处分：范一成因“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国家财产被骗，国有资产遭受特别重大的损失”及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以玩忽职守罪判主管经济的副厂长王友光4年，以挪用公款罪判物资公司经理曹策6年，对接替范一成任辽铁总经理的刘俊基、进出口公司经理刘永佳、销售处长王素华、财务部长王恩承等人给予党纪、公职处分。
那么辽阳市委怎么向中央交待这件事呢？辽宁省纪委机关刊物《党风月报》2003年5月“反腐行动”专栏《辽阳铁合金大案查处纪实》（作者姜成刚）中是这样说的：范一成为了使辽铁职工拿到工资，自己甘冒走私风险，逃掉进出口关税以补偿工人。文章如此煽情，把范一成描绘成全心全意为职工利益着想的模范，暗示他错就错在为了维护工人利益而损害了国家利益。文中还说到1998年6月范一成两次提出辞职的时候，许多辽铁职工“流着眼泪苦苦挽留范一成：‘老范，你得继续干啊，铁合金厂不能没有你。咱们虽然困难点，但是有你在，带领大家一起闯过难关，咱们决无怨言！’还有人说：‘老范，你要是有进去（入狱）的一天，我们大伙陪你一块儿进去住！’……范一成的眼泪也止不住往外淌，群情难却，范一成只好再次勉强答应继续留任董事长。”如此肉麻吹捧，实在令人作呕。铁合金厂职工看到《党风月报》歪曲事实的报道，极其气愤：1998年听说范甩手要走，辽铁职工确实马上聚到范那里，但留他绝不是因为热爱他。工人们都说：范一成贪的够本了，甩手就想溜，哪那么容易！工人们要求他必须先把财务帐算清楚，补发所有的拖欠工资，然后才能走。省纪委的《党风月报》就是这样给腐败分子涂脂抹粉的！辽阳市委就是这样颠倒黑白的！
那么，范一成及市政府的腐败分子，有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呢？非但没有，恰恰相反，范一成被市政府以“渎职罪”保护起来，而辽阳市的腐败集团也成功地用“中国民主党”来遮挡中央的视线，完整的保存下来。法庭上，仅以法人偷漏关税一罪对范一成量刑，而绝口不提他的腐败问题，故意忽略最主要的贪污罪，避重就轻地寻找了“渎职罪”的证据，同时又不成比例地进行“重判”，这就是辽阳市政府玩弄的手法。采用“轻罪重判”，其目的一方面为缓和一下工人的愤怒情绪、稳定中央的态度，另一方面为今后的减刑做好铺垫。在工人运动步入低潮后，辽阳市政府迫不及待地把腐败分子们一个个都放了出来。经营厂长王友光判4年，随即2003年就被改判为1年半，马上释放出来；到2004年年中，辽阳市政府自认为铁合金厂职工已经再掀不起什么大风浪的时候，准备把范一成也减刑放出来。
3．“民主党问题”的真相
与对腐败分子的美化和包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辽阳市政府对工人丝毫不手软，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判处姚、肖有期徒刑7年和4年。而事实真相如何呢？
到铁合金厂附近转一转，随便问任何一个铁合金厂的工人，都可以了解到辽阳铁合金厂职工的游行同非法组织“中国民主党”没有任何关系。首先，姚福信、肖云良没有加入“中国民主党”，没有办理任何“中国民主党”要求的手续，也没有任何职工看到过姚和肖持有“中国民主党”的党纲、党章、文件；其次，在历次铁合金职代会中，肖、姚从未拿“中国民主党”的纲领要求别人去做什么，也从未说过要按照“中国民主党”的指示、精神去做什么。在历次职代会上，肖都是痛陈腐败问题，而未发表过政治言论，没说过一句与“中国民主党”有联系的话；姚分析铁合金厂的问题时，观点也很简单：（1）工人干活，就得给工资；（2）铁合金厂的事，必须反腐，否则光要工资的话，解决不了；（3）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铁合金厂的问题。所谓“中国民主党”什么时候为工人们提出过这些要求？所以，这些都与“中国民主党”没有任何关系。
辽阳市中级法院一审的起诉书中称，庞庆祥等几名职工证实姚和肖是“中国民主党”成员、姚动员过庞加入“中国民主党”、肖姚俩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国家机关，但庞庆祥、屈宝富、何荐学、顾宝树等几人却均表示，根本不知道此事、也未向法院提供过这样的证词，并分别写了证实材料 ，直接递交高法。但省高法却对此视而不见，不加理睬，二审法庭上依然称庞、顾等人证实姚和肖参加了“中国民主党”。
姚和肖确实曾经和个别计划筹建“中国民主党”的人有过接触，但这也是政府长期对工人的反腐要求置之不理逼出来的。早先工人们并不听外电的短波广播，铁合金厂开始反腐败以后听得多了。1998年姚听外电广播里说，现在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大于法，“中国民主党”主张监督共产党，并给出了“中国民主党”在鞍山活动的信息。姚对监督共产党的主张有兴趣，才开始了仅有的一点接触，但并不知道“中国民主党”是非法组织，更不知道其底细。1998年9月27日，肖和姚第一次去鞍山音像大厦参加筹建“中国民主党”的人召开的会议，到达时会议已经开了一半多，他俩同与会者只是相互介绍一下 ；11月29日姚第二次赴会（肖并未参加此次会议），会上听到他们主张要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并攻击毛泽东及其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姚表示反对并同他们发生争执，不欢而散，中途就退出了。事实上，“中国民主党”是个右派知识分子的群体，对身为工人的姚和肖也根本不感兴趣，姚福信去了只是帮着倒倒水，没有说话的权力。鞍山组建“中国民主党”的王文江事后提供了证词，证明姚和肖只参加了一次会议，并且是中途意见分歧，退出会场，此后再未和他们发生任何关系，也未参与此后讨论召开“中国民主党辽宁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党部、通过《中国民主党党章》等事宜 。事后，东窗事发，他们供出姚和肖，辽阳当地派出所于1998年12月传唤肖、姚，并做了讯问笔录，公安机关明确告知他们“中国民主党”是非法组织。他俩表示：“即便你不说，我俩以后也肯定不去了”，并当场写了保证书。派出所对他俩做了训诫3小时的处罚，此后姚、肖再未和“中国民主党”发生过任何联系。
铁合金厂职工的游行，也不是肖、姚煽动起来的。没有辽阳市政府的腐败行为、没有工人屡屡上访无效，再煽动工人也不会起来。所以，一位老工人直截了当地说：“这纯粹是市政府逼出来的，哪有什么‘中国民主党’能煽动起来的。”铁合金厂职工的行动，也不是某个人决策的结果，姚直到大游行前才被选为家属代表 。铁合金厂职工的行为，从来都是集体决定的结果，每次遇到重大事件，都要召开职代会进行讨论、决策；任何事情不经过代表会议研究，不允许职工代表向外乱说。凭这一点可以知道肖、姚不可能有力量单独组织起铁合金厂的职工。同时，辽铁职工的请愿是非常有秩序的 ，肖和姚对社会和国家也是非常负责任的。有一次职代会，有个工人提出要去堵火车道，肖当时就制止了，说那样“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太大了”。辽阳市政府说他俩煽动群众冲击市政府，根本是捏造。
此外，肖和姚都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感情很深的老工人。在2002年3月7日开会决定游行的时候，有老工人提出要抬毛主席像，并在家中找到一张画像，但没有像框。姚马上回去拿了自家的镜框给镶上，又找人做了支架。游行第一天，肖和另外几名工人轮流抬毛主席像 ，现场照片中表现出的也是工人们的悲壮和自豪感。就凭这件事，也能知道他俩不会是什么以反毛泽东反社会主义而著称的“中国民主党”成员。
2002年工人游行之后，辽阳市政府逮捕了姚和肖时，逮捕证上的罪名也只是“非法组织游行示威”。在审理的过程中，辽阳市政府无意中发现了姚同鞍山“中国民主党”有过接触这件事，如获至宝，威逼利诱相关人员证实姚和肖是“中国民主党”成员，利用无中生有的假证词给他俩罗织了颠覆政权罪的罪名，以此转移中央查处腐败问题的视线。
姚福信的辩护律师莫少平和肖云良的辩护律师张福生进行了充分的取证，在法庭上把辽阳市提供的证据前前后后的批驳了一遍，但辽宁省高法对律师的辩护不做任何回答，二审时竟把被批驳得体无完肤的控告书重复念了一遍敷衍了事。莫律师说，打了这么多的官司，从没见过像辽阳这么黑暗的地方。肖、姚两家也从未服判过，有一次肖妻苏安华和姚妻郭秀静到省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个很负责的法律工作者告诉她俩，省合议厅的11个人，正是本案确定立案的那11个省高院的法官：通过这样的途径，是无法翻案的。
在肖、姚被判刑后，市政府、政法委的干部纷纷到监狱里探视，每人给肖、姚各几百元不等 。郭秀静气愤地说，如果我们家老姚是“中国民主党”，为什么他们还要到监狱里探视？为什么还要给钱？他们是领导干部，跟一个颠覆国家政权的罪犯拉什么近乎？分明是他们心中有愧。现在不用说省高法的法官，就是公安局、市领导也没有一个敢在郭秀静的面前说肖、姚是“中国民主党”的。郭秀静曾经当面质问过副市长陈强，姚到底是不是“中国民主党”成员，陈却王顾左右而言他，说什么现在这件事情已经走法律程序了，就不要再追究了。负责办肖和姚案的公安局长吴忠凯则公开对工人说：“他俩其实没什么事，就是媒体炒作太厉害。”政法委的王红兴说得更明白：“要是放了他俩，我就得进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吴忠凯因几年前强奸幼女东窗事发，现已入狱。
肖和姚被抓起来后，都认为自己没有错。姚身陷囹圄，却一点也不后悔，认为这次职工代表当的值。公安曾对肖说：“只要你认错，马上就可以放你。”但肖为人耿直，就是不认错。入狱后又有人对他说，只要承认是“中国民主党”，马上就放他，并给他治病，肖行的正坐的端，即便重病缠身也不屈服，对那人理都没理。
姚与“中国民主党”联系的初衷是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寻找监督共产党的方式。辽阳腐败集团，上有省府高官保护，下有公安黑社会恐吓群众，再加上中央个别部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使得群众有冤无出伸，最后迫使群众铤而走险。辽阳腐败势力正是利用群众的过激行为打击报复群众的。姚福信把“中国民主党”看成是可以助工人反腐败的社会组织，显然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辽阳市政府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辽阳市当局为了掩盖腐败事实，只有将此类事件上升到政治层面打击工人，实行当前最为有效的政治恐吓，美其名曰“稳定压倒一切”——这是各地方政府的惯用手法。但令许多工人不解的是，中央最后默认了辽阳市和辽宁省将肖、姚定性为“中国民主党”成员的判决，以至于有的工人义愤地讲出“我今后就拥护这个民主党”的话。如果辽阳市政府任由黑恶势力把持，还谈什么提高共产党执政能力？如果群众只有这两种选择，难道要把执政基础交给骗子民主党吗？
当问及外国媒体报道的问题时，铁合金厂的老职工们说：“媒体里说肖、姚是民主党骨干肯定不对。但要是没有这些媒体的炒作，老肖、老姚早就死在里面了。辽阳市政府说媒体炒作太厉害了，为什么媒体会炒作？如果辽阳市政府认真解决工人问题、查处腐败，外电哪里炒作去？”工人们还说：“现在对胡温新班子，我们既不能说它好，也不能说它坏。老肖、老姚有过错，我们能理解，但说他俩有罪，我们谁都不同意。胡温上台以后，老百姓对他俩期望都挺大的，他们也做了一些好事，所以我们不能说它坏；但老肖和老姚的冤案一直都没动静，辽阳市政府的腐败集团也一直逍遥法外，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它好。”
简而言之，确认姚、肖是不是“中国民主党”非常简单，随便到铁合金厂职工中走访就可以了解真相；而辽阳市政府的腐败事实，更是俯拾皆是，不必局限在铁合金，随便到辽阳市哪个工厂去都能调查出一大堆。在一些工人看来，这不是简单的官僚主义问题，而是迫使他们思考中央是否包庇地方的问题，并进一步质疑胡温上台以来给人们留下的原本不错的亲民形象。要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最重要的无非是得民心。而不能不说，在这件事上中央没有得到民心。
三、辽铁工人反腐维权斗争的经验教训
辽铁职工具有大工业生产的组织纪律性、大公无私的品质，极富战斗精神，他们的反腐维权斗争给中国无产阶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1．只有通过斗争，工人阶级才有可能捍卫自身权益
职工代表姚福信、肖云良、庞庆祥和王兆明被逮捕入狱，不少群众承受了皮肉之苦和无端的恐吓是辽阳铁合金厂职工为斗争付出的主要代价，但同时辽阳铁合金厂职工通过斗争也为自身赢得了一些利益。
在工人运动高潮后，辽阳市政府为了安抚工人，辽阳市政府开始积极补发铁合金厂的拖欠工资，到2002年5月4日偿还拖欠工资的50％、2003年6月偿还了全部拖欠工资，2002年将医疗费全部报销，有的老职工7、8万的医疗费多年不给报销，这一次全部解决。到目前，拖欠工资一分不少补齐，此外向工人支付住房资金、儿童保健、医疗费、劳动保险、取暖费等多项费用共计二千万左右，目前只遗留了青年职工的失业金问题。工潮造成的巨大压力迫使腐败势力动用当地政府的一切资源平息事件，政府的官员们变得格外积极了，挨家挨户到辽铁职工家中问寒问暖，什么问题都帮忙解决，哪家下水管道堵了或者灯泡坏了，马上保质保量免费修好。当时只要工人不问及工厂破产、官员腐败等原则问题，只要是钱能够解决的就尽力解决，迫使政府像吐血一样伤筋动骨，为的只仅仅是保全辽阳的腐败势力。辽阳市政府为了解决铁合金厂的问题，提前预支了几年的财政支出，现在财政吃紧得有些山穷水尽的意味了，连正在进行的护城河工程款都无法支付。
同时，工潮使得中央不得不重视工人的问题。工潮产生的积极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大加速了城市低保政策的落实进程。2002年工潮过后不久，劳动社会保障部首次公开宣布有2050万城市贫困居民享受低保，到2004年已经扩大到2300万；把当年要为全国公务员增长的工资预算被迫支付给了低保项目。其次，大庆等地石化行业的抗议行动和辽阳的工潮迫使石化行业自2000年初就实行的买断进程中止；中央不得不再次重申国有集体企业改制方案必须经职代会通过方可执行。第三，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温新班子确立了振兴东北战略，提出了对老工业基地的投资计划。此外还有，工潮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各省市领导都纷纷开始“关心”下岗工人，电视上连播了两个月各地领导向下岗工人问寒问暖的场面，此后逢年过节电视上必有类似画面出现；工潮后温家宝总理连跑三趟东北，在黑吉辽三省多次讲话，强调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决心，甚至在2003年除夕之夜下阜新矿井同矿工们一起吃饺子。
如果没有2002年3月的大游行，这一切根本无法想象，这些成果是工人通过自身的斗争而赢得的。工人将这一点总结为：“大斗争大收获，小斗争小收获，不斗争没收获”。在目前的斗争中，虽然取得的成果仅限于经济利益这一步，但可以肯定的说，无论以后有了什么新的斗争目标、出现何种新的斗争形势，对于工人阶级而言，从来就不存在救世主，也不用依靠清官皇帝，一切都靠自己。
2．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
1999~2000年，斗争的主要形式是上访。上访最初是源于范一成致使企业衰败，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得不到保障，范中饱私囊后准备金蝉脱壳的过程中。上访是逐级进行的，得不到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斗争就一步步达到高潮：先是反贪污、要工资，紧接着要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最后是反抢矿、反破产。斗争的开始，辽铁职工选了七八个有威信的老党员作代表，将铁合金厂的问题反映到辽阳市纪委，市政府。但怎么反映也得不到解决 ，逼迫工人到中央上访。
到北京上访需要筹集路费等资金，均由工人自发捐款。工人能够组织起来的原因是铁合金厂侵犯了工人的利益，在此基础上，经过工人积极分子反复到工人区中宣讲反腐败、拖欠工资的事情，工人就自愿组织起来了。2000年初传出了要破产的消息，代表们开春就开始斗争动员：在社区贴通知，宣讲破产给工人们带来的坏处，一讲一个多小时。为了取得全体工人的认可，2000年5月上访时正式开始按居住社区民主选举代表，这次选举在辽铁厂的俱乐部举行，之前各社区张贴通知，号召大家都去选举，能坐900人的俱乐部去了不少的人。7个社区，每个社区选了2个代表。2000年上访的核心代表为32个，2001年到北京时去了10个代表。
和全国其他一些企业一样，在工会和职代会这两个工人最主要的组织形式控制在厂长经理手中的情况下，职工自发召集会议、尤其是选代表活动是要受到当地政府以非法集会罪进行政治恐吓的。铁合金厂的党委书记又是范一成，他其实是个货真价实的腐败分子党书记，把持着共产党书记的职位，却从不召集党员过组织生活；同时，工会主席自然由他随意任命，怎能不听命于他？事实上，他怎么会召集党员和工人来反对自己呢？
工人群众失去了组织，就只能受腐败势力所左右，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中青年职工站出来立刻就会受到政治恐怖威胁，被加以什么要煽动闹事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啦等等罪名是他们惯用的手法。这个时候，往往是老党员、老工人以不怕坐牢不怕死的精神和共产党员的党性站了出来为全体工人说话。铁合金厂也不例外。早在1999年5月15日，厂方听说老工人们计划16日到市政府上访，要求市政府查办范一成的腐败事实并纠出其后台，急忙让厂退休办出面组织工人来厂部商谈，企图内部化解矛盾。在老工人们的要求下，有一部分下岗工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共选出了56名代表与厂方谈判。尽管谈判破裂，尽管组织了16日的抗议行动，因为部分工人过于激愤出现过激行为给前来镇压的警察以口实，抓捕了三位代表，抗议行动统一指挥不力使达到的目的有限，但这个不是组织的组织却开始了它的运转。
同在一个工厂，同是工友，职工代表们之间见面认识，但共同进行这样的反腐维权行动，他们还是第一次。相互之间了解不深，在现实上存在警察恐怖和分化瓦解的情况下，代表们要达到完全的信任和步调一致需要一个过程，所以这次行动配合得并不怎么默契。随着斗争的继续，后来就在群众工作中逐渐熟悉起来了。每次开代表会前，老的职工代表要到群众中了解新的职工代表的情况，以防警察通过收买派进奸细。职工代表有明的有暗的，每个社区有两个明的；暗的在做一些台面后的工作，比如印制传单一类的，印好了交给明的代表拿去贴。暗的代表的另一个作用是“新鲜血液”，随时填补明的代表的空位，因为明的也有损失掉或变色的时候。暗的代表平时不出头，有事一起商量，明的代表不起作用了，暗的再上。每次与市政府交涉、上访前，代表们都要把请愿或谈判打算提出的要求印成传单贴在社区，征求群众意见。如果群众认为不该去，就不去；对要求有意见，各社区代表就凑在一起研究修改，代表最多时有100多人。经过几年的斗争，职工代表队伍受到了锻炼和纯洁。尽管有个别工人代表被分化收买，接受了人家的小恩小惠，使工人的斗争出现暂时的挫折，但这是任何斗争的团队都会出现的现象，并没有影响工人的整体团结。 2002年3月游行时代表们组织了7个组，有一个组属于“纠察队”（秩序组），专门管秩序，不许出事，例如游行时不能擅自阻塞交通，同时防止坏人和市政府派的便衣在人群里面挑拨，给别人以把柄。把道理给工人们讲明白，要他们听从统一指挥，要有组织纪律性。要往前走就往前走，要停就停。从铁合金厂到市政府门前，请愿队伍中有老头有老太太，走了一个多小时，秩序井然。
在辽阳市政府的严酷打击下，工人能够持续上访和斗争，如果没有铁合金厂广大职工的支持，只凭几个工人代表是根本坚持不下去的。有的职工代表是中层干部，能把财务账目调出来，他们的背后也有敢于坚持正义、敢为工人说话的干部，否则也自身难保。像辽阳市公安局到职工住宿区抓老工人的时候，在场的百姓老头老太太都自觉围上去保护工人，甚至有的老太太趴在汽车上不让公安局的人动手。这些群众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也都是勇于斗争的，他们对职工代表的保护是铁合金厂反腐运动不断发展的条件。
总的来说，辽铁最重要的经验是职工的组织工作非常有效：（1）实行集体组织原则，一切行动都通过职代会讨论，一切重大行动由职代会决定；（2）每名职工代表联系几十名工人，每当职工代表大会开过之后，职工代表马上到联系的工人家庭，将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同工人交流，耐心地做工人的思想工作；（3）认真总结腐败分子的确凿材料，在职工中反复宣讲铁合金厂腐败的事实，这种动员群众的方法成果很大。正因为有扎实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基础，铁合金厂工人在斗争中才会表现出很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3．辽铁工人斗争的教训
辽铁工人斗争还处于起步阶段，不可避免具有诸多不成熟的地方：
（1）如何正确对待外国媒体。
在运动之初，外国媒体就积极介入，广泛报道。这些媒体在国内媒体无法报道的情况下将工人运动的消息传播开来，客观上打破了辽阳市政府的新闻封锁。但他们关心的纯粹是新闻效应，例如什么时候工人又上街了、又发生什么冲突了等，当工人运动高潮已过，不再有新闻时，他们马上就不见了。
海外“中国劳工通讯”的李强等人，躲在某资本主义国际都市里，整天依靠电话、电台四处联络。他们接受的是帝国主义的帮凶“工会”－－劳联－产联、“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中央情报局的钱，借助的是反共反华的“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的电波，推销的是帝国主义麻醉人民的“西方民主”、“劳资和谐”一类陈腐玩意儿。他们并不关心工人运动应如何发展，而拼命想把辽阳市工人反对私有化、反对腐败、反对迫害的斗争往他的政治轨道上拉，把工人运动纳入独立工会、“中国民主党”等类似的轨道，他们自诩为“中国工运领袖”，未经当事人同意就大肆宣传姚和肖是“中国民主党”的骨干、是中国独立工会运动的领袖，他们指挥姚和肖、而姚和肖领导了工人云云。这正好合了辽阳市政府将工人运动政治化的意愿，给当局提供口实。这些人的策略特别歹毒－－简直就和辽阳市一小撮当权者一样歹毒，后者企图把“和外来势力勾结”的罪名强加给工人，而他们就努力去提供这种证据，巴不得让辽阳市一小撮当权者早一天把铁合金厂的工人打成“海外民运”的支部，这样一方面捞一把“中国工运领袖”的名气，一方面借“共产党”之手把工人的和平、合法的斗争打下去，最后靠西方帝国主义媒体的宣传把中国工人的斗争歪曲为中国的“团结工会”，一举多得，真乃神机妙算！
这些人不敢对工人明说：他们的主张恰恰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化、市场化，就是美国主子让他们推销的那套东西，他们的本质同辽阳市腐败集团的做法是根本一致的。而恰恰是私有化、市场化的政策，造成了国有企业的衰败，造成了管理层的腐败，造成了中国产业工人今天的悲惨境地。
（2）如何面对腐败集团的打压分化和工人内部的团结问题。
刚刚组织起来的工人因为合法的组织形式被剥夺，通常是靠着他们高度的责任感和自觉性站出来的。严酷的斗争形势加上对方的打击利诱，工人队伍就容易被分化。辽阳工运开始之前，铁合金厂的青年职工和一部分想提前假退的老职工就被利诱分化了出去。最严重的是个别工人代表的变节问题。个别工人代表在面对警察机构的殴打、审讯、刑罚等恐怖威胁和工人的维权斗争暂时没有进展的情况下，往往会丧失继续斗争的信心，不愿意带领工人继续前进，严重的还会出现变节者，影响工人组织内部的团结和信任，这给工人运动造成的破坏和对工人士气的打击是巨大的。工人的反腐运动要想继续稳步推进，就要在注重学习和及时的总结经验，加强代表之间的组织纪律性，提倡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方法，注意团结更多的群众参与等方面下功夫。做到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提高斗争的艺术。
从现实运动看，必须注意培养职工代表中的梯队，要有人不断的顶上来，不能有个别人变节了大家就都散掉了。当然在技术角度上，也可以采取有效的迷惑战术，每次同市政府谈判，都由一个或几个职工代表带一些职工参加，保证每次去的人都不一样，让腐败分子们搞不清谁是带头的，这样也就无法有效实施分化、收买的手段。
（3）基层工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回顾辽阳工人运动，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工人中很多党员长期处于基层，身上的共产党人的品质还非常强烈，而铁合金厂职工没有太注重发挥工人党员的组织带头作用。如果在运动中能充分调动那些仍然愿意为工人奋斗的基层党员的作用，发扬他们的党性原则，并首先由先进的党员组织起来，带领工人群众，把斗争目标确定为清除党内蛀虫上，确定为要求辽阳市委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上，那样辽阳市政府就根本没有办法利用“反党”、“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打压工人运动。
（4）经过反思，一些辽铁职工认为：在工厂开始私有化的时候，没有及时组织坚决的反腐护厂行动是个错误。等到工厂被蚕食掏空，被宣布改制破产以后，以为真正抓到了腐败分子的证据的时候才开始组织坚决的行动，已经为时晚矣。工厂财产已经被转移，腐败分子已经编织好了保护网甚至异地做官经商；在群众眼见斗争不会得到多少果实，只能讨要一点欠债的时候，斗争的动力就减弱了。这时候，单纯的愤怒造成的运动尽管悲壮，却并没有改变工人运动的被动局面。
4．辽阳工人的未来
铁合金厂已被私有化，原来的职工大部分被赶出工厂，但斗争并没有结束。当问及下一步的斗争方向，工人们说：1、要平反冤案，使姚福信、肖云良二人无罪释放；2、要追究造成铁合金厂国有资产流失和贪污腐化的有关人员的责任，重新审核破产程序，恢复企业生产，实行工厂自治；3、要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包括：下岗工人的最低生活保障、工人的职业病要治疗、提前退休工人的退休工资、工人社区的建设等。当前新生的资产阶级力量暂时占优势，铁合金厂的斗争能否取得最终的胜利，目前尚无法下肯定结论，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只要私有化继续下去，辽阳工人的斗争就不会停止。
辽阳工人的斗争是在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的进程中发生的特殊斗争形式。由于地方的过于腐败、资产阶级的过度贪婪，实际的私有化过程是残酷、野蛮的，这一过程的特点就是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机器瓜分劳动人民创造的巨额国有资产，完成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现阶段工人们的斗争方向，中心是反对私有化。而要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取得斗争成果，就必须首先组织起来。列宁曾说过：除了组织，无产阶级没有其他的武器 。
如果资产阶级完成了私有化，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将使以帝国主义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秩序延伸到社会生产的每一个角落，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GDP的不断增长使资产阶级面对财富欣喜若狂，同时也使无产阶级的贫穷和悲惨在另一极积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看似平静的社会秩序中越来越容纳不下，未来的解决方式只有一个：剥夺剥夺者。到那时，国企工人和新无产阶级——民工和破产农民面对武装到牙齿的资产阶级，他们的选择只有一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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