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八九中国工运初探
八九年的民运，由学生首先发动，继而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广泛声援和参与，而这些声援组织中最富有意义的要算是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及各地迅速冒生的工自联。在短短数十日内，北京工自联已演变成具有自主工会的雏型。不过，随着政府的武力镇压及其后的白色恐怖，工自联跟学生组织一样迅速被瓦解。虽然工自联在八九民运中被视为“配角”，然而后八九的社会运动中，工人阶级愈来愈占据重要位置。而八九年学生的躁动情绪很快地消弭掉，更多的大学生投入了经济大浪潮之中，他们在拥护经济“改革”的大方向下，努力开拓个人的经济事业前程，努力融入正在冒起的中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的队伍之中，而他们不少人相信“自由经济”有助中国民主化，却无视“自由经济”的工业关系中的反民主，以及资本对社会关系的宰制。
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却愈来愈浓烈。企业为工人提供的生活保障，被政府视为包袱正被大幅削减；飞升的通胀；忽略工人权益的经济政策等等。这一切迫使工人作出反抗，各地集体上访，罢工事件不断发生。而八九年后，亦有不少独立劳工组织涌现。虽然这些组织人数不多，组织并不成熟，且与全国各地的罢工事件未必有直接的关联。但这些组织的主张和纲领却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因为这代表一些有意推动中国工运的人士的看法，预示着未来中国工运的某些可能面向。本文将介绍数个后八九的独立劳工组织的主张或纲领，并就其某些面向作探讨。不过，由于数据不足，本文的探讨将是初步的，而且不够全面。
中国自由工会（注一）筹备委员会成立于1991年12月，筹备人员宣布他们的工作对象是所有的劳动者，现阶段主要以国营（国有）企业的正式工人为主，并以行业划分为不同的系统，主要针对重工业（机器制造业）以及公共交通系统。工人中则偏重于中下层，即收入低，劳动条件差劣的工人。
中国自由工会主要发起人是刘京生、胡石根、李全利等人。而刘京生同时又是地下组织中华进步同盟的核心成员，胡石根则是自由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中国自由工会成立后于前二者，三者关系密切。
中国自由工会的主张和诉求可以从《中国自由工会筹委会倡议书》，及在国际劳工组织（ILO）的书面发言中看出。在《倡议书》中，中国自由工会猛烈抨击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及中共，指出中共是实行一党专治的独裁统治，工人阶级的最大压迫者和削剥者，全总是其帮凶。《倡议书》中宣称，中国自由工会将致力保护工人阶级的经济权益（如工资、福利、扩大社会救济、充分就业及自由择业等）、政治自由（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
中国自由工会于国际劳工组织的书面发言（1992年5月15日）中，指出自1978年以来中国工人的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相反权益问题愈来愈严重。中国自由工会对现行经济“改革”提出了质疑，并指出这“改革”只是为了挽救中共的统治权力而进行。
不过，中国自由工会对经济改革如何进行，从笔者所能获得的数据，似乎并无具体主张。只是强调反对改革中牺牲工人的经济权益。但是，在《自由论坛》（由中华进步同盟的部份成员所出版）的一篇《也谈改革》的文章中，或许能从侧面反映中国自由工会部份成员对改革的态度。在《也谈改革》一文中，作者指出“必须让改革朝着使工人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的方向前进，而那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却将工人变为少数人升官发财的剥削压榨对象的‘改革’则将遭到工人阶级的坚决反对。”但作者又说：“如果你们非要卖资本主义的狗肉却还要挂社会主义羊头的话，那不如干脆挂上资本主义的狗头，我们将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财产归人民所有的原则取回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一份，大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公平的竞争。”“总之，不管你搞甚么主义，能给多数人带来好处，能使国家发展的更好、更快，我们工人就支持，反之，我就反对。”
一方面，《也谈改革》的作者大山认为社会主义应有利于工人的政治经济权利；但是，另一方面却又不坚持社会主义，只宣称若搞资本主义，就在国家财产中取回工人应得那份。
总言之，中国自由工会批评中共政权独裁及压迫工人阶级，其选择正面（虽是地下形式）抨击的方式。中国自由工会主张保障工人权益，亦明白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有利于人阶级。但是，却对具体的经济制度没有明确主张。由于中国自由工会对中共的猛烈批评，以及和其它地下政党密切相关，终于一起遭严厉镇压，胡石根被判有期徒刑20年，刘京生被判有期徒刑18年，李全利判处管制2年。
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筹委会（劳盟），主要等备人员包括刘念春、王仲秋、袁红冰等，劳盟宣称凡是为社会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创造付出了智力和体能的人都是劳动者，其成员包括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商人。故此，严格来说，这不能算是自主工会组织。不过，劳盟宣称特别关注社会中下层劳动者权利的确立和组织力量的形成，又声明协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建立独立的利益集团组织。因此，我们仍可称劳盟为劳工组织。
劳盟的纲领和主张比之中国自由工会较为完备。劳盟有四大纲领：社会正义、政治民主、经济自由、民族复兴。内容包括保障劳动者结社、罢工、集会权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抑制贫富悬殊的扩大，打击党政干部贪污腐败的行为，实行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等等。
劳盟与中国自由工会有个很大差别，就是劳盟对“改革”大加歌颂，它认为中国自80年代初以来的“改革”，取得了一个重要成果，那就是：“一定程定上确立了市场经济的观念。”在《劳盟四大宗旨》中，其所谓的经济自由，便是主张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结合，并主张将大量国有企业私有化。劳盟在其《宣言》中，除了提倡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外，花了超过1/4的篇幅去反对它所说的“极左思潮”，它宣称近年来“极左思潮”出现了一个值得全社会严重关注的动向，那就是表现出对劳动者权利的“关怀”，对腐败现象的“愤怒”。劳盟称此种“关怀”和“愤怒”的实质是否定“改革”，企图把中国拉回到计划经济体制、绝对平均主义及重新肯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原则。劳盟宣称它反腐败，也强烈反“极左思潮”，而其反对腐败，“是为了使改革开放不死于腐败”。
劳盟实质上是主张以私有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它对工人的关怀，不过是一种救济式的“人道”的关怀；它虽主张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却无视大规模私有化对工人所将来的冲击和剥弱工人的经济权利。（注二）
劳盟极力主张“经济自由”，它主张国有工商业资产全面股份化，部份分配给劳动者；确立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但是，无论工人、农民可分得多少股份或土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很快就会被资本家兼并其股份，而所谓摊分部份股份给劳动者只是私有化的一个环节而已（值得引以为鉴的是俄罗斯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并把大量国企私有化，部份股份更分配给工人，而结果却是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化，贫富悬殊。而得益的只是少数的暴发户，换上新脸孔的旧体制下的官僚，以及外国资本家）。
劳盟主张政治民主，但它对经济民主却无甚兴趣。劳盟宣称关注工人的权利，但《宣言》、《纲领》、《宗旨》中，对中国宪法及法律之规定工人享有的民主管理得不到落实只字不提。劳盟崇拜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它认为工农阶层（劳盟不用“阶级”二字去形容工人，或许是基于其所谓的“极左思潮”）投入资本主义机制，可摆脱贫穷，只要有“人道”的关怀，“普遍的幸福”将会降临。然而，却无视东欧国家步上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后，工人的普遍贫困化。而资本主义之下的利益竞争，工人是注定处于弱势的位置，即使完全打倒了官僚特权，给予工人“人道”的救济，资本家的金钱权力在竞争游戏中，仍将处于宰制的位置之中。
劳盟的主张虽与现行国家制度有很大差异，但它却极力宣称不打算挑战中国政府的政治原则并正向政府部门递交成立劳盟的申请书。不过，其主要成员亦终于遭受拘捕，部份更被判处劳动教养（最高三年）。
打工者联合会（打工联）是一个并不著名的独立工会。不过，它却尝试较为切实地去做组织工作，而中国极可能有为数不少的这类组织。打工联是由一批刚从大学毕业出来不久的大学生和工人所组成。他们在深圳出版地下工人刊物《打工广场》、《打工通讯》，尝试组织工人，其主要的组织对象是外来工（主要为民工）。
打工联的刊物对深圳外来工的处境有强烈的针对性，它列举一些个案，说明工人权益如何遭受侵犯。它批评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官方偏袒资方，并呼吁工人看清资本家的本质，起来争取自己的应有权益。打工联的刊物中没有全面的纲领、主张，但在文章中却显出浓烈的阶级意识。它指出：“打工者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所以，打工者天生就是斗争者，因为不斗争就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不斗争就没有做人的权利。”（《打工通讯》P.1）
打工联最终亦难逃过被镇压的命运，打工联三名成员于1994年5月被公安拘捕，至今下落不明。
由于外界对国有企业工潮所能获得的资料很少，所以本文只能对国有企业自发的组织活动作简略的探讨。
官方刊物及香港传媒的报导中，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的工人具有甚高的抗争意识，而他们也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也许有些组织知识是由文革等政治运动搞串联而传承下来的）。他们亦会籍一些网络（如工人互相会）进行集体行动的组织动员。据日本《朝日新闻》透露，现时中国有14个省自治区有工人自发组织的自力救济式的劳工组织，他们多由国企工人组成。
国企工潮中，工人的诉求一般可归为以下几点：要求发放求欠薪；要求生活保障；抗议管理人员滥用权力；要求更换企业领导人；反对贪污腐败等。有些人在提出诉求时，指责官方声称工人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翁，但却名不符实，他们要求工人能真正民主地管理企业。
国企工人是经济“改革”受到直接冲击的一群，过往企业还存在着形式上的民主管理，现时转换经营机制，不少国企连这些形式也省掉。而现时城市不少新政策（如住房、医疗）亦对工人十分不利，政府把以前不少由企业提供生活保障剥夺掉。因此，国企工人普遍对政治、经济地位的下降感到不满。正因为这样，他们成为对抗政府不利于工人阶级政策的主要力量，而且他们不少具有经济民主的意识。
后八九的工运，工人的抗争力量有愈来愈强大的趋势。然而，工运前景并非一片光明。波兰团结工会的经济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波兰团结工会在其初期还主张经济管理的社会化（经济民主、企业民主），但是，它作为波共的对立力量，最后产生了一个右派政府（现已落台），牺牲工人利益，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最后背离了工人阶级的立场，而一些波兰团结工会的基层工会亦终于起来罢工反对其政府政策。
中国工运是否会步上团结工会的后尘，目前尚不能下判断，然而情况却是令人担忧的，部份崇拜西方资本主义的右翼知识分子开始表现出对工人运动的浓烈兴趣，他们倾向把工人阶级视为利益群体，他们虽声称争取工人的罢工权、组织独立工会等权利，但却对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毫无兴趣，或者把之视为一种简单的交易关系，在这种交易关系中只要对工人稍加保障便没有问题了。虽然这类知识分子还没有强大的基层组织力量；虽然他们的口号比全总体制内改革派（主张企业民主管理，外资及私营企业实行集体谈判、认同罢工权及工会自主等）还要落后，但是，他们在意识形态的领域中却有很大的市场。而他们之所以这么看重工运，其根本原因是他们视工运为对抗所谓“保守派”，打破中共的以工人“当家作主”的意识形态神话，突破中共政治僵硬体制的一个有力工具；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及经济权利作为出发点。
不过，情况也许没有那么悲观。中国工人具有强烈的反剥削、反特权、反压迫传统，这在四九年以前、五十年代、文革之中，均曾显现出来。一旦这种力量串联起来，它将有力地促进社会平等和公义，提高工人阶级的经济及政治的民主权利。
注释：
注一：“自由工会”这个名称其实具有相当的东西方冷战时期的味道。一些反共工会往往喜欢自称为“自由工会”，以别于共产党国家受官方控制的御用工会。国际自由劳联（ICFTU）便是“自由工会”的国际阵营，以别于以前受共产党控制的世界工联。不过，事实上除了国际自由劳联在欧业的属员具有较高自主性外，国际自由劳联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所谓“自由工会”阵营，很多并非植根于工人阶级的工会，有不少要么是政府的御用工会，要么是亲资方的“黄色工会”，如印度尼西亚、台湾、南韩的全国总工会，其角色可说是政府、资方透过其控制工人，多于为工人争取权益。因此，在现实中“自由工会”反共的意味多于其它，并不能表达工人自治工会的意思。反之，一些“自由工会”的对立工会，如台湾的自主工联、南韩的独立工会联盟，甚至一些亲共产党的工会，如印度、尼泊尔，更能植根工人阶级。由“工人自治联会”到“自由工会”，这在名称上是一种退步，而非进步。
注二：笔者并不反对市场经济，只要它是以基层人民为主导的。笔者反对的是以资本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
楚风
1995年8月
1995年8月
八九年的民运，由学生首先发动，继而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广泛声援和参与，而这些声援组织中最富有意义的要算是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及各地迅速冒生的工自联。在短短数十日内，北京工自联已演变成具有自主工会的雏型。不过，随着政府的武力镇压及其后的白色恐怖，工自联跟学生组织一样迅速被瓦解。虽然工自联在八九民运中被视为“配角”，然而后八九的社会运动中，工人阶级愈来愈占据重要位置。而八九年学生的躁动情绪很快地消弭掉，更多的大学生投入了经济大浪潮之中，他们在拥护经济“改革”的大方向下，努力开拓个人的经济事业前程，努力融入正在冒起的中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的队伍之中，而他们不少人相信“自由经济”有助中国民主化，却无视“自由经济”的工业关系中的反民主，以及资本对社会关系的宰制。
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却愈来愈浓烈。企业为工人提供的生活保障，被政府视为包袱正被大幅削减；飞升的通胀；忽略工人权益的经济政策等等。这一切迫使工人作出反抗，各地集体上访，罢工事件不断发生。而八九年后，亦有不少独立劳工组织涌现。虽然这些组织人数不多，组织并不成熟，且与全国各地的罢工事件未必有直接的关联。但这些组织的主张和纲领却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因为这代表一些有意推动中国工运的人士的看法，预示着未来中国工运的某些可能面向。本文将介绍数个后八九的独立劳工组织的主张或纲领，并就其某些面向作探讨。不过，由于数据不足，本文的探讨将是初步的，而且不够全面。
中国自由工会
中国自由工会（注一）筹备委员会成立于1991年12月，筹备人员宣布他们的工作对象是所有的劳动者，现阶段主要以国营（国有）企业的正式工人为主，并以行业划分为不同的系统，主要针对重工业（机器制造业）以及公共交通系统。工人中则偏重于中下层，即收入低，劳动条件差劣的工人。
中国自由工会主要发起人是刘京生、胡石根、李全利等人。而刘京生同时又是地下组织中华进步同盟的核心成员，胡石根则是自由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中国自由工会成立后于前二者，三者关系密切。
中国自由工会的主张和诉求可以从《中国自由工会筹委会倡议书》，及在国际劳工组织（ILO）的书面发言中看出。在《倡议书》中，中国自由工会猛烈抨击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及中共，指出中共是实行一党专治的独裁统治，工人阶级的最大压迫者和削剥者，全总是其帮凶。《倡议书》中宣称，中国自由工会将致力保护工人阶级的经济权益（如工资、福利、扩大社会救济、充分就业及自由择业等）、政治自由（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
中国自由工会于国际劳工组织的书面发言（1992年5月15日）中，指出自1978年以来中国工人的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相反权益问题愈来愈严重。中国自由工会对现行经济“改革”提出了质疑，并指出这“改革”只是为了挽救中共的统治权力而进行。
不过，中国自由工会对经济改革如何进行，从笔者所能获得的数据，似乎并无具体主张。只是强调反对改革中牺牲工人的经济权益。但是，在《自由论坛》（由中华进步同盟的部份成员所出版）的一篇《也谈改革》的文章中，或许能从侧面反映中国自由工会部份成员对改革的态度。在《也谈改革》一文中，作者指出“必须让改革朝着使工人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的方向前进，而那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却将工人变为少数人升官发财的剥削压榨对象的‘改革’则将遭到工人阶级的坚决反对。”但作者又说：“如果你们非要卖资本主义的狗肉却还要挂社会主义羊头的话，那不如干脆挂上资本主义的狗头，我们将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财产归人民所有的原则取回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一份，大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公平的竞争。”“总之，不管你搞甚么主义，能给多数人带来好处，能使国家发展的更好、更快，我们工人就支持，反之，我就反对。”
一方面，《也谈改革》的作者大山认为社会主义应有利于工人的政治经济权利；但是，另一方面却又不坚持社会主义，只宣称若搞资本主义，就在国家财产中取回工人应得那份。
总言之，中国自由工会批评中共政权独裁及压迫工人阶级，其选择正面（虽是地下形式）抨击的方式。中国自由工会主张保障工人权益，亦明白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有利于人阶级。但是，却对具体的经济制度没有明确主张。由于中国自由工会对中共的猛烈批评，以及和其它地下政党密切相关，终于一起遭严厉镇压，胡石根被判有期徒刑20年，刘京生被判有期徒刑18年，李全利判处管制2年。
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
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筹委会（劳盟），主要等备人员包括刘念春、王仲秋、袁红冰等，劳盟宣称凡是为社会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创造付出了智力和体能的人都是劳动者，其成员包括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商人。故此，严格来说，这不能算是自主工会组织。不过，劳盟宣称特别关注社会中下层劳动者权利的确立和组织力量的形成，又声明协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建立独立的利益集团组织。因此，我们仍可称劳盟为劳工组织。
劳盟的纲领和主张比之中国自由工会较为完备。劳盟有四大纲领：社会正义、政治民主、经济自由、民族复兴。内容包括保障劳动者结社、罢工、集会权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抑制贫富悬殊的扩大，打击党政干部贪污腐败的行为，实行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等等。
劳盟与中国自由工会有个很大差别，就是劳盟对“改革”大加歌颂，它认为中国自80年代初以来的“改革”，取得了一个重要成果，那就是：“一定程定上确立了市场经济的观念。”在《劳盟四大宗旨》中，其所谓的经济自由，便是主张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结合，并主张将大量国有企业私有化。劳盟在其《宣言》中，除了提倡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外，花了超过1/4的篇幅去反对它所说的“极左思潮”，它宣称近年来“极左思潮”出现了一个值得全社会严重关注的动向，那就是表现出对劳动者权利的“关怀”，对腐败现象的“愤怒”。劳盟称此种“关怀”和“愤怒”的实质是否定“改革”，企图把中国拉回到计划经济体制、绝对平均主义及重新肯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原则。劳盟宣称它反腐败，也强烈反“极左思潮”，而其反对腐败，“是为了使改革开放不死于腐败”。
劳盟实质上是主张以私有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它对工人的关怀，不过是一种救济式的“人道”的关怀；它虽主张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却无视大规模私有化对工人所将来的冲击和剥弱工人的经济权利。（注二）
劳盟极力主张“经济自由”，它主张国有工商业资产全面股份化，部份分配给劳动者；确立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但是，无论工人、农民可分得多少股份或土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很快就会被资本家兼并其股份，而所谓摊分部份股份给劳动者只是私有化的一个环节而已（值得引以为鉴的是俄罗斯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并把大量国企私有化，部份股份更分配给工人，而结果却是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化，贫富悬殊。而得益的只是少数的暴发户，换上新脸孔的旧体制下的官僚，以及外国资本家）。
劳盟主张政治民主，但它对经济民主却无甚兴趣。劳盟宣称关注工人的权利，但《宣言》、《纲领》、《宗旨》中，对中国宪法及法律之规定工人享有的民主管理得不到落实只字不提。劳盟崇拜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它认为工农阶层（劳盟不用“阶级”二字去形容工人，或许是基于其所谓的“极左思潮”）投入资本主义机制，可摆脱贫穷，只要有“人道”的关怀，“普遍的幸福”将会降临。然而，却无视东欧国家步上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后，工人的普遍贫困化。而资本主义之下的利益竞争，工人是注定处于弱势的位置，即使完全打倒了官僚特权，给予工人“人道”的救济，资本家的金钱权力在竞争游戏中，仍将处于宰制的位置之中。
劳盟的主张虽与现行国家制度有很大差异，但它却极力宣称不打算挑战中国政府的政治原则并正向政府部门递交成立劳盟的申请书。不过，其主要成员亦终于遭受拘捕，部份更被判处劳动教养（最高三年）。
打工者联合会
打工者联合会（打工联）是一个并不著名的独立工会。不过，它却尝试较为切实地去做组织工作，而中国极可能有为数不少的这类组织。打工联是由一批刚从大学毕业出来不久的大学生和工人所组成。他们在深圳出版地下工人刊物《打工广场》、《打工通讯》，尝试组织工人，其主要的组织对象是外来工（主要为民工）。
打工联的刊物对深圳外来工的处境有强烈的针对性，它列举一些个案，说明工人权益如何遭受侵犯。它批评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官方偏袒资方，并呼吁工人看清资本家的本质，起来争取自己的应有权益。打工联的刊物中没有全面的纲领、主张，但在文章中却显出浓烈的阶级意识。它指出：“打工者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所以，打工者天生就是斗争者，因为不斗争就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不斗争就没有做人的权利。”（《打工通讯》P.1）
打工联最终亦难逃过被镇压的命运，打工联三名成员于1994年5月被公安拘捕，至今下落不明。
国有企业工人的抗争
由于外界对国有企业工潮所能获得的资料很少，所以本文只能对国有企业自发的组织活动作简略的探讨。
官方刊物及香港传媒的报导中，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的工人具有甚高的抗争意识，而他们也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也许有些组织知识是由文革等政治运动搞串联而传承下来的）。他们亦会籍一些网络（如工人互相会）进行集体行动的组织动员。据日本《朝日新闻》透露，现时中国有14个省自治区有工人自发组织的自力救济式的劳工组织，他们多由国企工人组成。
国企工潮中，工人的诉求一般可归为以下几点：要求发放求欠薪；要求生活保障；抗议管理人员滥用权力；要求更换企业领导人；反对贪污腐败等。有些人在提出诉求时，指责官方声称工人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翁，但却名不符实，他们要求工人能真正民主地管理企业。
国企工人是经济“改革”受到直接冲击的一群，过往企业还存在着形式上的民主管理，现时转换经营机制，不少国企连这些形式也省掉。而现时城市不少新政策（如住房、医疗）亦对工人十分不利，政府把以前不少由企业提供生活保障剥夺掉。因此，国企工人普遍对政治、经济地位的下降感到不满。正因为这样，他们成为对抗政府不利于工人阶级政策的主要力量，而且他们不少具有经济民主的意识。
结语
后八九的工运，工人的抗争力量有愈来愈强大的趋势。然而，工运前景并非一片光明。波兰团结工会的经济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波兰团结工会在其初期还主张经济管理的社会化（经济民主、企业民主），但是，它作为波共的对立力量，最后产生了一个右派政府（现已落台），牺牲工人利益，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最后背离了工人阶级的立场，而一些波兰团结工会的基层工会亦终于起来罢工反对其政府政策。
中国工运是否会步上团结工会的后尘，目前尚不能下判断，然而情况却是令人担忧的，部份崇拜西方资本主义的右翼知识分子开始表现出对工人运动的浓烈兴趣，他们倾向把工人阶级视为利益群体，他们虽声称争取工人的罢工权、组织独立工会等权利，但却对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毫无兴趣，或者把之视为一种简单的交易关系，在这种交易关系中只要对工人稍加保障便没有问题了。虽然这类知识分子还没有强大的基层组织力量；虽然他们的口号比全总体制内改革派（主张企业民主管理，外资及私营企业实行集体谈判、认同罢工权及工会自主等）还要落后，但是，他们在意识形态的领域中却有很大的市场。而他们之所以这么看重工运，其根本原因是他们视工运为对抗所谓“保守派”，打破中共的以工人“当家作主”的意识形态神话，突破中共政治僵硬体制的一个有力工具；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及经济权利作为出发点。
不过，情况也许没有那么悲观。中国工人具有强烈的反剥削、反特权、反压迫传统，这在四九年以前、五十年代、文革之中，均曾显现出来。一旦这种力量串联起来，它将有力地促进社会平等和公义，提高工人阶级的经济及政治的民主权利。
注释：
注一：“自由工会”这个名称其实具有相当的东西方冷战时期的味道。一些反共工会往往喜欢自称为“自由工会”，以别于共产党国家受官方控制的御用工会。国际自由劳联（ICFTU）便是“自由工会”的国际阵营，以别于以前受共产党控制的世界工联。不过，事实上除了国际自由劳联在欧业的属员具有较高自主性外，国际自由劳联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所谓“自由工会”阵营，很多并非植根于工人阶级的工会，有不少要么是政府的御用工会，要么是亲资方的“黄色工会”，如印度尼西亚、台湾、南韩的全国总工会，其角色可说是政府、资方透过其控制工人，多于为工人争取权益。因此，在现实中“自由工会”反共的意味多于其它，并不能表达工人自治工会的意思。反之，一些“自由工会”的对立工会，如台湾的自主工联、南韩的独立工会联盟，甚至一些亲共产党的工会，如印度、尼泊尔，更能植根工人阶级。由“工人自治联会”到“自由工会”，这在名称上是一种退步，而非进步。
注二：笔者并不反对市场经济，只要它是以基层人民为主导的。笔者反对的是以资本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