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工会

1、40年代初，斯大林党为控制波共而清洗、杀害了原波共干部，扶植起一个傀儡党。二战结束后，斯党起先试图维持“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保存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的多阶级联合政府，当然，同时必须压制波兰工农的自发斗争。而在斯党与欧美资本主义的蜜月很快结束之后，斯党不得不在东欧建立“社会主义阵营”作为“外围”。于是“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未经粉饰，就迳直被宣称为“本来指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听命于斯党的波共，在波兰工农当中的威信就相当脆弱，远不能跟铁托党或毛共相比。
2、与波共相对的脆弱相比，波兰工人有着较强大的力量和长期的斗争经验，因而对波共来说是一个难以搞定的重大威胁。波共的“革命作用或成就”，不像毛共那样可作为“解放了工农的救星”的重大资本，来把自己的专权和特权正当化。它对工人生活水平的攻击（以消费品加价来解决经济困难），往往迅速遭到工人的大力反击，从50年代到80年代皆然。
3、由知识份子发起的“工人自卫委员会”，宣扬社会自卫组织和自由工会观念，对工人来说，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工人应当自己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但从头到尾，它和目前天朝或全球的NGO相似，秉持的事实上是一套“社会运动”而非阶级斗争观念。诸如“市民（公民）社会”概念，也就是以公民自我组织作为对抗国家（有时也对抗市场）的民主架构，事实上就是一种超阶级的“进步组织”，其目标不在于推翻剥削阶级，或压迫工农的国家，而在于“抗衡”、自外于政府的“独立”，等等。
4、波兰工人对于“独立工会”概念本来不感兴趣。但80年工人斗争兴起时，这个要求却“像闪电一样”在工人之间传播开来。但反对派知识份子纷纷劝说工人“政府不会同意的，你们不要走得这么远”时，工人的回答是：“这是我们的最低要求。不可能再退让。”……正如一直以来的情形那样，在人民相对消沉时期显得光芒四射的“先知”们，到了群众斗争兴起就表现为落后份子和妥协份子。事实表明工人是对的：波共被迫承认了团结工会的成立及其合法性。并且，斗争在一年多里就达到高潮（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而不是“按部就班”地“一年进步一点”。这差不多就是“革命时期一天等于20年”的状态。
5、80年至81年的斗争中，技工、工程师扮演了主要角色（发动者、代表、领导等等），瓦文萨本人就是电工。后来军管结束后，新的斗争则以年青工人为主角。目前尚未看到对此的详细记述与分析。不管怎样，80年代初的斗争也表现出工运的常见现象：工人组织的各级领导人物（工会领导等）通常表现保守，被基层工人推着走。工人在斗争中如何获得、遴选自己的真正合格的领导？或者尽快从受制于“有威信人物”的状态摆脱出来（比如基层管理、技术人员等等很可能并非由于勇于捍卫普通工人的利益，而仅仅因为日常压迫性秩序使他们在工人中有“威信”而成为积极份子与领导者），是颇为重要的问题。
团结工会领导层及其顾问，尽管也要领导甚至发动工人的斗争，但自始至终努力避开工人、寻求与波共妥协，为此经常扮演灭火队角色。比如瓦文萨从80年代初直到88年以后，总是对罢工的工人表示：“你们罢工，我支持；不过，要达到目标，不需要非得罢工，还有别的办法……”也就是说：我来跟波共谈判，也能达到目标，你们先回去上班，听候消息（谈不成了再说）……即使在团结工会全国会议召开期间，这个领导层也背着大会去跟波共签约。
6、波共统治与毛共统治的同样结果：工人对社会主义迷茫又头痛。但81年，在团结工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大会上，在“充分民主与辩论”基础上形成的纲领草案，是以“工人自管”而非反共走资为原则的。这个纲领标志着在已有的官僚化工人国家中，工人斗争的最高水平。
7、关于苏联入侵的威胁。苏共于56年镇压匈牙利人民的起义，68年又入侵捷克，因此，当时的波兰工人的确要面对苏共是否可能再次挥军波兰的可能性。但在反对派知识份子及团结工会右翼领导层那里，“苏联入侵”事实上成了他们用来威胁下层工人、阻止斗争进一步深入的借口。也就是动不动祭起“我们／你们不能走得太远，否则会完蛋”的调门。或者说，这个推论的必然结果，是把波共变成相对中立的、介于苏联官僚与波兰工人之间的缓冲区。苏联是否会入侵，至今仍是“历史悬案”。但有两个问题是看得见的：一、工人领导层并没有为官僚层可能发动的镇压做好充分的抵抗准备，大会之后、军管之前，只有部分地区工会在讨论可能发生的局势变化；二、不是苏联军队，而是波兰官僚层实施了军管，镇压团结工会。团结工会领导层及其知识份子顾问的自我限制“策略”最终是对波兰工人斗争意志与意识的瘫痪。
8、波共从70年代到80年代的政策，与我党其实非常相近。80年代军管期间，波共的改革使不少工人上层受益，团结工会老领导有许多跑去做生意、赚外块（民运人士下海经商）；同样，中国80年代初开始，也有许多国企技术人员、老工人“受聘”或兼职充当乡镇企业、私企的“技术顾问”，成为先富起来的一份子。官商勾结、倒买倒卖之风也是一样的。这是团结工会上层进一步右倾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9、军管之前，团结工会是合法注册的组织，并且刚刚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因此对波共官僚层来说，要在故作开明之后突然变脸，抓捕工运领导者和积极份子，相对要容易得多。没有坚实的组织、进一步斗争或至少是自卫反击的准备，是要吃很大的亏……
10、军管的另一个结果：波共领导层对团结工会领导层的左、右翼区别对待。对右派抓抓放放，监控为主；让左翼把牢底坐穿。又据说，波共允许坐牢者拿钱来赎（取保）。右翼份子垄断财源，能够得到大量的反共资助，左份子干瞪眼……
11、军管正当波兰工人斗争到高潮之时，因此不可能立刻打垮工人，或把斗争完全压制下去。当时激进工人提出非常有建设性的设想：“积极罢工”。即不是放下工具、静坐等等，而是踢开厂内官僚层，继续生产。客观原因：波共在军管的同时，大力贯彻原先执行不下去的打击工人的政策；工人生活已日益艰难，经不起停产。这个斗争再进一步，就是工人之间的联合斗争了。因为工人的生产当然不能孤立在厂内，必须与相关工厂沟通，协调，比如取得原料，最后还要对产品进行分配。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积极罢工”在孤立的斗争中当然没有用武之地，但在社会危机时期，工人斗争普遍化的时期，则有可能（比如文革期间的部分地区即是这么做的）。
12、军管客观上使得基层工人对瓦文萨之流的团结工会领导层及其顾问无法监督，为其独揽大权制造了大好机遇。军管结束后，老瓦赶紧任命自己人，压制重选领导的呼声。此时老瓦的威信其实已低落，但圆桌谈判之后，团结工会政府的成立，事实上使其“威望”又大增。这不难想像：这个重大变化令波兰人民很可能抱有指望——等等看新政府会带来什么好运。
但团结工会政府对工人的打击（尤甚于波共），并没有导致波兰工人的重新激进化，如某工会左翼领袖当时猜测的，而是“彻底迷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