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的时间应该不算太长。可是,对于我们这些四处飘泊流离的流亡人士来说,却是一段漫长的人生之路。十几年前发生的事，多数都已记忆模糊，有些事情回忆起来恍若隔世。可是，人的一生中有些事情是永远也不会随着时光流逝而淡忘的。八九民运无疑是我一生中最难以淡忘的往事，尤其令我无法忘怀的是八九民运时曾一起呐喊的战友。何朝晖便是其中一位令我印象最深的八九战友之一。 (博
何朝晖原为长沙铁路分局工人。八九民运时担任长沙工自联副会长，也是最早参与组建工自联的成员之一。“六四”后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四年。出狱后继续从事工运活动，多次组织大规模工人罢工示威活动。九八年底再度被捕，并被处以十年重刑。现被关押在湖南省沅江监狱。
第一次见到何朝晖是我从北京回来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当时北京已正式宣布戒严，湖南长沙也不停传出军队即将进城的消息。在戒严前的几天活跃在各种公众场合的很多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人物一夜之间几乎全部消失了。这时候，继续留在省政府门口的只剩下学生与少数工人。而何朝晖是这群工人中最引入注目的一位之一。这不仅因为他长得眉清眼秀，精神抖擞，而且也因为他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工人，跟大学生年龄相若。因此，我们这些所谓要保持队伍纯洁性的大学生就比较容易接受象他这样的工人。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此人不象我从小想象的那种手上长满茧、说话声音宏亮粗犷的工人形像，而象一名大学生，比我这个一米八多的大个更象一名大学生。尤其是他身上所散发出的那种理想主义气息让人很难与整天忙于生计的工人联想起来。他的这种理想主义色彩一直保持到今天。据最近前往第一监狱探望他的朋友回来介绍说，他的“发痴” 劲(湖南人说这人一根筋或太理想主义时常用这句话)仍丝毫未变。我既为我们的朝晖感到自豪，同时也为他感到担忧。因为在中共的专制机器下，坚持理想主义就是大逆不道，就意味着悲剧人生。不过，我宁愿他成为悲剧人物，也不愿他变成被我鄙视的苟且偷生者，就如同我宁愿成为悲剧人物也不愿遭到他人鄙视一样。
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到“六四”镇压，我们几乎每天生活在一起，吃在省政府门口，睡在大街上。在此期间，我们一起策划组织过多次示威活动。其中五月二十四日的长沙环城大游行就是他和我及其他几位高自联和工自联的负责人共同指挥的。游行是由我宣布正式开始的，而他是队伍最前面的带队人之一。我们也一起接受过几次电视台和其他媒体的采访。我对他的谈吐举止印象极为深刻。当他面对媒体侃侃而谈时，你不会想到他是一名才二十出头的工人。他的仪表与风度就象是一名受过训练的专业主持人。我们后来被关在一起时，我还常常夸他这一点。
几年后在异国他乡结识到另一位八九民运的工人领袖韩东方时，我惊讶地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太多了。他们不仅都仪表堂堂，风度翩翩，而且他们都是出身于铁路工人。一个活跃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一个生活在近代中国政治家出产地湖南。我曾向他们两位提起他们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有惺惺惜惺惺的感觉，而且他们之间后来还建立了联系。最巧的是，何朝晖第二次被判刑的三条罪名之中，其中两条与我和东方有关。与我有关的是，当局指控他接受了一名大学教授的援助，而这笔援助是我联系寄过去的。与东方有关的是，他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而那次采访的主持人就是东方。这种奇妙的缘分，怎能不让我们为此珍惜一生？
我和朝晖曾被关在同一个看守所----长沙市第一看守所，后来又被送到同一个监狱服刑。在看守所时，我被叫出去提审会经过过他所在的监房门口。每次他都会在我提审回来的时候站在监房门口与我打招呼。我那段时间的心情一直很沉重，而他看起来精神好得很，象是在度假。我猜他每次等在那里与我打招呼是为了给我打气，怕我在精神上垮掉。这家伙个头不大，年龄也很轻，可抗压力却异乎寻常地强。在看守所被关了一年多后，我被送到了湖南省龙溪监狱。我是最后一名被送到这里来的政治犯，何朝晖早我几个月就被送到了这里。龙溪监狱共有四十多名政治犯，来自湖南各地。其中最小的一位才十五岁，名叫刘新。他仅仅因为借了一根火柴给他的姐夫烧汽车，就被判了十五年。我们中间有大学和中学教师，大学生，中学生，工人和市民等。也许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原因，我们几位读书人互相来往比较多。但是，何朝晖和另一位整天笑眯眯的工人陈钢则是异数。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隔阂。
陈钢是毛泽东故乡湘潭的一位传奇人物。他曾经因为前往派出所为他在长沙铁道学院就读的弟弟陈锭讨公道而被判死刑(陈锭因煽动工人罢工而被判一年)。由于他所在的拥有上万名职工的湘潭电机厂工人多次为他的案子罢工示威，八个月后他才被改判死缓。他的母亲是一名幼儿园教师，曾多次企图自杀。后来工厂工人干脆每天轮班倒地守候在他家门口。这种既让人抓不到把柄又令当局十分难堪的变相抗议一时之间在当地被传为佳话。我出狱后曾经前往陈钢家探视，并走访了当地一些工人。在那里，我感受到了良知和爱的力量。事实上，如今最令我牵挂的两位牢友就是他们两人(其他读书人都早已出狱，这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吧)。我常想为他们多做点事情。可是，我又总是感到诚惶诚恐，因为看起来我常常给他们帮倒忙。上次给朝晖家寄钱就是一个例子。尽管那次我们已经处理得很小心了(汇钱的人是一名大学教授，收款的是何朝晖的弟媳妇) ，可是，还是没能逃脱中共的魔掌。当然，我不认为因为中共如此可恶，我们就应该停止帮助朋友。只要是正确而能提升民族道德意识的事，我们就应该去做。用我们的仁义之举来反衬中共的邪恶与无耻，不也正是我们需要努力去做的一项工作吗？中共也许会得意于他们一时的得逞，但是，我要警告他们：“在人心与正义面前，你们已经输得精光，历史将永远将你们钉在耻辱柱上”。
何朝晖刑满出狱后，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根据朋友提供的资料和有关报道，他长期奔走在湖南各地组织工运活动，并发起成立了工人权益保护协会。九六年中共国庆前夕，何朝晖在郴州市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煤矿工人罢工，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可是，令人感到蹊跷不安的是，此后不久，他就遇到了一次离奇车祸。据有关人士透露，这辆肇事汽车没有牌照, 何朝晖是被人用车尾撞倒在地的。这场车祸造成他左胸部数根肋骨断裂，而且因此花费了近四万元医疗费。不过，他并没有被这次离奇车祸所吓退。九七至九八两年，他先后组织了十余次工人上街游行。其中以组织超过三百人参加的摩托车司机驾车大游行最具影响力。这一系列工运活动令中共当局极为震惊和恼怒，因此下令将何朝晖逮捕，并发出了通缉令。九八年三月何朝晖在他的家乡郴州被捕，但他在押送过程中得以成功脱逃。此后，他辗转逃到缅甸藏匿了一段时间。可是，由於他轻信了与他一起逃到缅甸的战友(后证实是公安的线民) ，在这位“战友” 的反复说服下，于当年年底重返湖南而再度遭到逮捕。
九九年二月，何朝晖未经审判就被当局押送到监狱接受劳改。九九年八月，何朝晖被当局以出卖情报和反革命煽动罪名判刑十年。如今何朝晖被关押在湖南省沅江监狱，与喻东岳(八九民运时砸毛泽东像的天安门三君子之一，“六四”后被判二十年，已精神失常)，张善光(八九湖南涟源工人领袖，“六四”后被判七年，出狱后成立工人权益保障会，九八年底再度被判十年，现患严重肺结核)，佟适冬(湖南大学老教授，中国民主党湖南协调人兼全国唯一的一所成立了民主党的大学----湖南大学分部负责人，被判十年)，李旺阳(八九民运湖南邵阳工自联会长，“六四”后被判十三年，二零零一年再度因绝食抗议被判十年，现身患严重肺病，双眼接近失明)等湖南民运壮士们关押在一起。据公安局有关人员向何朝晖妻子朱美玲表示，上级有指示，任何人不得与何朝晖见面。何朝晖妻子朱美玲目前身边帶着一个将近五岁的小孩，母子俩相依为命，生活极度贫寒。
何朝晖曾经在狱中向我请教一些民主理论知识，我羞愧于无法给他满意的答案。十四年后的今天，我可以充满信心地说，“朝晖兄弟，让我们来继续讨论中国未来的民主之路吧。我可以向你提供有关民主理论方面的知识，因为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为了回答你曾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我重返学校闭门苦读数年，如今已经以最好的成绩修完了民主理论一课。而你却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我的民主运动实践课的老师，因为你已经用了整整十四年的时间、以最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你一生中最漫长和宝贵的一课：如何开展民主运动。”十四年过去了，中共貌似更加强大，我们看似比以前更加势弱；然而，事实上，中共已经处在四面楚歌、垂死挣扎的地步，而我们在经受了艰难的人生磨炼之后，正以高昂的姿态、博大的胸怀和仁爱之心向他们展示我们不可战胜的力量。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我的朝晖兄弟，望你多保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