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17日星期六
莱比锡奇迹(2009)
柏林墙在莱比锡 开始倒塌
二十年前，象征禁锢的柏林墙，倒在莱比锡人的祈祷和蜡烛底下。而有“变革时代的英雄”之称的克里斯蒂安．富勒尔正是整个事件的推手。回顾这一切，富勒尔笑笑地说：“如果有什么可以被称为奇迹，那这就是奇迹！”
克里斯蒂安．富勒尔（Christian Fuehrer）刚出现在莱比锡市中心的尼古拉教堂前的广场上，就被守在教堂前等候的一群记者包围了起来。日本电视台的摄像机、法国、义大利和德国电台的话筒像一小片黑压压的树林纷纷对准了富勒尔。
克里斯蒂安．富勒尔（Christian Fuehrer）刚出现在莱比锡市中心的尼古拉教堂前的广场上，就被守在教堂前等候的一群记者包围了起来。日本电视台的摄像机、法国、义大利和德国电台的话筒像一小片黑压压的树林纷纷对准了富勒尔。
柏林墙在莱比锡 开始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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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柏林围墙倒塌，两德重归统一。（AFP） |
文 ◎ 周蕾
二十年前，象征禁锢的柏林墙，倒在莱比锡人的祈祷和蜡烛底下。而有“变革时代的英雄”之称的克里斯蒂安．富勒尔正是整个事件的推手。回顾这一切，富勒尔笑笑地说：“如果有什么可以被称为奇迹，那这就是奇迹！” 克里斯蒂安．富勒尔（Christian Fuehrer）刚出现在莱比锡市中心的尼古拉教堂前的广场上，就被守在教堂前等候的一群记者包围了起来。日本电视台的摄像机、法国、义大利和德国电台的话筒像一小片黑压压的树林纷纷对准了富勒尔。“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您认为德国的统一大业已经顺利完成吗？”“东德佬和西德佬之间的鸿沟弥合了吗？”“二十年后，重新站在这个广场上，您是什么心情？”问题像潮水般涌来。 富勒尔恐怕是德国出镜率最高、最有名的牧师，其实这位老者已经在去年正式退休。二零零八年三月，年满六十五岁的富勒尔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不再担任东德第二大城市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的牧师。除了富勒尔之外，不得不召开一个小时的新闻发布会，宣布退休并向公众告别的地区牧师，在德国恐怕没有第二个。退休还不意味着富勒尔可以退出公众的视线，这个被视为二十年前那场东德和平革命的主要推手之一的传奇牧师依然还是世界各国媒体追踪的对象。 媒体上一旦提到富勒尔的名字，后面总会加上一个别称作为后缀，最常见的是：“一九八九年和平革命运动的偶像”、“和平革命中的优秀牧羊人”或者“变革时代的英雄”。富勒尔（Fuehrer）这个名字在德文中的意思是“领袖”。其实，除了这个名字之外，富勒尔和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有着天壤之别。他既不高大也不威严，实际上正好相反：这是一个小个子牧师，有着一双温和而透澈的眼睛，不做弥撒时，成天穿着一身牛仔装，脖子上围着一条蓝围巾、手里提着一个贴满彩色贴片的黑公文箱，看上去更像一个在工地上班的老工程师，脸上时不时露出像孩子般的笑容，这使他显得甚至有些脆弱，只有一头像钢丝一样竖立着，剪成在德国人中非常不常见的小平头的银发，透出这位老者倔强的性格。 信仰和希望能战胜恐惧 一九四三年，二战还在激烈地进行着，富勒尔出生在莱比锡一个牧师家庭。大学神学专业毕业后，富勒尔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牧师。一九八零年，二十七岁的富勒尔进入了莱比锡的尼古拉大教堂。从此之后，他的名字和这个教堂的名字越来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直到这两个名字都成为了德国现代传奇的代名词。 一九八二年，东西方冷战进入了激烈军备竞赛的年代。位于冷战前线的东德人和西德人一样惶惶不安。“德国已经经历过了两次世界大战，莫非我们还要再经历一次吗？”带着这样的问题，一群年轻人来到了尼古拉大教堂，在他们的要求下，尼古拉教堂的牧师们决定为这些年轻人举办一场定期的活动来祈祷和平。从一九八二年起，富勒尔牧师担任了每周一下午五点举办的这场“和平祈祷”的主持人。接下来的两年，东西方军备竞赛越演越烈，和平，像天堂的梦一样遥不可及。随着时间的流逝，参加“和平祈祷”的人越来越少。富勒尔记得“最少的一次只有六个人。那天，一个妇女对我说：‘牧师先生，您可千万不要取消和平祈祷，如果连祈祷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就彻底失去了希望。’” “和平祈祷”坚持下来了 一九八六年，一批申请了“长期出境许可”的人来到尼古拉教堂寻求帮助。当时，东德有几十万人申请永久出境。在东德当局的眼中，这个举动就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彻底背叛。申请出境者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让他们更加痛苦的是受到不准备离开东德的老百姓的、排挤，甚至辱骂。“走，或是不走”成了压在无数人心里的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富勒尔牧师为他们在教堂举办了对话活动。他没想到的是，这批和东德共产党“离心离德”的人的到来使得“和平祈祷”日益兴旺。与之同时，尼古拉教堂更加成了东德国家安全部（Stasi）的眼中钉。 尼古拉教堂被东德国安视为“挑衅者和颠覆力量聚集的地方”。富勒尔被看作“刺儿头”里的顶级人物。在后来解密的东德秘密警察的档案中，富勒尔找到了有关自己的纪录：对富勒尔的监视最早始于一九七三年，那时他还是个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九年，东德国安对富勒尔进行过两次密集型的监视。富勒尔钢丝似的头发引发了秘密警察的联想，他们把针对富勒尔的行动命名为“刺猬行动”。在八十年代，东德国安在富勒尔身边安插的特工人数不少于二十八人。 富勒尔不愿意被别人当作英雄：“我那时成天提心吊胆，但是好在我的信仰和希望总是比恐惧还要更大一些。”每当提到那段紧张的日子，这个有着四个孩子的父亲总是说信仰和对家人的爱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力量，以至于在东德警察守在大教堂前抓捕参加“和平祈祷”的民众的时候，这个平时总是很谦和的牧师敢打开窗口，愤怒地拍着窗台，冲着在下面抓人的警察喊：“你别以为不会受到惩罚，我们会记住你的长相！” “这就是奇迹！” 一九八九年，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的“和平祈祷”成为渴望和平变革的民众的聚集地。十月九日，六千人聚集在莱比锡市中心的几个教堂里同时参加“和平祈祷”，七万人参加了祈祷后的未经申请批准的和平示威游行。根据史料记载，当天东德军队严阵以待，有七千名全副武装的军人驻扎在莱比锡，随时准备大打出手，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参加游行的人数是武装军人的十倍。“他们对一切都有所准备，唯一就是不知道如何对付蜡烛和祈祷。” 蜡烛战胜了坦克，直到今天，富勒尔牧师谈到这一幕，还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如果有什么可以被称为奇迹，那这就是奇迹！”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这一天，七万名东德民众用双手捧着蜡烛不仅战胜了坦克，更重要的是战胜了自我内心的恐惧。不仅在东德，整个东欧共产国家内，恐惧的心墙在那一年被彻底推倒。 柏林墙倒了，每周一次的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的“和平祈祷”还在继续。在《新纪元》记者采访结束时，富勒尔牧师突然想起了什么，回过头来对记者说：“您知道吗？我知道在中国，有一个法轮功信仰群体遭到很严酷的镇压，我曾经在和平祈祷会上为他们祈祷。” 为了纪念当年那场决定性的和平示威游行，莱比锡市政府于一九九九年在尼古拉大教堂前广场的地上安放了一块纪念铜牌，铜牌上印着大大小小的脚印，指向当年游行队伍行走的方向。 “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的战争和不公正，”富勒尔牧师把脚踩到铜牌上的一个脚印上，笑着做出前进的姿势说：“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走下去”。◇  “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走下去”，克里斯蒂安．富勒尔牧师把脚踏在八九和平革命纪念铜牌上。（摄影／王金卓） |
赢得胜利——东欧的非暴力革命与今天的教训（下)
——东欧的非暴力革命与今天的教训（下)
演示（8）“嘲讽行动主义”
波兰的“橙色选择”团体，虽然是非主流，
但是他们的恶作剧给反抗活动带来了活力；
塞尔维亚的“欧特珀”（意为：抵抗！）运动：使用具有创造性的恶作剧。
“欧特珀”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斯尔贾·波波维奇
曾经用“嘲讽行动主义”来形容他们的运动。
今天：叙利亚人用人偶剧《最蠢的人》，
黎巴嫩乐队“伟大的离去”用歌曲反抗伊斯兰国。
米洛塞维奇长期统治塞尔维亚，不仅用暴力压迫塞尔维亚人，还挑起地区性战争。塞尔维亚 “欧特珀”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斯尔贾·波波维奇发明了“嘲讽行动主义”一词，来形容“欧特珀”和“橙色选择”的战术。这些恶作剧给游行示威带来了活力。不过也有人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人人都可以做。在叙利亚，近几年有一个讽刺伊斯兰国的人偶剧节目《最蠢的人》非常流行，还有一个黎巴嫩乐队“伟大的离去”用歌曲讽刺伊斯兰国。这些就是我认为被忽视了的，但是却十分有意义的东西。
2011年，“阿拉伯之春”期间的埃及首都开罗解放广场
演示（9）怀疑论，永远不变的话题
现在和过去共同的问题是面对怀疑论，怀疑论大概是所有想要变革的人永远无法逃避的话题。大赦国际在1961年创建时的构想是，如果有很多人站出来，要求释放良心犯，要求释放因为自己的信仰或因为参加非暴力抗争而被关押的人时，结果之一就是很多人可以团结在一起。但是也有人认为，这太幼稚了，是一个大的幻想，就像那些讽刺哈维尔是“捷克的唐吉柯德”的论调一样。几年之后，这些人又会说，嗯，这些点子不错，有梦想很好，但是他们始终不会认同。事实上，大赦国际成就非凡，不仅使成千上万的良心犯获得了自由，还带来了许多真正的变革。
1991年，苏联“8·19”政变期间，人们走上街头，抗议把坦克开上街头的政变者“想要阻止苏联的灭亡”，当时，英国《卫报》的头条标题就是《不要阻止灭亡》。《卫报》首席评论员在篇文章里说，看起来所有的事实都证明“鹰派”政变者会成功，街上愤怒的民众做什么都没用。“他们到底在保护什么？议会大厦？”这位杰出的评论员是在1991年8月21日发表以上评论的，当天早上英国和全世界的读者都看到了这个消息，当天晚上政变就失败了。现在，他也许会说，你们是“事后诸葛亮”。但是，这根本不是“事后诸葛亮”，如果我们留意之前所说的成功的几大要素，就完全可以预见未来。
我再举一个例子，1991年2月，我在为《独立报》撰写的封面文章《克里姆林宫无力回天》中写道：“如果强硬派要强行政变，结果只会是火上浇油。“当然，苏联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情况，如果是在10年、20年前发生抗议示威，那时时机可能不成熟，而且10年、20年前的苏联也根本不会担心有抗议发生。
所以我们要准备好面对怀疑主义者，虽然不能说他们完全是错的——他们也有对的时候——但是，如果他们像一个烂喇叭那样响个不停，那就成为负能量了。
演示（10）克服怀疑论
“维基解密”泄露了美国驻埃及大使发给她在华盛顿的上级和同事的电报，电报谈到2011年4月6日发生的埃及革命，大使认为，埃及人民让穆巴拉克下台，实现民主转型是不现实的。
虽然我们不知道后来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穆巴拉克真的下台了，那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虽然穆巴拉克那时看起来权力很大，好像埃及人根本没有可能让这个掌握着枪杆子的独裁者下台。但是在埃及革命爆发不久，穆巴拉克政权确实很快就倒台了。
哈佛大学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斯蒂芬·沃尔特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谈到“茉莉花革命”，他说，“茉莉花革命”不会从突尼斯传播到其他国家。但是不久，埃及革命就爆发了。而且埃及革命爆发后，当时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还说，穆巴拉克政权依然稳固。
有一个4分钟的视频，非常好的总结了对这些怀疑论的回应，绝对值得一看。年轻女孩儿阿斯玛·马赫福兹在视频里说：“如果你坐在自己家里的沙发上，看见外面有人被殴打感到害怕，所以就一直呆在家不敢出来，那你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问题”。
这么说确实很残酷，非常不客气，但是她已经准备好走到外面去，她说：“我已经准备好走上街头，所以，你们也要和我一起去。”这个视频就像病毒一样在埃及传播，然后我们就看到了那场伟大变革的发生。
但是，最基本的前提是你要相信，你不能左看右看，先看别人是不是都相信。你必须要先迈出这一步，这就是为什么阿斯玛·马赫福兹的讲话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力量。
演示（11）暴力挑衅
非暴力运动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会使那些拼命挑动暴力的人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1930年，印度白沙瓦的和平示威者在被殖民地当局屠杀后，甘地的朋友，非暴力运动领袖阿卜杜勒·加法尔·汗公开发表讲话，他说：“英国人製造这些恐惧的目的就是挑起暴力。”现在这句话已经成为经典名言，我们非常有必要牢记它。
我们还可以想到很多不同例子，当和平的抗议者被暴力攻击时，专制政权希望抗议者以暴制暴，如果抗议者真的那么做了，专制政权就胜利了，因为在一场暴力冲突中，掌握枪杆子的政府更有可能胜利。
玛丽亚·斯蒂芬、埃里卡·切诺韦思与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合作，完成了一本卓越的著作《为什么公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埃里卡·切诺韦思说，她是以一个怀疑论者的身份开始这项研究的。她曾经认为，非暴力运动虽然是善意的，但是非常幼稚。但是，当她和玛丽亚·斯蒂芬一起分析统计数据时，她才瞭解到，实际上，非暴力运动的成功不是所谓的“摘果子“那么简单。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远远高于暴力革命，包括在非常特殊和困难的条件下，它的韧性、稳定性、和平性，包括革命结束后长期保持和平稳定的比率都是是非常非常高的。当然，这一结论并不让我惊讶，因为数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非暴力运动的星星之火足够达到变革的力量时，我们可以更加自信的说，我们是朝著更长远的目标前进，而不是赶走一个独裁者，迎来另一个独裁者。
演示（12）“春天对抗冬天“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中东和北非的革命，我把它们称为“春天对抗冬天“。
2011年2月的埃及解放广场上，那些笑脸，那些笑声，那些欢乐，变革终于取得了成功。但是最终的结果——大赦国际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报告都表明，埃及现在的情况很糟糕。在叙利亚，人们问：“非暴力运动做了什么？” “看看现在，成百上千的人失去了生命” “无数人流离失所” “你们让伊斯兰国获得了权力” “你们成就了什么？”。在巴林，非暴力运动也没有取得成功。在利比亚，虽然斗争是以和平抗议开始的，现在也陷入了暴力的深渊。但是，这其实就是玛丽亚·斯蒂芬、埃里卡·切诺韦思的观点：暴力只会带来更多的暴力，如果双方都使用暴力，那将在各个方面失去控制。
演示（13）海外人士与活动家
实际上，从事非暴力运动非常的危险，而且对海外人士来说，我们的态度比较傲慢，因为我们总是说“这是应该做的“。有时人们只能站在远处，向那些勇士致敬，但是人们不能确定，自己是否也能站出来做些什么。虽然对那些勇士来说，站出来很普通，但是很多海外人士看来这并不普通，需要极大的勇气。事实上，如果有很多勇敢的人聚集在一起，如果很多人都展示他们的勇气，变革就有可能发生。
人们听到过很多非暴力运动领域著名人物的事迹，比如吉恩·夏普，非暴力运动理论的大师级人物，现在已经80岁了，出版过许多关于非暴力运动的著作。还有前面提到的斯尔贾·波波维奇和他的非暴力行动与战略应用中心（CANVAS）。
海外人士谈论这些事情，进行声援，确实也起到了作用，他们也在促进变革的发生。但是现实中，变革只会从一个国家的内部发生。也许这个国家的人会因为别的国家的人权运动的事迹——比如美国人权运动、1989的东欧剧变、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还有其他许多值得学习的例子——而选择参与到本国的人权运动中，但是，别的国家发生的案例，永远不该被直接照搬照用到自己的国家。时常，运动领袖会因为海外人士不能有所行动而责怪他们，但是我们永远不该责怪他们。因为责任在那些站出来的勇士身上，他们是堡垒的基石，团结的保障，他们才是变革的关键。
演示（14）旁观者与活动家
2014年，香港“雨伞革命”发生时，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顾问查尔斯·鲍威尔说：“人们真的应该忘记这些抗议，而且应该认识到，这些抗议不过是’一朵小乌云’，人们应该回家，无视这一切，因为什么事都不会改变。”虽然确实很难说，事情是否会发生改变，“雨伞革命”最终结束了，而且出在也没有看到有显著的改变。
2007年，同样的观点在缅甸的“番红花革命”——也称“袈裟革命”——期间也有人提到过，他们说这次革命毫无意义，但是，这次游行实际上为后来的变革奠定了基础。所以，旁观者不应该无视那些付出勇气，要求变革的人。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能把前面谈到的创造力和勇气结合在一起。
中国艺术家艾未未曾经在很多方面发表过豪言壮语，其中一个就是“勇往直前，继续传播”。即使在当局的压力下，他也一直站出来反抗，把他的艺术作品传播到社交媒体上。他还说过一句非常令人佩服的话：“天下变迁，匹夫有责。想像一下，能参与到国家的变革之中，这不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吗？”
演示（15）1989年的教训
25年前东欧的活动家既能单独行动，也能团结合作，他们有大环境下的团队意识，也有自觉反对暴力的勇气，这为之后的变革奠定了基础。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这种精神的重要性，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只要拿起枪，把坏人干掉，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基本上是不会有用的，实际上极少产生效果，因为坏事会接二连三的发生。
虽然几年前菲律宾的问题似乎是用暴力解决的，但是，他们之前早就铺好了变革的道路，这是非常重要的。
海外人士外部人士不应该随随便便指手划脚，“站著说话不腰疼”，因为其他国家的经验不能简单的照搬照用。哈维尔说的那句话非常值得敬佩的，那就是“活在真相中”。即使在今天，这句话依然非常贴切。
最后以活跃于1960年代反战运动的活动家、美国歌手琼·贝斯的名言做总结：“也许非暴力运动就是打水漂，但是，暴力斗争则是打了个更大的水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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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环节：
问：“阿拉伯之春“和“东欧剧变”的非暴力革命有哪些不同之处？
答：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可以简单的分成不同阵营。1989年，“团结工会”赢得了大选，然后是整个民主运动的浪潮。那段时期有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它们就像二元世界。西方可能喜欢一个专制政权，但是不喜欢另外一个；苏联支持一个专制政权，但是反对拉丁美洲的军政府。这里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也就是说，每个独裁者在莫斯科或者华盛顿都有自己的支持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1世纪，那个二元世界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如何划定冷战结束的时间？也许有人认为它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时间结束，也许有人认为它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结束。总之，1980-1990年代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俄罗斯在21世纪也发生了改变，和1990年代相比也已经完全不同了。我认为现在西方国家已经不愿意采取积极的措施，支持与独裁者的斗争了——在某种情况下仍然会，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
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来分辨两个时期的不同点，但是，相同点也同样重要。我知道你想问：“到底阿拉伯之春哪里出了问题？”我不得不说，第一，我不是中东问题专家；第二，我前面谈到的都是我的个人观点。我曾经在大赦国际工作，这些都是我工作中的经历，我的观察都是由此而来。我认为，我们都做到的就是相信“人权问题，人人有责”，这是最应该牢记的原则，那是我们获得稳定性的方法。当这些教训被遗忘，我大概可以客观的理解——不是情感上的理解，而是社会学上的理解——为什么人们会选择拿起枪，因为人们觉得暴力斗争更容易些。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暴力在叙利亚造成了那么多恐怖的事。我虽然不能说，非暴力运动一定会有好的结局，但是如果人们自始至终都能保持非暴力原则，和平会有更高的概率。
我总结一下之前的问题，我认为“阿拉伯之春“和“东欧剧变”最大的不同就是现在的世界更加复杂，互相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意味着问题会成倍的增加。我们知道现在出现了伊斯兰国那样的组织。这些问题在之前的环境下是不存在的，虽然之前也有恐怖组织，但是像这种有世界性野心的团体之前不存在。我认为会，这就是最大的不同之处。
问：可以把您在讲座中提到的非暴力革命，和今天对美国警察暴力行为的非暴力抗议，“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以及其他的运动联系到一起吗？
答：纵览整个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一直持续的问题，今天又重新回到了台面。我不敢说这些运动之间有真正的联系，但是，很多人认为它们之间有联系，这很有趣。任何对非暴力抗争有兴趣的人都会非常向往1950-1960年代，甚至向往更早以前。那些变革都十分的难以置信，当时也有很多怀疑论，很多人问：“这么做有什么意义？”但是很多年以后，我们在现实中看到了它们的意义。有一个关于美国民权运动领袖约翰·路易斯——他从一名学生，到大学教授，最后成为美国众议院议员——的故事：2009年，约翰·路易斯参加庆祝奥巴马总统就职午餐会时，拿了一张照片请奥巴马签字，奥巴马在上面写道：“（今天这一切成就都是）因为你，约翰”。我觉得这是对那段历史的一个非常精彩的政治总结。1950年代、1960年代发生的事为今天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一个黑人终于当选了总统。但是，我们都知道，奥巴马并没有解决问题，他把烂摊子留给了“黑人命也是命”运动。所以，我想说的是，那时的东欧，或者其它地方的情况与美国很不一样，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时常会出现问题，数据可以清楚的证明这一点。很多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被警察打死，这确实很可悲，你们都知道这些细节。所以我想说，我很高兴有这些运动，我也对这些运动很感兴趣。但是，如果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些运动也产生了这样一些影响，它使人们变得更加愤怒，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可以在前几年的游行示威中看到，很多事情都搞砸了。
我想提出一点，虽然1989年的“东欧剧变”和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是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社交媒体的应用。这里有非常多有趣的例子。2010年，专栏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曾把这称为“极小的变化”，他说社交媒体做不了什么，你也许能发现别人丢掉的手机，但那不叫变革。他说完这句话几个月后，“阿拉伯之春”就开始了。当然，“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也是在社交媒体上发起的。社交媒体使全世界有相似观点的人可以轻松地交流。在这个前提下，一个地方发生的事件，可以迅速传播到其他地方，这类事件在15年、20年前很少能上媒体头条，但是现在人们可以很容易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些事件传播之后，愤怒就会成倍的上升。我希望，愤怒不要仅仅变成发泄，而是要促进真正的变革。我从伦敦观察到的印象大概就是这样。我已经很久没去美国了，但是即使远在欧洲，我也能感受到美国正在发生的变化，无论是在专制国家还是在民主国家，有些事情都不应该发生。民主国家也存在问题，我们需要公民站出来说“不！”，运气好的话，我们就有可能改变现状。这明显需要长期的斗争，不可能天上会掉馅饼。就像1950年代、1960年代人们的努力，直到2009年才有黑人当上总统，但是我们相信这些事情会带来改变。
问：请举出一些“东欧剧变“中创造性使用艺术行为进行抗议的例子。
答：几年前，我和约翰·杰克逊写过一本书叫《小小的抵抗》，这本书里有很多故事，其中包括我前面提到的波兰“橙色选择“团体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是我最喜欢的之一。比如，他们组织人们上街示威，采取的方法不是直接反对共产党，而是讽刺性的赞扬共产党，这让当局不知道如何应对。虽然当局知道示威者是在讽刺自己，但是他们无法对这些讽刺进行反驳。2011年，白俄罗斯的活动家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他们通过在公共场所向总统鼓掌来讽刺总统，因此而被逮捕。后来，在公共场所鼓掌受到禁止，甚至总统公开发表讲话的时候，其他官员也不敢鼓掌。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名字是《街头精神，游行和搞怪的力量》，书里有很多故事，包括刚才说到的的例子。我的同事约翰也在整理1989年发生的运动，那些创造性思维具有国际性。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个好的创意，中国、波兰、拉丁美洲国家的活动家都在使用，这些好的方法会在全世界传播。
问：请解释一下为什么集体热情带来的力量，会对个人产生影响，甚至政府的镇压也无法把这种影响抹去。
答：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关于集体热情的力量无法被忽视，我记得最清楚的例子，是我前面提到过的1989年在东德莱比锡发生的事。那时，人们都知道政府准备开枪了，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我在广场边的小巷里观察，如果安保部队开枪的话，那个地方会很安全。当时大家都知道，今晚可能会有流血事件。我那天晚上的工作可能是去邮递局给伦敦总部打电话，告诉他们，这里有多少具尸体。但是后来并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大家慢慢意识到，政府不会开枪，不会殴打示威者，也不会逮捕任何人，那就是一个集体热情带来力量的时刻，人们看着对方，一同欢笑，一起庆祝，给安保部队士兵献花。后来，我和一位当时在场的女士谈到那个晚上，她说那是她最高兴的一天，虽然两德统一的那一天是个大日子，但是最让她刻骨铭心的，是知道政府决定退让的那一刻。这个时刻会影响人们一生吗？当然会。即使像我这样的旁观者也感同身受。我很荣幸能经历那些时刻。比如，塞尔维亚的独裁者米洛塞维奇下台的时候我也在那里。
你提到的另一点也很有意思，那就是政府成功镇压后的情况。波兰异见领袖亚当·米奇尼克在《狱中书简》里写到：“我为波兰人没有被镇压打跨而感到高兴。”我当时经常去波兰，我也有那种感觉，我认为那是一种种信仰，也许人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这种信仰，人们一直都保持着热情，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但是有意思的是， 1989年之后，实际上人们的热情减少了，因为已经过了热情期，这时候人们反而感到失望了，人们变得更加现实。
让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上来，“阿拉伯之春”的不同之处。我当时在开罗，那时穆巴拉克下台不久，我为悲观主义这么快的涌现出来而感到疑惑，感到难过。我认为，把握现在拥有的力量，走出困境，从头再来，是很重要的。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失去了一切，有人可能会说，这一切都不值得。但最让我感动的是波兰人的信仰，有时他们不得不做出让步，但是他们总是心怀希望，相信美好的事情一定可以实现。我在很多国家都见过这种集体热情的力量，人们看到自己的国家从黑暗走向光明，有时黑夜依旧，但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前提是人们需要很多年的斗争，才能迎来光明。一位塞尔维亚反对派领袖在米舍洛维奇下台之前和我说，就像绿野仙踪一样，当铁幕倒下之后，我们会看清米舍洛维奇实际上一无所有。那确实是米舍洛维奇最后的下场：在海牙国际战犯法庭被告席上奄奄一息。虽然当时他好像拥有所有的权力，但是当时人们也充满热情，这就是人们能够坚持到底，至到取得胜利的原因。
（该演讲发表于201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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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波兰当时仅仅开放大约三分之一的议会席位，允许自由选举，其他席位依旧由政府控制。——编者注
[2] 1980年代，“团结工会”领导的反对运动已经势不可挡，1988年9月，内政部部长切斯瓦夫•基什恰克与“团结工会”的领导人莱赫•瓦文萨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同意举行“圆桌会议”，共同规划国家的未来。圆桌会议于1989年2月6日开始举行。波兰共产党希望增选著名的反对派领导人进入统治集团而不在政治权力结构上作出重大变化。但圆桌会议事实上根本改变了波兰政府和社会的政治形态。——编者注
[3] 1989年9月，东德第二大城市莱比锡发生了游行示威，人开始对这个镇压公民的国家，对这个让人民互相监视的国家进行反抗。在短短的一周之内，就发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民主运动，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要求自由、民主和选举。这一事件造成了东德共产党政权的终结。——编者注
李成风、大红莲神、北海道的劳伦斯 译
赢得胜利——东欧的非暴力革命与今天的教训 (上)
——东欧的非暴力革命与今天的教训
史蒂夫·克劳肖
1980年8月，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莱赫瓦文萨在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发表演讲
主持人大卫·兰博（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网络协调员）：本期主讲人史蒂夫·克劳肖曾担任国际特赦组织国际宣传部部长、人权观察英国部主任、人权观察联合国宣传部主任。他曾经在英国格拉纳达电视台任记者多年，1986加入英国《独立报》，曾采访过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见证了塞尔维亚领导人斯洛波丹·米洛塞维奇的倒台。著有《再见苏联》和《轻松的日耳曼，德国和21世纪》书等。
主讲人史蒂夫·克劳肖
演示（1）波兰: “赢不了”的战争
变革往往出乎意料：
《时代周刊》1980年8月发表的一篇文章说：
波兰不可能有一个独立自由的工会。
然而，“团结工会”合法成立了。
一个极不寻常的年代：
这一切都发生在勃列日涅夫的铁幕统治时期，
而不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期。
我1980年代就在波兰生活，在当地教英语，也在当地学习话剧。亲身经历了“团结工会”成立到波兰共产党倒台的整个过程。
“团结工会”成立时，表面上只是一个独立自由的工会，实际上是一个反对派的运动。
1980年“团结工会”成立之前，多数西方评论家都认为，在波兰成立一个独立自由的工会是“异想天开”。《伦敦时报》的一名编辑曾经说： “‘团结工会’是不可能成立的，波兰领导人博莱斯瓦夫·贝鲁特既不会承认“团结工会”，也不会承认言论自由。苏联人不会同意，波兰共产党也不会同意”。这位编辑还说，波兰人是聪明人，所以他们不会去触碰“红綫”。虽然这位编辑有他的道理，但是，“团结工会”出人意料的合法成立了。
这段历史超出了人们的理解，它给我们的教训是，如果有足够的勇气和团结的精神，一切皆有可能。
这段历史最容易被忽略的事实，就是这一切发生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勃列日涅夫以血腥镇压“布拉格之春”著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勃列日涅夫主义”象徵着高压政策。然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团结工会”依然合法成立了，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迹。
演示（2）戒严令：一切的终结？
1981年12月，坦克开上波兰发首都华沙街头，“团结工会”被取缔。
这是“团结工会”和改革的结束吗？
然而，事情并没有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发展。
1985年，波兰异见领袖亚当·米奇尼克指出：
“专制的末日不过是时间问题，而且来得会比想像的快。”
许多西方政治家却认为这种说法很幼稚，
但是亚当·米奇尼克在接下来的4年证明了他的说法。
1981年12月，波兰政府发布戒严令，“团结工会“被取缔。很多西方评论家又开始说：“我们早就提醒你们了，成立‘团结工会’是异想天开”，“你们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一切又回到了“成立团结工会就是异想天开”，“什么都改变不了”的共识。虽然当时波兰社会中也充满了悲观主义，但是民间的顽强抗争从来没有停止。这些抗争精神被西方的评论家大大低估了。
亚当·米奇尼克的《狱中书简》一书的序言被刊登在《纽约书评》上。他在序言中写道：“我之前在监狱外看到的不止超出了我的预期，甚至超出了我的梦想。”““我发现人们既理性，又有决心，并且对长期斗争有清晰的认识。”他还说，这将是最后的斗争。
这时，戈尔巴乔夫刚刚上台，人们不知道他会不会进行改革。而亚当·米奇尼克已经预测到了“专制的末日”。他相信变革一定会发生，而且会比我们想像的要快得多。
然而，西方政治家还是像原来一样，认为这些想法很幼稚，没有证据证明变革会发生。围观群众也都认为，团结工会只是在负隅顽抗，它们要完蛋了。
但是，波兰的游行示威一直在持续，人们擅长使用恶作剧的方法来讽刺政府，但还是会因此而遭到逮捕。
演示（3）团结工会的重生
1988年，要求变革的势头已经不可阻挡，
人们不断地抗争，包括使用富有创造力的恶作剧的方式
“圆桌会议”使团结工会重新合法化。
1989年6月，“团结工会”赢得了大选，
获得议会中99%可自由选举席位。[1]
很多西方政治家依旧认为，
波兰的变革是在克里姆林宫的允许之下发生的。
1988年发生了重大转折，波兰政府因为经济危机，不得不再次宣佈“团结工会”合法，并召开了著名的“圆桌会议”[2]，并且允许“团结工会”参加1989年的选举。
波兰选举和天安门屠杀发生在同一天，这个历史性的日子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我作为《独立报》的记者，见证了1989年6月的波兰选举。虽然此次选举被当时的波兰政府所操纵，但是“团结工会”仍然大获全胜。波兰政府仅仅开放了少量的席位，允许自由选举，也就是说，不管“团结工会”赢得多少席位，也不能成为多数党执政。但是“团结工会”赢得了99%的自由选举席位，使所有人感到震惊，这导致了波兰的共产党政权在几个星期后崩溃，走向灭亡。
这场选举意义非凡。实际上，人们一开始并不信任这场选举，因为它是被莫斯科操纵的。
我对选举结果感到震惊，但是更让我震惊的是西方政客的态度，即使在波兰已经发生了巨变的情况下，西方政治家还是不能理解东欧人民渴望抓住机会，改变现状的决心。
这一切改变也要归功于戈尔巴乔夫。但是不要忘记，戈尔巴乔夫也曾下令镇压阿塞拜疆的抗议活动。当看到历史的进程不可阻挡时，戈尔巴乔夫善用英国历史教科书里所说的“克努特大帝丢卒保车”的故事，想用温和的方式，而不是激进的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戈尔巴乔夫也不想成为一个不惜一切代价开枪镇压的人。
演示（4）“莱比锡奇迹”[3]和柏林墙倒塌
1989年10月9日，东德莱比锡市，政府明目张胆的武力威胁；
（天安门屠杀4个月后）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街头，共产党政权在最后一刻终于让步。
一个月后，柏林墙倒塌了，这是“莱比锡奇迹”产生的直接影响。
这是雷沙德·卡普钦斯基在谈到伊朗革命时所说的 “悬崖关头”
虽然1989年6月波兰举行了大选，但是在未来的几个月里，人们还没能理解其中的重要意义。
在东德，6月之前示威游行就开始了，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每个星期一，第二大城市莱比锡都有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当地报纸的头条刊登了一则评论《我们不会再容忍这种反德行为》。虽然这是一封读者来信，但是人们都知道这封信来自当局，这相当于一份非正式的政府社论。这封来信里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一劳永逸的取缔这些反革命行为。如果需要，我们还将拿起武器，镇压游行”。莱比锡所有人都知道当地报纸发表的这篇评论，所有人都知道要“动真格”的了，因为东德政府几个月前曾经公开赞扬中国政府对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镇压。
东德政府的如意算盘是，他们发布了这个恐吓性的声明，人们就会乖乖回到家里，问题最终会被掩盖过去。但是实际上发生的情况是，人们对政府的威胁感到异常愤怒，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走向街头。人们说：“想要我的命就拿去吧”。
我1989年10月9日（星期一）正在莱比锡。那个周末我和其他记者之所以都留在东德，是因为周六是东德40周年国庆日。
10月9日那一天，我在大街上数了数，大概有16辆装满士兵的卡车。那时政府一切都准备完毕，武器已经发了下去，大屠杀眼看就要发生。但是，无数人涌向了街头，政府在最后一刻做出了让步。后来这件事被德国导演拍成电影《莱比锡的奇迹》。这确实是一个奇迹，即使一个拥有军队，掌握枪杆子的专制政权，屠杀也会让它付出高昂的代价，代价可能高到无法预料，可能导致失败的结果。
伟大的波兰作家雷沙德·卡普钦斯基在一本关于伊朗革命的书《沙阿们的沙阿》中写到和当时东德相似的情形，称之为“悬崖关头”。他说：专制政权和伊朗警察在那一刻都认识到，他们面前的人们不会再退让，在那种时刻，当权者的脑海中好像在打鼓：“镇压？不镇压？镇压？不镇压？镇压？不镇压？……”
与伊朗革命相比，柏林墙倒塌要简单得多。实际上是东德政府内部发生了一系列溃败，柏林墙倒塌完全是“必然”的结果。我强调“必然”这个词毫不为过，这是一个人人都可以预料的结果——我作为《独立报》的记者，曾经无数次报导过莱比锡——但是西方政客却始终不能了解这一点。他们只是想，警察那天晚上没打人，也没杀人，还不错。
有一次让步，接下来只能不断的让步。对波兰的共产党政权来说，只有一种办法能挽回局面，那就是动用枪杆子，但这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
柏林墙的倒塌是历史上的伟大篇章。这场变革即自我克制，又简明扼要。除了第一天，其他时间都非常平静。
演示（5）捷克首都布拉格：“天鹅绒革命”
1989年11月上旬，捷克异见领袖哈维尔说：“我的国家是一个高压锅。”
11月17日，警察殴打和平抗议者，促使更多人走上了街头。
11月24日，成千上万的人集会抗议，最终导致政府集体辞职。
哈维尔从监狱里的“无名氏’”，成为捷克的民选总统
1989年11月上旬，柏林墙倒塌之前，哈维尔曾经对我说：“我的国家是一个高压锅，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实际上，“爆炸”就在那次会面的几周后发生了。11月17日，柏林墙倒塌8天后，一次示威游行引发了“爆炸”。那是个很和平的游行，规模也很小，一开始也没有主要的反对派领袖出现，但是它却引发了变革。
警察对示威者的殴打，促使更多人走上了街头。本来可能不会有这么多人走上街头的，但是，警察对示威者的殴打激怒了人们 ，所以人们走上了街头，并且走上街头的人数不断增加。11月24日，政府在示威结束后集体辞职，之后是新闻发佈会，然后一切就结束了。共产政权就像一缕轻烟，平静的飘散了。哈维尔后来成为了民选总统。
演示（6）哈维尔：“活在真相中”
在哈维尔的著作《无权者的权力》中就预测到了1989年的事件。
当时，哈维尔被讽刺为“捷克的唐吉柯德”。
但是1989年“纸牌屋”倒塌后，他的观点得到了证实。
一位捷克工程师说：“当我被人按在地上殴打时，我终于获得了自由。”
所有这些变革——后来被称为“1989奇迹年”——实际上遵循了某种理论公式。哈维尔在11年前（1978年）写了一本名为《无权者的权力》的书，其中最精华的部分，就是“活在真相中”。
在书中，哈维尔写到了菜市街，他不是要写人们在那里买萝卜、洋葱，而是要写菜市街的老板如何拒绝橱窗里的政治宣传标语。哈维尔说，菜市街老板说出了“国王是裸体的”，因为国王实际上就是裸体的。哈维尔让所有人走到了幕前，让所有人看见“活在真相中”的可能性。菜市街老板用行动解决了这个世界性难题。菜市街老板后来受到了惩罚。但是，当所有人团结在一起，说“国王是裸体的”的时候，那些所谓的当权者就被架空了。
哈维尔在为我和朋友合著的书《小小的抵抗》写序的时候提到：“我在写完《无权者的权力》之后，被讽刺为“捷克的唐吉柯德”，即向风车发起决斗的人。”但是，11年以后，变革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发生了，只要有足够的人相信变革可以发生，那个“纸牌屋”在几天之内就会坍塌。
一位参加抗议活动的捷克工程师曾经告诉《独立报》的记者爱德华·卢卡斯：“当我被人按在地上殴打时，我终于获得了自由”。这位工程师也许从未读过哈维尔的著作，但是他理解哈维尔思想的真谛，那就是“活在真相之中”，而这些非凡的变革，就是由此而来。
演示（7）成功的要素
人数：德国著名讽刺作家库尔特·图霍尔斯基说：“你没法给大海亮红牌”；
（译者注：意思是“人多力量大”）
勇气：少数首先出来展现勇气的人；
团结：最困难的要素；
创造力：保持吸引力；
信仰：最重要的要素。
从上面这张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捷克首都布拉格的老城广场上挤满了人群，要想在那里转个身都很困难，绝对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所以，有足够的人数是成功的第一要素。德国著名讽刺作家库尔特·图霍尔斯基曾经说：“你没法给大海亮红牌”。很多年之后，埃及独裁者穆巴拉克也发现自己没办法“给大海亮红牌”。
勇气也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关于勇气，最有趣的地方在于，每当我和那些勇士谈论勇气时，他们总是会对别人的赞赏感到惊讶，他们会回答，这是我应该做的。他们是如此勇敢，但是他们的回答总是，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做了份内的事。
我相信团结是最难做到的一件事。人们总是争吵，“我要当领袖”……或者人们对建设新社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但是一个成功的变革，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最基本的人权方面，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我们首先要团结起来实现最基本的人权。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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