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俄國工人及工會運動：聯合與分裂

卡林那·克萊門特

在2009年初，俄國工人階級以相當被動的方式遭遇到危機，儘管在5月至7月，我們看到一個激增的活動，最初是爆炸式的街頭行動，和其他形式的抗議，有關工作衝突解決的立法不能控制也沒有設想到這些抗議活動。隨後，我們看到一些勞資糾紛在緩慢而持續地增長，還有更多的集會在舉行。緊張局勢的增長，表現在公共空間以外，包括個人行為（絕食，靜坐罷工，有時候，甚至自殺）。

根據集體行動研究所（IKD）的資料來源，全年有超過183件的勞資糾紛（可能是低估了的數字），而且有上升的趨勢。在2009年上半年，有62個勞資糾紛--- 其中的一半發生在5月至6月。在該年的下半年，有116件糾紛（其中一半採取了集會抗議的形式）。

與2007年相比，抗議形式有變化：我們看到，取代罷工的是街頭行動。這是危機的一個結果（這使得停工成為高風險形式的行動），但也是勞動法的一個結果，因為勞動法使法律框架內的罷工現在幾乎不可能。由於缺乏解決糾紛的有效機制，工人被迫訴諸不受勞工法涵蓋的動員形式，如街頭的行動。

糾紛的地理分佈很廣 --- 幾乎所有地區都受到或大或小程度的影響。最緊張的局勢出現在單一工業的城市[1]，那裏的城市居民站在工人的一邊。受影響最大的部門是汽車業，軍工業，農業，冶金業。 但事實上，糾紛數量的增加，影響到幾乎所有部門。

工人主要的要求關涉到工資的支付和拯救公司免於關閉。換言之，防禦行動為主，這在危機時期完全不足為奇。但面對非常強大的雇主壓力，以及剝削率的增加，甚至防禦行動也給出了一個反擊的徵象。

事實上，問題不僅在於危機和所謂的客觀經濟困難。通常工人和工會會員無法相信自己所見到的：公司運行正常，甚至製造利潤，銷售情況良好，但這並不能阻止管理層利用這場危機，節省花在工人身上的費用：工資，工作條件，安全規範等。做各種事情以圖掩飾真實的財務狀況，不讓公眾和工人及工會會員（至少，真正的工會會員）知道真相。

事實是，由於危機或利用它，雇主對開始組織起來的工人，發動了全面進攻。自2007年以來，我們已經看到工人覺悟的興起，更大的自主性，以及組織起來的真正能力。顯然，在過去的一年，雇主盡一切努力要粉碎抵抗中心和自我組織的榜樣，這一趨勢越來越明顯。

他們的主要目標是真正獨立的工會。隨著加劇競爭的危機，同時也因為政府本身依賴寡頭資本，其政策是犧牲納稅人和工人的利益，給寡頭資本以慷慨的幫助，讓他們可以無重大損失地渡過危機，因而雇主的這些咄咄逼人行動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

對工人階級的全面進攻

私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經理人都肆無忌憚地侵犯勞動法。

首先，是採取不支付工資的方式。正如20世紀90年代發生的情況，工人轉化為奴隸，被迫無償地工作。此外，儘管勞動法規定需要雙方協定，雇主卻單方面降低工資，停止支付獎金，並且減少工時連帶大減工資。

更為嚴重的是，開始了大規模的裁員，這些裁員基本上都侵犯了法律，還威脅工人，強迫他們“自動辭職”。有時解雇被掩飾起來，其做法是把工人轉移到創立僅一天的公司（在陶裏亞蒂的奧托瓦茲汽車廠發生的事，顯然就是這種情況）。

我們看到了非標準就業形式的倍增，這些工作沒有任何保障。工資的削減，往往不符合實際的金融問題（情況難以核實，因為對賬目作系統性的掩蓋）。

談論官方的失業數字沒有意義（當局只考慮在職業介紹所簽過名的人為失業者）：在現實中，很少有人願意為了可憐的津貼，排隊等候數小時，津貼在890間4900盧布（相當於25至120歐元）之間。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方法（依據能夠工作而且正在找工作者的申報人數）得到的資料，在2009年11月底，失業者為6百30萬人，占職業人口的8.1%。至於“隱性”失業者，即仍然視為在工作，但沒有工資者，或因為停工而只收到三分之二薪金者，還有非常多。許多人貸款還債，更不用說他們的基本生活品和服務的目前支出，這些東西的價格不像工資，它們在增加。

通常情況下，解雇意味著剩餘工人的工作量加重，而且，他們的工資則減少了。工廠檢查員注意到，精神壓力和超時工作時間的增加，導致生產事故，有時是致命的事故大幅增加，使這種情況更加嚴重的原因是這個事實，即雇主毫不猶豫地克扣化在安全方面的錢，並用失業威脅敢於抗議者。

總之，工人要不是被拋棄到街上，難以生存，要不就是像檸檬被擠壓，被迫工作更多而賺取得更少。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中的大多數只限於被動的抗議示威。不少人寧願屈服並忍受現況，寄希望于雇主的善意和保住他們的工作。許多人求助於個別形式的調整適應，尋求與管理層達成協議，為自己的一些益處討價還價。儘管如此，還是有一些人設法尋找第二職業，或者勒緊腰帶等待較好的時機。因為危機，這些可能性大為減少，我們已經看到絕望的人越來越多，他們起而進入自發的無人控制的群眾活動。

最重要的事是新工會數量的增加。越來越多的工人正試圖以集體的和有組織的方式，抵抗對他們權利的進攻。此外，這些新的工會在迄今為至沒有工會的行業裏發展，比如：媒體，食品，商業等部門。在百姓不滿的壓力下，許多傳統的工會被迫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

正是最強勢的工會組織，不僅是雇主，也是政府某些官員和代表的尖銳攻擊的目標。

雇主和政府：鎮壓與分化工會

俄羅斯資本家從來沒有把工會當作為一個正常的現象，一直竭盡所能，要麼消除他們，要麼中立化他們，訴諸的手段有貪污，或者把他們納入公司的行政機構。今天，面對危機，面臨新的戰鬥工會的形成，加上也有一些目前仍然被動且忠誠于雇主的工會又有蠢蠢欲動的跡象，雇主及其經理們為之恐慌，發動了加倍的攻勢。整體來說，他們得到政府和各級地方當局的積極支持。

應當指出的是，迫害，壓迫和歧視性措施，不只毫無節制地加在獨立工會上，也被用來反對隸屬於FNPR[2]的工會，如果他們採取任何步驟動員其會員的話，也會遭受同樣的打壓。

是OAO康斯坦卡林信託公司（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地區）的總經理提出了這個反工會運動的標準。2009年10月5日，在接受一個網路報紙的採訪時，他宣稱：“幾年來，工會像蟑螂和臭蟲一樣，一直努力用各種手段對公司進行滲透，讓我憤怒不已。對我來說，工會就像教派。如果一家公司出現了戀童癖者，嗜血者，撒旦信徒，如果他們變得比較強大，並開始吸引集體成員到他們纏人的粘網裏，人們就應當更易理解我為什麼要攻擊他們。對我來說，工會激進分子也是一樣的：他們是損害公司，追求其物質和政治目標的操縱者… ”

鎮壓工會的形式非常多樣。工會領導人被各種員警機關傳喚去“談話”，他們試圖控告他們組織非法抗議行動，或用他們蓄意犯罪作藉口控告他們。皮奧特爾奧·佐洛塔廖夫遭遇的就是這種情況，他是奧托瓦茲工廠團結工會的領導人，經常被各種機構傳訊。而不幸事件的代表者是維楞亭·奧如索夫，他是普若弗斯沃博達的工會領導人，遭到非法逮捕，被判以6年監禁，藉口是擁有毒品。或用更加精心設計的方法‘CentreE’，該法尋求證明，成立工會的訴求 --- 就如在特維爾的琛特羅斯瓦爾瑪琪公司的汽車工人工會（MPRA ）[3]派發的傳單內容一樣 --- 置於反“極端主義”法條下。

還有另外一個手段，在反對工會的戰爭中，現在廣泛為所有雇主使用：2009年11月3日，憲法法院宣佈勞動法第374條違反憲法，因為該法條禁止未經工會領導班子的同意而解雇非專職工會代表，從而消除了工會活動分子在反對雇主任意決定的鬥爭中的唯一法律保護。獨立工會的中堅分子很少是專職的，而其活動讓雇主極為不滿，所以他們特別需要這個法條的保護。他們是特別被盯上的人，更加特別的是，拼湊所謂的罪行，並不是複雜的事。

最近的一些例子包括：依據一個“工作規則”，在10月21日，再從11月11日- 20日，解雇通用汽車公司（GMAuto，在聖彼德堡）的MPRA工會主席E.伊萬諾夫，以及一個女性工會骨幹O.查菲科娃。他們的要求包括以下幾點：保證獎金納入工資，員工有權要求他們的假期，取消工作時間按年計算和引進每週40小時的工作。

但雇主的想像力並不止於此。有時，工會辦公室沒有絲毫理由地被去除（10月26的例子就是這個情況，根據民航當局的命令，空中交通控制者工會，一夜之間，就看到自己失去了在莫斯科的辦公室）。還有，工會活動分子被剝奪了通行證，讓他們無法自由地行走於各個工間場所。

在一些公司，散發傳單抹黑工會活動分子。有時，管理層召來民兵或特種部隊（內政部特種部隊）阻止一個抗議行動，一個資訊發佈運動或者很簡單的一個工會大會， 10月20日的卡熱爾斯基歐卡提奇公司的案例就是例子，當時索特斯普羅夫工會在那兒舉行一個大會。

反工會軍械庫的另一個發明是在罷工後扣押個人物品，比如圖阿斯平斯基海洋商業港口工會主席A. 史可阿卡洛夫的遭遇，他被TMTP海港公司管理層帶到法院前受審，要他賠償罷工造成的損失。

對工會領導人的攻擊，首先是替代性工會的領導人，尤其是屬於MPRA的那些人的攻擊，在數量上有所增加。然而，與2008年底的攻擊高潮相比，我們目睹了某種平靜，也許是大規模抗議運動（包括從境外的）一個結果，但也是由於雇主和總統任期這方面的戰術變化。某些媒體和一些專家把最近的這些風風雨雨同高層官僚操作聯繫起來，同中立化戰鬥性工會並控制它們的試圖連接起來。他們指出，2009年9月至12月底，已有3個人事變動，為在總統任期內追隨工會負責。顯然，工會領域被視為敏感的問題，需要高度警惕。

政府正在玩一個挑撥離間損人利己的遊戲：一方面它默默地鼓勵雇主發動訴訟和實行其他歧視性措施，另一方面又同傳統上效忠政府的工會簽署協定，但協定內容相當空洞。因此，它是一個發展偽工會同時打擊“極端主義”工會的問題。

在建立虛幻工會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索特斯普羅夫新工會， 自從2008年初以來，這個新工會由謝爾蓋·沃斯特列佐夫領導，這個人絕對沒有與工會運動有聯繫，但卻非常有可能同政府高層有非常穩固的關係。政府正在努力改造蘇聯解體後創建的第一批替代性工會聯合會，要控制它們並讓其擁護政府，同時給其一個獨立好鬥組織的外表。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事，這些做法的唯一結果是索特斯普羅夫事實上的分裂。

不過，整體而言，首選的策略似乎是“分而治之”：創建一個黃色工會（用下命令的方式），以便把它同一個過於棘手的替代性工會相對照，但是也賄賂某些領導人，允諾他們將在政府裏得到發言權，或挑起分裂，讓工會相互對立，或在消費者和工會之間播種不和諧。因此，去年冬天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所謂的駕駛者顛覆活動登場，反對的是俄羅斯汽車工廠的工人。

面臨所有這一類的伎倆，工會的反應是捍衛自己的獨立和團結高於一切。誠然，有某些領導人受賄，有的（極少數）嚇壞了，但多數人選擇了齊心協力和加強團結。

因此，福特工廠（聖彼德堡地區）工會發起聲援運動，他們的口號是：“聖彼德堡的工人，不是遠東工人的敵人”，對這個口號，俄羅斯積極公民會（在2008年底成立的一個網路型運動，抗議進口汽車關稅的增加）的回應是：“遠東的工人不是彼得堡工人的敵人”。至於獨立工會，他們發起了一個團結進程，準備融合全俄勞工聯合會（VKT）和俄羅斯勞工聯合會（KTR）。

最近，各部門，地區或行業聯合會的工會簽訂了互助協議。巴爾蒂卡公司的雅羅斯拉夫子公司的APK工會（屬於FNPR），與福特汽車公司的MPRA（VKT的一部分）之間的協定，就是這個情況。另一個例子是包裝公司工會與樂華梅蘭（FNPR的“商務”部門）工會之間的協議。

可以看出，我們正在目睹工會運動內部的矛盾動態：一方面，我們看到的是分散，另一方面是聯合。

至於政府，一方面它幫助雇主中立化工會，另一方面，它盡力減少勞工力量，但小心不要碰觸股東和董事的獎金，利潤和其他分紅。因此，來自聯邦預算的這筆錢用於支持大企業。另一方面，它大幅削減社會福利支出，削減工資隨生活費用的上漲而增加。2010年，無論是公務員的工資，還是軍人的工資，最低工資，甚至失業補助金都沒有隨同價格上漲而增加。

用這一政策，政府向雇主發出一個明確的資訊：節省員工的開支。並幫助他們做到他們計畫不尊重勞動法的事：去年4月，政府，雇主和FNPR簽署了一份檔，申明了“暫時中止某些集體談判協定條款的”可能性。

很可能是這樣的情況，如果政府為了大企業的獨佔好處，繼續讓工人承擔危機的全部重量，它遲早最終將會遇到強烈的反應。

自發抵抗

2009年，路障和工作場所外面舉行的集會是抵抗的主要形式。

一開始，工人面臨其情形的惡化，他們首先自己致力於解決公司管理層的問題，由工會出面作談判和訴諸勞動法規定的其他形式的行動。但這些方法沒有作用，於是他們越過公司的界限，訴諸公共輿論和向當局發話。這樣做，他們就不再是行動在勞工法的框架內，這也明確地揭示了這些法律的局限性。而那些採取行動者，是對以任何其他方式取得其工資感到絕望的人，以及非常擔心他們公司前景的人。

過去的一年中，可望有不少於88起的街頭工人抗議行動，主要是群眾聚會，經常在政府機關的辦公室前面舉行。從5月至6月，我們看到，在皮卡利奧沃（Pikaliovo）事件[4]後，設置路障的事件猛增（18例）。

一般來說，至少每當工會加入他們的時候，街頭抗爭行動就被用來作為施加壓力的附加手段，並與其他措施相聯。他們的目的是訴諸公眾輿論和政府當局，以便突破與雇主的正面交鋒討論。在單一工業的城鎮和其他工人階級地區他們已經是大多數了。他們往往涉及大量的人，因為整個鎮或周遭地區的命運，就靠救援建立在那裏的唯一工廠。

在一般情況下，地方當局至少要裝著採取措施的樣子。但經驗表明，需要聯邦政府的干預，雇主和地方當局才會有真正的動作。這就是為什麼在大路設障（或這種設障封鎖的威脅），加上其他的行動，已經成為最有效的工具。皮卡利奧沃事件發生後，政府自己是這樣說的：“如果你想討回你的工資，就阻斷道路，否則政府不會理你！”迪米特裏·梅德韋傑夫總統威脅他的代理人和省長說，如果皮卡利奧沃事件的類似事件發生在其管轄區，就要解除他們的職務，這個訓斥開始生效：有時僅僅阻礙一條道路就足以令地方當局同意為私人雇主的債務承擔責任。

國家是否有足夠的手段來滅火和彌補竊取成性與不負責任的雇主的行為呢？顯然不是。當年底，政府吹響了警報，向國家杜馬提交了一項法案，針對“非法干擾交通運行”（包括在主要道路設障）的犯罪者，設計了非常嚴厲的制裁措施。這個資訊是明確的：不，沒有錢，不，也沒有可能在工作場所的限制內獲得公平，儘管如此，但不要冒險上街頭！

下面是一些重大的街頭行動案件：

*皮卡利奧沃鎮（在聖彼德堡地區）是這一波新抗議浪潮的象徵。2009年6月2日，這個城市的居民阻斷了從聖彼德堡通往沃洛格達的主幹道路。來自城市工廠的工人及其家庭成員，大約有300人，參加了這次自發行動。他們非常堅定地要求支付所欠他們的工資並且重新啟動生產。眾所周知，普京立刻以一個決定性的方式做了回應：在鏡頭面前，他迫使巴色爾特瑟-皮卡利奧沃的業主德里帕斯卡簽署檔，重新啟動其已經停產的工廠。在某種意義上，問題解決了。讓我們記住，2009年5月20日，絕望之下，居民試圖“風暴式地接管”市政廳，那裏正在開一個會議，專門討論這個城市的問題。參加本次會議的是本地公務員，檢察官辦公室代表，城市燃氣供應商，和本地公司的業主們。

*阿勒泰地區：ATE-配件公司（以及從前蘇聯時期的巨型拖拉機廠解體而產生的其他公司）的員工開始發出一個新的皮卡利奧沃威脅。他們在公開信中宣佈，他們要封鎖主要道路和鐵路的意圖。從6月18日起，他們組織了一個反對阿勒泰地區政府當局的未經授權的糾察。引發這一行動的是弗拉基米爾·普京抵達巴爾瑙爾的消息。經過警方的干預，行動停止了，但當局不敢鎮壓示威參與者：不僅是因為他們對於被拖欠工資這一部分負有責任，而且還因為他們試圖暫時填補一下公司的訂單。7月，阿爾特拉克（Alttrak）工廠的工人，其家庭成員和羅布索夫城的居民與他們團結一致，進行了一系列街頭抗議行動，包括一次在主要道路設障的新嘗試，但他們被內政部特種部隊（OMON）擊退。從9月起，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地區分支機搆動員起來，為組織示威和抗議行動提供後勤支持。然而，一些觀察家認為，這種支援的實際目的是防止社會暴亂和新的道路封鎖。阿爾特拉克工人的最後一個行動發生在2009年12月1日，在新西伯利亞的RATM公司辦事處，該廠歸屬RATM公司（1100多工人參加了這次集會）。由於羅布索夫城（15萬居民）完全依賴阿爾特拉克工廠及其分包業務，工人的兩個基本要求是重新開工和支付拖欠的工資。

*基洛夫地區：基洛夫地區的單一工業城市也有工人們動員起來，以挽救他們的工廠和城市。他們得到了RKRP[5]在當地分部的大會代表土如羅的支持。

維傑斯基坡爾加尼鎮的摩咯特（Molot）軍備工廠的工人多次走上街頭。2009年6月26日，一場抗議集會在工廠管理辦公室前舉行，當時那裏在開股東會議。這並非是工人的第一次動員，他們已經數個月沒有收到工資了。同一天，工廠獲得國家補助金，工人得到了3個月的拖欠工資。2009年10月14日，發生了一個新的行動，警告要罷工，後來轉為自發的集會，要求全額支付拖欠的工資。

基洛沃地區車帕提斯克的居民動員起來，拯救他們的小鎮免於生態災難。9月8日在Velkont工廠門前舉行的集會，導致了一個城市安全維護委員會的成立，其任務是在生態水準上控制公司和地方政府。

在斯特熱基鎮，工人爭取保持矽酸鹽廠，包括把它轉變為一個在工人控制下的工廠（從司法角度看，這是非常複雜的）。在夏天，發生了一系列行動，要求支付工資，自2008年底以來，這些工資一直沒有支付，同時也要求他們的工作有保障以及挽救工廠免於破產。7月，鎮安全維護委員會成立，還有一個紮希塔工會成立。12月14日，工人前往基洛夫，他們在區政府行政當局辦公室前面舉行了集會，要求工廠保持開放，維護職工的集體權益，讓他們能夠在政府的援助下購買工廠，以便把它改造成為一個工人自治的工廠。

*伊萬諾沃地區：一些工廠的工人動員起來，原因也是不支付工資。

3月5日，彼得羅夫斯基工廠的工人居住的住宅區居民，在一個行政大樓前組織了集會，要求支付工資，並要求該公司停止預謀的清盤。6月30日，工人策劃“朝莫斯科的工人遊行進軍”，但考慮到有關工資支付和搶救工廠的一些進展，最終決定推遲這一行動，代之以對地方當局施加壓力。在宣佈遊行進軍後，伊萬諾沃地區的州長邀請倡議委員會的領導人進行談判，許諾恢復生產和全額支付拖欠工資，以交換取消遊行進軍。

6月27日，門南哲沃集團的工人組織了在當地政府總部門前的遊行（未經許可）。

*烏拉爾：烏拉爾地區的局勢非常緊張。

6月23日，波格丹羅維奇斯克（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地區）陶瓷工廠的工人試圖攔阻主要道路，以挽救他們的公司。150人參加了這次自發的行動，要求重新供應天然氣，因為該公司的債務，當天上午已停止了供氣。地區當局立即做出反應，經過他們的干預，天然氣供應得到恢復，否則，再過幾個幾個小時，熔爐將因為停爐而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害。

7月22日，列寧斯克庫茲涅茨克鎮的庫茲巴瑟勒門特公司（Kuzbasselement）職工組織了4個小時的罷工警戒，封鎖了市中心的列寧大街。大約300名工人（有些人帶著孩子），走投無路，要求支付他們的工資，10個月了，他們還沒有收到工錢。交通幾乎癱瘓了，這迫使市政府作出反應。副市長帶著承諾來會見示威者。但與會者拒絕撤走，除非他們獲得他們的工錢。只是在工錢（從地區預算中支出了3千萬盧布）進到工人的帳戶後，事情才平靜下來。

在鋁土礦的寡頭傑裏帕斯卡（Deripaska）裏面，新的爭端正在醞釀中[6]。9月份，在訪問塞威儒拉爾斯克（Severuralsk）後，集體行動學會（IKD）的會員變得相信這一點。從6月5日起，100名來自塞威儒拉爾斯克礦（屬於俄羅斯鋁業控股公司）的礦工在行政辦公室前，組織了一個警戒罷工，在地上猛敲他們的頭盔一個小時：他們抗議取消食品配給，抗議工資問題和已造成數起事故的礦井安全問題。

9月，在各礦區，根據NPG[7]工會的倡議，籌畫開一個會議討論要求事項並確定一個行動計畫。但是，管理層的警衛和代理人阻止了會議，威脅要解雇所有參加會議的人。正如塞維儒拉斯克礦（Severuralsk）的NPG主席瓦列·佐洛塔廖夫指出的，“今天，回頭查看2008年3月發生罷工前夕發生的一切，你不得不說，他們什麼都不懂。”讓我們記住，當時123名克拉斯納伊阿-恰坡奇卡（Krasnaïa Chapochka）礦山第三小隊的礦工，在轉移結束時自發地決定留在地下。

*在加里寧格勒，是加里寧航空公司（KDAvia）的工人，以最堅決的方式動員起來，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資。7月，在司法檢察處開啟了幾個調查之後，各類人員展開了短期罷工。然後，有一些會議。在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和其他社會和政治組織的支援下，在市中心舉行了一個會議，該公司2000員工中有500人參加了會議。11月，經過幾個月的動員抗爭，員工們從地區的預算中獲得了拖欠工資的部分賠償和物質幫助。

*雅羅斯拉夫地區：從1月到4月，電機廠工人和圖塔耶夫的居民舉行了一系列集會。隨後，圖塔耶夫市長辭職。在庫爾幹，在紮希塔工會的倡議下，幾家公司的工人，首先是來自阿弗托特蘭斯-寇幹（Avtotrans Kourgan）和普隆斯特羅伊（Promstroï）區的工人，在夏秋期間，為了討回被拖欠的工資，開展了一系列的行動：糾察罷工，絕食罷工，在政府辦事處示威。

*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區：遠東地區未能免於糾紛，在所有部門都有糾紛發生。

5月13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軍艦修理船廠的工人舉行了一個次會議，以回應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區工會聯合會的倡議。400人參加了會議：發言者譴責廣泛的不遵守勞動法，不支付工資，以及不合理的增加行政人員的行為。

斯威特羅格爾利（Svetlogorie）的居民繼續鬥爭。4月4日，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約1000人）參加了一個集會，地點在儒斯基-沃爾夫拉姆集團（Russki Volfram combine），要求還清工資（有數月未支付），並為兒童提供免費餐。當時，整個周遭地區都在挨餓。從8月開始，公司再次開工，年底，斯威特羅格爾利被納入政府單一工業城鎮的發展計畫。

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區的採礦和礦石加工公司的工人也動員起來。3月11日，他們中的一千多人，在達利涅戈爾斯克街頭遊行，要求降低社區服務的收費，並要求定期支付工資。發起這個行動的是博爾集團的工會，它得到該地區金屬和化學工業工會的支援。健康，教育和文化部門以及木材業的工會代表也出現在其中，展現出他們的團結。

*最北部（北極圈以外）亦是動員場地。

5月24日，超過1000人參加了在沃爾庫塔的一次集會，地點在市主要廣場。這個城市的礦工們和居民要求沃爾庫塔烏果爾（Vorkutaugol）的管理層放棄勞動力削減計畫，並且要求市政府阻止社區服務費的增加。示威者還要求，在礦區死亡的礦工的遺孀應搬遷到另一個地區（有100家庭提出了請求）。

4月10日，在摩爾曼斯克，根據北方艦隊工會的地區分部的倡議，舉行了一次集會，有數百名工人參加，他們來自為軍隊工作的八個公司。與會者要求國防部支付他們被拖欠的工資。這一行動有了效果，支付了部分工錢。

另一項行動的影響，可同皮卡利奧沃事件相比，不僅是因為其規模而且還由於這一事實，即讓它發生的動機來自於通常的被動者：醫生和醫院工作人員，他們在遊行示威，要捍衛衛生系統。5月19日，在阿爾漢格爾斯克（Arkhangelsk）有450人參加了集會：有來自阿爾漢格爾斯克，北德文斯克，新德文斯克的醫生，以及來自該地區的專家。他們要求醫院配置高品質的設備，因為那是優質醫療服務必不可少的，同時要求改善工作條件和增加工資，並採取措施，處理該地區的私營診所工作人員短缺的問題。6月29日，在醫院場地舉辦了一個警戒罷工，支持那些受到紀律懲戒措施威脅的醫生。結果到了這個地步，醫生們威脅要罷工！

*陶裏亞蒂：我們不能不提到陶裏亞蒂的伏爾加汽車公司（AvtoVAZ）的群眾集會。地方和聯邦行政當局並非沒有注意到，為拯救這個汽車業巨人和保護就業而採取的行動：結果是一大批的（通常是空的）承諾，威脅，“軟”性重組計畫和其他各種伎倆。儘管有強大的壓力，幸虧獨立團結工會堅忍不拔，8月6日和10月17日在文化宮廣場和工廠的工程部，分別舉行了兩個比較大的集會（2000多人）。在陶裏亞蒂，現在的問題是工會運動的能力，更廣泛地說，是社會運動的能力，是建立一個廣泛陣線，影響政府的工廠型城市政策的能力。彼得·佐洛塔廖夫，團結工會的主席，清楚地總結說：“面臨在陶裏亞蒂嘗試工廠型城市的新計畫的意圖，我們不會無所作為。我們要拯救我們的城市，我們的產業。我們正在尋找辦法，使我們能影響我們的未來，把工人和居民的利益考慮進去”。

總之，我們可以說，如果集體行動進行得堅決果斷，同時伴以道路阻塞的威脅，比如在圍繞單一工廠建造的城市中，那麼地區和聯邦一級的行政當局不得不進行干預並承擔責任，至少是部分地為破產公司業主的債務負責。

罷工行動潛力的維持

同2008年一樣，占主導地位的是“危機罷工”，停工的原因是不付工資（勞動法設想的罕見罷工形式之一）。但也有一些進攻性的，在真正意義上的罷工：面對一個不想對話的雇主，集體停工以捍衛一系列的要求。在2009年，有70起罷工，其中三分之二是 “危機罷工”。

    1.危機罷工。直到2009年5月，工人們根據他們工會的倡議，利用其個人權利拒絕工作，是一種合法形式的罷工。然後，面對不支付工資情形，採取的行動是集體有組織的個人拒絕形式（勞工法第142條款）。但是，當工人最害怕停產和失業時，這種形式的行動就失去成效。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形式的罷工會有結果，獲得至少一部分工資的支付。一些例子如下：

9月，奧廖爾鎮地方政府服務第十一部門的工人舉行罷工。衛生部門及水務部門的看門人和技工的靜坐罷工歷時一個星期。原因是自7月以來不支付工資。

在羅斯托夫地區的齊克（Chikh）礦區，礦工罷工了好幾次，包括呆在礦井下。10月初，其中一些人繼續以這種方式罷工，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資。一百多名同事在礦井上支持他們。結果，經理被解職，礦主答應支付所欠的8月份工資。此前，6月24日，34名礦工已舉行了罷工，並拒絕從礦井上來。而這一事件之前，已經發生了其他 “礦井底”的罷工，結果每次都相同，即使拖延支付工資的事總是很快又捲土重來。

9月14日，在阿斯特拉罕的“第三國際”造船廠，工人停止工作，要求支付工資。經過國家杜馬成員奧列格幸在場的談判，這同一天管理層承諾支付拖欠的工資。

莫斯科的卡利布羅夫（Kalibrov）工廠。一天的罷工行動（6月22日）就足以使管理層發放拖欠的工資。8月3日還有另一個罷工，因為不支付工資的行為重又啟動了。

查基閔斯克（Chajminsk，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區）海軍修理廠：從7月20日到8月3日，超過50名工人停止工作，因為拖欠工資5個月。截至7月24日，支付了部分欠款，8月3日工人們恢復工作，6月份的工資已經支付。只有5名工人決定繼續罷工，直至欠款全額支付為止。

葉尼瑟i（Yenisseï）礦山：經過24小時的礦井地下罷工（5月27日至28日）後，礦工得到滿意的答復。

TagAZ汽車公司45車間的焊工于5月23日停止了工作，但是面對管理的威脅，他們停止了行動。

類似的罷工也發生在克拉斯諾達爾建設集團（3個月沒有付工資），在Linetsk建築集團（新西伯利亞地區，4個月沒有付工資），在阿巴坎礦業公司（哈卡斯共和國，3個月未付工資），在卡塔夫-伊萬諾沃工程公司（車裏雅賓斯克地區，拖欠5個月的工資），摩爾瑪琪（Murmachi）的北方艦隊第96汽車修理廠（摩爾曼斯克地區，拖欠5個月的工資），塔甘羅格汽車廠26車間（4個月沒付工資），在尤拉勒斯普榮（Uralesprom）工廠（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地區，3個月的工資未付）。這些罷工的發生往往還有工會的協助，有些是由一個專門的倡議委員會組織的。

進攻

儘管有危機和工會某種整體的退卻，在過去一年，我們仍看到有進攻性的罷工，那裏的工人不僅動員起來反對他們惡化的情況，而且還要求改善它。這些行動可能是自發的，或者由工會組織，在與工作爭端有關或涉及工作條件的框架內，採取集體停工的形式。也有這樣的情況，在工會的支援下，採取的鬥爭方式是怠工和嚴格遵守法規（“按規則工作”）。最常見的策略是，動員到一定程度，有可能罷工時，威脅要舉行罷工。

自發罷工的一些例子：

5月15日，在李培茨孔普勒克斯（Lipetskkompleks）公司，香腸車間工人停止工作，因為工作條件惡劣，低工資和員警系統式的控制。在管理層威脅將罷工者告上法庭後，他們就回去工作。

•7月21日，在廓肯礦區（車裏雅賓斯克地區），礦工們不滿難以維生的工資，開始罷工。三班工人拒絕工作，並謀求與管理層開會，要求加薪（約6000盧布 - 167歐元）。

在一般情況下，自發罷工很快結束，因為管理層很容易恐嚇工人，威脅要向法院控告他們的非法罷工。

依靠他們工會的幫助，立足于法律，工人已經找到了其他法律形式的鬥爭。例如，在卡盧加的大眾汽車廠，裝配線的工人引用勞動法379條，拒絕了幾天的工作（從6月15日起），因為車間炎熱難耐，構成了“對生命和健康的一個威脅”。

    9月7日，在聖彼德堡的通用汽車公司（GMAuto）工廠，焊接車間的裝配線停止了工作，因為靠近一組工人的冷卻管道破裂了三次，這違反職業安全。

“按規則工作”的惡果最大，從11月11日至20日，它絲毫不爽地發生在這個通用汽車公司工廠。11月11日，根據MPRA工會的倡議，裝配車間的一小組工人，最大程度地放緩工作速度，為“按規則工作”發出信號。工會的要求是立即召開工廠集體的會議，取消年度獎金，保證工資增長百分之八，這不包括由於通貨膨脹而作的任何進一步調整，還有關於假期的嚴格規章制度，特別是取消工作時間的年度計算和回到每週40小時的工作制。應該強調的是，不僅工會成員，而且還有普通工作者參加了運動。油漆車間的生產線停止了幾個小時，但經過管理層的“令人信服的解釋”，它又開始正常工作了。然而，汽車生產沒有達到計畫的水準。管理層沒有正式地承認曾有過罷工，但在11月20日， MPRA工會的主席E.伊萬諾夫，以“無理的缺席”為藉口被解雇。

工會組織的行動更加有效，因為在有勞資糾紛時，他們會發出罷工的威脅。5月19日發生的就是這樣的成功事例，隨著罷工行動的威脅，空中交通管制工作者從聯邦航空運輸管理局取得了現有集體合同的延長。誠然，工會為此成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其辦公室被取消了。

這也是事實，去年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進攻性罷工，沒有具有可信動員水準的罷工威脅，被積極的工會成功地使用在勞資糾紛過程中：

12月2日在達能企業工廠（莫斯科地區），圍繞著工會委員會（屬於索特斯普羅夫工會）的倡議，爆發了勞資糾紛。工廠的管理層收到通知， 如果到12月15日，調解委員會沒有組成，屆時如果工會提出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將舉行罷工。到12月11日，管理層同意進行談判。工會所提出的要求，制訂得精確，並有牢固的法律依據。它們涉及到工作時間的調整，工作場所的定義，工作規範和指導，臨時工作和反對工會活動分子的歧視性措施。

在卡熱爾斯基歐卡提奇工廠的索特斯普羅夫工程工會使用了同樣的方法，但在這家公司工會活動分子遭到了管理層的激烈抵抗，它毫不猶豫地使用了安全部隊，阻止10月20日的工會集會。然而，工會活動及其所表現出的決心贏得了許多工人到工會一邊。

最後一個例子：反對臨時工作（由外包專門機構招聘）的運動。巴貝耶維斯基（Babayevski）糖果廠（莫斯科）工人採取了行動，隨著這個行動後，由皮特儒來恩（Petroline）機構招募但不付錢，一些工會，包括食品工人國際工會（IUF）11月和12月在該國各城市組織了警戒罷工，提出同樣的要求：停止外包和其他非標準形式的雇工工作。在這種情況中，工會預防式地反對形式合法的就業，因為這種就業剝奪了工人當前仍然存在的保障。

絕食罷工

不幸的是，自2009年春季以來，絕食罷工的數量（至少有20起已記錄在案）在增加，這種方法對雇主的壓力並不十分有效，但對罷工是有害和不利健康的。一般來說，工人之所以訴諸絕食罷工，是因為只有小部分集體成員準備以積極的方式（即它們面臨團結缺乏的情況）動員起來，或者是公司破產。一般來說，經過一定的時間，在獲得支付拖欠工資的承諾後，他們會停止絕食，但如果絕食罷工未能繼以更積極的群眾行動，這些承諾就成為一紙空文。

我們可以舉出許多絕食罷工失敗並挫傷了工人的例子：

6月1日，克拉斯諾雅茨克航空公司（KraAir）的飛行機組人員，結束了19天的絕食罷工抗議，他們要求付清拖欠工資（拖欠數月的工資）。雖然他們未獲滿意答復，但他們停止了行動，因為他們的健康突然惡化。

6月29日，塞維若木易斯克（ Severomuïsk）的鐵路工人在絕食罷工七天后，停止了行動，因為有關減少勞動力和降低工資的問題，有了進展；

在阿赫圖賓斯克，公用市政工程（CentrJilKomKhoz）企業的市政員工進行了 “輪流”絕食，年初以來這是第二次。按照紮希塔工會的倡議，工人採取這一行動，反對“有組織的”的破產，因為破產的只有城市服務業。但這一行動並沒有導致地方當局名義下的任何反應；

2009年1月，因未支付工資，在布良斯克的第111號軍工廠的工人，進行了絕食罷工。10天后，參加這次行動的人必須住院。絕食罷工停止了，但工資卻沒有支付。該工廠的421個工人7個月沒有收到工錢。

2月份，在3月份再一次，茲拉圖斯托沃（Zlatustovo）鐵鑄造廠（車裏雅賓斯克地區）的工人組織了一次抗議行動，反對削減工資。第一次絕食罷工（2月16日）迫使該公司的管理層做出反應，至少口頭上做了讓步。由於問題仍然存在， 3月10日重新開始行動。這一次，公司的管理層指責絕食罷工者為“政治極端主義”。

在某些罕見的情況下，這種形式的行動，使人們有可能獲得工資的支付。尤其是當工人把絕食罷工同其他形式的行動相結合，或者當絕食罷工在輿論和媒體有重要的反響時。齊克礦區（羅斯托夫地區）的情形就是這樣的，6月23日，30名礦工在礦井下進行了絕食罷工抗議：6月25日罷工者回到地面，因為他們的行動已引起該地區官僚的真正恐慌。副省長和能源部部長親自來到礦區。這讓人想起以前，在3月份，礦工留在井下罷工。

在貝加爾纖維素廠，在大規模的絕食罷工抗議（有60人參加，在規定的巴依卡爾斯克的行政大樓前設立了一個帳篷村），以及反復地警戒罷工和集會後，於6月8日開始支付工資。

在亞瑪拉，8月10日，經過兩個星期的絕食罷工後，塞文麥阿-額克斯佩蒂斯佳（Severnaïa Ekspedicija）地質勘探公司的工人得到拖欠的工資付款。此前，6月25日至7月3 1第一次絕食罷工已經發生過，但管理層停止遵守承諾。

一些教訓

工人和工會運動經歷過的動力已經放緩。上述事實揭示了地區層面上的大量自發行動，如威脅封鎖道路的街頭行動，首先出現在單一工業的城市。多虧“皮卡利奧沃”效應，這些行動已成為最有效的手段，促使當局尋求解決辦法。當這些行為發生時，提出的問題就不限於工資拖欠：幾乎在所有情況下，都涉及到挽救企業。基於這個原因，越來越多的工人自己常常要求政府把公司國有化，或在任何情況下，要求它“整頓”形勢，並追究“不足”的雇主。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是社會衝突的某種政治化，但有限制：這個“國有化”一詞通常表示某種形式的國家援助，而不是經濟政策的真正變化。

整體而言，2009年是防禦性的，我們在2007-2008年看到的那類工人進攻行動，是罕見的，儘管這種潛力總是存在，因為工會的倡議與罷工行動的威脅會引起集體糾紛。

在目前危機的條件下，糾紛並不局限工作場所。一些行動自發地開展在街上，數量大幅增長，表明在工作場所內不能找到糾紛的解決方案，考慮到現行的勞動法，尤其如此。此外，工人擴大了備選的行動方式，任何形式的嘗試可能有一定的成效。大多數這些行動採取的形式，不在關於勞資糾紛的立法所設想的範圍中。這並不是因為人們試圖不尊重法律 --- 恰恰相反，工人和工會的法律技能不斷增加，他們利用法律的能力也在加強 --- 而是因為現行立法無法有效地解決勞資糾紛。

最後，我們要強調當前抗議浪潮的另一個重要特徵：自發爆發的爭端，方式混亂，不是一個持續的群眾運動的一部分，僅僅靠它，無法影響擺脫危機的道路：犧牲工人還是犧牲雇主的利益？從目前看，政府和大資本家尋找擺脫危機的方法，其舉措方向是犧牲工人利益（降低勞動力，減少勞工，不支付工資）而且決不減少利潤，股息，以及過去期間的累計獎金。更糟的是：政府為雇主的債務負責，而雇主拒絕在工人面前為他們自己負責：是納稅人，因而再次是工人，為俄羅斯鋁業（Deripaska ）和其他寡頭的債務買單。

一個總體運動的缺乏是由於這個事實，即爭議的空間是非常有限的，加上缺乏能協調它們的結構，缺乏參與鬥爭的集體之間的橫向聯繫。唯一存在的東西是一個公共媒體空間，說的是“二個，三個，許多皮卡利奧沃”。

對於一個龐大的群眾運動，其發展所需要的是一個組織性結構，能夠組織工會和一些工會成員之間的團結和協調，這些會員極力反對政府和雇主，因為他們的政策是鎮壓和分裂工會運動。

最後，爭端的分散性也說明了一個事實，即最尖銳糾紛的發生是遠離替代性工會及其網路的。這些工會在工作場所有嚴重的問題：他們遭受危機的後果（特別是在汽車業），並受到當局和雇主的強大壓力。這使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們真正紮根其中的鬥爭的組織上，並且加強其組織結構。至於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FNPR），其領導人並非毫無興趣參加一個協調機構，整合一個捍衛工人權益的總體運動。

所有這一切說明了，因為危機和在面對這場危機的各種行為者的反應，工會和工人運動的團結過程經歷了確定的放緩。

然而，在自發行動浪潮中新領導人的出現，以及某些地方FNPR組織的啟動，構成了一個積極的趨勢。即使這樣，在大多數情況下，該運動的領導人抱怨，在聯邦一級，而且在各個工業部門，他們從FNPR領導層獲得的支援非常薄弱。積極的對應情況是，某些隸屬於FNPR的工會，開始在其工業聯合會內進行鬥爭，並維護其獨立性。

再次，我們要強調當前動態的矛盾性質：一方面是爭端的分散性質，另一方面是整合。

展望：超越分散的地方行動

由於危機，也由於施加在工人運動有組織派別上的壓力，儘管有這一切的困難，團結的趨勢還是在繼續，雖然有些放慢。戰鬥的工會正日益相互合作，而且還結合其他社會運動和政治激進分子。

很明顯，在此危機期間，為了改善工人的權利狀況，有必要建立一個所有社會運動成員參與的群眾運動：只有這樣的運動，可以迫使政府放棄其尋求危機出路的現行政策，因為這些政策等於惡化工人的現況，侵犯他們的權利。

在這個方向，我們看到了一些仍然有限的措施。區域間汽車工人工會（MPRA）圍繞口號“工人不應為危機買單”， 接納了群眾運動的倡議。2009年2月14日，依據這一主題發起了第一個區域間行動。

    4月19日，在烏拉爾社會論壇，骨幹分子 --- 主要來於協調委員會聯盟 [8]和其他一些替代性工會 --- 同意共同進行一場運動，捍衛工人權利，共同確定一份建議單，以便不是“踩著人民的背”走出危機。其中首先的要求是：向工會提供公司的真正經濟和財政狀況的資料，並保證他們有採取措施走出危機的控制權。但是運動的發展並不十分有效，至少在一段日子裏（10月10日至17日）如此：並不是所有的地區都動員起來了，而且沒有任何地方有工會的參與。

社會運動的積極分子都願意與工會一起行動，首先是在協調委員會聯盟（SKS）內部：在許多城市，他們已經在職工集體的內部進行工作，特別通過住在宿舍的工人做工作。11月18至19日，奧托瓦茲的耶丁斯特沃工會在陶裏亞蒂舉辦研討會，與會者得出了這個結論，這個研討會還得到了全俄勞工聯合會（VKT），和全球化及社會運動研究所（IGSO）的支持。這次研討會的主題是：“什麼是危機條件下的工會戰略？”。

顯然，如果建立在城市水準上，所圍繞的問題被所有人認為是社會上最尖銳和重要的，那麼，對所有的參與者，這種合作將是有效的和有利的。如果第一個經驗是成功的，那麼完全可能的是，將會設立一種協調方式，這是該國缺乏得如此厲害，又是至關重要的東西，因為它能克服運動的分散性與地方主義，保護工人的權利。在目前這些協調機構充其量只在萌芽狀態。

自發的抗議行動是否可以被納入一個有組織的運動，以便能夠獲得政府的保護工人權利的具體措施，對於這個問題，工會和社會運動有決定性的作用，它能帶來積極的回應。

政府本身應該對加強工會運動感興趣，否則面對一個可能給整個國家帶來痛悔後果的不受控制的狂潮，它會孤獨無助。但我們看到的剛好相反，對工會的壓力在加強。雇主通過解雇，毆打或捏造各種罪行的監禁，剔除最積極的工會骨幹。同時，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在各個層面上，“國家的主人”都幫助他們：無論是統一俄羅斯黨（拒絕修改勞動法，在一定意義上，那會讓替代性工會的活動較少麻煩）還是一部分的總統和政府機構，其挑釁和鎮壓措施除了強化該國的緊張局勢，沒有其他作用。

今天的工人同20世紀90年代的工人不同。他們不會容忍無限期地被愚弄。他們展示自我組織和自我防禦的能力在增加。俄羅斯存在新一代的工人，他們是非常自尊的，有不同的要求。他們不再願意毫無意義地勒緊褲帶，他們的理想是不要加入那些只是相信汽車房子者的行列。

再次，選擇很簡單：要麼是發展一個有組織的工人的運動，要麼是“無止境的痛苦絕望”。

莫斯科，12月30日。這篇文章最初發表在法語的網路政治評論‘中流砥柱’俄文原文發表在網站IKD:

卡林那•克萊門特是一個社會學家，管理莫斯科集體行動學院。

注釋

[1]在俄羅斯（主要是由於蘇聯時期的遺產）許多城市或城市群是圍繞一個企業而建立的。最有名的例子是陶裏亞蒂鎮，該鎮伴隨著巨大的奧托瓦茲汽車廠。

[2]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事實上是蘇聯時代官方工會的繼承者

[3]區域間汽車業的工會：福特汽車廠（列寧格勒地區）的極具戰鬥性的工會領導組織的工會網路。

[4]論皮卡廖沃事件，見下文，以及克萊門特報告。“感謝你，城市的寡頭們” A l' encontre網站，2010年1月5日。

[5]俄羅斯工人共產黨。一個來自前蘇聯共產黨的組織，它以史達林為參考。不同與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俄羅斯工人共產黨（RKRP）的成員活躍在各個地區，並參與社會運動。

[6]更多詳情，請參閱上述克萊門特文章，“感謝你，城市的寡頭們”。

[7] 獨立礦工工會。這個工會後成立於1989年夏天的礦工大罷工。

[8]SKS是2005年冬天的動員後成立的，當時的動員旨在反對福利的貨幣化。通過重組區域或城市現有的各種協會和運動，今天SKS出現30多個地區，組織對各種問題的討論活動，例如住房權。

十月評論

团结工会25周年——从工人革命到资本主义

《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2期
团结工会25周年
——从工人革命到资本主义
［美］普杰莫斯拉夫·维耶高什　著　　张效民　译

　　2009年8月28日美国http://www.mrzine.org网站刊登了普杰莫斯拉夫·维耶高什题为《团结工会25周年——从工人革命到资本主义》的文章，认为团结工会在历史的演变中背叛了大多数工人支持的社会主义，它在波兰已经无足轻重，在普通民众的眼里，它已成为腐败堕落、背信弃义的象征。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围绕官方庆祝团结工会成立25周年所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了团结工会目前的境况，也反映出波兰当今所面对的形势犹如一场闹剧。统治精英们将自己指定为1980年8月革命的接班人，这真是极大的讽刺。
　　当局在宣传上极力将团结工会的革命运动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教义中的反共产主义主旨联系起来，将其与西方冷战的胜利联系起来，甚至是与维克多•尤先科发动的乌克兰伪革命联系起来。由国家回忆研究所（Institute of National Memory）官员们的一个显着的疏漏可以看出，当局借此机会对纪念活动进行了操纵。国家回忆研究所为宣传这次25周年纪念特地制作了一张光盘，内容包括1981年以来《团结周刊》的所有期刊和几乎全部增刊，唯独缺少了记载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决议》的第29期的增刊。要知道，这可是工会最重要的文件！
　　通过今天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们的态度，可以更好地了解25年前的8月工人们所经历的为波兰工人最终带来辉煌胜利的尝试和斗争。然而，后来政府实行经济私有化政策，国家的所有产业被组合为几百家公司，结果导致成千上万的造船厂工人被解雇。就像25年前一样，如今的造船厂大门上也挂着一块写着工人需求的牌子。只不过，这种抗议不再得到团结工会政府领导阶层的支持。
　　8月26日，一些政府官员和瓦文萨率领的前反对派领导人来到格但斯克聆听让•米歇尔•雅尔（Jean Michel Jarre）的音乐演奏会，而来自邻近造船厂的工会会员们则在游行示威，抗议过去的政府和现政府实施的反劳工政策。显然，有相当一部分团结工会的前领导人组织了和官方截然不同的25周年纪念活动。
　　早在1989年，安杰依•格维雅茨达（Andrzej Gwiazda）、安娜•瓦伦第诺维茨（Anna Walentynowicz）以及1980年工人运动的其它领导人就勇敢地指出，工会对工人运动的背叛以及秘密警察所策划的旨在反对工人的阴谋使团结工会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推动者。这些团结工会的创始者们在官方的纪念标语“（团结工会）始于格但斯克”（It Began in Gdansk）后又辛辣地加上“止于马格达伦”作为自己的口号（作者在这里使用该词意指华沙附近的一个小镇，反对派和政府在此签署了波兰恢复资本主义的协议）。曾经和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联署著名的《致党的公开信》（1965）的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Karol Modzelewski）则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表达了他对官方纪念活动的不满。莫泽莱夫斯基曾在波兰共产党执政期间坐过八年半的牢。在上个月召开的有前反对派领导人参加的团结工会纪念活动研讨会上，瓦文萨宣称他早在1980年就已经知道波兰必须建设资本主义。对此，莫泽莱夫斯基反驳道：“他自己肯定一直对资本主义念念不忘。我当然不会。我不会为了资本主义而在监狱里牺牲哪怕一个星期或是一个月的光阴，更不用说八年半了！”
　　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罢工25年后，波兰内外交困，而工人运动却后继无人。1989年后，波兰所有民主政府所采取的极端自由的政策导致生活在社会最低保障之下的人口成倍增长（社会最低保障是一种对生活标准的衡量，其标准为每人平均每月130英镑，合192.4欧元，或者是一个三口之家平均每月297英镑，合440.4欧元）。1989年，生活在社会最低保障之下的人口比例为15%，1996年达到47%，2003年则高达59%。2007年，失业率为14%，如今则高达18%。在一个仅有3800万人口的国家里，大约400万人生活在最低生存标准之下！从另一方面说，占总人口5%的富人却消费了社会产品总量的50%。而在国际政治领域，波兰则被认为是美国在伊拉克实现帝国主义企图的盲目拥护者，是华盛顿安插在欧盟的特洛伊木马。
　　一场工人革命的结果为何会使波兰蜕变成一个违反国际法参与侵略伊拉克的国家呢？一个原本实行工人自治的国家如今为何被内阁总理马雷克•贝尔卡（Marek Belka）掌管？他可是一个在任职伊拉克经济重建主任期间与临时联合权力机构共同违反海牙法规和日内瓦公约的人！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自决运动却结出了恶果，导致政治舞台脱离民众，左右翼愈发难以分辨；原本非政治化的民众不得不时常去听政客们信誓旦旦地宣称要用铁腕肃清共产主义、骗子、罪犯、同性恋等一切“敌人”。这一切又是如何造成的呢？
　　正确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就可以了解2005年波兰的社会困境，尤其是可以了解波兰左翼的状况和观点。
　　然而，要想获取答案，我们必须首先戳穿右翼历史学家、主流媒体和旧政权继承者们不断宣扬的关于团结工会的一些神话。
工人革命
　　1980年夏天，波兰爆发了工人革命。为了争取工人的政治和经济的解放，团结工会应运而生。尽管没有华丽的革命词藻，没有鲜明的标识符号，也没有在具体活动层面上的组织架构，但它依然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行动。它鲜明的特点就是以工人为导向和中心，在团结工会各机构里，工人的数量占绝对优势，更重要的是，团结工会的政治方案也凸显了工人利益。团结工会的目标不是复苏经济，不是改革体制，也不是恢复资本主义，甚至资产阶级民主典型的政治自由也不是其明确目的。
　　尽管人们对宪法中确立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条文提出尖锐的质疑，但并没有要求建立多党制。根据传统，激进的左派比较推崇民主，比如工人自我管理和自治，对中央计划进行集体的社会控制等。从上述情况不难看出，团结工会起初并非主张资本主义。事实上，它明确宣称支持社会主义。它所有的文件都承认经济社会化不可侵犯，肯定波兰人民共和国（PRL，The People’s Republic of Poland）所取得的社会主义成就。更重要的是，它政治化了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统治阶级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去政治化的领域。比如在工厂车间波兰工人们要求实行民主自决，而资产阶级则想要完全由经济因素来决定。
　　著名的“格但斯克协议”第六点表明“国内经济改革应当以企业更大的独立性为原则，企业管理应当真正包含工人的自我管理”。1981年，在团结工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另一条要求又被写入自治共和国纲领。它规定国内经济应当依赖于公共部门，而公共部门要由工人理事会所代表的集体来管理，由一名理事具体运作。理事通过竞争经由理事会任命，他要对理事会负责，为社会和他（她）所在的集体谋求利益。
　　尽管团结工会领导阶层想要和政府达成妥协，但是大会的代表们却坚定地表示工会应当依据集体的意愿继续为工人自我管理和企业社会化而斗争。大会毫不妥协的立场清楚地表明了从1980年到1981年工人运动的主导逻辑。激进的自治活动分子兹比格涅夫•寇瓦莱夫斯基曾说过：“在那个年代，在一些大的工业厂区，有了集体意愿的支持，团结工会就难以战胜。不管是谁有了这种意愿的支持都可以大胆地依赖它并取得胜利，甚至可以击败瓦文萨。”
戒严法与资本主义回归
　　戒严法或称“战时状态”打断了自1980年以来持续发展的革命大潮。工人运动被完全平息，或是被迫转入地下。戒严法实施期间真正的受害者是工人运动本身，而不是工会领导人。他们被拘禁隔离，但情况并不太糟。在新的形势下，团结工会失去了其群众运动的特征。不过，大部分工会机构依然偷偷地保存下来，只是原先使其充满生机的群众运动的因素被破坏了。反对派领导人和活动家所依赖的社会基础被切断。在这种新的条件下，他们的支持力量不再来自车间和工厂，而是来自教会。
　　在1984年，尽管有80%的波兰工人宣布支持自治和自主控制工厂车间，但是工人们的这种心情并没有在反对派的政治诉求中得以体现。此后不到一年，临时全国委员会（the Provisional National Commission）与日比格涅夫•布扎克（Zbygniew Bujak）、伯格坦•鲍鲁西维茨（Bogdan Borusewicz）对团结工会纲领发动了一场激烈的内部攻击，并将一系列赞成资本主义的主张塞进团结工会纲领。
　　右翼的发展得到了西方国家的鼓励，它们为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和支持。美国国会于1989年通过了《美国支持东欧民主法案》，西方国家对右翼的援助达到了顶峰。该法案同意拨款2亿多美元注入反对派所在中心区以推动当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进程。在波兰，这批资金被用来创设保守的智库，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波兰美国自由基金会（the Polish American Freedom Foundation，PAFF）。而这些智库则成了新统治精英的干部孵化器。
　　有意思的是，团结工会出现的这些亲资本主义倾向同时也发生在共产党内部。当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行“新思维”的时候，华沙政权也开始倾向引入市场机制。日比格涅夫•梅森内尔（Zbigniew Messener）政府与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law Rakowski，波兰人民共和国最后一位内阁总理）政府则大规模地公开推行这些机制。而技术官僚们和地方大亨更是急不可耐地等着实行私有化，因为这可以使他们重新夺回自己对工厂的控制权。
资本主义复辟带来的切实痛楚
　　如果说1980年到1981年在波兰是革命阶段，1989年则与其完全背道而驰。在1989年，波兰发生的事件相较于柏林墙的倒塌或者布拉格示威来说更具有复辟的特征，这是因为波兰体制的改变并非是通过或者伴有群众性的社会运动来完成的。波兰总理泰狄士•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原团结工会代表，1945年以来第一个非共产党的波兰总理。——译者注）进入内阁开始执政期间身患疾病，这成为旧反对派“能量”衰落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象征。一年前当瓦文萨成为团结工会的领导人时，工会草根阶层的革命能量最终被反对派精英所压制。1988年，波兰最后一次出现工人大规模动员，打破了1986年到1987年弥漫全国的冷漠氛围。年轻的工人组织人们斗志昂扬地占领工厂，开展罢工，整个国家都被这样的浪潮所席卷。表面看来，团结工会的领导阶层是支持罢工的，但实际上他们极力想要终止整个运动，因为它威胁到了教会在工会与政府正在进行的谈判中的调解作用。
　　如果说1980年是充满理想的一年，1989年则象征着运动起初带给人们的美好梦幻的破灭。大部分民众丧失了革命的热情，致使第一次自由选举出现了极低的投票率（投票率为62%，在2700万合法的选民中，有1000万没有参加投票）。像1980年那样的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已销声匿迹。当时人们普遍的观点是政府正在决定国家的未来，而公民们却毫不知情。将来结果会是什么？一种宿命论的预期充斥着工厂和车间。工人们灰心丧气，几乎有一半工人相信他们无法影响波兰正在进行的变革的方向。尽管绝大部分工人对私有化持有否定态度，但真正的反抗却软弱无力。
　　经济复辟瓦解了政治活动，人们更加关注自身的需求。10年前还信奉社会变革的人们现在只是想要获取一份工作，能够得到快速回报和个人幸福。“无论我们做什么，他们依然会我行我素！”这种口号中所体现的政治虚无主义取代了过去对民主制度的信仰。重要的是，团结工会的原动力——工人阶级发现他们被剥夺了政治代表权，成为失意沮丧的旁观者。没有组织机构，没有左翼的领导，许多参加运动的工人开始转向天主教教义。他们把拒绝资本主义与推崇威权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对历史的理论解读紧密结合起来。今天这种转向留下的历史遗产是：玛利亚电台大家庭（the World Family of Radio Maria）成员达到200万，他们向世界传播塔戴务什•雷吉克（Tadeusz Rydzyk）的教义；波兰家庭联盟（the League of Polish Families）成员日益增多；绝望的船厂工人高呼反犹太口号，藉此表达他们对八月罢工周年纪念的不满。
　　格但斯克罢工已经过去了25年，在此期间波兰社会的变化经历了一条崎岖而又复杂的道路：它不断徘徊于实现民主自决梦想的尝试与维持政治虚无主义的状态之间，而政治虚无主义本身则是对民主这一概念的侵蚀。这条道路有点像个周而复始的圆。在25年前的今天，波兰最郑重地承诺要实现民主的那些人就是如今在这方面做得最少的人。从连续爆发的社会抗议不难看出，那些依然坚守民主社会信念的还是工人。他们可以真正实现社会正义原则，这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重要的是工人们可以掌控经济领域的战略决策。工人们的立场明显和统治阶级的观点和意图相冲突。在波兰，民主本已经出现病态和畸变，比如自由保守的公民平台党（Citizens Platform Party）发起了选举委托制，高等教育引入了学费制等等。即便是这样，统治阶级似乎决心要把民主限制为是贝尔卡（Belka）政府策划的对公司老板们的一种奖赏，因为这些老板有权封闭工厂不让工人上班。
　　波兰资本主义复辟造就了一个社会荒原。现今的“替代全球化”现象与其说是一种社会运动，还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景象（活动分子景象）。工人们的抗议确实很强烈，而且最后经常演化为骚乱。去年七月，华沙街头煤矿工人的游行示威最后就变成了一场骚乱。但是工人们缺少协调与合作，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即便罢工和抗议浪潮（如2002-2003年）能够促使民主左翼联盟（The Democratic Left Alliance，SLD）执政的左翼政府对政策作出调整和改变，但却无法留下任何持久的组织结构或代表性。
　　如今，团结工会在波兰已经无足轻重。在普通民众的眼里，它成为折中妥协、腐败堕落、背信弃义的象征。在保护被清算的工厂时，工人们也越来越少地寻求它的支持。对于他们来说，团结远比团结工会更重要。

功败垂成的波兰革命（1980.8—1981.9）

在1980年的八月，波涛汹涌的罢工潮席卷全国，动摇了波兰的斯大林主义政权
保罗-纽百瑞(Paul Newberry), 争取建立工人党政团（工国委CWI波兰支部）

　　事实上，在中欧和东欧的斯大林主义国家中，波兰曾经是最接近工人革命成功的一个。在1980年之前，工人的战斗精神曾经建立了组织良好的地下工会运动。而在1980年，团结工会在一波威胁取消腐败政权的罢工潮中站上台面。九年之后，亲资本主义政权上台，而团结工会的成员在其中取得了重要的中心地位。保罗-纽百瑞（Paul Newberry 工国委（CWI）波兰支部成员) 将分析这一切事情的原因。
　　在这次斗争中出现的口号与组织形式都显示，大部份的工人为了推翻斯大林主义政权以及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而努力。例如格但斯克墙上的涂鸦"社会主义，是的，但不要畸形的！"。作为斗争的副产品，名为"团结工会"的独立工会诞生了。仅仅九年之后，团结工会组织了政府，并且展开一系列所谓"市场化改革"的资本主义复辟行动。这样的运动为何能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代理人？团结工会的堕落是否在最初就已露出迹象呢？
　　要完全了解1980年代波兰以及其他东欧国家革命与反革命的过程，就必须将这些政权的起源列入讨论。俄国1917年群众性的革命，在革命之后立刻面临了因经济与文化状况的落后以及世界革命的失败而产生的官僚化堕落。然后，中欧和东欧的斯大林主义国家并不是这样形成的。这些国家在二战结束之际被红军解放,并且此后红军驻扎当地。本国的共产党和布尔乔亚们组成联合政府，但政府中的镇压机关部门被斯大林主义者牢牢掌握在手里。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在大众的支持下开始清算资本主义和地主的残渣。在某些国家，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成千上万的工人们在街上示威支持这样的措施。
　　一开始，这些新建立的政权是畸形的工人国家——仿效斯大林的苏联——扭曲地以官僚独裁体制取代工人民主。虽然一开始曾有热情，但这些政权制度上的压迫天性很快就失去了来自工人的认同。在很短的时间内，工人的起义在许多国家爆发，最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匈牙利的工人阶级曾经英勇的试图发动政治革命。
　　波兰并未在这个过程中缺席。1956年波兹南的罢工和示威遭到残忍的镇压。而后，当局试图以新的策略以扩大它的支持基础。第一书记被更换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政府在大规模的土地集体化政策上向农民妥协，低层官僚被给予更多的特权以维系他们和这个系统的连结，教会也同样被给予部分特权以换取支持。

转捩点

　　起初，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因为计划经济的优势而经历了高度的经济成长。波兰的GDP以年均7%在成长。然而，斯大林主义官僚管理上的失误和浪费，为经济带来了停滞。在经济成长上，官僚从原本相对的束缚，而转化成为绝对的束缚。计划最终走到了它的对立面——混乱。
　　在1960年代末，经济已然开始发生问题并且为了持续补贴人民的食物而努力【这句译得真是糟糕！——吴注】。在1970年，肉价上涨的公告点燃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工人们的示威，最终转为一场暴动。虽然抗议集中在格丁尼亚和格但斯克，但依然影响了什切青、埃尔布隆格、华沙、布雷斯劳以及其它的城市。战车被派到这些地方，而示威最后以流血告终，造成了超过一百人的死亡。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体制被动摇，并再次使出恩威并施的手法。哥穆尔卡被爱德华-吉瑞克（Edward Gierek）所取代，吉瑞克向西方大量借款，这些贷款许多被用在错误的投资上，而其中非常大的一部分被用来增加大众的消费，试图以消费品买到社会和平。
　　这的确带来了一段时期的迅速成长与生活水准的上升，但喘息的空间并没有维持太久。很快地，波兰政府面临了债务上的困难。 1976年，工人们在拉多姆——波兰的军事工业重镇——发动了一次罢工。虽然波兰政府向工人做出部分妥协，但罢工领袖依然无法幸免（“罢工”还是“罢工领袖”“无法幸免”？）。一部分的反对者和知识份子组成了工人防御委员会，募款向那些受害的工人提供援助，并宣扬他们的理念。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工人防御委员会在数个城市协助成立了非法的"自由工会"，包括格但斯克的船坞。
　　转捩点出现在1980年的夏天，当一系列的肉类价格上涨，再次点燃了全国性的罢工潮。波兰政权计划对战略产业的工人们让步以分化工人，然而，这样的措施只是激励了更多各个部门的工人投入罢工。在卢布林，工人们也攻击官僚阶层的特权并且要求言论自由，从抗议转为总罢工，包括阻挡开往俄罗斯的铁路以及阻止出口商品。当地的报纸攻击这些工人，并且对于苏联介入提出警告【估计是“警告工人‘你们这样乱搞会招至苏联入侵’”——吴注】，但隔天印刷工人就停止了这些印刷。副首相立即前往卢布林进行紧急协商，而做为妥协的一部分，当地报纸被要求提出一份道歉。

政治要求

　　在一场罢工之后，事情出现了质的改变。在格但斯克的船坞，为了保卫工人领袖安娜-瓦伦蒂诺维奇，工人们进行了罢工，她同时也是工人防御委员会海岸工人团的成员。这是一个存在多年的非法自由工会，工人们准备充足并且经验丰富。罢工者的要求比其他地区的要求更为先进，已经到达政治的层次。他们要求释放政治犯、将被解雇的工人复职，提高薪资到国民卫队的水准，并且为1970年被杀害的工人建立纪念碑。
　　占领工厂的行动在格但斯克、索波特、格丁尼亚迅速蔓延。格但斯克的各个罢工委员会和彼此互相连结。而第二天，当局切断了格但斯克所有的电话线路，意图遏止罢工行动，但罢工依然蔓延到其他城市。船坞工人的协商一度将达成协议，直到格但斯克的大众运输工人向他们抱怨，如果协议达成船坞工人停止罢工，大众运输工人将会被迫独自进行斗争。船坞工人的领导者们迅速做出决定，罢工继续，而这次是为了和其他工人们的团结。
　　在那个周末，来自各个罢工委员会的代表们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厂际罢工委员会。委员会以类似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的形式组成，由各个工厂民主选出的代表转选出主席团。起初，这是一个非常民主的结构。主席团直接对厂际罢工委员会负责，而工厂代表向各自的工厂工人负责。主席团和政府之间的对话透过广播传送给整个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和船坞工人。即使是这个阶段，某些讨论也是在密室之中，通过政府和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专家"们进行。
　　在同一个周末，一份二十一项要求的名单被草拟了。这些要求是是超越政治性的，并显示了工人们正前往政治革命的方向。他们以接受自由工会和罢工的权利的要求作为开始，要求言论的自由和人们无分信念都应有对于媒体的近用权，同样也要求了罢工的行动和厂际罢工委员会【要求罢工行动及委员会合法化？——吴注】。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会支持的要求。民主化的要求则是反对特权官僚和秘密警察，反对特别商店和商业商店以较高价买卖。还有一系列针对经济的要求，目的在提升工作人群【估计是working people，译为“劳动人民”为宜——吴注】的处境和达到更好的社会平等。没有任何对于市场改革或是恢复资本主义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者则会加上任何位置的官员皆应选举以及立即免职的权利，且官员不得领取高于技术工人的薪资。此外，职位应规律的转换。这些措施可以有助于避免将来形成官僚体系。最重要的是，这对解释厂际罢工委员会应掌握权力和成为工人们规则的机关是必须的。

庞大的工人阶级力量

　　在对格但斯克的罢工行动的防堵之下，相关的讯息和活动依然如野火般散布到波兰全国。什切青的船坞工人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的状况下，就获得了10%的调薪，这更加增强了他们进行罢工和组织厂际罢工委员会的想法。在一周之内，370个厂场、超过四十万名工人加盟了格但斯克的厂际罢工委员会。
　　双重政权的状况产生了，在总罢工期间，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控制了食物分配、公共运输和医疗服务。在罢工期间，所有酒类的销售都是被禁止的，因为罢工者禁止饮酒。而随着罢工扩散到其他城市，整个国家也逐渐停摆。
　　这次罢工肯定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决定性地位。整个社会都被民主的精神所感染了。开放的民主辩论与讨论，在学生、艺术家、记者、农民、白领劳工、教师和知识份子间蔓延。社会里的每个部门都在开始准备他们自己的民主组织或改造现有的官方组织。
　　相对地，这个政权完全被孤立，存亡悬于一线之间。他们无法使用武力来镇压罢工，因为他们无法确定武装部队是否可靠。连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兰共产党)也被影响，他们的工人阶级基础逐渐脱离官僚系统。三分之一的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成员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成员，什切青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两位副主席也都是。在许多城镇中，工人阶级的党员在成立厂际罢工委员会的行动中扮演领导地位。而后，超过一百万名的工人阶级党员加入了团结工会。
　　政权必须争取时间以及和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谈判。在八月三十一号，他们签署了二十一条要求——格但斯克协议。罢工结束，而独立且自治的工会，团结工会，诞生了。然而格但斯克协议只是部份的胜利。以工人民主推翻政权并建立一个健康、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机会就这样失去了。这缺乏的是一个能够将事实的评估忠实地传达给工人，并给他们完整表达要求的机会的革命性领导。
　　然而，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和团结工会的领导阶层——瓦文萨、工人防御委员会的知识份子们和团结工会的"顾问"们－只有相对狭窄的视野。他们相信他们能赢得的，最多就是一些改革。雅采克•库隆，工人防御委员会的领导者之一，甚至曾透露过，在协议签订之前，他都还相信组成自由工会的要求只是一个谈判桌上的筹码而不是真的可以实现的要求。在每段过程中，领导阶层都在扮演阻挡工人基进要求、阻碍运动的保守角色。例如，有关波兰统一工人党下台以及自由普选的要求，都被领导阶层所反对而没有出现在二十一条要求之中。在协议签订之后，领导阶层走遍全国游说工人们停止罢工。天主教会也扮演类似的保守角色。他们要求节制并试图说服工人们停止罢工以免刺激波兰的邻居们。
　　尽管领导阶层有如此作为，团结工会依然得到了可观的成长。格但斯克协议签订的两周后团结工会有三百五十万的会员。到了秋天，会员人数成长到八百五十万。在很短的时间内会员人数就突破了千万。在一个月之内，他就成为波兰境内势力最强大的组织。罢工迫使全国数以百计的官僚、书记和工厂管理者辞职。

最后机会

　　在1981年的三月，团结工会在比得哥什的活动分子，在离开一场会议的时候被秘密警察殴打。这激起了全国的愤怒，团结工会组织了一次四小时的警告性罢工，而照预定应该导向三月三十一日的总罢工。华勒沙和教会，包括红衣主教威赛辛斯基（Wyszynski）和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皆敦促团结工会不要组织罢工。在最后一刻，当局同意了团结工会惩罚相关责任者的要求并且承认农村团结工会【晕！应该是“团结农会”——吴注】的存在。这给了华勒沙取消总罢工的借口。
　　将运动提升到更高层级并挑战政权存在的机会又一次丧失了。而团结工会也进入到一段内部矛盾深化的危机时期。官僚集团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而且他们很好地利用了它。他们开始破坏经济以破坏工人阶级的士气并让团结工会背负骂名。许多产品以配给方式发放，而在民生必需品部分则出现了大量的排队状况。
　　当局的战术开始奏效，民众对于团结工会领导阶层的无效率感到丧气。根据库隆的说法，在1981年前半，团结工会的支持率由60%降低到40%。
　　在1981年九月，团结工会举行了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大会。对领导阶层的反对被提出，而工人自治的想法得到广泛的支持。这展现了工人在政治革命、掌握经济和运行社会上的直觉性奋斗。不幸的是，这样的想法并没有被整理成清楚的计划。工会中的反对力量并没有被组织或联合起来。总而言之，他们缺乏关注运动将来的任务。虽然关于工人自治的决议被大会通过，但瓦文萨以及领导阶层再次获选，妥协的自制策略(避免他国介入)继续实施。
　　九月大会是团结工会改变路线、重新武装运动的最后机会。错过了这次机会，天平开始倾向当局的一方。当局镇压的形势逐渐酝酿。1981年12月13日，官僚集团的军事部门开始动作。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组织了一场军事政变并施行戒严。团结工会的领导阶层以及数千名工人运动者被围捕。即使是吉瑞克也遭到拘捕。会议被禁止，并且实行宵禁。
　　戒严是团结工会在发展以及政治革命上的分水岭。工会的民主组织被摧毁。所有工会领导者只要是不想被拘捕的，都必须转向地下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的民主讨论或工人代表的控制都不再可能。在秘密的状况下工作，这些领导者也不再受到来自工人阶级的压力。

拥抱资本主义

　　同时，经济的危机更加严重了。对于民众来说是一段辛苦的日子，缺乏日用品、排不完的队和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虽然西方国家存在着大量失业以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但对波兰的工人们而言资本主义国家似乎提供了一盏指路灯。有关市场和资本主义的幻象更增强了。甚至连官僚机构都被影响，而对计划经济失去信心，而试图以所谓市场改革的方式将经济带离眼前的困境。
　　到了1988年，不论是团结工会的领导层或是官僚集团都多少地偏向了资本主义的方向，团结工会已完全被知识分子、天主教顾问所掌控，瓦文萨也向右翼大幅靠拢。他们相信解决方案就是深远的"市场改革"，而这最终导向资本主义的复辟。这些措施必须牵涉到严重的经济紧缩，但当局没有足够的合法性以进行这些措施。在此同时，团结工会开始复兴，而罢工的次数开始增加。因此，官僚们需要团结工会参与这些过程。如果团结工会能够投入这些措施，并且和当局共同负担责任，那么对这些政策的反对将会降到最低。
　　当局展开"圆桌会议"讨论这些方案的名称。不同于1980年八月，这次真正的讨论都在密室中举行完全不受工人控制，经转播的部分完全是做秀而已。作为回应【回报？——吴注】，瓦文萨和其他领导者扑灭了全国各地蓬勃的罢工。讨论的结果产生了有关国会部分自由选举的协定，只有35%的的席次是通过选举产生，其余由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其盟友所指定。
　　1989年六月五日的选举是团结工会的完全胜利。反对党的候选人只差一席就赢得了所有竞选名额，显示了当局的孤立以及合法性的丧失。数月之后，团结工会组织了联合政府并组织资本主义复辟的计划，造成了未来两年内的GDP大幅滑落以及超过20%的失业率。
　　然而，这次工人阶级的失败其实是可以避免的。首先，团结工会中反革命的种子在一开始即已展现，体现于其错误以及保守的改良主义领导阶层之背叛。另一方面而言，团结工会也同样带着政治革命的种子，如厂际罢工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和一般成员的政治要求。在戒严之后，工人民主组织的毁灭以及经济的崩盘才给了反革命的种子滋生的土壤。若是1980年团结工会内有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意见，以对抗领导阶层错误的策略并指出一条不同的路，则工人运动大可推翻斯大林主义政权，建立一个健康、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改变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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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奇尼克給中國知識份子的啟示

作者：曹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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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蘭結束共產專制的抗爭中，有兩個著名的人物，一個是波蘭團結工會主席瓦文薩，後來做了波蘭首位民選總統。另一個是辦報的米奇尼克（Adam Michnik）。他雖然是一個文人，但跟瓦文薩一樣，堅定地對抗共產主義，在結束波蘭共產政權的斗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被稱為“波蘭的甘地”。

最近，在柏林牆倒塌20周年之際，米奇尼克到紐約訪問。美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華爾街日報》居然拿出近一個整版的篇幅，發表了對米奇尼克的專訪。在我的閱讀經驗中，這家美國金融大報，拿出這麼大的版面，不是報導和采訪哪個國家的總統，而是一個報人，好像還沒有過先例，可見對這位波蘭知識份子的重視和推崇。

米奇尼克在這篇專訪中，對柏林牆倒塌事件，對波蘭及全球的重大影響，以及當今世界的焦點問題等，發表了看法。

在被問到怎樣看待當年柏林牆倒塌事件時，米奇尼克說，“太驚奇，太令人震撼了！在波蘭四百年的歷史中，從沒有過像柏林牆倒塌後的這20年：我們（波蘭）成為西方陣營的一員；我們有了自己的主權；我們盡最大可能保障了人權；我們有了民主選舉；我們開放了邊界；我們不再有新聞檢查。這是奇異的變化。”

柏林牆倒塌後，原甦聯的十個衛星國，不僅都結束了共產政權，走向民主，並都成為歐盟的成員。米奇尼克強烈主張東歐國家加入歐盟，認為這可以增加它們的安全感，不再受俄國的威脅。米奇尼克對克里姆林宮持批評態度，認為普寧政府強調“主權民主”、“秩序”等，是在加強國家權力，削弱個體權利。他認為俄國的自我身份認同（identity）是“非西方的”（un-Western）。“但這是可以改變的，而且必須改變，俄羅斯沒有其他選擇。但這需要時間，我們要有耐心。”他說，“今天威脅俄國的不是自由的歐洲，不是自由的美國，而是非自由的伊斯蘭和非自由的中國。”

他回顧說，波蘭團結工會沒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甚至沒有想建立一個“理想社會”（ideal society），“它只是想生存，能夠生活。它的理想更接近美國革命，而不是法國。”

米奇尼克和捷克總統哈威爾等，當年都曾強烈支持美國領餃的伊拉克戰爭，在今天反伊戰的奧巴馬當選總統的情況下，米奇尼克說，他對支持伊拉克戰爭“不後悔 ”。他說，當美國和邪惡、野蠻、謀殺的極權主義發生沖突時，作為知識份子，我的責任是站在美國一邊，呼吁美國干預，捍衛人權。

因此他稱贊當年美國總統里根對波蘭團結工會的公開支持，說這應該是奧巴馬總統的榜樣。1981年波共領導人雅魯澤爾斯基宣布戒嚴時，美國公開表示站在波蘭人民一邊，對抗共產政權。“當年美國公開支持我們，很有成效。今天我們必須支持伊朗人民，他們不喜歡那個瘋狂的內賈德總統，那個伊斯蘭毛主義分子（Islamo-Maoist）。”

在波蘭的關鍵時刻，米奇尼克參加了那次著名的團結工會代表和波蘭領導人雅魯澤爾斯基面對面談判的“圓桌會議”，最後雅魯澤爾斯基同意全國大選。結果波蘭團結工會囊括了99%的國會席位，波蘭走向民主。米奇尼克雖被雅魯澤爾斯基下令關押過，但他後來強烈反對審判、懲罰雅魯澤爾斯基，並和這位將軍成為朋友。他在接受《華爾街日報》采訪結束時說，“我們必須改變波蘭和波蘭的習慣。不能你贏了，就把對手關進監獄，那是布爾什維克的手段。”“一旦政治進入法庭，司法正義就會從另一個門走掉了。”

《華爾街日報》在采訪米奇尼克的文章中說，這位波蘭著名的知識份子，今天還是一個左派。他跟哈維爾很相像。他們可以強烈支持伊拉克戰爭（這一點和美國及西方的左派不同，也許是他們經歷過共產主義，親身體驗了什麼是邪惡），堅定反對共產主義，但在其他很多問題上，尤其經濟問題，還是跟西方左派基本在一個思路，也是主張均貧富，強調平等（而不重在自由），反對資本主義。

但是對中國人，尤其中國知識份子和民運人士來說，米奇尼克至少提供了三個重要的借鑒：

第一，他堅定反對共產主義，進行體制外的抗爭。米奇尼克的父母都是黨員干部，他早期雖對共產黨不滿，但還是對共產黨充滿期待，主張體制內改革，是個黨內改革派。但他在坐了共產黨的監獄之後，完全改變了了，變成了一個體制外抗爭派，一直都堅定地主張結束共產黨統治，而不是從內部改革、改造等。

第二，在二十年前的天安門事件時，很多中國知識份子，喜歡在抗議民眾和政府之間做說客。而米奇尼克卻直接參與團結工會對抗共產黨的斗爭，他和瓦文薩並肩戰斗，還創辦了“保護工人委員會”，擔任團結工會的顧問，全力支持工人的斗爭。

第三，米奇尼克不以獲得權力為目標，而是一直堅持做權力的監督者和獨立知識份子。米奇尼克雖然一度當選過國會議員，但很快就退出，仍然做他的報紙主編。用輿論來監督政府和權力人物。這種獨立知識份子的角色，使他在共產黨掌權時，強烈批判共產政權，而在瓦文薩當總統後，又成為民主政府的監督者。而中國的民主運動中，權力夢太強，很多人都想著回中國做總統、做總理。缺乏理想性，于是內斗、丑聞不斷，而實際效果甚微。

也許，正因為波蘭有不迷戀權力的獨立知識份子，波蘭才成為整個東歐第一個結束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在1989年中國“六四”屠殺之際，在中國人還不相信共產黨會屠殺的時候，波蘭人民恰恰在那一天，用選票埋葬了共產黨。這種不同，也來自兩國知識份子對共產黨的認識，對權力的認識的根本性不同。
－－原載︰《觀察》，2009-11-18
http://www.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64262

波蘭團結工會的抵抗

　　1980—1989年間波蘭最大的反對派組織，1980年11月10日根據格但斯克決議的同意正式成成立。當年發展到1000萬會員。瓦文薩當選爲團結工會全國委員會主席。其成員基本爲産業工人，但領導層成分複雜。成立後反共反政府勢力逐漸占了上風，以罷工和遊行示威爲手段向政府施加壓力。1981年9月，團結工會在格但斯克舉行“一大”。38個地區的896名代表出席了大會。大會通過了《綱領決議》，明確提出要改變現行社會制度。該決議主張建立“自治的波蘭”，進行自由選舉，主張建立一個高于一切的、由團結工會代表組成的“國民經濟社會委員會”。決議中沒有提到承認波蘭統一工人黨的領導作用，並表示要擁有自己的報刊、通訊社、出版社、電台和大學等文化宣傳機構。

“一大”以後，團結工會反政府活動加劇，終于在波當局1981年12月宣布實行戰時狀態後被停止活動。救國軍事委員會拘捕了瓦文薩爲首的數千名團結工會和反對派組織領導人。團結工會活動轉入地下，組建了“獨立自治團結工會全波抵抗委員會”和“地區臨時協調委員會”，原團結工會常設主席團成員、華沙分會主席布雅克成爲這一時期的主要領導人。團結工會建立了地下電台，出版了數百種地下刊物。1982年10月8日波蘭新工會法通過後，團結工會被正式取締。1983年7月，波當局對政治犯實行大赦，團結工會開始重新活躍。1984年再次實行大赦，釋放了瓦文薩、庫龍、米赫尼克等團結工會主要領導人，團結工會活動更加頻繁，並得到西方的支持

　　1988年團結工會再度發起大罷工，使波蘭重入動蕩。1988年8月起波當局與團結工會就召開圓桌會議問題進行會談。1989年2—4月團結工會參加圓桌會議，獲得正式承認。同年4月17日，擁有200萬會員的團結工會在華沙法院獲准登記，再度成爲合法組織。團結工會合法化後即投入大選准備工作，並在同年6月的議會和參議院選舉中獲得巨大成功。8月，團結工會顧問馬佐維耶茨基受命組閣。1990年12月，團結工會領袖瓦文薩當選爲波蘭總統，團結工會踏上執政道路。

瓦文薩回憶二十年前波蘭事件︰一切是值得的

作者：Barbara Coellen 翻譯：王雪丁

1989年波蘭發生的事件是歐洲新紀元的先兆。當年6月，波蘭舉行了第一次自由選舉；而反對黨出人意料地獲得選舉的勝利；馬佐維奇成為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中第一個非共產黨員的總理。這一切都發生在柏林牆倒塌，東歐巨變之前。而波蘭爭取民主的運動比這還早了10年。在丹澤的列寧造船廠，由瓦文薩領導的波蘭團結工會是這場民主運動的發起者。


歐洲共產黨的失敗始于波蘭團結工會的成立。這是東歐的第一個獨立工會，由列寧造船廠電工瓦文薩領導。瓦文薩組織了東歐歷史上最大的罷工，並且後來成為波蘭總統。他回憶道︰"在1980年的罷工中，我們成功地統一了波蘭所有社會組織，甚至外國工會也表示了對我們的支持。我們可以對那些共產黨人說，你們一直在欺騙我們，我們才是大多數，我們不想再讓你們統治了。這是反共產主義民眾第一次以和平的方式戰勝了共產主義。他們不再具有號召力，也不能再象以前那樣行事了。另外一個成功是，這是東歐第一個非政黨運動。"

百分之八十的波蘭人相信，1979年一位波蘭人被推選為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對團結工會的成立，以及東歐共產主義體制的崩潰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波蘭政府1981年12月13日頒布了戒嚴令，並且將瓦文薩關押了一年。但這並沒有動搖瓦文薩認為共產體制必將崩潰的信念，"我在被關押期間對當局稱，我們將是最後的勝利者！我們將為你們這些共產黨人釘最後一顆棺材釘。我當時非常肯定，這樣強大的運動是難以阻擋的。在勝利的道路上盡管仍舊有這樣或者那樣的挫折，但我從來沒有對我們取得最後勝利產生過懷疑。"

1983年，瓦文薩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這更增強了他的必勝信念。由于瓦文薩不願意離開波蘭，他的夫人和兒子去斯德哥爾摩代他領取了獎章和證書。瓦文薩一直堅信，他領導的這場民主運動遲早要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而該獎又為團結工會的民主運動帶來了動力。

1980年，瓦文薩對罷工的工人講話1988 年，雅魯澤爾斯基的波蘭政府表達了妥協的意願，請求瓦文薩停止罷工活動，與政府舉行談判。這位工會領袖清楚，他們離最終目標更近了，"我堅信一點，也努力為之奮斗，即，沒有團結工會便沒有自由。我打算繼續推動這場運動，直至共產黨政權的垮台。當然我也與政府達成了一定的妥協。沒有妥協也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波蘭共產黨領導人終于明白了，如果他們繼續禁止團結工會，忽視瓦文薩的存在，那將會在波蘭一事無成。瓦文薩回憶說︰"我認為圓桌會議是一劑迷魂藥。共產黨領導人知道我們的弱點，也知道盡管他們自己並不是很強大，但比我們強大。因此他們提出了一項對自己保險的提案，即為團結工會提供35％的議會席位。而我們必須乖乖地為他們解決那些棘手的問題。如此，共產黨政權可以繼續。而我想的是，只要給我一塊陣地我就能擴大它。推翻波蘭共產黨政權的最後一戰就此拉開了序幕。"

如果瓦文薩回憶波蘭共產黨垮台後這20年歷史的話，他對自己的奮斗沒有絲毫的後悔，盡管他曾為此付出了自由的代價，"這一切都是值得的。如果我有機會再選擇一次的話，我會做同樣的事情。我在之前從來不敢相信波蘭能夠在我的有生之年從甦聯的奴役下解放出來，成為一個自由的國家。而這一切都成為了現實，而且我為此做出了一份貢獻。我對波蘭的發展及我們的勝利感到萬分的高興。"
－－原載︰《德國之聲》，2009-12-21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5016196,00.html

团结工会25周年——从工人革命到资本主义

普杰莫斯拉夫•维耶高什 著 张效民译

2009年8月28日美国http://www.mrzine.org网站刊登了普杰莫斯拉夫•维耶高什题为《团结工会25周年——从工人革命到资本主义》的文章，分析了团结工会已经背叛了大多数工人支持的社会主义，给波兰工人阶级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灾难，因此它在波兰已经无足轻重，在普通民众的眼里，它已成为腐败堕落、背信弃义的象征，而波兰工人阶级也因为被背叛而在政治和意识上走向消沉。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段演变的历史，我们还根据一些资料编辑了一个“团结工会和波兰剧变大事记”作为本文的附录。通过这篇文章和这个大事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重要结论：工人阶级的解放是一个非常艰苦而复杂的过程，工人需要关注整个世界和本国的大局，需要预先积极探讨和准备建设一个新社会，否则浪漫的革命很可能被内外敌人利用和出卖。

　　围绕官方庆祝团结工会成立25周年所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了团结工会目前的境况，也反映出波兰当今所面对的形势犹如一场闹剧。统治精英们将自己指定为1980年8月革命的接班人，这真是极大的讽刺。

　　当局在宣传上极力将团结工会的革命运动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教义中的反共产主义主旨联系起来，将其与西方冷战的胜利联系起来，甚至是与维克多•尤先科发动的乌克兰伪革命联系起来。由国家回忆研究所（Institute of National Memory）官员们的一个显著的疏漏可以看出，当局借此机会对纪念活动进行了操纵。国家回忆研究所为宣传这次25周年纪念特地制作了一张光盘，内容包括1981年以来《团结周刊》的所有期刊和几乎全部增刊，唯独缺少了记载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决议》的第29期的增刊。要知道，这可是工会最重要的文件！

　　通过今天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们的态度，可以更好地了解25年前的8月工人们所经历的为波兰工人最终带来辉煌胜利的尝试和斗争。然而，后来政府实行经济私有化政策，国家的所有产业被组合为几百家公司，结果导致成千上万的造船厂工人被解雇。就像25年前一样，如今的造船厂大门上也挂着一块写着工人需求的牌子。只不过，这种抗议不再得到团结工会政府领导阶层的支持。

　　8月26日，一些政府官员和瓦文萨率领的前反对派领导人来到格但斯克聆听让•米歇尔•雅尔（Jean Michel Jarre）的音乐演奏会，而来自邻近造船厂的工会会员们则在游行示威，抗议过去的政府和现政府实施的反劳工政策。显然，有相当一部分团结工会的前领导人组织了和官方截然不同的25周年纪念活动。

　　早在1989年，安杰依•格维雅茨达（Andrzej Gwiazda）、安娜•瓦伦第诺维茨（Anna Walentynowicz）以及1980年工人运动的其他领导人就勇敢地指出，工会对工人运动的背叛以及秘密警察所策划的旨在反对工人的阴谋使团结工会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推动者。这些团结工会的创始者们在官方的纪念标语“（团结工会）始于格但斯克”（It Began in Gdansk）后又辛辣地加上“止于马格达伦”作为自己的口号（作者在这里使用该词意指华沙附近的一个小镇，反对派和政府在此签署了波兰恢复资本主义的协议）。曾经和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联署著名的《致党的公开信》（1965）的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Karol Modzelewski）则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表达了他对官方纪念活动的不满。莫泽莱夫斯基曾在波兰共产党执政期间坐过八年半的牢。在上个月召开的有前反对派领导人参加的团结工会纪念活动研讨会上，瓦文萨宣称他早在1980年就已经知道波兰必须建设资本主义。对此，莫泽莱夫斯基反驳道：“他自己肯定一直对资本主义念念不忘。我当然不会。我不会为了资本主义而在监狱里牺牲哪怕一个星期或是一个月的光阴，更不用说八年半了！”

　　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罢工25年后，波兰内外交困，而工人运动却后继无人。1989年后，波兰所有民主政府所采取的极端自由的政策导致生活在社会最低保障之下的人口成倍增长（社会最低保障是一种对生活标准的衡量，其标准为每人平均每月130英镑，合192.4欧元，或者是一个三口之家平均每月297英镑，合440.4欧元）。1989年，生活在社会最低保障之下的人口比例为15%，1996年达到47%，2003年则高达59%。2007年，失业率为14%，如今则高达18%。在一个仅有3800万人口的国家里，大约400万人生活在最低生存标准之下！从另一方面说，占总人口5%的富人却消费了社会产品总量的50%。而在国际政治领域，波兰则被认为是美国在伊拉克实现帝国主义企图的盲目拥护者，是华盛顿安插在欧盟的特洛伊木马。

　　一场工人革命的结果为何会使波兰蜕变成一个违反国际法参与侵略伊拉克的国家呢？一个原本实行工人自治的国家如今为何被内阁总理马雷克•贝尔卡（Marek Belka）掌管？他可是一个在任职伊拉克经济重建主任期间与临时联合权力机构共同违反海牙法规和日内瓦公约的人！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自决运动却结出了恶果，导致政治舞台脱离民众，左右翼愈发难以分辨；原本非政治化的民众不得不时常去听政客们信誓旦旦地宣称要用铁腕肃清共产主义、骗子、罪犯、同性恋等一切“敌人”。这一切又是如何造成的呢？

　　正确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就可以了解2005年波兰的社会困境，尤其是可以了解波兰左翼的状况和观点。

　　然而，要想获取答案，我们必须首先戳穿右翼历史学家、主流媒体和旧政权继承者们不断宣扬的关于团结工会的一些神话。
工人革命

　　1980年夏天，波兰爆发了工人革命。为了争取工人的政治和经济的解放，团结工会应运而生。尽管没有华丽的革命词藻，没有鲜明的标识符号，也没有在具体活动层面上的组织架构，但它依然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行动。它鲜明的特点就是以工人为导向和中心，在团结工会各机构里，工人的数量占绝对优势，更重要的是，团结工会的政治方案也凸显了工人利益。团结工会的目标不是复苏经济，不是改革体制，也不是恢复资本主义，甚至资产阶级民主典型的政治自由也不是其明确目的。

　　尽管人们对宪法中确立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条文提出尖锐的质疑，但并没有要求建立多党制。根据传统，激进的左派比较推崇民主，比如工人自我管理和自治，对中央计划进行集体的社会控制等。从上述情况不难看出，团结工会起初并非主张资本主义。事实上，它明确宣称支持社会主义。它所有的文件都承认经济社会化不可侵犯，肯定波兰人民共和国（PRL，The People’s Republic of Poland）所取得的社会主义成就。更重要的是，它政治化了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统治阶级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去政治化的领域。比如在工厂车间波兰工人们要求实行民主自决，而资产阶级则想要完全由经济因素来决定。

　　著名的“格但斯克协议”第六点表明“国内经济改革应当以企业更大的独立性为原则，企业管理应当真正包含工人的自我管理”。1981年，在团结工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另一条要求又被写入自治共和国纲领。它规定国内经济应当依赖于公共部门，而公共部门要由工人理事会所代表的集体来管理，由一名理事具体运作。理事通过竞争经由理事会任命，他要对理事会负责，为社会和他（她）所在的集体谋求利益。

　　尽管团结工会领导阶层想要和政府达成妥协，但是大会的代表们却坚定地表示工会应当依据集体的意愿继续为工人自我管理和企业社会化而斗争。大会毫不妥协的立场清楚地表明了从1980年到1981年工人运动的主导逻辑。激进的自治活动分子兹比格涅夫•寇瓦莱夫斯基曾说过：“在那个年代，在一些大的工业厂区，有了集体意愿的支持，团结工会就难以战胜。不管是谁有了这种意愿的支持都可以大胆地依赖它并取得胜利，甚至可以击败瓦文萨。”

戒严法与资本主义回归

　　戒严法或称“战时状态”打断了自1980年以来持续发展的革命大潮。工人运动被完全平息，或是被迫转入地下。戒严法实施期间真正的受害者是工人运动本身，而不是工会领导人。他们被拘禁隔离，但情况并不太糟。在新的形势下，团结工会失去了其群众运动的特征。不过，大部分工会机构依然偷偷地保存下来，只是原先使其充满生机的群众运动的因素被破坏了。反对派领导人和活动家所依赖的社会基础被切断。在这种新的条件下，他们的支持力量不再来自车间和工厂，而是来自教会。

　　在1984年，尽管有80%的波兰工人宣布支持自治和自主控制工厂车间，但是工人们的这种心情并没有在反对派的政治诉求中得以体现。此后不到一年，临时全国委员会（the Provisional National Commission）与日比格涅夫•布扎克（Zbygniew Bujak）、伯格坦•鲍鲁西维茨（Bogdan Borusewicz）对团结工会纲领发动了一场激烈的内部攻击，并将一系列赞成资本主义的主张塞进团结工会纲领。

　　右翼的发展得到了西方国家的鼓励，它们为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和支持。美国国会于1989年通过了《美国支持东欧民主法案》，西方国家对右翼的援助达到了顶峰。该法案同意拨款2亿多美元注入反对派所在中心区以推动当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进程。在波兰，这批资金被用来创设保守的智库，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波兰美国自由基金会（the Polish American Freedom Foundation，PAFF）。而这些智库则成了新统治精英的干部孵化器。

　　有意思的是，团结工会出现的这些亲资本主义倾向同时也发生在共产党内部。当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行“新思维”的时候，华沙政权也开始倾向引入市场机制。日比格涅夫•梅森内尔（Zbigniew Messener）政府与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law Rakowski，波兰人民共和国最后一位内阁总理）政府则大规模地公开推行这些机制。而技术官僚们和地方大亨更是急不可耐地等着实行私有化，因为这可以使他们重新夺回自己对工厂的控制权。

资本主义复辟带来的切实痛楚

　　如果说1980年到1981年在波兰是革命阶段，1989年则与其完全背道而驰。在1989年，波兰发生的事件相较于柏林墙的倒塌或者布拉格示威来说更具有复辟的特征，这是因为波兰体制的改变并非是通过或者伴有群众性的社会运动来完成的。波兰总理泰狄士•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原团结工会代表，1945年以来第一个非共产党的波兰总理。——译者注）进入内阁开始执政期间身患疾病，这成为旧反对派“能量”衰落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象征。一年前当瓦文萨成为团结工会的领导人时，工会草根阶层的革命能量最终被反对派精英所压制。1988年，波兰最后一次出现工人大规模动员，打破了1986年到1987年弥漫全国的冷漠氛围。年轻的工人组织人们斗志昂扬地占领工厂，开展罢工，整个国家都被这样的浪潮所席卷。表面看来，团结工会的领导阶层是支持罢工的，但实际上他们极力想要终止整个运动，因为它威胁到了教会在工会与政府正在进行的谈判中的调解作用。

　　如果说1980年是充满理想的一年，1989年则象征着运动起初带给人们的美好梦幻的破灭。大部分民众丧失了革命的热情，致使第一次自由选举出现了极低的投票率（投票率为62%，在2700万合法的选民中，有1000万没有参加投票）。像1980年那样的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已销声匿迹。当时人们普遍的观点是政府正在决定国家的未来，而公民们却毫不知情。将来结果会是什么？一种宿命论的预期充斥着工厂和车间。工人们灰心丧气，几乎有一半工人相信他们无法影响波兰正在进行的变革的方向。尽管绝大部分工人对私有化持有否定态度，但真正的反抗却软弱无力。

　　经济复辟瓦解了政治活动，人们更加关注自身的需求。10年前还信奉社会变革的人们现在只是想要获取一份工作，能够得到快速回报和个人幸福。“无论我们做什么，他们依然会我行我素！”这种口号中所体现的政治虚无主义取代了过去对民主制度的信仰。重要的是，团结工会的原动力——工人阶级发现他们被剥夺了政治代表权，成为失意沮丧的旁观者。没有组织机构，没有左翼的领导，许多参加运动的工人开始转向天主教教义。他们把拒绝资本主义与推崇威权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对历史的理论解读紧密结合起来。今天这种转向留下的历史遗产是：玛利亚电台大家庭（the World Family of Radio Maria）成员达到200万，他们向世界传播塔戴务什•雷吉克（Tadeusz Rydzyk）的教义；波兰家庭联盟（the League of Polish Families）成员日益增多；绝望的船厂工人高呼反犹太口号，藉此表达他们对八月罢工周年纪念的不满。

　　格但斯克罢工已经过去了25年，在此期间波兰社会的变化经历了一条崎岖而又复杂的道路：它不断徘徊于实现民主自决梦想的尝试与维持政治虚无主义的状态之间，而政治虚无主义本身则是对民主这一概念的侵蚀。这条道路有点像个周而复始的圆。在25年前的今天，波兰最郑重地承诺要实现民主的那些人就是如今在这方面做得最少的人。从连续爆发的社会抗议不难看出，那些依然坚守民主社会信念的还是工人。他们可以真正实现社会正义原则，这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重要的是工人们可以掌控经济领域的战略决策。工人们的立场明显和统治阶级的观点和意图相冲突。在波兰，民主本已经出现病态和畸变，比如自由保守的公民平台党（Citizens Platform Party）发起了选举委托制，高等教育引入了学费制等等。即便是这样，统治阶级似乎决心要把民主限制为是贝尔卡（Belka）政府策划的对公司老板们的一种奖赏，因为这些老板有权封闭工厂不让工人上班。

　　波兰资本主义复辟造就了一个社会荒原。现今的“替代全球化”现象与其说是一种社会运动，还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景象（活动分子景象）。工人们的抗议确实很强烈，而且最后经常演化为骚乱。去年七月，华沙街头煤矿工人的游行示威最后就变成了一场骚乱。但是工人们缺少协调与合作，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即便罢工和抗议浪潮（如2002—2003年）能够促使民主左翼联盟（The Democratic Left Alliance，SLD）执政的左翼政府对政策作出调整和改变，但却无法留下任何持久的组织结构或代表性。

　　如今，团结工会在波兰已经无足轻重。在普通民众的眼里，它成为折中妥协、腐败堕落、背信弃义的象征。在保护被清算的工厂时，工人们也越来越少地寻求它的支持。对于他们来说，团结远比团结工会更重要。

通过谈判的革命——波兰的转型之路

孔田平：(博北京时间2009年8月17日 )

    1989年是“充满奇迹的一年”，欧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柏林墙的倒塌成了最具戏剧性的历史事件。波兰圆桌会议举行、6月4日波兰议会选举、东德难民潮、匈牙利与奥地利相互开放边界、纳吉被重新安葬、波兰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的诞生、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和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根本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景观。
(博讯 boxun.com)
    而在这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波兰的圆桌会议和议会选举最容易遭到忽视，实际上，它们开启了东欧变革的先河，开始了“铁幕”解体的进程。欧洲议会议长汉斯-哥特•珀特林在出席波兰议会举行的纪念议会选举20周年活动时指出“波兰的自由选举加速了中东欧的变革”，强调“没有格但斯克，就没有6月4日，我们大陆的统一将更为艰难”。
     一切始于格但斯克
     “一切始于格但斯克”，这是柏林街头纪念东欧巨变20年招贴画的标题，这反映了德国对波兰历史贡献的感念。关于东欧国家变革的时间，有观察家称波兰用了10年，匈牙利用了10个月，东德用了10个星期，捷克斯洛伐克用了10天，而罗马尼亚只用了10个小时。波兰的变革可追溯至1980年，变革的种子在那时就已播下。
     对经历了1970年12月流血事件的格但斯克工人而言，那殷红的惨痛记忆依然刻骨铭心。1970年代，波兰社会经历了希望、失望、迷茫和绝望，盖莱克大量举债导致的繁荣转瞬即逝，经济仍在负病运行。1979年，来自波兰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回到祖国，向信徒发出了“不要害怕”的信息。1980年8月，一场来势凶猛的狂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了波兰，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工人的罢工使波兰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名不见经传的37岁的电工瓦文萨登上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了工人领袖。这位聪明而不世故、充满勇气而又独断专行、教育程度不高但具有令人诧异的政治本能、平易近人而又充满领袖魅力的电工成为了受欢迎的民间英雄。
     8月31日，瓦文萨领导的厂际罢工委员会与波兰政府代表签署了21条协议（亦称格但斯克协议），该协议给予了波兰工人罢工和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格但斯克协议的签署，翻开了波兰历史新的一页。9月17日，独立自治的团结工会成立，这是苏联阵营内第一个独立工会，触动着苏联阵营各国政治中心的敏感神经。同年11月，团结工会正式获得注册，成为合法的独立工会。到1980年底，团结工会的会员已达到1000万人，团结工会会员占波兰总人口的1/4多，占波兰劳动力的约80%，官方通讯社波通社不得不承认“团结工会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它在职工中深得人心”，而官方工会江河日下，难以维持。
     一个国家1/4的人口自愿加入一个组织在历史上并无先例。合法化后的团结工会不仅提出了经济要求，而且提出了政治要求。1981年团结工会的纲领指出，“历史告诫我们，没有自由就没有面包。”“我们所思量的不仅有面包、黄油和香肠，而且有正义、民主、真理、合法性、人的尊严、信仰自由和对共和国的修正。”
     1981年3月的比得哥什省人民代表会议发生的团结工会成员被警察袭击事件表明，团结工会合法化后的政治格局是多么的脆弱。针对团结工会成员被袭事件，团结工会做出了激烈反应，并于3月27日举行了4小时全国性警告性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达1200万，这是波兰战后第一次全国性的罢工，也是苏联集团内部规模最大的罢工，显示了团结工会的力量。政府为了避免事态扩大，主动承担了政府在处置比得哥什事件上违背政治方式解决冲突原则的责任，暂时化解了迫在眉睫的政治危机。
     然而，政府与团结工会之间的裂痕仍在扩大。6月，波兰官方针对团结工会的抨击调门升高，官方媒体措辞严厉，咄咄逼人，指责团结工会企图夺取政权。当时波兰经济形势日趋恶化，短缺现象日益严重，民众不满情绪持续升高，罢工和示威不断，而波兰统一工人党则以空洞的宣言应对团结工会的谈判要求，以拖延时间。在9月底到10月初举行的团结工会一大上，瓦文萨当选为团结工会主席。大会通过的纲领中刻意回避社会主义一词，同时出现了自治共和国、自由选举和多党制等提法。瓦文萨提出的政府、教会和团结工会签订一项协议的建议未被大会所接受。
     苏联对于自己后院发生的事情异常敏感，担心波兰之火会殃及苏联及其卫星国。9月，苏联官方报纸《真理报》认为波兰工人运动是反革命分子与西方反动的波侨及其颠覆中心的联合行动。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甚至告诉意大利外长，一旦波兰举行总罢工，苏联军队准备进入波兰恢复秩序。基于1956年和1968年苏联武力干预东欧国家的先例，波兰执政党判断苏联威胁绝非戏言。波兰统一工人党面临着苏联要求采取行动的巨大压力。
     1981年10月18日，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卡尼亚辞职，波兰总理兼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继任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11月4日与红衣主教格莱姆普和瓦文萨举行会晤，提出了成立“民主协商阵线”的建议，该阵线由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民主党、团结工会、行业工会、教会和学术界各一名代表组成。该建议遭到瓦文萨的拒绝，因为团结工会只有1/7的表决权，距团结工会拥有1/3表决权的要求相去甚远。12月12日，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在格但斯克举行秘密会议，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就当局的执政方式举行全民公决，决定一旦采取非常措施，将举行总罢工。
     12月13日早晨6时，戴深色眼镜、身着戎装的雅鲁泽尔斯基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宣布成立“救国军事委员会”，全国进入战时状态。全副武装的士兵出现在各大城市，坦克和装甲车开始在街上巡逻。团结工会遭到取缔，正在格但斯克开会的团结工会领袖遭到逮捕，约5000名团结工会的支持者也遭到拘捕。12月16日，波兰军队在武耶克煤矿向示威矿工开火，打死9人，打伤22人。
     波兰实行军管之后，团结工会被迫转入地下，进行非暴力抵抗。在波兰宣布军管后，西方国家开始对波兰实行经济制裁。
     最后的赌博
     军管并没有使团结工会窒息。1982年4月12日，团结工会电台开始播音。4月22日，由布雅克等人成立了临时协调委员会，以领导处于地下的团结工会。布雅克告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你并没有赢，你们只有坦克、枪支和棍棒，而团结工会比任何专政都强大”。临时协调委员会要求取消军管，团结工会合法化，释放政治犯。1983年6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尚处在军管下的祖国，参加明山圣母像供奉600周年大典。教皇在弥撒中间接批评波兰政府，强调“组织工会的权利是人们固有的，是上帝给的，不是国家给的”。在教皇看来，波兰是“精神沦陷区”。
     在教皇访问波兰之后，波兰当局取消了军管。1986年9月，波兰当局释放了所有政治犯。团结工会解散了地下组织，瓦文萨与地下组织领导人成立了团结工会临时委员会。获得自由的团结工会活动分子把每一个节日如五一节、国庆节和独立日甚至12月13日实行军管的日子变成了举行抗议的日子。波兰统一工人党意识到，动用武力并不能摧毁团结工会。团结工会支持者仍在要求工会多元化和团结工会合法化，无休止的罢工使波兰恶化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国家与社会关系持续紧张。1988年5月，团结工会发动了一次全国性工潮，8月的罢工来势更为凶猛。
     7年来，雅鲁泽尔斯基殚精竭虑，试图把波兰从危机中解救出来，然而，面对波兰经济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紧张局势的加剧，他不得不承认其政策已陷入失败。面对8月工潮，雅鲁泽尔斯基命令内务部长与瓦文萨举行会晤，并提出了圆桌会议的设想。10月30日，瓦文萨与官方工会领导人米奥多维奇举行电视辩论，成为了全波兰关注的焦点。瓦文萨在辩论中占了上风，赢得了公众的赞许。据米赫尼克回忆，整个波兰都激动得沸腾起来了。通往圆桌会议的道路因此畅通了。
     7年来，雅鲁泽尔斯基进行了无数次政治和经济改革尝试，但成效不大，最根本的问题是改革缺乏社会支持，民众对执政当局丧失了信任。1985年，克里姆林宫迎来了新主人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民主化和公开性对苏联进行改革。苏联已不再是东欧改革的障碍，戈尔巴乔夫迫切希望通过东欧的改革推动国内的改革。改革的国际环境有明显改善。1987年雅鲁泽尔斯基主张就改革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然而投票率仅为67%，赞成改革计划的选民不足50%，最终改革计划遭到全民公决的否决。这表明改革没有得到人民的认同，通过改革摆脱危机的努力已走入死胡同。
     反对派知识分子米赫尼克发表文章，向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发问：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和西德领导人科尔之间都已经有了对话，为什么不能有波兰人与波兰人的对话？1987年波兰理论界提出了社会主义多元化的新颖概念，雅鲁泽尔斯基敏感地注意到理论界的争论。团结工会老打多元化的旗帜，为何共产党人不堂堂正正举起多元化的旗帜？既然赞同社会主义多元化，为何不将建设性反对派纳入政治体系？
     但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内的强硬派肯定不会赞成，雅鲁泽尔斯基不得不背水一战。在1989年1月17~20日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十届十中全会上，围绕工会多元化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党内强硬派不断攻击雅鲁泽尔斯基的“投降主义”路线。
     雅鲁泽尔斯基不得不以个人的政治命运进行最后的赌博。他在全会上提出举行“信任投票”的建议，如果得不到全会的支持，他将辞去第一书记和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政府总理拉科夫斯基、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和国防部长西维茨基也将辞职。经过表决，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取得了胜利，获得了全会的信任。全会通过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立场》的文件，从此波兰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
     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波兰前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看，圆桌会议是自相矛盾的事件。一方面，它是由于软弱引起的。党弱、政府弱、团结工会弱、苏联弱。另一方面，它也是由于认为突破是可能的和圆桌会议可以进行的人们的力量所致。”《选举日报》主编米赫尼克指出，“妥协通常是由两个相当弱的伙伴达成的。当局太弱不能践踏我们，而我们太弱不能推翻当局。正是由于双方的弱点才出现了妥协解决方案的新机会。圆桌会议妥协是可能的，因为双方都有人冒着被其支持者指责为背叛的风险。”波兰统一工人党原第一书记乔塞克强调，“波兰天主教会对于达成妥协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天主教历史上伟大和光荣的一页。教会积极促成了波兰的妥协。”
     1989年2月6日~4月5日，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代表与团结工会反对派代表举行圆桌会议，讨论的三个主题是经济和社会政策、工会多元化和政治改革问题。代表政府参加谈判的代表有基什查克（当时的内务部长）、克瓦希涅夫斯基（1995~2005年曾任波兰总统）和米莱尔（2001~2004年波兰总理）。代表反对派参加谈判的代表有瓦文萨(1990~1995年波兰总统)、马佐维耶茨基（首届民选政府总理）和米赫尼克（波兰最大报纸《选举日报》主编）。天主教会代表为观察员。
     在圆桌会议举行之初，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派的代表都不知道圆桌会议能否产生成果。团结工会代表米赫尼克被拉到会场，为避免与内务部长基什查克握手，曾躲到厕所，担心与基什查克接触会导致政治上的失贞，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创造历史。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乔塞克曾隐喻民主过多的可能危害，他说，“我有一只狗，名叫皮古希。皮古希病了，需要吃药。皮古希就是波兰，而我知道皮古希所需的药就是民主。但是如果我们给我的皮古希注入的药过多，皮古希不会好转，而会一命呜呼。”奥尔舒利克主教则说：“是的，书记先生，但是你的狗只要一见注射器就会晕厥。”
     圆桌会议并不是一般意义的政治秀，而是确实达成了具体的成果。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谈判，波兰政府和反对派签署了《关于工会多元化问题的立场》、《关于政治改革问题的立场》、《关于社会和经济政策及体制改革问题的立场》三个文件。圆桌会议的主要成果有团结工会合法化，承认团结工会重新登记后作为全国性合法组织在工厂独立存在；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变革，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原则；实行总统制与议会两院制，总统由众议院和参议院联席会议即国民大会选举产生；政府将吸收建设性反对派参政，进行非对抗性议会选举，众议院2/3的席位留给波兰统一工人党及其盟友，1/3的席位实行自由选举。新设立的参议院实行自由选举。
     1989年4月7日，波兰议会就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议会选举法》、《参议院选举法》、《个体农民法》和《工会法修正案》等6项法案，将圆桌会议通过的协议转变为法律。
     波兰圆桌会议最大的成果是允许举行半自由的选举。新设立的参议院举行民主选举，众议院35%的席位（161个议席）实行自由选举，其余65%议席（299个议席）留给波兰统一工人党及其盟党。选举确实具有不可预测性，因为波兰自1920年代以来没有举行过真正公平的选举。执政党控制着媒体，推出了体育明星、电视名人、地方名人和企业家为候选人参与竞选。反对派担心这些候选人会吸引教育水平低的选民的选票。
     在6月4日的选举中，团结工会大获全胜。团结工会获得了参议院议席的99%，众议院实行自由选举的全部议席。波兰政府发言人坦陈，选举具有全民公决性质，团结工会获得了决定性的多数。执政党与团结工会都对选举的结果感到意外，选举前几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曾开会讨论了如果团结工会未获得一个议席西方国家可能的反应。而团结工会估计团结工会在选举中不会超过20个议席。团结工会顾问盖莱梅克在选举后发表谈话，“当统治规则发生变化，当斯大林主义体制的传统和共产党任命领导人的权力失去时，就会形成新的政治解决方案。但这并不是今天或明天的事。”但是波兰的变化比盖莱梅克等预想得快。
     为避免1981年遭到镇压的结局重演，瓦文萨说服反对派阵营选举雅鲁泽尔斯基为总统。7月19日，波兰议会两院以微弱多数选举雅鲁泽尔斯基为总统。8月19日，雅鲁泽尔斯基总统委托瓦文萨提出的总理候选人团结工会活动分子马佐维耶茨基组阁。8月24日，马佐维耶茨基在众议院发表施政报告，众议院通过投票授权他组建苏联集团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9月12日，该政府获议会批准，宣誓就职。自此，波兰的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
     圆桌会议的会谈需要克服互相厌恶，战胜互相的不信任。由于圆桌会议达成的妥协才走向了6月4日的选举。波兰人通过选票决定其命运，波兰的事件开始了中东欧的民主变革，其大结局是11月柏林墙的倒塌。波兰前总理马佐维耶茨基认为，波兰使不可能成为可能，因为波兰人能够超越所认为的现实政治的最大边界，而对最后的胜利并没有丧失信心。
     捷克前总统哈韦尔指出，团结工会和6月选举促进了他的国家的变革，有助于分割欧洲的铁幕的倒塌。德国总理默克尔称民主和自由之门是由许多人勇敢地打开的，而波兰人在其中发挥了难以置信的关键作用。英国历史学家蒂莫西•加尔登—阿什认为，通过谈判的革命是波兰的独特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是1989年波兰给予世界的礼物。米赫尼克指出，“这是一场没有革命的巨大革命。没有人走上街头，没有路障，也没有枪杀令”。
     2009年适逢波兰圆桌会议和议会选举20周年，波兰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与20年前相比，波兰更为安定、繁荣和安全。波兰历史学家阿达姆• 扎莫伊斯基指出，“在1989年之前，撰写波兰历史有点像在钟爱而不可救药的朋友的墓地边歌功颂德。”“而如今当你思考波兰历史时，你自然不会想到‘我们在何处误入歧途’。因为实际上事态的结果非常的好。”
    绝大多数波兰历史学家认为，圆桌会议为波兰和其他苏联集团国家的民主变革铺平了道路，但是波兰一些右翼的政治家质疑圆桌会议的价值，认为反对派签署该协议意味着背叛。波兰围绕1989年遗产的社会分裂尚未弥合，雅鲁泽尔斯基未受邀出席议会的纪念活动，尽管波兰左翼在过去20年波兰及整个欧洲的民主转型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团结工会发源地格但斯克工会领导人则对市场化改革颇有微词，认为变化并没有帮助那些争取变革的工人。1989年后的波兰并没有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提供有效的注脚，倒是为转型国家提供了应对现代化、全球化与一体化挑战的范例。

阳光洒满华沙——波兰十年改革一瞥

 

特别感谢未署名网友寄来本文
   　　
　　                    ——波兰十年改革一瞥

　　                       瑞典  茉 莉

               本文有删节，特此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在波兰访问的那几日，正是雨后初晴的好天气。宽广干净的华沙街道上，到处
可见五月的鲜花。波兰朋友笑曰：「这是因为华沙欢迎你。」

　　记得廖天琪大姐在1991 年8 月访问波兰后，曾经以「乌云笼罩四野」为题，
描绘当时在历史阴影和市场经济之间艰难徘徊的波兰。几年过去，最早由共产党制
度转入民主制度的波兰，在经过一段改革的阵痛后，今天已经是政治体制稳定，经
济连续增长，其「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的波兰模式，已经被实践成功地证明
其正确性。在今天的波兰，人民享受着政治自由与新闻言论自由，其经济的发展前
景有如华沙春日明朗的阳光。

　　捷克总统哈维尔恰好也在那几天访问波兰。他是来与原共产党国家的东欧邻居
们商量，怎样一起筹备纪念东欧民主胜利十周年的活动。

　　◎「东欧改革失误论」可以休矣

　　前不久一位瑞典教授从东欧斯洛伐克回来后，惊呼：「他们的经济发展很快就
会超过我们瑞典。」瑞典曾经一度是世界首富，现在的经济发展情况也还不错，东
欧国家要超过瑞典恐怕还有一段很长的路途要走。但是就笔者在波兰了解的情况看
来，这些年在中国人中流行的「东欧改革失误论」，确实可以休矣。

　　所谓「东欧改革失误论」，即认为东欧所采取的全面彻底的改革是失败的，唯
有中共不进行政治改革只搞经济改革的模式才是成功的。波兰人觉得这个说法很可
笑。在1989 年以前，曾有人建议波兰向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学习，但在六四惨案发
生后，波兰人全都说：我们不要学习中国那样的法西斯制度，不管怎样，我们还是
必须先从事政治体制的改革，然后再从事经济改革。

　　在改革初期，面对共产党留下来的烂摊子，波兰的情况是工农业落后、百业萧
条、经济拮据、制度混乱、产权不清。因此，新政府采取了一个经济学家、一个参
与团结工会的知识分子提出的「震荡疗法」。他们主张把工厂卖出去，谁有钱谁就
可以买下产权。「震荡疗法」的主题就是私有化。这种激烈的转型曾经使波兰经济
一度陷入低谷，使得许多人失去工作，人民一度产生怨言。

　　然而，「震荡疗法」的功效很快就显示出来。今天百分之八十的波兰企业已经
私有化，其中中小企业私有化程度是百分之百。只有少数大企业还是属于国营，因
为它们效益差不容易卖出去。从1993 年起波兰的经济开始复苏，连续六、七年稳
定增长，平均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六。波兰的这种「震荡疗法」所造成的破坏之所以
不像俄国那么大，是因为波兰工人阶级一直是强大的政治力量，从而有效地遏制了
共产官僚借机瓜分国家资产。

　　在改革之前，波兰贫困得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买。现在物质丰富了，但又产生
了新的问题，例如，现在有百分之八的失业率，有些人因此留恋过去有保障的生活。
许多老年人感到不适应时代的变化，他们在年轻时为共产党工作，现在的养老金很
少，因此觉得被生活欺骗了。但新一代的年轻人认为这样的变化是必须的，他们努
力学习新的知识，以在自由竞争的时代里寻找工作和发展的机会。

　　由于政治安定，政府权力交换平稳过渡，在经济已经改善的情况下，波兰目前
正在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如行政改革、医疗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其中医疗改革
将把原来瘫痪了的医疗保险制度予以重建。这些都是民主政府造福人民的措施，是
东欧改革健康发展的标志。

　　波兰大学中文系教师柯为对笔者回忆波兰改革的坎坷历程时说：现在的波兰人
普遍认为十年前的选择是对的，只有少数老波共党员还念念不忘当年的辉煌。我认
为波兰的民主改革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如果当时没有这个变化，那么今天的波
兰就会像古巴一样陷入困境。

　　◎波共怎么会走到圆桌会议上？

　　我是带着朋友们提出的一些疑问去波兰访问的。其中一个大家都想知道的问题
是：为什么波共会在1989 年4 月的「圆桌会议」上正式承认团结工会的合法性，
并决定举行民主大选？

　　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和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相比，波共有其不同一
般的特殊性。是诸种因素促使波共不得不接受政治改革，从而结束自己掌权的历史。

　　第一，波兰的共产制度是苏联强加于波兰人的。波共代表的是苏联的殖民制度，
是一个傀儡政权，他们宣扬的共产主义思想并没有被广大人民接受。

　　二战结束后，苏联部队留在波兰。原来波兰共产党党员有的被斯大林杀死，有
的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劳改。1945 年以后的波共是苏联指派的，为苏联效劳的。因
此，虽然政权掌握在波共手里，但带有草根性的团结工会却在社会上拥有广大民意
的支持。团结工会为争取基本人权和推动民主进程所进行的不屈的抗争，不仅具有
现代化的意义，对于历史上长期遭受外族侵略丧邦辱国的波兰人来说，他们的抗争
也是具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性质的。

　　第二，是波兰天主教的影响。波兰人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信仰天主教，教会在
波兰人心中享有权威。在六、七十年代，波共的力量一度很强大，但是到了八十年
代，波共力量开始减弱，因为他们的后台－－－苏联的控制不那么强了，而宗教却
始终守住了一席之地，波兰籍的罗马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罗曾两度访问波兰居中调
停。

　　革命后的波兰人大都仍然保持对神的敬畏，他们并不真的相信什么共产主义，
只是为了个人利益而入党。许多共产党员都偷偷地在周日去比较偏僻的教堂去做礼
拜。1956 年刘宾雁先生和邓拓先生访问波兰时，曾为社会主义波兰的小学生路过
教堂时还划十字感到惊异。

　　1981 年12 月由于工人罢工政府宣布军管，许多共产党员公开反对本党的戒严
措施。到了1989 年，波共变得更为虚弱，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力量，而团结工会却
迅速发展，力量越来越大。波兰天主教教会也表示非常希望波共能够和团结工会对
话，他们在私下里组织这样的交流和沟通。由于大部分波共党员信仰天主教，和团
结工会之间没有对抗情绪，他们也希望和团结工会对话。

　　第三，没有一个共产党政权会自动地交出权力，波共的妥协还在于当时波兰的
经济困境。1981 年戒严以后，波兰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面对一波又一波的反抗
浪潮，波共甚至没有办法调动部队，因此在压力下被迫和团结工会对话。

　　原波共统治的特殊之处还在于，没有其他任何共产党国家像波兰一样，让全国
百分之七十五的土地为农民私有。在波兰，农民是很骄傲的，他们认为自己是保卫
波兰民族的英雄，是他们养活了波兰，因此他们说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共产党领导。
波兰人生性勇于抗争，农民也从来不像中国农民那样可怜地任人宰割，如果波共要
强行实施共产主义式的土地改革，那就必须把所有的农民都杀死。只有踩在所有农
民的尸体上，共产党才有可能消灭个体经济，把所有的土地收归公有。

　　◎军管后的异议人士和流亡者

　　1981 年以后，戒严的铁幕落在波兰。当时，军人在苏共支持下接管政府，从
而结束了长达十八个月的工人大罢工。军人政府把异议人士投进监狱，封锁消息。
所有官方宣传机器都铺天盖地地造谣，说团结工会要推翻政府。镇压的恐怖气氛笼
罩波兰。

　　团结工会遭受严重挫折，只能暂时转入地下。但他们仍然坚持出版报刊和书籍，
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时波兰教会伸出援手资助许多地下组织。由于教会在波兰
的影响非常大，政府无法强行干涉，因此许多人利用去教堂祈祷上帝的机会，聚会
商量反政府的活动。

　　戒严后，许多有影响的团结工会成员被迫离开波兰。尤其是一些作品被禁、被
剥夺出版权利的作家，纷纷逃亡西方各国。而大部分地下组织成员、工会活跃分子
仍然留在国内坚持抗争。

　　流亡的波兰异议人士大都是自1981 年形势严峻的时期出国，到1987 年左右形
势稍微缓和一点了，他们便陆续回国，和留在国内的人一起推动了1989 年的民主
改革。

　　波兰流亡者在国外为祖国的民主事业做了大量的有意义的工作，如向国内传播
消息，出版书籍，介绍各国社会科学的情况，并翻译各种书刊。这些印刷品被偷运
进在波兰，在地下广泛流传，给予年轻人知识营养和精神鼓舞。正如流亡阿根廷的
波兰作家维托·冈布洛维奇所说：

　　「波兰的传播媒体，哼着强制性的调子，像墓地，深渊，荒原一样死气沉沉，
只有波兰流亡者的新闻界才有些许真诚的声音。无疑地，我们的精神在放逐中变得
更诚挚了。」

　　流亡者在国外仍然为团结工会的目标共同努力。也许是因为波兰是小国，他们
的流亡者受到的国际关注和资助不太多，所以很少发生争权夺利的内斗和纷争。到
了九十年代，大家都先后回国了，波共也下台了，原来团结一致的异议人士才在政
治自由的情况下分道扬镳，并开始为政治观点不同而争吵。有趣的是，这些吵吵闹
闹的老战士在民主改革十年后又重归于好，因为他们业已经历了初学民主的混乱阶
段，习惯了民主程序和尊重不同意见。

　　大多数波兰政治流亡者归国后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有的进入政府和国会
从政，有的到学校任教，有的做生意。该做什么的做什么。他们的过去虽然不如俄
罗斯的一些著名异议人士那么显赫风光，但是在今天社会转型的发展进程中，他们
中大部分人成功地跟上了时代。比起俄罗斯的一些失落于社会边缘的异议人士来，
波兰的异议人士的处境是值得庆幸的。

　　今天差不多已经被人遗忘了的，是二战时流亡于英国的波兰流亡政府。这个先
抗德后反苏的流亡政府，原来一直是波兰民族的指望。在八十年代后，他们在波兰
国内渐渐失去影响而不复存在，但是他们曾经长期为帮助流亡者而工作，因而被波
兰人所怀念。例如他们帮助过一批批逃出铁幕的难民，给流亡者找工作找住房，资
助年轻人上大学。如现在年轻的外交副部长，他就是八十年代流亡到英国，在牛津
大学攻读政治学，后来回到波兰参与政治的。

　　流亡国外的波兰人在很长时间里，都有一个给贫穷祖国的亲友寄钱和衣服的负
担，现在这些已经不太需要了。

　　◎如何对待过去的共产党？			

　　应该如何对待原来的共产党？在今天的波兰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问题。一些年
轻的政治家说，原来的波共已经改变了，过去了历史就让它过去算了。但另外一些
人则坚持主张彻底清算原来的波共，绝不允许波共再对今天发生影响，他们提出了
一个「清查法」以肃清波共流毒。

　　正在被追究的是现任总理布泽克。在波共统治时期，布泽克是瓦文萨的地下反
对派的智囊，也是很有影响的反对派人士。当年布泽克的女儿生了重病，必须去德
国就医，波共安全部便要求他签署不再攻击波共的保证，才允许他的女儿出国。据
说他当年在无奈的情况下签了字。这种被认为是变节的事件正在被调查，他的政治
地位因此受到威胁。

　　过去的一些普通波共骨干以及基层干部们，在波兰民主后并没有人对他们进行
清算和处理，不过他们必须开始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波共（统一工人党）于1990 年解散，他们在原来的基础上成立了左翼的「社
会民主党」。1995 年波兰有50 个党派参加选举，结果选出了一个左派政府。到了
1997 年换届大选，便是右派政党上台。现任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是原来波共
学生会的干部，会好几种外语，有一定管理经验。虽然他被视为是原波共的人，但
他本人早就公开表明他和原来的共产党划清了界限，说：「共产主义时代已经死亡
并且被埋葬。」

　　一个健全的民主制度建立了，谁当总统并不特别重要。波兰的经验证明，只要
能改过，原来的共产党人也不是没有机会的。

　　◎瓦文萨的成功与失败

　　瓦文萨在世界眼里至今仍然是波兰工人运动的象征。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中，
只有波兰出现了轰轰烈烈、几至推翻政权的工人运动。相比之下，包括中国、苏联
在内的所有其他共产国家工人农民，都始终处于消极状态，这不能不说是和波兰工
人阶级具有悠久的反抗传统、以及产生了一批杰出的工人领袖有关。

　　作为一个工人革命家，瓦文萨具有敢冒风险自我牺牲的勇气，富有号召力和个
人魅力，但这些不是成功的主要原因。真正使包括瓦文萨在内的一批工人领袖走上
历史舞台的，是由于他们和知识分子建立了长期的、牢固的合作关系，在重大关键
的问题上听从了知识分子在策略上的指导。

　　回忆过去的战斗历程，波兰昔日的工人领袖都承认知识分子所做的巨大贡献，
并仍然心怀感激。他们当年处在政治高压下孤立无援，缺乏罢工组织经验以及和政
府谈判的能力，是知识分子教会了他们可以不用燃烧瓶而用别的方法与政府讨价还
价。对此，瓦文萨本人一言以蔽之：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是KOR（波兰知识分子
成立的「保护工人委员会」）使我们学会了怎样去工作。

　　然而在团结工会胜利之后，瓦文萨等工人领袖却和知识分子分道扬镳。因为早
先必须依靠工人运动来进行社会改革的知识分子，到了九十年代民主时期，不再甘
做参谋、顾问的角色，他们有了直接投入社会政治的可能。于是知识分子纷纷退出
团结工会，开始创立自己的党派。而当了总统的瓦文萨有一点自大，认为自己已经
学到了许多，不再需要知识分子的帮助了。

　　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并于波兰民主后当上总统的瓦文萨，在革命成功后却光彩
黯然。当一大堆棘手的经济问题摆在面前，瓦文萨便暴露出他工人出身的全部弱点，
原有的「造反」知识已经远远不够应付国家生计。原来拥戴他的波兰人民只好把他
抛弃。

　　然而，享受过荣耀的人重新过普通人的日子也不是太容易的事情。这些年休闲
的瓦文萨，据说还是经常出国做演讲。在经济困境里一度挣扎过的普通波兰人讽刺
他，说他有那么多奖金和演讲费，不用工作也可以生活得不错。但瓦文萨仍然还有
东山再起的鸿鹄之志。就在笔者刚抵达波兰的五月十六日，报载瓦文萨宣布再次参
加竞选总统。

　　八十年代的波兰团结工会实际上是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而不是寻常意义上
的工会，也不是党派。1989 年以后，原来支持瓦文萨的人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党派，
今天的团结工会也转型为一个普通的政党。过去的辉煌不再，作为一个群众运动，
团结工会的角色已经结束。作为过去那个时代的反对派象征，瓦文萨的历史角色似
乎已经扮演完了——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

　　◎波兰知识分子所捍卫的

　　由于波兰历史上总是被别的民族奴役和侵略，视自己为波兰民族代表的知识分
子因此走出书斋，和群众广泛联系。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波兰作为一个国家
在地图上一度消失，但是这个民族仍然不屈地存在。在国家灭亡时，波兰知识分子
把捍卫民族文化视为自己的最高使命。不管被哪个民族统治，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
捍卫波兰文化。因此，波兰知识分子一直在人民心目中地位很高。知识分子的这种
崇高地位使波共不能肆意地侵犯。

　　在波共统治时期，波兰知识分子艰难地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据说当时大学里
的一些著名教授，根本就不理睬什么共产党，而一个不够强硬的波共也顾及舆论没
法开除他们。因此，波兰的大学不像中国高校那样完全被共产化。波共政府所能操
纵控制的，只是以不给经费相威胁，使大学经常闹穷。

　　如前所述，团结工会一开始，具有历史责任感的波兰知识分子便介入其中做参
谋，起了很大的「智囊」作用。八十年代时，几乎所有的大学里都有教授、社会学
家和哲学家成为积极的异议人士。前面提到的「保卫工人委员会」，就是一批知识
分子于1976 年为援救工人成立的第一个公开的反对派组织。他们不但成功地营救
了一些被捕工人，还创办报纸、建立非官方出版社，和工人建立密切的合作，对工
人进行教育和指导。为了帮助工人与政府谈判，他们还成立了「专家委员会」，稳
健地推动工人运动直至胜利。

　　与传统的民族主义观念有所不同，波兰知识分子提出的「公民社会」概念，属
于不分种族的自由主义政治概念。他们倡导的公民社会自身组织起来的战略，导致
各种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破土而出，例如保卫学生、宗教信徒和农民的诸多委员会，
民间的「流动大学」以及团结工会等组织。就是这些具有公民意识的组织，在1989 
年和波共政府谈判并取得选举胜利。

　　革命业已成功，波兰知识分子何去何从？他们中一些人走上了政坛施展抱负和
才能，另外一些人却坚持知识分子的本色，不放弃手中的批判武器。例如原来为团
结工会出谋划策的杰出战略家米奇尼克，现在在他创办的报纸上，经常批评团结工
会和执政者，行使监督权力的责任。同时，他们对诸如物质主义、仇视外国人、充
满不宽容等波兰社会的弊病进行严厉的批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此外，还有一
些波兰知识分子视野变得更为广阔，他们超越国界地关注人权和环境问题，把自己
融入国际人权运动和环保运动之中。

　　◎诗歌是反抗的旗帜

　　在华沙阳光明媚的大街上漫步，我时常仰望市中心高高耸立着密支凯维奇铜像。
这位十九世纪的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一生都在为恢复波兰的独立奋斗不息。在
他著名诗篇<< 给波兰母亲>> 中，他把波兰比喻成悲哀的圣母马利亚，因她的孩子
耶稣被钉十字架而感受极大的痛苦：

　　「波兰母亲啊，
　　……
　　虽然一切民族、国家、教派都说要相爱，
　　虽然全世界都高唱和平，
　　但你的孩子只有殉难的死亡，
　　只有不能获得光荣的战争。」

　　此诗写尽了波兰民族长期被外族瓜分统治以及反抗失败的屈辱和悲哀。波兰在
历史上遭受的侵略、占领、毁灭和再生，使得这片土地经常遭受战争创伤乃至一片
废墟。但是，「国家不幸诗家幸」，弱小屈辱的波兰，其人民的受难成为激发无数
作家的艺术灵感和创造性想象的伟大动力。

　　迄今为止，波兰作家已经有五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才华横溢，明星辈出。
无病呻吟的所谓「纯艺术」，在波兰是没有地盘的。正如诗人马伊吟诵的：「无论
诗人谈论什么，他总是谈论他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
诗人成为捍卫民族生存的号角，使诗歌成为反抗专制的旗帜。

　　例如斯洛瓦基的《马列克牧师》一诗：「我们决不屈服于国王的同盟，我们决
不向强权和暴力低头。……」在波兰已经传唱了两百多年了。自从波兰「团结工会」
兴起以后，在一切群众集会场合都可以听到这高亢的歌声，在广场上散发的传单上
无不印有这首歌曲，无论是警棍还是水龙头都扑不灭浇不熄它的悲壮的旋律与铿锵
的节拍。

　　在波兰民主后的今天，我看到快乐的华沙人在街头奏乐跳舞。古城热闹的地方，
「文学沙龙」、文学咖啡屋经常是高朋满座。这是一个诗的国度，人们的生活中总
是离不开诗。

　　其时正是科索沃战事期间，据估计，至少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波兰人支持北约
轰炸南斯拉夫。这是从专制下解脱出来的人民在获得自由新闻后所持的态度。波兰
是天主教国家，但是富有正义精神的波兰人却愿意站在信仰回教的科索沃阿尔巴尼
亚人一边。那几天报纸报道一个有半波兰血统的科索沃人失踪，国际特赦波兰分部
立即组织寻人。波兰在德军占领时期曾经有过好几个监禁犹太人的大集中营，华沙
原有犹太人40 万，二战时竟有30 万被纳粹送进集中营被残害，其他还有许多人饿
死、冻死。这些历史使波兰人懂得什么叫做「种族清洗」。

　　波兰，意为「平原之国」。离开波兰时，我在飞机上俯瞰华沙，只见银带般的
维斯杜拉河在大片绿色平原上蜿蜒。在这个久经患难终于自立发展的国家，勇敢的
人民将把他们光荣的历史继续写下去。

　　                                       完稿于1999 年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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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发展和早期工人的组织状况

2009-06-01 11:56:51  作者：  来源：工人网
  1．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
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是工会创建的阶级基础。中国工人阶级和世界工人阶级一样，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产物。但是，中国近代工人阶级的产生，不仅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产物，还带着灾难中国饱经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蹂躏的烙印。明末清初在中国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所出现的、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和自由劳动力市场等资本主义的萌芽，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工商业的严格限制，发展极其缓慢。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廉价商品的大量倾销和封建剥削的日益加剧，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形成了中国的产业后备军，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帝国王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经营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无产阶级。”
毛泽东还说过：中国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这是因为工人阶级首先产生于外国资本在中国开办的企业中。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列强为倾销其商品和掠夺中国廉价原料的需要，开始在租界开办轮船修理、原料加工等工厂，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就是从这些外国资本经营的企业中产生的。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洋务派官僚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先后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和“官办”、“官商合办”、“官督民办”的民用事业，从这里产生了中国第二批产业工人。在西方科技文明的影响和资本丰厚利润的刺激下，一部分绅商也开始投资工业，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应运而生，在民族资本企业中诞生了中国第三批产业工人。
中国工人阶级从产生到发展壮大，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经过了三个阶段。从1840年到1894年，外国资本的侵略方式主要以商品倾销为主，尚未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工业投资；官办资本主要集中在军事工业；民族工业还处于萌芽状态。因此，近代工人阶级的队伍发展不大，在上述三种企业中的产业工人人数大约有10万人。19世纪9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方式由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的《马关条约》，被迫允许外国资本在华投资设厂，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也同时获得初步发展，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产业工人迅速增加到120万人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无暇东顾，日、美也乘机扩大在中国的市场，中国民族工业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到五四运动前，全国产业工人的总人数约计260万人，再加上1800万手工业工人、店员和城市苦力，已经形成一支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人阶级队伍。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为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了阶级基础。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重要标志。
2．工人阶级的早期状况和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产生的中国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重压迫和剥削，经济地位、政治地位。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加上中国经济落后：劳动力价格低廉，工人阶级的境况极为悲惨。在当时，中国工人的工时之长、工资之低、劳动条件之恶劣是世界罕见的。自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等地工人举行了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示威游行以后，世界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到20世纪初都在本国实行了这一制度。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工人每天工作却长达12—14小时，而且，多数工厂没有星期日之说，中国工人劳动时间长，工资却少得可怜。据调查，1910年，中国一般男织工每天工资是0.10—0.12元，相当美国男工的十五分之一、法国及瑞士的八分之一；中国女织工每天的工资是0.06—0.09元，相当美国女工的十六分之一、法国及瑞士的八分之一。更为悲惨的是，由于当时技术设备落后，工人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经常处于极不安全和极不卫生的工作环境之中，伤亡事故不断发生。在日本资本家控制的抚顺煤矿，1911年至1913年3年内发生坑内外事故6380次，平均每月177次；死伤工人5850人，平均每月死伤163人。棉纺、机械、印刷、化学、卷烟等行业，因伤亡事故、职业病和职业中毒失去健康甚至被夺去生命者，不计其数，中国工人阶级不仅在经济上受到残酷剥削，在政治上也没有丝毫权利。辛亥革命以前，清政府在官办厂矿都驻有军队，用以“弹压”工人。1912年3月，袁世凯颁布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规定：“同盟罢工者，首谋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0元以下罚金，余人处拘役或30元以下罚金。”而且在中国近代企业中，还广泛存在着带有封建奴役性质的用工制度：学徒制、包工制、包身工制、养成工制。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工人阶级的处境和地位，必然激起工人阶级的强烈反抗；尽管，工人阶级反抗斗争的力度，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而不断增强。但早期工人阶级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形式主要是自发的经济斗争，即为了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减轻劳动强度、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虽然早期工人阶级也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但是，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基本上是农民运动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还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提不出本阶级的独立要求和政治纲领。
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工人阶级的早期状况，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特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有前途的阶级，革命最坚决最彻底的阶级和在大工业中养成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外，还具有它特殊的优点：中国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重压迫，具有改变自己悲惨处境的强烈要求，其革命斗争性比任何阶级都坚决彻底；中国工人阶级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和大型厂矿企业及矿山、铁路、海员、纺织等产业中，这种相对集中的状况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团结；中国工人阶级大多数来自于破产农民，与农民具有天然联系，便于同农民结成巩固的亲密联盟。但是，中国工人阶级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如人数较少，年龄较轻，文化水平较低，受传统观念、小生产意识影响较深等等。
这些突出的优点和弱点，对于中国工人运动甚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都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它和分散的农民阶级、软弱的资产阶级相比，是近代中国社会最进步、革命性最坚决的阶级，必然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但是，中国工人阶级自身的弱点也表明，它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建立本阶级的革命政党。有了这个核心力量，中国工人阶级才有可能充分发扬自己的优点，自觉克服自身的缺点，在本阶级的先锋队领导下，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取得最后的胜利。
3．早期工人的组织状况
中国工人阶级的初期组织受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以及本阶级力量的制约，在中国工人阶级产生到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诞生前，早期工人阶级的主要组织形式是行帮。行帮是封建社会手工业和城镇苦力的组织，随着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行帮逐步超越了手工业和苦力行业，向产业工人渗透。如“菊社”——上海金属加工业的行会，会员主要来自无锡、宁波等江南地区。鸦片战争后，金属加工业迅速发展，“菊社”开始渗透到新式造船工业。到1920年，“菊社”已经拥有相当财产，能保证其4万多成员每天9小时的工作。行帮大多是模仿工商业行会而组织的，称为“公所”或“会馆”，地域和乡土关系十分突出，同一行业的工人，多半是按地区分帮，如上海海员按乡籍分别组织了联谊社、航业公所、定海公所、兴业社等10多个团体。在各大城市的码头搬运工、车船脚夫、城镇挑夫等苦力工人中，所谓广东帮、苏帮、扬帮、宁波帮、湖北帮、湖南帮等，更为普遍。行帮是早期工人群众自发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主要组织者，行帮组织所具有的慈善互助功能，对大部分生活无助、举目无亲、离乡背井的早期产业工人有较为强烈的归属感、亲近感和依赖感。但行帮把工人的群众组织按照区域分裂成狭隘的小集团，束缚了工人阶级的视野，妨碍了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也给早期工人运动的开展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中国近代工会萌芽于辛亥革命前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浪潮，对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借“临时约法”的有利条件，各种各样的政党团体“如春草怒生”。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工党（后改称中华工党）、劳动党、中国无政府党等，都标榜是“工人党”或“社会党”。尽管这些政党的性质尤存质疑，但在他们的推动下，近代工会开始产生。如，工党推动上海制造局工人成立“上海制造工人同盟会”，支持上海缫丝女工成立了“工党缫丝女工同仁会”；中国社会党曾在镇江、江阴等地轿工和水木做工人中组织了工团；无政府主义在广州首创理发工会和茶居工会。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也在香港机器工人中组织了“中国研机书塾”，在广州成立了“广东机器研究公会”，在日本横滨组织粤籍海员成立“联谊社”。这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工会，尽管多为劳资混合的团体，仍带着某些行帮的特点，但它所表现的“这种工会的精神和方法，在中国工人阶级中间，是日趋显著”，“日趋增加”。1912年6月，汉口租界车夫同益会在罢工中产生；1912年年底，上海木工和银楼工人在罢工中也组织了工会。
二次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犹如昙花一现，烟消云散，成为历史的陈迹，近代工会虽然在中外反对势力的压迫下夭折，但工会精神却在工人中生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工会组织和团体，开始带有阶级色彩。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伤组织的“集成同志社”，目的很明确：“目击资方的压迫，工友生活之痛苦，遂毅然联络同志数十人，以谋解放之策”。天津工人在保卫老西开的同盟罢工中建立了“工团事务所”。五四运动后，工会精神更如野火春风，势不可挡。1919年4月到1921年，在上海就出现了55个资产阶级领导的招牌工会。尽管这些工会多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政客、资本家、工头等把持和操纵，但毕竟顺应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潮流，有些组织如由国民党人发起组织的中华工业协会，在上海工人的“六三”政治同盟大罢工中起了积极的领导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是对中国封建统治者长期以来禁止工人结社、集会、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挑战和冲击，孕育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工会诞生。五四运动前后，香港和广州的“中国研机书塾”和“广东机器研究公会”几经改组演变，成为以工人为主体的职工会“香港华人机器工会”和“广东机器总工会”。1921年3月，中国工会历史上第一个产业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在香港宣布成立。

北京工人自治會 遭到官方干預

 

北京工人自治會 遭到官方干預

本報香港二十七日電

前天在北京成立的民間工會，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籌備委員會負責人昨日則表示，官方已對他們的行動進行干預。目前他們正尋求途徑將聯合會合法化。
　　工人自治會發言人韓東方除在會上發表告海外同胞書外更透露，目前聯合會在天安門西門內設有總部。昨晨八時半，一名自稱為天安門管理人員，對聯合會人員進行威嚇，要他們明天撤離，否則會有後果。但經盤問後證實為隸屬北京市市政府的官員。兩小時後，總部的電源被人截掉。而事實上，目前該總部門前經常聚集一批便衣。
　　【1989-05-28/聯合報/03版/大陸民主運動特別報導／北京城】

64memo - 北京工人自治會 遭到官方干預 by 本報香港二十七日電

欧·曼德尔谈公营部门的罢工

欧·曼德尔谈公营部门的罢工（及天益马克思上一组讨论）

出自《天益马版合集（第二辑 增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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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免费服务
　　张长海
　　发表于 2008-4-30 11:31
　　引用:
　　原帖由 biaogang 于 2008-4-30 11:26 发表
　　公交部门有一种罢工方式，就是司机继续工作，但是不向乘客收取费用。这在对雇主造成损失的同时可以赢得一般民众的支持（乘坐公交车辆的人也都不是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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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1995年法国地铁罢工采用过这种方式。但估计司法上很麻烦。这比单纯罢工进了一步，有产国家很警觉的。
　　biaogang
　　发表于 2008-4-30 11:57
　　最早这样做的似乎是1968年里斯本公交系统的罢工。
　　其他部门有这样的罢工。例如在服务业，服务员继续工作但是不填单据，收银员不收钱。
　　这样的罢工形式更适合公共服务部门，例如医院。事实上，由于减少了文牍工作，病人可以得到更多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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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的某医院就这样罢工过，并且赢了。我还看到过加拿大医院“在岗罢工”经验的总结，很多条目与司法规则有关，对其他国家的适用性可能差些。
晨星
　　发表于 2008-4-30 13:44
　　继续工作而不给老板以利润，说你破坏规则。
　　去年法国的交通罢工，和谐媒体又说罢工不得人心。
　　丁一新
　　发表于 2008-5-1 00:25
　　说到工人行动反资本主义的客观潜力，所指的正是它使整个资本主义经瘫痪，阻止其按照资产阶级的准则和逻辑实际运行和在组织经济生活和国家生活方面取代资产阶级的能力。除了雇佣劳动者群众，当今世界上任何其它的社会力量都不具备这样的潜力。
　　雇佣劳动者群众在世界上五个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已经占到职业人口中的90%以上，在数十个国家占职业人口的80%左右。如果他们行动起来，谁能使这样一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大军循规蹈矩？19世绝德国社会主义诗人所说的：「只要你强健的臂膀想这样干，所有的轮子都将停止转动」这句话，用来形容20世纪末叶的现实，比形容上个世纪的现实更贴切得多。
　　人们可能会提出异议：公营部门的罢工可能更容易被「击溃」或被法律规定所禁止。这类罢工在消费者中，尤其是在低收入的消费者中是不受欢迎的。但是，雇佣劳动者以其堪称楷模的、讲求实际的理智，已经找到了对这种威胁进行反击的振奋人心的途径：积极罢工的途径。
　　当医院的各项医疗服务只缓慢运转的时候，当地铁、公共汽车、市郊列车停运的时候，当白天部分时间断电以及孩子们因教师罢工而不得不呆在家里的时候，「公众」肯定不会对此表示赞赏。但是，如果地铁、公共汽车和列车虽然运行，但却免费乘坐，乘客坐车不必买票：如果医院画夜开诊，但也同样分文不取而且不必填写任何事务性的表格：如果孩子们照常上学，但教师让他们去做游戏或偏离正式的教学计划给他们上课，那么「雇佣劳动者公众」就会保护罢工者。如果罢工者不再断电，而只是干脆拒绝查电表，那么「公众」将会高兴地鼓掌叫好。
　　公营部门中的积极罢工统一了当今无产阶级的态度（情绪）的两种可由经验证实的倾向：满足于迫切要求（归根结底是要为公营部门的职工争得明确规定了的种种好处，而不是要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倾向(35)和不让任何一种对资产阶级的「传统价值」的尊重再继续阻碍自己的倾向。
　　如果这些倾向在一场包括所有行业、持续时间超过24小时或48小时的总罢工中同时出现，那么最终将导致形成国家中事实上的对抗性权力，即导致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高度工业化国家中的任何一场革命危机都将遵循这样的模式。
社会主义的状况和未来/欧内斯特．曼德尔(1992)

资本家扼杀罢工的手段

作者：渭水滩  

中国号称世界工厂，但是只要有点良知的人都会给这工厂贯以血汗一词的，当然利益会蒙蔽良知。但是被压榨剥削的民工却鲜有反抗之举；但在论坛里我却发现很多人对无组织的罢工持一种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既工人 和资本家斗吧，我只需在适当的时机出手而已。在天涯，凯迪这些右翼言论居上的论坛多把原因归因于这个政府，因之无需我多说。在这里我想谈谈工厂主是咋样在源头把罢工扼杀的。当然我会在以后谈谈工友的自身原因的。
一招工时女性优先，到万不得已时才招男工（招不到足够女性以使工厂运行或某一苦累的工作只有男性才能忍受），这里除了女工更能适应某份工作给老板创造更大的利润外，另一重要的原因为绝大多数女性是顺从的好管理；如我所在的东莞一港资五金厂因资方没有兑现年假上班时应付的三倍工资而发生的罢工；但罢工只发生在以男性为主的金属部和塑胶部，以女性为主的喷漆和机箱等部门对利益的损失是沉默的。这里顺便提提不妥协使形势激进化的主因在强势者而不在弱势者，罢工发生后厂方虽兑现了迟到承偌但参与罢工的人员都被陆续干掉了，这就是强逝者对冲突的姿态，反抗就干掉你。
二招工时的年龄限制，在广东一带工厂招聘普工时的年龄上限多是25岁，极少数厂的上限是30岁；产生这一现象说明农村的80后劳力很充裕，但另一原因为小男生干活涉世未深干活更老实且生活负担少，对工资低感受不是很强烈；因之工厂人员的年龄的大小与罢工发生的概率成正比。
三招工时的地域歧视，当然工厂主手下的幕僚是很会玩文字游戏的，明明是不要某地人（如河南，湖北某地），却温柔的写出某地人已满；某地人被视为刁民，也可理解为是强势者给他们扣上的帽子，所以资本家更爱顺民，以使他们的吸血之举高枕无忧的继续下去。
屈辱的工友虽生活在痛苦中，但却感觉不到痛，因之也就无所谓忍；他们把所遭受的不平等不人道的事件看作常态。
觉醒反抗在何时。

破坏性罢工

     “蓄谋破坏”是各种各样招数、恶作剧、愤怒的通称，它能提醒老板，他是多么的需要工人们（而工人是多么的不需要他们），这里有一些例子。
      “蓄谋破坏”（"sabotage"）一词起源于法国工人，这些工人把他们的木鞋（("sabots"）扔到机器里去，卡住它们，让它们停止工作。“蓄谋破坏”涉及工人们能进行的可以减少产量或工作速度的所有行为
     这些行为，小者如在工作时间打私人电话，大者如破坏财产或资料。
      尽管 “扳手策略”是非暴力的，但它们大多数还是不被社会接受。它们应该是在斗争最激烈的地方使用，在那里，老板和工人之间处于公开广泛的阶级斗争中。下面是一些大的“蓄意破坏”的例子。
      将靠磁性记录信息的材料（如磁带，软盘，保护性差的硬盘）置于强磁场中，所记录的信息就能被破坏掉。当然，仅仅是把这些含有重要信息的东西“错放”也能做到这一点。餐厅工人可以在当地宠物店里买来大量的蟋蟀或者老鼠，放到（餐馆）一个合适的地方。更为有趣的是，你可以在“健康公告牌”上写一个匿名的提醒。
     “工贼”和“破坏罢工者”是长期困扰罢工活动的一个问题。在1886年的一次铁路罢工中，罢工者们往家里偷偷带“纪念品”。奇怪极了，没了这些小而关键的零件，火车无法运行，“工贼”们发现他们也没什么事可干了。“工贼”问题得到了解决。
     当然，对于当今的工人们来说，藏一些小的东西在工作地点一个可靠的地方，比把它们偷偷带出工厂更为安全。在一个更为现代化的装置中，IT工程师可以给他们编写的软件设置自己的指令，没有他的指令，软件不能运行。
    用老板的信头订购大量不需要的办公室用品，并把它们分发到办公室。如果你的公司有一个免费电话号码，可以叫你所有的朋友打电话来发泄对当前情况的不满，电话线路将会堵塞。也可以向一个免费邮件地址寄送大量沉重的邮件。发挥想象力，使用你们的杀手锏，将有无限可能。
wwg译自http://libcom.org/organise/sabotage-in-the-workplace
译者注：monkey-wrenching ，意指将扳手仍进机器，阻止机器工作，该词起源于1918年。隐喻各种蓄意破坏性行为。

在岗罢工

    进行“在岗罢工”的一些建议。为消费者而不是老板们而工作，免费提供商品和服务等等，这就是“在岗罢工”所包含的内容。当然它还有更丰富的含义。
     如果工人们有老板不愿意答应的要求，这时，工人们可以联合计划一场“在岗罢工”，而不是传统的罢工。
     许多直接形式的罢工，如“集体怠工”，其结果更多的是害及消费者（最有可能是同事）而不是老板。这是服务性行业工人的最大问题之一。
     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提供更好或更便宜的服务——当然是老板“买单”。
法国慈善医院的雇员们担心如果他们直接罢工的话，病人会得不到治疗。代之，他们拒绝填写药品、化验、治疗的收费票。结果是，病人们免费得到了更好的诊治（因为时间花在了关心他们的病情而不是纸面工作上），医院的收入减半，惊慌失措的管理者们三天后答应了员工们的要求。
     在1968年，里斯本（Lisbon）的公交和火车工作人员以免费为乘客提供服务作为抗议，因为“提高工资”一事被推迟了。乘务员和司机照常到岗上班，但却没有带上他们收银袋。不用说，大众都在背后坚定的支持着这些“不收费”的罢工者们。电车工人们在1990年也那样干过。
     在美国的纽约，国际产业工人协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下的餐馆工人，在一次罢工失败后，采纳了协会组织者的建议，组织者建议他们“照常刷盘子，提供双倍的服务，但往低里填账单”。最后，工人们的一些要求得到了满足。
Libcom编辑自IWW的一篇文章。
Wwg译自http://libcom.org/organise/good-work-strike

列宁：谈谈罢工（1899年）

列宁：谈谈罢工
（1899年） [72]
（1899年底）
　　近几年来，俄国工人罢工的次数明显增多。没有一个工业省份不发生多次罢工的。在大城市里，罢工根本就没有断过。所以，觉悟的工人和社会党人对于罢工的意义、领导罢工的方法和社会党人参加罢工的任务等问题，自然就谈得愈来愈多。
　　我们想谈谈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在第一部分，谈谈罢工在整个工人运动中的意义；在第二部分，谈谈俄国的一些反罢工法；在第三部分，谈谈俄国过去和现在的罢工情况以及觉悟工人对罢工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首先应当提出为什么会发生罢工、罢工为什么会这样普遍的问题。每一个人只要回想一下他亲身经历的、或从别人那里听到和从报纸上看到的所有罢工事件，马上就会看出，发生罢工和罢工很普遍的地方，正是出现大工厂和大工厂增多的地方。大概每一个拥有几百（有时甚至几千）工人的大工厂，都发生过工人罢工。从前，俄国大工厂不多的时候，罢工也不多，但是自从大工厂在老工厂区和新的城镇迅速发展起来以后，罢工的次数就愈来愈多了。
　　为什么大工厂生产总是引起罢工呢？因为资本主义一定会引起工人同厂主的斗争，生产一变成大生产，这种斗争就一定会变成罢工斗争。
　　我们来说明一下这个道理。
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土地、工厂和工具等等都是少数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的，人民大众什么也没有或者差不多什么也没有，所以只好去受雇当工人。土地占有者和厂主雇佣工人，强迫他们生产这种或那种产品，然后拿到市场上出卖。厂主付给工人的工资，只够工人全家勉强过日子，工人多生产出来的产品，都落入厂主的腰包，成了厂主的利润。可见，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人民大众受他人雇佣，不是给自己干活，而是为挣几个工钱替业主干活。业主当然总是想方设法降低工资，因为他们付给工人的工资愈少，得到的利润就愈多。工人则要想办法多拿些工资，好使全家吃得饱，吃得好，住上象样的房子，穿得和大家一样而不是像乞丐。这样一来，业主和工人就经常为工资而发生斗争。业主可以随便雇佣哪一个工人，所以他总是雇工钱最低的工人。工人也可以随便挑选哪一个业主，所以他总是寻找给钱最多的业主。工人无论在乡下找工作还是在城里找工作，雇他的无论是地主、富农或承包人和厂主，他总是要同他们讨价还价，为工资而斗争的。
　　但是工人能不能一个人进行这种斗争呢？工人愈来愈多，因为农民愈来愈穷，他们从乡下跑到城里来，跑进工厂。地主和厂主采用了机器，就挤掉了工人的工作。在城里，失业的人愈来愈多，在乡下，穷人愈来愈多；饥饿的人们使工资愈来愈低。工人一个人同厂主斗争已经不行了。工人想要拿高一点的工资或者不同意降低工资，厂主就会回答说：走你的吧，门外有的是挨饿的人，工资低他们也乐意干。
　　人们已经非常穷苦，城里乡下经常有大批失业的人。厂主已经积起了大批钱财，小业主遭到百万富翁的排挤。这时候，要一个工人单独去对付资本家，是完全没有力量的。资本家可以压得工人喘不过气来，逼他们拼命干活，而且不只是逼他本人，还逼他的老婆孩子。的确如此，在工人还没有争得法律保护，还不能对资本家进行反抗的行业里，大家可以看到，工作日竟长达17——19小时。五六岁的儿童因拼命干活而损害了身体，可以看到，整个一代工人因经常吃不饱而逐渐饿死。譬如说，那些在自己家里替资本家干活的工人就是这样。每一个工人还可以想起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情！假如工人不起来反抗资本家，争不到限制厂主横行霸道的法律，资本家就会拼命压迫工人，压迫之深甚至在奴隶制和农奴制时期也未曾有过。
　　工人为了不使自己落到这种极端困难的境地，就开始进行殊死斗争。工人们看到，单独一个人是完全没有力量的，而且在资本的压迫下随时都面临死亡的威胁，于是他们就联合起来反抗厂主。工人开始罢工了。起初，工人甚至往往不了解他们要争取什么，他们不懂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只知道砸碎机器，捣毁工厂。他们只想让厂主知道知道工人的愤怒，只想试试联合起来的力量，摆脱忍无可忍的境况，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境况究竟为什么这样糟，他们究竟应当争取什么。
　　在所有的国家里，工人的愤怒开始都表现为个别的反抗（也就是我国警察和厂主所说的造反）。在所有的国家里，这些个别的反抗一方面引起比较和平的罢工，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全面斗争。
　　罢工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详细谈一谈罢工。我们知道，工人的工资是由厂主和工人之间的合同规定的，要阻止厂主降低工资，或者争得更高的工资，单个工人是完全没有力量的，所以很明显，工人一定要联合起来坚持自己的要求，一定要举行罢工。事实上，没有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没有发生过工人罢工。在欧洲各国和美国，工人处处都感到单独行动没有力量，要反抗厂主，只有联合起来，或者举行罢工，或者以罢工相威胁。资本主义愈发展，大工厂发展愈快，大资本家对小资本家的排挤愈厉害，工人就愈需要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因为失业现象愈来愈严重，资本家之间力求进行廉价生产（要廉价生产，付给工人的工资也应当尽量压低）的竞争愈来愈激烈，工业波动和危机 ① 愈来愈厉害。在工业繁荣时期，厂主得到很多利润，却没有想到分一点给工人；但是到了危机时期，他们倒要把亏损转嫁给工人。在欧洲各国，大家都公认罢工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必然现象，甚至连那里的法律也不禁止组织罢工，只有在俄国还有野蛮的反罢工法（关于这些法律及其实施情况，我们下次再谈）。
　　罢工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造成的，但是它标志着工人阶级反对这个社会制度的斗争的开始。当一无所有的工人单个人反对富有的资本家时，这说明工人是彻底受奴役的。但是当一无所有的工人联合起来，情形就不同了。如果资本家找不到愿意把自己的劳动用在资本家的工具和材料上来生产新财富的工人，那么，任何财富也不会给资本家带来什么利益。在工人单独同厂主打交道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道地的奴隶，永远要为一小块面包来替别人工作，永远要做一名驯服的、不说话的奴仆。但是工人联合起来提出自己的要求，拒绝服从腰包满满的大亨，这时工人就不再是奴隶，他们已经是人了，他们开始要求他们的劳动不专门用来使一小撮寄生虫发财，而是要用来让工人过人的生活。奴隶要求做主人，要求按劳动者自己的愿望而不是按地主和资本家的愿望去工作和生活。所以，罢工总是使资本家胆战心惊，因为罢工开始动摇了他们的统治。德国工人的一支歌曲赞颂工人阶级说：“一切轮子都要停止转动，只要你那强壮的手要它停止。” [73] 的确，工厂、地主的农场、机器、铁路等等，都正像一架大机器上的轮子；这架机器开采各种产品，加工各种产品，把它们送到应该送去的地方。开动这整架机器的是工人，他们耕地，开矿，在工厂里制造商品，建筑房屋、作坊和铁路。只要工人拒绝工作，整架机器就有停止转动的危险。每一次罢工都提醒资本家，真正的主人不是他们自己，而是愈来愈响亮地宣告自己的权利的工人。每一次罢工都提醒工人，他们的处境不是没有希望的，他们并不孤立。看一看吧，罢工对于罢工者和邻近工厂及同行业工厂的工人，有多么大的影响。在平常的和平时期，工人一声不响地干着重活，不同主人争吵，不议论自己的处境。到了罢工的时候，他们响亮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向厂主提出以前受过的种种迫害，宣告自己的权利，他想的已经不仅仅是他自己一个人和他自己的一份工钱，他想的是所有同他一道停止工作、为了捍卫工人事业而不怕受迫害的伙伴。每一次罢工都会给工人带来大量的灾难，都使工人遭到如同战祸那样的大灾难，譬如全家挨饿，没有工资，常常被逮捕，从他居住和做工的城市流放到外地。虽然灾祸重重，但是工人对那些抛开所有伙伴去同厂主勾结的人是鄙视的。虽然罢工带来种种灾祸，邻厂工人只要看到他们的伙伴已经起来斗争，总是感到精神振奋。社会主义的伟大导师恩格斯在谈到英国工人罢工的时候说：“为了制服一个资产者的反抗而忍受着这些苦难的人们是能够摧毁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的。” ② 往往只要一个工厂发生罢工，就立即会引起大批工厂一连串的罢工。罢工的精神影响多么深啊！那些哪怕是暂时摆脱了奴隶地位而同富人平起平坐的伙伴的榜样，对工人的感染多么强烈啊！每一次罢工都大大地推动工人想到社会主义，想到整个工人阶级为了使本阶级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需要进行的斗争。常常有这种情形：在大罢工以前，某个工厂、某个行业或者某个城市的工人几乎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过社会主义，但是在罢工以后，工人小组和工人联合会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愈来愈多的工人成了社会党人。
　　罢工使工人懂得，厂主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工人的力量在什么地方；罢工教育工人不要只想到本厂一个厂主和自己身边的几个伙伴，还要想到所有的厂主，想到整个资本家阶级和整个工人阶级。靠剥削几代工人的劳动而积起百万家财的厂主，连增加一点点工资都不肯，甚至还打算降低工资，而在工人起来反抗的时候竟把成千上万个饥饿的家庭抛上街头，在这个时候工人就清楚地看到，整个资本家阶级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敌人，工人只有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联合。常常有这种情形：厂主千方百计地欺骗工人，把自己打扮成工人的恩人，用微薄的施舍和骗人的语言来掩盖他们对工人的剥削。任何一次罢工都能一下子就揭穿这些骗局，使工人看到，他们的“恩人”是披着羊皮的狼。
　　罢工不仅使工人认清了资本家，而且也认清了政府和法律。厂主总想冒充工人的恩人，当官的和他们的狗腿子也像厂主一样总想让工人相信，沙皇和沙皇政府对厂主和工人是一视同仁的。工人不懂法律，他们同当官的，特别是同大官没有打过交道，所以往往相信了这一切。但是罢工发生了。工厂里出现了检察官、工厂视察员、警察，往往还有军队。工人才发觉原来自己犯了法：法律允许厂主聚会和公开谈论怎样降低工人的工资，而工人要共同提出条件，却被宣布为犯法！于是工人被赶出住宅，警察封闭工人可以赊购食品的店铺，就是在工人安分守己地工作的时候，也往往要唆使士兵去迫害他们。士兵甚至受命向工人开枪，当他们向赤手空拳的工人开枪，打死逃跑的工人的时候，沙皇还会亲自向他们表示感谢（沙皇就曾这样感谢过1895年枪杀雅罗斯拉夫尔罢工工人的士兵） [74] 。每一个工人都开始明白，沙皇政府是工人的死敌，它保护资本家，束缚工人的手脚。工人开始懂得，法律只是为富人的利益制定的，当官的也是保护富人的利益的，工人大众则不准随便讲话，不能说出自己的疾苦，工人阶级必须争取到罢工、出版工人报纸和参加人民代表机关的权利，由这个代表机关颁布法律和监督法律的执行。政府也很清楚地知道，罢工会擦亮工人的眼睛，因此它非常害怕罢工，总是想方设法尽快地把罢工镇压下去。难怪一个因为尽力迫害社会党人和觉悟工人而特别有名的德国内政大臣，有一次向人民代表说：“每次罢工的背后，都隐隐约约地出现革命这条九头蛇〈妖怪〉。” [75] 工人觉悟到，政府是他们的敌人，工人阶级为了争取人民的权利应当做好准备同政府作斗争。工人的这种觉悟，随着每次罢工愈来愈坚定和提高了。
　　总之，罢工教会了工人要联合起来，罢工告诉他们，工人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罢工教会工人考虑整个工人阶级反对整个厂主阶级和反对专制警察政府的斗争。正因为这样，社会党人才把罢工叫作“战争的学校”，在这个学校里，工人学习对敌人进行战争，争取把全体人民和全体劳动者从官吏和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但是“战争的学校”还不是战争本身。随着罢工在工人中间的广泛开展，某些工人（以及某些社会党人）开始认为，工人阶级可以只搞罢工，成立罢工储金会或罢工协会就够了，工人阶级只要通过罢工就大大改善自己的境况，甚至求得自身的解放。有些人由于看到工人的联合，甚至大规模的罢工都能显示出巨大的力量，竟然设想工人只须在全国展开总罢工，就什么都可以从资本家和政府那里得到了。其他国家的工人，在工人运动刚刚开始、工人还很缺乏经验的时候，也有过这种看法。但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罢工只是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手段之一，决不是唯一的手段，工人如果不重视其他的斗争手段，就会延缓工人阶级的成长和胜利。的确，为了罢工的胜利，必须建立储金会来维持工人罢工期间的生活。在所有的国家里，工人（通常是某些行业、某些手工业或某些行会的工人）都建立了这种储金会，只有在我们俄国，这种事情才特别困难，因为警察到处搜寻储金会，没收现金，逮捕工人。当然，工人也很会躲避警察；当然，建立这种储金会是有好处的，我们并不打算劝阻工人这样做。但是不能指望，在法律严禁工人储金会的情况下，储金会能够吸收大量会员，而在会员很少的情况下，工人储金会的好处也不会很大。其次，甚至在那些工人联合会可以自由存在并且建有庞大的储金会的国家，工人阶级在斗争中也决不应当仅仅局限于举行罢工。一旦工业生产发生停顿（例如发生危机，目前在俄国危机也正在逼近），甚至连厂主也会故意挑起罢工，因为有的时候暂时停工对他们是有利的，搞垮工人储金会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所以工人无论如何不能仅仅满足于罢工和罢工协会。第二，只有工人已经有了足够的觉悟，善于选择罢工时机，善于提出要求，同社会党人保持联系从而得到传单和小册子，只有在这种地方，罢工才能顺利进行。在俄国，这样的工人还不多，必须集中全力增加这种工人的数量，让广大工人了解工人事业，让他们了解社会主义和工人斗争。社会党人和觉悟工人应当共同担负起这个任务，并且为此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第三，正如上面所看到的，罢工向工人表明，政府是工人的敌人，必须同政府进行斗争。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所有的国家里，罢工使工人阶级逐渐学会了为争取工人和全体人民的权利而同政府进行斗争。前面已经说过，能够领导这一斗争的，只有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因为它能够在工人中间传播关于政府和关于工人事业的正确概念。下一次，我们将专门谈一谈我们俄国的罢工情况以及觉悟工人应当如何利用罢工。这里我们只应当指出，罢工正像我们在上面说过的，是“战争的学校”，而不是战争本身，罢工只是斗争手段之一，只是工人运动的一种形式。工人们能够而且应当从个别的罢工转向整个工人阶级解放全体劳动者的斗争，实际上各国工人也正在这样过渡。只有一切觉悟工人都成为社会党人，成为解放事业的追求者，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到工人中间传播社会主义，教育工人掌握各种对敌斗争的方法，并且建立起为全体人民摆脱政府压迫和全体劳动者摆脱资本压迫而奋斗的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只有在这个时候，工人阶级才能够真正加入世界各国工人的伟大运动，真正加入这个把全体工人联合起来并且高举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红旗的伟大运动。
载于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第8—9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288—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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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脚注：
① 工业危机和危机对工人的意义，以后有机会再详谈。现在只要指出，近年来俄国工业生产发展得很顺利，工业大为“繁荣”，但是现在（1899年底）却有许多迹象清楚地表明“繁荣”就要变成危机了，譬如商品滞销、厂主垮台、小业主破产、工人灾难重重（失业、工资降低等等）。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3—514页。——编者注
原尾注：
[72] 《谈谈罢工》一文是列宁在流放中为《工人报》写的。原计划写三部分：（一）罢工的意义；（二）反罢工法；（三）近年来几次罢工的概况。（见本卷第158—159页）这里刊载的是该文的第一部分。其余两部分是否写成未能确定。——251。
[73] “一切轮子都要停止转动，只要你那强壮的手要它停止。”出自德国诗人格•赫尔维格的诗歌《祈祷！工作！》。这首诗是诗人应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斐•拉萨尔之约而写的该会会歌歌词。——255。
[74] 雅罗斯拉夫尔纺织厂工人的罢工发生于1895年4—5月。罢工的起因是厂方采用新的计件单价，降低了工人的工资收入。参加罢工的有4000多工人。罢工遭到特地调来的沙皇军队法纳戈里团的镇压，结果工人死1人，伤14人，11人被交付法庭审判。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呈交给他的关于雅罗斯拉夫尔纺织厂事件的报告上批道：“感谢法纳戈里团的好汉们在工厂闹风潮期间采取坚定果敢的行动。”——257。
[75] 列宁引用的是普鲁士内政大臣冯•普特卡默的话。他提到的九头蛇是希腊神话中的一条非常凶猛而且生命力极强的怪蛇。——258。
录入者：红草
录入自：《列宁全集》 第四卷（1898年初至1901年4月） P251—260
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2版

辽阳工运领袖姚福信刑满出狱 | 中國勞工通訊

 

2009/03/17 - 00:00 — clb
东北辽阳工运领袖姚福信星期一七年刑满出狱的当天接受本台记者专访，他除了讲述了监狱生活，看守所中所受到的非人道待遇，更表示不会屈服，将会继续揭露腐败，爲自己和广大工人们讨公道。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的采访报道

辽宁工运领袖姚福信星期一结束七年的牢狱生活从辽宁省淩源第二监狱刑满出狱。本来经狱方批准，说好了星期一淩晨家属开车出发前往长达五个小时车程的监狱迎接姚福信，但是，姚福信却在半夜被不明身份人士接出监狱，淩晨五点到达家里之际，前往迎接的家人却在监狱门口等候。直到姚福信打电话给女儿姚丹，家人才得知姚福信已经到家。姚福信直言目前社会通信发达，不明监狱爲何折腾家人。

据了解，02年3月正值北京召开两会期间，本台当时连续报道了辽阳铁合金厂工人姚福信带领以该厂工人爲核心的3万名工人抗议国有资産流失，反腐败幷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共持续九天。辽阳市公安局以“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将姚福信，肖云良等拘留。之后，被工人们检举揭发的该厂原董事长兼总经理范一成等人被抓，更在03年3月，范一成被辽阳市中级法院一审以“履行合同失职罪和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判刑13年。但是，在同年5月，揭露范一成等人腐败的工运领袖姚福信和肖云良却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分别判刑七年和四年。

星期一下午，几乎一天一夜没合眼的姚福信对本台表示，感谢媒体对他的关注，也感谢家人及工人们在中午爲他接风洗尘。他表示，对于带领工人游行反腐败，自己从来无怨无悔，幷表示要讨回公道。

他说; 我这个案子是权力支配法律制造了这麽一场冤案，欠我们工人三年的工资，你说我们应不应该要，腐败把我们铁合金厂都贪垮了，作爲国家的公民有没有责任和义务去管，我没想到会遭到这样的下场，最后在工人的强烈要求下腐败分子还是被绳之于法了，铁合金厂短短三年国有资産流失十亿五千万，这个账务必得给工人一个解释，这十亿五千万究竟是怎麽流失的，直到现在这十亿五千万，他们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这个我要抗争到底，我要争取我的权益，因爲这是一场冤假错案，他们得给我一定的赔偿，我要求他给我一个解释。

对于七年里换了八个监狱的姚福信来讲，最后四年在辽宁淩源监狱的生活还算正常，但也有让他不满的地方。他说：监狱对我总的来说还算可以，使我不满意的就是不允许所有的犯人跟我说话，就如同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待反革命一样，别的犯人允许跟家属通电话，但我不允许。我的屋里就三个人，实际那是派来监视我的。只有认罪服法的才能参加劳动，才能减刑，我没认罪，所以只能在屋呆著，看看报，练练字啥的，电视也有。

而让姚福信感受到严重被虐待的是在看守所的日子里。

他说;刚开始他们把我秘密押到铁岭看守所，就给我带了一个18斤的脚镣子，还给我锁地上，只能躺著和站著，给我一个小塑料盆，那个盆的口也就是四寸那麽大，撒尿就别大便，大便就不能撒尿，我说我是犯的什麽罪呀，是杀人犯还是煽动监狱闹事，不服管教啊，给我带这麽重的刑具？他说这没办法，是上边安排的。回到辽阳看守所比这还要惨，找两个死刑犯看著我，他们可以把我整死，但我不能死啊，不论有多大困难我得活下去，那年天是特殊冷，晚上我只能穿著一条衬裤，我也没有被，他们把窗户还得拉开，晚上谁要是敢关窗户，上去就是拳打脚踢，天下雪了，我的腿上漂的都是雪花，别人盖被要好几层，就我没有被，这种情况持续了两个月，现在我的腿很容易抽筋。还有犯人在炕扳上站著，看我一睡觉照著我的脚就揣一脚，不让我睡觉。这属于严重的摧残政治犯，打压政治犯，这些事我不会让步的，将来我这些问题我要申诉，我要上告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的采访报道

来源    ：    2009年03月16日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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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敌对势力"? 谁是"工人的公敌"？

转自CWI中国劳工论坛http://www.chinaworker.tk
（有删节和若干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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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敌对势力"? 谁是"工人的公敌"？
星期三, 18 二月 2009.
2月17日全总第一书记电视讲话：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一些企业遇到的困难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
陈励志, chinaworker.info
chinaworker.info@googlemail.com
2 月1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张春兰在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除了冠冕堂皇地提出一些所谓"再就业培训和自主创业"等"作秀政策"外，公然提出"农民工大量失业可能对社会造成的不稳定已引发了高层的高度重视，公安部之前就已派出多个督导小组奔赴各地，以了解关于当地社会稳定的情况。当前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一些企业遇到的困难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
虽然在上世纪20年代之时，"全总"曾经是组织中国工人阶级捍卫自身权益、进行斗争与反抗的组织者与政治代表；但最近三十年来资本主义复辟和自由主义经济大行其道，为zhong gong当局下属的傀儡"全总"早彻底堕落成为官僚和资本家的"走狗"。他们热衷于服务地方资本家和官僚政府的利益，而罔顾乃至欺压工人阶级的权益；他们为虎作伥、口蜜腹剑、峙强凌弱，众多所谓的"工会官员"不是彻底自由主义的"zhong gong"党内的官僚就是"血汗工厂"资本家的代言人甚或其亲友。
三十年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之下，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浪潮面前：
数亿农民工流离失所，"全总"置若罔闻；
数千万国企工人下岗失业，"全总"装聋作哑；
数百万童工被血腥奴役，"全总"不置一词；
每年"血汗工厂"中数万工伤"断指"事故发生，数千黑矿场矿工无辜死亡，难以计数的工人被欠薪、被殴打、被奴役、被残杀，"全总"不是麻木不仁就是粉饰太平。
而反之，只要工人稍有自组之努力，就遭到"全总"横加干扰；稍有反抗之企图，就遭到"全总"威胁利诱。美国"反工会魁首"沃尔玛集团与麦当劳集团等无论在世界哪里都强硬拒绝在其企业内部建立工会，甚至以关店撤资相威胁。而唯独在中国虽在"不了解不接触"之初仍有抵触，但在"全总"的"循循善诱"之下竟然为组建工会大开其门。是中国工会态度强硬？是中国工会坚决为工人服务？无他。长三角某位地方工会主官与外资交流时的"说法"一言蔽之："我们的工会是为投资者服务，立足于促进企业的"稳定与和谐"，是企业资方与管理层的"好助手"。"
如今面对经济危机来袭，数千万工人或失业无着或被减薪欠薪，"全总"除了提出一些粉饰太平，伪装和谐的"再就业"政策外，无所作为；如今却公然与农民工为敌，将农民工为维护本身的经济与政治权益而可能进行的自组、反抗和斗争视为"敌对势力的渗透与破坏"。"全总"作为官僚当局与全球资本的"走狗"之实质已经昭然若揭，谁是真正反对工人阶级，破坏工人团结的"敌对势力"也已呼之欲出。

《大罢工》、团结工会和一位母亲——一部电影的感想

     西蜀益鸟
     中国现在的“开放”力度似乎是越来越“不动摇”和“不懈怠”，除了更多的裸体和色情，你在网上还可以通过“快播器”看电影，遇到一部《大罢工》这样的好片子，看了以后你不能不再次感到互联网的伟大和不可抗拒——中国近年的诸多“开放”，其实都是因为互联网的关系！
　　 经历了1989年的中国人大多都知道波兰的团结工会，有的在事前，有的在事后，我则是事前和事后都是知道一些的，虽然我对团结工会也并没有多少更深的研究；89年前知道的那些皮毛因为没有具体的实践参照，也因为国内缺乏完整的介绍而显得认识的贫乏；而事后，笔者因为“89风波”中的“知法犯法”，在单位的批判会上那“伪政委”说瓦文萨是“总烂眼”（当然被批判的我也就是小“烂眼”了），却使我印象更加深刻；那骂瓦文萨的政委因为搞女人太多，后来也终于成了“烂眼”且半身不遂烂在了床上。瓦文萨倒还活得好好的。——今天的波兰也早已完成了从华沙条约国到自由国家的转换，作为东欧最先从苏联阵营中解放的国度，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对波兰的自由和华沙条约的解体实乃功不可没。
　　 人们都知道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滥觞者和文学家高尔基写过《母亲》这样的一部小说，母亲尼洛芙娜的对儿子的骨血之爱可以使她做出超出常人的非常之事，其实无产阶级积极分子巴威尔的母亲本也就是一般的俄国女性，但最后却因为儿子的原因也“走上了街头”，虽然母亲们的激愤更多的是“身体”而非“社会”，更多是“生理”而非“政治”，只是高尔基把它放在了革命前的苏俄这样一个更广大的场景上，文学气魄确也宏大。
　　 然而历史已经证明，“无产阶级文学”从来不是“俄罗斯的”（就象无产阶级文学也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样），就象托尔斯泰对高尔基的评价那样，“他不是俄罗斯的”。——《大罢工》同样是一个关于母亲的故事，只是这位波兰母亲比俄国《母亲》来得更亲切和真实，来得更合乎人伦和社会的常理，也更接近于我们过去乃至今天的现实；生活极权社会下人们的故事是类似的，这样的故事笔者对它并不陌生。这也是为什么笔者这里想谈谈它的原因。
　　 这位波兰母亲是格但斯克造般厂的一名普通焊工，早年爱情的果实产下了一个男孩，先前的丈夫后来成为了厂里的“工贼”因而也高升，接着便是应有之义的离弃，于是剩下这母子两人相依为命；这焊工母亲倒也坚强，因为工作努力或者对“官僚主义”的“不作为”毫无怨言，每年都能得到厂里和御用工会的奖状等物，这电影开始便是她尴尬地站在讲坛上领作为新奖项的电视机。
　　 在下面众多工人的冷嘲热讽和“消积抵制”中，可能主要是因为儿子的原因，她还是抱起了电视机回家，背后当然少不了男女工人的唾沫和尖刻的冷嘲等——七十年代的波兰或者格但斯克其实已经比89年中国工人们的觉悟为高，团结工会就生长在这样的土壤里，并得到发展。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是臭名昭著的无效率而又扭曲人性的机械复制工程，专制的泯灭人性和对社会主义乌托邦“空想”的政治强制，在东欧集中体现在高居于工人阶级之上的那个寄生的官僚阶层上，这“极少数中的极少数”的主要任务是为“上面”制造充斥着各种谎言的报表，对“下面”则是以公正（如以御用工会或职代会这样的名义）进行排挤、管制和打压各类“进步力量”，格但斯克船厂便是这样的一个缩影。
　　 因为亲情而思想近乎白痴的格但斯克母亲，不会因为是“劳模”而能侥幸避免这样的悲剧，尽管她可能是“诚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诚实”是以统治阶级的不诚实为标的的，这样的“诚实”近乎白痴）；因为工作努力，母亲也总算是“职代会”的一员，但她却还是不属于这个统治阶级内部中真正的“自己人”，因为她还有最简单的是非和爱憎，但在“常识”即是不正确和异议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要“合乎情理”老实人也是很难生存的，于是波兰母亲的觉醒和反抗便是如此的自然了。《大罢工》便是揭示的这样一个充满人性母亲的觉悟过程。
　　 与周边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波兰及格但斯克造船厂的诸多“生产资料”可谓落后，但更落后的是它的“生产方式”：工人们可怜的午餐中为了要喝一口汤也必须走到很远之外的另一场所，而午餐的时间之短却又在客观上限制了这“一口汤”的正常要求；比这更重要的是，所有的生产成绩被寄食的管理阶层攫取，而所有的困难却让工人去承受，与这样一个相互背离的工厂组织共生的是相互不负责任，寄食阶层不会为提高管理作任何符合科学的努力（惟一的就是强化加班），工人们也不会为工厂的效益作任何真正的努力，但除了应附外，朴实的工人总还是对自己的工作有责任的。
　　 消极怠工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工人们的一种正常状态，——没有人愿意离开地面到空中开始那悬乎乎的吊床，这样的事最后也落到了格但斯克母亲的头上，这是厂里连男人们也都不愿干的活路，尽管她自己还患有癌症；不过就在这上面她却侥幸避免了成为一次安全事故的受害者——因为要为一个党的什么节庆报喜，工人们被强迫要求加班以便完成一艘新轮船的下水，这种时候安全事故总会凸现出来：
　　 消极怠工当然是对凌驾于工人之上的寄食阶层的一种反抗，但消极怠工同样会造成另一个负面效应，那就是工厂里的安全隐患随时可能成为事故而使工人蒙难，只有工人们最终是这无效率的工厂组织的受害者——十几名工人在没日没夜的加班中因为工场中的火灾而被烧死，但管理者却说责任在工人自身，并拒绝给予抚恤金，即使在波兰其它地方，这样的解决方式也是不能被接受的。同死者的家属一样，开吊车的格但斯克母亲现在也感觉到当局的无情和冷漠，工人们愤怒了，积怨开始酿成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对立。
　　 瓦文萨（当然电影里不叫这个名字）开始作为一名普通工人进场——我对这部电影真正感兴趣的地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瓦文萨不是以一名“知识分子”的面貌进入格但斯克而是作为一名为求职而来的普通工人在这里“找到工作”（当然这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他在这里成为了这不知名的波兰母亲的同事，却开始着团结工会的工作——现在，波兰母亲已经不重要了。
　　 现在团结工会开始从地下走进地面走进车间。波兰母亲想要寻求工厂管理层对死难者的抚恤费的努力并没有多大的结果，——她正怏怏怏不乐的从工厂办公室走到门外，只剩下她和那办公室的女秘书。“请等一下。”那女秘书对她说。连我也没想到——这女秘书却是团结工会的成员。她出现得也正是时候：
　　 “我们去见我们自己的人。”那女秘书说。
　　 “我们的？”善良的波兰母亲还有些不解。
　　 团结工会确实是“我们的”。瓦文萨从来都是一个工人（当然是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特殊工人”），他一直是以一个工人的身份干着工人们想干而干不了的事；作为一名优秀的组织者和团结工会卓越的政治家，瓦文萨的一切实践无不是围绕着工人们自身的命运而展开。
　　 现在，开吊床的波兰母亲开始成为瓦文萨和团结工会的战友（后者无疑看到了这个“劳模”可以利用的价值，这是无须回避的）——波兰母亲随着女秘书见到了团结工会的主要成员——他们就在当局的眼皮底下做着自己的事，当然它不是“公开”而是秘密的。如果愿意，人们可以在这里认真体会一下“公开”和“秘密”的辩证关系。
　　 但这一个看似如此简单的场景却需要相当的条件（这可能是很多观众一时不能明白的）：这是一个久经考验的核心领导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改变波兰命运并后来载入波兰历史的那些精英人物，他们无不具备成熟的思想和政治运作经验，这就是团结工会——它的基本路线是“团结工人”，但它的最终目的却是改变波兰被苏联主宰的命运，现在他们又开始在寻求另一次重要的大罢工——这是他们的政治步骤和途径，它必须要能导致这样的结果——与当局对话，并确立团结工会的合法性。
　　 “供应短缺”是社会主义的通病，但“供应短缺”却又导致物价上涨，却是全社会特别是普通人和工人们所无法接受的。现在波兰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一边是工人的生活无以为继，一边却是“统一工人党”中央当局此时推出的各种生活品价格的上涨，它无疑为团结工会一直准备的大罢工创造了有得时机和条件。现在瓦文萨领导工人们走上了街头，一次久经酝酿的大罢工得以实现——无有例外，这样的罢工当然遭到了当局的残酷镇压，波兰母亲也同造船厂的其它工人一样被逮捕。
　　 如果没有适时和可能的国内和国际条件，即使有团结工会，这样的大罢工可能仍会以失败告终，东欧这样的例子太多。但这次却没有失败——这国际上的条件就是当时的波兰裔的罗马教皇的对格但斯克事件的发言和干预，它无疑是对此次大罢工的重要的“国际支持”，考虑到波兰天主教徒一直是这个国家重要的政治力量，宗教在这里也开始发挥它的应有作用而成为另一重要的反对政治力量登上现实政治舞台，这所有的一切都适时发生了。全社会都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才能使得当局不得有所考虑和顾及。于是，现在是当局不得不妥协的时候了。
　　 更重要的是格但斯克大罢工的被镇压不但没有使波兰的民怨制止，而是得到了全国范围的响应，在其它地方继之而起的是对格但斯克的声援，罢工正以如火如荼的趋势曼延到全国——这里同样可以看到已经建立起初步的全国性组织的团结工会的相当作用，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工人自己的组织，就不会有工人们最后的胜利。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局才会寻求与团结工会的对话。
　　 现在团结工会开始正式的、真正的走入波兰的历史舞台，团结工会提出的条件都被当局答应了，这当中的最重要的条件当然应该是团结工会取得了它在波兰合法存在的“合法性”。——以觉悟了的母亲为代表的一部分工人曾提出“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得更远些？”（即顺时推翻苏联在这个波兰的傀儡统治）。瓦文萨回答是：它会遭到苏联坦克的镇压！事实确实如此，经验业已证明瓦文萨的明智——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以前，在叶得钦以前，这样的选择或政治决策无疑是正确的——团结工会要取代统一工人党当然是早迟的事，但不是这个时候。
　　 当格但斯克母亲老了的时候，苏联已经解体了，波兰也早已走向了自由。海边漫步的母亲已是无名的老人（或伟人），但历史也已记住了团结工会和它身后那些“大多数”的无名英雄们，这样的母亲不是比高尔基的《母亲》来得更伟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