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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26日星期一

能上不能下?习近平大概率死于二十大!

 

吉歌 于 2022-09-20  
近日我在《支持邓小平共同富裕,彻底否定文革和民运,推动工人起义》指出: 6park.com

【文革的本质是反革命,是打着革命旗号的反革命。民运的本质是反民主,是打着民主旗号的反民主。两者都是辩证法错误思维的结果,都归属于邪恶,都必须彻底否定。 6park.com

革命离开了武力的支撑,不仅不是真革命,还可能是邪恶的革命。而民主离开了自由的指导,不仅不是真民主,还可能是邪恶的民主。要进步,不靠神仙皇帝,而必须靠自己,靠知识精英的帮助,否则都是假革命、假民主。 6park.com

从未来一百年看,建立自由工人党,以自由指导民主,以自由工运和武力革命推翻红色权贵的统治,是中华民族真正的道路。】 6park.com

海外民运及法轮功人士,过去长期为习王反腐叫好,现在又一再替习近平加油打气,到处宣扬习近平二十大连任“铁板钉钉”。两种邪恶力量走向合流,是因为他们在迷信神权统治的强力意志上有着高度的内在一致性,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信仰法西斯主义(民运信仰资本法西斯,习近平信仰共产法西斯)。 6park.com

不过,真实的情况是一切并非绝对必然,习近平非常可能死在二十大上! 6park.com

这种推理并非信口胡说,而是基于人类历史。历史虽然是运动变化的,但也有一定周期性,往往会惊人重复。正因为如此,才有那个著名的“周期律”。 6park.com

我在《习近平或连华国锋都做不了,党内要直接废习!》独家解密: 6park.com

【不了解中国政体的本质和特征,就永远无法理解中国政局的变化。   6park.com

中国政体的两大基本特征:   6park.com

一是神秘性,背后确实有“深层政府”,这和美国不同。美国的深层政府大体是川普阵营捏造的阴谋论,而中国的深层政府是真实的存在。每年的北戴河会议,是其一个不多见的证据。而元老会如果不能掌控一定的军队,又怎么能达到如此效果呢?玄之又玄,又岂可管中窥豹呢?不达到超越的理性,是无法透视的。   6park.com

二是中庸性,当发展过于进步和过于落后之时,都会受到制衡。注意是中庸,而不一定是中立。有时是中立,但有时是庸俗而裹足不前。稳字当头,是中国政局的最大特点。胡耀邦、赵紫阳在右的道路上过于“激进”因而被废。而习近平在左的道路上过于激进,也同样难逃政治命运。   6park.com

海外之所以对中国政局屡屡出现误判,在于对中国政治本质的不了解。我在《破除成见,中国的确是民主国家(1-6)》一文已经做出独家解密:“中国不仅是民主国家,而且是法治国家,当然也是宪政国家。”    6park.com

首先,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已经形成了“常委会+元老会”两级制衡元首的罗马共和国式民主机制。   6park.com

其次,中国政治不是军人政治,军队效忠于元老会、常委会的集体领导,而并非忠于元首个人。】 6park.com

既然中国是罗马共和国的民主机制,我们就用罗马的历史来类比推理。 6park.com

可以发现,妄图颠覆民主制度,想成为独裁者(dictator)的凯撒大帝,最终也被元老会的人刺死了。 6park.com

凯撒的文韬武略,可以说人类历史上罕见。其能力的强大和扩张的功勋令罗马万人拥戴,可以说令习近平望尘莫及!即便如此,当他想把罗马共和国变成罗马帝国的时候,也逃不过死神的眷顾。想一想,习近平各方面同凯撒一比,犹如巨人脚下的侏儒,被刺死的概率又有多大呢?重大制度的颠覆,引来的是另外一个巨大阵营力量的反击,是很容易死人的。 6park.com

既然是中国的事情,我们再结合一下中国的历史,有点中国特色。 6park.com

以中国的两个例子来类比。一个是暴力统一六国,极度膨胀要超越“三皇五帝”的秦始皇,奉行严刑峻法而大搞中央集权,很有点法西斯味道。先被荆轲刺杀,后又被张良刺杀未遂,最终还是被李斯和赵高毒死了,秦朝也才两届就宣告灭亡。一个是袁世凯,手掌长期培养的北洋军队强大武装,想复辟帝制,看来是顺理成章手到擒来,却不想几十天就身败名裂而病死。 6park.com

习近平的能力和声望,和凯撒、秦始皇、袁世凯比实在差太远,他逃过死亡的概率会更小。越接近二十大,越想搞终身制,矛盾越尖锐,距离死神越近!可谓“看似一步登天,其实如临深渊”。 6park.com

中共二十大前夕,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有关“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修订规定,强调“重点解决能下问题”。对比旧版规定,增加了强调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还删除了涉及退休年限和任期限制的条文。 6park.com

关于涉及退休年限和任期限制的条文的条文,有学者认为,“更新的文件抽掉了限制退休和任期的硬性规定,给了习近平无限任命自己人到要害岗位的权力,也令之前人们对二十大的人事预测变得不靠谱。” 6park.com

这种看法是误解,中组部已经接受了记者采访,指出留下了和党规的接口,删除只是避免重复规定。 6park.com

本次能上能下的规定,和上一版的主要区别是第四条“重点解决能下问题”,其实是非常应景的。 6park.com

那么,“能下”出了问题,到底是谁呢?是习近平不能下,还是团派的李克强、汪洋、胡春华等不能下呢?关键在于主语! 6park.com

如果习近平主导了人事权,让李克强、汪洋、胡春华等老资格下去,那占据政治局多数的习家军可以纷纷进入政治局常委,就从实质上实现了习近平的独裁。反之,就是最近风传的“习下李上”了。从各种情况分析看,应该是后者概率最大。 6park.com

目前中国政治人事布局大局已定,召开了特别政治局会议,确立了二十大日期,还发布了“能下能上”规定,因此习近平的吹鼓手司马南也同步真正解除禁言了。为了二十大前的稳定,避免左派群众闹事,李克强暂时放过司马南,会后可能会秋后算账。 6park.com

司马南一放出来果然立刻垂死一搏,除了再次炮轰联想集团,更高呼要维护“领袖权威”,借毛泽东之名为习近平拉票,可谓豁出去了。而习近平在栗战书、司马南等小人的怂恿下,可能真的会舍不得“下”,因而不排除动用部分军队孤注一掷,那到时候失败只能是被元老会处死了。 6park.com

人虽死,但“习近平新时代思想”却还得举着,这犹如幽灵一般的存在。复辟或许不会一次性结束,下次可能是丁薛祥或陈敏尔。所以我说了:“新的护国运动即将开始,时间可能是5天、5月,也可能是5年。人们应该抓住时机积极行动起来,以此为契机凝聚革命力量,并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人们不应简单把目光盯在20大,还必须考虑21大及后续,任期制能否恢复和集体领导能否坚持是重点。” 6park.com

习近平的修宪非常低调,事先也没广泛征求意见,是闪电偷袭的结果,很多不关心政治的中国人甚至不太清楚这件事。没有经过压力测试的政变,到真正一兑现的时候可能引来天怒人怨,成为最近些年中国各种不顺的出气筒。而习近平的小命,多半也是难保的。 6park.com

* 6park.com

诗一首:自取灭亡 6park.com

基础不牢想登巅,爬上一半掉竹竿。 6park.com

习家思想成幽灵,借问新时是几天?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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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吉歌于2022_09_21 0:03:38编辑

2021年2月26日星期五

牟传珩:聚焦中国特色的社保制度

 ——被侵权剥利的全国民众在集结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全面依法治国”口号喊得震天响,政府却依然对万恶之首、广为诟病的中国特色社保制度对劳苦大众的伤害和造成的严重社会不平等现实没有丝毫反省,更谈不上纠错。


8900万“退休双轨制受害大众” 在怒吼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尹蔚民部长曾向全国人民承诺:2014年人社部“着力解决‘双轨制’‘待遇差’问题。”如今的事实证明,忽悠百姓的所谓退休制度“并轨”纯系欺世盗名。中国养老“双轨制”推行以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已降低到40%,公务员退休金替代率扩大到92%–107%。公务员借机大涨工资、退休金、建年金、发车补,机关事业与企业人员生老病死待遇天上地下。企业每一次工资微调都大张旗鼓,机关事业却借各种名义暗箱增收,导致退休待遇差距继续扩大。由此造成了一个约8900万人的“退休双轨制受害阶层”。这是当今中国官民冲突,引发群体事件,最具爆炸性的焦点问题。

2014年1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代表官员立场的《拉平养老金待遇对公务员不公平》文章声称:养老金待遇不能搞简单的“一刀切”,“如果要一味拉平公务员与企业职工的退休待遇,以‘平均主义’偷换‘公平’的概念,将会对公务员产生新的不公。”此文一石激起千层浪,招之网民的一致挞伐。按此文逻辑,机关事业的劳动(无形劳动)就比企业劳动值钱。是谁,又按什么标准赋予了“为人民服务”不同劳动形式如此巨大差别的权重,即使退休后的每一天都不等值?公务员们退休却可以 “高薪养老”;而企业职工只能“低薪苟命”,这是什么社会公平?这是制度性的对劳苦大众的侵权剥利!八年前,本作者曾撰写《万众炮轰“退休双轨制”》文章风靡网络,引发包括《新华网》在内的网络媒体纷纷转载。

近期又有《企退工人的11个为什么》的文章在网上热传,被认为代表了8,900万“退休双轨制受害大众”的心声。近些年来 “退休双轨制受害大众”不断在网上网下发起的抗议浪潮与行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上海、湖南等多地都发生过街头抗议。最近网上还有不少上海大妈、北京大妈上街抗议“退休双轨制”视频——今天,8,900万“退休双轨制受害大众”都在怒吼。

“两无受害群体”中的“‘工龄归零’受害群体”

所谓“两无受害群体”是指因政府侵权剥利所造成的“老无所养,病无所医”群体。“两无受害群体”中最典型的就是“‘工龄归零’受害群体”。2017年全国人大开幕后,人社部尹蔚民做客新华网《部长之声》,回应网民关切时称:“一亿多的人没有纳入到(养老保险制度)这个范围,这是最大的不公平。”但他却刻意回避了人社部依据早已被撤销的内务部(59)内人事福字第740号复函及其衍生文件,剥夺千千万万因各种原因(被劳改劳教、开除、辞退、离职、出国、档案丢失等)中断过工龄的劳动者的退休权益。

这种以“不得减损公民权益”的59年过时部门信件,非法设置“视同缴费工龄”认定条件,即“工龄归零”野蛮政策,致使众多一辈子为国家工作的劳动者(他们都以自己的 “视同缴费工龄”为退休待遇买过单),被非法排除于国家社保体系之外,使之根本“无轨”进入正常退休通道,这是比“退休双轨制”更不平等的非人道权益剥夺,绝不仅仅是“待遇差”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任何待遇的问题,以至于陷于“新时代”中国特色“老无所养,病无所医”的悲惨境地,由此而形成了一个由政府一手制造出无轨退休的“‘工龄归零’受害群体”。

政府非法拒绝付出劳动者已经积蓄在国库里的养老储备金行径,如同国家银行拒绝向储户还本付息一样性质恶劣。因此,所有“‘工龄归零’受害群体”都是政府的债权人。依据法律规定,任何政府机关“减损公民权益”都要依据法条,出具文书,遵循程序,允许复议,甚至听证。而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依然非法滥权,不仅维护官民“退休双规制”的严重不公平,更暗箱剥夺一些劳动者退休的终生经济权益竟不依法律,不遵程序,且无法投诉,不能复议,真可谓对民众权益“一剑封喉”之衙门首恶。这正是中共“十九大”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背景下,法治实践极其荒唐,政府部门极不负责,涉及面极其广泛,后果极其严重,也更为急迫的人权问题和民生问题。

千千万万“两无受害群体”走向维权前沿

2018年2月22日,青岛异见人士与北京异见人士一同,代表海内外《千人联署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签名人,依法正式成立“‘工龄归零’受害群体”公民起诉团,亲赴北京起诉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这是当代中国异见人士首次代理民众,联合状告国家部委的一次尝试,标志着千人公民起诉团正式走向维权前沿。在这次群体维权活动的影响下,2018年4月17日,浙江省众多退休劳保金被抹杀的“两无受害群体”,拉起横幅“抹杀工龄、违法犯罪”,在省城集体维权,要求省长一级的领导接访,解决诉求!他们表态这是最后一次省内抗议,再不解决,将集体进京上访。此事件影响巨大。

在“两无受害群体”中更具影响的是千千万万退伍老兵维权群体。老兵维权群体主要诉求就是工作安置、社保待遇和养老无规问题。继前两年大批退伍老兵到北京包围军委大楼后,近期河南漯河、四川中江、江苏镇江等地也先后发生退伍老兵维权聚集抗议事件。近两年,中国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老兵抗议事件,一次是在2016年10月,上千名退伍军人身穿迷彩服聚集在北京市中心的国防部八一大楼前静坐抗议;另一次是2017年2月,数百名退伍军人再度聚集北京,在中共中央纪委门外抗议。

“两无受害群体”还包括大批被买断工龄者及无数下岗工人,他们都失去了养老保险待遇。多年来,他们不断到国家信访局等各职能部门维权,但都被冷漠拒绝。此外,还有众多民办下岗教师,他们毕生为教育事业贡献,却没有养老保险待遇,也是“退休无轨受害群体”的一部分。他们也都不断走向街头、集体抗议,相关事件不绝于耳。

世界上最伤天害理的事,莫过于断人后路,无法安生。如果政府拒绝对公民的养老责任,就会遭到普天下公论唾弃,更何况是对已为退休养老买过单的劳动者进行经济侵占、待遇剥夺,致使所有深陷“老无所养,病无所医”绝境的“两无受害群体”,经历长年依法表达诉求,提建议、上访、诉讼等各种途径均走投无路。这注定要把“退休双轨制受害大众”和“两无受害群体”等所有被侵权剥利的全国民众,逼上联合向政府讨债的维权前沿!

全国民众都在期盼着、酝酿着这一天

长期以来,那些制定社会政策的官员们无论在职、离职,大都以“人民”的金字招牌当作“免费证券”,在一切社会保障领域“通吃”免费大餐,享受公费旅游,公费疗养、高端病房等而对民众利益不断挤压。国家领导人对外可以不经纳税人的认可大肆撒币,而对国内百姓疾苦却如此冷漠。政府宁肯花钱镇压被逼上绝路的维权困难群体,致使维稳经费高于军费,也不肯出资解决养老“双轨制”差距与“两无受害群体”养老、医保等具体问题。眼下,不少被侵权剥利者们的维权脚印,已经深入了全国人大、国务院、信访局、法制办、人社部及各级以人民命名的法院,

但所有闪亮国徽下的大门,回应的都是无情地一脚。本文握有大量毋庸置疑的充分、确凿的事实、证据与资料,并以身体力行的公民维权行动调研得出结论:中国法制已进入了最荒唐的时代:政府不依法行政;法院不依法审判;上访多被欺骗;民众无处伸冤。当今中中国,最不讲法律的是法院;最不讲公平的是政府;最不解决问题的是信访。

在此无法无天的灾难性现实面前,民众就只能寄希望于正当性的抗争运动。这是实现宪法保障基本人权的重要途径。尽管现行宪法,更多地体现着执政者的单方面意志,但在形式上所承诺公民权利的内容,足以成为现阶段中国公民“街头维权”的法理基础。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公务人员都有监督和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公民有言论、集会、游行示威,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现代社会的法治秩序,是在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的博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当下的群体性事件多为公民大众基于联合行动机制而实施的公民集体行动,属于公民权的基本宪法权能。它在将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付诸公开集体抗争形式的同时,为建构一种满足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制约、对治的政治生态提供了模式。

在今日中国,每个受害群体都开始在各自的地域吹响集了结号,一旦所有被侵权剥利的全国民众,形成共识,认识到只有公民正当性抗争运动走向联合,才是解放自我和救赎国家的根本出路时,所有的船只都会杨帆出航。全国无数个被公权力侵害的遍体鳞伤,甚至被断绝后路民众,都在期盼着、酝酿着这一天!那些维稳力量的成员们,如果有一天,你们也被断了生活后路,会不会也期盼着、酝酿着这一天?

——转自《议报》

2013年8月6日星期二

“团结工会对中国民主派没有产生大影响”

作者: 李鱼
在波兰团结工会成立30年之际,德国之声记者就团结工会的历史意义、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影响以及团结工会的思想脉络在中国得到怎样传播等问题,电话采访了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女士。
德国之声:团结工会这些天来正在进行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怎样给团结工会做一个30年来的历史定位呢?
崔卫平:我觉得,可能不能说30年来,团结工会的使命到1989年就完成了,也就是说,它在1980年到1989年波兰社会转型中起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作用。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团结工会在今天已经不具什么意义了?
崔卫平:对。它在当时出现是作为民主派或叫作民主反对派。它远远不仅是一个工会,它动员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力量,其中包括知识分子和教会,包括工人和各种各样的人群,所以它在当时是一个广泛社会的民主反对派阵线。
德国之声:团结工会的历史贡献传到中国了吗?它对中国产生影响了吗?
崔卫平:当时官方媒体没有正面报道,到现在中国也没有一本专门的书。所以我觉得,人们对团结工会的了解还是比较零星的、外在的。我觉得,团结工会对中国的民主派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因为它的思想脉络,它后面的动力很少出现。
德国之声:即便团结工会对中国的影响有限,但中国有着很强大的工人团体力量,为什么在中国产生不了团结工会这样东西?
崔卫平:因为条件不一样。第一,当时在波兰还是国企体制,工人相对集中,国企的工人向国家提出要求。而在中国,工人都差不多成了私营企业的工人了。中国的这一转变对工人运动的展开非常不利。第二,当时的波兰在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制度,工人运动在那样的社会里有着相对的名正言顺的可能性。而在中国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尤其到了后来,工人阶级很少在事件中起着人们所说的火车头的作用。差不多60年来,中国的工人阶级没有起过这样的作用。
德国之声:中国虽然没有独立工会,但最近有消息称,南方一些地区允许部分企业内自由选举工人代表,参与劳资谈判。这是一种积极的发展趋势吗?
崔卫平: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工人当然得有谈判权、自主权,有争取自己权益的平台。但这样的独力工会不会产生像团结工会那样的影响。私营企业内的独立工会,当然他们的力量越大越好,但他们很难像波兰团结工会那样,起一个反对派、民主派联合阵线的作用,很难进行广泛的社会参与与动员。我们不指望现在的工会起到这样的作用。
德国之声:团结工会的精神和团结工会思想在中国有比较系统的研究吗?
崔卫平:这方面的介绍比较少。今年7月,团结工会顾问亚当·米西尼克(Adam Michnik)访华。团结工会提倡,在社会的转型当中,在民主反对运动当中,不是通过武力、通过不停地激怒政府和政府对抗,而是怎样以一种和平理性的、一种扩大个人和社会自主性,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然后把政府逼到谈判桌上。我觉得这些年来,这种和平理性的抗争理念慢慢地在中国民主派中传播开来。

采访记者:李鱼

2013年4月8日星期一

要求蒙迪里斯國際公司和工會談判


要求蒙迪里斯國際公司和工會談判

草根.行動.媒體 
(譯自: http://midwestpeaceandjustice.blogspot.hk/2013_04_01_archive.html)
         興許你沒聽過「蒙迪里斯」(Mondelez),但你肯定吃過它出品的食物──那是全球最大食品商之一:卡夫(Kraft)的新名字,許多耳熟能詳的食品如Oreo曲奇餅、Ritz夾心餅、費城忌廉芝士、三角朱古力、Green & Blacks朱古力、吉百利朱古力都由它製造。 該公司宣稱要「為我們全世界的顧客、員工和友儕帶來美味和愉快」。但名不副實的是,它有不少苛待員工的紀錄。據國際食物聯工協會(IUF)的消息,埃及和突尼西亞的工會領袖不約而同被該公司不合理解僱,還有一位在亞歷山卓(Alexandria)工作的工人,在一次意外弄斷拇指後被解僱。

        國際食物聯工協會曾請求蒙迪里斯的總裁:羅仙非(Irene Rosenfeld)女士和他們的代表就此事商談,但她卻拒絕了,連談都不願談。 我明白今天是難得的假期,但希望你能花點時間,一起寄封聯署信給羅仙非女士,要求她和國際食物聯工協會談判,糾正她公司內侵犯人權的行為,以及讓所有遭不合理解僱的工人復職。 請在這裡參與聯署。謝謝──祝假期愉快。簽名請去: http://www.iuf.org/cgi-bin/campaigns/show_campaign.cgi?c=732 後記:如欲知道更多... 更多 »

2013年3月29日星期五

从团结工会发言人到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


    阿海文集

    二零零七年五月十四日,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布鲁塞尔大会正在欧盟总部的一个会议厅举行。根据议程,当天下午的亚洲民主化和区域安全论题当中,有一名欧洲议会议员参加发言。这位议员的斯拉夫名字又长又拗口,叫做Janusz Onyszkiewicz。在场的近百位参加会议者,几乎无人可以把他的名字读得非常顺口。在事先印发的议程单上,介绍他是前欧盟副议长,安排发言也不受重视,安排的是当天第三场会议最后一个发言。这也就是把他当成了普通的欧洲议会议员。而欧洲议会的另一个议员格拉汉姆•华生(Graham Watson),因为是欧洲议会内自由党派联盟的领袖之一,而被大会安排在第一场第一个发言。
    就是这位我们这里称为杨诺兹的先生到达会场的时候,会议组织者接过他的名片却是大吃一惊。因为杨诺兹先生不仅是欧盟议员,而且是欧洲议会现任的欧洲议会副议长、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副主席,比那个头版头条发言的华生议员,不知要重要多少。好在欧洲人对于发言之前后顺序并不十分敏感,所以杨诺兹先生倒也没有觉得不快。但是至今参加了全球支持中国和全球民主化布鲁塞尔会议的人,仍然很少知道这位杨诺兹先生,不仅是现任的欧洲议会副议长,还曾经是波兰团结工会的对外发言人,在西方世界鼎鼎大名。
   曾经是数学家和登山专家杨诺兹先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生于现属乌克兰的一个小城市,今年已经是整整七十岁的高龄了。一九五八年,杨诺兹毕业于华沙大学数学系,随即进入波兰国家科学院机械数学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并于一九六零年获得数学硕士学位。此后他一直在华沙大学数学系任教,直到二零零一年才成为专职政治家。一九七六年,杨诺兹获得了华沙大学数学博士学位,也成为七十年代波兰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令人感到有趣的是,杨诺兹先生虽然是个数学家,却不是一个书斋里的老夫子。恰恰相反,他热爱运动和冒险,居然是个登山专家。登的还不是欧洲的小山,而是喜马拉雅山脉。七十年代,杨诺兹成为波兰登山协会的主力队员。一九七五年,杨诺兹和另一个队员冲击世界第十三高峰,位于中国和巴基斯坦边境的加舒尔布鲁木第二峰。八月一日,杨诺兹成功地登上了这座海拔八千零三十五米的雪峰,谱写了他人生当中最辉煌的篇章之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杨诺兹当时成功登山的背景,是波兰在共产统治下物质极端缺乏的情况下进行的;和当年西方国家装备精良的登山队取得的成绩不可同日而语。
   西方媒体的宠儿七十年代末,几乎是功成名就的杨诺兹终于在政治上觉醒了。从波兰团结工会(全名为独立自治工会“团结工联”)成立起,就成为最早的成员和重要人物。有趣的是,当时瓦文萨领导下的团结工会骨干群中,讲一口流利英语的人物仅为杨诺兹一人,因此他自然而然地成了团结工会的对外媒体发言人。当时波兰团结工会曾经是吸引西方世界媒体的最大新闻源。杨诺兹不仅英语流利,而且口才甚佳,因此成为西方媒体的宠儿,他也通过大量的媒体报道,成为西方社会的公众人物。其受宠程度,几乎可以同后来美军攻打伊拉克时萨达姆的副总理和发言人阿齐兹相比拟。本次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布鲁塞尔大会,中文媒体不认识这位媒体著名人物,想来是和当年中国绝不播放波兰团结工会的新闻有关,何况八十年代初,中国有电视机的家庭还为数甚少。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主张暴力镇压工人运动的雅鲁泽尔斯基成为控制波兰政府的领导人,并且颁布了戒严令,大肆逮捕团结工会的骨干分子。在瓦文萨被捕之后,杨诺兹也遭到逮捕,被关押到一九八二年。但是,即使是团结工会被取缔之后,进行地下活动的时候,杨诺兹仍然担任着团结工会的媒体发言人的角色,一直持续到一九八九年,波兰的共产统治崩溃为止。
   欧洲议会副议长一九八九年起,杨诺兹成为民主国家波兰的著名政治家。他首先进入了波兰议会的众议院担任议员,并从一九九零年起担任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此后又在一九九二年、一九九七年两度出任任期三年的波兰国防部长。一九九九年,他因此获得了以北约前秘书长、德国国防部长沃尔纳命名的欧洲和平奖。二零零四年六月,波兰全民公选欧洲议会议员,杨诺兹以波兰民主联盟候选人的身份,入选为欧洲议会波兰的民意代表,成为欧盟议员,并且在欧洲议会的自由党派团体中十分活跃。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日,他被选举为欧洲议会十二位副议长之一,同时出任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副主席。这也是波兰政治家在欧盟内所担任的最高职务了。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担任国防部长和议员的同时,杨诺兹都没有放弃他在华沙大学的教席,同时也没有放弃他的登山爱好。二零零一年,他正式出任波兰全国登山协会主席,并至今担任这一职务。另外,当瓦文萨成为波兰总统,后来又大肆搂钱,从好莱坞一次就弄了一百万美金的时候,杨诺兹自动地和他保持了距离,甘当平民式政治家。尤其是杨诺兹十分贴近平民生活,廉洁自律。二零零六年十二月,杨诺兹主动向欧盟申报自己的收入和财产。但是从他的申报单上,没有任何值得申报的财产,甚至连一处自己的房产都没有。他所有的,只是五个可爱的孩子和一个和睦美好的家庭。
   誓言支持中国民主化年近七旬的杨诺兹精神矍铄,精力充沛。本次参加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布鲁塞尔大会,也是他首次勇敢地站出来,坚定地支持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在布鲁塞尔大会第一天的议程中,他就亚洲民主化的发言中,就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种决心。欧洲议会中属于自由党派联盟议员,向来支持中国的民主化运动。这次身为副议长的杨诺兹的加盟,将使得这一在欧洲议会中占了主导地位的议员团体,更加热心地投入对中国民主化事业的支持。相信会有更多的欧洲议会自由派议员积极支持和帮助中国的民主化事业。更加可贵的是,以杨诺兹为首的这些欧盟议员还不是空谈派的政治家,而是反应迅速,谋求实效的热心人。例如本次大会他们在听了郭国汀律师关于中国维权律师的艰难困境之后,立即约见郭国汀律师,准备协助设立中国维权律师基金,现实地帮助中国的维权困境。杨诺兹同时身为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副主席,相信在欧盟对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上,也将起到特殊的作用。在会场外,杨诺兹更是向大会的组织者表示,以后如果需要他支持的活动,他一定会鼎力相助,非常有侠者的义气和长者之风。从团结工会发言人到欧盟的重要领导人,既是数学家、登山运动家和政治家,这位可敬的波兰老人,必将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漫长道路上,点亮一盏雪中送炭的灯。──《观察》首发 

2013年1月15日星期二

《孤星淚》對階級社會的批判


區龍宇
有影評人說不喜歡孤星淚一戲,因為太慘情,在聖誕新年節日搬演尤其有點掃興。其實電影版已經不算很慘情,甚至是大團圓結局 –主角讓·瓦讓在與女婿馬里尤斯與養女珂賽特團聚之後,與芳婷(珂賽特媽媽)同登天堂。其實原著悲慘得多。電影沒有交代芳婷賣掉哪隻牙齒。
其實她,一個如花美女,賣掉的是自己的門牙,所以她一回家就把鏡子扔掉。讓·瓦讓有聖人一樣的情操,但他在原著的遭遇也比電影版悲慘。電影略去了一個重要情節:他在得知有無辜者做了他的代罪羔羊之後,勇敢自首,結果被法庭再次判處苦役,而且是無期徒刑。只是在又一次救人(於海中)時,才乘機再次逃脫,並回頭營救珂賽特。之後他們隱姓埋名八年,才在偶然中與將來的女婿馬里尤斯相遇。
後來革命爆發,讓·瓦讓將也是革命家的馬里尤斯從被攻破的街壘營救出來,有大恩於馬。馬里尤斯不久之後和珂賽特結婚,而讓·瓦讓則秘密告訴馬自己原是苦役犯。接下來,電影描述是讓·瓦讓自己因為不想連累他們而自行離開他摯愛的養女。原著不是這樣的。馬里尤斯在得悉讓·瓦讓是苦役犯之後(儘管讓·瓦讓所做過的錯事不過是偷了一塊麵包),貴族出身的他立即對讓·瓦讓心生討厭,用不光彩手段把讓·瓦讓趕走,使他無法再見到養女。小說這樣描寫他的心理:
「他感到在這個人身上有某種神聖的東西。可是,不管怎樣,這是個苦役犯。苦役犯已不是人的同類。在苦役犯身上,法律已把人的資格全部剝奪了。他認為違背成文法的行為,應該受到永久的懲罰。反覆審視讓·瓦讓之後,他最後一個動作便是別過頭去。離開吧。」p. 1182
只有在他知道讓·瓦讓是他的救命恩人之後,他才後悔,並和珂賽特趕去見讓·瓦讓最後一面。電影的結局光明燦爛,但小說最後一頁卻這樣寫他的墓碑:
「這塊墓石上一無所有。上面沒有刻字。有人用鉛筆在上面寫了四行詩,在雨水的沖刷和塵土的掩埋下,漸漸變得模糊不清。」
他的墓碑連名字都沒有,因為他是苦役犯,會為馬里尤斯這位貴族造成尷尬的。
雨果把讓·瓦讓遭遇寫得那麼悲慘,當然不是為了煽情,而是他想譴責和讚美。他要譴責這個迫使窮人偷麵包的社會,譴責上流社會的偽善和階級偏見,同時讚美一個一生都在捨己救人的苦役犯,他的品格比任何貴族和官吏都高尚得多。
《悲慘世界》(即孤星淚) 本來就是一部社會批判小說,這在他的序言已經寫得很清楚:「只要二十世紀的三大問題 – 男人因貧窮而沉淪,女人因饑餓而墮落,兒童因黑暗而愚蒙 – 得不到解決,像本書這一類作品就不會是無益的。」 
雨果早年是保守派,在經歷過革命與復辟反覆循環之後,逐漸成為共和派,並且在《悲慘世界》中,表達了他的政見:社會既要注意生產財富,也要照顧合理分配財富。他不同意共產主義的消滅私有制的看法,而較為傾向於當時的社會主義所主張溫和改良:「鼓勵富人,消滅貧困,消滅強者對弱者不公正的剝削,嚴密而友愛地調整勞動報酬,實行免費義務教育而有利於兒童成長,實行財產民主化,不是通過取消財產,而是普及財產,使得每個公民無一例外地成為有產者,這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難做到。總而言之,既要善於創造財富,也要善於分配財富。」(710頁)
他的夢想要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和貫穿其間的世界革命浪潮,才在二次戰後以打折方式出現於歐美。然而,歐美福利國家模式又竟是那麼短命,不到七十年又逐步倒退回「只知為富人創造財富,而不管財富分配是否公正」的社會。這大概也是他始料不及的吧。
我們今天的中國大陸和香港,不僅仍然是「只知為富人創造GDP,而不管財富分配是否公正」的社會,而且統治者還像150年前那樣,把貧窮和社會犯罪完全推卸到窮人身上,光指責他們「素質」低,缺乏「競爭力」,或者對於犯罪者只知「嚴打」,而不去問問,他們的勞動報酬能否養家,他們的孩子是否接受到有質素而又免費的教育,或者政府和富人對於走投無路的窮人又做過什麼。所以,今天再來讀這部小說,也許「不是無益的」。
最後,香港人今天多讀讀悲劇,同樣「不是無益的」。悲劇英雄在同殘酷的命運鬥爭中所拼發出的一切人性力量,正正能鼓舞沉溺於俗世安逸生活的香港讀者。 2013年1月15日

2012年11月9日星期五

蔡崇国:西方国家工会与中国--独立工会运动通俗讲话选

中国劳工通讯 蔡崇国

关于对西方国家工会的一个误解
    在我们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从中学到大学,政治课是最重要的一门课之一。而在政治课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产生等,是政治课的基本的内容之一。在这些政治课的教科书中,在老师授课的课堂上,我们受到的教育是,不论是在十九世纪初的欧洲,还是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都是工人运动产生了"反映和代表了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组织工会,从事和领导工人运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当然,中国今天的现实每天都在一千次地驳斥这些片面的,早已过时的"理论教育"。自1980年代以来,正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重新鼓励发展私营企业,并将国营企业"股份化",其实也就是私营化,并制造了大量的新的资本家。而且,中共执政的各级政府的领导,几乎都一屁股坐在企业老板和领导一边,压迫工人。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没有一个人还会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代表工人的利益。
    但是,我们从青少年时受的这些教育,却仍然是我们理解独立工会运动的一个重要的障碍。我们生长在中国,所以,中国的现实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关于中国现实的谎言我们能轻易地识破。但是,在我们受到的教育中,那些关于历史和外国的谎言,却多少还在我们的头脑里起作用。在工会问题上,我们很多人仍然以为西方的真正的工会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否则就是"工团主义",替资产阶级服务的"黄色工会",就不是真正的工会。按照这种观点的逻辑推下去,那就是,如果在中国成立独立工会,也会是以改变中国现实制度,推翻政权的政治组织。在下面我们对国际工会的简单的介绍中,我们会告诉大家,这种将真正的工会看作是"革命性的政治组织"的看法和逻辑,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性"的工会,现在几乎完全不存在。而那些曾被我们认为是"工团主义的工会",才是真正的工会,它们是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劳工组织的主体,在国际劳工运动中,在这些工会的所在国家,它们在保护劳工的权益方面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
    至于很多中国人所熟知的波兰团结工会则是国际工会中的一个特例。我们会在下面介绍、分析波兰团结工会的发展历程。

西方国家工会的非政治化的历史趋势
    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特别是在法国和德国,由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野蛮及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榨,更由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工人的反抗运动的镇压,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曾经非常激进,也就是高度“政治化”。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实际上是当时的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派别的行动纲领,它同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宣言。也就是说,当时为保护工人权益为基本目标的工人运动,也几乎就是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后来,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状况,非人道的工作条件,尤其是其不屈不挠的抗争,使它得到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强大的,派别众多的工人运动终于促使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工人阶级和关注贫困等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政治家的压力下,法,德等国制定了允许独立工会的合法存在的法律,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英国,早在一八二四年就制定了这个法律。同时,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立法机构在劳资冲突中也日益中立化,即越来越注意在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中注意调和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冲突。其结果就是我们现在在欧洲各国所看到的情况,即,一方面,这些国家在保护资本利益的同时,也不得不注重工人及其他工薪阶层的利益和权益,建立了全面的劳资对话等社会协商制度和发达的社会保险,退休等劳动保障制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福利国家”;另一方面,工会和工人运动为了保护工人和工薪阶层的利益,随时保持对任何执政的政党的压力,即,主要的工会和工人运动是独立于国家和任何政党的“非政治化”的组织和运动,也就是说,在这些国家,基本制度的改变,议员和政府领导人的选举等政治活动是政党的事情,而工会则独立于任何政党,工人运动的纲领和目标,它实际的社会效果,根本不同于影响,改变国家权力的政治活动。工会和工人运动实际上早就没有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性质,它以保护工人和工薪阶层的权益为全部目标。
    也就是说,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的工人运动和工会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由过去的革命性的激进,到现在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温和的演变过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非政治化的"过程。之所以如此,首要的原因,当然是工人阶级前赴后继的抗争,在这些抗争中,无数的工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里昂工人的两次流血抗争,一八四八年,一八七一年法国巴黎工人的起义等。正是工人的鲜血和抗争,唤醒了全社会的良知,得到了其他社会阶层的钦佩,支持和同情。为数众多的记者,写作了大量的关于工人贫困的生活和艰难的抗争的报道,维克多·雨果,埃里米·左拉,狄更斯等最优秀的作家创作了关于工人等"弱势群体"生活的,有巨大震撼力和广泛影响的文学作品。
    在社会各阶层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教会也频繁呼吁关注贫困人口的生活并组织起对贫困人口的救助,乃至以基督教的互助精神,帮助工人组织起工会。马克思,恩格斯,普鲁东,拉萨尔,考斯基,饶勒斯等杰出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则深入地研究了工人阶级受压迫,生活日益贫困化的原因及其社会后果,他们的研究首先改变了他们的生涯,使他们最终成为组织工人和其他社会底层反抗压迫的革命者或鼓吹社会改革的政治家,同时,也唤醒和系统化了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唤醒了全社会,包括各种派别的政治人物严肃地面对社会不公正,贫困问题的政治意识。实际上,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基督教精神及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工人运动最发达的法国和德国,在工会合法化的法律被制定和通过的1870,80年代以前,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基督教等派别不同的工人组织已经很多了。1864年,欧洲的一些国家的工人组织的代表甚至在英国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工人协会的筹备大会,并成立了第一个工人国际工人组织:国际工人协会。在各国已有的众多的工人组织中,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组织的工人组织只是众多派别中,人数和影响力较小的一个派别,因为绝大多数工人根本都不知道马克思。这种历史事实是和我们中国过去的教育宣传完全不同的。

国家在劳资冲突中的中立化
    这一切,形成了超过工人阶级力量本身的强大压力,逼迫西方国家的政治人物,政府和立法机构向工人阶级让步,重新考虑社会力量的新的平衡,并在制度和和法律的调整上反应这种平衡,以避免被这种强大的社会压力所推翻的命运。这就决定性地推动了西方国家在本国的劳资冲突日益中立化的过程,推动了这些国家在治理,防止社会冲突的理性化的过程。面对工人的抗争和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压力,西方各国政府和议会逐渐放弃了对工人运动进行压榨的政策,接受了工人的很多诉求,先后制定并通过了自由、独立工会合法化,限定工时,禁止童工,保护女工,以至设立雇员、老板和政府三方协商委员会等重要法律,政府也开始以调停人的中介角色,参入和组织和平处理劳资纠纷的劳资双方的谈判,并最终将这种谈判形成了为法律规定的制度。
    工人阶级前赴后继的抗争及越来越广泛的社会的支持和同情,有利于工人权益的法律的制定,及国家在劳资冲突中的角色逐渐中立化,使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层,即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变化。资产阶级也不得不对工人的诉求作出让步,不得不和工人代表平等地坐到谈判桌上,不得不遵守关于劳工权益的法律规定。这样,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不断得到改善。工人和其他劳工阶层生活水平,购买力的提高又促进了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这对劳资双方都有好处,社会冲突便得到缓和。我们很多中国人很羡慕西方国家的工人和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和所享受的权利,很羡慕西方的企业、公司老板对雇员的文明、善良和"人情味",以为那是西方工业、科技和经济发达的必然结果,以为那是西方文化和文明之优越的表现。这是十分片面的看法。其实,在今天中国的沿海城市及世界上不少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很快,但,工人和其他的工薪阶层的生活却始终得不到改善,甚至越来越差。在这些地方,经济发展的成果都被少数有钱有势的人拿走了。如果说西方国家的工人和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在一个世纪以来有很大的改善,那么,应该说,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工薪阶层的抗争,是最重要原因之一。
    尤其是,那些在自己国家很文明,很有人情味的西方国家的企业,一到我们中国或其他的第三世界投资建厂,就突然变脸了,一下就不文明,不善良,那"人情味"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的南方,在那么多外资、合资企业里,工人的劳动条件那么恶劣,工伤事故那么高,劳动时间那么长而工资又是如此底下?在这些地方,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又表现在哪里?这里的全部问题就是,这些西方公司的老板在其本国文明善良,是因为这些国家有在社会利益冲突的各方中较为中立的国家机器,有法制,有社会舆论,尤其是有独立工会的压力和监督,有法律保护下的工人抗争的威慑。大量的西方公司在其本国与其在外国的这种行为差别告诉我们,没有工人的独立抗争,资本主义制度是不会自动"变好"的。如果说,有不少的老板资本家在此时此地对雇员善良,有人情味,那也是工人抗争历史造就的,是工人给的。
    西方国家政府及政治家上述的对工人阶级的抗争的让步和处理社会冲突的理性化,即是工人抗争的结果,也是工人抗争运动越来越温和,越来越理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不难理解,如果这些政府象我们下面要谈到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波兰政府,及今天的中国政府那样,坚持对工人的抗争进行压制,其结果,当然就会是工人运动越来越激进化,越来越将指向资本家的抗争的矛头转而指向政府,指向制度本身,工人运动就会不可避免地政治化。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国家机器逐渐地接受了工人抗争的基本要求,并制定法律保障工人的基本权利,同时,在不拒绝和代表工人的工会对话的同时,以中立的角色促进劳资对话,这就使工人们觉得,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利益要求,他们的这些表达是能够得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反馈的,他们在现有的体制内,在现有的法律环境下的抗争是能够取得成功的,这样,工会和工人运动的主流就能将谈判取代暴力,将自己斗争的目标确定在保护自己的权益上,确定在施加压力,以使代表自己的利益法律能在议会通过,使政府能采取较为公正的社会政策,而不是要去推翻社会制度。工人运动中那种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政府","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激进主义派别,他们主要是各种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也渐渐失去了影响力,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完全边缘化了。

国家中立化过程的争论
    西方国家政府和其国家机器在这种中立化的转变过程中,在它们的政治家之间,在要不要通过立法,使独立的工会合法化,国家要不要保护工人的基本权益等方面,也有过激烈的争论。争论中的一些观点和忧虑,与我们中国今天的很多人几乎完全一样。法国议会在一八八四年通过工会合法化的立法前,很多资产阶级的代表反对这个立法,他们担心工会一旦合法化了,就会发展壮大,就会天天有游行罢工,以至于国家无法控制,造成社会动乱,并会迫使资本家作出过多的让步,使法国的企业成本和产品价格上升,会在和德国、英国的企业的竞争中关门破产。
    另外一些代表劳工利益和熟悉、关注劳工生活和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的议员,包括一些温和的资产阶级的代表,则在辩论中指出,要避免可能爆发的革命和暴力,要使工人运动避免激进化,就必须使工人有独立的合法组织。因为,工人的组织合法化了,就意味着它得到了政府和法律的承认,它与政府和法律次序的敌对状况就会改变和消除,工人就会知道他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合法途径和方式表达他们的要求。合法化了的工会在发动罢工、游行等行动时时,就会有合法的工人领袖,将行动的目的、地点、方式等提前通知资方和政府,资方和政府就可以作出提前的反应和准备,工人运动就不再是突发事件,而可能是可以预计和可以治理的社会事务。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就会小得多。同时,合法化会使工人的组织和其领袖走出地下或半地下状态,这就使劳资冲突发生时,政府和资方知道可以找谁谈判。而工人领袖一旦能和资方与政府的代表谈判,他们的态度一般就会温和,"理性"。政府就可以不再采取社会成本和道义成本极高的镇压手段来解决社会冲突。
    至于说对工人的让步会使企业成本和产品价格升高,在当时就已经没有什么人相信了。因为,当时的很多人,包括知识界,政界和工会的积极子,都多少知道一些已日益流行的马克思及其之前的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关于剩余价值及价格的理论,这个理论指出,商品的价格由工人的工资,成本及利润这三部分构成,工人的工资及成本的升高并不必然会导致商品价格的升高,而只可能会影响资本家的利润。换句话说,工人的工资和待遇的改善,会使财富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上更为公平,而可以不影响商品的价格和企业产品的竞争力。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应该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这些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那些赞成、推动独立工会合法化的人中,有很多人的动机并不真正是要保护工人,而是害怕革命,害怕暴力,是要避免工人运动政治化,是要在根本上保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我们中国过去的宣传和教科书中,有很多对这些"改良主义"的批判。说,他们鼓吹对工人阶级的让步,只是为了收买工人,其实,他们在根本上还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对此,我们要说,这里最重要的不是猜度人们的动机,而是他们在事实上为工人的权益挣到了什么;重要的不是看资产阶级在独立工会合法化中得到了什么,而是看工人,看我们所有的劳工得到了什么。我们工人,劳工的状况得到了改善,我们的基本权益在法律上得到了认可和保证,别人也从中得到了好处,那又有什么关系?那不是更好吗?我们的生活状况改善了,却又嫉妒人家也过得好,这不是小家子气么?我们为什么要害怕别人得到了利益而忘记了要争取自己的利益?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崇尚那首先毁灭别人,然后是自己毁灭的"革命"?我们工人和劳工要争取自己的利益,别人,即使是资产阶级也要维护他们的利益,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道德上的高下之分。重要的是能够争取到劳工的权利和公平的利益分配的机制,而不是抽象的,被政客们利用的"革命成功"。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让历史帮助我们走出"革命"比"改良"要"高尚"的误区,是十分十分重要的。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局限
    总的来说,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西方各国,是工人自己挣得了自己的基本权益并迫使国家理性化,而得到的权益和国家的理性化又使工人的抗争始终是坚决而又是理性的。这就形成了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各国的工人和其他劳工,资方,国家三方基本是良性互动的局面。这种总体说来的良性互动取代了过去激烈的,甚至是暴力的阶级对抗。我们看到,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工人和其他工薪阶层的罢工,游行示威等抗争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但,它们最后都基本上是和平地结束的。这些国家仍保持着基本的稳定。
    谈到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如"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社会主义必定取代资本主义"一直没有实现?不但这些预言没有实现,而且在我们中国和前苏联等国,"社会主义"反而被"资本主义"给取代了。这是为什么?在这里,我们不能回答这些复杂的问题,但,我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工人和其他工薪阶层在历史和现实中的抗争,使他们挣得了自己的基本权利,同时,也迫使他们的国家政权在阶级的利益冲突中中立化,从而迫使资本家对工人的让步。这就缓和了社会矛盾和冲突,保证了最低限度的社会公正及工人等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的稳定和提高。这是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至今没有崩溃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国家的独立工会和独立工会运动,改变和拯救了工人自身,也改变拯救了他们的国家和社会,包括资本家本身。
    关于工人阶级抗争的这种成果,西方国家机器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内的这种重要转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在其生前完全没有预见到。应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历史上,对工人阶级的苦难最了解,最同情的伟大的思想家和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他们的著作,尤其是马克思在他的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对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冲突的分析,十分深刻。他们在《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其他的著作中,说西方国家政府等国家机器,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暴力工具,这在当时他们所处的时代,也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但是,他们到底是人而不是神,他们没能预见到,或者说,在当时和其他的思想家论战时,这两人不愿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国家机器,在工人的抗争和全社会的压力下,其性质能发生演变,可以成为中立的,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的调停人。这样,工人阶级可以不打碎国家机器,就可以挣到自己的基本权益。他们更没有预见到,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国家"被在他们的思想"指导"下的共产党推翻后,工人阶级又重新丧失了自己的权益,"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会,居然会成为镇压工人运动,频繁地将工人代表送进监狱的执政党!
    以为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消灭资产阶级,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的"代表"掌握了国家政权,工人阶级就及其他劳动者可以一劳永逸地免遭剥削和压迫,这是马克思和许多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的局限和空想。关于这一点,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存在及其解体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强大的,独立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工从来就没有摆脱被压迫的命运;工人阶级的"代表"一旦掌权,就只顾代表他自己,完全把工人抛到了脑后,甚至将帮助他掌权的工人阶级当作敌对势力。事实证明,只是制度和权力变更的革命,不能带来劳工权益的保障,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一劳永逸地免遭压迫的"大同"境界,只是一个幻想。

关于毛泽东
    关于这一点,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看得很清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问题,对官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代表"的腐败及对工人的压迫,他看得很透。而且,他没有很多"马克思主义者"的萎缩和虚伪,他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批评很坦率,也很有气魄,居然说,"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官僚主义者和工人与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还号召要"继续革命"。他的这些话,连他的崇拜者,他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同事们,在今天,也被吓得心惊肉跳。而且,他是说得出来,也做得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号召、发动、逼迫工人和其他中下阶层的群众,在他的绝对领导下,几乎一度砸碎了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器,他指定"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并一度建立了新的政权机构-有工人群众的代表参加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
    但是,毛泽东从来不能容忍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共产党,独立于他个人的绝对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工人组织。他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前提是"坚持党的一原化领导",是维护和巩固他个人的绝对权威。工人运动和工人代表一旦有可能背离党的领导,有可能影响他的权威,就会受到最严厉的政治迫害。在"文化革命"中,响应了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夺权",有时反抗官僚主义的领导,替劳工或下层人物说话的"群众组织"的代表人物,除了极少数被融入了官僚体系以外,大多数人都很快被赶出了"革命委员会"等权力机构,失去了工作,很多人在监狱里渡过了几年,十几年的时光。他们的最后的下场都非常悲惨。
    在中国的今天,大凡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记得,在毛泽东去世前的七十年代初,工人和其他劳工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比一九六五年,六六年更糟糕。人们对毛泽东非常失望,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对他的"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号召没有任何热情和信任,认为这是他和共产党内权力斗争的需要。当时的社会,包括工人,农民,都有一种普遍的怀念"文化革命"前的情节。所以,在一九七九年,邓小平上台后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思想,得到了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多数中国人的拥护。在此之后,中国政府推行了完全将工人作为牺牲品,作为"改革"对象的"经济改革",但很多工人和其他劳工却对此一度浑然不觉,反而报以期望,应该说,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家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实在是太失望,太厌烦了。今天,很多人似乎忘记了,正是这种对毛泽东时代的极度失望,将我们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推到了现在这悲惨的境地。

走出马克思和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深远和无所不在的影响,所以,对我们中国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及关注劳工命运的知识分子说,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要。一方面,对马克思,我们要看到他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深刻的分析的深远的意义,我们不能因为号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前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坏事和错事,就完全怪罪马克思,就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神化,更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的那些过时的,被人歪曲了的教条作为我们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中国的工人运动就是要走出马克思。我们所有的工人和劳动者要的是公正和做人的尊严,要的是权利,而不是权力,更不是意识形态的教条。中国独立工会运动要从中国的实际和保护工人及其他劳动者的权益出发,工人运动就是工人运动,独立工会就是独立工会,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工人运动",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工会"。
    在中国的今天,平静地对待毛泽东,完整地回忆,理解毛泽东时代,对我们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对我们要发起的独立工会运动,特别重要。我们知道,随着贫富悬殊等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加大和腐败现象的加深、扩大,随着失业的日益严重,教育、医疗日益商业化,其费用日益昂贵,在社会上,包括在我们工人、农民等劳动者中,对毛泽东时代的眷恋十分普遍。现实的痛苦正在我们的下意识中改造我们的记忆:我们选择性地遗忘了过去的痛苦,记住,然后不断地回味着过去的,我们青年时代的快乐。一些人在批评现实的社会现象,在探讨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办法时,还提出了回到毛泽东"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时代的主张。应该说,如果我们放弃那种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的思维方式,并站在劳工的立场上看过去,就不难看到,在毛泽东时代,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是有不少有意义的东西。如对城市职工的职业保障,对国营企业职工的医疗、退休保障,免费教育,还有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提倡,主张将罢工等权利写入宪法等。在农村,推广"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制度,普及民办教师和村办学校等,都是对工人、农民十分重要,符合中国国情,在今天也应该保留的东西。"文化革命"中的群众造反,也不是如现在很多人说的那么一无是处,它多少是对那些官僚的一个威慑,使他们在腐败时不致于这么不知收敛。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将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理想化。比如说,失业问题当时就很严重,只不过,它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给掩盖了;至于"群众造反",因为群众组织从来就不是独立的,它更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所以,在"文化革命"的后期,由于官僚的"秋后算帐"的反威慑,已经没有什么人会"造反"了。在今天,我们尤其不能让这种对过去的理想化,将今天独立的工人运动再次引入"毛泽东思想"的死路。是的,我们曾经有过职业保障,公费医疗和免费教育,但,为什么共产党的领袖和政府的领导层一改变,它一下就没有了?我们还能将期望完全寄托在"领袖"身上吗?这里的关键在工人和劳动群众一定要有独立于党和政府的组织,要有这种组织的法律和制度的保障,而这正是毛泽东所不愿意给我们工人和所有的劳动者的最宝贵的根本。所以,中国劳动者不是要肯定还是否定毛泽东,而是要走出毛泽东,不是要请求别人帮我们回到过去,而是要创造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新的历史。
    当然,这是对工会和工人运动整体来说。至于作为一个工会成员的个人,他可以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共产党员,是毛泽东的信仰者,也可以是佛教,天主教徒,是什么民主党,自由党党员,更可以是没有什么固定信仰的无党派人士。他除了是工会积极分子外,还可以在工会以外扮演其他的社会角色。工会只有独立于政治党派和任何意识形态,才能将尽可能多的人团结起来,它的力量才会大。西方国家工会运动告诉我们了什么?
    上述对西方国家的工会的历史作用和社会演变的议论分析,是很简单的,而且,主要谈的是积极的方面。实际上,在他们这些国家,贫困和不公正的现象,工人的权利被侵犯的事件,仍然是很常见的。而且,这些国家的政治人物和国家机器在劳资冲突中的中立化,也是相对的,主要是相对他们一屁股坐到资本家一边的过去而言。我们不能将这些国家的状况过于理想化。也因为如此,这些国家的工会和工人,各工薪阶层的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而我们之所以在这里主要谈这些国家的积极方面,是着眼于中国,着眼于中国工人运动的需要,是希望中国人能从中学到我们需要的东西。
    对中国工人和劳工来说,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现实清楚地说明了,没有工人的持续的团结和抗争,没有工人自己的组织,经济再怎么繁荣,工人什么也不会得到,得到的东西,也会在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中丢掉。尤其是要看到,工人抗争和的独立组织的存在,不但为工人自己挣得了权利,而且,也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推动了西方国家制度的不断创新和现代化,使之更具有人性;并改造了,和仍在继续改造资本家阶层,使这个阶层的人学会了,或正在学会该怎么走出强者吃掉弱者的"热带丛林",该怎样去做一个人,而不是只做一个丛林里的动物;也保障了西方国家经济持续,平衡的发展,国民财富较为合理的再分配,并最终在根本上保障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稳定。对我们中国劳工来说,看到工人运动的这种伟大的历史作用,就会在抗争中充满信心和自豪,并理直气壮地驳斥那些说工人的抗争是"自私",是"保守"的指责。
    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的阶层人来说,从西方国家上述的历史中看到工人阶级抗争和独立工会的伟大的历史作用,也特别重要。它告诉我们,没有象雨果,左拉,狄更斯这些作家,没有马克思,恩格斯,普鲁东,饶热斯等知识分子的介入,没有各种教会及其人道精神的作用,工人的抗争的道路会更曲折,牺牲会更大,走向成熟会更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尤其是,认识到工人抗争的重大历史意义,会使关注工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知识分子最终放弃那种居高临下的道德上的优越感,使他们从历史和社会发展之必需的角度,从自己的存在和寻求生命的意义之必需的角度,而不只是因为道德上的同情和怜悯,去关注工人及其他劳工的生活,去介入他们的抗争。西方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工人运动需要知识分子,同时,工人运动也象创造了历史一样,创造了知识分子,创造了知识分子的作品,人格和其社会的、历史的价值。
    在中国,传统的工业和工业基地正在或已经解体,大量的国营企业在倒闭,大量的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已经或正在退休,或者被解雇。同时,大量的农民已经或正在加入工业和新型产业领域。这就是中国目前正在重新形成的劳工阶层。它既年老又年青,它因产业的分散而彼此分离,又因彼此来源的不同和彼此的竞争而分裂。中国工人和其他劳工同时承受着政府和制度的压迫,老板的剥削、压制和自身的竞争、分裂这三重痛苦,他们比西方工人更需要知识阶层的帮助,鼓励和支持。而如此同时,曾给中国的知识阶层带来地位、光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等,已经是越来越没有了市场。这个阶层需要重新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在中国工人的抗争受到压制,工人代表被送进监狱的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生活在已浸入骨髓的恐惧之中。他们要没有恐惧的自由生活,需要其他阶层的呼应,他们需要中国的劳工!
    而对中国政府和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可以吸取的经验是同样的重要。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政府,对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社会抗争最终能以理想的回应,并通过制度创新和法律的手段,实现了国家机器和行政机关在社会冲突,特别是劳资冲突中的中立化,这是劳资及国家三方能实现良性互动的重要前提。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和政治人物对劳工的抗争始终采取敌对,压制的态度和政策,这些国家的劳工会陷入悲惨的境地,但,同时,其基本的社会次序和制度,也可能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中全面崩溃。沙皇时期的俄国和下面我们要谈到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波兰的情况就是这样。这就告诉我们,镇压,尤其是对劳工抗争的镇压,只会积累矛盾,在一时的平静中增加冲突爆发的能量和拖延冲突爆发的时间,这恰恰是在根本上破坏社会的整体稳定。
    面对中国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结构,面对日益扩大的贫困,腐败和不公正的社会现象,面对日益普遍的劳工抗争等日益尖锐的社会冲突,中国政府该怎么做,应该是很清楚了。西方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的贫困现象和劳工没有权利保障的问题,绝不只是劳工和贫困人口的问题,它是一面镜子,表现并记录着政府和其各级领导是否具有治理社会的智慧和能力,表现并记录着这个政府,这些人基本的职业道德及其为人,他们逃避历史的萎缩、胆小、残酷或面对并创造历史的勇气、担当、慈悲。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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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10月6日星期六

    《劳工的力量》阅读杂记(二)

    摘要: 工人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是工人斗争的两个拳头,是互相补充的关系,两种斗争只是工人斗争的不同形式,因此表现为不同的分工,不可混淆。前者是后者的高级形态,而后者是最能调动普通工人参与斗争的形式。
    在上一部分阅读杂记的后面,我提出了个论点,工人经济斗争的失败,会导致工人政治化,从而迈向更高层次的斗争,但是,这并不代表经济斗争就没有意义,甚至经济斗争就不应该争取胜利。我不想在这里造成这个误解,所以特意强调一下。有工人的罢工斗争,都要支持,而且也期望工人获得罢工斗争的胜利。

    第一章:绪论

    关于几个问题的讨论

        由于本书写于本世纪初,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冲击,当时欧美的劳工运动趋向衰落,所以在一些有欧洲中心主义的欧美劳工学者看来,劳工运动步入了普遍的危机。但是正相反,此时的中国正在聚集全球的资本。同时,中国的劳工,一方面国企老工人面对资本的进攻,进行着最惨烈的斗争(在这里不做过多论述了,只强调一点,老工人的斗争表面上只是一些经济利益,实际上他们要求的是一种社会身份,一种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给予他们的社会身份);另一方面,第一代农民工慢慢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的主要位置,让渡给新生代工人。由于市场中资本的越来越展现出其狰狞的力量,此时中国的小农生产在这种挤压下,最终展现为三农问题(当然对三农问题还可以进行更详细的讨论,不过不是本杂记讨论的范围),新生代工人也因此越来越依靠在城市里的收入。他们反抗资本的斗争,也就越来越频繁和猛烈。经过这些年资本的聚集,中国已经变成了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与之伴随的是劳工抗争的大踏步发展。而且可以明显看到,09年以后的工人斗争,无论是国企工人的斗争,还是沿海地区新工人的斗争,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再回来看欧美,如果说从1999年西雅图反全球化运动到08年危机之前,欧美各国的反全球化斗争,都是零星的、松散的,那么随着08年危机,以及危机之后欧美各国高居不下的债务问题引发的各种斗争,尤其是去年到今年,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种零星的斗争就逐渐汇集到一起,由危机引发,演变成声势浩大的联合斗争。资本全球化导致了欧美工人从社会契约中抛弃,从而受到欧美工人联合的波兰尼运动的猛烈回击(这里仅仅简述波兰尼运动的现象,后面会更清晰的解释这个概念)。
       
        中国国企的老工人的下岗、买断,甚至包括退休工人受到的不公平对待(中国退休职工双轨制),同样是资本全球化的结果。但是,中国的波兰尼式的斗争并没有汇入这个反全球化的大潮中,这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资本更专制,但是我们也看到,国企老工人在这种条件下把斗争跟在岗工人的斗争(在岗工人的劳动条件与沿海地区新工人是完全一样的,但是资本的来源不同)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统一的斗争,这是工人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融合。这种融合,就是基于单个资本的融合,即与同一资本的转出和转入相对应的,消解的工人阶级与产生的工人阶级之间,同这一资本的斗争的融合。所以,我们暂时看不到老工人与沿海地区新工人的联合,因为这之间的资本联系很微弱。在这里我着重强调一下,我简单归纳的经济斗争,包含了工人为实现其”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报酬的斗争“而提出的要求相应政治自由(建立自主工会、要求集体谈判权等)的斗争,因为这样的斗争,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内的。与之相反,欧美工人的波兰尼斗争就是单纯的反对削减福利、反对金融权贵、反全球化斗争,看不到这种融合。
       
        所以,我的观点是:工人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是工人斗争的两个拳头,是互相补充的关系,两种斗争只是工人斗争的不同形式,因此表现为不同的分工,不可混淆。前者是后者的高级形态,而后者是最能调动普通工人参与斗争的形式。工人的经济斗争,原本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种常态,不觉悟的工人通过这种经济斗争自觉,在斗争中(尤其是必然的斗争失败)最终发现这种经济斗争并不能改变工人的根本地位,从而进一步参与政治斗争。所以能代表工人阶级斗争方向的,必然是政治斗争,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两者的关系就好像,即使在一个斗争的工人集体内部,也必然有先觉悟的,有后觉悟的,有觉悟多的,有觉悟少的一样,但是他们联合在一起才形成了战斗力。
       
        也因此,欧美工人的斗争因为缺乏经济斗争的有力支持,目前仍然只能保持与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拉锯关系。当然,这种斗争状态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革命的退潮。福利国家制度原本就是冷战的产物,是两大阵营对立的结果。一旦冷战格局被打破,福利国家制度也就保不住了。不过,随着金融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经济危机的深入,革命正在回潮,所以世界也必将再次迎来工运高潮。

        那么就来看看经济斗争,随着资本的转移,新的劳资对抗的结果。就像前面我把工人为争取其经济利益的斗争,和要求相应政治自由的斗争归纳在一起,这新的劳资对抗就和争取资本主义形式民主结合到一起,最典型的就是韩国。韩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民主运动失败后,大量的青年学生就此直接进入工厂,寻找民主运动的现实力量,由此提高了韩国工运的水平,同时反过来促进了韩国民主运动。实际上这种新的劳资对抗,在上20世纪末遍及全球民主化浪潮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约翰·马尔科夫指出:20世纪后期全球民主化浪潮的讽刺性在于,虽然它把形式民主带给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数量上堪称史无前例,但是普选权(这在历史上也是劳工运动的一项中心要求)的实际价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成问题。那些形式民主的国家被迫在作出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决策时,“一方面要取悦选民,另一方面还要讨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跨国资本)”

        那么,我在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即中国新生代工人,主要是沿海地区的工人,随着他们斗争的发展,会不会进而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运动,或者在斗争失败政治化后,会不会被右翼自由派所利用,导致中国工人的分裂?
       
        我个人的看法是比较乐观的,这种乐观是基于对自由派的一个基本判断,即他们希望中国民主化,但并不希望有民主化运动。因为毕竟现在已经不同于20多年前了,实际上目前的经济关系是最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自由派除了少数话题,基本上也都享有了充分的政治自由,所以只需要安全的、”光荣的“实现宪政就可以了,千万不能再有什么运动、革命。民主化他们是期望的,但运动不是他们希望的,相反是他们害怕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当这几年随着珠三角地区新工人斗争越来越频繁和猛烈,而且在一些斗争中工人提出了建立自主工会的要求后,资产阶级立刻就有了反应。他们发现,新工人的斗争都是绕开了工会,完全自组织起来的斗争。面对这种斗争,他们只有主动去掌握工人,让工人的斗争变得有序、可控制,要用工会这个套子去套住这种毫无规律、不可控制的工人斗争。于是一方面,广东政府今年宣布推动工会直选,并且很敏感的抓住了今天三四月欧姆工人罢工中提出重选工会的要求,并将其作为直选工会的典范;另外一方面,一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律师积极投入到新工人的工会建设,集体谈判中。他们害怕工人的建立自主工会要求会演变成一场运动,于是主动实现”民主化“。所以,新生代工人有可能暂时被右翼自由派利用,但是由于自由派他们害怕运动,害怕工人在运动中觉醒,打破他们灌输给工人的民主幻想,而结果是制造出各种”民主“制度来限制工人真正要求的民主,工人们从而最终打破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幻想。当然,实际上工人同样面临着民族主义对他们的蒙蔽,实际上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也同样试图影响老工人的意识。而工人阶级,从来都是在不断跟内部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倾向,跟修正主义、无政府主义做斗争而走向成熟的。
       
        上面这些讨论,是基于本书中的一些内容发挥而出的,讨论的文字多了些。
    资本的转移与劳工的罢工力量

    资本的转移会造成新的劳工斗争,那么资本采取结构调整的办法呢?实际上劳动生产组织的转变对劳工运动影响的单向性,其程度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小。后福特时代,很多产业采用了及时生产(just-in-time)的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实际上使得资本更容易在生产过程中遭到破坏,从而能够增强工人基于他们在生产中采取直接行动的谈判力量。这不仅仅适用于及时生产的行业,对交通和通信行业的工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关于及时生产,应该是源于日本汽车行业的”精益生产“,主要的特点是通过配件生产分包出去的方式,实现零库存生产。这种分包机制,不同于我们现在通常理解的劳务派遣。在这里,分包只是一种形式,关键在于”零库存“,这样工人的罢工才会导致整个产品链的停滞。关于这点,我也是看了后面第二章才理解的,原本以为文中提出了关于劳务派遣工人斗争一个重要理论。众所周知,劳务派遣制度是目前不仅困扰中国工人,也是困扰韩国、日本、台湾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工人的劳工难题。

    至于实际存在的国家主权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全球化的侵蚀。熟悉中国政治的人都很容易认为这不过是政府推卸责任的借口罢了。而且事实上,提出”别无选择“的撒切尔夫人,正是首倡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不过,这种论调,今天仍然可以在中国媒体上见到,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工人运动猛烈的时候,就会有人言之凿凿的说”什么给工人加工资,资本家就会把生产移到劳动力更廉价的国家“云云。这样的论调,实际上正是配合资本全球化,配合资产阶级在全球联合起来的论调。

    那么与资本在全球联合相对的,劳工的斗争是否形成了新的劳工国际主义呢?理论上说,要对抗资本全球化,工人阶级确实需要在全球联合起来,实现新的劳工国际主义。而且事实上近些年的工人斗争也确实在这个发展方向上前进了一大步。但是离形成一个超越国家的国际工人阶级,还有很大的距离。不过具体到中国工人的斗争,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很多国际主义支持的例证。远的如烟台澳利维工人的斗争就得到了丹麦工会的支持;09年的本田工人罢工也得到了日本工人的支持;富士康事件后港台的劳工组织都做了抗议和声援,而今年传说中的富士康加薪据说也是美国苹果工人工会对苹果公司施压的结果。

    另外,说到目前全球工人没有形成一个跨国的工人阶级,也是由于很多反全球化的工人斗争,最后反而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因为资本家可以利用贸易保护的空子进行配额生产,即一方面通过配额生产获取政府补贴,另外一方面通过资本转移到廉价劳动力地区获得高利润。更重要的是,反全球化更容易被民族主义所利用(中国随着危机后工业资本的近一步聚集,工业水平大幅度提高,民族主义的声音也越来越喧嚣了),真正成为妨碍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的阻力。历史上一战前国际主义的消亡,工人阶级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也是因为民族主义对工人的蒙蔽(当然更深刻的内因是修正主义占据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国工人未来登上政治舞台时,作为修正主义表现形式的民族主义,必然是很大的祸害。而要从根本上剔除这个祸害,取决于工人是否能正确看待国家、政权的性质,取决于”如何评估工人相对于他们的国家、雇主以及在各个层面上都能找到的‘当权派’(the powers that be)的谈判力量的长期动力机制“。

    那么劳工的斗争力量的源泉究竟是什么呢?作者分析这种力量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组织性力量和结构性力量。前者指由于工人集体组织的形成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力量。最重要的组织性力量就是工会和政党。后者则是由工人在经济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所产生的。这种力量又分为两个子类型:市场谈判力量(源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关系)和工作场所谈判力量(来源于在关键性工业部门工作的特定工人群体的战略性地位)。

    那些认为世界劳工运动危机的人认为,全球化削弱了工人的组织性力量(传统左翼政党的向右转甚至叛变工人)和市场谈判力量(通过资本的转移制造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后福特主义的施行又削弱了工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但是由于“资本转移到哪里,劳工与资本的冲突很快就会跟到哪里”,所以新的劳动力聚集地区,必然会加强该地区的工会力量。而且,随着革命的回潮,左翼政党也会再次展现出他的力量。同时,资本的转移并没有导致明显的劳动力竞次现象(近些年中国沿海地区新工人斗争的升级,一部分原因也是由于一定程度的”民工荒“)。而前面说过,及时生产方式实际上使得资本更容易在生产过程中遭到破坏,后福特主义并没有导致工作场所谈判力量的削弱。所以其中关键在于,工人对自己力量的认识。当工人打破各种幻想,与内部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倾向进行了斗争,建立起斗争的自信后,今天一些悲观者所看到的工运危机的阴霾将一扫而空。
    作为虚拟商品的劳动力

    马克思和波兰尼分别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方式同时得出结论,劳动力是一种”虚拟的商品“,任何将个体当做”彼此等同的“商品加以对待的企图,都不可避免的会导致个体的深切不满和反抗。马克思强调的是凸显历史资本主义特征的劳工抗争发展的阶段性性质(stage-like nature);波兰尼强调的是劳工抗争的钟摆式性质(pendulum-like nature)。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商品的”虚拟“本质”隐藏在生产过程中“,也因此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发生着,劳工的抗争就一定也随之发生,资本的转移也因此意味着工人斗争的转移。

    从我上部分提到波兰尼运动这个概念到这里,一直都没有很完整的转述作者对这个概念的解释,现在就着重讨论一下。

    如果说,对于马克思而言,劳动力在生产环节中表现出其虚拟特征(因此斗争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而发生的),那么对波兰尼而言,劳动力的虚拟性质,在劳动市场的产生和运作过程中,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缺乏约束的劳动力市场和其他虚拟商品市场的扩张和深化,必将激起一种相应的反向运动以寻求”对社会的保护“。每一次劳动力市场的扩张和深化,都受到这样一种动员的反作用,其目的是通过各种机制来调节或限制”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的市场“,这些机制包括社会立法、工厂法律、失业保险、工会等等。但是,只有在一个提供生计置于追求利润之上的社会里,这样一种相对的、对劳动力去商品化过程才有可能成为一种可靠而稳定的解决之道。通过这种视角,我们可以发现一种钟摆式的运动:当钟摆摆向对劳动力的商品化时,就会激起强烈的、要求保护劳工的反向运动,如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的市场全球化,就激起了当时工人和社会组织的强大的反向运动;作为对不断上升的劳工激烈斗争的回应,二战后钟摆摆向了对劳动力去商品化的一端,不仅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欧美国家也普遍实行了程度不同的福利制度。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资本全球化再度袭来,钟摆就又摆向了劳动力的商品化一端,这种福利制度随之逐步崩塌。通过这种视角观察当前的全球化过程,我们就可以期待新一轮钟摆的反向运动。那些因资本在全球转移而消解的工人阶级(即失去了工作机会的),以及因全球化资本控制了国家力量,其享有的福利保护被国家抛弃了的工人阶级,他们的斗争是这种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最集中的表现。

    关于波兰尼式的斗争,我已经说的很多了,而本书最主要研究的仍然是马克思式的斗争,所以后面就只讲这种方式的斗争。

    与波兰尼形成对比的是,马克思的分析不仅重视工人的谈判力量,而且还强调不公平感在确认资本的局限性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资本主义一方面制造了不断增长的工人的苦难,同时也制造了不断增长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在这种分析中,首先,离开了劳工,资本就什么都不是;并且,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就导致了工人的力量的长期性和结构性的增强。这是一个”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所以,马克思认为,尽管“工业的进步”会削弱工人市场谈判的力量,但是会增加工人工作场所谈判的力量以及组织性力量。实际上,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述下,劳工和劳工运动处于不断形成和再形成的过程中,因此工人阶级力量的增长过程,也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

    最后说说工人在空间上界限的划分。”资本可以把几亿西方工人纳入社会契约中来,同时维持该体系的利润水平。但一旦资本将几十亿第三世界工人都涵盖进来,那么就不存在资本进一步积累的空间了“。尤其资本全球化就更要求把工人按照空间上划分成不同的群体。但是这种工人在空间上界限的划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对工人非阶级身份的利用:有时打破这种界限有利于工人,有时有利于资产阶级。工人的团结,往往是通过一种非阶级身份的方式进行动员的,譬如在中国新生代工人里,同乡的力量是很大的。当然,随着斗争的发展,工人有时能跨越原本的非阶级身份,尽量以阶级的方式联合更多的力量。但是资产阶级却会利用工人的非阶级身份分割、瓦解工人,所以有时工人就不能跨越这种非阶级身份,从历史上英格兰工人与苏格兰工人的矛盾,到今天各种基于种族、族群、民族的矛盾,譬如中国的疆独、藏独,甚至包括台独本质上也是被阶级矛盾所转化的,同样的故事以不同的方式反复上演着。另外,国家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方式,也包括通过人为划分不同的公民界限(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的公民福利)。中国的农民工,就曾很大程度被户籍政策困扰(目前这种困扰已经很微弱了,不过仍然在起作用)。总结起来界限划分的策略主要包括三种相互关联的形式:分割劳动力市场(主要为资本所采用)、划分公民界限(主要为国家所采用)和构建以非阶级特性为基础的排他性阶级身份(主要为工人自身所采用)。

    PS:这个杂记,我是打算写个系列的,基本上是按作者的章节走的,所以,估计要写到六(全书总共五章)。不过由于一些事情,暂时要停一下,请大家见谅。

    2012年7月13日星期五

    伍凡:太子党疯狂敛财 掏空中国


    伍凡:太子党疯狂敛财 掏空中国
    2012-07-12 04:48:41分享到:   


    当前,中国收入不平等现象比任何国家都严重,而这个国家的财富很大一部份聚集在几个家族手中,太子党依靠家族权力敛财的现象,近日受到西方媒体的聚焦。知名评论人、《中国事务》主编伍凡表示,太子党家族疯狂敛财都运到海外去,掏空了中国,民众很快就要承受不住了。
    伍凡说,实际上中共的高层政治局常委的每个成员都有亲戚卷入严重依赖政府批准和支持的商业活动。
    (录音):过去的常委,李鹏的家族啊,朱镕基的家族,江泽民的家族,这些过去的人,都一直在霸占一方,霸占某个行业,他们的敛财,这样做就是两个,一个是中国的经济,整个的经济资源分配已经是完全是共产党化了,老百姓赚不了多少钱,也分配不了多少钱,市场给他们拿去了,还有一点,他们的资产,现在都不是留在中国,能搬走的,能运走的都往海外走了,都运到海外去。
    伍凡表示,这些权贵们瓜分中国所得的财富都被运到海外去,这样对中国老百姓,对中国的经济的影响巨大,现在中国的经济一直在下滑。
    (录音):这些富豪们,这些太子党贪污的钱都满满的就往外跑、往外走,这样的结果就说明共产党你这个政权,从一开始说为人民服务,可是最后呢就是为他们自己家族服务。为人民币服务,完全是欺骗了老百姓,而老百姓一反抗,一提这个事情就打压,现在这些文章,这些腐败被批露出来,中国大陆完全封锁啊,不准你知道啊,那么这样下去,你这个政权能够维持的住嘛!我看很难维持啊!现在老百姓慢慢的都知道啦,有的都知道了,你这些贪官贪的这么凶,掏空了中国,像现在中国的经济这么坏,他们又这么富,两个明显的对比。
    伍凡分析,像现在的太子党依靠家族权力敛财的现象已经是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恶化严重了,老百姓民怨沸腾,很快就要受不了。
    (录音):世界有名的大贪污犯都在中国,所以这样走下去可以看到,中共这个政权命不会很长,任何一个贪污的政权,又不是民选出来的,又是独裁专制镇压老百姓的,老百姓他绝对会反的,最近这些事态已经表明,像什邡啦、中山哪,等等这些事件,尤其天津这个烧死人哪,老百姓怨气非常大,怨气非常大,这个民气啊,越来越向要推翻共产党这个方向发展,因为看到共产党这么腐败,从贪官,贪污腐败方面可以看出来,先不讲这个政治打压啦、屠杀啦、法轮功啊,西藏人啊,你只讲贪污这一块,老百姓就受不了,不愿意接受他们,这样走下去,不会很久。
    最近 英国报纸、法国广播电台,美国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都在披露太子党家族依靠权力敛财的腐败。英国《金融时报》11日用了整版的版面分析评论了中国的权贵阶层是如何利用政治权力和影响力聚敛财富的。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王倩、颜宁采访报导

    2012年7月12日星期四

    德媒:讓中共可能倒台的兩大趨勢

    德媒:讓中共可能倒台的兩大趨勢

    德國歷史學家兼作家格爾德•柯能斷言,中國有兩大趨勢可能讓中共倒台, 一個是政治、經濟精英日益腐敗;另一個是民眾與中共較量。圖為7月3日,四川什邡市大批學生和市民繼續上街抗議,以阻止政府興建對環境造成重大污染的鉬銅冶煉廠。(網絡圖片)
    【大紀元2012年07月07日訊】德國歷史學家兼作家格爾德•柯能(Gerd Koenen)斷言,中國有兩大趨勢可能讓中共倒台, 一個是政治、經濟精英日益腐敗;另一個是民眾與中共較量。從政治、經濟等面揭示這個後共產主義加極端資本主義的增長模式之極限,此外,還有文化、道德和精神因素,會促使天下大變,宜早不宜遲。
    兩種大趨勢顯而易見
    德國歷史學家兼作家格爾德•柯能在7月5日的《南德意志報》撰文表示,兩種大趨勢顯而易見:首先,掌握國家權力者和虛假的「私人」經濟精英的共生關係越來越密切、越來越腐敗,改變了這個統治政黨的自身特徵。偏偏是以清官形象登場的新毛派政治局委員、「太子黨」薄熙來今年春季驟然垮臺,讓所有人都看到就像捅了馬蜂窩。
    中共將在秋季更換領導層,「儘管似乎早就安排好過渡,但幕後顯然在進行激烈的派別鬥爭和權位之爭。黨的高層官員以及維權人士被捕,合法擴大警察權限,日益嚴厲控制博客和互聯網,表明持續不斷的緊張不安。」
    其次,「不斷增長的期待革命以近乎經典的方式呈現出來:無論是全國逐浪高漲的群體性事件(每天大約300起),還是黨與受過教育的、國際化的新興中產階層之間的悄悄衝突都是如此。」
    「這個統治的黨已經讓自己陷入一場力量的較量,導致一個殘酷的人類學實驗:在一個大眾傳媒日益密集的世界,藉助一隻網絡警察大軍要將數量不斷增長的文字、圖像、言論和事實從語彙中、最終也從社會記憶中『刪除』。」
    政治上中共步古老帝國垂直權力的後塵
    《南德意志報》認為,由於極端面向世界市場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這個國家在社會上層建築或許已經有了很多更激進的突破,遠比毛的最極端實驗更有影響。
    僅僅對於一個黨的自我標榜——該黨2007年還將「共產主義最終目標」寫進黨綱。
    該報認為,毛實現所謂「讓中國站起來」的目標,「是以人的無限損失和社會文化的荒蕪為代價」
    「中共從而事實上在步那些由這個世界最古老帝國的垂直權力一向造就的儒學仕大夫們的後塵。」
    經濟增長消費率下降
    文章稱,中國已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國和第二經濟大國,在朝向世界大國的進程中,每年的投資率增長到超過國民生產總值50%的荒唐地步,而消費率下降到全球罕見的35%。
    「儘管收入增長,缺乏社會保障的人們在節約:為了養老、為了治病、為了子女教育、為了住房。在社會不平等的『基尼指數』中,中國的排名也相當糟糕,遠比以往的反共前線韓國或台灣差,那裏的人均收入仍然超過中國好幾倍,分配也更均勻。作為替代,北京領導人就像唐老鴨一樣坐在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之上。」
    「除了經濟、生態和人口指標揭示這個後共產主義加極端資本主義的增長模式之極限,還有文化、道德和精神因素,會促使『天下大變』,宜早不宜遲。」
    什邡事件「可能會是虛假勝利」
    《德國金融時報》7月5日分析說:「與許多限於地方的抗議不同的是,什邡的衝突激起全國的關注,引起全國的聲援,估計由於儘管審查依然在網上傳播的具有象徵意義的照片。」
    大連在經過針對一家化工廠的類似抗議後,政府2011年許諾將該廠關閉,然而一年後那裏依然還在絲毫不減地生產。
    「雖然許多環境抗議以往在中國成功進行過,但中共目前在籌備年底的更換領導層,對社會動盪的反應尤其不安。這或許可以解釋何以什邡的地方政府起先嚴厲對待遊行參與者,當全國的關注在增加時繼而又急忙轉向。眼下冶煉廠的停建可能會證明是一個虛假勝利。」
    (責任編輯:唐明)

    2012年7月11日星期三

    中国社会矛盾变得不可测



    中国的社会矛盾正在积累,但是否严重到足以引发全局性动乱?在昨天论坛上,有学者看法保留,也有专家强调:不论乐观或悲观判断都没有根据,不可预测性才是中国当前的现实。
    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傅华伶指出,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态势“应该着急,但也不用太着急”。

    他提出,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数量在增多、规模在扩大,组织化程度提高,政府也往往以群众对立面的形象出现。此外,近期的群体性事件还呈现民众要求组织化权力,暴力越来越普遍的新特征。

    他举例,像大连反PX厂“集体散步”,群众不仅仅要求取消项目,还要求知情权及参与制定政策的权利。这种情况并不限于城市中产阶级,广东乌坎村民上访,除了讨回土地,也要求选举权;广东工人争工资与福利,最近更强烈提出要求集体谈判的权利。这都意味着基层民众要求自行组织的权利,已提上议事日程。

    群体性事件中打砸抢的现象增多,也说明社会不满已累积到非常极端程度,可以很快演变成暴力冲突。不过傅华伶也认为,中国政府的管理措施依然很有效用,所以也“不用太着急”。倒是由政法委、维稳办等党直接控制的机构来维稳,法律陷入被边缘化的危机。

    一直坚持社会稳定前景不能预测的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则提出,由于信息传媒发达,群体性事件比过去更容易为人所知,但真实情况未必那么严重。1949年以来,中国也发生过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三年饥荒期间有上万人围攻县城,只不过过去官方捂得严严实实的,大家都不知道。

    他也直言,由于社会进步,中国人对恶劣现象的容忍度已较原来下降。一些原来并不被民众当回事的问题如孕妇遭强制引产,今天引起轩然大波,说明中国人越来越感到这些恶劣现象不能被接受。

    然而,仅仅由于社会下层不满累积,还不至引发严重动荡。秦晖指出:“现代政府镇压手段比过去大得多,现在再也不是农民起义时代。中国不管怎么说都比伊拉克、朝鲜好得多,而朝鲜就很稳定。”

    他进一步指出:“社会因素和整个社会动荡之间,如果要产生因果关系,一定是有上层政治的因素。而这是真正不可预测的。”

    他还看到,不同政府部门的政策公然冲突;山东地方政府胡作非为,维权律师陈光诚的遭遇成为国际丑闻,中央政府几年来不处理又不解释,任人唾面自干,这些都是过去不曾出现的“怪现象”。

    而这种上层政治的不稳定一旦与社会不满情绪结合,其结果就完全不可预测。不可预测性,也正是专制政体的特点。

    秦晖对外界喜欢分析中国“宫廷政治”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薄熙来与王立军尚且可以说翻脸就翻脸,可见宫廷政治完全不可预测,宫廷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结合起来发生意外的可能,就不能排除。

    南开大学副教授熊培云则看到社会存在很多戾气,人们爱反抗,但不爱自由;在纯粹为反对而反对时,大家都表现得很有正义感,但涉及到他人权益时,正义感又表现不出来。他分析,中国正处在政府与人民相互塑造影响的阶段,在“从朝鲜走向美国的半路上”,他希望官民的互动向好的方面发展。

    来源:联合早报

    2012年7月6日星期五

    什邡的鉬銅大項目下馬太可惜了!


    潤濤閻
    寫于 7-4-2012 ,美國國慶節

    鉬銅項目,每年的收益高達 5 億人民幣,而且這個項目的污染完全可以控制在合理水平,本來造福于當地人民的大項目竟然引發了當地人民的激烈反對甚至導致流血事件而不得不下馬,實在令人哀嘆。
    您可能對上面的陳述不以為然,那您就把板凳搬來,听潤濤閻細說端詳。
    本來這個項目是可以解決的。
    先說社會主義的辦法。
    社會主義的定義簡單說就是以人民大眾的利益為最高原則,照顧到每個人的利益。那就把鉬銅大項目所得利益歸于什邡人民。比如,每一個什邡人,不論是官是民,都持同樣多的股份。管理層的費用也都公開,利益均攤。治理污染的詳細操作過程公開告訴每一個什邡人。所有的賬目公開。這樣,什邡人民不可能反對這樣的大項目的。
    如果說社會主義的方式有效率低的擔心,那用資本主義的方式也沒問題。
    資本主義雖然有貧富差異,但需要有嚴格的法律,有公平的競爭。對環境污染的控制,有嚴格的法律條文與監督機制,有最低工資制。企業欺騙了人民後人民有“法庭上見”的說理的正常渠道。所以,如何施行這些公開合理的機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早就搭好了橋,只要照搬就可以,因為管理本身就是科學,不需要中國政府摸石頭過河。“摸石頭過河”說穿了就是把水攪渾,然後渾水摸魚。 本質上不是要摸石頭,也不是要過河,而是要摸魚。
    什邡人民非常清楚︰鉬銅大項目最後的利益都被貪官污吏和他們的子女商人給拿走,剩下的污染了的環境留給什邡人民。過去 30 年的經驗教訓早就準確無誤地告訴了他們。
    所以,根本問題在于︰現在的中國既不是社會主義,又不是資本主義,甚至還不如帝制的封建主義。
    現在的中國︰
    披著社會主義的皮,
    流著資本主義的血,
    包著封建主義的骨架,
    無處不散發著白道與黑道同流合污後人吃人的骯髒靈魂。
    我們可以看到,什邡人民的抗爭如同一把大火,一定會在全國蔓延,起到了有效抗爭的典範作用。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因為到處是污染了的環境︰
    黑黑的污水流淌著既得利益集團黑黑的血液;
    漫天的塵沙漂浮著專制政府漫天的謊言;
    黃色的空氣擴散著貪官污吏黃色的故事;
    血汗工廠里農民工滾滾的汗水澆築著無良商人滾滾的金銀財寶;
    建築工地當當的敲擊聲孕育著民怨當當的怒吼聲;
    遍地的干柴在等待著遍地的火種;
    什麼假都造的國民吃著什麼都是假的食品;
    什麼衣服都不穿的白道黑道邪道領袖騙子精英欺騙著對偶像什麼都視而不見的傻子群體;
    什麼黑都不敢打的胡錦濤在打著什麼黑都敢黑打的薄熙來;
    ……
    這污染了的環境,何止是黃山黃河、長江長城、以及960萬平方公里的大地,它還包括中華民族每一個人的心靈。
    我,潤濤閻,一個普普通通的網民,看到的是我後院只顧眼前利益而不知真理為何的螞蟻;住在湖邊的我想到的是湖里見到魚餌就沖上去被釣起的魚。我的祖國,我的祖國人民,依然是處在只顧眼前利益的魚和螞蟻階段沒有繼續進化。真理,或者說對真理的追求,與他們毫不相干。習近平,要求高級干部“管好你們的配偶、子女、親屬、朋友和部下,杜絕以權謀私。”而他的兄弟姐妹親屬都是既得利益集團億萬富豪,一個學歷都靠造假的庸才,很快就要當上蟻後,或者吃小魚的大魚了。我端著一杯茶水,坐在後院的椅子上,觀看下面的螞蟻互相爭斗的壯烈慘景、湖邊垂釣者拉魚線摘魚鉤的精彩場面,然後抬頭思故鄉,思忖蟻巢的螞蟻、蟻後、釣魚者、咬鉤的魚,哪個是胡錦濤,哪個是習近平,哪個是薄熙來,哪些是屁民,竟然個個都能對號入座,令我吃驚。我把遠處一個崛起了的蟻巢用鐵鍬掘起,搬到另一正在崛起的蟻巢旁邊,就看到了什邡的警察與市民的壯烈場面。看著、想著,茶已涼了,但味道依舊。回到屋里,等待著晚上國慶節的煙火。

    2012年7月1日星期日

    资本家十八大将首进中央核心 代表人数猛增


    江泽民的16大报告之后,中共曾经的阶级敌人--资本家不仅可以入党,还将进入中央核心掌握重权。资本家成为中共全国党代会代表始于2002年的十六大,当时7人当选,十七大增至17人。目前已至少有10人当选、7人候选十八大代表。 
      
    以资本家身分当选十八大代表的人数已至少有10人。目前,还有多个选举单位尚未进行选举或公布十八大代表名单,随着选举结果的相继揭晓和名单的陆续公布,资本家当选十八大代表的人数还可能上升。
      
    湖南三一集团、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稳根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三位无疑又是知名度较高者。森达集团董事长朱相桂更是连任中共十五大(以乡镇企业领导身分当选)、十六大、十七大三届党代表,也是目前唯一一位三届当选中共党代表的资本家。
      
    2011年9月26日,包括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在内的一些报纸报导称,中国首富梁稳根可能在2012年秋天举行的 中共十八大上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或者候补委员,将成为重权在握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中第一名资本家。《环球时报》报导说,中共中央组织部已经完成了 对梁稳根的考察。《福布斯》杂志估计梁稳根的个人财产约为93亿美元。

    整个资产阶级曾在中国绝迹
    1949年中共在大陆执政以后,包括资本家在内的所有资产阶级,成了消灭的对象,毛泽东采取的策略是"团结、利用、改造",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整个资产阶级几乎在中国大地上绝迹。

    直到一九七八年底当局实行改革开放方针以后,私营企业才逐渐获准恢复。其结果是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一是私营企业家、暴发户应运而生。其中不少是高干 子女、太子党下海经商,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而暴富起来;二是党政官僚借改革开放之机,特别是利用计划和市场并存的双轨制这一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期,凭藉手中权力,大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大量侵吞、掠夺国家资产,化公为私,损公肥己。不少党官蜕化变质,摇身一变而为官僚资本家,或者党官和资本家一身而二 任。

    有人叹息说:“革命干了几十 年,一觉睡到解放前。”中共从前叱骂国民党当权者为官僚资产阶 级,现在中共当权者自己成了权势更大、更为富有的官僚资产阶级。

    2002年,中共十六大修改党章,将党章中党员发展对像里“其他革命分子”修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份子”。资本家也成为六大新的社会阶层之一。

    虽然中共一开始即自我标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然而工人阶级本身由此得到的好处却不多, 除了被称为“领导阶级”,现在真正成了“被剥削的阶级”。
    中南海下达资本家入党"指标"

    江泽民于一九八九年“六四” 事件上台就任总书记以后,曾经在一九九一年七‧一讲话中提出全党工作应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将私营企业家视为阶级敌人,誓言“不但要让他们倾家荡产,而且还 要他们断子绝孙。”在是否允许资本家入党问题上,他曾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如果我们允许不愿放弃剥削、靠剥削为生的人入党,我们会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党?”

    2002年7月1日,江泽民发表讲话表示:共产党要吸收过去的革命对像--资本家入党,一时间,中国各地出现了资本家入党的"热潮",甚至有报导在说,中南海下达了要在一年时间里吸收百万资本家入党的"指标"。

    魏京生表示,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让资本家入党的策略,一方面让国际社会接收到“中共正在谋求改革”的错误假象,另一方面让中共权力阶层长久来以特权庇佑发展的“大资本家”们获得保障,进一步也使“金权结合”的政治体系透过修改党章予以合理化。

    魏京生强调,共产党早已成为中国大陆的既得利益集团,许多权力核心人物“家里都是一人做生意、一人当官”,藉着特权优势赚进大笔钞票,同时为彼此“互相保证”。

    事实上,中共大大小小的官僚们早已是资本家了。中共来个入党做官,让天下企业家(资本家)均加入极权主义集团中,加强官商勾结,强化腐败政治,党商一家,天下岂不更极权、更“隐固”!

    从历史来看,中共从来不忌同流合污,不排斥三教九流的人马入伙,以利其打天下坐天下,从帮袁世凯组织复辟帝制的筹安会的杨度,到后来的佛门名士赵朴初、 牧师李储文都被拉入党内(共产党奉无神论为不二法门)。曾任中共私营工商局副局长的千家驹在遗著中透露,所谓民主党派不少是地下党员,民盟的主席、副主 席、秘书长全都是,胡愈之、沙千里这些名流大亨也是秘密的资深党员。许家屯也对人透露过董建华身边知名的要员不止一人是中共党员。但是,一旦风云变幻,失 去利用价值,这些统战对象都可以扫地出门,弃如敝屣,如反右、文革、反和平演变曾发生过的一样。

    2012年5月30日星期三

    直选:从工会开始,从深圳开始

    在深圳,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正致力推动"千人以上企业工会直选"。直选的背景如何,它能否成为一个趋势?就此,德国之声的记者采访了中国工会及劳工权益问题的专家。

    据中国大陆多家媒体报道,因劳资纠纷在两个月前发生罢工的深圳市欧姆电子公司,5月27日迎来了自己的"大选":工人们首次完全按照民主程序,一人一票选举产生了新一任的工会主席及核心成员。

    今年三月,欧姆电子公司员工因不满公司的工资制度和福利待遇,提出加薪和提高福利待遇等12项诉求。但劳资双方未能达成共识,700余名员工进行了罢工和 静坐抗议。此外,员工更提出改选工会的诉求,希望选出一个真正代表自己的工会组织。此事引起了外界广泛关注。4月底到5月上旬,公司员工通过无记名投票方 式,先后选出分会委员,75名工会会员代表, 以及14名工会委员会候选人。

    位于深圳的理光工业发展有限公司也为工会直选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素材。理光成立于1991年,现有员工4536人。该公司2007年11月建立工会时,会员 代表否决了公司提名的工会主席人选,企业也对此结果表示尊重。2010年11月工会换届选举时,工会委员依然由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今年4月 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等视察了理光公司工会,要求推广理光工会经验,即"民主选举、规范运作,获得认可"。

    有媒体认为,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支持的"深圳市企业工会直选",不仅对深圳市,甚至对整个大陆企业的工会都将产生深远影响。此外,它也是汪洋在广东进行系 列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就"深圳市推动工会直选"的背景和前景,德国之声的记者采访了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刘开明所长和中国劳工通讯的蔡崇国先生。

    "工会直选"背景一:日益增加的劳资冲突

    2010年5月,佛山本田罢工

    刘开明对德国之声的记者介绍说,深圳市的劳动争议案件曾占全国的10%,现在这个比例虽有所下降,但依然是全国最高的。在这种劳资矛盾冲突激烈的背景下, 工会和各级政府也面临很大的压力,比如"维稳"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因此,政府也一直在寻求建立更和谐的劳资关系的方法。推动直选,即符合了中国现行工会 法"工会领导干部应该由会员选举产生"的要求,也不失为解决冲突的尝试,同时也是"维稳"的一个新思路。

    蔡崇国也认为,工人直接推动了"工会直选"的出现。他说,近年来,工人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日渐增强,来自社会的呼声、来自舆论和工人的压力越来越大,罢工也逐渐增多。单靠传统的"压制"方式已经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工会直选"背景二:提高内需的需要

    蔡崇国认为,"工会直选"还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政府"拉动内需"的需要。当今中国面临经济转型,需要提高内需。这就需要先使占人口相当大比例的工人、农 民工的收入得以提高。而这些人的收入无法提高,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工会有问题,中国的工人没有集体谈判的能力,没有刻意代表他们利益的组织。只有当工会能够 代表工人了,工人的收入提高了,提高内需才成为可能。

    "三赢"的直选

    在采访中,蔡崇国还表示,"工会直选"其实是一件对各方都有好处的事情:对政府,带来了"提高内需"所需的制度上的保证;对工人,他们有了自己的代表,利 益得到保障,罢工就会减少,也有利于稳定;对企业,有了能代表、维护工人利益的工会,企业就不能再靠压榨工人来获利,这就使它们必须依靠技术创新来保持企 业发展,资本家就会变成有现代头脑的管理者,这对企业的长期发展也是有利的。

    直选,能够走多远?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在欧姆公司工会的选举上说,"以后工会民主选举不该成为新闻,而是一项常态化的工作"。在深圳,今年还有163家员工达到千人以上的企业将举行工会的民主换届选举。

    刘开明认为,"直选"虽然是一种很重要的形式,但它在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

    全国人大选举会议选举现场

    比如:目前的"工会直选"还是在工会内部进行的,企业管理人员对选举还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此外,选出来的工会核心成员能否真正代表工人,全国总工会 能不能接受和容忍这种相对独立的基层工会,都具有很大的挑战。他认为,目前还看不到这种"工会直选"能由深圳市进而推广到广东省、甚至全国的迹象,因为不 是所有的地方对这种"直选"都表示鼓励,很多地方还是容忍或者默许的态度。

    蔡崇国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欧姆公司的经验的大面积推广,还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如何保证企业工会的选举是公开、透明和公正的;第二,怎样使工会选举 后代表工人的利益,能够和资方谈判;第三,政府在推广"直选"过程中,遇到如罢工、抵制等问题时能否不逃避,而是坚持下去。

    作者:简如

    责编:任琛

    德国之声中文网

    2012年5月27日星期日

    共产政权五代寿终?中国重现苏共瓦解前兆

     

    记者魏锦华编译(本文为DIDI KIRSTEN TATLOW 于5月25日(周五)在《纽约时报》网站上发表的文章,原文标题是:“As China Marches Ahead, Is It On Solid Ground? -前进中的中国真的是脚踏实地吗?”)

    中国的普通民众和著名人士反映,中国社会一直处于道德普遍下滑之中。甚至连中国总理温家宝也在今年3月份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社会和政治正遭受腐败侵蚀,缺乏“可信度”。

    现在有大量的报道指出中国的经济在急剧放缓,例如《纽约时报》Keith Bradsher报道的文章和财新杂志报道的另一篇文章,里面援引了江苏省官员的话,称造船业在崩溃,并说“暴风雨正在来临”。

    这些关于中国经济疲弱的报道,连同那些道德下滑的担忧,无疑是雪上加霜,在中共第五代领导人换届之际,对中国构成了问题。前苏联结束共产统治的领导人刚好也是第五代。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的情况难道就是(共产政权)结束前的时刻吗?共产政权,或许有一个天然的寿命?

    在去年的《外交政策》杂志上,“美国企业研究所”的Leon Aron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指出,苏联的解体不是因为经济的衰弱,尽管那时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苏联的解体也不是因为阿富汗战争,尽管那是一个负担。Aron指出,事实上,苏联解体是因为它的道德和文化的衰败。

    他在文中引述了苏共第五代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对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讲话:“一个新的道德氛围正在这个国家形成。价值重估和创造性思维正在出现。” 戈尔巴乔夫公开性的政策和改革导致了苏联解体。

    他的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Nikolai I. Ryzhkov)对苏联社会变成了什么样更是直言不讳:“我们偷自己的东西,收贿受贿,在报告中、报纸上、讲坛上撒谎,我们沉溺在谎言中,互相给对方发奖牌。所有这一切—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地发生着。

    习近平,这个将成为中国下任国家主席的人,也将是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习近平将成为像戈尔巴乔夫一样的改革者。

    然而,很多中国人承认,那种曾在苏联盛行的系统性谎言也在中国存在。去年12月,在广州,著名作家、电视节目主持人和教授聚会,举办了一个叫做“中国梦”的研讨会,该研讨会由“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主办。我曾为那次惊人的事件写了专栏文章,文章题目是“梦想没有谎言的生活”。

    几个年轻的大学生描述了他们自己的感受,即这个社会出了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安全感”。他们说,让他们烦恼的是社会缺乏安全感,医疗、教育、生活费用飞涨。一位自称姓庞的女士说:“我的中国梦是每个人都应该感到安全。”

    很多人都知道,脆弱的法律系统和猖獗的腐败是缺乏安全感的关键因素。叶晓刚(Ye Xiaogang音译)是一位作曲家,也是一名政客-中国政协委员,他经常有机会接触高层领导人。

    最近,叶晓刚对我说:“我觉得情况每况愈下,政治局势、文化状况均如此。每个人都看得到。”

    他继续说:“人们知道的更多,我们的要求更高。我们有更多的资讯。人们正在要求民众。人们正在要求经济平等。知识分子想要自由表达他们的想法。我的意思是,我们不是北朝鲜。我们不一样。但现在,整个社会就像地震即将来临。”

    (译文有删节,点击看原文共产政权五代寿终?中国重现苏共瓦解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