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新任國防部長董軍的看法，董軍是我同年兵，認識他的時候他是軍訓部參謀，我和王厚斌是航空部參謀，他後任歷任處長、副部長、部長，2012年下部隊了，在北海、東海艦隊短暫任職後於2014每又調回海軍司令部任職，在習近平當政初期三年連升三級。董軍2012年開始下部隊，就是給他機會提升，下去一次，不長時間就回到海軍司令部。短短8年以後，就升任海軍司令，完全是不正常的。軍隊現在是用奴才不用人才，悲哀。有能力的人容易遭人妒忌，沒能力的人則專心拉幫結派，從來參謀出身的人不適合當主帥而是幕後。董軍是艦艇學院畢業的，但沒有上過艦艇，也沒出過海，一直在機關裡，對打台灣不會起到任何作用。
董軍會來事，善於結交領導和同事。任國防部長所需的外交知識能力我認為應付不了。歸根結底還是沾山東人的光，由習近平一手提拔，在我的眼裡基本上就是草包一個。海軍機關的領導很多都是山東人，很講究老鄉觀念。董軍是山東老鄉，長得比較精神，就把他調進來當參謀了。董軍的長處是見到誰都很客氣，跟誰都說好話，特別擅於跟領導搞好關係。
一个没带过兵、没上过舰、没驾驶过飞机在机关混了大半辈子的参谋居然当了海军司令，继而还当上了泱泱大国的国防部长，这是对那些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舰长、艇长、飞行团长、师长们是极大的污辱。海军的将军们能服从一个参谋出身的统帅指挥？相信在他的指挥下能打胜仗，能把命交给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外行，做梦吧！这在古今中外都是笑话。另一个参谋出身的外行却担任了最尖端技术军种的司令，包子已经彻底晕了。
2024年1月8日星期一
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
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27）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80）
制约苏共党内斗争成败的第三个因素是各种政治势力的对比状况。
苏共党内存在着各种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这些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苏共党内斗争中，各种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互相争夺的主要势力范围有:
★党的系统
★政府系统
★军队和警察系统
★意识形态系统
党内各种不同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内斗争的成败。总的来看，党的系统是极其主要的势力范围，谁要取得党内斗争的胜利，谁就必须把握住这个势力范围。政府系统相对来说实力较弱，它受到党的系统的控制和制约: 第一，党为政府制定施政决策依据；第二，党和政府机构基本重叠；第三，党政领导人往往兼职。历史上，苏联政府机构也曾有过旺盛时期，如列宁是首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总理)，那时政府机构的作用很大。斯大林兼任部长会议主席以后，他主要通过政府系统而不是通过党的系统来管理国家。柯西金任部长会议主席时，政府系统与党的系统呈抗衡之势。
但归根结底，党的系统处于决定性的主导地位。马林科夫效法斯大林，力图通过政府系统来管理国家，并试图以政府系统与赫鲁晓夫掌握的党的系统相抗衡，结果招致失败。军队和警察(克格勃)系统是一种特殊的制约力量，后面将把这个系统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详细分析。意识形态系统的最大作用在于它掌握了全党和国家的舆论宣传媒介，在党内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历次苏共党内斗争的必争之地。
还要看到，苏联改革进步势力和保守惰性势力始终是党内斗争的重要方面。例如，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代表着改革和进步势力，而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则是保守和惰性势力的代名词；布哈林的失败表明，斯大林的主张采取强硬方式和激进路线治国的势力在党内占了上风；赫鲁晓夫能够战胜莫洛托夫等人是因为当时改革势力成为主流；而赫鲁晓夫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内害怕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遏制了改革势力。1980年代初“老人政治”的保守和僵化势力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所以，改革和进步势力与保守惰性势力的此消彼长，是这两种政治势力在党内力量强弱对比的反映。
制约苏共党内斗争成败的第四个因素是政治领袖的斗争方式方法。
政治斗争方式方法，反映了政治领袖的政治素质和性格品质。政治领袖的个人素质是制约党内斗争成败的重要因素。曾任苏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沃尔科戈诺夫上将在其《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中指出，力量和智慧和谐共存，那是很理想的，但是很遗憾，这种现象极少。未来往往属于强者，而不属于弱者。在历史的选择关头，智慧和力量的比例往往有各种各样。
这里以赫鲁晓夫为例。赫鲁晓夫虽然没有良好的理论修养，但他有一种坚不可摧的毅力和能熔化一切的热情，有熟练的控制权力的能力。他采用各个击破的斗争艺术，清除贝利亚，迫使马林科夫辞职，排挤莫洛托夫。等莫洛托夫等人共同联合起来反对他时，他的政治羽毛已相当丰满。赫鲁晓夫心血来潮的性格，灵机一动的决策，使苏共党内斗争更富有惊心动魄的色彩。
莫洛托夫认为： “赫鲁晓夫对什么是列宁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有多大兴趣，也没有想过”。 “赫鲁晓夫吗，在理论问题上一窍不通，他反对列宁主义，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敌人，含而不露，诡计多端，善于伪装……不，他不是笨蛋。人们怎么会拥护一个笨蛋呢？那这么多人不就都成了笨蛋了！不过赫鲁晓夫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情绪，他体察到区别之所在，感觉很灵敏，所以他才有所收敛。” 莫洛托夫认为，赫鲁晓夫没有驾驭国家的思维能力，他不是一个革命家。
赫鲁晓夫倡导了对苏联模式的第一轮改革，在苏联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他是一位矛盾的改革人物，他的思想中创新与守旧集中于一体。赫鲁晓夫精力充沛，勇气过人，喜欢标新立异，这决定了他领导的改革具有一股“闯劲”。本来赫鲁晓夫可以有更大的作用，但他的急躁情绪和随心所欲又使他提出的许多措施付之东流。赫鲁晓夫勇于承担历史责任，对苏联的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创新，人们应当以历史的眼光予以评价。
苏联著名政论家、《文学报》评论员费.布尔拉茨基写了一本小册子——《赫鲁晓夫(政治肖像素描)》，对赫鲁晓夫性格中隐忍的一面是这样评论的：
斯大林之后怎么偏偏会是由赫鲁晓夫来领导国家呢？斯大林为了“清除”自己在党内的一切敌人，包括真正的和虚构的，“左”的和“右”的，似乎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五十年代初流传着斯大林的一句格言：“有人就有问题，没有人也就没有问题了。” 结果，活下来的看来就只剩下最忠实可靠的人了。但是，斯大林怎么就没有看透赫鲁晓夫是对自己个人崇拜的掘墓人呢？
在斯大林晚年，即临终前不久，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已经失宠。当年斯大林曾经在这两个人的帮助和支持下消灭了其他一些领导人，这时斯大林看来又在为他们安排着同样的命运。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取代人数较少的政治局，则是为“干掉”另一批老战友而采取的一个步骤。然而，斯大林却没有在赫鲁晓夫身上“作孽”，——真是咄咄怪事！
是因为老糊涂了吗？看来不是。马基雅弗利对暴政的揭露可谓入骨三分。他曾说过一句话: “如果布鲁图装成一个傻瓜，他就会成为凯撒。” 我认为赫鲁晓夫就是通过某种方式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唯唯诺诺、毫无野心的人。我听说，在斯大林最后30年的住所——孔采沃附近一座别墅里召开漫长的晚间酒会时，赫鲁晓夫经常跳乌克兰的戈帕克舞。当时他身穿乌克兰的斜领衬衫，装扮成一个“真正的哥萨克”，一个绝无权欲、只知道按别人意志行事的人。但是，当时赫鲁晓夫显然已经把自己的反抗心理埋藏在内心深处，而在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二天便流露出来了。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回顾中国1976年10月的惊人事变，便会知道有些事情不是不会变，而是时机未到。
制约苏共党内斗争的第五个因素是全党的心态。
苏共党内斗争并不只是表现在上层，它还要受到全党心态的影响。虽然全党中有时会有各种各样的心态，但在某一个时期总有一种心态成为全党的主要心态。
苏联学者斯米尔诺夫在分析全党的心态对斯大林的影响时指出: “年轻的工人阶级自身带有农民过时的、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和困惑。而斯大林在选择方法时常常反映的正是工人阶级这一部分人的观点，准确地说，就是工人阶级人数众多的新阶层的‘品质’的坏的方面。与其说是纠正工人阶级各个阶层的情绪和利益，使它们纳入正确的轨道，不如说是斯大林常常成了这些情绪的俘虏和奴隶。在很大程度上，从二十年代开始他就这样做了，当时他的立场是随着用什么方法他才能保证大多数人的支持而改变。”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斯大林是带着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从这些落后的、过时的旧观念中成长起来的。
不只他‘塑造出’群众对领袖的看法，新的工人阶级自己也′塑造出’领袖。左的急躁情绪，想一举解决所有问题就是从这些群众中发展起来的。党的老近卫军未能把政治路线控制在产业工人核心的愿望和传统的范围内。在青年工人阶级中已经形成了授权‘上面’采取决策的心态。这种情况一开始就为极少数人或‘一个领袖’篡权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不能说，斯大林无视工人阶级的这些好的方面。但作为政治权力特殊的组织形式的斯大林个人专制，是从另一种倾向、以及在年轻的工人阶级中存在的——向往权威、从‘工人化化得不好的农民’心理中发展起来的。” 这位学者的观点客观反映出当时苏联无产阶级内部阶层的心态。
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情况来看，苏联社会心理状态显得十分浮躁，整个社会笼罩在偏激、大跃进、急于摆脱落后的情绪之中。为什么托洛茨基派提出了“超级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为什么斯大林严厉地批判了这些理论，而自己却随后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他们的若干思想？看来，当时苏联已经被一种激进情绪所左右。而这种情绪不可避免地要在党内反映出来。
赫鲁晓夫上台后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完全符合当时全党的心态。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的个人专制和大清洗使全党都处于神经紧张和恐怖状态中。渴望“解冻”是五十年代全党全国的心态。赫鲁晓夫清除贝利亚、批判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使苏联从兵营式社会生活中解脱出来，因而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但赫鲁晓夫偏激猛烈的改革造成了苏联社会过分动荡。而朝令夕改的政策，反复无常的人员变动，此消彼长的机构改革，使得全党对赫鲁晓夫的改革失去了忍耐力。
到六十年代，全党的心态是“人心思稳”，“人心思静”。而勃列日涅夫的稳健作风和领导基调正好与此心态相吻合。到了八十年代，苏联社会停滞不前，出现障碍机制，全党又出现了“人心思改”、“人心思变”的心态。随着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的相继去世，苏联四年之内为三个总书记开追悼会，全党的心态是希望一位年富力强的领导人担任总书记职务，而戈尔巴乔夫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正符合这种心态。
布尔拉茨基对赫鲁晓夫上台的社会背景是这样评述的：
赫鲁晓夫掌权并非偶然，但同时又有其偶然性。说它并非偶然，是因为他当时代表了党内的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在另外一些条件下曾经以捷尔任斯基、布哈林、李可夫、鲁祖塔克、基洛夫等这样一些彼此大不相同的活动家为代表，以另外的方式表现出来: 他们拥护发展新经济政策，拥护民主化，反对在工农业领域、特别是在文化领域采取强迫手段。尽管斯大林进行了残酷镇压，但是这股思潮一直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赫鲁晓夫上台是必然的。
当然，这里也有很大的偶然性。假如马林科夫同贝利亚串通起来，假如“斯大林近卫军”是在1953年，而不是在1957年团结一致，赫鲁晓夫就不会成为全党领袖，我国历史发展的途径就会有所不同。当然，我们很难作出这样的假设，但实际上那的确是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
然而，历史终于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这是对我国生活中现实问题作出的回答。当时农村日益贫困，实际上已经处于半破产的境地，工业技术落后，住房奇缺，居民生活水平很低，数百万人被监禁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改变政策，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于是，赫鲁晓夫出现了，他确实代表了人民的希望，成了新时代的先驱。
赫鲁晓夫代表着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整整一个时期。他对斯大林的批判和继承，也包括自觉的和不自觉的，对苏联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他的全部活动中具有核心意义的个人崇拜问题(他破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又制造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现实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活中屡屡出现的重大实际问题。人们批评他赞扬他，但只要想认真进行改革，推动社会前进，就不能不承认他在苏联历史以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他的成败得失，以为后人借鉴。
制约苏共党内斗争成败的第六个因素是军队和国家保安(克格勃)系统的态度。
军队是苏联国家的强制力量，它在苏共党内斗争中虽然不是经常发挥作用，但有时却发挥特殊的关键的作用。
应该肯定，军队是苏共党内斗争的一种特殊制约力量。它一般不正面介入党内斗争，但它的倾向性却是举足轻重的。早在苏俄内战时期，斯大林就和托洛茨基争夺军事领导权。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终于夺走托洛茨基的军权。从此以后，军队处于斯大林的控制之下。“大清洗”使军队损失惨重，所以，赫鲁晓夫上台受到军队的支持。军队在两次关键时刻帮助了赫鲁晓夫: 一次是军人直接出面，逮捕了贝利亚；另一次是1957年6月赫鲁晓夫遇到权力危机时，国防部长朱可夫紧急动用军用飞机将各地的苏共中央委员运到莫斯科，挽救了赫鲁晓夫的政治生命。
但军队作用的过分突出又引起了赫鲁晓夫的担心。赫氏突然解除朱可夫国防部长的职务就是防止在苏联出现“拿破仑”。六十年代以来，军队作用逐渐增强，影响着苏联内外政策的制定。例如，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吉洪诺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曾经提议契尔年科为中央总书记，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以军队不熟悉契尔年科为由，提议安德罗波夫接任，并获得通过。1991年“八一九”事件中苏军直接介入政治斗争，干预了苏联政治生活，成为左右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但从整个事件的过程可以看出，军队仅仅是一种工具，它不是依附于亚纳耶夫一派，就是倒向叶利钦那里。
从某种意义上看，苏联军队和克格勃是两种互相牵制和平衡的力量。
国家保安(克格勃)系统曾经是苏共党内斗争的重要工具。列宁时期，“契卡”从不介入党内斗争。但斯大林时期则不然，他借助于这个机构监控、逮捕，甚至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克格勃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权力无限扩大。只是在赫鲁晓夫等人清除贝利亚之后，克格勃才不正面介入党内斗争。但克格勃这个势力范围是各个势力都在争夺的地方。例如，在六十年代政治局委员谢列平曾控制这个系统，但勃列日涅夫派自己的助手安德罗波夫去接管，使谢列平失去了这个重要的地盘。
总之，苏共党内斗争的成败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每一次党内斗争的胜负都取决于当时具体环境的内因和外因。上述六种基本制约因素对苏共党内斗争起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但并不是每次党内斗争这六种因素都同时发挥作用。
关于克格勃这里再多说点。
三十年代曾在联共(布)党中央任中央督导员的阿夫托尔哈诺夫，1937年被作为“人民公敌”逮捕，一直被关押到1942年才获释。1943年流亡西方后获得历史博士学位，成为俄国史教授。1957年他的代表作《权力学》写成出版，1976年出了第二版。作为深受克格勃伤害的作者在该书第五章对克格勃的评判可谓入木三分。下面摘录部分内容:
在研究斯大林后的统治结构时，应当把党、警察和军队这些统治集团在权力体系中需要加以细致分析的位置与职能的变化同权力本身的不变本性区别开来。斯大林后制度的表面变化并非制度本身的变化，而是制度内部上述当权集团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
为了搞清变化的实质、规模和方向，必须回顾原来的情况，即: 作为统治理论和统治艺术的斯大林主义究竟是什么？这几个权力集团中每个集团在斯大林时代的作用如何？25年前，也就是斯大林去世前三年，在《斯大林在台上》一书中(这本书的俄文版本以《征服党》为名刊登在1950年的《播种》周刊上)，我的结论是:
“说在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不真实。不仅如此，在苏联连苏维埃政权也不存在。真实的只是，现存制度按照传统自称是‘苏维埃政权’……这个称呼只有利于掩盖斯大林制度的真正本质。
“在苏联也不存在CP专政，别看它有六百万党员。真实的只是，布尔什维克自称CP是‘苏联劳动人民的先锋队’，以便对人民隐藏真正‘先锋队’的面目……
“说在苏联是党和军人集团分享统治和权力，这不真实。苏联军队的将军们是自己的政治庇护人——政治干部制的俘虏。但即使后者也只是通往真正势力的中介和桥梁，这股势力在苏联军队中有自己的名义和自己的地位。
“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是无所不能的超级力量，这不真实。……政治局虽然是冠冕堂皇的，但也只不过是站在政治局每把交椅后面的那种真正超级力量的一个影子而已。
“政治局委员们自己确切地了解这一点，党对此模糊地猜度着，而人民对‘高级政治’漠不关心。人民被告知不要思考。有一个绝对的力量在替所有人思考、行动和发号施令。
“这个力量的名字叫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内务部一国家安全部一国家安全委员会。
“斯大林制度所依赖的不是苏维埃组织，不是党的理想，不是政治局的权力，不是斯大林的个性，而是苏联政治警察的组织和技术，其中斯大林本人扮演第一警察的角色……
“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是国家秘密警察，这等于实质上什么也没有说。英国情报局也是秘密警察，但它的存在在英国人看来是如此自然，正如，比方说，和卫生部的存在一样自然。
“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是大规模迫害机关，这还是等于实质上什么也没有说，因为盖世太保也是大规模迫害机关，尽管它的头子希姆莱连当一名德国国家保安的军士都不够格。
“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是‘国中之国’，这等于贬低它的作用，因为提出这一问题本身就等于设想存在着两种力量: 正常的国家和超正常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然而，其实只存在一种力量——万能的契卡制度: 国家的契卡制度、党的契卡制度、集体的契卡制度、个人的契卡制度、意识形态上的契卡制度、行动上的契卡制度、自上到下的契卡制度、从全能的斯大林到微不足道的告密者的契卡制度。”
这就是经典的斯大林主义。
(未完待续)
荀路 2023年12月21日
2024年1月4日星期四
中共“爱国主义教育法”生效 全世界都要爱中国 被批强盗逻辑
中共的“爱国主义”教育往往隐藏的是“爱党”教育。图为2023年6月18日，在政府组织的中国西藏自治区山南市访问期间，第二高中的藏族学生在课间休息时排队做操。(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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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4年01月03日讯】（大纪元记者宁海钟、骆亚报导）1月1日，中共“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生效实施，中共官方再次大肆宣传。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只是将这个法律作为强制灌输的手段，方便打压，本身是一种强盗逻辑的应用。
1月1日，中共全国人大官方就“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生效实施，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共的“爱国主义教育法”覆盖意识形态、历史文化、宪法和法律、国安和国防，以及所谓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甚至也有针对港澳台和海外华侨等不同群体部分。
前大陆律师梁少华1月3日对大纪元表示，就爱国主义本身，应该是自发的，爱国的感情是朴素的。但中共倒行逆施，让大部分人对其治下的中国这个政权爱不起来。
“中共的独裁统治、抓捕良心犯和对自由的侵犯，比较有理性的人、能看清楚中共的本质的人，不会爱这个国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搞一个爱国主义法律。这很可笑。强迫你爱什么不爱什么。强迫你爱了，但内心恨得入骨，对大部分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中国问题专家王赫1月3日也对大纪元表示，对爱国主义教育进行立法，本身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爱国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属于一种道德规范伦理范畴的东西，跟法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同的性质。”
另外，任何法律，都有它的道德要求和道德基础，但是法律讲可操作性，它跟道德是两回事。王赫说，“事实上在中共眼里面，爱国主义是一种愚弄人的工具。有人说爱国主义是独裁者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初希特勒愚弄德国人，也是打爱国主义的旗子。”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主任杨合庆在发布会上声称，这个立法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还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力支撑等。
王赫说，讲爱国主义的前提，是这个社会享有自由、法治，尊重历史，尊重传统、尊重文化。中共上台之后，搞文革破四旧，文化在哪里？传统在哪里？面现在搞爱国主义抛出的传统优秀文化，是被阉割过的。
“它把传统文化分成精华和糟粕，把‘糟粕’这部分去掉。这些‘糟粕’正好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敬天敬地、信神信佛，共产党把它全部删掉了，然后它用共产党本身的党文化，把传统文化进行了替代，变成什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去年10月24日，中共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爱国主义教育法”，之后已持续引发批评。
对于此法在非议声中生效，梁少华认为，从法律层面来讲，中共只是将“爱国主义教育法”作为强制的手段、打压手段。比如中共有很多虚假宣传，包括关于毛泽东的宣传，对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的宣传，很多民众已经看清楚事实了，中共仍然要做虚假的东西灌输给大家。
“如果你提任何质疑和不同意见的话，它可以利用所谓的爱国主义法进行迫害和抓捕。”
王赫说，中共通过立法，使老百姓不能质疑共产党所编造的历史，学者也不能去客观地研究，必须以中共说的为准，否则你就违法了。“这完全是一种强盗逻辑。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法，暴露中国法治的一个真面目，就是祸害愚弄人民的，它根本就不配称法。”
近年来，中共当局在国内以修法的形式，逐步收紧对舆论的管控，除了爱国主义教育法，新立或修订了国歌、国旗、国徽法、英雄烈士保护法、国安法、网络安全法、反间谍法等等。
梁少华认为，事实上中共近几年来出台大量的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法律，是在全面向朝鲜化左转，根本就没有顾及到人民的生存之本。
2023年1月7日星期六
63岁移民加拿大修电器，他说为了自由，任何困难都能克服 (上集)
63岁移民加拿大修电器，他说为了自由，任何困难都能克服 (上集)
郭寅，70岁，上海人，如今生活在加拿大BC省首府维多利亚市。 1952在上海出生的他，经历过三年灾害（小学）、文革（中学）、知青下乡、恢复高考、大学任教、深圳打工、回沪工作。2012年开始接触加拿大移民，2015年郭先生63岁，在语言不通，前景不明的情况下，移居加拿大维多利亚，接手一个退休的修理铺，经过四年的辛苦努力，2019年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并于三年后，2022年宣誓入籍加拿大。
对于移民，他主要有两个看法：一、人应该离开非正常社会，生活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二、有了对正常社会的向往与追求，任何困难都能解决与克服。
采访过程中，这位70岁的老人哽咽数次，令人动容。
2022年11月16日星期三
从暴力革命到“丝绒革命”：革命的历史和趋势
一、暴力在近代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不同作用
二、东欧的后共产主义革命：走向民主、告别暴力
三、革命的历史轨迹
【注释】
二、东欧的后共产主义革命：走向民主、告别暴力
三、革命的历史轨迹
【注释】
现代人的生活常被屏蔽在一些意识形态概念中而不能自拔。“革命”显然是与当今中国人的政治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意识形态概念之一。从法国革命到俄国“十月革命”，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再到“文化大革命”，革命曾经是中国政治生活的坐标和指南。在共产主义的教科书里，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解放人类的手段，是创建新社会的必由之途。自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尤其是法国革命开启了近代一波比一波强烈的革命潮流以来，革命又与暴力结下了难分难解之缘，以致于中国的革命信徒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1]”在毛泽东看来，革命与暴力不仅难解难分，而且，革命业已成为暴力的同义语。
今天，关于革命与反革命的论述汗牛充栋。然而，受意识形态概念的限制，从学者到政治家，无论是革命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多数都或多或少地将革命与暴力联系起来。这一现象不仅见于当今仍然为革命所困扰而要“告别革命”的中国思想界，也常见于欧美政治学者的笔下。1989年，法国隆重纪念了法国革命二百周年。直到现在，法国有关革命的讨论似乎仍然难以跳出意识形态的纠缠。因此，法国当代著名政治史学者傅瑞（Furet）于70年代末专门撰文疾呼：“法国革命已经结束。[2]”
然而，革命就真的等同于暴力吗？如果两者之间有区别，暴力与革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从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历次革命中，难道真能抽象出“革命就是暴力”或者“革命必定伴随暴力”的结论吗？退一步讲，即使革命确实与暴力有某种亲缘关系，在历次革命中，暴力的性质、方式、强度、规模、杀伤力乃至持续性都可以笼统论之吗？本文无意系统地比较历次革命的异同，这显然不是一篇论文可以回答的问题。笔者拟从回顾近代革命传承的历史入手，分梳革命的类型，尝试分析暴力与革命之间的并非如此简单明了的关系。
一、暴力在近代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不同作用
革命一词来自于西文“Revolution”，西文中天体运行一周为革命。此词近代以来被渐渐从天文学领域移植到政治社会领域，近些年来更是被日益频繁地用于经济、科技、文化甚至生活行为等领域。无论革命一词用于何种领域，一般来说它具有突变和断裂的意义，这是它最本质的含义。在人类活动或观念中的诸种革命里，只有政治、社会制度的革命才与暴力相关连。
历史学界一般公认，近代欧洲最早的可以称得上是革命的事件是1649年处决英王查理一世为标志的英国革命以及此后1688年的“光荣革命”。但是，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英国革命并不典型，甚至可以说是“半吊子”革命，因为英国革命虽然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却没有解决公民平权问题。革命后的英国虽然进入一种虚君共和时代，但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贵族民主。相对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显然更为激进。美国革命既争得了自由，又获得了平等。从现代价值系统看，美国革命最重要的遗产不是美国从英属殖民地独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本身，而是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这一宣言奠基了人权、平等的现代价值观。法国19世纪的天才思想家托克维尔于1831年到美国考察革命之后，思想发生了变化，他留下了不朽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它至今仍然是研究美国革命及民主的必读书。托克维尔之所以到美国而不是英国考察革命，就是因为他敏锐地看到了美国革命对平等的贡献。在他看来，平等（包括地位的平等、权利的平等）才是现代性展开的历史动力。
然而，在当时沐浴于启蒙光照之下并正在酝酿更为激进的革命的法兰西看来，美国革命仍然不无遗撼。美国革命虽然集现代性价值于一身，但美国却是一个没有贵族传统的新大陆，与其说美国人由于革命而争得了平等，还不如说平等乃是新大陆发动革命的基础条件。换言之，美国革命争来的是自由，而平等则在革命之前即已存在。在法国革命者看来，美国革命成功地完成了英国革命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但美国革命却不能为世界提供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模式，不能展现在一个传统文明国家里如何才能同时获得自由与平等。正是因为明确地意识到创建自由与平等的双重任务，法国革命才表现出更为激进的特点。
英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是由于英国的独特传统，美国革命则可以依靠新大陆的平等的先天条件，那么法国怎么办？法国既无英国那样的传统可以依赖，又无平等的社会基础。法国革命必须创造，必须重构社会秩序。而要做到这一切，革命唯一可以依托的只有启蒙思想倡导的理性。启蒙哲学家所倡导的理性（Raison）是“大写”的理性，是一种在启蒙哲学家看来具有终结力量的理性，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性。正是由于这种普世理成为法国革命的灵魂，法国革命才成为普世性的革命模式。法国革命的普世性特点是法国革命的力量所在，是其深远的历史感召力的秘密所在。全世界有志于改变现状的仁人志士，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面对顽固的专制政权还是面对残暴的军事统治，都可以从法国革命中看到光明，看到希望。
法国革命既是普世的也是激进的，二者相辅相成。同旧制度的决裂必须是激进的，否则无法获得普世性；为了彰显革命的普世性，必须采用激进的手段。普世的目的与激进的手段于是成为革命的两面，使得革命本身孕育着借助暴力手段、滑向暴力歧路的内在危险。1789年7月14日法国民众武力攻占巴士底监狱，1793年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无疑是法国革命留给后世集体记忆中两幅最为鲜明的暴力图像。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法国革命也为后世开启了以暴力寻求社会制度转型之门。
法国革命奠基于普世理性，也诉诸于近代社会世人改变现状的渴望，而这一渴望又源于工业社会降生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正因为如此，法国革命之后，以暴力手段改朝换代的思路迅速传播于世界。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国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都充满了血腥与暴力。革命在向世界范围内推广的同时，与暴力结下了不解之缘，进而被认为与暴力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这一共生关系不仅表现为改朝换代、乾坤突转时的剧烈震动，也表现为革命对社会造成的巨大伤痛的持久性。有不少论者指出，法国革命以暴力手段推翻了法国君权神授的旧政权，也为法兰西留下了长久难以愈合的伤痕[3]。从1789年到拿破仑称帝，中经几次君主制复辟，再到1848年革命，最后在1880年左右进入“第三共和”，经过整整100年才最后摆脱内战、暴力的阴影。俄国先有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1905年革命，然后有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先后经过了“苏维埃国内战争”（1917-1920）、“大清洗”、卫国战争等，一直难以逃脱暴力的魔咒。
中国的情况也十分典型。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如果再加上“文化大革命”，革命确实与暴力如影随形。80年代之后，当中国人欢呼改革而不再追求革命时，不幸又发生了1989年的血腥惨案。上世纪末年，经过改革洗礼的中国思想界在力图冲破意识形态桎梏的同时，重新回顾20世纪，一方面惊醒于革命暴力的破坏性，一方面又看不到中华民族摆脱暴力的乐观前景，于是有人出来大声疾呼，“告别革命”。1995年中国知识界两位代表人物李泽厚与刘再复在香港出版了“告别革命”一书，此后海内外有关是否“告别革命”的讨论就一直未停。刘再复在此书前言中写到：“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我们决心告别革命，既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4]”经过如此诠释的“革命”一词，不仅与暴力密不可分，甚至同暴力划上了等号。革命不仅被抽去了具体内容（无论是“右”的还是“左”的），也失去了其丰富的历史内涵。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从中国的历史看，中国人受革命暴力之害既深且巨，喊出“告别革命”并非不可理解。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到20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革命与暴力不仅表现出某种连体婴儿式的共生关系，而且还有不断强化的趋势。
不过，到了20世纪末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世界，不难发现，革命不仅没有因为中国知识界之“告别”呼吁而停止，相反却加快了脚步。革命的历史仍在继续，亨廷顿所指的“第三波民主浪潮”，尤其是80年代后期以来东欧的大变局，大多是在革命的旗帜下完成的。
回顾以上历史，我们至少可以指出，革命作为世界近代以来一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几大特征：
第一，从17世纪中叶英国革命开启近代革命的先河以来，革命已经经历了长达3个半世纪的历史。这一时间上的延续显示了革命的内在生命力及其历史的合理性，这并非人为的主观因素可以随意拒斥。
第二，从欧美革命到苏俄革命再到中国革命，革命均与暴力紧密相连，但暴力的性质和指向是有着重大区别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虽然都使用了暴力手段，但其间的区别也是很大的。从今天的认识高度，指出其暴力的共性固然重要，但找出其中的差别更具现实意义。因为正是在具体的差别中才体现了上述革命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指向。法国革命曾对社会造成了持久性伤痛，但并非所有的革命都如此。相对于法国革命，英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并没有造成社会的持续震荡。法国革命之后的伤口虽然长期难以愈合，但将其完全算在法国革命的账上也有失公允。法国革命之后面临整个欧洲地缘政治大格局的重组和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法国在革命100年之后才建立“第三共和国”，与革命的激进程度固然有着因果关系，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欧洲各国的军事干预有关。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处于欧洲边缘的英伦三岛和远在新大陆的美国的战略地位和政治震撼，都无法与法兰西相比，将法国的长期动荡放到整个欧洲框架内才可以得到较为全面的解释。
第三，与“十月革命”开启的共产主义革命模式相比，欧美共产主义之前的革命伴随着的暴力均是在革命推翻旧体制的相对短暂的断裂期间。美国革命其实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的8年时间，法国革命从1789年攻占巴士底监狱到1799年拿破仑政变实际上已经结束，其后战争不断的原因或者是由于拿破仑的军事扩张，这与革命并没有必然联系，或者是因为政权难以建立和巩固。换言之，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前，即使是在激进的法国革命时期，暴力也仅仅是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来使用的。
共产主义革命则十分不同。共产主义革命不仅在推翻旧体制、夺取政权时使用暴力，更为突出的是，在政权建立之后暴力也是维持政权的主要手段。暴力不仅发生于共产主义的夺权时期，而且与共产主义制度存在的历史相始终。30年代斯大林专治下的“大清洗”是在苏俄政权巩固之后发生的。“大清洗”的发生不是因为战争，暴力的对象不是企图推翻苏联政权的军事力量，而是苏联内部的异己或者潜在的异己份子。中国1957年的“反右”及其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自然也属于这类暴力运动。事实上，这种暴力的性质已发生变化，不再是为了革命而诉诸于暴力手段，而是利用革命的名义实行暴力强制。这样的暴力是失去了暴力的对立面的暴力，因而演化成为一种单向的镇压与恐怖手段。法国政治学者古尔多瓦在《共产主义黑皮书》的“序言”中表示：共产主义将暴力变成了制度。诚然，任何政权都需要一定的暴力，作为国家镇制机器的暴力（司法、警察、监狱等）来维持，但暴力必须纳入宪政的框架之下。按照古尔多瓦引述的数字，全世界共产主义各国从1914到1991年间共有近1亿人受害致死，这一骇人听闻的数字包括苏联200万、中国650万、越南100万、北朝鲜200万、柬埔寨200万、东欧100万、拉美15万、非洲170万、阿富汗150万。[5] 必须强调的是，上述所有这些死难者，都不是夺取政权期间革命的殉难者，而是政权建立之后葬身于制度屠刀之下的无辜生命。这一事实告诉人们，作为手段的暴力和作为制度的暴力的杀伤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说共产主义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之前的革命二者均使用暴力手段来夺取政权的话，以暴力作为基本制度来维持政权则是共产主义革命的特点。
二、东欧的后共产主义革命：走向民主、告别暴力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按照革命的性质和暴力在革命中的位置将革命划分为近代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与后共产主义革命3种不同的革命类型来分析。暴力在近代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中的最大区别是手段与制度的区别，而二者之中暴力的杀伤力、持久性和暴力的对象也极不相同。那么，后共产主义革命，即共产主义革命之后的革命，与上述两种革命又有何不同呢？
当中国的学者呼喊“告别革命”时，如果我们将眼光更多地集中到中欧和东欧，就不难发现，革命一词不仅未随着法国革命的远去和俄国革命的结束而被弃置，而是随着东欧社会的变化，使用得越来越频繁。从1988年到1992年不到4年的时间里，民主制度在东欧如风卷残云、摧枯拉朽，一时间，东西冷战结束，专制寡头垮台，共产主义阵营消亡，市场经济登台，自由、人权成为历史的主调。2000年10月，以民族主义旗帜抗拒这一潮流达11年之久的南斯拉夫强人米罗舍维奇也不得不接受南斯拉夫人民通过票箱作出的选择，这一事件被媒体称作“塞尔维亚民主革命”。2003年11月，格鲁吉亚反对派将掌握权力11年之久的谢瓦尔德纳泽轰下政坛，也被称作革命，即所谓的“玫瑰革命”。2004年底，乌克兰总统大选通过3轮投票，将反对派领袖尤先科推上总统职位，成功地推动了乌克兰迟滞13年之久的政党轮替，被媒体称为“橙色革命”。从断裂与突变的意义上诠释革命，将东欧这一历史巨变称为“革命”显然是当之无愧的。
总体上看，东欧的后共产主义革命有两个突出的特征。
第一是革命的民主诉求。无论是现在已经加入欧盟的东欧各国，还是转型较为迟滞的独联体各国，革命的任务都是要结束共产主义专制。1989年之后，经革命推动的所有这些国家演变的方向无一例外均是走向民主。这一特点使我们看到东欧发生的后共产主义革命具有向17、18世纪欧美革命回归的价值指向。这种革命需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需要政权的更换，但并不寻求政权的专有。这种革命不需要经过长时期的武装斗争，不需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依靠强大的军队，甚至也不需要严密的政党。这种革命可能有自己的灵魂人物，但这也不是革命的必要条件。革命的必要条件是旧政权的极度腐败，是社会公众的人心所向，是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是民主参与的诉求，是统治者内部的分裂，是世界潮流的推动。
这种革命的民主指向不仅存在于革命发生前期和当时的民主诉求，也充分体现于革命之后东欧各国的政治实践。东欧以铲除共产主义专制为诉求的革命发生之后，不仅共产党继续存在，并未被作为阶级敌人而镇压，而且各国共产党都毫无例外地享有合法的地位，在议会里拥有经民选得到的席位。
保加利亚的转型十分典型地说明，共产党在失去一党专政之后仍然在政治舞台上起着积极的作用。自1989年11月共产党总书记日夫科夫辞去领导职务，保加利亚共产制度解体。第二年6月改名为社会党的前共产党在立法大选中获得议会多数。1991年10月再次大选，社会党下台。但3年之后，1994年12月社会党再次在大选中取得胜利，获得议会204名议员总席位中的125个议席。与此同时，在波兰（1993年）、匈牙利（1994年）等国，或多或少改头换面的共产党也都通过选举又重新回到执政前台，完成了共产党从一党专权的政党到多元轮替的政党之重大转变，从此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一样，合法地民主地执政，合法地民主地下台。在原苏联集团的核心地带，独联体国家的民主革命似乎有分两步走的趋势。伴随着苏联的解体，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相继宣布独立并进行了民主选举，但政权仍长期由共产党或前共产党独占。直到最近，格鲁吉亚与乌克兰分别发生了“玫瑰革命”（2003）和“橙色革命”（2005）的“二次革命”，这两个国家才完成了政党轮替。其它国家什么时候走这条路，如今还没有具体的回答，但是，包括俄国在内，这些国家后共产主义革命的民主大趋势也是不容否认的。
第二是革命的非暴力特征。当时东欧各国的后共产主义革命大潮虽势不可挡，但革命的方式和持续的时间不尽相同。从时间上看，有一种说法是，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波兰用了10年，匈牙利用了10个月，东德用了10个星期，捷克用了10天，罗马尼亚则只用了10个小时。从方式上看，波兰团结工会与政府谈判时，预留给共产党65％的议席；捷克民众再演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以上街抗议的形式将捷共领袖胡萨克逼退；罗马尼亚人民面临的是一个更为贪恋权势的暴君，于是只得寻找带有血腥的出路。但总体上说，东欧巨变包括苏联的崩溃，都是在一种相对理性和非暴力的气氛中完成的。即使由于齐奥塞斯库的冥顽不化，导致罗马尼亚的转型染上了暴力色彩，但齐奥塞斯库被推翻3天后即被处决，罗马尼亚很快就翻过了血腥的一页。将“革命”一词用于后共产主义变革，并为人们广泛接受的大概应该归功于捷克的所谓“丝绒革命”，这一“革命”最为典型。革命前的捷克存在着一个高水平的组织有序的政治异议群体，有一个举世公认的杰出革命领袖哈维尔。革命之后，捷克共产党一败涂地，以哈维尔为首的“公民论坛”在1个月后的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哈维尔本人也被革命推上了权力顶端。“革命”这一在历史上只能与暴力为伍的概念，终于和“丝绒”挂上了钩。
三、革命的历史轨迹
基于上述对革命类型的分梳，我们现在可以更进一步地提出问题：为什么是后共产主义革命而不是近代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具有这种非暴力的特征？要回答这一问题，显然需要从这3种革命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性质、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手段入手进行分析。
以法国革命为标志的近代革命或曰前共产主义革命面临着时代的大转折，那是工业社会代替农业社会的时代，是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时代，是民主自律取代君权神授的时代，是个体、自由、平等等现代价值凸显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型既是人类有史以来空前激烈的，又是人类本身并无任何前朝经验可以依赖的。这一时期的革命不仅是激进的，甚至也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以追求自由、平等、人权为目的的近代革命之意义及其开启的人类现代社会得以奠基的现代性价值，是随着时代的推延才日益彰显和深化的。从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理解近代革命，革命借助了暴力或者暴力玷污了革命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无法避免的。我们今天当然应该摒弃革命中的暴力倾向，但是也不应该苛求前人，将革命与暴力同等对待，将婴儿与脏水一同倒掉。
从性质上讲，共产主义革命是一种追寻单一的革命，而近代革命和后共产主义革命相似，都是一种确立多元的革命。后共产主义革命在这里表现出与前共产主义革命的同质性，而显示出与共产主义革命的明显区别：后共产主义革命的目的不是夺取政权，而是寻求政党轮替；不是消灭敌对阶级而是保护一切人的人权；不是企求尽善尽美的乌托邦而是实现普遍的宪政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后共产主义革命称作民主革命，而共产主义革命则是一种一党专政的革命。一党专政的革命之基础建立于对抗，建立于排他，建立于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建立于惟我独尊的意识形态，一句话，建立于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极权主义体系。这种意识形态构想，这种极权主义追求本身就是暴力的，因为它以消灭一切异己为自身存在的前提。这种体系同时又孕育着暴力，因为它在创建和生存过程中不仅随时都在“发现”异己进而铲除之，而且也不断地制造异己，从而为自己的排他性存在提供了理由。
在人类社会中，这种排他的机制几乎毫无例外地存在于一神教的宗教之中。但是宗教只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如果一神教有总揽整个社会生活之志，那么这种宗教就具有神权极权主义的特点。中世纪的基督教曾经有这样的志向，现今某些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家也有这样的志向，伊朗1979年发生的所谓“伊斯兰革命“就是一个典型。中世纪基督教的极权之志而今已经成功地受到制约，欧美社会不仅通过宪法将宗教限制在严格的私域之中，而且也不允许任何宗教垄断信仰领域；而伊斯兰教会政教合一的国体模式则日益显示出其对社会迈向现代的巨大阻碍作用。
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系统是一种世俗神权机制，该系统以世俗之身，独占世俗社会的一切位置，也以世俗的名义强占宗教的位置。在这种极权主义的机制下，革命的目的既然是建立不容任何人分享的独家天下，革命的手段因而也必然是强制与暴力。钳制言论、扼杀自由、强奸民意、消灭异己、镇压反对派等等暴力手段于是成为制度。暴力酝酿暴力，暴力服务于暴力，暴力上升为制度，政权蜕变为暴力本身，这乃是这种排他的极权主义革命逻辑的自然归宿。后共产主义革命以自由为宗旨，以制度化的分享权力为目标，不寻求一家独霸的权力格局，因而在20世纪末年，当共产主义失去理想与正义的光环之后，非暴力的社会制度的转型成为可能，同时也为东欧及其他地区的革命实践所证明。
比较这3种革命，我们还可以发现，共产主义革命虽然从时间上直接承继近代革命，但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价值准则。共产主义革命利用法国革命片面强调平等的历史缺憾，以平等，尤其是经济平等的名义，将近代革命中作为手段的暴力推到极端，放弃了近代革命的民主指向，阉割了自由和人权价值。从世界革命传承史的整体观之，后共产主义革命是经过共产主义革命洗劫之后向近代革命回归的革命。从价值系统上讲，只有后共产主义革命才是近代革命的继承者，而共产主义革命乃是对近代革命的背叛。不过，后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是近代革命的简单重复，后共产主义革命非暴力的特点是在对革命与暴力进行了双重筛选之后向近代革命的回归。后共产主义革命既洗刷了共产主义革命极权主义的内容，又抛弃了暴力的形式。
这里，我们还必须涉及到暴力现象本身的问题。暴力作为人类生存行为方式之一种，当然不仅仅与革命相连。历史上的暴力（这里主要指大规模、有组织的暴力行为），从战争、侵略到起义、镇压、复仇等等，充斥人类社会生活。暴力更多时候是源于权力、领土、利益、信仰之争。暴力可以是反抗暴力的手段，可以是镇压弱小的手段，也可以是屠杀异族的手段。革命可以源于暴力，如反抗暴政；暴力也可以源于革命，源于意识形态鼓动，如共产主义革命；暴力更可以源于暴力，如战争、镇压。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中表现出的非暴力倾向不仅仅与革命的民主性质有关，而且也与20世纪的历史环境有关。历史学家霍斯鲍姆将20世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苏联崩溃的历史称为“极端世纪”[6]，正是指这一时期人类的暴力行为登峰造极。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孕育了两场大规模的杀人革命：列宁的赤色革命与希特勒的褐色革命。这两场“噬子”革命将人类的疯狂推到了极致，因而也预示着理性的可能回归。
从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演化的角度看，绝大多数国家之所以避免了暴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铺垫。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先后归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中，均存在着强烈的改革诉求，一些国家也出现过强度不同的民主与自由指向的政治改革。最为突出的是1956年的波兰“十月事变”、同年的匈牙利起义和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当时苏联对上述3次和平转型尝试的镇压，一方面延缓了东欧革命发生的时间，另一方面也为30年后苏联及整个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集团的和平革命留下了历史的殷鉴。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和平转型成功的路径并不相同：匈牙利、捷克都有相对强大的民主传统和政治异议力量；波兰得益于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如团结工会、天主教会等等。但各国最基本的共同点不是别的，正是都必须面对共产主义暴力这一庞大的历史遗产。共产主义相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阶段性，经历过共产主义革命之后的社会很难再迷恋暴力了。
后共产主义革命的非暴力取向既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也是经过暴力蹂躏之后的人类对暴力的普遍厌倦。实际上，环顾欧洲，不仅后共产主义革命具有这种非暴力特点，法西斯主义洗劫过的葡萄牙与西班牙都于79年代选择了和平革命。葡萄牙于1974年发生所谓的“石竹革命”，推翻了葡萄牙版的萨拉尔法西斯独裁政权；1975年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独裁者佛朗哥去世，国王卡洛斯主导民主革命，转型顺利成功。亚洲的印度尼西亚1998年到1999年的激进转型也应该属于这一革命类型。在同一时期，被希特勒“褐色革命”暴力直接蹂躏的西欧，在法国与德国的首倡下，开始了奠基于民主法制之上的、以建构和平为宗旨的欧洲政治统一运动。由西欧人开启的这一前无古人的和平工程，既是为放弃自己的暴力的过去所作出的强有力的回答，无疑也向整个欧洲的民主进程播发出巨大的道德感召力和政治向心力。
当然，我们并不能够对21世纪的国际环境盲目乐观。放眼今天的世界，不幸的是暴力依然紧紧纠缠住人类向前的步伐，如以“911”惨案和伊拉克战争为标志的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的暴力较量。不过，伊斯兰极端分子所追求的既非现代人类的价值理念，甚至也非社会制度的变革，因而与革命扯不上关系。倒是美国发动的旨在为伊拉克建立民主政体的战争带有一种革命的性质，德国思想家哈贝玛斯就把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称为“新保守主义革命”[7]。不过这是一种外来力量强加的革命，对暴力手段的依靠远胜于我们上述所谈的后共产主义革命。
以上讨论对后共产主义革命的民主与非暴力特点从经验层面作了概括，也从理论层面对这一特点和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特点作了分析，但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后共产主义革命的性质（民主指向），还是其赖以发生的时代条件都不是今后类似的革命不会发生暴力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虽然后共产主义革命在性质、手段、历史条件等各方面都朝着非暴力的方向发展，但暴力因素并未完全排除。苏东的经验证明，后共产主义革命既可能是民主的也可能是非暴力的，但并不能保证在其他地区这种革命就一定是非暴力的。
只要是革命，就是断裂，断裂就意味着为暴力预留了门户。将非暴力的可能化为现实还要依赖于各个革命发生地的具体情况。罗马尼亚的例子不仅表明在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中仍然飘荡着暴力的影子，尤其是显示了来自革命对象一方的暴力倾向不易有效地遏制。也就是说，专制统治者一方的暴力惯性决定了后共产主义革命还拖着一条暴力的尾巴。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逻辑地提出革命发展前景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没有走出共产主义制度的朝鲜、越南、古巴尤其是中国，会否发生后共产主义革命呢？这种革命会以什么方式发生？会否如罗马尼亚一样带有血腥的色彩呢？这些问题当然还要等待历史的回答，也超出了本文所论述的范围，但肯定是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及世界前途的人思考的问题。
【注释】
[1]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
[2] 傅瑞，《思考法国大革命》，三联书店，2005年1月版。
[3] 法国汉学家施维叶（Yves Chevrier）曾将法国革命之后的反复与中国近代的长期徘徊相比，见《Le debat》双月刊，2001年11月号。中国学者杨小凯也曾持有这种看法，见其在网上流传甚广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
[4]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4页。
[5] 古尔多瓦（Stephane Courtois）等，《共产主义黑皮书》（ 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 crimes, terreurs, repressions）。Paris：Laffont，1997。关于共产主义各国死难者的数字，古尔多瓦认为有必要量化，否则难以把握其骇人的规模。但他提供的的数字也存在争议，该书的其他作者如苏联部分的撰稿人威尔斯和亚洲部分（中国、越南、柬埔寨）作者之一的马尔戈兰则认为这一数字过于庞大，粗略的估计应在6,500万到9,300万之间。有关《共产主义黑皮书》的讨论，可参见拙文“评有关《共产主义黑皮书》的讨论”，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8年十月号。
[6] 霍斯鲍姆（Eric J. Hobsbawn），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yeth Century, 1914-1991。
[7] 哈帕马斯，“塑像与革命者（La statue et les revolutionnaires）。载2003年5月3日法国的《Le Monde》。
今天，关于革命与反革命的论述汗牛充栋。然而，受意识形态概念的限制，从学者到政治家，无论是革命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多数都或多或少地将革命与暴力联系起来。这一现象不仅见于当今仍然为革命所困扰而要“告别革命”的中国思想界，也常见于欧美政治学者的笔下。1989年，法国隆重纪念了法国革命二百周年。直到现在，法国有关革命的讨论似乎仍然难以跳出意识形态的纠缠。因此，法国当代著名政治史学者傅瑞（Furet）于70年代末专门撰文疾呼：“法国革命已经结束。[2]”
然而，革命就真的等同于暴力吗？如果两者之间有区别，暴力与革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从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历次革命中，难道真能抽象出“革命就是暴力”或者“革命必定伴随暴力”的结论吗？退一步讲，即使革命确实与暴力有某种亲缘关系，在历次革命中，暴力的性质、方式、强度、规模、杀伤力乃至持续性都可以笼统论之吗？本文无意系统地比较历次革命的异同，这显然不是一篇论文可以回答的问题。笔者拟从回顾近代革命传承的历史入手，分梳革命的类型，尝试分析暴力与革命之间的并非如此简单明了的关系。
一、暴力在近代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不同作用
革命一词来自于西文“Revolution”，西文中天体运行一周为革命。此词近代以来被渐渐从天文学领域移植到政治社会领域，近些年来更是被日益频繁地用于经济、科技、文化甚至生活行为等领域。无论革命一词用于何种领域，一般来说它具有突变和断裂的意义，这是它最本质的含义。在人类活动或观念中的诸种革命里，只有政治、社会制度的革命才与暴力相关连。
历史学界一般公认，近代欧洲最早的可以称得上是革命的事件是1649年处决英王查理一世为标志的英国革命以及此后1688年的“光荣革命”。但是，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英国革命并不典型，甚至可以说是“半吊子”革命，因为英国革命虽然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却没有解决公民平权问题。革命后的英国虽然进入一种虚君共和时代，但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贵族民主。相对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显然更为激进。美国革命既争得了自由，又获得了平等。从现代价值系统看，美国革命最重要的遗产不是美国从英属殖民地独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本身，而是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这一宣言奠基了人权、平等的现代价值观。法国19世纪的天才思想家托克维尔于1831年到美国考察革命之后，思想发生了变化，他留下了不朽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它至今仍然是研究美国革命及民主的必读书。托克维尔之所以到美国而不是英国考察革命，就是因为他敏锐地看到了美国革命对平等的贡献。在他看来，平等（包括地位的平等、权利的平等）才是现代性展开的历史动力。
然而，在当时沐浴于启蒙光照之下并正在酝酿更为激进的革命的法兰西看来，美国革命仍然不无遗撼。美国革命虽然集现代性价值于一身，但美国却是一个没有贵族传统的新大陆，与其说美国人由于革命而争得了平等，还不如说平等乃是新大陆发动革命的基础条件。换言之，美国革命争来的是自由，而平等则在革命之前即已存在。在法国革命者看来，美国革命成功地完成了英国革命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但美国革命却不能为世界提供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模式，不能展现在一个传统文明国家里如何才能同时获得自由与平等。正是因为明确地意识到创建自由与平等的双重任务，法国革命才表现出更为激进的特点。
英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是由于英国的独特传统，美国革命则可以依靠新大陆的平等的先天条件，那么法国怎么办？法国既无英国那样的传统可以依赖，又无平等的社会基础。法国革命必须创造，必须重构社会秩序。而要做到这一切，革命唯一可以依托的只有启蒙思想倡导的理性。启蒙哲学家所倡导的理性（Raison）是“大写”的理性，是一种在启蒙哲学家看来具有终结力量的理性，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性。正是由于这种普世理成为法国革命的灵魂，法国革命才成为普世性的革命模式。法国革命的普世性特点是法国革命的力量所在，是其深远的历史感召力的秘密所在。全世界有志于改变现状的仁人志士，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面对顽固的专制政权还是面对残暴的军事统治，都可以从法国革命中看到光明，看到希望。
法国革命既是普世的也是激进的，二者相辅相成。同旧制度的决裂必须是激进的，否则无法获得普世性；为了彰显革命的普世性，必须采用激进的手段。普世的目的与激进的手段于是成为革命的两面，使得革命本身孕育着借助暴力手段、滑向暴力歧路的内在危险。1789年7月14日法国民众武力攻占巴士底监狱，1793年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无疑是法国革命留给后世集体记忆中两幅最为鲜明的暴力图像。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法国革命也为后世开启了以暴力寻求社会制度转型之门。
法国革命奠基于普世理性，也诉诸于近代社会世人改变现状的渴望，而这一渴望又源于工业社会降生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正因为如此，法国革命之后，以暴力手段改朝换代的思路迅速传播于世界。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国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都充满了血腥与暴力。革命在向世界范围内推广的同时，与暴力结下了不解之缘，进而被认为与暴力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这一共生关系不仅表现为改朝换代、乾坤突转时的剧烈震动，也表现为革命对社会造成的巨大伤痛的持久性。有不少论者指出，法国革命以暴力手段推翻了法国君权神授的旧政权，也为法兰西留下了长久难以愈合的伤痕[3]。从1789年到拿破仑称帝，中经几次君主制复辟，再到1848年革命，最后在1880年左右进入“第三共和”，经过整整100年才最后摆脱内战、暴力的阴影。俄国先有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1905年革命，然后有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先后经过了“苏维埃国内战争”（1917-1920）、“大清洗”、卫国战争等，一直难以逃脱暴力的魔咒。
中国的情况也十分典型。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如果再加上“文化大革命”，革命确实与暴力如影随形。80年代之后，当中国人欢呼改革而不再追求革命时，不幸又发生了1989年的血腥惨案。上世纪末年，经过改革洗礼的中国思想界在力图冲破意识形态桎梏的同时，重新回顾20世纪，一方面惊醒于革命暴力的破坏性，一方面又看不到中华民族摆脱暴力的乐观前景，于是有人出来大声疾呼，“告别革命”。1995年中国知识界两位代表人物李泽厚与刘再复在香港出版了“告别革命”一书，此后海内外有关是否“告别革命”的讨论就一直未停。刘再复在此书前言中写到：“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我们决心告别革命，既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4]”经过如此诠释的“革命”一词，不仅与暴力密不可分，甚至同暴力划上了等号。革命不仅被抽去了具体内容（无论是“右”的还是“左”的），也失去了其丰富的历史内涵。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从中国的历史看，中国人受革命暴力之害既深且巨，喊出“告别革命”并非不可理解。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到20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革命与暴力不仅表现出某种连体婴儿式的共生关系，而且还有不断强化的趋势。
不过，到了20世纪末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世界，不难发现，革命不仅没有因为中国知识界之“告别”呼吁而停止，相反却加快了脚步。革命的历史仍在继续，亨廷顿所指的“第三波民主浪潮”，尤其是80年代后期以来东欧的大变局，大多是在革命的旗帜下完成的。
回顾以上历史，我们至少可以指出，革命作为世界近代以来一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几大特征：
第一，从17世纪中叶英国革命开启近代革命的先河以来，革命已经经历了长达3个半世纪的历史。这一时间上的延续显示了革命的内在生命力及其历史的合理性，这并非人为的主观因素可以随意拒斥。
第二，从欧美革命到苏俄革命再到中国革命，革命均与暴力紧密相连，但暴力的性质和指向是有着重大区别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虽然都使用了暴力手段，但其间的区别也是很大的。从今天的认识高度，指出其暴力的共性固然重要，但找出其中的差别更具现实意义。因为正是在具体的差别中才体现了上述革命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指向。法国革命曾对社会造成了持久性伤痛，但并非所有的革命都如此。相对于法国革命，英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并没有造成社会的持续震荡。法国革命之后的伤口虽然长期难以愈合，但将其完全算在法国革命的账上也有失公允。法国革命之后面临整个欧洲地缘政治大格局的重组和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法国在革命100年之后才建立“第三共和国”，与革命的激进程度固然有着因果关系，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欧洲各国的军事干预有关。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处于欧洲边缘的英伦三岛和远在新大陆的美国的战略地位和政治震撼，都无法与法兰西相比，将法国的长期动荡放到整个欧洲框架内才可以得到较为全面的解释。
第三，与“十月革命”开启的共产主义革命模式相比，欧美共产主义之前的革命伴随着的暴力均是在革命推翻旧体制的相对短暂的断裂期间。美国革命其实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的8年时间，法国革命从1789年攻占巴士底监狱到1799年拿破仑政变实际上已经结束，其后战争不断的原因或者是由于拿破仑的军事扩张，这与革命并没有必然联系，或者是因为政权难以建立和巩固。换言之，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前，即使是在激进的法国革命时期，暴力也仅仅是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来使用的。
共产主义革命则十分不同。共产主义革命不仅在推翻旧体制、夺取政权时使用暴力，更为突出的是，在政权建立之后暴力也是维持政权的主要手段。暴力不仅发生于共产主义的夺权时期，而且与共产主义制度存在的历史相始终。30年代斯大林专治下的“大清洗”是在苏俄政权巩固之后发生的。“大清洗”的发生不是因为战争，暴力的对象不是企图推翻苏联政权的军事力量，而是苏联内部的异己或者潜在的异己份子。中国1957年的“反右”及其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自然也属于这类暴力运动。事实上，这种暴力的性质已发生变化，不再是为了革命而诉诸于暴力手段，而是利用革命的名义实行暴力强制。这样的暴力是失去了暴力的对立面的暴力，因而演化成为一种单向的镇压与恐怖手段。法国政治学者古尔多瓦在《共产主义黑皮书》的“序言”中表示：共产主义将暴力变成了制度。诚然，任何政权都需要一定的暴力，作为国家镇制机器的暴力（司法、警察、监狱等）来维持，但暴力必须纳入宪政的框架之下。按照古尔多瓦引述的数字，全世界共产主义各国从1914到1991年间共有近1亿人受害致死，这一骇人听闻的数字包括苏联200万、中国650万、越南100万、北朝鲜200万、柬埔寨200万、东欧100万、拉美15万、非洲170万、阿富汗150万。[5] 必须强调的是，上述所有这些死难者，都不是夺取政权期间革命的殉难者，而是政权建立之后葬身于制度屠刀之下的无辜生命。这一事实告诉人们，作为手段的暴力和作为制度的暴力的杀伤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说共产主义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之前的革命二者均使用暴力手段来夺取政权的话，以暴力作为基本制度来维持政权则是共产主义革命的特点。
二、东欧的后共产主义革命：走向民主、告别暴力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按照革命的性质和暴力在革命中的位置将革命划分为近代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与后共产主义革命3种不同的革命类型来分析。暴力在近代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中的最大区别是手段与制度的区别，而二者之中暴力的杀伤力、持久性和暴力的对象也极不相同。那么，后共产主义革命，即共产主义革命之后的革命，与上述两种革命又有何不同呢？
当中国的学者呼喊“告别革命”时，如果我们将眼光更多地集中到中欧和东欧，就不难发现，革命一词不仅未随着法国革命的远去和俄国革命的结束而被弃置，而是随着东欧社会的变化，使用得越来越频繁。从1988年到1992年不到4年的时间里，民主制度在东欧如风卷残云、摧枯拉朽，一时间，东西冷战结束，专制寡头垮台，共产主义阵营消亡，市场经济登台，自由、人权成为历史的主调。2000年10月，以民族主义旗帜抗拒这一潮流达11年之久的南斯拉夫强人米罗舍维奇也不得不接受南斯拉夫人民通过票箱作出的选择，这一事件被媒体称作“塞尔维亚民主革命”。2003年11月，格鲁吉亚反对派将掌握权力11年之久的谢瓦尔德纳泽轰下政坛，也被称作革命，即所谓的“玫瑰革命”。2004年底，乌克兰总统大选通过3轮投票，将反对派领袖尤先科推上总统职位，成功地推动了乌克兰迟滞13年之久的政党轮替，被媒体称为“橙色革命”。从断裂与突变的意义上诠释革命，将东欧这一历史巨变称为“革命”显然是当之无愧的。
总体上看，东欧的后共产主义革命有两个突出的特征。
第一是革命的民主诉求。无论是现在已经加入欧盟的东欧各国，还是转型较为迟滞的独联体各国，革命的任务都是要结束共产主义专制。1989年之后，经革命推动的所有这些国家演变的方向无一例外均是走向民主。这一特点使我们看到东欧发生的后共产主义革命具有向17、18世纪欧美革命回归的价值指向。这种革命需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需要政权的更换，但并不寻求政权的专有。这种革命不需要经过长时期的武装斗争，不需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依靠强大的军队，甚至也不需要严密的政党。这种革命可能有自己的灵魂人物，但这也不是革命的必要条件。革命的必要条件是旧政权的极度腐败，是社会公众的人心所向，是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是民主参与的诉求，是统治者内部的分裂，是世界潮流的推动。
这种革命的民主指向不仅存在于革命发生前期和当时的民主诉求，也充分体现于革命之后东欧各国的政治实践。东欧以铲除共产主义专制为诉求的革命发生之后，不仅共产党继续存在，并未被作为阶级敌人而镇压，而且各国共产党都毫无例外地享有合法的地位，在议会里拥有经民选得到的席位。
保加利亚的转型十分典型地说明，共产党在失去一党专政之后仍然在政治舞台上起着积极的作用。自1989年11月共产党总书记日夫科夫辞去领导职务，保加利亚共产制度解体。第二年6月改名为社会党的前共产党在立法大选中获得议会多数。1991年10月再次大选，社会党下台。但3年之后，1994年12月社会党再次在大选中取得胜利，获得议会204名议员总席位中的125个议席。与此同时，在波兰（1993年）、匈牙利（1994年）等国，或多或少改头换面的共产党也都通过选举又重新回到执政前台，完成了共产党从一党专权的政党到多元轮替的政党之重大转变，从此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一样，合法地民主地执政，合法地民主地下台。在原苏联集团的核心地带，独联体国家的民主革命似乎有分两步走的趋势。伴随着苏联的解体，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相继宣布独立并进行了民主选举，但政权仍长期由共产党或前共产党独占。直到最近，格鲁吉亚与乌克兰分别发生了“玫瑰革命”（2003）和“橙色革命”（2005）的“二次革命”，这两个国家才完成了政党轮替。其它国家什么时候走这条路，如今还没有具体的回答，但是，包括俄国在内，这些国家后共产主义革命的民主大趋势也是不容否认的。
第二是革命的非暴力特征。当时东欧各国的后共产主义革命大潮虽势不可挡，但革命的方式和持续的时间不尽相同。从时间上看，有一种说法是，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波兰用了10年，匈牙利用了10个月，东德用了10个星期，捷克用了10天，罗马尼亚则只用了10个小时。从方式上看，波兰团结工会与政府谈判时，预留给共产党65％的议席；捷克民众再演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以上街抗议的形式将捷共领袖胡萨克逼退；罗马尼亚人民面临的是一个更为贪恋权势的暴君，于是只得寻找带有血腥的出路。但总体上说，东欧巨变包括苏联的崩溃，都是在一种相对理性和非暴力的气氛中完成的。即使由于齐奥塞斯库的冥顽不化，导致罗马尼亚的转型染上了暴力色彩，但齐奥塞斯库被推翻3天后即被处决，罗马尼亚很快就翻过了血腥的一页。将“革命”一词用于后共产主义变革，并为人们广泛接受的大概应该归功于捷克的所谓“丝绒革命”，这一“革命”最为典型。革命前的捷克存在着一个高水平的组织有序的政治异议群体，有一个举世公认的杰出革命领袖哈维尔。革命之后，捷克共产党一败涂地，以哈维尔为首的“公民论坛”在1个月后的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哈维尔本人也被革命推上了权力顶端。“革命”这一在历史上只能与暴力为伍的概念，终于和“丝绒”挂上了钩。
三、革命的历史轨迹
基于上述对革命类型的分梳，我们现在可以更进一步地提出问题：为什么是后共产主义革命而不是近代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具有这种非暴力的特征？要回答这一问题，显然需要从这3种革命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性质、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手段入手进行分析。
以法国革命为标志的近代革命或曰前共产主义革命面临着时代的大转折，那是工业社会代替农业社会的时代，是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时代，是民主自律取代君权神授的时代，是个体、自由、平等等现代价值凸显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型既是人类有史以来空前激烈的，又是人类本身并无任何前朝经验可以依赖的。这一时期的革命不仅是激进的，甚至也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以追求自由、平等、人权为目的的近代革命之意义及其开启的人类现代社会得以奠基的现代性价值，是随着时代的推延才日益彰显和深化的。从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理解近代革命，革命借助了暴力或者暴力玷污了革命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无法避免的。我们今天当然应该摒弃革命中的暴力倾向，但是也不应该苛求前人，将革命与暴力同等对待，将婴儿与脏水一同倒掉。
从性质上讲，共产主义革命是一种追寻单一的革命，而近代革命和后共产主义革命相似，都是一种确立多元的革命。后共产主义革命在这里表现出与前共产主义革命的同质性，而显示出与共产主义革命的明显区别：后共产主义革命的目的不是夺取政权，而是寻求政党轮替；不是消灭敌对阶级而是保护一切人的人权；不是企求尽善尽美的乌托邦而是实现普遍的宪政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后共产主义革命称作民主革命，而共产主义革命则是一种一党专政的革命。一党专政的革命之基础建立于对抗，建立于排他，建立于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建立于惟我独尊的意识形态，一句话，建立于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极权主义体系。这种意识形态构想，这种极权主义追求本身就是暴力的，因为它以消灭一切异己为自身存在的前提。这种体系同时又孕育着暴力，因为它在创建和生存过程中不仅随时都在“发现”异己进而铲除之，而且也不断地制造异己，从而为自己的排他性存在提供了理由。
在人类社会中，这种排他的机制几乎毫无例外地存在于一神教的宗教之中。但是宗教只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如果一神教有总揽整个社会生活之志，那么这种宗教就具有神权极权主义的特点。中世纪的基督教曾经有这样的志向，现今某些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家也有这样的志向，伊朗1979年发生的所谓“伊斯兰革命“就是一个典型。中世纪基督教的极权之志而今已经成功地受到制约，欧美社会不仅通过宪法将宗教限制在严格的私域之中，而且也不允许任何宗教垄断信仰领域；而伊斯兰教会政教合一的国体模式则日益显示出其对社会迈向现代的巨大阻碍作用。
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系统是一种世俗神权机制，该系统以世俗之身，独占世俗社会的一切位置，也以世俗的名义强占宗教的位置。在这种极权主义的机制下，革命的目的既然是建立不容任何人分享的独家天下，革命的手段因而也必然是强制与暴力。钳制言论、扼杀自由、强奸民意、消灭异己、镇压反对派等等暴力手段于是成为制度。暴力酝酿暴力，暴力服务于暴力，暴力上升为制度，政权蜕变为暴力本身，这乃是这种排他的极权主义革命逻辑的自然归宿。后共产主义革命以自由为宗旨，以制度化的分享权力为目标，不寻求一家独霸的权力格局，因而在20世纪末年，当共产主义失去理想与正义的光环之后，非暴力的社会制度的转型成为可能，同时也为东欧及其他地区的革命实践所证明。
比较这3种革命，我们还可以发现，共产主义革命虽然从时间上直接承继近代革命，但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价值准则。共产主义革命利用法国革命片面强调平等的历史缺憾，以平等，尤其是经济平等的名义，将近代革命中作为手段的暴力推到极端，放弃了近代革命的民主指向，阉割了自由和人权价值。从世界革命传承史的整体观之，后共产主义革命是经过共产主义革命洗劫之后向近代革命回归的革命。从价值系统上讲，只有后共产主义革命才是近代革命的继承者，而共产主义革命乃是对近代革命的背叛。不过，后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是近代革命的简单重复，后共产主义革命非暴力的特点是在对革命与暴力进行了双重筛选之后向近代革命的回归。后共产主义革命既洗刷了共产主义革命极权主义的内容，又抛弃了暴力的形式。
这里，我们还必须涉及到暴力现象本身的问题。暴力作为人类生存行为方式之一种，当然不仅仅与革命相连。历史上的暴力（这里主要指大规模、有组织的暴力行为），从战争、侵略到起义、镇压、复仇等等，充斥人类社会生活。暴力更多时候是源于权力、领土、利益、信仰之争。暴力可以是反抗暴力的手段，可以是镇压弱小的手段，也可以是屠杀异族的手段。革命可以源于暴力，如反抗暴政；暴力也可以源于革命，源于意识形态鼓动，如共产主义革命；暴力更可以源于暴力，如战争、镇压。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中表现出的非暴力倾向不仅仅与革命的民主性质有关，而且也与20世纪的历史环境有关。历史学家霍斯鲍姆将20世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苏联崩溃的历史称为“极端世纪”[6]，正是指这一时期人类的暴力行为登峰造极。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孕育了两场大规模的杀人革命：列宁的赤色革命与希特勒的褐色革命。这两场“噬子”革命将人类的疯狂推到了极致，因而也预示着理性的可能回归。
从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演化的角度看，绝大多数国家之所以避免了暴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铺垫。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先后归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中，均存在着强烈的改革诉求，一些国家也出现过强度不同的民主与自由指向的政治改革。最为突出的是1956年的波兰“十月事变”、同年的匈牙利起义和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当时苏联对上述3次和平转型尝试的镇压，一方面延缓了东欧革命发生的时间，另一方面也为30年后苏联及整个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集团的和平革命留下了历史的殷鉴。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和平转型成功的路径并不相同：匈牙利、捷克都有相对强大的民主传统和政治异议力量；波兰得益于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如团结工会、天主教会等等。但各国最基本的共同点不是别的，正是都必须面对共产主义暴力这一庞大的历史遗产。共产主义相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阶段性，经历过共产主义革命之后的社会很难再迷恋暴力了。
后共产主义革命的非暴力取向既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也是经过暴力蹂躏之后的人类对暴力的普遍厌倦。实际上，环顾欧洲，不仅后共产主义革命具有这种非暴力特点，法西斯主义洗劫过的葡萄牙与西班牙都于79年代选择了和平革命。葡萄牙于1974年发生所谓的“石竹革命”，推翻了葡萄牙版的萨拉尔法西斯独裁政权；1975年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独裁者佛朗哥去世，国王卡洛斯主导民主革命，转型顺利成功。亚洲的印度尼西亚1998年到1999年的激进转型也应该属于这一革命类型。在同一时期，被希特勒“褐色革命”暴力直接蹂躏的西欧，在法国与德国的首倡下，开始了奠基于民主法制之上的、以建构和平为宗旨的欧洲政治统一运动。由西欧人开启的这一前无古人的和平工程，既是为放弃自己的暴力的过去所作出的强有力的回答，无疑也向整个欧洲的民主进程播发出巨大的道德感召力和政治向心力。
当然，我们并不能够对21世纪的国际环境盲目乐观。放眼今天的世界，不幸的是暴力依然紧紧纠缠住人类向前的步伐，如以“911”惨案和伊拉克战争为标志的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的暴力较量。不过，伊斯兰极端分子所追求的既非现代人类的价值理念，甚至也非社会制度的变革，因而与革命扯不上关系。倒是美国发动的旨在为伊拉克建立民主政体的战争带有一种革命的性质，德国思想家哈贝玛斯就把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称为“新保守主义革命”[7]。不过这是一种外来力量强加的革命，对暴力手段的依靠远胜于我们上述所谈的后共产主义革命。
以上讨论对后共产主义革命的民主与非暴力特点从经验层面作了概括，也从理论层面对这一特点和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特点作了分析，但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后共产主义革命的性质（民主指向），还是其赖以发生的时代条件都不是今后类似的革命不会发生暴力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虽然后共产主义革命在性质、手段、历史条件等各方面都朝着非暴力的方向发展，但暴力因素并未完全排除。苏东的经验证明，后共产主义革命既可能是民主的也可能是非暴力的，但并不能保证在其他地区这种革命就一定是非暴力的。
只要是革命，就是断裂，断裂就意味着为暴力预留了门户。将非暴力的可能化为现实还要依赖于各个革命发生地的具体情况。罗马尼亚的例子不仅表明在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中仍然飘荡着暴力的影子，尤其是显示了来自革命对象一方的暴力倾向不易有效地遏制。也就是说，专制统治者一方的暴力惯性决定了后共产主义革命还拖着一条暴力的尾巴。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逻辑地提出革命发展前景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没有走出共产主义制度的朝鲜、越南、古巴尤其是中国，会否发生后共产主义革命呢？这种革命会以什么方式发生？会否如罗马尼亚一样带有血腥的色彩呢？这些问题当然还要等待历史的回答，也超出了本文所论述的范围，但肯定是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及世界前途的人思考的问题。
【注释】
[1]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
[2] 傅瑞，《思考法国大革命》，三联书店，2005年1月版。
[3] 法国汉学家施维叶（Yves Chevrier）曾将法国革命之后的反复与中国近代的长期徘徊相比，见《Le debat》双月刊，2001年11月号。中国学者杨小凯也曾持有这种看法，见其在网上流传甚广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
[4]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4页。
[5] 古尔多瓦（Stephane Courtois）等，《共产主义黑皮书》（ 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 crimes, terreurs, repressions）。Paris：Laffont，1997。关于共产主义各国死难者的数字，古尔多瓦认为有必要量化，否则难以把握其骇人的规模。但他提供的的数字也存在争议，该书的其他作者如苏联部分的撰稿人威尔斯和亚洲部分（中国、越南、柬埔寨）作者之一的马尔戈兰则认为这一数字过于庞大，粗略的估计应在6,500万到9,300万之间。有关《共产主义黑皮书》的讨论，可参见拙文“评有关《共产主义黑皮书》的讨论”，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8年十月号。
[6] 霍斯鲍姆（Eric J. Hobsbawn），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yeth Century, 1914-1991。
[7] 哈帕马斯，“塑像与革命者（La statue et les revolutionnaires）。载2003年5月3日法国的《Le Monde》。
2022年9月26日星期一
2022年7月25日星期一
2022年2月5日星期六
波兰的 Pierogi
 Pierogi ruskie配炸洋葱 | |
| 替代名称 | Perogie, pirogi, pirohy, pyrohy, varenyky, vareniki, peroge |
|---|---|
| 类型 | 饺子 |
| 课程 | 开胃菜，主菜，甜点 |
| 起源地;原产地 | |
| 地区或州 | 中欧,东欧,东南欧 |
| 饮用温度 | 温暖的 |
| 主要成分 |
|
Pierogi [a] [b]是由未发酵的面团包裹在咸味或甜味馅料中并在沸水中烹饪而成的饺子。他们经常在上菜前煎一下。
Pierogi 与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美食有关，尽管它们很可能起源于中国并在中世纪传入欧洲。[1] [2] Pierogi 在现代美国和加拿大美食中也很受欢迎，它们有时以不同的当地名称而闻名。
典型的馅料包括土豆、奶酪、夸克、酸菜、碎肉、蘑菇和/或水果。美味的饺子通常搭配酸奶油、炸洋葱或两者一起食用。[3] [4]
术语[编辑]
英文单词“pierogi”来自波兰的pierogi [pʲɛˈrɔgʲi]是pieróg的复数形式 [ˈpʲɛruk]，饺子的通称。它源自古东斯拉夫语 пиръ ( pirŭ )，进一步源自原始斯拉夫语*pirъ，“盛宴”。[5]虽然在整个欧亚大陆都可以找到饺子，但其具体名称为pierogi，其原始斯拉夫语词根及其在西斯拉夫语和东斯拉夫语中的同源词，包括俄语пирог（ pirog，“馅饼”）和пирожки（ pirozhki，“ small pies")，显示了这个名字的共同斯拉夫起源，早于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标准化语言。在大多数这些语言中，这个词的意思是“馅饼”。
在乌克兰人和乌克兰侨民中，他们被称为varenyky。[6]这个词是вареник ( varenyk ) 的复数形式，源自乌克兰语вар ( var ) “沸腾的液体”，表示煮沸是这种饺子的主要烹饪方法。门诺派社区使用相同的术语，有时拼写为varenikie或wareniki。[7] [8]
Bryndzové pirohy是斯洛伐克语，意为装满羊奶奶酪的饺子。[9]
Colşunaşi是罗马尼亚语，意为饺子。[10]它源自希腊语καλτσούνι , kaltsúni，它本身是从意大利calzoni 借来的。
起源[编辑]
虽然 pierogi 的起源经常存在争议，但该菜肴的确切起源是未知且无法证实的。像其他饺子一样，它们很可能起源于中国，并在中世纪或更晚时期在欧洲广泛传播。[1]据信 pierogi 是由马可波罗通过丝绸之路的远征而普及的，因此表明与馒头有关。[11]其他来源推测，在 13 世纪，波兰的圣风信子通过当时的基辅罗斯从远东（亚洲）带来了 pierogi 。[12]这些成为中欧和东欧美食的特色，发明了不同的品种（制备方法、配料、馅料）。
成分和准备[编辑]
馅料[编辑]
根据厨师的喜好， Pierogi 可以用土豆泥、炸洋葱、夸克或农夫奶酪、卷心菜、酸菜、肉、蘑菇、菠菜、奶酪或其他配料（单独或组合）填充。饺子的甜点版本可以用加糖的夸克或新鲜的水果馅，如樱桃、草莓、覆盆子、蓝莓、苹果或李子；扔石头的李子有时会用到，还有jam。为了增加风味，可以将酸奶油添加到面团混合物中，这往往会使面团变亮。
准备[编辑]
将面粉和温水混合制成的面团，有时还加入一个鸡蛋，将面团擀平，然后用刀切成正方形或用杯子或水杯切成圆形。面团可以用一些土豆泥制成，创造出更光滑的质地。[需要引用]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中流行的另一种变体使用面粉和凝乳制成的面团，以及鸡蛋、盐和水。[需要引用]
馅料放在中间，如果面团被切成方形，则将面团折叠成半圆形或矩形或三角形。将接缝压在一起以密封饺子，以便在烹饪时填充物留在里面。将皮耶罗吉煮至浮起，沥干水分，然后有时在黄油中油炸或烘烤，然后作为剩菜食用或油炸。它们可以与融化的黄油或酸奶油一起食用，或者用小块炸培根、洋葱和蘑菇装饰。[13]甜点品种可以配上苹果酱、果酱或varenye。
国家[编辑]
波兰[编辑]
传统上被认为是农民食品，皮耶罗吉最终受到欢迎并传播到所有社会阶层，包括贵族。17 世纪的食谱描述了在那个时代，皮耶罗吉如何被认为是波兰饮食的主食，每个假期都有自己特殊的皮耶罗吉被创造出来。它们有不同的形状、馅料和烹饪方法。像婚礼这样的重要活动都有自己特殊类型的 pierogi kurniki——烤馅饼，里面装满了鸡肉. 此外，pierogi 是专门为哀悼或唤醒而制作的，有些是为 1 月的颂歌季节制作的。烤饺子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典型且最受欢迎的圣诞菜肴，尤其是在东部地区。里面塞满了土豆、奶酪、卷心菜、蘑菇、荞麦或小米。最著名的是Biłgoraj pierogi，里面塞满了荞麦、土豆和奶酪，然后在烤箱中烘烤。[14] [15]
Pierogi 是波兰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平安夜（维吉利亚晚餐）和圣诞潮。它们还在公共活动、市场或节日期间以各种形式和口味供应，从甜味到咸味和辛辣味。在 2007 年克拉科夫皮耶罗吉节上，每天消耗 30,000 个皮耶罗吉。[16]
波兰饺子通常装满新鲜的夸克、煮熟的土豆泥和炸洋葱。这种类型在波兰语中被称为pierogi ruskie，字面意思是“ Ruthenian pierogi”。波兰其他流行的 pierogi 馅料是绞肉、蘑菇和卷心菜，或者是各种水果（浆果，最常见的是草莓或蓝莓）作为甜点。[需要引用]
甜饺子通常搭配酸奶油和糖，咸味饺子搭配培根脂肪和培根块。波兰人传统上为平安夜晚餐供应两种类型的饺子。一种装满了酸菜和干蘑菇，另一种——只装满干野蘑菇的小乌兹卡——装在透明的barzcz中。[17] Leniwe pierogi（“懒惰的 pierogi”）是一种不同类型的食物，类似于懒惰的 vareniki（见下文）、kopytka或halušky。
乌克兰[编辑]
Varenyky 在乌克兰是一道受欢迎的国菜，既可以作为普通的日常餐点，也可以作为一些传统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例如乌克兰的圣诞夜晚餐：Свята вечеря（Sviata Vecheria 或 Svyata Vecherya，字面意思是圣餐）。[需要引用]在现代乌克兰西部或与乌克兰接壤的一些地区，特别是在喀尔巴阡山脉鲁塞尼亚和加利西亚，术语varenyky、pedaheh和pyrohy用于表示同一道菜。
一种流行的波兰 pierogi 的名称pierogi ruskie（“Ruthenian pierogi”）与俄罗斯、东斯拉夫人的历史地区和命名以及乌克兰人后裔的古代王国有关。
Varenyky 被乌克兰人视为他们的国菜之一，在乌克兰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共享这些饺子的许多其他国家相反，乌克兰人倾向于使用发酵乳制品（乌克兰语：kysle moloko或Ryazhanka）将面团粘合在一起；然而，今天倾向于使用鸡蛋代替。用于 varenyky 的典型乌克兰馅料包括干酪、土豆、煮豆、糊状豌豆、卷心菜、李子、樱桃（和其他水果）、土豆和奶酪、卷心菜、肉、鱼和荞麦。
在乌克兰，varenyky 传统上在上面放上酸奶油（乌克兰语：сметана, smetana）和黄油，以及炸洋葱和炸培根或猪油（乌克兰语：shkvarky）。虽然传统上很美味，但 varenyky 也可以作为甜点，只需将饺子的馅料换成更甜的馅料即可。甜点 varenyky 馅料包括酸樱桃、蓝莓、甜奶酪和其他水果。乌克兰中部地区以其更不寻常的 varenyky 而闻名，波尔塔瓦以其面粉 varenyky 馅料而闻名，饺子中的馅料是面粉、猪油和煎培根的混合物。
Varenyky 在乌克兰深受喜爱，因此每年都会在喀尔巴阡山脉的乌克兰滑雪胜地Bukovel举行纪念他们的节日。2013 年，在 Bukovel 建造了 varenyky 雪纪念碑，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雪 varenyk 被提交到吉尼斯世界纪录。
在乌克兰，varenyky 不仅是一道国菜，还起到了象征性和仪式性的作用。乌克兰的祖先将 varenyky 等同于年轻的月亮，因为它们具有相似的形状，并将饺子用作异教和祭祀仪式的一部分。例如，奶酪 varenyky 会在泉水附近被牺牲，几年前农民还认为 varenyky 有助于带来丰收，所以他们带着自制的饺子去田里。[18]
德语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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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术语Pirogge (pl. Piroggen ) 描述了各种东欧饺子和包子，[19]包括 pierogi、pirozhki 和pirogs。某些类型的 piroggen，无论是煮熟的还是烘烤的，都是生活在东欧的德国人的常见食物，波罗的海仍然是由他们居住在那里和德国的后代准备的。特别是，烤 pīrādziņi 在波罗的海德国人的美食中被称为Kurländer Speckkuchen（“库尔兰培根/斑点派”）。[20]
Schlutzkrapfen与 pierogi 非常相似。它们在蒂罗尔和意大利北部的德语区南蒂罗尔很常见，偶尔在巴伐利亚也有发现。[21]馅料可能包括肉或土豆，但最普遍的馅料是菠菜和夸克（ Topfen）或乳清干酪的组合。[22]另一种类似的奥地利菜，称为Kärntner Nudel（卡林西亚面条），由多种馅料制成，从肉、蘑菇、马铃薯或夸克到苹果、梨或薄荷。[23]这些地区特色菜与最常见的施瓦本饺子（称为Maultaschen ）有很大不同。[24]
匈牙利[编辑]
在匈牙利美食中，derelye 类似于 pierogi，由装满果酱、白软干酪或有时是肉的意大利面袋组成。[25] Derelye 主要作为婚礼等特殊场合的节日食品食用；它也可以作为正餐食用，但这种传统已经很少见。[需要引用]
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编辑]
在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类似的配方被称为colțunaşi，[10]具有区域品种，例如特兰西瓦尼亚和布科维纳地区的piroşti和摩尔达维亚地区的chiroşte。[26] Colşunaşi通常是用果酱（通常是李子）、新鲜酸樱桃[27]或白软干酪填充的甜点，或者是咸味的，填充有莳萝调味奶酪（telemea或urdă）、土豆泥或切碎的肉。面团是用小麦粉做的 和 colşunaşi 在盐水中煮沸，[28]在油中煎或在烤箱中烘烤。
这个词与斯拉夫语kalduny同源，一种饺子。在布科维纳和特兰西瓦尼亚，piroşti这个名字用于德国或斯拉夫血统的罗马尼亚家庭，馅料也可以是完整的新鲜无核李子。colțunaş一词被罗马尼亚本土家庭使用，通常用白软干酪或夸克装满，并在上面放上酸奶油 smântână，传统上称为colțunaşi cu smântână。
俄罗斯[编辑]
Vareniki最常见的是土豆（有时与蘑菇混合）、夸克奶酪、卷心菜、牛肉和浆果。[29] [30]它们可以在上面放上炸洋葱和培根，或黄油，再配上酸奶油。这道菜在苏联时期在俄罗斯特别流行，成为公共餐饮和国际苏联美食菜单的一部分。[31] 水饺明显不同；它们更小，形状不同，通常填充碎肉（猪肉、羊肉、牛肉、鱼）或蘑菇以及盐、胡椒，有时还有香草和洋葱。
俄罗斯门诺派美食[编辑]
由于几个世纪以来紧密联系的社区和来自荷兰、普鲁士北部、俄罗斯帝国和美洲的大规模移民，俄罗斯门诺派教徒发展出了独特的种族和美食。在俄罗斯门诺派美食中，饺子通常被称为vereniki，几乎总是塞满白软干酪，并配以称为schmaunt fat的浓稠白色奶油肉汁。[32]俄罗斯门诺派教徒也会用萨斯卡通浆果或蓝莓等水果填充维列尼基. 它通常伴随着农夫香肠（formavorscht）或火腿。门诺派风格的vereniki在波兰、俄罗斯或乌克兰已不再常见，但在俄罗斯门诺派定居的加拿大大草原、奇瓦瓦州、墨西哥、巴拉圭、玻利维亚等地非常普遍。
斯洛伐克[编辑]
斯洛伐克美食中的一道传统菜肴是bryndzové pirohy，饺子里填满了咸味的布林扎奶酪和土豆泥。Bryndzové pirohy 配上更多的bryndza（与牛奶或酸奶油混合，因此它具有液体稠度并用作蘸酱），并在上面放上培根或炸洋葱。在斯洛伐克，pirohy呈半圆形。
与bryndzové halušky 一起，bryndzové pirohy是斯洛伐克的国菜之一。
斯洛文尼亚[编辑]
Ajdovi krapi（字面意思是荞麦鲤鱼）是斯洛文尼亚东北部和高山地区流行的一道菜。用荞麦而不是小麦粉制成，里面填满了白干酪 ( skuta )、小米和炸洋葱的混合物，传统上在上面放上猪油薯片、炸培根或炸洋葱，但现在通常是黄油面包屑。[33]与žganci和štruklji 一起，它们形成了斯洛文尼亚典型的以荞麦为基础的菜肴的三重奏。
美国和加拿大[编辑]
Pierogi 是由中欧和东欧移民带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它们在波兰或乌克兰人口众多的地区尤其常见，例如克利夫兰、芝加哥和纽约市及其新泽西郊区。[34] Pierogi 最初是移民中的家庭食品，并在民族餐馆中供应。美国的 pierogi 最初来自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当时第一次记录在案的 pierogi 销售是在 1928 年在克利夫兰的 Marton House Tavern 进行的。[35]在二战后时代，新鲜烹制的皮耶罗吉成为民族教会筹款活动的主食。到 1960 年代，饺子是美国和加拿大许多地方冷冻食品货架上常见的超市商品，今天仍然可以在杂货店找到。
许多具有中欧和东欧传统的城镇都庆祝皮耶罗吉。印第安纳州怀廷市每年七月都会在Pierogi Fest庆祝美食。[17] Pierogis 也通常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有关。在克利夫兰，每年都会举办 Slavic Village Pierogi Dash 和 Parma Run-Walk for Pierogi 等活动。[36] 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也庆祝 pierogi。匹兹堡海盗队的每一场棒球比赛都有一场“ pierogi 比赛” 。在比赛中，六名身着皮耶罗吉服装的跑者奔向终点线。1993年，艾伯塔省格伦登村 为这种烹饪创作竖立了一个路边致敬：一个 25 英尺（7.6 m）的玻璃纤维 perogy（首选本地拼写），配有叉子。[37]
由于其庞大的中欧和东欧移民人口，美国拥有庞大的饺子市场。与其他拥有较新欧洲移民人口的国家不同，现代饺子在美国杂货店的各种口味中都有。许多这些杂货品牌的饺子都含有非传统成分以迎合美国人的口味，包括菠菜、墨西哥胡椒和鸡肉。[需要引用]
当Paula Newby-Fraser采用 Pierogi 作为 1989 年夏威夷铁人三项自行车赛自行车部分的首选食物时，Pierogi 作为一种运动食品获得了短暂的流行。[38]此后十多年，T 夫人（美国最大的 pierogi 制造商）赞助了铁人三项，[39]一些专业的铁人三项运动员和全国各地的“趣味跑”。对于许多铁人三项运动员来说，pierogi 代表了一种替代面食的方式来增加他们的碳水化合物摄入量。[40]
据总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谢南多厄的饺子制造商 Mrs. T's 称，美国的饺子消费主要集中在一个被称为“Pierogi Pocket”的地理区域，该地区包括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印第安纳、芝加哥，底特律，中西部北部和新英格兰南部的部分地区，占美国饺子年消费量的 68%。[41]
| 系列的一部分 |
| 加拿大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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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拥有大量波兰人口以及乌克兰人口，而 pierogi（当地称为 perogies）在全国各地都很常见。[需要引用]加拿大皮耶罗吉市场仅次于美国市场，后者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一直是大多数中欧和东欧移民的首选目的地。[37]
在中欧和东欧移民社区存在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包装好的冷冻饺子，并且在加拿大各地普遍存在，甚至在大型连锁店中也是如此。典型的冷冻口味包括用土豆和切达干酪、洋葱、培根、白软干酪或混合干酪填充的ruskie pierogi类似物。自制版本通常填充土豆泥（用盐和胡椒调味，通常与干凝乳干酪或切达干酪混合）、酸菜或水果。然后将它们煮沸，或者立即食用，放入烤箱并保持温暖，或者在油或黄油中煎炸。受欢迎的水果品种包括草莓、蓝莓和萨斯卡通浆果。
土豆和奶酪或酸菜通常搭配以下部分或全部：黄油或油、酸奶油（典型）、炸洋葱、炸培根或基尔巴萨（香肠）和奶油蘑菇酱（不太常见）。一些民族厨房将油炸perogies；甜点和主菜可以这样上桌。
冷冻品种有时以砂锅菜式搭配切碎的火腿、洋葱、辣椒和切达干酪或意大利风味的碎牛肉、洋葱和番茄酱混合物。[42]
加拿大的全国连锁餐厅以这道菜或变种为特色。Boston Pizza有一个三明治和一个披萨，味道像 perogies，而Smitty's则将他们的披萨作为开胃菜和沙拉一起油炸。
懒惰的 pierogi 和懒惰的 varenyky [编辑]
Lazy varenyky（乌克兰语：книдлі, ліниві вареники，俄语：ленивые вареники）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美食中或在 Rusyn 中的leniwe pyrohy是由domashniy sir（凝乳奶酪）与鸡蛋和面粉混合成面团制成的汤团形状的饺子。以奶酪为基础的面团制成约 2 厘米厚的长香肠，斜切成团块，在乌克兰语中称为halushky ，在俄语中称为Rusyn、galushki. 然后将饺子在盐水中快速煮沸，并与酸奶油或融化的黄油一起食用。“lazy varenyky”这个名字忠实地反映了这道菜的快速准备时间：从组装简单的配料到上桌，通常需要 10 到 15 分钟。[43] Lazy varenyky 与标准 varenyky 的区别就像意大利面疙瘩与馄饨或意大利饺子的区别一样：这些是蓬松的实心饺子，而不是馅料袋。波兰菜中的同一道菜被称为懒惰的皮耶罗吉（波兰语：leniwe pierogi）。
在文化[编辑]
Pierogi 有自己的守护神：“Święty Jacek z pierogami！” （St. Hyacinth和他的 pierogi！）是一种古老的波兰语表示惊讶，大致相当于英语的“good grief”或美国的“holy smokes!”。这个表达的起源是未知的。[44]
在乌克兰文学中，varenyky 是民族认同的象征，有时强调它与俄语的区别。在 Stepan Rudansky Varenyky-Varenyky（1858 年）的诗中，一名俄罗斯士兵请一位乌克兰乡下妇女为他烹制 varenyky。然而，他想不出“varenyky”这个词，而女人则假装不理解他。[45]
The Great Pittsburgh Pierogi Race N'at，通常被称为 Great Pierogi Race，是匹兹堡海盗棒球比赛期间的一场美国吉祥物比赛，有六名参赛者穿着巨型 pierogi 服装比赛：Potato Pete（蓝色帽子）、Jalapeño Hannah（绿色帽子）、奶酪切斯特（黄色帽子）、酸菜索尔（红色帽子）、奥利弗洋葱（紫色帽子）和培根伯特（橙色帽子）。
纪念碑[编辑]
2006 年 9 月，乌克兰切尔卡瑟为瓦伦尼基（右）的纪念碑落成。 [46]竖立在酒店入口处的纪念碑展示了哥萨克马梅（塔拉斯·舍甫琴科和尼古拉·果戈里讲述了一位乌克兰民间传说英雄，他对瓦伦尼基的喜爱）用陶罐吃 varenyky，身后有一个巨大的新月形 varenyk。
2006 年，乌克兰波尔塔瓦为 halushky 建造了一座纪念碑。 [47] 1991 年，加拿大艾伯塔省格伦登村竖立了一个巨大的叉子上的饺子。[48]雕像高 7.6 米（25 英尺）。2010 年 1 月，有人提议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竖立一座 pierogi 雕像。[49]
另见[编辑]
注释[编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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