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爆發的一連串東歐民主化運動，象徵著共產主義在歐洲的衰落。
東歐民主化進程被稱為東歐劇變，或「蘇東波」（蘇聯、東歐改革風波）──自波蘭、匈牙利等國於89年成功民主化後，東歐的「老大哥」蘇聯，亦於1991年瓦解，自始冷戰宣告結束。
這次介紹的《我們人民：在華沙、布達佩斯、柏林、布拉格見證89年革命》(We the People: Revolution of '89 Witnessed in Warsaw, Budapest, Berlin and Prague)，是了解1989年東歐劇變很好的參考。本書作者艾許（Timothy Garton Ash）是英國牛津大學歷史學者，1989年東歐發生連串民主革命之際，他親身到訪波蘭、匈牙利、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四個國家，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資料，並在一年後的1990年出版本書。
本書初版共分六章，首章為序，簡單概括了1989年的東歐局勢；其後的二至五章，記述了作者在上述四國的親身見聞、記錄了當時發生的事件。作者頗有尋找時機置身於歷史現場的觸覺：1989年6月，在波蘭舉行二戰後首次議會選舉期間，作者身處華沙；1989年6月，匈牙利成功民主化之後，曾在1956年嘗試推動匈牙利自由化、後被蘇聯視為「叛國」並處決的前總理Imre Nagy得到重新評價且被重葬之時，作者身在布達佩斯；同年11月，柏林圍牆倒下之時，作者身處柏林現場；最特別的時刻，要數同年11月尾至12月初布拉格發生天鵝絨革命之時──作者當時正在運動領袖Václav Havel以及民運團體「公民論壇」成員的身旁。第六章則為全書總結。
閱讀本書，有助了解1989年東歐民主化運動的始末與經過。1989年，其實也是中國民主化進程很重要的一年，只是結果與東歐全然不同。東歐成功的政治改革歷程，有助思考各地民主運動何以有不同走向、運動有何成功要素。
「refolution」改革與革命的混合體
作者指，不可將東歐劇變簡單稱之為革命，原因是當時出現的民主化運動，實際上是「重組」（reform）與「革命」(revolution)的混合體，因此作者自創新詞「refolution」以指稱當時東歐的改變。
他認為，在當時東歐共產國家的變革之中，「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改革力量皆有貢獻。「自上而下」的改革力量來自共產政府中少數開明掌權者，「自下而上」的力量則顧名思義來自人民。但不同東歐國家，其「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改革力量各有不同分佈──按作者觀察，在匈牙利，前者佔較重角色，而在波蘭，則是後者更為重要，但總括而言，東歐民主化的一大重點，在於上下之間的合作與妥協。
波蘭六月選舉與中國六四事件
1989年的東歐劇變最為人稱道的是，是當中大部份國家（除了羅馬尼亞外）的民主化過程，都沒有發生嚴重的流血衝突、能夠以民主選舉的方式和平移交權力。
波蘭二戰後首次民主選舉的日期，定於1989年6月4日，這日子對華人讀者而言，絕不陌生──正因為選舉與中國天安門六四事件同日發生，作者在述說波蘭議會選舉時，也有提到該事件。
作者指，1989年6月4日不只是波蘭戰後歷史的重要一頁，也是整個世界共產主義社會史的重要一刻。他提到，領導波蘭民主化的波蘭團結工會的多名領袖對民主進程不無隱憂──一方面為權力移交和權力背後的重責感到憂心，因為團結工會在民間抗爭多年，卻不曾有過參與議會的經驗；另一方面，他們擔心事情不會發展得那麼順利，中國的六四事件，提醒了他們軍隊暴力鎮壓的可能性。
中國發生六四事件時，作者正和一群波蘭記者等待選舉結果，期間他們看到電視畫面之中，中國軍隊、坦克進入北京，並對學生投放摧淚彈、然後屍體堆積。作者指，類似情境其實也曾在格但斯克、華沙發生，故此擔心「軍隊屠殺平民」的歷史重演，這正是波蘭民運人士危機感的一大源頭。
在1999年本書的新版之中，作者在書末加進了新的結語，內容是他在東歐劇變10年後回望這段民主化進程的新觀點。作者說，當年東歐劇變的和平進程並非理所當然，事實上89年東歐民主化運動的任何一個時刻，都有可能變成血腥衝突。他提到，離開波蘭之後，在東歐、中歐其他國家的採訪，都不停聽到「天安門」一詞，天安門的流血結局，成了作者日後遇到的不少民運人士的「惡夢」。
中國與東歐的不同結局——能動者在歷史中的重大作用
作者指，1989年是共產主義在東歐的終結年份，但若要探求這場終結共產主義的運動的起源（beginning of the end），作者會認為， 1979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到訪波蘭是當中的一大關鍵，他是第一位波蘭裔及斯拉夫裔教宗，也是首位到訪共產國家的教宗。
作者認為，教宗的重要政治影響，是一方面團結了波蘭的反共勢力，另一方面奠定了日後波蘭民主化運動的和平抗爭模式。帶領波蘭民主化的團結工會在教宗訪問波蘭一年後成立，作者相信，若然教宗不曾到訪，團結工會根本無法成立。
團結工會在共產世界之中領導政治變改的歷程，頗有傳奇色彩。波蘭團結工會成立於1980年代，是蘇聯主導的華沙公約簽約國之中，首個不是由共產黨控制的工會組織。團結工會最初有近1000萬人成員，他們主要是波蘭國內天主教徒與反共左翼人士、主張非暴力抗爭、曾多次發動罷工示威。
共產政權一黨專政的波蘭統一工人黨，曾持續打壓團結工會，但由於黨政府管治下的波蘭經濟、民生狀況轉差、共產黨的統治認受性基礎持續減弱，這最終逼令黨政府與以團結工會為首的反對派舉行「圓桌會議」、商討波蘭未來，結果雙方共同決定舉行6月的民主議會選舉，團結工會在選舉中取得大勝，其領袖Lech Wałęsa亦於1990年當選為波蘭戰後首任民選總統。
作者認為，東歐和中國的民主運動所以會有截然不同的結局，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當時東歐擁有兩批政治領袖：反對派中的精英，例如波蘭的Lech Wałęsa、捷克斯洛伐克的Václav Havel，以及掌握莫斯科權力的戈爾巴喬夫及其幕僚（Gorbachev group）。前者以「自下而上」的力量帶動「revolution」，後者則以「自上而下」的力量帶動「reform」，在兩者的妥協間成功形成「refolution」、作為東歐民主化的成功關鍵；即便在作者眼中由民間力量主導的波蘭民主化運動，假若當時執政的共產政府不同意舉行「圓桌會議」，日後的民主選舉也難以談起。
社會科學之中，經常有「時勢造英雄」與「英雄造時勢」的二元論爭。作者強調，1989年證明了能動者(agency)──包括蘇聯的戈爾巴喬夫、波蘭的Lech Wałęsa、捷克斯洛伐克的Václav Havel，以及教宗──這些歷史人物都能憑一己之力在歷史之中發揮巨大作用。
本書能令我們了解更多何以中國的民主化發展，與東歐有迴然不同的結局。1989年在蘇聯掌權的政治領袖，是較為開明、「容許」東歐民主化而非選擇「平亂」的戈爾巴喬夫。而在1980年代的中國，中共內部雖有趙紫陽、胡耀邦等開明改革派，但他們卻未能強有力地實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同時，中國當時的反對派，亦未能組成相近於波蘭、匈牙利等國的反政府勢力，不足以逼使中共政府以溝通作為主要應對方式。最終中國1989年6月4日的民主化結局，令人悽然。
解釋過去，往往較預測未來容易；比較東歐與中國的民主化軌跡，或多或少，都會令人有種歷史發展繫於因緣際會的感慨、感到東歐民主化的成功關鍵「refolution」，實乃可遇不可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