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17日星期四
Net: 余杰：穿越柏林墙--葛瑞格·米歇尔《叛逃共和国：柏林墙下的隧道脱逃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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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运动综述 ——工人监督与无产阶级政权
编译者（李星）按：
本文主要取材于戴·蒙代尔（David Mandel，加拿大）著《1917年的彼得格勒工人监督》（“Factory Committees and Workers' Control in Petrograd in 1917”，1995年刊登于莫斯科《抉择》杂志），以及德·丘拉科夫（俄）著《工人国家与工人自治：1917-1918年间的辩论》（2003年刊登于莫斯科《抉择》杂志）两文。在此对二位作者表示谢意。
Putilov factory meeting - Petrograd 1917
俄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但中国对其研究却少得可怜，让我们回到一百年前的俄国工厂，看看俄国的工人们是怎么进行自己的革命的。
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建立政权，是工人运动的战略目标；但无产阶级取胜的历程，却绝非按部就班的呆板过场。十月革命的内在阶级动力，表现为工人自我组织程度越高、越团结和认清自身利益，越坚决捍卫乍看起来属于「民主革命」的改良措施（8小时工作日、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政治自由和人身尊重），越发现急需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本文试图以1917年俄国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发展为主线，揭示下列方面——群众运动如何走向高峰；有组织工人和其他劳动阶层决心夺权的集体心理变化；左翼众流派、有产阶级与工农的互动关系。
1917年，深陷世界大战、工业危机与上层密谋的沙俄暗流汹涌。首都彼得格勒工人与（农民出身的）士兵的春季起义，既推翻了帝制，又使俄罗斯一度成为「全世界最自由的地方」[1]（列宁）；群众组织遍地开花，帝国及属地的大型工业中心（从彼得堡、巴库、赫尔辛基到哈尔滨）均出现蓬勃的工人士兵代表会（即苏维埃），企业内部普遍建立工厂委员会。与1905年出现过的苏维埃相比，工委会及其「监督生产」尚属新鲜事物；工人们总结说「委员会诞生之初，既无行动纲领，又缺活动规章。但生活给我们写出了纲领和章程，就是说，我们的最好老师是生活本身」[2]（1917年12月「普吉洛夫」工厂工委会报告）。与此同时，左翼各派对异军突起的工人监督显得懵头转向；一位列宁派干部坦率地表示「扪心自问，十月革命前我党对工人监督的整体形式以及在何种经济基础上继续它，心中无底」[3]（奥新茨基）。
1917年11月1日，首届全俄工厂委员会代表会开幕。孟什维克派（以下简称孟派）指出「工人监督生产的前途，关键在于澄清（正在进行的）俄国革命是否等于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一再要求列宁分子把话谈透，可他们一味回避」[4]（特维尔市工人代表林科夫）。对孟派来说事情很简单：「它并非社会革命，而属于搀杂着社会改造成分的政治革命，或者说社会改良被放到了极重要位置」[5]（林科夫），无政府主义派的看法相反——「我们支持社会革命」[6]（首都「施利塞堡」火药厂工人代表茹克）。至于聚集了最多革命工人的列宁派，则忙于内部重组。
1917年春列宁发表《四月提纲》，抛弃第二国际多年指导俄国工运的「两阶段论」（首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过相当历史阶段后再谈社会革命），呼吁无产大众尽快夺权，导致部分干部愤而出走。更多同志作壁上观：不公开谴责列宁的新路线，但未把领袖关于工人革命的号召当回事，而认真筹划如何巩固代议民主制，以完成广泛社会改良。数月后，主张「工人政府」的托洛茨基及其「区联派」入伙；产业工人中列宁派的影响飞跃增长，但中央多数仍反对推翻资产阶级政府，难怪著名左翼政论家苏汉诺夫尖锐地质问「列宁分子到底想拿政权怎么办呢？他们显然欠缺清晰的计划和主意，充其量只堆积了些新政治纲领的原始材料」[7]。
许多深陷政治惰性的「老革命」（从斯大林到加米涅夫）感觉不到工人起义的迫切需要，基层劳动者的情绪立场却电闪雷鸣般裂变——「监督生产是所有工人会议的绝对主导话题」[8]（苏汉诺夫）。尽管「监督（生产）并非社会主义。这仅是推动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9]（工委会中央理事会成员、列宁派干部帕·斯克雷泊尼克），而孟派忙于使工人监督化为资本主义市场的积极因素，以「调节和组织国民经济与劳动力市场」[10]（首都工代会经济纲领主笔格罗曼），大小老板如坐针毡。「列宁也好，托洛茨基也好，至今都没提供完整经济纲领；他们的工业主张从未超越（孟派制订的）彼得堡工代会《五一六工业要点》的范畴。大资本——比如纺织巨头、临时政府工商部长卡纳瓦洛夫——认定激进改良等同社会主义，其实远着呢！」[11]（苏汉诺夫），但有组织工人爆发的能量已让有产者吓破了胆。「工代会和其它工人组织有能力对政府施加巨大影响」[12]（银行家列布申茨基），工厂委员会索要财政文件和生产信息的劲头，让资本家和高级主管们惊怒不已，很快铁了心对抗到底。
那么，工人们到底推出过哪些经济要求呢？首先是八小时工作日。
八小时工作日
二月起义喊出了「民主共和！无偿分配土地！立即签定无割地赔款条件的和平协议！」等政治口号，另外，工人们的社会经济改良愿望也非常高涨（八小时工作日、「足以满足自由公民尊严生活」的工资和「企业内部宪政制度」）。左翼认为上述要求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改良，但资本家及其国家机器另有意见。1905年革命时，八小时工作日即为工运中心目标，但雇主和政府唾骂这是「政治讹诈」。1917年帝制垮台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命令彼得格勒工人结束政治总罢工，并得到工运多数领导层（孟派、社会革命党）的支持；然而，市工代会的复工决议受到基层坚决抵制，形同废纸。一位工人代表回忆说「当我把决议拿回厂后，就明白它毫无效力。得到自由后，我们必然借助它（即包括罢工权的政治自由——李星注）减轻剥削制度的压迫，与资本更好地斗争」[13]。3月7日，111家彼得堡工厂只有28家复工（首都工业家协会数据），复工企业多半（在工人压力下）落实了八小时工作制[14]。3月24日，帝国炮兵管理总局下属各大军工厂举行工人会议，气势如虹地宣言「我们必须得到八小时工作日和其他政治自由！」[15]。
增加工资
战争使工商界大发死人财，劳工却得承担收入下降、物价腾贵与征兵的苦难。皇室逊位后，工人异口同声地要求「原封建帝俄时期的暴虐剥削条件，不应继续在新俄罗斯存在下去」[16]（首都纳尔弗区工代会声明）。
3月10日，彼得格勒工代会讨论了首都无产者的生活现状，多数代表倡议立法确认最低工资制。与会的「普吉洛夫」船厂代表总结说：「工人与士兵代表会有责任站在穷人立场上观察事物，更新薪金评估办法，让工人有更好生存条件。我们责成（本次大会即将选出的专门委员会）全面了解无产者生活，并与厂方开始谈判。当主管的那帮吸血鬼跟雇主一个鼻孔出气，打着爱国旗号让大伙一贫如洗，吸干压碎后就甩进垃圾堆。（执委会的）同志们，现在世道变了！工人要求公平的薪水，老板却冲我们喊：‘完了！要动手抢啦’，同志们，你们大概不会跟着老板瞎叫唤吧？站在工人立场上，你们该告诉老板：‘错了，财主让工人累弯了腰，刮干了他们的财富，往后必须支付劳动应得的报酬’」[17]。
「企业宪政制度」
帝俄时期，企业内各级主管和小头头既专横跋扈，又多与情报部门合作迫害工运分子——厂长定期向特务汇报工运动态，对政治罢工以歇业回应；作为回报，政府派兵镇压经济罢工[18]。身为专制制度的基层环节，旧管理层充当着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活载体，且被职工视为以侮辱下属人格为乐的奴才狗腿，恨得牙痒。二月起义后，末代皇帝的退位书墨迹未干，工人便呼喊着「厂内宪政万岁！」着手清洗各级领导。为了泄愤，好多地方的工人把高级白领们用麻袋蒙头塞进货运推车，于大群人的哄笑中铲到厂外；后来的清洗气氛较平和，但更有组织性。
一般来说，工委会开除管理者有三大理由：
一．他是专制走狗、告密者，用政治迫害威胁工人。
二．他是土皇帝，侮辱工人自尊，把剥削程度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波罗的海」船厂油漆车间工人揭露「这几年工头沃尔科夫让我们吃了数不清的苦头，1909年以后他就拼命把工资条件往下压，根本不管劳动环境如何……大伙一直受这个王八蛋的气，直到天翻过来」[19]。值得一提的是，1912年-1914年间，首都许多罢工都与「对工人保持礼貌」的要求有关，但当时的帝俄工商部长称这一谦卑请愿「纯属政治挑衅」[20]。
三．不胜任本职工作。首都第一电站职工解雇了全部大小头头，因为他们既是「专制制度的追随者」，又「从经济角度看有害，从技术角度看无益」。在「波罗的海」船厂，一位车间主任被工人撤职，理由是「对本职工作狗屁不通」「每天在岗时间不超过两三小时，对工人的任何请求都回答‘不老实就让你下大狱’或‘再嚷嚷送你上前线等死！’」「在工人中间安插探子，除保皇党外，防止任何工人组织露头」[21]。
工厂委员会的诞生
工委会是「厂内宪政」的组成部分，早在1903年，帝俄政府就允许工人从事集体谈判，但又立法限制职工代表的实权；厂主和官僚机构还竭力阻挠工人行使上述权利。二月起义后，工委会负责与厂方谈判、联络其它群运组织、保护企业、监察生产和财政收入等工作，它的组织原则与工代会相仿（受工人大会监督，向后者定期报告，所有成员可以随时撤换），但活动范围局限于本企业。对上述活动，工会干部普遍批评工委会让工人「多管闲事」；后者则反驳说在政治危机和经济萧条的严酷环境下，传统斗争手段（集体合同、罢工与请愿）已失去效力。
群众边试边走，跌撞摸索地前行。对建立工人政权，他们和自己的先锋党（无论列宁派抑或孟派）没什么思想准备。由于长期认为（所要完成的）俄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工人们有很多疑虑，生怕破坏私有产权（打击同盟军）。但每天面对的阶级斗争铁硬现实，逼得无产者往前走。一年后，列宁派老干部、工运活动家伊·斯捷潘诺夫总结道：「工委会终于成了企业的全权主人，这是革命发展与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结果。与其说无产者有意识地往这方面走，不如说形势所迫」[22]（小册子《工农业：从工人监督到工人管理》）。
有产者的怠工·国家调控·工委会的反击
二月起义后，有组织工人积极护厂、热心提高（尤其是军品的）生产率，视为保卫民主自由的必要措施[23]。主流资产阶级政治家库特莱尔（大工业家）留意到「工人表现出某些工作热情」[24]。4月中旬，首都「施利塞堡」火药厂厂长告诉工商部长「工人极富觉悟地接受了现有经济形势的一切后果，尽力保护企业不受骚扰，努力增加火药和其他爆炸物的产量」[25]。早些时候，临时政府工商部长报告说首都无产者「怀疑某些厂主有意怠工，拖延军品的出厂期」[26]。
被压迫者主动退让和自我牺牲，老板们却蹬鼻子上脸。从三月中旬到四月底，工商界开始有计划地关厂、唆使管理层积极怠工；与此同时，主流舆论界笔杆齐飞，破口大骂「红袖标新贵」统统是帮「贪婪与懒惰的猪」；职业写手们煽情地高叫「前方将士七生报国之际，工人却纠缠什么‘八小时工作日’没完没了地要涨工资！」。1917年4月底，雇主抵制和持续作战造成的经济恶化，使革命运动人心思变。5月10日，孟派《新生活报》报道「最近首都部分企业的生产下滑，暂时局限于中小企业，但危机阴影使群众极度紧张」；5月13日，《发言》报（大资本主流喉舌）预言「两三周后，所有（工厂）会接连关门」。
整个1917年，改良主义左翼（孟派、右翼社会革命党和部分列宁派）一直进言有产政府借鉴德国和英法的战时国家垄断模式，缓解战争给经济的戕害，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彻底改造旧俄。1917年4月铁路工人全国会议上，社会革命党代表首次提出国家要尽快接手工业[27]；5月16日，彼得格勒工代会执委会通过了下属「经济处」制订的《反危机纲领》（主要作者——孟派经济学家普·加尔维与格罗曼），设想在生产、分配和金融领域推行广泛国家调控政策[28]。列宁派内部的类似观点以尤·拉林为主要代表[29]，直至十月起义后，拉林仍积极鼓吹「生产资料的有限私有产权」理论，试图保留大工业私人资本。对工厂委员会、工人代表会等「通向无政府状态」的群众自我组织形式，这批左翼始终抱有极大怀疑、冷淡乃至厌恶情绪，直至流亡时期仍恨恨不已（切尔诺夫《建设性的社会主义》）[30]。
然而，《加尔维计划》出笼后，工商界纷纷摇头，一口咬定该方案「不合国情」。到底大老板们想说什么？对此，莫斯科银行家兼工业大王帕·列布申茨基做了更具体和坦诚的解释——「欧洲国家对经济的（战时）干涉，受到（国家本身的）充分监控，（俄国）实业界不反对这类调节。但有益和必要的监督恐怕无法（在俄国）实现，因为现政府自己也处于受（工人组织）监管地位，它如何独立处理巨大的调控工程？！」[31]。有产者害怕的并非加尔维等改良左翼活动家，而是数百万充满进攻意识的有组织工人及其士兵盟友；加尔维们（孟派、社会革命党）拿资产阶级没辙，但仍控制着迅速觉醒的底层，充当着有产者与工人间的缓冲带。
5月18日，工商部长卡纳瓦洛夫威胁「只有恢复（劳动）纪律并坚决与极左分子填不完的胃口做斗争，经济危机才能被遏止」[32]「最近的将来，假设（工人）不学会冷静的话，数百家企业要关闭！」。这是对改良主义领袖的政治压力。5月20日，孟派《工人报》刊登题为 「进攻？」的社论，惊呼「工代会每天接到大量（关于资方怠工的）汇报，所有迹象表明工业界已有（反革命）纲领」。社论接着写道：「经历了短促慌乱后，工业界重新活跃起来。不久前的张皇失措与一味退让已无踪无影。三月里工业家们几乎不还价地满足工人要求，现已转为坚决自卫并急匆匆地到处反扑。以缺少煤炭、金属和订货以及进口货竞争太甚为由，雇主想方设法地裁减工人降低生产。其实，这是资方新的斗争手段——隐蔽歇业」。
工商精英图谋以黑色铁血手腕结束革命；半灰不白的「民主进步政府」口头唱得好听，实践中帮老板的忙；领导群运的主流左翼寄希望于当局纳谏落实广泛改良，编织着粉红色的梦，这便是1917年5月俄国主流政治调色板的主要元素。后来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一幕不时重演——1927年的中国；1936年的西班牙；1958年的伊拉克；1972年的智利；半途而废的革命结局惨淡：工运被碾碎，无产先锋多遭屠戮，工农一蹶不振，有产者的秩序和财产得以延续。但1917年的俄国无产者选择了另一个结局。他们的斗争告诉我们，只要牢牢立足本阶级利益和组织，貌似庞然大物的有产者和改良主义头目并非不可战胜。
4月10日，列宁派首都委员会首次号召工人自觉监督企业内部事务（「应部分工委会关于监督生产必要性的呼吁，我们号召工人同志建立相应的委员会」[33]），在此之前，左翼众流派对这一底层倡议均无深入研究。5月底，首届彼得格勒工委会代表大会把工人监督列为中心议题；与会代表列文（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介绍说「凡工委会能做的，正在做，但不理想；工人组织需要建立专门机构，与国家机器一起监督生产和分配，才能使现有工作变得富有成果、有组织性和稳定下来。……底层监督仍原始粗糙，局限于保护企业、防止机器被（雇主）零散卖掉和蓄意破坏等等。……革命工运的新形式——工委会扮演着（企业里的）主要角色，但在生产领域，没有真正革命政权进行干涉，工委会无力解决如此巨大复杂的难题」[34]。
大会上，已受冷落的「务实左翼」撇嘴坐在角落里，暗骂代表们的决定是「俄国工人落后意识的表露」[35]（加尔维）。许多年后，流亡孟派领袖们仍自吹「当时局势远非无可救药，工人立法领域取得巨大进展」，捶胸顿足地抱怨群众盲动，「让列宁和托洛茨基冒险小集团钻了空子」[36]。不管怎样，随着工人监督的铺开，从组织程度到意识领域，无产者的阶级独立向前迈了关键一步。
私企工人：你怠工，我监督
冷对主流舆论铺天盖地般恶意攻讦，革命工人更改了战术——监督生产被广泛提到私企工委会的议事日程上来。3月20日首都工代会举行全会，金属加工行业的一名代表报告说「尽管部分车间有活干，却无法开工，经理也搪塞推委，结果大家无所事事。工委会碰过头了，已成立三人调查组，提防厂方出于反革命动机破坏生产。如果调查表明那些车间可以立即运转，就马上要主管落实。今后厂里可能还会找碴怠工，所以请市苏维埃牵头成立工厂事务委员会，以便统筹全局。过去有个‘军事-工业委员会’过问下面的生产，但那是资产阶级小圈子机关，里头的工人代表是陪衬。现在该成立以我为主的类似机关，巡查全市厂方怠工行为，特别要澄清关于金属、煤、石油无一不缺的借口属实与否」[37]。
由实际效果来看，工人监督负有三大责任——制止资方的恶意裁员、减产和关厂；鉴于生产的资本主义市场性质，假设管理层蓄意抵制，类似努力便成效甚微。这个阶段的工业无产者对劳资矛盾有清醒认识，但同时准备与雇主达成阶级妥协（「为了民主革命的阶段性目标」），只要后者维持生产就行。然而，工运的吓人威力使众老板只剩一个念头——鱼死网破！任何长期协作都让富豪们排除在外了。
1917年4月底，彼得格勒州工厂视察员报告说「‘兰格吉平机械制造厂’工人怀疑厂方有意迟滞军品生产」。4月27日，武装工人禁止厂长回家；多方调停下，最终建立了联合调查组（工代会、企业主协会、工程师协会和中央政府所属军事-工业委员会各派代表），但调研进展迟缓。6月2日，厂长以成本昂贵、燃料和原材料奇缺为由宣布停产，又叫骂八小时工作日导致生产率下降一半，「公司在军事订货上亏了一千万卢布」难以为继云云。.向上级理事会求助后，工委会查出并追回雇主吞没的45万卢布（足够维持一年制造开销）[38]。事后，全厂工人决议立即推行监督生产制。
对事件的报道中，首都工委会机关报《消息报》指出「‘兰格吉平冲突’符合诸多关厂风波的基本描述」，关厂的老套理由是亏损和周转困难，「只要工人试图澄清真伪，就发现一切无外是同盟歇业老把戏，但极为精细狡诈」[39]。
二月起义后「三角橡胶制品厂」工人提出增加伤残补助，这项请求被交给政府下设的协调委员会；部分职工急于得到补偿，难以再等。5月初，70名工人（无政府主义派）闯进厂长办公室要求立即兑现许诺，否则就「把你扔河里」；暴怒的工人还与工委会大吵一架。当夜厂长带着现款逃跑被职工抓获。第二天，劳动部长斯科别寥夫接见该厂代表，警告后者「未经考虑的莽撞行动会把专家逼走，而你们自个没法管理企业」；部长建议工人把经济要求推迟至战争结束。作为折衷，工人、职员、车间班长和工程师代表成立联合委员会，约束管理层[40]。
7月中旬，「波罗的海」车厢制造厂总经理公告全厂关闭「革命后连续巨亏」的汽车制造车间。当工委会证明「亏损」报表纯属弄虚作假后，总经理同意维持生产，工人必须保障一定的利润。最让人震惊的一幕就此发生——工委会表示接受，附加条件是「工人全面监督生产和所有的钱款往来帐目」，经理室打了退堂鼓[41]。
当群众察觉厂方试图搞破坏，就急忙引进工人监督；一旦类似威胁减退，职工的热情便小得多。可以说，1917年夏季的监督生产潮带有自发性和被动应付（资方压力）的特征；直至7月，私企领域的底层监督仍较罕见。大量工委会忙于为企业采购燃料、原料和寻求订货，事实上履行着商业经理的职能。首都工委会大会组织过专门会议，讨论生产危机和原料短缺现象；会议资料显示系列企业的工人代表曾远赴顿巴斯买煤，稍带了解当地矿井的生产状态[42]。
鉴于工委会的商业活动扩大了企业收入，资方对类似行为不太敌视，却引起革命先锋党的忧虑。二月起义后，列宁派的一个主要领袖尼·布哈林断言「生产领域没工人监督绝对不行」[43]，并大胆地提出工人政权的前景；1917年6月莫斯科工代会大会上，布哈林号召工人成立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机构，「基层环节由单个企业的工委会和职员委员会构成」[44]。首届彼得格勒工委会大会上，列宁批评工委会像「资本家的小伙计」瞎忙一气，阐明工人组成具备行政权力的经济协调机关，才可确保所有努力不会让资本家单方得利。对列宁派的意见，运动主流暂时听不进去；「新军火」机械制造厂的工人代表认为「工委会弄到原料不等于为老板卖命。如果我们不支撑厂子，任何（坏）事都可能发生」[45]。
国企工人：尝试接管生产受挫
帝制覆灭后，国企工人几乎立即全盘接管厂内事务，或有选择地保留个别旧主管（多数国企主管是现役军官），共同行使管理职能。这比狭义地监督生产进了一步。工人们以为既然「民主革命」胜利了，而国企是政权的一部分，自然属于人民；从这一逻辑出发，国企工人（尤其是铁路、邮局和电报局职工）觉得参加管理天经地义。
仅一个月后，国企工人便正式放弃直接管理的努力，不再对生产负责，而自我局限于财政监督。4月15日，首都国企工代会赋予工委会广泛授权（包括有权获取全部信息、文件和解雇「无法与劳动集体保持正常工作关系」的管理者），但相关决议也申明「百分之百的生产资料社会化以前，（我们）不赞同对技术和行政-经济组织活动负责，工委会派驻企业管理层的代表不应拥有投票权，他的意见（对生产决定）只具参考价值」[46]。
海军部附属企业工人的3月大会上，一位工委会主席如此概括自己的阶段性工作：「困难很多，形势很不确定，也由于（委员会）完全是新领域。工委会成立时太乱，尝试着管理企业时遇到不少麻烦，让我们进退两难：如果事必躬亲，就无法实施广泛监督（本来就是自己决定的结果），也压制了车间主管的倡议精神。此外，（直接干涉生产）打乱了管理环节的系统性。实践和理性要求我们把管理权还给厂长，而委员会保留对后者全部活动（包括改变生产流程和裁员）的监督权」[47]。
积累若干经验后，一位工人代表感慨地说「所有（左翼）党都没预见到资产阶级统治下，工人阶级会干涉经济；如今都承认不如此就没法控制危机。工人被迫这样做，以免（因为关厂失业）流落街头」[48]（列文）。八月首都工委会二大上，基层代表大声疾呼「难道与财东一起开开会能解决困难？！如果老板真想好好搞生产，或许还能振兴经济，可他们压根儿就没这想法！通过清谈会强迫老板干活，咱没这个能力。老板一丝一毫都不让步，所以跟他们也没啥好商量的」（工人安吉泊夫）[49]。实践锻炼了群众，使他们越来越清晰地懂得保卫民主改良的最佳途径，在于结束资产阶级政权。
新的一步：要工人政权，但保留生产资料私有制
1917年夏天，尽管主观上革命无产者还不肯喊出「我们要百分之百的工人政权！」的口号，但监督生产已损害和限制了有产者对所属财产的支配权。单个企业里，工人的监察让雇主如茫刺在背；整个国家里，说一不二的工兵代表会站在临时政府身后，敦促后者尽快履行承诺（「无条件和平、土改和民主共和」）。无论工厂抑或国家，双重执政无法长久拖下去；要么强大工运彻底取得政权，要么旧统治者把犯上的奴隶打翻在地。就这样，两大对立阶级高度动员起来了——资产阶级冷静地怠工关厂卷逃资金，积极筹备政变和内战，工人热腾腾监督生产逮捕雇主，也渐渐发觉夺取政权和建立红军是反危机措施的关键环节。五月，改良主义左翼公开入阁（出掌劳动部、土地部），狂乱地试图调和阶级决斗，但对工农的影响已渐削弱。
五月底，临时政府借口「靠近原料和燃料产地」，提出把首都企业迁到外省「摆脱工业危机」。5月31日，工商部长帕里钦茨基和全俄苏维埃执委会分别向首都工代会提交「疏散报告」，尽管（孟派把持的）执委会替疏散构想百般辩护，普通工人代表却看透了背后的阴谋——把最富战斗性的无产阶级分子赶出首都「分而治之」，而无产阶级的削弱和分散只会断送革命。当日投票表决中，工代们驳回了迁移申请（173票反对/144票赞成），政府悻悻服从后又遭猛击：工代会首次宣言「只有工兵农代表委员会获取国家权力，对全部生产领域实施国家调节，才算真正的反危机斗争！」[50]。
数日后，首届全国工委会大会通过决议《反危机的经济手段》，点明既要于国家水平上引入调节措施，也得扩大企业一级工人监督的范围，并特别说明「只有把政权转交给工兵代表委员会，才能系统地和顺利地落实上述建议」[51]；以上决议草案由列宁派提出，得到297 票赞成（出席代表70%以上）。孟派草案抨击底层监督纯属「无政府主义倾向」，呼吁保卫临时政府的同时「从左面施加建设性压力」「推动反危机措施早日出台」，仅得85票。无政府主义派的草案光提工人监督，未讲政权命运，得45 票。
工人不再相信资产阶级政客，但自己设想的「工人政府」是否自动意味着剥夺有产者？并非如此。多数工人仅希望新政权能保障他们有效监督私企的生产。首都第二届工委会大会上，有的工人抱怨老板太多心——「我们想赶紧把生产监督搞起来，部长们的反应慢得要死。工业界成天怕工人抄他们家，许多老板有意混淆‘监督’与‘占领工厂’；实际上，我们从未发动占领运动，偶尔有个把意外，不代表主流」[52]（列文）。与此同时，部分最先进的工人已表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把生活当成不断向前的整体潮流；革命在继续，或许，这是世界革命的先声。工人监督生产不算社会主义，但它已走出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极限。我们要求的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相反，取得政权后，要做完资本主义应做而无力做的事（即民主改良——李星注）……（通过）自下而上地监督，我们可望学会如何组织生产并逐渐地走向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民经济」[53]（「新帕尔维安」工厂代表、列宁派工人纳乌莫夫）。
归根到底，「对民族资本来说，制止工业衰退并非好事；相反，工业复苏会巩固革命的年轻躯干，天知道革命的尽头是什么？资本家担惊受怕呵！有组织工人明天也许会剥夺实业界的特权财产，也许更糟。谁敢保证俄国革命不会扩展为国际革命？」[54]（列文）。1917年夏季，这个问号沉重地敲击着无数人的心，阶级肉搏的白热化格斗终于上场了。
从七月到十月：工人监督运动的危机
1917年7月 3 日至 4日，首都数万工人士兵向全国苏维埃执委会请愿，要求十位「资本家部长」下野；列宁派内部意见不一，仓促充当了请愿的技术领导者。请愿者与亲政府部队发生冲突，400人死伤。7月4日夜间大批部队进城，按名单逮捕工人领袖查禁工人组织，列宁转入地下。
七四事件暴露了工农组织的不平衡发展趋势：首都工人和士兵多半是列宁派，已要求工代会夺取政权；外省工人和士兵仍普遍支持改良主义左翼，后者誓死保卫「民主革命领导中枢」——临时政府。很多年里，一般工人对列宁派和孟派的撕打吵闹不感兴趣，革命使遥远抽象的路线分歧鲜活具体起来——七四事件前，彼得格勒工人对孟派抱有一点残留幻想（「大家都是社会主义者」），同志的鲜血（还好代价不大）使工农醒悟到底：「务实派」左翼决定站在有产者一边，为此不惜屠戮工农和其他异议分子。
七月至九月，政府左右开弓弹压群众组织——前线恢复死刑（镇压革命士兵）；解散芬兰议会（理由是议会的左派多数决定自治），企图逮捕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即水兵代表会的执委机关——李星注）未遂。反革命的尸臭弥漫于俄罗斯大地， 7月11日，孟派《新生活报》壮着胆子评判「黑暗势力猖獗反扑。‘整顿秩序’的资产阶级青年士官生满街抓人，帝俄秘密警察也不会像他们那样粗野地动手！」，几天后《新生活报》被封了。同日出版的孟派《工人报》厚颜无耻地拥护镇压「极左列宁分子」，自鸣得意地吹嘘「临时政府的独裁体制已公告天下，但工兵代表委员会也是体制的一部分」。
资产阶级抓紧时机反攻倒算——取消工人带薪开会的权利，限制工委会监督雇佣解聘与厂内事务的权力等等。首都工委会大会的一份报告说「每天都面临厂主对我们的威胁攻击」，雇主协会则正式拒绝与工委会中央理事会有任何往来。七四事件前停产的多是中小企业[55]，七、八月份大型国家和私人企业纷纷关门[56]；首都金属工会[57]报告说「行业协会决定关闭25家工厂并缩减137%的产量」[58]。工商界兴奋地争先预言「工业即将破产」，同时继续反对国家干涉经济；老板们幸灾乐祸地盼望着「饥饿之手[59]到来得比工人醒悟的时刻更早」（帕·列布申茨基），自然而然地摧毁工人运动。
在上层，临时政府两次推迟制宪大会，为军事独裁争取时间；在底层，布尔什维克们坚守工委会、工代会等合法机构；列宁开始撰写《国家与革命》，悲观地估计运动高潮已过去。
九月，该来的终于来了——保皇党部队进入首都妄图政变，局面十万火急。列宁派工人士兵的阶级宣传如水银泻地，瓦解了刺刀如林的敌军；攻打街垒的装甲车挂着「第三工人国际万岁！」横幅掉转枪口；内定执行屠城任务的「野蛮师」（山地部族骑兵）逮捕了叛军司令部，化为人民改写历史的精彩一刻。全俄各大工业中心随后跟进，大批改选列宁派及其盟友（左翼社会革命党和部分无政府主义者）进入工人士兵代表会。危机考验了无产阶级，觉悟的工农经受住了考验。
未经殊死搏斗老爷们决不放弃每寸阵地；血洗京城的美梦落空后，资产阶级静下心来打出最后王牌——经济崩溃。老板的全面抵制，使首都企业的工人监督陷于瘫痪；劳资攻守交错互有胜负，总的工业形势持续恶化。
1917年7月初，以生产率剧烈下降为由，「火山」机械制造厂宣布减产。厂工委会制订了减少废品和保障劳动纪律的系列措施（包括义务加班），并提出改良生产流程的建议；全厂工人大会通过了上述文件，厂方也表示接受，生产率很快大幅提高[60]。然而，经理拒绝接受生产改良的建议（「工人组织不该插手管理领域」），还宣布照原计划解雇640名工人，并保证继续裁员。工人立即宣布撤换厂长，和稀泥的官方调节员忙乎半天没了下文[61]。八月，经理室正式停发工委会成员薪水。写给中央理事会的信里，厂工委会描绘了一幅阴暗画面——「在财政和生产率领域，我们多次帮企业解决难题，使它生存至今；但厂方继续怠工，表现为主要车间的设备完全损坏、阻挠工委会统一工资评定表的努力、工资本来不高，上头还威胁关厂。如今经理室又变出新花样，完全停付11名委员会成员的工资。这些人分别是（委员会内部）技术监督组、工资组、调查组和协调组的成员。这个新动向是资方总反扑的一部分（厂方拿劳动部长讲话做挡箭牌），而且威胁企业的生存。工人极度紧张愤怒！」[62]。
九月，以燃料不足为由，「新帕尔维安」炮弹厂经理威胁解雇一大批职工。借助中央理事会的帮助，厂工委会发现企业燃料使用不合理，提出节约30%能源的措施；挣扎一番后，经理被迫让步。这次拉锯战保存了1630个工作岗位[63]。
同期，朝不保夕的中央政府用细微余力配合工业界的怠工，再度拾起「疏散计划」。工委会全国大会揭露计划「从经济角度看很可疑并主要反对工人」，却也同意转移部分能在外省延续生产的企业，仅要求严格监督搬迁过程[64]。运动领导的让步激起普通职工一片反对之声；当工委会考察团达到预定疏散地以后，他们发现那里根本没有支持生产的条件[65]！相视苦笑之余，列宁派工人（同期绝大多数工委会的核心）不再理睬各色「底线」与「禁区」，用各种临时手段维持生产，同时公开讨论起义的时机；10月召开的全俄工委会大会承认「我们被迫干涉生产决定，尽管这违背主观意志，并与监督职能相矛盾」（列宁派干部、金属工会领袖施密特）[66]。
起义前夜：工委会与管理生产
直至十月起义前夕，基层工委会已深深卷入对生产的规划和管理，但不愿正式承担领导企业的责任。工委会怕被资方骗作减产和裁员的替罪羊（同时无真正授权挽救企业），对独挡一面更没把握。此外，先进工人打心眼里不愿成为剥削工具的一部分，正如一位局中人所说， 「正式参加管理层等于给老板打下手，困难时期（比如现在）工人会把怨气全撒到工委会头上，埋怨我们无能，结果造成工人内部分裂」[67]（工人代表丘巴里）。即便如此，众多先进工人仍对工委会与雇主的有限合作满身不自在。10月全国金属工会的工资讨论会上，有人激烈批评（他眼中的）「工委会同厂方的勾结」[68]（工会执委会成员、列宁派工人阿·伽斯介夫）；有人甚至骂工委会「替老板作奸细」[69]（工会活动家、列宁派工人尼·里赞诺夫）。
与顾虑重重的核心骨干不同，失业压力让普通工人病急乱投医；对经济管理的复杂难度，他们也不如一线工委会成员亲身体验深。十月初，海军造船厂厂长发现「工人压力下，工委会逐渐偏离富有成效的监督工作，开始实施‘预先监督’，即直接管理企业」[70]。工人心烦意乱，使不谈远景、倡导「立即行动」的无政府主义一度扩大影响（特别在贫民区）。平定九月叛乱时，下层无产者（杂工、短工）首次积极介入政治生活，但迅速感到幻灭（工业破产近在眼前，苏维埃没有带来具体改善）。10月16日，列宁派中央会议的一份报告承认「工人想看到实际效果，写写决议已不满足了。工运领导层不能完全反应群众的心理和需要，前者落后、保守于后者。首都几个工人区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有抬头」[71]（帕·斯克雷泊尼克）。
1917年秋冬，不仅无斗争经验的外围群众感到动摇，左翼工运的核心骨干也对现有监督生产模式丧失耐心；工委会的革命警惕和战斗精神保持了首都工人阶级的整体性，但遏止经济破产他们无能为力。资方与高级职员拼命抵制，使卓有成效的监督（取得全部文件和信息）只在很少地方（国企或工人组织强大的私企为主）得以实现。十月召开的第四届首都工委会大会上，代表们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工委会常常无能为力，明知如何解决生产困难，却无法介入。……私企国企的管理层和业主都在怠工，后台是工业家协会。（即将召开的）全国工委会大会有责任指出到底谁在妨碍我们拯救国家——它就是资产阶级政权」[72]（「普吉洛夫」船厂工人代表叶戈洛夫）。10月16日，金属工会领袖施米特（列宁派工人）如此概括群众对起义的态度：「经济崩溃很快会制造大量失业，工人普遍怀有期待心理，认为不夺权就没希望。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73]。
十月中旬，彼得堡工会、工委会、市议会左翼议员团和左翼政党的代表们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失业和食品危机。会议通报了经济崩溃的速度与政府怠工行为的新发展，描绘的画面活似行将决口的水库；会议发言提出系列反危机措施（全国企业工人监督制、八小时工作日立法、工业军转民、国家组织有偿社会劳动缓解失业）。会后决议直截了当地呼吁起义——「每天增加的失业既来自资本主义经济的总体环境，更被战时严酷条件所激化。与此同时，拜政府的财政和经济政策所赐，所有革命民主组织均有削弱，而经济生活的主导权日益返还地主和工业家的手里。我们认为，与经济崩溃和食品危机做斗争的成功前提，就是一切权力归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委员会」[74]。
起义前夕，列宁派内部意见纷纭。一批「老革命」对「辅佐」资产阶级广泛改良恋恋不舍，害怕为工人政权冒险；他们或与列宁拉开距离免受牵连（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或采取骑墙立场（斯大林），或主张无限期推迟起义（加里宁），或试探同资产阶级或孟什维克达成妥协（纳根、卢那察尔斯基）。此时，列宁派已在全国工代会、士兵代表会、工厂委员会内部占据主导地位；大批斗争经验丰富的年轻工人成为群运领袖[75]，最终使列宁力主的起义路线占了上风。
1917年11月7日，全俄工兵农代表会召开第二届全体大会，决定了结双重政权的僵局；彼得格勒工代会与工委会派出赤卫队与革命士兵逮捕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1月8日清晨，俄罗斯成为苏维埃俄罗斯。有组织工人夺权的技术过程轻松无比，却是20世纪工农革命史最长的一日。
十月起义之后：劳资对立与工业危机
十月起义后，帝俄军官悄悄结队潜往外省掀起叛乱；工商界对「老粗专政」虚与委蛇，暗中抽逃资金，应对即将到来的内战。广大工人尚存一线希望——或许，苏维埃政权的威力能让老板停止怠工，安心生产？改良主义左翼竭力劝告工人不要跨过私有产权的红线；1917年12月5日，孟派《新生活报》（群运的重新高涨使它得以复刊，继续散布劳资妥协的「务实主张」）社论奉劝苏维埃好自为之，「目前唯一可行的反危机措施，是国家调节生产并依靠工人监督机制，同时保存生产工具和利润的资本主义私有性质。或许，可以考虑限制（有产者的）利润」。类似幻想在列宁派内部也大有市场。1918年1月，号称列宁派中坚阵地的彼得格勒「艾利克森」电话器具厂工委会报告说，尽管厂方积极寻找原料和燃料，但坚拒公开帐目与其他文件，甚至以解雇相威胁。结果「为了不致造成停产，我们决定暂不使用合法的财政监督权」。在此之前，「津捷列夫」化工厂的工人与雇主达成协议承认老板有管理权，后者承认工人有「狭义监督权」（监督全部经济活动，包括过问帐目）[76]。
工人想妥协，老板却不吃这套。 「克里斯金」织布厂的主人操纵黑市隐瞒收入，遭工委会逮捕。此举招致职员集体罢工抗议，市纺织工会也怪工人太冒失，责成大家妥协。全厂大会上，织布工人决议自己维持生产，但三天后就让企业运行的复杂性害得晕头转向，被迫让步（劳方的权利限于「狭义监督」，资方废止「两本帐」做法）。几天后，厂主带着四万金卢布资金跑了[77]。
为了留住必需的专家，工人们有时惩罚冒进的同伴。首都「新纸浆厂」工委会主席（女工）的监督实践（详细了解每笔支出后，才肯在财政文件上签字），使厂主兼经理成日价怒气冲天。1917年底老板出走；女工主席提议接管企业，但立即被工委会其他成员责骂「你咋办事的？厂里没专家不行！」，撤了她的主席职务。几年后，这位女工回忆说「大概那时太年轻吧，什么都不怕，我当时想反正没啥好损失的」[78]。
不过，有产者的政治意志使工人一次次被迫去做自己不愿或不敢做的事——管理社会生产。十月起义后，首都工业家协会允许会员只要工人决心监督，就扔下厂子出走[79]。到了这步田地，多数工人才彻底想通必须剥夺资产阶级；正如 「基纳摩」工厂一位代表所说：「监督监督，还督个什么呢？！老板留下光秃秃四面墙！」。1917年11月22日，某冶金厂工委会致信厂长，通报「由于资方决心消灭工厂，我们——工人和职员被迫保卫自由劳动生活的权利，并依照法律成立了工人管理委员会，与厂方共同经营企业」[80]。1918年1月，彼得格勒工委会六大通过决议，要求启动工业国有化；不久苏维埃政权通过了国有化法令。
与此同时，经济崩溃的速度大大加快了。1917年初首都（含近郊）工人总数406,312人，一年后降为339,641人；金属加工企业职工总数从246,б67人下降到197,686人[81]，这些裁员多为十月起义后发生。「好些厂子明天关门，你们有啥盘算？」，一位工人代表当面询问列宁派中央干部们[82]，而后者正就工人国家与基层工人组织的权限划分面红耳赤吵作一团。
列宁派的内部分歧：底层监督与国家控制
「工人监督是我党革命前夕的战斗口号。尽管它被所有政治决议引用，党报很少谈及具体内涵。结果，我们发现相同词句下存在相反的理解」[83]（列宁派工会活动家阿·洛佐夫茨基）。十月起义后的首次公开演说中，列宁视工人监督为革命纲领重要一条[84]；同时党内责成米柳金（列宁派中央委员）拟订《工人监督法》草案[85]。大约在10月 26-27号，列宁起草了自己的《工人监督法》草案，打算与米氏方案一起送交全俄工兵农代表会二大审查。众所周知，二大仅通过了《和平法令》与《土地法令》， 《工人监督法》石沉大海，大会甚至未对两份草案进行讨论。部分列宁派分子极为不满（「和平给士兵，土地给农民，我们工人两手空空！」[86]）。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1917年11月9日首都市工会理事会讨论了4个《工人监督法》草案，除列宁与米柳金的方案，全国金属工会和工委会中央理事会各有提案[87]。列宁的设想受到米柳金猛烈批评，因为列宁主张给苏维埃和工委会的基层以最大限度自主权，而米同志赞同党内部分干部的观点，即国家必须拥有监督控制经济的专有权，工厂委员会只能附属于国家机构或工会。十月革命前夕，米柳金就公开提出「工委会对经济生活的主动干涉，无非是（短期内）不可避免的恶，绝不能把它变为一种稳定机制」[88]。
几天后，就《工人监督法》的制订，全俄苏维埃下属劳动委员会召开联合听证会，列宁、米柳金和一大批列宁派与孟派工会、工委会干部出席。米列二人做了基本报告，列宁主张「必须让工人自己摸索出（工人监督所处）经济条件的新基础」[89]，底层倡议无论如何不能压制。然而，其他人的发言说明列宁并未得到多数理解，「有的同志认为必须用国家管理取代自发的底层监督，因为群众对工厂矿山的占领已失控」「也有人认为不必处处实行（工人监督），局限于大金属加工厂和铁路就够了」[90]（列宁夫人克鲁普茨卡娅）。11月14日，全俄苏维埃执委会选择修改后的米氏草案作为法令基础（执委会内部24票赞成/10票反对）。在即席发言中，米柳金指出工委会的企业管理杂乱无章，缺乏中央计划的指导，但可以理解（「生活要求立即行动起来，强迫委员会牺牲计划性，以挽救企业」[91]），所以必须承认既成事实，现阶段依靠工委会及其中央理事会，逐渐用工会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取代前者；「尽快建成中央集约的社会主义生产体系，最终完全摆脱底层的生产倡议」[92]，米同志总结道。列宁失望至极，当场表示米氏监督法「软弱无力，纯属妥协拼凑」因而「不会存活太久」[93]。
工厂委员会且战且退·内战·官僚专断趋势初露
那些远离现实阶级斗争的人，或许对上述列宁派内部纷争感到不可思议。作为具体历史环境的工人先锋党，列宁派的奋斗史即为内部多种政治趋势此消彼长的过程；它的根基由各大工厂区里的无数工人小组构成，周围聚集着工会、职工合作社与互助储蓄社；海内外工人报刊既是党的喇叭又像电话线——群众、骨干与领袖们借此不停地在思想上互相影响。当局势急变时，党内的和谐互动可能演化为剧烈对抗和分化。典型的工人布尔什维克与后来衙门宣传里「战无不胜」的铁打超人无关，而成长自20世纪初俄国工人区短兵相接的反剥削斗争；1917年夏天举行的列宁派全国大会（后被称作俄共六大）上，革命工人群星荟萃——党代表平均年龄29岁，平均党龄14年[94]，半数以上来自大工厂；许多人曾在世界各地（从德国到澳大利亚）参加工运。
1917年，依托群众性自我组织的高潮，这些「无产者大海最宝贵的珍珠」（高尔基语）得以掌握呼风唤雨般社会能量，但也无法摆脱剥削者灌输的社会偏见、政治惰性与小集团利益纠葛。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日常劳资对话机构，工会干部们（即便革命者也难例外）习惯于「上下有序」的半官僚办事原则，对工厂委员会的底层干涉很看不顺眼。中央内部的「老革命」们（从斯大林到纳根）无奈地随着群运的浪头跑，十月起义使他们掌握了国家权力，但某些「人民委员」们却对带来权力的有组织工人暗含敌视。随着内战的爆发，苏俄工人阶级承受的重负已超极限，苏维埃机关里官僚专断的趋势悄然萌芽。
十月起义后，工委会中央理事会制订了工人监督条例（草案），赋予工委会广泛授权（包括长期参加管理）；草案宣布「工业领域的工人监督，是对经济生活整体监督的一部分，它并非狭义的‘巡视督察’，而是对资产阶级产业的积极干涉。属于企业的所有资本、设备、原料和成品均在监督之列，这意味着积极而合理地利用能源和劳动力完成订货，在合理化基础上直接干涉生产」[95]。工会活动家们（无论布派或孟派）纷纷起而反对，认为必须保持「狭义」工人监督，不能「积极」地干涉生产[96]。全俄工会理事会针锋相对地通过了《工人监督问题指示信》，再次肯定「企业的管理属于所有者」，工委会的监督职能限于「向国家反映情况」[97]。1918年全国首届工会代表大会上，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梁赞诺夫把工委会骂得狗血喷头——「不仅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而且是莫名其妙的东西，毫无用处」[98]，这种敌视的态度，部分来自俄国社会主义者向西欧看齐的长期习惯，他们难以理解「闻所未闻的工厂委员会」夹在议会左派党团、工会和工人党之间能干什么！
革命阵营内部的裂痕，使有产者一度幻觉横生，以为「国事尚可挽救」，1918年1月23日，全国皮革工业雇主协会首都分会召开紧急会议，报告人说「工人阶级内部两派斗争尚未完结。一方面，存在无政府-共产主义流派的工厂委员会，另一派主张在现代资本主义基础上，深思熟虑地逐步过渡到国家社会主义。许多工会活动家——无论所属哪党哪派——都在维护第二条道路……谁能拯救全面垮台的工业？毫不夸张地说，这场无政府主义分子与觉悟工人的斗争中，实业家的唯一盟友就是觉悟工人的组织（即工会——李星注）」[99]。
敌对阵营的欢呼声，引起了工人的警惕。1918年1月底，首都工委会六大呼吁苏维埃尽快把全部企业国有化；同年6月苏维埃发布了国有化法令，法令责成已有的中央经济机构「国民经济理事会」成立管理企业的专门委员会，「其中三分之一为工人代表，其他由上级任命」，工人监督则被定义为「监察性质」。同期召开的第一届全俄国民经济理事会大会（252位代表出席）通过了重要决议《国有化企业的管理》，决议第二条规定「工厂管理机构三分之二成员由上级任命」「主席的职权在上级承认后生效」，对此条的注释1解释说「如有必要，上级经济管理机构有权任命成员，该成员有最后裁判权和终止企业管理层决定的权力，如果上述决定违背社会利益」[100]。在此之后，工会下发《工人监督条例》，要求工委会「服从工会，向后者负责。职能在于对生产和财政管理从事监察而非介入后者的指令性范围」[101]。
从1918年初至年中，工人监督（遑论参与管理）的地位受到有组织地排斥，而内战和大饥荒已经开始。从1918年1月1日到5月1日，首都产业工人从 339,641人缩减到142,915人（1917年初总数为406,000人）；同期金属工业从198,000 人下降到58,000 人（1917年初有250,000人）。反革命军队攻夺南方产粮地以后，饥荒的蔓延已不可遏止。1918年9月1日，首都只剩120,000工人，其中金属工人46,000人[102]。内战结束后，工业产量仅为1914年水平的14%，产业无产阶级从根本上被削弱和分散了。20年代初，曾激烈反对工委会的工会干部们惊恐发现行政官僚的巨掌已「使工人组织丧失阶级独立性，官僚化、失去与基层的联系」[103]（阿·洛佐夫茨基），这是后话。
1918年5月28日，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托洛茨基发表「劳动、纪律和秩序拯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演讲，号召工人为了革命的存亡之战「忍耐和自我限制」 (83)。大批旧专家返回企业掌握管理权，大批帝俄军官进入红军，庞大的官僚机器迅速出现，以武力维持生产和供应最低限度的运转。内战使革命以军事斗争为轴心，现实铁手的力量远比各种墨水涂抹的「主义」来得强硬。在首都「米赫里松」工厂，饥荒使劳动力出现短缺，工委会认为「唯一的出路是劳动军事化」；在党内，就连坚定支持工人监督的干部（如奥新斯基），也力主「工人义务劳动制」（即强迫劳动），而这意味着军事权威对社会生产生活的极大控制。
尽管国内外无政府主义运动后来都断言说只有他们「准确理解了工人自治的全部含义」（如著名工运活动家格·马克西莫夫）[104]，事实远非如此：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保留市场机制；在马合诺运动的控制区，无政府主义武装与工委会的关系始终紧张，并滥用国家暴力（绝妙的讽刺！）对付不满的工人（包括枪决工人代表）[105]。
1917年，最大胆的社会主义者也不敢想象落伍的俄罗斯可以很快建立社会主义，类似的设想只会引起革命工人的哄笑，因为道理似乎太浅显了。然而生活比任何精妙的理论假设要复杂一千倍。确实，「社会主义者上台执政，不等于社会革命」[106]（阿·洛佐夫茨基），因为「国民经济的状态无法为组织生产提供社会主义基础」[107]。有鉴于此，数百万有组织工人千方百计想与有产者达成妥协，换取激进社会改良。但无产者很快发现「激进改良」的全部本钱，有赖自己对社会生产生活的介入，这又让老板极度恐慌而拒绝合作。放弃自我组织、回归奴隶的旧时光，可打消资本家顾虑，但包括民主共和在内的改良亦会失去；坚持工代会、工委会等组织阵地，就得与整个资本世界正面交锋。何去何从？
1917年的俄国工人阶级并非没有犹豫过，但最终选择前进和战斗。正如一位彼得格勒工人代表所说，「资产阶级很清楚形势，所以放话要耐心等待，等到饥荒的铁手扼住工人脖子，消灭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但只要我们还没给掐死，就有机会。假设我们牺牲，这会是公开和没有遗憾的战斗。我们绝不预先放弃战斗！」。经历数月的辩论、分化、背叛与新的结盟后，列宁为首的先锋党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领导了这场惊天动地的阶级战争——「俄国工人阶级的确在消除资本主义，而把重建的国民经济建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这不是‘狂想’不是‘自由意志’的结果，我们根本没得选。……苏俄是另一个巴黎公社？抑或会演变为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这取决于国际形势的发展。但我们别无选择」 （1918年版《工农业：从工人监督到工人管理》）。
2005年5月5日
2022年11月16日星期三
波兰：功败垂成的斗争
中国劳工论坛
1980年8月，波兰的史太林政权被一场席卷全国的大规模罢工浪潮所震撼。
Paul Newberry 社会主义替代（ISA波兰）
可以说，在东欧集团国家中，波兰是工人反抗史太林主义斗争最接近成功的地方。在1980年之前，工人的斗争已经发展出一个组织良好的地下工会运动。然后，在那一年，波兰团结工会在占领和罢工的浪潮中异军突起，要打倒腐朽的政权。然而9年后，一个亲资本主义的政权却以团结工会的成员为核心所建立起来。以下，Paul Newberry来探讨为何事态会这样发展。
在这场斗争中提出的口号和组织形式表明，大部分工人都在努力寻求推翻史太林官僚体制和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的方法。格但斯克的墙壁上的涂鸦就表达了这一点：“要社会主义！但不要扭曲的版本！”作为这场斗争的副产品，独立的“团结工会”（Solidarnosc）诞生了。然而，仅仅9年后，团结工会组建了政府，并开始了一系列快速的市场化“改革”，复辟了资本主义。工人运动怎么会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代理人？团结工会堕落的根源是否从一开始就存在？
为了充分理解波兰和其他前东方集团国家在1980年代的革命和反革命进程，就必须要考察这些政权的起源。1917年俄国曾发生过群众革命，后来由于俄国经济文化的落后和世界革命失败后遭到孤立，因此出现了官僚化堕落。然而，东欧集团国家的史太林政权却不是这样形成的。红军在二战时解放了这些国家之后，驻扎于这些国家。当地的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残存势力组成了联合政府。然而，国家的镇压机关却牢牢地掌握在史太林主义者手中。在很短的时间内，史太林主义者在群众的支持下，清洗了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最后残余。在一些国家，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这些措施得到了数十万工人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支持。
从一开始，这些新建立的政权就是畸形工人国家，以史太林主义的苏联为蓝本，并且是工人民主被官僚独裁所取代下对社会主义的荒诞扭曲。尽管工人群众最初对此充满热情，但这些政权的残酷镇压性质很快就令他们失望。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国家都爆发了工人起义，最著名的是在1956年的匈牙利，工人阶级英勇地试图进行政治革命。
波兰在这一进程中也不例外。1956年在波兹南，一场反对政权的工人罢工和示威遭到残酷镇压。事后，政权决定采取新政策来扩大支持基础。第一书记被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取代。政权对农民作出了让步，放弃了大规模的土地集体化。基层官僚获得更多特权﹐以便与政府加强联系。政府也赋予教会特权，以换取其支持。
转折点
起初，由于计划经济的优势，波兰和其他东欧政权经历了高速增长。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了7%。然而，史太林主义官僚机构的寄生性质，造成管理不善和浪费、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官僚机构从对经济增长的相对束缚，变成了绝对束缚。经济计划引发了反效果──经济混乱。
到了60年代末，经济已经出现了问题，民众的粮食补贴难以为继。然后在1970年，肉类价格上涨，引发波罗的海沿岸的工人示威，并演变成了一场斗争。虽然抗议活动主要集中在格地尼亚和格但斯克，但也影响到斯塞新、艾布隆格、华沙、弗罗茨瓦夫和其他一些城镇。政权出动坦克血腥镇压抗议，死亡人数可能超过100人。史太林主义官僚机构被动摇，于是再次试图软硬兼施，同时实行镇压与妥协。哥穆尔卡被吉瑞克（Edward Gierek）取代，他从西方获得了大量贷款。这些贷款很大一部分没有得以良好地投资，亦有大量资金被用在增加群众的消费，企图换取社会安宁。
有一段时期，经济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提高，但这段喘息期并不长。不久，当局就难以偿还贷款。1976年，工人们在波兰军火工业的发源地拉多姆（Radom）组织了一次罢工。虽然政权作出了一定的让步，但罢工领导人却被秋后算帐。一群反对派和知识分子成立了工人保护委员会（KOR），为受迫害的工人筹集资金，提供法律援助，并宣传他们的事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KOR的帮助下一些城市组织了非法的“自由工会”，包括在格但斯克的造船厂。
1980年夏天，当肉价的一系列上涨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罢工浪潮时，一个转折点出现了。当局计划给予战略行业的罢工者让步来分化工人。然而，这一政策只激发了更多的罢工。在卢布林，工人们还抨击了官僚机构的特权，要求言论自由，抗议活动变成了大罢工，包括封锁通往俄罗斯的铁路线，停止了波兰的出口。当地报纸攻击罢工者，并警告说俄罗斯会介入，但第二天印刷工人就停止印刷报纸。副总理飞往卢布林进行紧急谈判，作为让步的一部分，该报被迫刊登道歉信。
政治诉求
8月中旬发生了质的变化，格但斯克造船厂爆发了一场维护工人领袖、KOR沿海工人团体成员Anna Walentynowicz的罢工。一个地下的自由工会在这里已经成立了很多年，所以工人们准备充分，经验丰富。罢工者的要求比全国任何地方都要激进，并蔓延到政治层面。他们要求释放政治犯，恢复被解雇的工人的职位，增加工资水平达到与民兵一致，并为1970年被杀害的工人竖立纪念碑。
占领活动迅速蔓延到格但斯克、索波特、格地尼亚三联市。格但斯克的罢工委员会相互联系。第二天，当局切断了通往格但斯克的所有电话线 以试图控制罢工。然而，罢工蔓延到了其他城市。与造船厂工人的谈判几乎达成了协议，但格但斯克的公共交通工人表示不满称如果造船厂工人结束抗议，他们将不得不独自继续斗争。船厂工人的领导人迅速转变立场，罢工再度爆发，这次罢工是为了声援其他工人。
那个周末，全市罢工委员会的代表开会，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工场罢工委员会（MKS）。这是以类似于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由民主选举出来的工作场所代表组成，而这些代表又选举出一个主席团。起初，这是一个极其民主的结构。主席团对代表负责，代表们对他们所代表的工作单位负责。主席团和政权之间的会谈向格但斯克代表和所有船厂工人进行现场直播。然而，即使在这个阶段，政权代表和工人代表之间的一些讨论也是闭门进行的。
同一个周末，一份包含21项诉求的清单被起草出来。这些要求首先是政治性的，表明工人们正朝着政治革命的方向发展。他们首先要求独立工会和罢工权合法化，要求所有信仰的人享有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的权利。这些要求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支持的。在民主权利的诉求后，还有其他诉求，反对官僚和秘密警察的特权，反对特殊商店和商业商店售价高昂。还有一系列经济要求，旨在改善劳动人民的条件，实现更大的社会平等。诉求清单中没有任何地方要求进行市场改革或恢复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会进一步提出，要求选举所有官员，并对官员有召回权利任何官员的工资都不应该超过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此外，职位应定期轮换。这些措施将有助于防止今后形成官僚主义。最重要的是，工人代表应该掌握权力，成为工人阶级统治的机关。
工人阶级巨大的力量
尽管政权试图孤立格但斯克，但消息传出后，运动像野火一样在波兰各地蔓延。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占领性罢工和类似的代表机构。在斯塞新，船厂工人还没有采取行动就得到了10%的工资涨幅，这鼓励他们组织罢工并成立自己的代表机构。一周之内，代表40多万工人的370个工作场所加入了格但斯克代表机构。
双重政权的局面出现了。在大罢工期间，格但斯克代表机构控制了食品分配、公共交通和卫生服务。在罢工期间，禁止销售酒精，罢工者也禁止饮酒。随着罢工蔓延到越来越多的城市，国家慢慢陷入停顿。
这次罢工证实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主导作用。整个社会都被民主精神所感染。在学生、艺术家、记者、农民、工人、教师和知识分子中，公开的民主辩论和讨论蓬勃发展。社会各阶层受到启发﹐开始成立自己的民主组织﹐或改变现有的官方社团和组织。
相比之下，当局完全被孤立，执政地位命悬一线。由于对武装部队的可靠性没有信心，它无法使用武力来破坏罢工。甚至执政的波兰联合工人党（PUWP—波兰共产党）也受到了感染，其工人阶级的基础脱离了官僚体系。格但斯克代表1/3的成员是PUWP党员，斯塞新的两个代表团副主席也是如此。在其他许多城镇的代表机构中，工人阶级的党员都成为了领导层，或者主动成立了当地的代表机构。后来，有一百多万工人阶级PUWP党员加入了团结工会！
当局不得不拖延时间，与格但斯克代表机构进行谈判。8月31日，政权签署了接受21项诉求──格但斯克协议。罢工结束，独立自治工会“团结工会”诞生了。然而，格但斯克协议只是部分胜利。推翻政权，建立一个以工人民主为基础健康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机遇已经错过。缺少的是一个革命领导层，以向工人阶级诚实评估他们所面临的任务，并充分表达罢工者的诉求。
相反，格但斯克代表机构和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华里沙（Lech Wałęsa）、KOR知识分子和团结工会“顾问”──却有着相当局限的视角。他们认为，他们最多只能赢得一些改革。KOR的领导人之一Jacek Kuroń甚至透露，在格但斯克协议之前，他认为对自由工会的要求只是用来在谈判桌上虚张声势，而不是一个可以赢得的要求。在每一个环节，领导层都扮演着保守的角色，牵制着运动的发展，阻挠工人提出更激进的诉求。例如，结束PUWP的“领导作用”和自由选举的要求遭到领导层的反对，没有出现在21项诉求中。协议签署后，领导层走遍全国各地，试图说服工人取消罢工。天主教会也发挥了类似的保守作用。天主教会敦促节制，并劝说罢工者停止罢工以避免激怒波兰的邻国。
尽管领导层发挥了负面作用，但团结工会还是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在签署格但斯克协议两周后，团结工会拥有350万会员。到了秋天，850万工人加入了团结工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会员人数达到了1000万。在几个月内，它成为波兰最强大的组织。在全国各地，罢工迫使数百名官僚辞职：包括党委书记和工厂经理。
最后机会
然后，1981年3月，比得哥什的团结工会分子在离开会议时被警察殴打。这引起了全国性的抗议，团结工会组织了一次4小时的警告性罢工，实际上应该做的是在3月31日发动大罢工。华里沙和教会，包括红衣主教维辛斯基和教皇若望保禄二世，敦促团结工会不要组织罢工。在最后一刻，政府同意了团结工会的诉求，惩罚那些对殴打事件负责的人，并承认农村团结工会。这给了华里沙取消总罢工的借口。
一个将运动提升到更高层次并挑战政权存在的机会已经失去。相反，随着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团结会进入了一个危机时期。官僚机构获得了一个喘息的空间，它充分利用了这个空间。政府开始破坏经济﹐希望打击工人阶级的士气﹐并将责任推到团结工会的身上。许多产品被实施配给，各地出现了大量轮候购买肉、糖、肥皂甚至卫生纸等基本必需品的排队现象。
政权的策略开始奏效。工人开始对团结工会领导层的无能感到失望而导致士气低落。根据库伦的说法，1981年上半年，对团结工会的支持率从60%下降到40%。
1981年9月，团结工会召开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人们反对领导层，普遍支持工人自我管理的想法。这代表了工人们对政治革命的本能追求，也代表了他们了解自己接管和管理社会经济的任务。遗憾的是，这种思想并没有被制定成一个明确的方案。工会内部的反对派没有组织起来，也没有团结起来。最重要的是，它对运动所面临的任务缺乏立场。尽管大会通过了一项支持工人自我管理的决议，但华里沙和领导层还是再次当选。妥协“自我限制”（“不要挑衅政权”）的政策仍在继续。
9月的大会是团结工会改变路线和重新武装运动的最后机会。随着这次机会的流逝，斗争的天秤开始向政权倾斜。镇压的条件已经成熟。1981年12月13日，官僚机构的军事部门采取了行动。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将军组织了一场军事政变，并实施了戒严。团结工会的领导层被围捕，与数千名活跃分子一起被捕。甚至吉瑞克也被关押了起来。工会会议被禁止并实施了宵禁。
戒严是团结工会和政治革命发展的分水岭。工会的民主组织被粉碎了。任何设法逃脱逮捕的领导人都被迫转入地下。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民主辩论或工人代表的控制。领导人在秘密条件下工作，这让他们摆脱了工人阶级的监督压力。
拥抱资本主义
同时，经济危机也在加深。这是一个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非常困难的时期，基本必需品短缺，排队人数增多，通货膨胀严重。尽管许多西方国家都存在大规模失业和周期性衰退，但在波兰工人看来，资本主义国家似乎提供了希望的灯塔。对市场和资本主义的幻想得到了加强。甚至官僚机构也受到了影响。在对计划经济失去信心后，它试图通过实施市场“改革”来使经济走出僵局，但没有成功。
到了1988年，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和官僚机构都或多或少地持有同样的亲资本主义观点，团结工会现在完全被知识分子和天主教教会顾问所控制，而华里沙则进一步转右、向亲市场的立场发展。他们认为解决方案在于意义深远的市场“改革”，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这些措施必须包括严厉的紧缩政策，但该政权缺乏实施这些措施的合法性。同时，团结工会运动也在复兴，罢工的次数也在增加。因此，官僚机构需要让团结工会参与这一进程。如果能说服团结工会承诺采取这些措施并承担共同责任，那么反对这种强硬政策的声音就会降到最低。
解决的办法是组织“圆桌”会谈，谈判这样一个协议的条款。然而，与1980年8月不同的是，这次真正的讨论是在不受工人控制的情况下闭门进行的。讨论的电视转播部分纯粹是为了作秀。作为回报，华里沙和其他领导人扑灭了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蔓延的罢工。会谈的结果是达成了组织部分自由议会选举。议会中只有35%的席位被选举产生，其余的席位被保留给PUWP及其盟友的候选人。
1989年6月5日的选举是团结工会的完全胜利。反对派候选人赢得了所有席位，只有一个席位除外，这表明该政权的孤立和合法性的丧失。几个月后，团结工会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并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导致了接下来两年GDP的急剧衰退和逾20%的大规模失业。
然而，工人阶级的这次失败并非不可避免。一方面，反革命的种子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团结工会，体现在其保守的改良主义领导层的错误和背叛中。另一方面，在代表机构的组织形式和普通民众的政治诉求中，团结工会也包含着政治革命的种子。只是在戒严、粉碎工人民主组织和经济全面崩溃之后，才有了反革命种子生长的肥沃土壤。如果1980年团结工会内部存在一个强大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派，打击领导层的错误策略，提出明确的替代方案，工人运动本可以推翻史太林官僚体制，建立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改变历史进程。
反抗专制 白俄民众的抗争与40年前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
白俄罗斯民众游行示威要求卢卡申科下台。（2020年9月27日）
白俄罗斯民众要求卢卡申科下台的示威活动持续了将近两个月，抗议势头至今不减。恰好在40年前，著名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诞生，从而推动了波兰和东欧共产党政权最终垮台。白俄罗斯民众如今反抗专制政权的抗议示威让许多人想起当年的波兰。
抗议势头不减 迫害变本加厉
9月27日星期天，白俄罗斯各大城市民众再次走上街头示威要求卢卡申科下台。当天是抗议活动进入第50天。8月9日白俄罗斯总统大选后爆发的抗议示威活动丝毫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许多白俄罗斯独立媒体报道，在首都明斯克，当天参加抗议示威活动的人数仍然能超过10万人。
上个星期9月23日，为了躲避抗议活动，卢卡申科为自己秘密举行了总统就职典礼。典礼没有现场直播，白俄罗斯官方事后发布了有关视频和图片。与中国和俄罗斯完全不同，一些波罗的海国家都拒绝承认卢卡申科是白俄罗斯的合法总统。
但白俄罗斯政治学者卡尔巴列维奇说，在与示威民众的对峙中，卢卡申科似乎又重新找回自信，他感觉到自己将成为胜利一方，因此开始更多迫害行动，未来可能变本加厉，这包括开始清洗同情和支持示威的国家机构，官方宣传媒体的工作人员，打压支持示威的体育界，工会等各界人士。
目前每次抗议示威活动都会有大批人士被捕。白俄罗斯著名人权活动机构“春天”表示，在星期天的抗议示威中，有多达300多人被捕。在西部的格罗兹诺和其他几个大城市，军警星期天动用了催泪瓦斯和震荡炸弹驱散示威民众。
由反对派人士组建，试图推动白俄罗斯和平移交政权的协调委员会的许多主要成员目前或是被捕，或是被迫逃亡国外。白俄罗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西耶维奇也是协调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卢卡申科一度曾想对她下手，在一个多星期前形势最紧张的几天中，十几个欧盟国家驻白俄罗斯大使在阿列克西耶维奇在明斯克的住宅家中彻夜驻守，保护和阻止了卢卡申科的秘密警察逮捕这位诺贝尔奖得主。
民众抗争勇气如同团结工会
面对专制政权的打压迫害，白俄罗斯民众坚韧不拔的抗争精神和勇气更让越来越多的人敬佩，也让很多人联想到了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
白俄罗斯民众示威正好赶上了邻国波兰在8月和9月举行各种活动，纪念曾经改变波兰历史的团结工会运动诞生40周年。波兰总统，总理和其他高官都参加了这些纪念活动。波兰中央银行和国家邮局为此专门发行了纪念银币和邮票。
许多波兰媒体人士为此特别把1980年的波兰8月与2020年的白俄罗斯8月相比较分析。9月26日星期六在华沙波兰国家体育场举行的支持白俄罗斯民众，与白俄罗斯团结的大型音乐晚会上，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现场发表讲话说，恰好在40年前，团结工会运动在波兰诞生，从那时起，波兰民众向专制政权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说不。他说，40年后的今天，白俄罗斯民众为争取自由而抗争，波兰应该与白俄罗斯共同站在一起。
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波兰与白俄罗斯在历史和文化上拥有密切联系，波兰民主运动历史无疑对白俄罗斯能产生重要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今天白俄罗斯的抗议活动就如同当年团结工会运动一样，都从社会基层开始，反映了民众对专制政权的真正不满，这让许多官方宣传苍白无力。
尼科里斯基：“这就如同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一样，当团结工会运动兴起时，你无法说这一抗议活动受到西方支持，因为参加活动的人都是普通工人，领袖瓦文萨更是普通电工，这同西方没有任何联系，让官方宣传不攻自破。”
尼科里斯基说，共产党政权对待抗议活动时，经常把知识界人士流放到国外。但面对几十万和上百万的普通抗议工人，执政当局当时毫无对策。他说，在当时的苏联时代，每当听到波兰的列宁造船厂，或是巴黎公社造船厂的工人罢工抗议时，类似的字句都能对当时的苏联人产生冲击作用。
波兰总统杜达9月25日访问意大利和梵蒂冈教廷时，也特别同教宗和其他高级神职人员讨论了白俄罗斯局势，团结工会诞生40周年，以及已故的波兰籍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今年诞辰100周年等议题。约翰保罗二世成为教皇后，从1979年起曾多次访问波兰，对绝大多数信奉天主教的波兰工人来说，教皇的访问当时都起到了鼓舞作用。
波兰经验：工人、知识界与教会联合起来
1980年7月初，因为不满工人食堂食品价格上涨，波兰几个小城市的工厂工人开始抗议罢工。罢工运动随后蔓延到了大城市，以及波罗的海沿岸。许多军工企业和交通行业等纷纷加入。当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在瓦文萨的领导下在8月中旬宣布罢工后，罢工活动达到高潮。罢工工人除了提出增加工资和休息时间，改善工人待遇外，也加入了更多的政治诉求，包括要求当局允许工人享受罢工权和组建独立的工会等。
许多波兰历史学家说，二战结束，共产党在波兰执政掌权后，波兰人争取自由的抗争行动就从未停止，但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特点。60年代的抗议活动主要以大学生和知识界为主，但工人并没有加入进来。到70年代时，抗议活动以工人为主，但知识界当时却在旁观。与此同时，70年代时，波兰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由知识界人士组建的争取波兰民主自由的小团体，包括捍卫工人委员会等，尽管它们势单力薄，但却为波兰后来的民主转型打下基础和培养了人才。
1980年夏季的罢工活动开始后，工人和知识界两个阶层都意识到，这两股力量必须联合和团结在一起，那样才能取得胜利并避免被专制政权各个击破.这导致首都华沙等大城市的知识界人士在8月后纷纷加入工人罢工活动，他们为罢工工人出谋划策，为被捕的罢工工人提供法律支援。稍后，波兰天主教力量也汇入到了抗议浪潮中，团结工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当时的波兰共产党政权在民众抗议压力下终于让步，被迫在1980年的8月末和9月与罢工工人代表签署协议，满足罢工工人条件，并承认团结工会合法。
转自：VOA
40年前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与白俄罗斯抗议示威
包括前总统瓦文萨在内，前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活动人士表态支持白俄罗斯民众示威。恰好在40年前，执政的波兰共产党被迫向罢工工人低头，承认团结工会合法。
瓦文萨团结工会支持白俄罗斯民众
目前正值波兰团结工会成立40周年纪念。白俄罗斯的反卢卡申科民众示威活动也获得了前波兰团结工会活动人士的支持。波兰前总统和前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以及其他一批前团结工会活动人士不久前在波兰大报“选举报”上发表公开信说，支持一个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白俄罗斯是所有民主国家领袖的道德义务。
公开信表示，团结工会运动最终导致波兰共产党政权垮台。但40年前当团结工会运动兴起，工人们罢工时，却没有人认为这种事情会发生，当时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最终成为可能。
公开信说，尊重人权，个人自由和独立是普世价值，白俄罗斯人民正在为此而斗争。白俄罗斯人民不应觉得他们孤立无援和单打独斗。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经验表明，没有外来支持不会成功。
瓦文萨最近还在他的家乡和团结工会运动发源地格但斯克市会晤了一批目前在波兰的白俄罗斯活动人士。
白俄罗斯的许多工厂开始罢工后，今天的波兰团结工会立刻开始为白俄罗斯罢工工人募捐，同时成立了“团结工会与白俄罗斯基金会”，现已获得超过一百万的波兰兹罗提捐款。
今天的波兰团结工会还为白俄罗斯的罢工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募集到了包括数十吨食品在内的援助物资。但装运这批物资的货柜卡车几天前却停在波兰与白俄罗斯边境检查站，白俄罗斯当局以文件和手续不齐全为由拒绝让货柜卡车入境。
街头抗议难撼专制政权 工人罢工是关键
今天的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彼得-杜达8月25日发表视频讲话，表示与白俄罗斯的罢工工人团结一致。他还谴责了卢卡申科政权野蛮镇压民众和平示威。彼得-杜达向白俄罗斯罢工工人和抗议民众介绍了40年前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经验。
他说，今天在白俄罗斯所发生的事情与当年的波兰及其相似，因为波兰工人阶级太熟悉秘密警察和安全人员的酷刑、虐待、迫害和毒打。同今天的白俄罗斯人一样，当年参加游行示威的波兰工人的家属们同样以绝望和恐惧的心情去医院和监狱中到处寻找自己亲人的下落。
彼得-杜达说，在共产党政权统治下的波兰，专制政府镇压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民众毫不手软，甚至不惜出动军队和使用荷枪实弹的武器。在1956年6月，1970年12月的波兰民众抗议示威中，当局向示威民众开枪，造成数百人伤亡，波兰工人们对当时所付出的那些流血代价至今记忆犹新。
彼得-杜达说，数十年共产党统治让波兰工人们终于明白，当遇上装甲车，列队的防暴警察，催泪瓦斯和子弹时，即使街上的示威人数再多也不会得到任何保护。直到工人们后来改变行动战略，这一形势才得以扭转，并获得胜利。
彼得-杜达说，导致工人们能获胜的战略是，工人的工作岗位就是捍卫自己权利的最好地方。他说，波兰民众争取自由的经验表明，并不是街头示威，而是40年前有数十万人参加的造船厂，钢铁厂，军工厂，矿井，公共交通等领域工人的大罢工导致国家停摆，正是由于工人们想占领工作岗位的时间要多长就有多长，直到共产党政权被迫让步为止，这才最终取得了胜利。
40年前诞生团结工会 抗争经验至今有用
彼得-杜达说，捍卫工人们权益的波兰团结工会也因此在那时诞生。
恰好在40年前的1980年8月30日和31日，波兰共产党政府代表团与瓦文萨领导的罢工工人们在格但斯克等地签署了协议，当局被迫让步，完全接受罢工工人们提出的21款条件。第一款就是让不受共产党控制，代表工人利益的独立团结工会合法。工人们提出的其他条款还包括释放被捕工人和活动人士，提高工人待遇等。
1980年席卷波兰全国的罢工运动从7月开始，8月达到高潮，9月结束。罢工首先提出的要求都集中在经济领域，但很快就出现了政治诉求。工人们吸取了过去的教训，没有上街抗议，而是占领工厂。他们组建了工人纠察队，实施严格的禁酒措施，自己出版印刷宣传和罢工信息资料，还邀请天主教神父到工厂为工人们做弥撒。
40年前的波兰罢工浪潮中，也涌现了普通电工出身，来自基层的瓦文萨，以及其他一大批民主运动领袖，这为10年后波兰民主化打下了基础。正因为如此，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许多政治分析人士正期待，这次白俄罗斯的抗议活动也将造就一批领袖人物。
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他还记得当年他的几个熟人都来自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他们深受团结工会运动鼓舞，热情高涨地自愿把罢工工人们的宣传资料从波兰语翻译成俄文，然后在大学校园散发，有的人因为被人告密还遭到克格勃的拘禁，因此可见波兰工人运动对白俄罗斯等地的影响之大。
尼科里斯基：“他们那些人都懂波兰语。目前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前苏联都使用俄语，所有人只说俄语，但事实不是这样。在白俄罗斯西部，乌克兰西部的许多地区，那里一直在使用波兰语。”
尼科里斯基说，直到苏德莫洛托夫-李宾特洛普协定签署后，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的许多地区才在1939年并入苏联。那里一直就有非常大的力量推动面向欧洲。
自己描绘白俄罗斯局势 把西方媒体排除在外
与此同时，8月29日，白俄罗斯警方用栅栏封锁了首都明斯克市中心包括独立广场在内的一些主要广场。当局当天开始限制外国媒体，主要是西方新闻媒体在白俄罗斯活动。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德国之声，自由电台等机构的20多名记者在白俄罗斯外交部的记者登记注册被取消。这20多名记者都拥有俄罗斯或是白俄罗斯国籍。
俄罗斯媒体不但没有受到这一行动的影响，一些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媒体反而开始向明斯克派遣更多主力记者，显示了普京和卢卡申科试图联手控制围绕白俄罗斯局势的舆论报到风向，那就是把西方媒体排除在外，用他们掌握的媒体独家描绘白俄罗斯政局。
许多西方国家不承认8月9日的白俄罗斯总统大选，从而让卢卡申科政权丧失合法性。但普京则在28日的电视采访中宣称白俄罗斯总统大选合法。卢卡申科也在几天前表示，他准备同大学生和工厂工人们对话。
转自：VOA
拉开民主化序幕 波兰大罢工40年
波兰纪念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大罢工运动40周年。当时席卷全国的大罢工不但催生团结工会诞生，更拉开了波兰民主化序幕，为共产党统治敲响丧钟。与此同时，波兰一项新法律规定，追究共产主义的犯罪行为没有时间限制。
铁道工人罢工 共产党失民心
在波兰东部主要城市卢布林，7月19日在当地火车站举行了仪式纪念卢布林铁道工人大罢工40周年。参加者向铁道工人的纪念塑像献花。波兰基础设施部部长阿达姆奇克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说，正是由于卢布林铁道工人的大罢工，今天的波兰人才能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阿达姆奇克说，不应忘记的是，40年前，当人们谈论波兰的自由，当人们谈论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在摧毁波兰时，人们那时都会因言获罪。
1980年7月16日开始，到19日结束的卢布林铁道工人大罢工曾造成交通瘫痪。当时也正值冷战高潮，苏联本土与苏军驻东德集群的铁路运输联系也因此一度中断。在卢布林地区的大罢工中，铁路工人的行动因为激进坚决和有勇气而闻名。
二战结束后，共产主义政权在东欧各国执政。但进入50年代，民众开始对共产党失望，执政者逐渐丧失民心。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开始爆发大规模的工人和民众抗议示威活动。波兰更不例外，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波兰人的抗议示威活动锲而不舍，从未停息。
进入80年代，随着经济和社会危机的不断深化，当时执政的波兰共产党政权已风雨飘摇。为了维持民生和经济运转，波兰当局不得不被迫大举向前苏联和西方世界借债。1980年，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承认国家暂时面临困难。当年年初，汽油、香烟和非酒精饮料开始涨价。1980年6月末，波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肉类和香肠等肉制品开始大幅涨价。首都华沙的拖拉机工厂和其他一些工厂工人开始罢工。
卢布林大罢工 敲响东欧共产主义丧钟
罢工随后波及到了东部大城市卢布林。1980年7月8日，卢布林郊外波兰一家主要航空工厂的一名工人突然发现职工食堂的肉菜价格上涨了80%，这一消息马上传遍厂区，工人们随后关闭机器，宣布罢工。罢工让工厂领导人措手不及。
当共产党官员满足了工人们提出的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后，持续了几天的航空工厂的罢工宣布结束。但卢布林的铁路，奶制品和其他领域的工人随后开始了罢工行动。卢布林地区当时有150多家工厂，数万名工人先后加入罢工。
卢布林7月罢工仍以经济和社会诉求为主，并未涉及政治，工人们仅要求取消共产党官员的特权，要求关闭专门给特权阶层服务的外汇商店。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后来基本满足了工人们的要求，卢布林的罢工活动开始平息。
在卢布林的大罢工浪潮中，罢工工人们吸取了过去30多年民众示威被血腥镇压的教训，他们没有上街抗议，而是每天到工厂上班，但仅呆在车间的机器旁不开工。
今天的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卢布林大罢工不但导致一个多月后团结工会诞生。波兰共产党政权的丧钟不是在位于波罗的海海滨，团结工会诞生地的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而是在东部城市卢布林敲响。
团结工会诞生 当局被迫让步
卢布林的罢工虽然结束，但罢工运动那时已经遍地开花。到1980年8月中旬时，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们决定筹组独立的团结工会，把全国各地的工人罢工委员会联合在一起，同时推举瓦文萨担任领袖。
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们在罢工中更把卢布林工人们的行动策略进一步完善。他们不但占领厂区，还组建了工人纠察队，实行严格的禁酒措施，同时出版刊物，向全国介绍罢工活动。从那时起，罢工工人们也开始提出政治诉求。
1980年7月，8月和9月席卷全国的罢工活动为波兰民主化运动拉开了序幕。波兰知识界人士后来纷纷加入团结工会运动出谋划策。影响巨大的波兰天主教会也对团结工会运动提供支持。西方国家利用债务牌施压波兰共产党当局承认反对派。
1980年夏季大罢工导致共产党政权当时被迫承认团结工会的合法性。这一举动也促使百万波兰共产党员一度加入团结工会。当时的波兰共产党领袖盖莱克被迫下台。
团结工会最终执政 罢工运动冲击前苏联
但仅过了一年多后，当局开始了镇压和大逮捕，波兰实施军管，宣布团结工会非法。到1989年时，团结工会卷土重来，与执政的共产党政权举行圆桌会议，共产党政权垮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大获全胜，上台执政。
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卢布林邻近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年的罢工活动对后来苏联局势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
尼科里斯基：“波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对所有人来说都极其重要。特别是当时苏联境内的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的许多民众，他们传统上都同波兰拥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许多人甚至都知道波兰语。当团结工会运动诞生，以及后来实施军管，可以说人们那时都是屏住呼吸关注着波兰局势的一举一动。”
波兰民族记忆学院从7月1日起，在全国50多个城市举办展览，纪念1980年7月，8月和9月的大罢工活动，以及团结工会诞生40周年。民族记忆学院领导人沙列克说，工人们的勇气使波兰共产党被迫让步。他说，1980年8月中旬以后，罢工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了波罗的海沿岸，特别是格但斯克。
追究共产主义犯罪无时间限制
与此同时，波兰总统杜达7月17日签署了一项起诉共产党政权犯罪行为没有时间限制的新法律。这项法律可让波兰检察官继续起诉那些从1944年到1990年共产党政权执政波兰期间的犯罪行为责任人。
波兰官方在推出这项法律时说，民主国家的责任就是要谴责专制政权的犯罪行为，把责任人绳之以法。
转自：VOA
从暴力革命到“丝绒革命”：革命的历史和趋势
一、暴力在近代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不同作用
二、东欧的后共产主义革命：走向民主、告别暴力
三、革命的历史轨迹
【注释】
二、东欧的后共产主义革命：走向民主、告别暴力
三、革命的历史轨迹
【注释】
现代人的生活常被屏蔽在一些意识形态概念中而不能自拔。“革命”显然是与当今中国人的政治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意识形态概念之一。从法国革命到俄国“十月革命”，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再到“文化大革命”，革命曾经是中国政治生活的坐标和指南。在共产主义的教科书里，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解放人类的手段，是创建新社会的必由之途。自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尤其是法国革命开启了近代一波比一波强烈的革命潮流以来，革命又与暴力结下了难分难解之缘，以致于中国的革命信徒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1]”在毛泽东看来，革命与暴力不仅难解难分，而且，革命业已成为暴力的同义语。
今天，关于革命与反革命的论述汗牛充栋。然而，受意识形态概念的限制，从学者到政治家，无论是革命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多数都或多或少地将革命与暴力联系起来。这一现象不仅见于当今仍然为革命所困扰而要“告别革命”的中国思想界，也常见于欧美政治学者的笔下。1989年，法国隆重纪念了法国革命二百周年。直到现在，法国有关革命的讨论似乎仍然难以跳出意识形态的纠缠。因此，法国当代著名政治史学者傅瑞（Furet）于70年代末专门撰文疾呼：“法国革命已经结束。[2]”
然而，革命就真的等同于暴力吗？如果两者之间有区别，暴力与革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从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历次革命中，难道真能抽象出“革命就是暴力”或者“革命必定伴随暴力”的结论吗？退一步讲，即使革命确实与暴力有某种亲缘关系，在历次革命中，暴力的性质、方式、强度、规模、杀伤力乃至持续性都可以笼统论之吗？本文无意系统地比较历次革命的异同，这显然不是一篇论文可以回答的问题。笔者拟从回顾近代革命传承的历史入手，分梳革命的类型，尝试分析暴力与革命之间的并非如此简单明了的关系。
一、暴力在近代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不同作用
革命一词来自于西文“Revolution”，西文中天体运行一周为革命。此词近代以来被渐渐从天文学领域移植到政治社会领域，近些年来更是被日益频繁地用于经济、科技、文化甚至生活行为等领域。无论革命一词用于何种领域，一般来说它具有突变和断裂的意义，这是它最本质的含义。在人类活动或观念中的诸种革命里，只有政治、社会制度的革命才与暴力相关连。
历史学界一般公认，近代欧洲最早的可以称得上是革命的事件是1649年处决英王查理一世为标志的英国革命以及此后1688年的“光荣革命”。但是，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英国革命并不典型，甚至可以说是“半吊子”革命，因为英国革命虽然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却没有解决公民平权问题。革命后的英国虽然进入一种虚君共和时代，但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贵族民主。相对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显然更为激进。美国革命既争得了自由，又获得了平等。从现代价值系统看，美国革命最重要的遗产不是美国从英属殖民地独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本身，而是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这一宣言奠基了人权、平等的现代价值观。法国19世纪的天才思想家托克维尔于1831年到美国考察革命之后，思想发生了变化，他留下了不朽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它至今仍然是研究美国革命及民主的必读书。托克维尔之所以到美国而不是英国考察革命，就是因为他敏锐地看到了美国革命对平等的贡献。在他看来，平等（包括地位的平等、权利的平等）才是现代性展开的历史动力。
然而，在当时沐浴于启蒙光照之下并正在酝酿更为激进的革命的法兰西看来，美国革命仍然不无遗撼。美国革命虽然集现代性价值于一身，但美国却是一个没有贵族传统的新大陆，与其说美国人由于革命而争得了平等，还不如说平等乃是新大陆发动革命的基础条件。换言之，美国革命争来的是自由，而平等则在革命之前即已存在。在法国革命者看来，美国革命成功地完成了英国革命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但美国革命却不能为世界提供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模式，不能展现在一个传统文明国家里如何才能同时获得自由与平等。正是因为明确地意识到创建自由与平等的双重任务，法国革命才表现出更为激进的特点。
英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是由于英国的独特传统，美国革命则可以依靠新大陆的平等的先天条件，那么法国怎么办？法国既无英国那样的传统可以依赖，又无平等的社会基础。法国革命必须创造，必须重构社会秩序。而要做到这一切，革命唯一可以依托的只有启蒙思想倡导的理性。启蒙哲学家所倡导的理性（Raison）是“大写”的理性，是一种在启蒙哲学家看来具有终结力量的理性，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性。正是由于这种普世理成为法国革命的灵魂，法国革命才成为普世性的革命模式。法国革命的普世性特点是法国革命的力量所在，是其深远的历史感召力的秘密所在。全世界有志于改变现状的仁人志士，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面对顽固的专制政权还是面对残暴的军事统治，都可以从法国革命中看到光明，看到希望。
法国革命既是普世的也是激进的，二者相辅相成。同旧制度的决裂必须是激进的，否则无法获得普世性；为了彰显革命的普世性，必须采用激进的手段。普世的目的与激进的手段于是成为革命的两面，使得革命本身孕育着借助暴力手段、滑向暴力歧路的内在危险。1789年7月14日法国民众武力攻占巴士底监狱，1793年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无疑是法国革命留给后世集体记忆中两幅最为鲜明的暴力图像。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法国革命也为后世开启了以暴力寻求社会制度转型之门。
法国革命奠基于普世理性，也诉诸于近代社会世人改变现状的渴望，而这一渴望又源于工业社会降生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正因为如此，法国革命之后，以暴力手段改朝换代的思路迅速传播于世界。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国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都充满了血腥与暴力。革命在向世界范围内推广的同时，与暴力结下了不解之缘，进而被认为与暴力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这一共生关系不仅表现为改朝换代、乾坤突转时的剧烈震动，也表现为革命对社会造成的巨大伤痛的持久性。有不少论者指出，法国革命以暴力手段推翻了法国君权神授的旧政权，也为法兰西留下了长久难以愈合的伤痕[3]。从1789年到拿破仑称帝，中经几次君主制复辟，再到1848年革命，最后在1880年左右进入“第三共和”，经过整整100年才最后摆脱内战、暴力的阴影。俄国先有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1905年革命，然后有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先后经过了“苏维埃国内战争”（1917-1920）、“大清洗”、卫国战争等，一直难以逃脱暴力的魔咒。
中国的情况也十分典型。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如果再加上“文化大革命”，革命确实与暴力如影随形。80年代之后，当中国人欢呼改革而不再追求革命时，不幸又发生了1989年的血腥惨案。上世纪末年，经过改革洗礼的中国思想界在力图冲破意识形态桎梏的同时，重新回顾20世纪，一方面惊醒于革命暴力的破坏性，一方面又看不到中华民族摆脱暴力的乐观前景，于是有人出来大声疾呼，“告别革命”。1995年中国知识界两位代表人物李泽厚与刘再复在香港出版了“告别革命”一书，此后海内外有关是否“告别革命”的讨论就一直未停。刘再复在此书前言中写到：“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我们决心告别革命，既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4]”经过如此诠释的“革命”一词，不仅与暴力密不可分，甚至同暴力划上了等号。革命不仅被抽去了具体内容（无论是“右”的还是“左”的），也失去了其丰富的历史内涵。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从中国的历史看，中国人受革命暴力之害既深且巨，喊出“告别革命”并非不可理解。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到20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革命与暴力不仅表现出某种连体婴儿式的共生关系，而且还有不断强化的趋势。
不过，到了20世纪末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世界，不难发现，革命不仅没有因为中国知识界之“告别”呼吁而停止，相反却加快了脚步。革命的历史仍在继续，亨廷顿所指的“第三波民主浪潮”，尤其是80年代后期以来东欧的大变局，大多是在革命的旗帜下完成的。
回顾以上历史，我们至少可以指出，革命作为世界近代以来一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几大特征：
第一，从17世纪中叶英国革命开启近代革命的先河以来，革命已经经历了长达3个半世纪的历史。这一时间上的延续显示了革命的内在生命力及其历史的合理性，这并非人为的主观因素可以随意拒斥。
第二，从欧美革命到苏俄革命再到中国革命，革命均与暴力紧密相连，但暴力的性质和指向是有着重大区别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虽然都使用了暴力手段，但其间的区别也是很大的。从今天的认识高度，指出其暴力的共性固然重要，但找出其中的差别更具现实意义。因为正是在具体的差别中才体现了上述革命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指向。法国革命曾对社会造成了持久性伤痛，但并非所有的革命都如此。相对于法国革命，英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并没有造成社会的持续震荡。法国革命之后的伤口虽然长期难以愈合，但将其完全算在法国革命的账上也有失公允。法国革命之后面临整个欧洲地缘政治大格局的重组和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法国在革命100年之后才建立“第三共和国”，与革命的激进程度固然有着因果关系，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欧洲各国的军事干预有关。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处于欧洲边缘的英伦三岛和远在新大陆的美国的战略地位和政治震撼，都无法与法兰西相比，将法国的长期动荡放到整个欧洲框架内才可以得到较为全面的解释。
第三，与“十月革命”开启的共产主义革命模式相比，欧美共产主义之前的革命伴随着的暴力均是在革命推翻旧体制的相对短暂的断裂期间。美国革命其实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的8年时间，法国革命从1789年攻占巴士底监狱到1799年拿破仑政变实际上已经结束，其后战争不断的原因或者是由于拿破仑的军事扩张，这与革命并没有必然联系，或者是因为政权难以建立和巩固。换言之，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前，即使是在激进的法国革命时期，暴力也仅仅是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来使用的。
共产主义革命则十分不同。共产主义革命不仅在推翻旧体制、夺取政权时使用暴力，更为突出的是，在政权建立之后暴力也是维持政权的主要手段。暴力不仅发生于共产主义的夺权时期，而且与共产主义制度存在的历史相始终。30年代斯大林专治下的“大清洗”是在苏俄政权巩固之后发生的。“大清洗”的发生不是因为战争，暴力的对象不是企图推翻苏联政权的军事力量，而是苏联内部的异己或者潜在的异己份子。中国1957年的“反右”及其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自然也属于这类暴力运动。事实上，这种暴力的性质已发生变化，不再是为了革命而诉诸于暴力手段，而是利用革命的名义实行暴力强制。这样的暴力是失去了暴力的对立面的暴力，因而演化成为一种单向的镇压与恐怖手段。法国政治学者古尔多瓦在《共产主义黑皮书》的“序言”中表示：共产主义将暴力变成了制度。诚然，任何政权都需要一定的暴力，作为国家镇制机器的暴力（司法、警察、监狱等）来维持，但暴力必须纳入宪政的框架之下。按照古尔多瓦引述的数字，全世界共产主义各国从1914到1991年间共有近1亿人受害致死，这一骇人听闻的数字包括苏联200万、中国650万、越南100万、北朝鲜200万、柬埔寨200万、东欧100万、拉美15万、非洲170万、阿富汗150万。[5] 必须强调的是，上述所有这些死难者，都不是夺取政权期间革命的殉难者，而是政权建立之后葬身于制度屠刀之下的无辜生命。这一事实告诉人们，作为手段的暴力和作为制度的暴力的杀伤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说共产主义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之前的革命二者均使用暴力手段来夺取政权的话，以暴力作为基本制度来维持政权则是共产主义革命的特点。
二、东欧的后共产主义革命：走向民主、告别暴力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按照革命的性质和暴力在革命中的位置将革命划分为近代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与后共产主义革命3种不同的革命类型来分析。暴力在近代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中的最大区别是手段与制度的区别，而二者之中暴力的杀伤力、持久性和暴力的对象也极不相同。那么，后共产主义革命，即共产主义革命之后的革命，与上述两种革命又有何不同呢？
当中国的学者呼喊“告别革命”时，如果我们将眼光更多地集中到中欧和东欧，就不难发现，革命一词不仅未随着法国革命的远去和俄国革命的结束而被弃置，而是随着东欧社会的变化，使用得越来越频繁。从1988年到1992年不到4年的时间里，民主制度在东欧如风卷残云、摧枯拉朽，一时间，东西冷战结束，专制寡头垮台，共产主义阵营消亡，市场经济登台，自由、人权成为历史的主调。2000年10月，以民族主义旗帜抗拒这一潮流达11年之久的南斯拉夫强人米罗舍维奇也不得不接受南斯拉夫人民通过票箱作出的选择，这一事件被媒体称作“塞尔维亚民主革命”。2003年11月，格鲁吉亚反对派将掌握权力11年之久的谢瓦尔德纳泽轰下政坛，也被称作革命，即所谓的“玫瑰革命”。2004年底，乌克兰总统大选通过3轮投票，将反对派领袖尤先科推上总统职位，成功地推动了乌克兰迟滞13年之久的政党轮替，被媒体称为“橙色革命”。从断裂与突变的意义上诠释革命，将东欧这一历史巨变称为“革命”显然是当之无愧的。
总体上看，东欧的后共产主义革命有两个突出的特征。
第一是革命的民主诉求。无论是现在已经加入欧盟的东欧各国，还是转型较为迟滞的独联体各国，革命的任务都是要结束共产主义专制。1989年之后，经革命推动的所有这些国家演变的方向无一例外均是走向民主。这一特点使我们看到东欧发生的后共产主义革命具有向17、18世纪欧美革命回归的价值指向。这种革命需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需要政权的更换，但并不寻求政权的专有。这种革命不需要经过长时期的武装斗争，不需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依靠强大的军队，甚至也不需要严密的政党。这种革命可能有自己的灵魂人物，但这也不是革命的必要条件。革命的必要条件是旧政权的极度腐败，是社会公众的人心所向，是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是民主参与的诉求，是统治者内部的分裂，是世界潮流的推动。
这种革命的民主指向不仅存在于革命发生前期和当时的民主诉求，也充分体现于革命之后东欧各国的政治实践。东欧以铲除共产主义专制为诉求的革命发生之后，不仅共产党继续存在，并未被作为阶级敌人而镇压，而且各国共产党都毫无例外地享有合法的地位，在议会里拥有经民选得到的席位。
保加利亚的转型十分典型地说明，共产党在失去一党专政之后仍然在政治舞台上起着积极的作用。自1989年11月共产党总书记日夫科夫辞去领导职务，保加利亚共产制度解体。第二年6月改名为社会党的前共产党在立法大选中获得议会多数。1991年10月再次大选，社会党下台。但3年之后，1994年12月社会党再次在大选中取得胜利，获得议会204名议员总席位中的125个议席。与此同时，在波兰（1993年）、匈牙利（1994年）等国，或多或少改头换面的共产党也都通过选举又重新回到执政前台，完成了共产党从一党专权的政党到多元轮替的政党之重大转变，从此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一样，合法地民主地执政，合法地民主地下台。在原苏联集团的核心地带，独联体国家的民主革命似乎有分两步走的趋势。伴随着苏联的解体，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相继宣布独立并进行了民主选举，但政权仍长期由共产党或前共产党独占。直到最近，格鲁吉亚与乌克兰分别发生了“玫瑰革命”（2003）和“橙色革命”（2005）的“二次革命”，这两个国家才完成了政党轮替。其它国家什么时候走这条路，如今还没有具体的回答，但是，包括俄国在内，这些国家后共产主义革命的民主大趋势也是不容否认的。
第二是革命的非暴力特征。当时东欧各国的后共产主义革命大潮虽势不可挡，但革命的方式和持续的时间不尽相同。从时间上看，有一种说法是，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波兰用了10年，匈牙利用了10个月，东德用了10个星期，捷克用了10天，罗马尼亚则只用了10个小时。从方式上看，波兰团结工会与政府谈判时，预留给共产党65％的议席；捷克民众再演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以上街抗议的形式将捷共领袖胡萨克逼退；罗马尼亚人民面临的是一个更为贪恋权势的暴君，于是只得寻找带有血腥的出路。但总体上说，东欧巨变包括苏联的崩溃，都是在一种相对理性和非暴力的气氛中完成的。即使由于齐奥塞斯库的冥顽不化，导致罗马尼亚的转型染上了暴力色彩，但齐奥塞斯库被推翻3天后即被处决，罗马尼亚很快就翻过了血腥的一页。将“革命”一词用于后共产主义变革，并为人们广泛接受的大概应该归功于捷克的所谓“丝绒革命”，这一“革命”最为典型。革命前的捷克存在着一个高水平的组织有序的政治异议群体，有一个举世公认的杰出革命领袖哈维尔。革命之后，捷克共产党一败涂地，以哈维尔为首的“公民论坛”在1个月后的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哈维尔本人也被革命推上了权力顶端。“革命”这一在历史上只能与暴力为伍的概念，终于和“丝绒”挂上了钩。
三、革命的历史轨迹
基于上述对革命类型的分梳，我们现在可以更进一步地提出问题：为什么是后共产主义革命而不是近代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具有这种非暴力的特征？要回答这一问题，显然需要从这3种革命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性质、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手段入手进行分析。
以法国革命为标志的近代革命或曰前共产主义革命面临着时代的大转折，那是工业社会代替农业社会的时代，是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时代，是民主自律取代君权神授的时代，是个体、自由、平等等现代价值凸显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型既是人类有史以来空前激烈的，又是人类本身并无任何前朝经验可以依赖的。这一时期的革命不仅是激进的，甚至也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以追求自由、平等、人权为目的的近代革命之意义及其开启的人类现代社会得以奠基的现代性价值，是随着时代的推延才日益彰显和深化的。从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理解近代革命，革命借助了暴力或者暴力玷污了革命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无法避免的。我们今天当然应该摒弃革命中的暴力倾向，但是也不应该苛求前人，将革命与暴力同等对待，将婴儿与脏水一同倒掉。
从性质上讲，共产主义革命是一种追寻单一的革命，而近代革命和后共产主义革命相似，都是一种确立多元的革命。后共产主义革命在这里表现出与前共产主义革命的同质性，而显示出与共产主义革命的明显区别：后共产主义革命的目的不是夺取政权，而是寻求政党轮替；不是消灭敌对阶级而是保护一切人的人权；不是企求尽善尽美的乌托邦而是实现普遍的宪政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后共产主义革命称作民主革命，而共产主义革命则是一种一党专政的革命。一党专政的革命之基础建立于对抗，建立于排他，建立于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建立于惟我独尊的意识形态，一句话，建立于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极权主义体系。这种意识形态构想，这种极权主义追求本身就是暴力的，因为它以消灭一切异己为自身存在的前提。这种体系同时又孕育着暴力，因为它在创建和生存过程中不仅随时都在“发现”异己进而铲除之，而且也不断地制造异己，从而为自己的排他性存在提供了理由。
在人类社会中，这种排他的机制几乎毫无例外地存在于一神教的宗教之中。但是宗教只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如果一神教有总揽整个社会生活之志，那么这种宗教就具有神权极权主义的特点。中世纪的基督教曾经有这样的志向，现今某些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家也有这样的志向，伊朗1979年发生的所谓“伊斯兰革命“就是一个典型。中世纪基督教的极权之志而今已经成功地受到制约，欧美社会不仅通过宪法将宗教限制在严格的私域之中，而且也不允许任何宗教垄断信仰领域；而伊斯兰教会政教合一的国体模式则日益显示出其对社会迈向现代的巨大阻碍作用。
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系统是一种世俗神权机制，该系统以世俗之身，独占世俗社会的一切位置，也以世俗的名义强占宗教的位置。在这种极权主义的机制下，革命的目的既然是建立不容任何人分享的独家天下，革命的手段因而也必然是强制与暴力。钳制言论、扼杀自由、强奸民意、消灭异己、镇压反对派等等暴力手段于是成为制度。暴力酝酿暴力，暴力服务于暴力，暴力上升为制度，政权蜕变为暴力本身，这乃是这种排他的极权主义革命逻辑的自然归宿。后共产主义革命以自由为宗旨，以制度化的分享权力为目标，不寻求一家独霸的权力格局，因而在20世纪末年，当共产主义失去理想与正义的光环之后，非暴力的社会制度的转型成为可能，同时也为东欧及其他地区的革命实践所证明。
比较这3种革命，我们还可以发现，共产主义革命虽然从时间上直接承继近代革命，但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价值准则。共产主义革命利用法国革命片面强调平等的历史缺憾，以平等，尤其是经济平等的名义，将近代革命中作为手段的暴力推到极端，放弃了近代革命的民主指向，阉割了自由和人权价值。从世界革命传承史的整体观之，后共产主义革命是经过共产主义革命洗劫之后向近代革命回归的革命。从价值系统上讲，只有后共产主义革命才是近代革命的继承者，而共产主义革命乃是对近代革命的背叛。不过，后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是近代革命的简单重复，后共产主义革命非暴力的特点是在对革命与暴力进行了双重筛选之后向近代革命的回归。后共产主义革命既洗刷了共产主义革命极权主义的内容，又抛弃了暴力的形式。
这里，我们还必须涉及到暴力现象本身的问题。暴力作为人类生存行为方式之一种，当然不仅仅与革命相连。历史上的暴力（这里主要指大规模、有组织的暴力行为），从战争、侵略到起义、镇压、复仇等等，充斥人类社会生活。暴力更多时候是源于权力、领土、利益、信仰之争。暴力可以是反抗暴力的手段，可以是镇压弱小的手段，也可以是屠杀异族的手段。革命可以源于暴力，如反抗暴政；暴力也可以源于革命，源于意识形态鼓动，如共产主义革命；暴力更可以源于暴力，如战争、镇压。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中表现出的非暴力倾向不仅仅与革命的民主性质有关，而且也与20世纪的历史环境有关。历史学家霍斯鲍姆将20世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苏联崩溃的历史称为“极端世纪”[6]，正是指这一时期人类的暴力行为登峰造极。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孕育了两场大规模的杀人革命：列宁的赤色革命与希特勒的褐色革命。这两场“噬子”革命将人类的疯狂推到了极致，因而也预示着理性的可能回归。
从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演化的角度看，绝大多数国家之所以避免了暴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铺垫。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先后归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中，均存在着强烈的改革诉求，一些国家也出现过强度不同的民主与自由指向的政治改革。最为突出的是1956年的波兰“十月事变”、同年的匈牙利起义和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当时苏联对上述3次和平转型尝试的镇压，一方面延缓了东欧革命发生的时间，另一方面也为30年后苏联及整个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集团的和平革命留下了历史的殷鉴。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和平转型成功的路径并不相同：匈牙利、捷克都有相对强大的民主传统和政治异议力量；波兰得益于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如团结工会、天主教会等等。但各国最基本的共同点不是别的，正是都必须面对共产主义暴力这一庞大的历史遗产。共产主义相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阶段性，经历过共产主义革命之后的社会很难再迷恋暴力了。
后共产主义革命的非暴力取向既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也是经过暴力蹂躏之后的人类对暴力的普遍厌倦。实际上，环顾欧洲，不仅后共产主义革命具有这种非暴力特点，法西斯主义洗劫过的葡萄牙与西班牙都于79年代选择了和平革命。葡萄牙于1974年发生所谓的“石竹革命”，推翻了葡萄牙版的萨拉尔法西斯独裁政权；1975年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独裁者佛朗哥去世，国王卡洛斯主导民主革命，转型顺利成功。亚洲的印度尼西亚1998年到1999年的激进转型也应该属于这一革命类型。在同一时期，被希特勒“褐色革命”暴力直接蹂躏的西欧，在法国与德国的首倡下，开始了奠基于民主法制之上的、以建构和平为宗旨的欧洲政治统一运动。由西欧人开启的这一前无古人的和平工程，既是为放弃自己的暴力的过去所作出的强有力的回答，无疑也向整个欧洲的民主进程播发出巨大的道德感召力和政治向心力。
当然，我们并不能够对21世纪的国际环境盲目乐观。放眼今天的世界，不幸的是暴力依然紧紧纠缠住人类向前的步伐，如以“911”惨案和伊拉克战争为标志的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的暴力较量。不过，伊斯兰极端分子所追求的既非现代人类的价值理念，甚至也非社会制度的变革，因而与革命扯不上关系。倒是美国发动的旨在为伊拉克建立民主政体的战争带有一种革命的性质，德国思想家哈贝玛斯就把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称为“新保守主义革命”[7]。不过这是一种外来力量强加的革命，对暴力手段的依靠远胜于我们上述所谈的后共产主义革命。
以上讨论对后共产主义革命的民主与非暴力特点从经验层面作了概括，也从理论层面对这一特点和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特点作了分析，但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后共产主义革命的性质（民主指向），还是其赖以发生的时代条件都不是今后类似的革命不会发生暴力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虽然后共产主义革命在性质、手段、历史条件等各方面都朝着非暴力的方向发展，但暴力因素并未完全排除。苏东的经验证明，后共产主义革命既可能是民主的也可能是非暴力的，但并不能保证在其他地区这种革命就一定是非暴力的。
只要是革命，就是断裂，断裂就意味着为暴力预留了门户。将非暴力的可能化为现实还要依赖于各个革命发生地的具体情况。罗马尼亚的例子不仅表明在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中仍然飘荡着暴力的影子，尤其是显示了来自革命对象一方的暴力倾向不易有效地遏制。也就是说，专制统治者一方的暴力惯性决定了后共产主义革命还拖着一条暴力的尾巴。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逻辑地提出革命发展前景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没有走出共产主义制度的朝鲜、越南、古巴尤其是中国，会否发生后共产主义革命呢？这种革命会以什么方式发生？会否如罗马尼亚一样带有血腥的色彩呢？这些问题当然还要等待历史的回答，也超出了本文所论述的范围，但肯定是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及世界前途的人思考的问题。
【注释】
[1]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
[2] 傅瑞，《思考法国大革命》，三联书店，2005年1月版。
[3] 法国汉学家施维叶（Yves Chevrier）曾将法国革命之后的反复与中国近代的长期徘徊相比，见《Le debat》双月刊，2001年11月号。中国学者杨小凯也曾持有这种看法，见其在网上流传甚广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
[4]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4页。
[5] 古尔多瓦（Stephane Courtois）等，《共产主义黑皮书》（ 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 crimes, terreurs, repressions）。Paris：Laffont，1997。关于共产主义各国死难者的数字，古尔多瓦认为有必要量化，否则难以把握其骇人的规模。但他提供的的数字也存在争议，该书的其他作者如苏联部分的撰稿人威尔斯和亚洲部分（中国、越南、柬埔寨）作者之一的马尔戈兰则认为这一数字过于庞大，粗略的估计应在6,500万到9,300万之间。有关《共产主义黑皮书》的讨论，可参见拙文“评有关《共产主义黑皮书》的讨论”，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8年十月号。
[6] 霍斯鲍姆（Eric J. Hobsbawn），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yeth Century, 1914-1991。
[7] 哈帕马斯，“塑像与革命者（La statue et les revolutionnaires）。载2003年5月3日法国的《Le Monde》。
今天，关于革命与反革命的论述汗牛充栋。然而，受意识形态概念的限制，从学者到政治家，无论是革命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多数都或多或少地将革命与暴力联系起来。这一现象不仅见于当今仍然为革命所困扰而要“告别革命”的中国思想界，也常见于欧美政治学者的笔下。1989年，法国隆重纪念了法国革命二百周年。直到现在，法国有关革命的讨论似乎仍然难以跳出意识形态的纠缠。因此，法国当代著名政治史学者傅瑞（Furet）于70年代末专门撰文疾呼：“法国革命已经结束。[2]”
然而，革命就真的等同于暴力吗？如果两者之间有区别，暴力与革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从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历次革命中，难道真能抽象出“革命就是暴力”或者“革命必定伴随暴力”的结论吗？退一步讲，即使革命确实与暴力有某种亲缘关系，在历次革命中，暴力的性质、方式、强度、规模、杀伤力乃至持续性都可以笼统论之吗？本文无意系统地比较历次革命的异同，这显然不是一篇论文可以回答的问题。笔者拟从回顾近代革命传承的历史入手，分梳革命的类型，尝试分析暴力与革命之间的并非如此简单明了的关系。
一、暴力在近代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不同作用
革命一词来自于西文“Revolution”，西文中天体运行一周为革命。此词近代以来被渐渐从天文学领域移植到政治社会领域，近些年来更是被日益频繁地用于经济、科技、文化甚至生活行为等领域。无论革命一词用于何种领域，一般来说它具有突变和断裂的意义，这是它最本质的含义。在人类活动或观念中的诸种革命里，只有政治、社会制度的革命才与暴力相关连。
历史学界一般公认，近代欧洲最早的可以称得上是革命的事件是1649年处决英王查理一世为标志的英国革命以及此后1688年的“光荣革命”。但是，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英国革命并不典型，甚至可以说是“半吊子”革命，因为英国革命虽然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却没有解决公民平权问题。革命后的英国虽然进入一种虚君共和时代，但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贵族民主。相对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显然更为激进。美国革命既争得了自由，又获得了平等。从现代价值系统看，美国革命最重要的遗产不是美国从英属殖民地独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本身，而是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这一宣言奠基了人权、平等的现代价值观。法国19世纪的天才思想家托克维尔于1831年到美国考察革命之后，思想发生了变化，他留下了不朽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它至今仍然是研究美国革命及民主的必读书。托克维尔之所以到美国而不是英国考察革命，就是因为他敏锐地看到了美国革命对平等的贡献。在他看来，平等（包括地位的平等、权利的平等）才是现代性展开的历史动力。
然而，在当时沐浴于启蒙光照之下并正在酝酿更为激进的革命的法兰西看来，美国革命仍然不无遗撼。美国革命虽然集现代性价值于一身，但美国却是一个没有贵族传统的新大陆，与其说美国人由于革命而争得了平等，还不如说平等乃是新大陆发动革命的基础条件。换言之，美国革命争来的是自由，而平等则在革命之前即已存在。在法国革命者看来，美国革命成功地完成了英国革命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但美国革命却不能为世界提供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模式，不能展现在一个传统文明国家里如何才能同时获得自由与平等。正是因为明确地意识到创建自由与平等的双重任务，法国革命才表现出更为激进的特点。
英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是由于英国的独特传统，美国革命则可以依靠新大陆的平等的先天条件，那么法国怎么办？法国既无英国那样的传统可以依赖，又无平等的社会基础。法国革命必须创造，必须重构社会秩序。而要做到这一切，革命唯一可以依托的只有启蒙思想倡导的理性。启蒙哲学家所倡导的理性（Raison）是“大写”的理性，是一种在启蒙哲学家看来具有终结力量的理性，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性。正是由于这种普世理成为法国革命的灵魂，法国革命才成为普世性的革命模式。法国革命的普世性特点是法国革命的力量所在，是其深远的历史感召力的秘密所在。全世界有志于改变现状的仁人志士，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面对顽固的专制政权还是面对残暴的军事统治，都可以从法国革命中看到光明，看到希望。
法国革命既是普世的也是激进的，二者相辅相成。同旧制度的决裂必须是激进的，否则无法获得普世性；为了彰显革命的普世性，必须采用激进的手段。普世的目的与激进的手段于是成为革命的两面，使得革命本身孕育着借助暴力手段、滑向暴力歧路的内在危险。1789年7月14日法国民众武力攻占巴士底监狱，1793年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无疑是法国革命留给后世集体记忆中两幅最为鲜明的暴力图像。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法国革命也为后世开启了以暴力寻求社会制度转型之门。
法国革命奠基于普世理性，也诉诸于近代社会世人改变现状的渴望，而这一渴望又源于工业社会降生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正因为如此，法国革命之后，以暴力手段改朝换代的思路迅速传播于世界。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国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都充满了血腥与暴力。革命在向世界范围内推广的同时，与暴力结下了不解之缘，进而被认为与暴力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这一共生关系不仅表现为改朝换代、乾坤突转时的剧烈震动，也表现为革命对社会造成的巨大伤痛的持久性。有不少论者指出，法国革命以暴力手段推翻了法国君权神授的旧政权，也为法兰西留下了长久难以愈合的伤痕[3]。从1789年到拿破仑称帝，中经几次君主制复辟，再到1848年革命，最后在1880年左右进入“第三共和”，经过整整100年才最后摆脱内战、暴力的阴影。俄国先有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1905年革命，然后有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先后经过了“苏维埃国内战争”（1917-1920）、“大清洗”、卫国战争等，一直难以逃脱暴力的魔咒。
中国的情况也十分典型。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如果再加上“文化大革命”，革命确实与暴力如影随形。80年代之后，当中国人欢呼改革而不再追求革命时，不幸又发生了1989年的血腥惨案。上世纪末年，经过改革洗礼的中国思想界在力图冲破意识形态桎梏的同时，重新回顾20世纪，一方面惊醒于革命暴力的破坏性，一方面又看不到中华民族摆脱暴力的乐观前景，于是有人出来大声疾呼，“告别革命”。1995年中国知识界两位代表人物李泽厚与刘再复在香港出版了“告别革命”一书，此后海内外有关是否“告别革命”的讨论就一直未停。刘再复在此书前言中写到：“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我们决心告别革命，既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4]”经过如此诠释的“革命”一词，不仅与暴力密不可分，甚至同暴力划上了等号。革命不仅被抽去了具体内容（无论是“右”的还是“左”的），也失去了其丰富的历史内涵。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从中国的历史看，中国人受革命暴力之害既深且巨，喊出“告别革命”并非不可理解。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到20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革命与暴力不仅表现出某种连体婴儿式的共生关系，而且还有不断强化的趋势。
不过，到了20世纪末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世界，不难发现，革命不仅没有因为中国知识界之“告别”呼吁而停止，相反却加快了脚步。革命的历史仍在继续，亨廷顿所指的“第三波民主浪潮”，尤其是80年代后期以来东欧的大变局，大多是在革命的旗帜下完成的。
回顾以上历史，我们至少可以指出，革命作为世界近代以来一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几大特征：
第一，从17世纪中叶英国革命开启近代革命的先河以来，革命已经经历了长达3个半世纪的历史。这一时间上的延续显示了革命的内在生命力及其历史的合理性，这并非人为的主观因素可以随意拒斥。
第二，从欧美革命到苏俄革命再到中国革命，革命均与暴力紧密相连，但暴力的性质和指向是有着重大区别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虽然都使用了暴力手段，但其间的区别也是很大的。从今天的认识高度，指出其暴力的共性固然重要，但找出其中的差别更具现实意义。因为正是在具体的差别中才体现了上述革命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指向。法国革命曾对社会造成了持久性伤痛，但并非所有的革命都如此。相对于法国革命，英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并没有造成社会的持续震荡。法国革命之后的伤口虽然长期难以愈合，但将其完全算在法国革命的账上也有失公允。法国革命之后面临整个欧洲地缘政治大格局的重组和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法国在革命100年之后才建立“第三共和国”，与革命的激进程度固然有着因果关系，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欧洲各国的军事干预有关。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处于欧洲边缘的英伦三岛和远在新大陆的美国的战略地位和政治震撼，都无法与法兰西相比，将法国的长期动荡放到整个欧洲框架内才可以得到较为全面的解释。
第三，与“十月革命”开启的共产主义革命模式相比，欧美共产主义之前的革命伴随着的暴力均是在革命推翻旧体制的相对短暂的断裂期间。美国革命其实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的8年时间，法国革命从1789年攻占巴士底监狱到1799年拿破仑政变实际上已经结束，其后战争不断的原因或者是由于拿破仑的军事扩张，这与革命并没有必然联系，或者是因为政权难以建立和巩固。换言之，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前，即使是在激进的法国革命时期，暴力也仅仅是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来使用的。
共产主义革命则十分不同。共产主义革命不仅在推翻旧体制、夺取政权时使用暴力，更为突出的是，在政权建立之后暴力也是维持政权的主要手段。暴力不仅发生于共产主义的夺权时期，而且与共产主义制度存在的历史相始终。30年代斯大林专治下的“大清洗”是在苏俄政权巩固之后发生的。“大清洗”的发生不是因为战争，暴力的对象不是企图推翻苏联政权的军事力量，而是苏联内部的异己或者潜在的异己份子。中国1957年的“反右”及其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自然也属于这类暴力运动。事实上，这种暴力的性质已发生变化，不再是为了革命而诉诸于暴力手段，而是利用革命的名义实行暴力强制。这样的暴力是失去了暴力的对立面的暴力，因而演化成为一种单向的镇压与恐怖手段。法国政治学者古尔多瓦在《共产主义黑皮书》的“序言”中表示：共产主义将暴力变成了制度。诚然，任何政权都需要一定的暴力，作为国家镇制机器的暴力（司法、警察、监狱等）来维持，但暴力必须纳入宪政的框架之下。按照古尔多瓦引述的数字，全世界共产主义各国从1914到1991年间共有近1亿人受害致死，这一骇人听闻的数字包括苏联200万、中国650万、越南100万、北朝鲜200万、柬埔寨200万、东欧100万、拉美15万、非洲170万、阿富汗150万。[5] 必须强调的是，上述所有这些死难者，都不是夺取政权期间革命的殉难者，而是政权建立之后葬身于制度屠刀之下的无辜生命。这一事实告诉人们，作为手段的暴力和作为制度的暴力的杀伤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说共产主义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之前的革命二者均使用暴力手段来夺取政权的话，以暴力作为基本制度来维持政权则是共产主义革命的特点。
二、东欧的后共产主义革命：走向民主、告别暴力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按照革命的性质和暴力在革命中的位置将革命划分为近代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与后共产主义革命3种不同的革命类型来分析。暴力在近代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中的最大区别是手段与制度的区别，而二者之中暴力的杀伤力、持久性和暴力的对象也极不相同。那么，后共产主义革命，即共产主义革命之后的革命，与上述两种革命又有何不同呢？
当中国的学者呼喊“告别革命”时，如果我们将眼光更多地集中到中欧和东欧，就不难发现，革命一词不仅未随着法国革命的远去和俄国革命的结束而被弃置，而是随着东欧社会的变化，使用得越来越频繁。从1988年到1992年不到4年的时间里，民主制度在东欧如风卷残云、摧枯拉朽，一时间，东西冷战结束，专制寡头垮台，共产主义阵营消亡，市场经济登台，自由、人权成为历史的主调。2000年10月，以民族主义旗帜抗拒这一潮流达11年之久的南斯拉夫强人米罗舍维奇也不得不接受南斯拉夫人民通过票箱作出的选择，这一事件被媒体称作“塞尔维亚民主革命”。2003年11月，格鲁吉亚反对派将掌握权力11年之久的谢瓦尔德纳泽轰下政坛，也被称作革命，即所谓的“玫瑰革命”。2004年底，乌克兰总统大选通过3轮投票，将反对派领袖尤先科推上总统职位，成功地推动了乌克兰迟滞13年之久的政党轮替，被媒体称为“橙色革命”。从断裂与突变的意义上诠释革命，将东欧这一历史巨变称为“革命”显然是当之无愧的。
总体上看，东欧的后共产主义革命有两个突出的特征。
第一是革命的民主诉求。无论是现在已经加入欧盟的东欧各国，还是转型较为迟滞的独联体各国，革命的任务都是要结束共产主义专制。1989年之后，经革命推动的所有这些国家演变的方向无一例外均是走向民主。这一特点使我们看到东欧发生的后共产主义革命具有向17、18世纪欧美革命回归的价值指向。这种革命需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需要政权的更换，但并不寻求政权的专有。这种革命不需要经过长时期的武装斗争，不需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依靠强大的军队，甚至也不需要严密的政党。这种革命可能有自己的灵魂人物，但这也不是革命的必要条件。革命的必要条件是旧政权的极度腐败，是社会公众的人心所向，是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是民主参与的诉求，是统治者内部的分裂，是世界潮流的推动。
这种革命的民主指向不仅存在于革命发生前期和当时的民主诉求，也充分体现于革命之后东欧各国的政治实践。东欧以铲除共产主义专制为诉求的革命发生之后，不仅共产党继续存在，并未被作为阶级敌人而镇压，而且各国共产党都毫无例外地享有合法的地位，在议会里拥有经民选得到的席位。
保加利亚的转型十分典型地说明，共产党在失去一党专政之后仍然在政治舞台上起着积极的作用。自1989年11月共产党总书记日夫科夫辞去领导职务，保加利亚共产制度解体。第二年6月改名为社会党的前共产党在立法大选中获得议会多数。1991年10月再次大选，社会党下台。但3年之后，1994年12月社会党再次在大选中取得胜利，获得议会204名议员总席位中的125个议席。与此同时，在波兰（1993年）、匈牙利（1994年）等国，或多或少改头换面的共产党也都通过选举又重新回到执政前台，完成了共产党从一党专权的政党到多元轮替的政党之重大转变，从此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一样，合法地民主地执政，合法地民主地下台。在原苏联集团的核心地带，独联体国家的民主革命似乎有分两步走的趋势。伴随着苏联的解体，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相继宣布独立并进行了民主选举，但政权仍长期由共产党或前共产党独占。直到最近，格鲁吉亚与乌克兰分别发生了“玫瑰革命”（2003）和“橙色革命”（2005）的“二次革命”，这两个国家才完成了政党轮替。其它国家什么时候走这条路，如今还没有具体的回答，但是，包括俄国在内，这些国家后共产主义革命的民主大趋势也是不容否认的。
第二是革命的非暴力特征。当时东欧各国的后共产主义革命大潮虽势不可挡，但革命的方式和持续的时间不尽相同。从时间上看，有一种说法是，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波兰用了10年，匈牙利用了10个月，东德用了10个星期，捷克用了10天，罗马尼亚则只用了10个小时。从方式上看，波兰团结工会与政府谈判时，预留给共产党65％的议席；捷克民众再演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以上街抗议的形式将捷共领袖胡萨克逼退；罗马尼亚人民面临的是一个更为贪恋权势的暴君，于是只得寻找带有血腥的出路。但总体上说，东欧巨变包括苏联的崩溃，都是在一种相对理性和非暴力的气氛中完成的。即使由于齐奥塞斯库的冥顽不化，导致罗马尼亚的转型染上了暴力色彩，但齐奥塞斯库被推翻3天后即被处决，罗马尼亚很快就翻过了血腥的一页。将“革命”一词用于后共产主义变革，并为人们广泛接受的大概应该归功于捷克的所谓“丝绒革命”，这一“革命”最为典型。革命前的捷克存在着一个高水平的组织有序的政治异议群体，有一个举世公认的杰出革命领袖哈维尔。革命之后，捷克共产党一败涂地，以哈维尔为首的“公民论坛”在1个月后的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哈维尔本人也被革命推上了权力顶端。“革命”这一在历史上只能与暴力为伍的概念，终于和“丝绒”挂上了钩。
三、革命的历史轨迹
基于上述对革命类型的分梳，我们现在可以更进一步地提出问题：为什么是后共产主义革命而不是近代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具有这种非暴力的特征？要回答这一问题，显然需要从这3种革命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性质、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手段入手进行分析。
以法国革命为标志的近代革命或曰前共产主义革命面临着时代的大转折，那是工业社会代替农业社会的时代，是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时代，是民主自律取代君权神授的时代，是个体、自由、平等等现代价值凸显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型既是人类有史以来空前激烈的，又是人类本身并无任何前朝经验可以依赖的。这一时期的革命不仅是激进的，甚至也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以追求自由、平等、人权为目的的近代革命之意义及其开启的人类现代社会得以奠基的现代性价值，是随着时代的推延才日益彰显和深化的。从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理解近代革命，革命借助了暴力或者暴力玷污了革命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无法避免的。我们今天当然应该摒弃革命中的暴力倾向，但是也不应该苛求前人，将革命与暴力同等对待，将婴儿与脏水一同倒掉。
从性质上讲，共产主义革命是一种追寻单一的革命，而近代革命和后共产主义革命相似，都是一种确立多元的革命。后共产主义革命在这里表现出与前共产主义革命的同质性，而显示出与共产主义革命的明显区别：后共产主义革命的目的不是夺取政权，而是寻求政党轮替；不是消灭敌对阶级而是保护一切人的人权；不是企求尽善尽美的乌托邦而是实现普遍的宪政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后共产主义革命称作民主革命，而共产主义革命则是一种一党专政的革命。一党专政的革命之基础建立于对抗，建立于排他，建立于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建立于惟我独尊的意识形态，一句话，建立于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极权主义体系。这种意识形态构想，这种极权主义追求本身就是暴力的，因为它以消灭一切异己为自身存在的前提。这种体系同时又孕育着暴力，因为它在创建和生存过程中不仅随时都在“发现”异己进而铲除之，而且也不断地制造异己，从而为自己的排他性存在提供了理由。
在人类社会中，这种排他的机制几乎毫无例外地存在于一神教的宗教之中。但是宗教只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如果一神教有总揽整个社会生活之志，那么这种宗教就具有神权极权主义的特点。中世纪的基督教曾经有这样的志向，现今某些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家也有这样的志向，伊朗1979年发生的所谓“伊斯兰革命“就是一个典型。中世纪基督教的极权之志而今已经成功地受到制约，欧美社会不仅通过宪法将宗教限制在严格的私域之中，而且也不允许任何宗教垄断信仰领域；而伊斯兰教会政教合一的国体模式则日益显示出其对社会迈向现代的巨大阻碍作用。
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系统是一种世俗神权机制，该系统以世俗之身，独占世俗社会的一切位置，也以世俗的名义强占宗教的位置。在这种极权主义的机制下，革命的目的既然是建立不容任何人分享的独家天下，革命的手段因而也必然是强制与暴力。钳制言论、扼杀自由、强奸民意、消灭异己、镇压反对派等等暴力手段于是成为制度。暴力酝酿暴力，暴力服务于暴力，暴力上升为制度，政权蜕变为暴力本身，这乃是这种排他的极权主义革命逻辑的自然归宿。后共产主义革命以自由为宗旨，以制度化的分享权力为目标，不寻求一家独霸的权力格局，因而在20世纪末年，当共产主义失去理想与正义的光环之后，非暴力的社会制度的转型成为可能，同时也为东欧及其他地区的革命实践所证明。
比较这3种革命，我们还可以发现，共产主义革命虽然从时间上直接承继近代革命，但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价值准则。共产主义革命利用法国革命片面强调平等的历史缺憾，以平等，尤其是经济平等的名义，将近代革命中作为手段的暴力推到极端，放弃了近代革命的民主指向，阉割了自由和人权价值。从世界革命传承史的整体观之，后共产主义革命是经过共产主义革命洗劫之后向近代革命回归的革命。从价值系统上讲，只有后共产主义革命才是近代革命的继承者，而共产主义革命乃是对近代革命的背叛。不过，后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是近代革命的简单重复，后共产主义革命非暴力的特点是在对革命与暴力进行了双重筛选之后向近代革命的回归。后共产主义革命既洗刷了共产主义革命极权主义的内容，又抛弃了暴力的形式。
这里，我们还必须涉及到暴力现象本身的问题。暴力作为人类生存行为方式之一种，当然不仅仅与革命相连。历史上的暴力（这里主要指大规模、有组织的暴力行为），从战争、侵略到起义、镇压、复仇等等，充斥人类社会生活。暴力更多时候是源于权力、领土、利益、信仰之争。暴力可以是反抗暴力的手段，可以是镇压弱小的手段，也可以是屠杀异族的手段。革命可以源于暴力，如反抗暴政；暴力也可以源于革命，源于意识形态鼓动，如共产主义革命；暴力更可以源于暴力，如战争、镇压。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中表现出的非暴力倾向不仅仅与革命的民主性质有关，而且也与20世纪的历史环境有关。历史学家霍斯鲍姆将20世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苏联崩溃的历史称为“极端世纪”[6]，正是指这一时期人类的暴力行为登峰造极。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孕育了两场大规模的杀人革命：列宁的赤色革命与希特勒的褐色革命。这两场“噬子”革命将人类的疯狂推到了极致，因而也预示着理性的可能回归。
从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演化的角度看，绝大多数国家之所以避免了暴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铺垫。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先后归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中，均存在着强烈的改革诉求，一些国家也出现过强度不同的民主与自由指向的政治改革。最为突出的是1956年的波兰“十月事变”、同年的匈牙利起义和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当时苏联对上述3次和平转型尝试的镇压，一方面延缓了东欧革命发生的时间，另一方面也为30年后苏联及整个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集团的和平革命留下了历史的殷鉴。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和平转型成功的路径并不相同：匈牙利、捷克都有相对强大的民主传统和政治异议力量；波兰得益于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如团结工会、天主教会等等。但各国最基本的共同点不是别的，正是都必须面对共产主义暴力这一庞大的历史遗产。共产主义相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阶段性，经历过共产主义革命之后的社会很难再迷恋暴力了。
后共产主义革命的非暴力取向既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也是经过暴力蹂躏之后的人类对暴力的普遍厌倦。实际上，环顾欧洲，不仅后共产主义革命具有这种非暴力特点，法西斯主义洗劫过的葡萄牙与西班牙都于79年代选择了和平革命。葡萄牙于1974年发生所谓的“石竹革命”，推翻了葡萄牙版的萨拉尔法西斯独裁政权；1975年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独裁者佛朗哥去世，国王卡洛斯主导民主革命，转型顺利成功。亚洲的印度尼西亚1998年到1999年的激进转型也应该属于这一革命类型。在同一时期，被希特勒“褐色革命”暴力直接蹂躏的西欧，在法国与德国的首倡下，开始了奠基于民主法制之上的、以建构和平为宗旨的欧洲政治统一运动。由西欧人开启的这一前无古人的和平工程，既是为放弃自己的暴力的过去所作出的强有力的回答，无疑也向整个欧洲的民主进程播发出巨大的道德感召力和政治向心力。
当然，我们并不能够对21世纪的国际环境盲目乐观。放眼今天的世界，不幸的是暴力依然紧紧纠缠住人类向前的步伐，如以“911”惨案和伊拉克战争为标志的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的暴力较量。不过，伊斯兰极端分子所追求的既非现代人类的价值理念，甚至也非社会制度的变革，因而与革命扯不上关系。倒是美国发动的旨在为伊拉克建立民主政体的战争带有一种革命的性质，德国思想家哈贝玛斯就把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称为“新保守主义革命”[7]。不过这是一种外来力量强加的革命，对暴力手段的依靠远胜于我们上述所谈的后共产主义革命。
以上讨论对后共产主义革命的民主与非暴力特点从经验层面作了概括，也从理论层面对这一特点和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特点作了分析，但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后共产主义革命的性质（民主指向），还是其赖以发生的时代条件都不是今后类似的革命不会发生暴力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虽然后共产主义革命在性质、手段、历史条件等各方面都朝着非暴力的方向发展，但暴力因素并未完全排除。苏东的经验证明，后共产主义革命既可能是民主的也可能是非暴力的，但并不能保证在其他地区这种革命就一定是非暴力的。
只要是革命，就是断裂，断裂就意味着为暴力预留了门户。将非暴力的可能化为现实还要依赖于各个革命发生地的具体情况。罗马尼亚的例子不仅表明在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中仍然飘荡着暴力的影子，尤其是显示了来自革命对象一方的暴力倾向不易有效地遏制。也就是说，专制统治者一方的暴力惯性决定了后共产主义革命还拖着一条暴力的尾巴。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逻辑地提出革命发展前景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没有走出共产主义制度的朝鲜、越南、古巴尤其是中国，会否发生后共产主义革命呢？这种革命会以什么方式发生？会否如罗马尼亚一样带有血腥的色彩呢？这些问题当然还要等待历史的回答，也超出了本文所论述的范围，但肯定是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及世界前途的人思考的问题。
【注释】
[1]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
[2] 傅瑞，《思考法国大革命》，三联书店，2005年1月版。
[3] 法国汉学家施维叶（Yves Chevrier）曾将法国革命之后的反复与中国近代的长期徘徊相比，见《Le debat》双月刊，2001年11月号。中国学者杨小凯也曾持有这种看法，见其在网上流传甚广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
[4]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4页。
[5] 古尔多瓦（Stephane Courtois）等，《共产主义黑皮书》（ 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 crimes, terreurs, repressions）。Paris：Laffont，1997。关于共产主义各国死难者的数字，古尔多瓦认为有必要量化，否则难以把握其骇人的规模。但他提供的的数字也存在争议，该书的其他作者如苏联部分的撰稿人威尔斯和亚洲部分（中国、越南、柬埔寨）作者之一的马尔戈兰则认为这一数字过于庞大，粗略的估计应在6,500万到9,300万之间。有关《共产主义黑皮书》的讨论，可参见拙文“评有关《共产主义黑皮书》的讨论”，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8年十月号。
[6] 霍斯鲍姆（Eric J. Hobsbawn），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yeth Century, 1914-1991。
[7] 哈帕马斯，“塑像与革命者（La statue et les revolutionnaires）。载2003年5月3日法国的《Le Mo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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