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重振埃及革命的雄风？

官二代日记: [译者] 《大西洋月刊》重振埃及革命的雄风？: 核心提示：星期五，很多在广场上的人说，革命已经失去了冲劲，或者已经被拖延了。他们想把革命重新带回广场——尽管他们对“革命”究竟是什么分歧严重。 原文： Reinvigorating Egypt’s Revolution? 时间：2011.7.9 星期六 作者：THANASSI...

核心提示：星期五，很多在广场上的人说，革命已经失去了冲劲，或者已经被拖延了。他们想把革命重新带回广场——尽管他们对“革命”究竟是什么分歧严重。

原文：Reinvigorating Egypt’s Revolution?
时间：2011.7.9 星期六
作者：THANASSIS CAMBANIS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阿拉伯的劳伦斯"翻译

【图：自2月份推翻总统胡思尼・穆巴拉克以来，在开罗发生的最大规模抗议的场景。】

埃及，开罗——星期五是“决心日”（或“坚持日”），解放广场上进行了彻夜的静坐活动，一直持续到周六。这是自穆巴拉克下台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而这标志着开始于1月25日的革命出现了某种转折点。

从2月中旬以来，人群再一次挤满了整个广场，大量的普通百姓（他们通常都不会自称为“活动人士”）都来了。因为组织者有意地避开政治，示威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发展到了革命的规模。不过他们使用了一个最最普通的共同诉求来控告穆巴拉克和他的亲信。那就是要求对过去的罪行，对正在继续的罪行（包括警察暴行，不负责任的政府，和军队对示威者的拘留）实施审判。所有人都心中都在回响着两个词：正义和复仇。

这个简单的要求激发了抗议。对有些人来说，这也是阿喀琉斯之踵。

人群呼喊着：“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抗议者们举着穆巴拉克被绞索吊着的照片（这是张常见的贴画，解放广场的墙上到处都有）。

一位名叫瓦利德・谢赫的表演者提着一个穆巴拉克牵线木偶【见右图】，木偶穿着埃及传统的死囚服，胸前是一颗六芒星。“我像他过去操纵我们那样来操纵他！”瓦利德一边说，一边让穆巴拉克玩偶跳起了舞，引发了围观者一阵热烈的掌声。

人群中有很多人说，自从2月以来，他们就没有参加过抗议活动了。但是因为军政府在对穆巴拉克亲信的审判和警察改革的问题上拖拖拉拉，他们被再次激发起来，举行抗议。

29岁的药剂师马哈茂德・法赛（Mahmoud Fathy）说，“我以为革命之后的政府会得到净化。但是他们只是在试图狡猾地战胜革命，等着我们自己停止行动，而不做任何改变。”

抗议吸引了之前的革命活动人士和普通支持者；伊斯兰主义者（从强硬的萨拉菲，到温和的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这）、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者和没有政治派别的年轻人。而这些年轻人所要求的只是在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能有一点最低限度的公平。

跟革命早期的日子一样，解放广场上再次回响起热烈的政治辩论。两位来自世俗的自由正义行动（Movement for Freedom and Justice）的活动人士围绕着是政治组织优先，还是有关争议和经济的黄油面包等基本生活问题优先，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胡赛因・阿卜杜勒拉迪夫（Hussein Abdellatif ）说，“言论自由不是一切。”他的话激怒了他的朋友辛德・穆罕默德（Hind Mohammed）。来自所有主要青年运动的活动人士们合作进行了一项调查来确定示威者的最主要的要求。

一位萨拉菲主义者和一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在争论应该多大程度上地相信军政府，以及抗议的力度应该有多大。34岁的萨拉菲主义者穆罕默德・阿里也有一条给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口信。

他说，“我们不是你手中的木偶。今天的人民，是会决定自己的命运的人民。无论你曾投入多少美元，做美国代理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不是恐怖分子，我们是穆斯林。”

穆斯林兄弟会有一项核心的政治要求：一部新宪法。当青年活动人士们同意在接下来的议会选举之前，而不是之后提出他们的这项要求之后，穆斯林兄弟会才在最后一刻同意了参与运动。到了半夜，兄弟会迅速地拆除了它的舞台——这也是广场中最大的五个舞台之一，它的成员也成群结队地回了家。

他们的离开没怎么影响广场上那如同一个政治舞会一样的气氛：欢乐的人群不断高喊着反对陆军元帅坦塔维（Tantawi）和其它埃及保守派人物的口号。

新左派分子的埃及社会民主党（Egypt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的组织者巴塞姆・卡迈勒（Basem Kamel）说，“我们认为伊斯兰主义者已经对联合革命失去了兴趣。但是我们仍然会努力尝试。”

对一些在广场上的活动人士来说，7月8日标志着革命精神的回归，解放广场也自1月25日后再次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象征。但是，自从穆巴拉克辞职到如今，革命者并未取得多少可以展示的切实的政治利益，这个事实是一个真正让人担忧的问题。反对派分裂成数十个政党。在5个月的时间里，把解放广场挤满的第一批示威者们只有一个很有限的，与政治无关的日程表。是谁在真正地反对正义，或者复仇？

星期五，很多在广场上的人说，革命已经失去了冲劲，或者已经被拖延了。他们想把革命重新带回广场——尽管他们对“革命”究竟是什么分歧严重。

24岁的阿曼・史贝尔（Amr Shiebl）整整一天都呆在炎热的广场，当太阳落山的时候，他愤怒了。在他看来——他不是唯一一个有这样不满情绪的人——革命被政治竞争，广大的埃及公众的冷漠束缚住了手脚。政治竞争可以从广场上五个竞争性的舞台看出来，而公众的冷漠则可能打消数万革命者充满激情的承诺。

“我很沮丧。今天，这里有很多的人都在讲话。但是没有人在听，”Shiebl说。“这里没有什么真正的精神。什么都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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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芬顿邮报：哪些人参与了埃及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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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于 7/20/2011 05:00:00 下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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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行动一百九十八招 - 禁书网

 

封从德：198种非暴力方法清单 这里开列一张完整的一百九十八种方法的清单大陆直连本站:http://tiny.cc/meyarw，是金夏普博士（Dr. Gene Sharp）在一九七三年总结的。在这张清单之中，我们也加入一些近期新出现的非暴力行动方法，如用互联网散播政府控制的资讯、获取海外资讯、发动签名运动，以及用手机发短讯，发送光盘，电视插播等等。另外，我们还加入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比如退党退团、用五行相克原理选取象征性色，如水克火对应黑克红而取黑色等等。
非暴力行动的方法，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逐条罗列并加以分类，有助于我们对非暴力技术本质的了解。有了这一张清单，行动者在选择方法时，可以少费很多心神。同时，对方若能稍微明了非暴力行动者的方法，或许可以减少他的神经质和激烈反应。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本手册所列举的方法也绝不是概括一切的，更不是无往不利。我们应该“有样看样，无样自创。”
金夏普是英国牛津大学出身的学者，研究非暴力行动多年，曾是位于哈佛大学哈佛广场的爱因斯坦研究所（The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的创始人和所长，现为该所资深研究员。他经常发行刊物，举办研讨会，发表演讲，并提供咨询服务，致力支持非暴力制裁方法在政治暴力中的战略性运用方面的工作。近年来他特别致力于指导塞尔维亚、立陶宛、拉托维亚、乌克兰、古巴、缅甸等国的非暴力运动。在他的名著《非暴力行动政治学》（Gene Sharp：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3 Vols.，Boston：Porter Sargent，1973）第二卷中，详细总结了以非暴力形式进行抗争的人士手中掌握的“非暴力武器”，共一百九十八种，可归纳为三大类：抗议与说服、不合作（社会、经济和政治性的）和干预，其中经济性的非暴力不合作中又分经济抵制和罢工两类。下面是总体的分类结构及各类的数目：
一、非暴力抗议与说服
54种
二、非暴力不合作
103种
社会性的不合作
16
经济性的不合作
49
经济抵制
26
罢工
23
政治性的不合作
38
三、非暴力干预
41种
金夏普特别指出，不要把这些分类当作是死板而一成不变的。在某些特定情况之下，某种方法可能不像他的归类而显得是属于另一类。有时，一种方法在行动过程中会转变成另一种方法，方法与方法之间有时并没有明显的界线，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可能会混在一起而难以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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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S BLOG: 在富士康

YM'S BLOG: 在富士康: 2012年11月4日，《第一财经周刊》人物主笔李申，化妆成工人到淮安富士康应聘，在生产线上工作了15天，写下了这篇报道。我读了两遍，眼眶湿润了两次。 富士康一直是一家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企业，不仅仅是因为2010年开始的连续11起员工跳楼事件，而且因为它是苹果公司攫取高额利润...

2012年11月4日，《第一财经周刊》人物主笔李申，化妆成工人到淮安富士康应聘，在生产线上工作了15天，写下了这篇报道。我读了两遍，眼眶湿润了两次。
富士康一直是一家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企业，不仅仅是因为2010年开始的连续11起员工跳楼事件，而且因为它是苹果公司攫取高额利润的重要一环，在全球都受到关注。
福特曾说：“没有人能管理100万人。”那是因为他活得不够长，不知道郭台铭和他的富士康王国。郭台铭发现，当工厂的人数为40万的时候，规模效益 最大，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不少。所以，他开始在内地开办规模为20万人的工厂。淮安富士康就是其中之一，它主要生产iPhone5用的 Lightning数据线。这条线在苹果官方商店每条的零售价是149元。
李申的特写，为我们展现一幅大工业化时代的图景，它不壮丽，也不凄惨，但像机器王国一样整齐划一、枯燥单调。
文章开篇是一幅富士康体育活动大厅的流程图，看上去跟生产线上的流程图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作业内容”是领取器材、锻炼身体、归还器材。这叫“目视管理”，就是让一切一目了然，不用解释。
生产线上也是这样，富士康把生产一条数据线分解为近百个工站，12个检查点。每个工站要完成的动作不超过3个，一个工人，不管有没有技能和经验，经 过简单培训就可以上线生产。李申所做的工作是“DB端焊点检查”，每天检查4500根数据线，按10小时工作制计算，平均8秒一个。
富士康工人来自于地方的招募与输送。每个地方政府在吸引富士康建厂的时候，除了给予了土地、税收方面的优惠之外，都承诺帮助招募劳动力。政府把任务层层分解，最后交给中介来完成。中介搬着小板凳在闹市区，招徕工人。
平时而论，富士康的待遇在中国的工厂中算是不错的。员工基本月工资2000元，要想多赚钱，那就多加班。非节假日晚上加班费是平常工资的1.5倍， 节假日加班是平常工资的2倍。到了旺季，一个工人一个月的收入可以达到4000元。工厂配备有心理辅导员，还开通了78585爱心热线，平均每6500个 工人背后就有一个话务员。厂区里有体育馆、游泳池、图书馆，当然还有网吧，每个员工每月10小时免费上网时间，超出部分要收费，但也比外面的网吧便宜。
但几乎没有人在这里上班超过3个月。
农民工的季节流动性是原因之一。中国有2.5亿农民工大军，他们随着季节在不同行业和地区迁徙。冬天是建筑业的淡季，却是电子业的旺季，因为苹果等数码产品在圣诞节前后销量会大增，拥挤的厂房也成了避寒的地方。因此，很多男工会到富士康来工作几个月。
工作的乏味枯燥是工人坚持不下去的第二个原因。李申写到：
“在流水线上，没有复杂的工作，不需要动脑子。单看每一项具体工作，也不很费力。但是，当每项工作重复4500次之后，就会变得很辛苦，身体上一直重复用力的部位，会很疼痛。”
“当你看着流水线不断流动，似乎永无休止，做完一件，就有三两件在等着你。而时间过得很慢，似乎下班永远不会来临，就会立即产生疲劳、厌倦。有人在 生产线上大哭，说他月底、周末、明天、今晚就要离职。男工人和女工人通过讲一些黄色笑话来打发流水线的枯燥和无聊，虽然也不是很好笑，但是谈论性确实是舒 缓压力的方法。偶尔也有人在车间里吵架和打架，声音都很大，但是别的工人完全没有时间去看，所以很快就会平息。”
作者在文中不慌不忙穿插了泰勒制和福特制的历史叙述，福特曾经通过采取流水线作业，使得工人的日工资增加到5美元，劳动4个月就可以买一部自己装配的T型车，从而跨入中产阶级的阶层。而富士康的工人们的绝望之处在于，他们永远不可能像100年前的工人那样步入中产阶级。
谁能在中国过上好日子？如果像郭台铭这样采取大规模生产和精益求精地追求质量，都不能让工人致富，那么中国的财富都跑到哪里去了？文章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看最近网上爆出的房叔、房姐、房祖宗，就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难寻找。
李申通过亲身体验，得出结论：
“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它不限制人身自由，不强制加班，可以请假，可以旷工，大部分工人都是自愿来的，即使不是自愿来的，进了富士康之后，可以立即离开。”
“小学或者初中文化程度的人，连26个字母也不会写。经过一两天的培训就能上岗，每个月可以赚到3000-4000元人民币，他们的劳动可以换回美元，这就是富士康的价值。”
然而富士康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涨薪也没有人领情。一百年以前，美国黑人们唱着蓝调涌向底特律。
我们要去底特律，
去找一个叫福特的人。
找一份好工作，
不再挨饿。
如今不会有人唱一首歌给郭台铭，他始终处于批评漩涡的中心。
富士康的下一个希望寄托在机器人身上。他们启动了“金匠中原计划”，大量的工业机器人将在山西晋城制造。等到机器人成熟之后，郭台铭将不再需要那么多产业工人，他将率领130万机器人在工作。
李申写到：
“那时的富士康不需要招募，不需要体检，不需要培训，不需要考核，不需要拉学生来实习，不用背负道德批判，不用盖宿舍和食堂、游泳池和网吧，医院和 超市，不用制定规章制度，不用把规章制度改名叫温馨提示，不用标语，不用打卡机，不用支付工作和加班工资，不用统计请假和旷工，不需要替补，不需要休息， 不用分早晚班，不用防止跳楼、禁止吸烟，不用担心有人打架，不用警告、记小过、记大过和开出，不用安保系统，不用关爱中心和78585热线，不用带（戴） 着红袖章和红帽子的人维持秩序，不需要线长、组长、课长在车间里转来转去，去需要奖励和惩罚。”
“这样郭台铭会不会更开心和轻松一点。但是如果这些都没有了，还要富士康干什么。富士康的价值不就在于它做了这些事情么？(即创造了就业机会）如果这些都没有了，就可以搬到美国去了。”
从农村涌向城市的中国产业工人，一直是媒体所关注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张彤禾曾经写过一本书Factory Girl，我曾做过读书笔记。但作者没有进入生产第一线，所有的材料来自访谈。与之相比，李申乔装成工人，进入流水线，一干就是半个月，获取了第一手资 料，记录下亲身感受，十分难得。这也凸显出文字记录的重要，《在富士康》没有一张照片，但是比影像更有力量.

利比亞的”茉莉花革命”是怎麼發生的?

 

最近許多中東人民上街頭抗議他們的獨裁政府

「昨日之敵是今日之友......這是一場真實的戰爭，這些兄弟現在自由的了。」這是2010年3月利比亞領導人格達費之子--薩伊夫說的話。他所指的是曾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三次行刺其父，也是現任利比亞領導人格達費的利比亞伊斯蘭戰鬥組織（Libyan Islamic Fighting Group）領導人。

像我這樣的以阿拉伯世界獨裁體制為主要研究方向的學者，對薩伊夫態度的大轉折並不驚異。阿拉伯獨裁體制，並沒有自我改革的能力，倒是對如何延續獨裁駕輕就熟。

設置多頭安全部門、大規模迫害反對派（既有真實的，也有人們杜撰的）、濫刑、長期審查和壓迫，這些都是格達費、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突尼西亞前總統賓阿里、敘利亞總統阿薩德以及其他阿拉伯專制元首所慣用的伎倆。

但除了在利比亞國內侵害人權之外，格達費還炮製了一系列海外恐怖事件，這讓他成了國際社會唾棄的對象。石油收入和近幾年擺出的鴿派姿態讓格達費又苟延殘喘了幾年。

利比亞開展了兩大公共項目，明日利比亞（Libya Tomorrow）和格達費發展基金會（al-Qaddafi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不過，這兩個專案的背後都有利比亞軍事情報局（Libyan Military Intelligence）的身影，隨時監控活動的大方向。

薩伊夫的「改革」還包括釋放一批政治犯，特別是已宣佈效忠格達費的利比亞伊斯蘭戰鬥組織成員。但確實的增進政府透明度和義務的舉動，比如公開石油財富和國家支出數字，以及對反人權罪行展開認真調查等。

這些「改革」純屬文過飾非，受到了格達費體制內部其他派系的挑戰，其中以薩伊夫的兄弟穆塔希姆（Mutassim）、薩阿迪（al-Sa’adi）和哈米斯（Khamis）所領導的派系最為引人矚目。兄弟相爭的幕後推手是安全機構：安全內衛部隊（Internal Security Forces）、革命委員會（Revolutionary Committees）以及牽涉不深的利比亞安全局（Jamahiriya Security Apparatus，對外情報機構）。

2010年3月，我到的黎波里(利比亞首都)出席一個「民族和解」會議，薩伊夫當面和安全官員衝突，著實令我吃驚。安全內衛部隊的頭目哈立德上校（Colonel al-Tuhami Khaled，此人現為利比亞反人權案的另一位主要嫌犯），拒絕將薩伊夫的改革稱為「和解」。他說，這是「異端的懺悔」。

從最近此起彼伏的起義潮看來，阿拉伯世界先前出現的所謂「改革」，努力似乎僅僅是為了延長專制獨裁、躲避非法濫用權力的懲罰。阿拉伯國家的改革「爭論」，實際上是安全和軍事部門各派系關於維持現狀方式的鬥爭。

而阿拉伯人民當然早已明白統治者絕無改革之意。這就是為什麼如今大批阿拉伯人不惜冒著生命危險欲推翻現行體制，投入自由的發展中世界的懷抱。阿拉伯人民正在創造著歷史，用幾十年來暴力鎮壓受害者的鮮血、汗水和眼淚創造著歷史。

曾經有記者問我如果再次見到薩伊夫會對他說些什麼。我的回答是：「我希望在國際刑事法庭上見到你和穆巴拉克。」在阿拉伯，許多和我同齡的人，都會像我這麼說吧。

本文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刊登

商業周刊-(2)

波兰历史（1939－1989）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1939－1944）

二战后波兰的领土变更

主条目：波兰战役和波兰历史_(1939年–1945年)

从1938年10月起，希特勒向波兰提出波兰走廊的问题，并向波兰发出战争威胁。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议定书（苏联一直否认该秘密议定书的存在）。1939年9月1日，德国以闪电战突袭波兰，发动了波兰战役，波兰战役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德军迅速侵占波兰大部分领土，波兰军民英勇抗战。9月17日，波兰政府逃亡国外，先在巴黎组成了以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将军为首的流亡政府。法国战败后，1940年，流亡政府迁往英国。与此同时，9月17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开始履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的义务，同时也为了苏联的利益建立防范德国的缓冲地带“东方战线”，命令60万苏联红军越过苏波边界，进入波兰东部，占领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9月18日，苏军与德军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会师，德、苏两军以皮萨河—那列夫河—维斯瓦河—桑河一线为界分割了波兰。9月28日，德军攻陷华沙，波兰再次沦亡。波兰人民开始了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10月初，德占波兰中的波兰走廊和但泽被纳粹政府纳入德国版图，而将波兰南部成立“波兰总督府”（Generalgouvernement）。

波兰战役中，波军死亡6.63万人，伤13.37万人，被德军俘虏69.4万人，被苏军俘虏或投降苏军的有21.7万人，10万军队逃往邻国，波兰居民遭受巨大伤亡，仅华沙就死亡约25万人，受伤者不计其数，约1万名波兰人被占领后的德军集体枪杀。德军在波军的奋勇抵抗面前也有1.06万人死亡，3.03万人受伤，0.34万人失踪。^[8]而在半年过后的1940年春，苏联则将其俘获的2~3万名波兰官兵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等地杀害，造成了卡廷森林事件^[9][10][11]。

1941年，纳粹德国开始利用德占波兰领土为基地，大规模进攻苏联，战争开始阶段，苏联措手不及，节节败退，德军全部占领了波兰第二共和国所拥有的领土，苏联西部大部分领土也被德军占领。而后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建立外交关系。1942年，流亡政府在国内建立了国民军，同年，苏联支持的波兰共产党人建立了波兰工人党和波兰人民军，在地下同纳粹占领军展开斗争。1943年，由于德国发现了卡廷森林事件中的死难者遗骸，并将此事大肆宣扬，在大量证据面前，苏联选择了否认，在这种情况下，流亡政府和再次和苏联断交。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德军很快转攻为守，苏军的反攻将战线逐渐推进到波兰境内。1944年元旦，在工人党的倡议下，成立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由贝鲁特任主席。1944年7月22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在海乌姆组成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Polski Komitet Wyzwolenia Narodowego，PKWN），颁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宣言》（也叫《七月宣言》，Manifest PKWN，Manifest Lipcowy），宣告波兰新国家诞生，在波兰亡国5年后，欧洲土地上又诞生了一个的新波兰。

位于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在这里，无数名波兰人、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人民死于纳粹德国的屠刀之下。

1944年8月，苏联红军推进到了华沙的近郊，波兰地下军想在苏联红军到达华沙前解放德国的占领，以避免受到苏联的控制，这就是著名的华沙起义。不过，苏联出于制衡西方和自身利益等现实方面考虑，斯大林认为，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不应得到同情，从而苏军并没有给予华沙城内起义军太多的支持，在纳粹德军的血腥镇压下，起义失败，希特勒下令将华沙夷为平地，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遭到毁坏，大部分华沙人也被送入死亡集中营。^[12][13]1945年1月17日，苏波军队解放了已成为废墟的华沙。4月，波苏两国签订了友好互助与经济合作条约。6月，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临时民族统一政府。

根据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的决定，确定了波兰东、西部边界，东部以寇松线为波苏边界，西部波德边界则向西推移至奥德－尼斯河，并把什切青和施维诺威斯划入边界的波兰一侧。这样，波兰的版图整体西移了200多公里，面积也比战前缩小了约7.6万平方公里，大约是损失了20%的领土。^[14]

在二战中，波兰人民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大约有600万波兰军人和平民在这场战争中丧生。在波兰境内发现了许多纳粹屠杀犹太人和其他平民的集中营，其中最著名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在所有参战国中，若按人口比例来计算的话，波兰是死伤最惨重的国家。

[编辑]人民共和国时期（1944～1989）

主条目：波兰人民共和国

《七月宣言》，这个宣言宣告了在苏联扶植之下的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7年，波兰举行议会选举，苏联支持的贝鲁特当选为总统，社会党人西伦凯维兹（Józef Cyrankiewicz）任政府总理，波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西方的流亡政府基本被排斥在权利中心之外。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成立了波兰统一工人党。贝鲁特任总书记。人民政府把大中工业、交通运输、银行收归国有，实行了土地改革，动员人民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1947～1949），国家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有了改善，1949年10月7日，波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从1950年起，波兰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六年计划（1950～1955）。

1952年，波兰改国号为波兰人民共和国，并通过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萨瓦茨基（Aleksander Zawadzki）当选国务委员会主席，贝鲁特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1956年 3月，贝鲁特病逝于莫斯科，奥哈布（Edward Ochab）继任第一书记。

但波兰的社会结构、政治和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都说明在波兰建立社会主义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但以贝鲁特为首的波兰政府的教条主义者还是全盘接受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依据苏联模式，波兰制定了把发展重工业放在首位，按“重—轻—农”的顺序进行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结果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重工业片面发展，农业长期落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苏联模式的严重缺陷加上波兰人内心深处的反俄叛逆心理，宗教、自由主义的传统和波党执政的失误、官僚腐败现象盛行等等综合因素，使得社会主义在波兰的执行显得异常艰难，导致波兰成为二战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中最不安定的国家。^[15]

波兹南事件纪念碑

1956年，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给整个社会主义东方阵营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波兰就在当时发生了著名的波兹南事件。当年6月，波兰西部工业城市波兹南的斯大林机车厂的工人，在要求增加工资、减少税收的经济要求被当局拒绝后，于是在1956年6月28日，波兹南市爆发了十万人的示威活动。后来演变成警察和工人的枪战。坦克和保安部队也参加了对工人的镇压。据统计，仅一天的冲突骚乱，就有54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另有300多人被捕。为了平息业已非常严峻的局势，当局采取了妥协了立场。6月30日，当局采取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原机械工业部部长被降职；向斯大林机车车辆厂征收的税款将分期还给该厂工人；为事件中的受难者举行安葬仪式等，骚动遂平息下去。

1956年8月4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决定撤销1949年11月对原波共领导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等人的批判和谴责，并将其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同年10月19日，哥穆尔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苏波两党会谈中，哥穆尔卡反对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涉和压力，坚持走“波兰自己的道路”。10月21日，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同年10月举行的党的二届八中全会上哥穆尔卡当选为第一书记，1956～1960年的五年计划，把发展消费品生产和农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主要任务。会议对以前的方针政策进行了批评，提出克服“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加强法制和政治生活民主化”，发展经济，“更快地改善人民生活”的新方针。但由于苏联模式的严重缺陷无法根本克服，在以后的两个五年计划（1961～1970）期间，国民经济比例依然严重失调。

在格但斯克协议后，纪念1970年镇压中遇难造船厂劳工的纪念碑也完工了，在1980年12月16日揭幕。

1970年12月，波兰又一次面临危机。格但斯克（原但泽市）等沿海城市的工人、学生、市民抗议政府提高食品和日用品的价格，举行罢工，并导致了一场严重的社会骚动，后来发展成流血冲突。在12月20日举行的五届七中全会上，解除哥穆尔卡第一书记职务，由盖莱克（Edward Gierek）继任党的第一书记。西伦凯维兹改任国务委员会主席，由雅罗谢维奇（Piotr Jaroszewicz）任部长会议主席。

1970年代，是波兰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盖莱克政府踌躇满志地推行闻名于世“高速度、高积累、高消费”的所谓“三高政策”，大量引进外资，大上建设项目，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波兰一派欣欣向荣。然而，欲速不达，在表面繁荣的背后，70年代末，政府各种补贴达到财政预算的40%，外债高达260亿美元。

波兰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公民笃信天主教的国家，不过在二战后，社会主义政府进行了广泛的无神论宣传和教育，对教会进行迫害。1978年10月16日，波兰出生的大主教沃伊蒂瓦被选为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一年后他造访波兰，不仅受到波兰当局的隆重接待，而且其足迹所到之处，无不争相迎接。成千上万的教徒匍匐在他的脚下，虔诚地听其训示。一时间，空前的宗教狂热弥漫整个波兰。教皇的波兰之行，实际上既是对波兰教会力量的检阅，又是对波兰当局的一次政治示威。^[16][17]可知宗教传统在波兰有极深的根基，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波兰无神论教育的失败。

进入1980年代，政府不得不采取冻结工资和部分商品提价的措施以避免危机，长期习惯于计划价格的波兰人毫无心理准备。当政府在1980年7月宣布“议价商店”肉类价格提高40-60%的时候，群众的不满引发了全国性的罢工。同年9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解除盖莱克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卡尼亚（Stanislaw Kania）继任。10月，一个在当时声名显赫的工会组织，也是东欧第一个独立的工会组织——团结工会出现了，瓦文萨当选为当时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开始在波兰政坛崭露头角。团结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最初采取和平方式，并承认社会主义是波兰的政治基础，承认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和与苏联结盟。1981年在格但斯克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全国委员会取代全国协商委员会，通过新的政治纲领，要求在波兰实行多元化，建立“自治共和国”。称团结工会是波兰改革的主力，工会纲领中未提到社会主义及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在罢工运动中，工会提出要有自己的报刊、有自由出版权，要“自下而上夺权”。^[18]工会与政府分庭抗礼。

约翰·保罗二世于1979年以教皇身分首次造访波兰，获得上百万人欢迎。

1981年统一工人党的九届四中全会上，卡尼亚辞职，雅鲁泽尔斯基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1981年12月13日波兰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团结工会被取缔，瓦文萨等工会领导人被拘禁，部分工会骨干转入地下活动。工会内部分成两派，以瓦文萨为首的缓和派主张避免同政府发生正面冲突，提倡协商对话；激进派则主张通过暴力推翻政府。随之社会上也发生重大分化，原支持团结工会的人转向支持政府。1982年2月议会通过新的工会法，要求重建新的工会。1982年2月议会通过新的工会法，要求重建新的工会，1983年7月战时状态结束。1984年波兰宣布大赦，而瓦文萨等人则努力为使团结工会合法化而斗争。波兰局势进入了短暂的稳定期。^[19]

[编辑]当代波兰

[编辑]第三共和国时期（1989至今）

波兰圆桌会议

从1986年开始，由于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的内外政策开始采用向右转的“新思维”，并给东欧国家松绑，苏联和东欧的局势开始动荡。1988年波兰政府的价格改革引起群众不满。1989年2至4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与团结工会等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经讨论，统一工人党同意团结工会合法。6月波兰举行全国大选，团结工会获99%的参议院席位。9月12日团结工会的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组成以团结工会为主导，包括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的联合政府。原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出任首任总统，任期6年。同年12月29日，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更改国名、国徽、国家性质，改国名为波兰共和国，红底戴王冠的白鹰恢复为波兰的国徽，删去统一工人党领导作用的条款，实行军队国家化，禁止政党在军队、企业和国家机关中从事组织活动，新生的共和国史称波兰第三共和国。波兰正式走上了政治上奉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经济上实行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不久，雅鲁泽尔斯基辞去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职务，瓦文萨及支持者宣称圆桌会议协议已经过时，要求总统辞职，举行新总统和议会大选。1990年1月27日，波兰的统一工人党召开十一大，宣布党停止活动，一个执政45年，曾拥有近300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解散了。1990年瓦文萨提出竞选总统，遭马佐维耶茨基的政府派反对。团结工会内部分裂为支持瓦文萨的中间派协议会和支持马佐维耶茨基的公民运动民主行动会。

1990年11月举行大选，瓦文萨在第二轮投票中当选总统。他提出“建设自由、民主、富裕的新共和国”，经济上发展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取消对土地自由买卖的限制和对外政策强调向整个欧洲和世界开放等。^[20]

从此，波兰实现了政权的更迭和政治制度的改变，并开始向西方靠拢。1995年，瓦文萨在总统竞选时输给克瓦希涅夫斯基。在经济上，波兰的转轨带来了阵痛。但波兰依然成为东欧国家中经济转轨最成功的几个国家之一，实现了经济的稳步增长。1997年4月，波兰国民大会（Zgromadzenie Narodowe）通过新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和以社会市场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规定：众议院和参议院拥有立法权，总统和政府拥有执法权，法院和法庭行使司法权；波经济体制的基础为经济自由化、私有制等原则。^[21]1999年，波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003年6月波兰举行全民公决，决定加入欧洲联盟，2004年，波兰和其他10个欧洲国家一道正式加入欧盟。2010年4月10日，一架载有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总统夫人，多位军政高官的图-154型专机在俄罗斯斯摩棱斯克坠毁，机上97人全部遇难，事件被认为是波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国殇，波兰全国哀悼9日。

1981年的波兰：走向军事管制的政治博弈

 作者：吴伟
【核心提示】1981年初，随着团结工会羽翼日丰，它开始公开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政府展开政治角力。在这一年，波兰国内两大政治力量之间、以及苏联和波兰之间都在进行着一场政治博弈。
　　1981年初，随着团结工会羽翼日丰，它开始公开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政府展开政治角力。在这一年，波兰国内两大政治力量之间、以及苏联和波兰之间都在进行着一场政治博弈。

　　1981年2月，波兰政府再次改组，国防部长沃·雅鲁泽尔斯基大将取代约·平科夫斯基出任部长会议主席。雅鲁泽尔斯基呼吁团结工会停止罢工，恢复社会秩序。他希望利用三个月时间来"整顿我国经济中的基本问题，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处理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制定并开始实行稳定国家经济的纲领和长远的经济改革。"[1] 同时，他也向反对派提出警告："一个国家里不容许有两个政权并存"。并非是巧合，1981年3月17日至4月7日，苏联陆军和苏、波、捷、东德舰队在波兰境内举行了军事演习。这次演习在1981年1月22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得到了批准。同时，苏联有意识地向新闻界、首先是西方新闻界放出非官方消息，说华约组织成员国已经做好了干涉波兰的准备。苏联领导人希望藉此能震慑团结工会，至少迫使他们在活动中有所收敛。同时也是对西方国家插手波兰事件的一种警告。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中提到，“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能够遏制反革命的因素。如果出现了波兰国内反动势力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危险，苏联就要出兵波兰?”[2]

　　苏联也加强了对团结工会的攻击。经过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审核后，《真理报》发表了《关于波兰事件》文章，称团结工会是反民族和反人民的力量，"企图推翻波兰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使波兰退出社会主义阵营和华沙条约组织。"给它的定性是"团结工会是西方的反苏代理人。"[3] 4月16日，《真理报》刊登了塔斯社的一则消息《因所谓"卡廷事件"而在华沙公墓举行的反苏集会》，其中说，团结工会4月13日在博文斯基公墓举行的集会属于反苏行为，莫斯科不会容忍此类事件的继续发生。但是，团结工会并没有停止活动，而是继续以罢工和广泛的政治宣传与波兰政府对抗。

　　对波兰党的领导人的压力也在加强。1981年3月4日，苏波双方举行了一次重要会晤，参加者有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卡尼亚、雅鲁泽尔斯基、热比尼斯基、沃伊塔舍克。从会议参加者的回忆看，苏联领导人没有掩饰对波兰局势的极大不满，毫不客气地对波兰党政领导人进行恐吓，指责他们放任波兰国内建立了大量反共团体，给了团结工会大量从工人阶级中吸收新成员的机会，并且对莫斯科的"建议"则从来不听。情绪激动的乌斯季诺夫甚至面对面地厉声质问卡尼亚，为什么团结工会的顾问库洛恩、米赫尼克和布亚克之流依然在国内招摇过市，而不是呆在他们应该在的地方--监狱里？为什么要姑息西方对波兰内政的干涉？"我们的忍耐已经到极限了！我们有的是可以在波兰维持局面的人！给您两个星期的时间，好好整顿一下国内秩序！"[4] 会议从头到尾都是苏联领导人在单方面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在苏联领导人面前就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一样"。[5]

受到指责的波兰领导人保证让团结工会的顾问到他们应该到的地方去。很快，库洛恩、米赫尼克等人被拘留。这不仅没有遏止团结工会的活动，反而引发了更大范围的反政府行动。3月27日，团结工会组织了4小时的全国大罢工。克里姆林宫认为这是开展强力反击的好机会。勃列日涅夫多次亲自致电卡尼亚，要求他利用这次机会对团结工会采取强有力行动，波兰的社会主义面临着致命的危险，不要害怕可能会出现的流血事件，要在"手里拿起大棒"；并且警告说，苏方不会容忍波兰政府有进一步的退让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在4月2日召开了特别会议，波兰局势是中心议题。勃列日涅夫表示对波兰事件的进一步发展"感到极大不安"，"反革命在全线展开进攻"。安德罗波夫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尽量发挥最大的影响，对朋友们的领导施加压力"；需要"再一次告诉波兰领导人要采取严厉措施，不要害怕这会引起什么后果，也许会引起流血?quot;"我们告诉他们要采取军事、行政、法律措施，可是他们总是局限于政治措施。"乌斯季诺夫坚决支持采取强硬手段："我认为流血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害怕这一点，那么当然就得一个接着一个地交出阵地。而社会主义的一切成就也就会丧失殆尽。"葛罗米柯通报了西方国家对波兰情况的报道，说波兰的局势让资产阶级站在与苏联为敌的立场上大做文章。他主张"应该准备向波兰同志说出采取更坚决果断措施的必要性，我把它称为非常措施，这是为了稳定秩序所必须的。继续回避这些措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继续回避已经完全不行了?quot;[6] 最后政治局通过决议，在派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前往布列斯特同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举行秘密会晤，迫使波兰领导人在国内采取强硬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上，苏联最高领导们还讨论了一系列涉及波兰和苏波关系的重大问题。首先是波兰的领导人，显然，无论是卡尼亚还是雅鲁泽尔斯基都让勃列日涅夫和身边的人不满意。用安德罗波夫的话说，"雅鲁泽尔斯基在'团结'工会首领们压力的影响下变得完全萎靡不振了，而卡尼亚近来越来越凶地酗酒。"克里姆林宫已经开始考虑接替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的"健康力量"了。而"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里最有战斗力"人选已经进入了苏联领导人的视野。[7]

　　其次，会议还讨论了在波兰实行军事管制问题，而这是即将开始的布列斯特会晤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勃列日涅夫要求必须告诉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实施军事状态意味着什么，一切都要讲清楚。"安德罗波夫再次明确，"实施军事状态--这意味着确定警备时间，限制城市街道上的通行，加强对国家机关、党务机关、企业的保卫"。[8] 与此相关，还要评估波兰武装力量的情况，最根本的是它是否可靠。尽管来自波兰党政领导和波兰统帅部的消息都表示，波兰军队会履行自己的义务，但苏联领导们还是将信将疑。这就使他们必须做好应对最坏局面的准备。会上勃列日涅夫建议，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首脑会议，作为处理波兰问题的备用措施。

还有一个问题，看来也不是无关紧要的，那就是波兰事件对苏联的影响。在苏联西部很多地方，可以清晰地收到和收看波兰语的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在格鲁吉亚也发生了自发的示威，示威者举行集会并呼喊反苏口号。尽管这些示威只是极少数现象，但安德罗波夫还是提议，"我们也应该在内部采取严厉的措施"。[9]

　　苏共中央政治局4月2日会议及其决议在苏联对波兰事件的处理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实际上表明克里姆林宫在几个主要问题上已经拿定了主意。波兰党政主要领导人已经让莫斯科失去了信任，之所以还没有彻底抛弃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是因为真正可靠、更具有"战斗力的健康力量"暂时还没有羽翼丰满。一旦他们能够掌控全权，莫斯科将会像扔掉带有油污的餐巾纸一样替换掉现任的波兰党政领导人。克里姆林宫已经把实行军事管制状态的指令，毫不含糊地摆到了波兰领导人面前；这是波兰"朋友们"必须要做的。除非局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否则，波兰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的任何推脱和延迟，都会被莫斯科看成是软弱无能或者妥协投降的表现。还有，对于波兰事件的处理，苏联领导人再次明确了一个原则：通过向波兰领导人施加压力的办法，让波兰人自己去解决危机。当然，如果波兰朋友们需要帮助，苏联愿意提供，但只能是直接的军事干涉之外的帮助。可以作为证明的是，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中，几乎没有人提到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甚至没有提到需要借鉴1956年或1968年的国际主义援助的经验。

　　在同年7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第九次特别代表大会之前，克里姆林宫处理波兰事件的基本方针就是按照上述考虑进行的。除了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之外，苏斯洛夫、鲁萨科夫、葛罗米柯等也和波兰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另外，勃列日涅夫和卡尼亚之间至少有过两次直接通话。从这些接触中可以看出，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依然不断地对波兰领导人施加压力，希图推动他们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打击团结工会。苏联甚至帮助波兰准备好了实施军事状态的各种文件，要求波兰领导人马上签署；[10] 并且以停止石油、棉花、铁矿石等的供应相威胁。[11] 但波兰领导人仍然像是在自行其是，用勃列日涅夫的话说，"他们可以相信的地方不多，因为他们虽然也听我们的建议，可是又不像我们建议的那样去办。"[12] 勃列日涅夫在电话中斥责卡尼亚，说他的所作所为差不多是在"将政权交给反革命"；向反革命无限退让的政策最终必将宣告自身的破产。对整个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克里姆林宫也不满意："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存在着一支相当大的右倾修正主义者力量，他们围绕在以拉科夫斯基、团结工会和天主教会周围。有20%的中央委员加入了团结工会。这就使得波兰领导人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与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也无法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使全党团结起来。"[13]

里根和约翰·保罗二世的“神圣同盟”

里根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一起交谈

中国网讯 1982年6月7日，星期一，在梵蒂冈图书馆，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单独交谈了约50分钟，这是他们两人第一次见面。

在这栋教皇公寓的另外一个房间里，大主教阿戈斯蒂诺·卡萨罗利和埃基利·西尔维斯特里尼正在与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以及里根的国家安全顾问威廉·克拉克举行会谈。他们讨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

但是，里根和教皇只花了几分钟讨论中东的事态。他们讨论的重点是一个他们更关心的问题：波兰和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在那次会谈中，里根和教皇一致同意开展一场秘密运动，以加速这个共产党帝国的瓦解。对里根和教皇结成的“神圣同盟”，里根的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艾伦宣称：“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秘密联盟之一。”

这次行动的重点对象是波兰，它是约翰·保罗二世的故乡，也是东欧的苏联卫星国中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教皇和里根都认为，如果梵蒂冈和美国联手动摇波兰政府，并且使在1981年实行戒严以后被宣布为非法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保持活力，就可以使波兰脱离苏联集团。

据里根的助手们说，里根和教皇都拒绝接受这样一个根本的政治现实：根据雅尔塔协议分割欧洲，并让共产党控制东欧。他们确信，一个自由的非共产党波兰，将是插入苏联帝国心脏的匕首；如果波兰变成民主国家，其他东欧国家也将随之而来。里根说：“我们都认为人们在雅尔塔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所以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波兰团结工会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力武器，因为它是波兰的劳工组织。”

里根与教皇在第一次会见中还谈到，他们俩在1981年都遭到暗杀而大难不死，时间只相差6个星期。两人都相信，上帝之所以救他们，是为了让他们完成一项特殊的使命。

在1982年上半年，美国制订了一项战略，目的是造成苏联经济的崩溃，破坏苏联同华沙条约卫星国的联系纽带，迫使苏联帝国内部实行改革。该战略包括以下五个部分：

- 加强美国的国防力量，迫使苏联在军事上与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进行竞争，在经济上把苏联拖垮。

- 进行秘密活动，旨在鼓励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改革运动。

- 向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提供财政援助时，根据各国保护人权和进行政治与自由市场改革情况区别对待。

- 从经济上孤立苏联，不让莫斯科得到西方和日本的技术。集中力量破坏苏联向西欧提供天然气的洲际天然气管道计划，使该管道不能够像苏联所希望的那样在21世纪成为其硬通货的主要来源。这条从苏联西伯利亚通到法国的长达3600英里（约5800公里）的管道，于1984年1月1日开通，但其规模远远小于苏联人当初所希望的。

- 加强自由广播电台、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之声电台向东欧人民传输美国政府的信息。

1981年12月13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颁布全国戒严令。当时，波兰与非共产党世界的通讯被切断；6000名团结工会领导人被拘留，数百人被控犯有叛国罪、颠覆罪和反革命罪，九人被杀害，团结工会被取缔。但是，也有数千人躲藏了起来，许多人到教堂和神父家寻求保护。当局拘留了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把他关押在一个偏远的狩猎小屋里。

在波兰的保安部队开到街上不久，里根就给教皇打电话，商量对策。双方一致认为，不能让团结工会的火焰被扑灭，必须使苏联成为一场国际孤立运动的焦点，必须向波兰政府施加道义上的压力和有限的经济压力。

据美国情报部门人士说，教皇已经通过教会的渠道建议瓦文萨让他的团结工会转入地下，并且向团结工会的1000万名会员传话，不要上街，以免引起华沙条约组织的干预或与波兰的保安部队发生内战。教皇是通过无线电与华沙大主教约瑟夫·格莱姆普保持联系的。教皇还派特使去波兰了解有关情况。

在这场危机爆发以后没几个小时，里根就下令把美国收集到的情报尽快传给教皇，其中包括波兰国防部副部长向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提供的消息。华盛顿还向梵蒂冈提供理查德·库克林斯基的报告和分析。库克林斯基是波兰总参谋部的高级官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员，于1981年11月被偷偷带出波兰。当时他提出警告说，如果波兰政府不实行戒严，苏联人就会入侵。

参与这一计划的美国政府几位主要官员——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艾伦、克拉克、黑格、沃尔特斯以及里根派往梵蒂冈的第一位大使威廉·威尔逊——都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他们认为，美国和梵蒂冈的关系是一种神圣同盟。里根说，他当上总统以后最早的目标之一是承认梵蒂冈是一个国家“并与其结为盟友”。

向波兰团结工会提供援助以及对波兰和苏联政府作出反应的重大决策是由里根、凯西、克拉克和教皇磋商以后作出的，凯西是决策的主要设计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了进行经济制裁的计划，中央情报局负责秘密特遣任务的部门采取特别行动进行配合，第一个目标是提供资金、设备以及建立通讯联络，以便使波兰团结工会保持活力。

在里根执政时期，美国的秘密活动通常包括向反叛力量提供武器、雇佣军、军事顾问和爆炸物等“致命性援助”。但是在波兰，里根和教皇没有这样做。一位分析家说：“他们采取的策略是让波兰已有的自然力量发挥作用而不留下自己的指纹。”

在1982年会见教皇前两个多星期，里根签署了一项秘密的国家安全决定，授权采取经济、外交和秘密活动等一系列措施“抵消苏联为维持对东欧的控制而所做的努力”。该决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宣传、向波兰团结工会提供援助、维护人权、施加经济压力和在外交上孤立波兰政权等途径造成波兰政府的不稳定。这份文件还要求在东欧加强宣传和地下广播，以捍卫在整个苏联帝国的民主改革运动。

自从里根和教皇会谈以后，这一行动开始具体化，到波兰团结工会恢复合法地位之前的7年时间里，美国和教会源源不断地向波兰团结工会提供各种物质，成吨的设备，包括传真机、印刷机、发报机、电话、短波电台、摄像机、复印机、计算机和文字处理机等，通过教会、美国特工人员以及美国劳联—产联的代表所建立的各种渠道地偷运进波兰。给团结工会的资金则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基金会、美国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梵蒂冈秘密账号以及西方各国工会提供的。

瓦文萨和波兰团结工会其他领导人还得到了战略指导，这些反映梵蒂冈和美国政府想法的意见通常是由在波兰进行暗中活动的教会人士以及美国和欧洲的劳工问题专家传达的。

在1985年到1990年担任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的亨利·海德对本国政府采取的秘密活动赞不绝口，他说：“这种工作将从波兰向外扩展，在欧洲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内组织相同的抵抗运动。”为这一活动提供咨询意见的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也说：“为了使地下活动维持下去，动用了许多物质和组织系统，因此波兰团结工会才没有被压垮。”教皇的一位亲密助手说：“波兰团结工会的做法很得当，在关键的时刻没有做过头，因为他们得到了教会的指导。”

在华盛顿，中央情报局长凯西、国家安全顾问克拉克和大主教拉格希也经常在一起密谋策划。克拉克说：“我和凯西经常在早上悄悄来到拉格希的住所，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讨论在波兰干的事情。”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说，与波兰有关的事情几乎都越过国务院正常渠道由凯西和克拉克直接处理。大主教拉格希进白宫会见克拉克或者里根，每次都走西南门，以避开记者跟踪。

在波兰，凯西开展了类似于二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帮助西欧民主力量从大战废墟中崛起的运动，确保各种战术援助能够顺利地进入波兰。当时波兰几乎每一个城镇都出现了地下报纸和传单，与国家控制的传播媒体分庭抗礼。教会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团结工会的文件用美国提供的机器设备复制以后贴在教堂的告示牌上，油印传单被张贴到警察局、政府大楼甚至由军人控制的电视台大门口。

华沙的美国大使馆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共产党世界的重要据点，团结工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办事处成为国际情报交流中心：梵蒂冈的代表、中情局特工、美国劳联—产联的代表、社会党国际的代表以及美国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的代表都在这里碰头。团结工会向他们介绍情况并且开列所需物质的清单。教会人士、劳工组织代表和情报人员在波兰进进出出。食品、服装和团结工会领导人所需要的资金源源不断地进入波兰。在波兰国内，传教士们在教会和秘密躲藏的团结工会领导人之间来回传递消息。

据美国劳联—产联的一份报告称，到1985年，波兰国内已有400多种地下刊物，有的发行量超过了3万份。反政府的书籍和小册子成千上万地印刷。数百万人在教堂看过反政府录像。团结工会还用中央情报局提供的秘密电台不断地干扰政府电台的广播节目，不时地呼喊“团结工会万岁！”和“抵抗！”等口号。团结工会还用电视发射装置干扰政府的电视节目，号召工人举行罢工和示威。

波兰共产党政府一步步屈服于教皇和里根施加的道义、经济和政治压力。被抓走的人放出来了，对瓦文萨的审判也被取消了。1987年2月19日，波兰政府被迫同意和教会对话，里根解除美国对波兰的制裁。1988年7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华沙，承认波兰政府没有团结工会合作无法进行工作。1989年4月5日，波兰政府与团结工会签订协议，确定在6月份举行议会选举。当年9月，团结工会正式组阁掌权。1990年12月，瓦文萨成为波兰总统。

美国前总统里根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苦心经营7年，最终将波兰政权从共产党手中夺走，建立了所谓“自由”的国家，从而为进一步瓦解东欧和最后使苏联解体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编译自美国《时代》周刊 （美）卡尔·伯恩斯坦 李有观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