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12日星期五

知识分子与维护劳动者权利


                                 赵达功
    在波兰的政治变革进程中,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与专制政府对抗的强大的反对派力量,有力地推动了政治变革,从而一步步走向建立民主自由社会的目标。波兰知识分子反对派组织KOR(保卫工人委员会)是帮助工人的,著名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米尼奇克和库隆创建和领导这个组织,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正是在KOR的帮助下制定对付专制政府的策略和行动纲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哈维尔他们也曾有过一个“保护受不公正起诉的人委员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不是去为了什么远大的政治目标,也不是为了什么“主义”,也没有向工人群众宣传什么理论和主张。很简单,知识分子所关心的就是工人的权利保障问题,这很现实,也很有效,这是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最恰当的结合点。
    中国与前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不同,搞清楚这种区别很重要,它可以帮助我们正确面对中国的现实国情,制定与此相吻合的斗争方式和策略。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专制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专制的共产主义国家,也就是说所有制已经改变;中国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不同于东欧如波兰是天主教国家,教会在其政治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中国这是不存在的;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主要构成的国家,而在前东欧工人阶级是主要的劳动阶层,如果说波兰有保卫工人委员会,在中国就必须是“保卫劳动者委员会”或“保卫工农委员会”;其他诸如历史、文化和传统,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华约与北约的对抗、前苏联对邻国的军事干预等),中国与欧洲截然不同。
    以我看,我们要借鉴的只有两点,一是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互动,和平、理性、非暴力引导劳动者反专制、反压迫、反剥削的维权运动,二是与对立一方的包容、妥协精神。后一点在中国目前还谈不上,因为维权运动还没有形成联合的力量和对政府有足够的压力,在当局看来,维权运动还不具备与专制政府进行对等谈判的资格,所发生的一些罢工、游行、示威、静坐、集体上访甚至局部地区的暴力冲突,在中共统治集团看来只不过是个别事件。因此,第一点是我们现在最紧要的任务。当工农群众维权运动形成一定规模,足以震撼中共专制统治基础的时候,当局就会被迫进行适当的意图是维护专制制度的政治改革,知识分子与劳动者互动就会产生自己的组织,这种组织的存在必然会壮大起来,以至可以与当局坐在谈判桌前进行对等谈判和妥协,实现“天鹅绒革命”,平稳走向民主制度国家。
    几个月来发生在中国各地的工人、农民维权运动,都是孤立的、分散的、无组织的和没有知识分子参与的运动,由于专制政府滥用暴力和国家机器,中国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分割开来,还难以形成群情振奋、遥相呼应、此起彼伏、延绵不绝、声势浩大的团结力量。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与波兰和前苏东不同的是,互联网在中国维权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替代了地下出版物、“飞行大学”。社会需要真实,互联网传播真实,当局对此虽然加强控制,但效果越来越小,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和电子邮件的传递,已经打破了当局一统天下的局面。思想的传播已经冲破乌云笼罩,中国人随之觉悟起来。
    维权者特别是工人、农民群体,他们迫切需要传播他们的声音,他们需要知识分子通过互联网将他们的痛苦公之于众,他们已经对当局失去了信任,而把希望寄托于不同政见者知识分子身上,这些知识分子存在于体制内外。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是维权者工人、农民依赖的对象,而政府、司法机关、官方工会在他们眼里是异类,是压迫者和剥夺者。东莞兴昂鞋厂工人“暴乱”事件发生后,有六位律师敢于出面为被捕工人辩护;重庆律师周立太一直在为穷苦工人与资本家打官司,与政府周旋;记者赵岩是农民维权者信赖的知识分子……。维权要形成一种运动,需要敢于说真话富有牺牲精神的知识分子参与进来。
    中国知识分子太多,但能够祛除奴性的太少,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工人、农民维权抗争还不够强大的主要原因。欣喜的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加入到保卫工农权利的行列中来,正如刘晓波先生所分析,“在围绕着孙志刚案、刘荻案、杜导斌案、孙大午案、南都案、李思怡案、福建及河北的万人罢免昏官案等的民间维权运动中,众多体制内的教授、学者、律师、新闻人参与其中。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政治学者刘军宁先生和徐友渔先生,更是多次在敏感的政治性维权活动中公开签名,理工大学的胡星斗先生公开要求废除劳教恶法;继知名律师张思之和莫少平坚持为良心犯辩护之后,其他法律界人士和新闻人也频发异见。著名法学家贺卫方等人,年轻的律师浦志强、许志永、腾彪、朱久虎等人,积极介入了多起个案维权(如孙大午案、南都案、陈桂棣案等),使维权运动的法律份量大增。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律师俞梅荪、记者赵岩、学者张耀杰、律师李柏光等人积极介入福建和河北两地的农民维权,使知识分子的良知行动由对知识界维权的参与,扩展为对农民维权的参与。”(刘晓波:《体制内异见力量不再沉默》)
    中国制度的黑暗和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的苦难呼唤更多的知识分子与他们维权行动的结合,知识分子应该少谈主义,多谈问题,面对中国工农维权现实是知识分子第一要务。
    2004年11月12日于深圳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