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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日星期一

历史关键时刻的美国总统里根


1987年里根总统柏林墙演讲:推倒这堵墙(网络图片)

【纪元2015年10月22日讯】“他是一位真正伟大的美国英雄。”
“他的出现是这个世界的幸运。”
“他是个抱持着坚定原则的人,毫无疑问是他促使了共产主义的垮台。”
“他不仅会受到他为之效力的国家的缅怀,现在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大批人也会缅怀他,因为他推行的政策为他们带来自由。”
“他留下了一个被恢复的国家,一个他帮助拯救了的世界。”
…… ……
这是2004年6月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在 93岁去世时收获的赞美。美国为其举行了盛大的国葬,美国人更将其视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这一方面是因为其带领美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走出了 经济危机;另一方面更在于他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联手,领导自由世界与苏联为首的共产阵营对抗,并最终导致苏东剧变。
资料显示,上个世纪 七十年代前期至中叶,美国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危机期间,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3.8%,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7.8%,全国失业人口达850万,失业 率为8.9%。此外,美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上升了15.3%。1975年危机度过高潮后,美国经济依然增长缓慢,通货膨胀严重,1980年再次陷入经济危 机,失业率达到了10.8%,失业人数达1200万以上,通货膨胀率更达到两位数。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他除了要解决国内的经济危机外,还在外交事务方面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领导自由世界与苏联为首的共产阵营对抗,二是应对来自中东一些国家的武装运动的威胁,而前者尤为重要。
当 时国际社会流行的一个观点是,苏联已成为世界的重要力量,西方世界必须与其合作。然而一直怀着坚定反共信念的里根认为,苏联最恶劣的是“与人类历史的潮流 相背,抹灭其人民的自由和尊严。”因此,他不遗余力地坚决反共,他曾在几次演讲中提到:“朝自由民主迈进,会将马列主义埋葬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共产主 义是人类历史上可悲而怪异的一页——仍在进行中的最后一页。”他还率先把苏联称之为“邪恶帝国”、“现代世界的邪恶中心”,而他也是第一位相信共产主义将 会垮台的世界重量级领导人。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里根不惜动用超过国防预算数倍的经费扩充军备,增加核武恫吓力量,包括实行星球大战计划,从 而使苏共不得不花费大量资金用于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上。而支持并向台湾出售武器台湾、支持反共产主义团体(包括武装的反共产政府暴动)、资助欧洲的反共产主 义团体如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等也是里根的对外政策。
正是在里根的强硬反共立场下,共产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遏制。在里根八年任期即将届满、离开白宫之前,柏林墙倒塌,随之苏东发生剧变,持续了几十年的冷战结束。
里 根非凡的勇气,也给了共产国家渴望自由的人们巨大的鼓舞。《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伊葛纳迪斯(David Ignatius)曾采访一位莫斯科的教授,那位教授对他说的话,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美国的总统敢向世界说出苏联的真实,你们有勇气说出我们真正的名 字。”这位美国专栏作家感叹道,他从此另眼看待里根。
而就在里根政府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同时,在里根大幅增加军备预算之际,美国的经济也出人意料开始复苏并持续发展。到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8,806亿美元,比日本和西欧国家高出很多。美国经济的这种迅速发展,使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再次得到加强。
据说,里根在遇刺后,教皇保罗二世和特里萨修女都告诉过他,上天要他完成的使命是战胜苏联共产帝国、结束冷战。从这个方面上说,里根不同凡人的智慧、勇气正是来自于对信仰的坚信,而他亦名垂青史。

责任编辑:尚一

2013年11月30日星期六

華人子女就業新選擇:工會木工

可能多數華人家長希望自己的孩子將來能從事醫生、律師、企業白領這樣的職業。對於藍領工人可能不是每位華人家長的首選。其實,在紐約從事建筑行業,木工或是電工,加入工會後,薪水和福利都很好。比如,紐約木工工會就會定期招收工人,讓我們隨記者安心去了解一下。

沒有移民家庭願意讓子女做藍領工人。電鑽的發出噪音、裁割灰板飄揚的粉塵,這也許不是每個華人家長願意讓子女從事這樣的職業。

華人子女:「老實說,媽媽不支持我做這樣的工。她和很多亞裔母親一樣,喜歡讓我做辦公室的工作。」

即使媽媽反對,在父親的默許下,梅學文參加了紐約木工工會舉辦的17週培訓課程。

梅學文:「我比較好動,我曾經在辦公室工作過,但不適合我,我就是那種喜歡多動手的人。」

父母從香港移民來美,在紐約出生的黃豪霖,也認為不是只有辦公室的工作,才能實現美國夢。

黃豪霖:「辦公室的工作可以讓人實現美國夢,目標是年薪超六位數,我做這個也可實現,還可以親手建造紐約。」

可謂人各有志。不過木工年薪可以超六位數嗎?

黃豪霖:「從木工培訓課程畢業的學徒工,還不是正式的木工,加入工會後,起薪是每小時19到20美元,有四年木工經驗後,時薪可漲到45到55美元。」

薪水是如此誘人,不過要拿到這份工可不是那麼容易。紐約木工工會平均每兩年才招工一次,只發放500份表格,錄取人數不到一半。

申請的人會提前幾天搭帳篷、排隊的人繞大樓一圈,就是為了拿一張申請表。可見獲得一張進入工會的申請表有多難。在華人社區,幾個人合夥的裝修隊很常見。為甚麼要加入工會呢?

這些人通常是沒有執照的,如果出現甚麼問題,他們完工走人了,你找誰去。他們掙的錢也沒有工會工人多,也沒有他們享有的各種福利。如果有這方面的技能,為甚麼不加入工會,獲得所有這些好處,還可以繼續接受培訓,一切都是合法的。將來你可以有自己的客戶,接工程,不用再躲藏。

紐約木工工會提供17週的免費培訓課程,並給學生免費地鐵票作為交通補助。授權華人策劃協會招生。

招生條件是:18-25歲,高中或GED以上文憑,通過英文和數學考試。紐約州合法居民,現在一定要有身份才可以進這個班,17週很快就過去。

親自去工會看過的劉曉表示,其實很多華人家長對工會不了解,有些擔心是不必要的。

伍先生就是從培訓班畢業後,兩週後就被工會錄取。他表示工會裡其實有不少華人。華人鐵匠、木工、電工。華人電工甚至有自己的俱樂部,規模很大的。很多人不知道有這樣好的機會。如果了解的話,你發現他們是很歡迎新人加入的。

為了推廣建筑工的工會工作,紐約市議員陳倩雯牽頭在社區舉辦講座。

陳倩雯:「特別是一些青少年,中學畢業以後,除了大學以外,如果不願意念大學,也可以參加這些培訓班。」

華策會在招生的同時,也有幫助通過入學考試的英文和數學免費輔導班。工作機會就在這兒,職業機會就在這兒,就看你的選擇了。

2013年4月10日星期三

《光荣与梦想》试读:罗斯福和约翰·卢埃林·刘易斯


就是不搞这个,好多人已经太不尊重传统了。许许多多世代相传的老规矩正在失效。最显著的现象是,先前在胡佛总统执政末期还无力造反的工人,这时已上街游行了。劳工队伍走起来声势浩大,使美国白领阶层和中产阶级胆战心惊。可是工人运动勃兴的时代已经到了。许多工会组织起来了,市街战爆发了,矿务公司和工厂门外血染通衢,而且这还不算是最糟糕的情况呢。
从许多方面看来,约翰·卢埃林·刘易斯都是个离奇古怪的人物。他胸圆背厚,眉毛浓密,身高六英尺三英寸,俨然是个巨人。读莎士比亚戏剧、《圣经》、《伊利亚特》、《奥德赛》、奥斯瓦德·斯宾格勒的著作和东方寓言集《五卷书》,这是他的消遣方法。他的父亲是个威尔斯矿工,曾被列入黑名单。他40岁时被选为联合矿工会的主席,可是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工会人数竟减少了一半。1930年有个矿工小组批评他说:"他非但把我们工会的许多领导人弄走,连工会的灵魂也被他搞掉了。"到了30年代,他就要变成战斗的工会的旗帜,爱他的不少,恨他的也多。可是在1930年,他还是个支持胡佛的共和党人和自由企业的拥护者,是拼命反对进步工会各种策略的人。
在私人谈话时,刘易斯谈吐风生,娓娓动听,善于为被压迫的工人们出谋划策,争取权利。在公共场合,他好像把传教士、悲剧演员和杂耍丑角三者合为一体。他出语惊人,而且为自吹自擂的习性辩护。他说:"你自己不吹,谁还替你吹?"有一次开工人代表大会,他在会上说:"听听这来自工人心底的'救救马其顿人'的呼声吧!这是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16章第9段所谈的事:圣保罗做梦,梦见一个人要求他到马其顿去,救救那里的人民。--译者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前途,我看就取决于这次大会的决议。"他在批评他的对手威廉·格林(劳联的主席)时大声嚷嚷说:"啊哟,格林这小子我还不懂得他吗?他想随大流,畏首畏尾,止步不前,同时又唉声叹气,说什么'人心不古啊,世风日下啊'!这里引用的是古代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的话。--译者"他把统一的全国性工人组织分裂为两派,还洋洋得意地说:"他们对我下毒手,我对他们也痛痛快快地饱以老拳。"
这话是有意逗趣,可是没人笑。自由派认为刘易斯独具远见,反对派可觉得他是个活魔王。在某些人看来,他十分可恶,只有罗斯福能与之相比。陆军部长帕特里克·赫尔利解职后执律师业,有一次代表矿业公司出庭,谈起自己的出身,满得意地说:"青年时代我也参加过联合矿工会啊。"刘易斯愤然起立大声说:"我这个联合矿工会会员看见有个会友投身政界,走南闯北,弄得全国知名,倒也觉得光彩。"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了好一会儿,才接着说:"可是叫人痛心的是,这位仁兄竟然忘了本,连青年时所参加的工会也背叛了。"说到这里他又停了一下,再说:"而且他的卖身价才不过是30块臭银元呢!"《新约·马太福音》第26章中说,犹大为了30块银元出卖了耶稣。--译者赫尔利朝他猛扑过去,别人只好拦住。刘易斯毫不在乎地说:"那么就取消'30块臭银元'这几个字吧,可是'背叛青年时代所参加的工会',这话半个字也不能改。"
话说得太没分寸了,可是也说得够大胆。1969年,美国总统所任命的暴乱行为调查委员会在报告里说:"在全世界工业国家中,美国劳工史上流血事件最多,斗争最残酷。"这是暗指30年代而言,那时产业工会干组织工作的人有不少被害。各州州长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闹事工人。佐治亚州州长尤金·塔尔梅奇搞了一个集中营,专关工人纠察队员。宾夕法尼亚州杜肯镇(典型的煤矿城镇)的煤矿老板一年之内就花了1.7万元买军火,派人往矿工家里扔炸弹,又在山坡上烧十字架这是恐吓人家的手段。--译者。在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敦镇(全镇都是公司私有财产),市长对记者说:"世界上要是没有保卫团(他明说这是指公司的私家武装人员而言),就无异于没有音乐了。"当地法院检察官再加上一句:"给我200个武装好打手,我就把那些狗娘养的工人纠察队统统收拾掉。"在剥削惨重的纺织厂里,有些女工闹罢工,《纺织杂志》就在社论里扬言:"让他们出几百次丧,局面就会平静下来了。"
奇怪的是,各工会虽然备受迫害,竟能坚持下来。在罗斯福刚就职时,工会力量十分薄弱。刘易斯那个联合矿工会会员已减至10万人以下。劳联会员减至只占全国工人总数6%;交会费的工会会员,每周少了7000;1932年,劳联对资方俯首听命,连举办失业保险也反对起来了。咄咄逼人的企业老板们相信,跟负责工会组织工作的人斗争就是跟恶魔斗争,只许成功,不许失败。1934年12月,拉福莱特所主持的公民自由委员会查明,有2500家以上的公司雇用打手破坏罢工,最大的打手帮会是珀尔·伯格夫服务社跟平克顿美国侦探代办所这两家。伯格夫这个流氓头子家财数百万,平克顿一伙是底特律市各汽车厂的宠儿,1933~1936这几年间赚了将近200万元。这两个帮会都养着一支小小的"常备军",什么自动手枪呀、瓦斯枪呀、棍棒呀,样样齐全,哪里罢工就开到哪里去。他们都在工人队伍里安插坐探。有个参议员问克莱斯勒公司副总经理赫尔曼·L·韦克勒,为什么要雇用密探,他回答说:"对付工人要有情报,不用密探不行啊。"数以千计的工人简直在枪口下干活,比方匹兹堡煤矿公司就在矿井口架上机枪对着矿工。众议院有个调查委员会问起此事,董事长理查德·B·梅隆回答说:"不这样,矿就休想办下去。"
情况如此恶劣,工人们仍然急于组织起来,可见已经横下一条心了。备受恫吓的矿工、曼哈顿区流血流汗的服装工人、底特律市布格里斯厂一小时工资一角的钢铁工人、底特律市商店里一小时工资五分的店员都知道,组织工会是惟一的出路。有些州曾试用立法手段保护工人,但是徒劳无效。宾夕法尼亚厂主强迫童工每周工作90小时,依法被罚100元,他们便硬把童工的工资一律每周扣减三角三分,以为补偿。钢铁工人因缺乏安全设备,平均每周衣服让火星烧坏一次。匹兹堡的钢厂宁可每年让2万工人因工伤事故变成残废,也不肯花钱搞必需的设备。出售五分一角杂货的伍尔沃思公司女老板巴巴拉·赫顿小姐漫游欧洲,到处跟贵族攀亲。每小时工资五分或一角的店员们听到这个消息,就一肚子怨气地唱起歌来:
赫顿小姐有的是钱,
钱从哪来人人可见,
店员个个做牛做马,
--在伍尔沃思公司,
小姐剥削无法无天!
给了我们几文工资?!
关于《全国复兴法》第七条第一款的制定,大腹便便的威廉·格林(刘易斯嘲笑他,管他叫"坐着不动的威廉")间接地出过力。《全国复兴法》原来规定,要按行业订立规程,格林和好些工会领导人都为此不安,他们提醒约翰逊,资方可能利用这一条来扼杀工会。约翰逊性情急躁,连忙加上了这一条,以便保证工人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可是格林没看出这里有什么文章可做。条文其实很笼统,它没有规定雇主要承认工会,只说如雇主愿意,可以跟本公司的工会谈判,而且工人怎么选出谈判代表也没说清楚。可是刘易斯一眼看出,细节可暂且不谈,重要的是这一条很有宣传价值,因为条文其实公开表明了政府的意图。刘易斯认为这个条文的重要性不下于林肯解放黑奴的宣言。他派出雄赳赳的助手到各矿区去,用宣传车广播,散发传单,这样说:"罗斯福总统要你们参加工会。不参加就是不爱国啦。工会的人就在这里。先别忙交会费,签名参加就行啦!"
一经号召,矿工们就那么痛痛快快地响应起来,连刘易斯也不禁惊异。《全国复兴法》本来是为复兴工商业制定的,没想到倒是促进了工会的发展。在罗斯福签署这个法案以后还不到三周,联合矿工会退会工人就有13.5万人重新入会,1934年初,会员甚至增至40万。跟着,西德尼·希尔曼和戴维·杜宾斯基也到纽约市用宣传车广播并散发传单,不到一年,国际女衣工会会员就增至三倍,共有20万人,后来在1939年还超过了40万。
罗斯福一向对政治苗头很少看不出,可是这回却很晚才注意到这事。他出身富家,并没有跟工会携手合作的思想准备。他把自己看成救世主,愿对被剥削的工人施点恩,可是这跟做工会的盟友是两码事。他想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进安全设备,可并不认为刘易斯的办法最好,甚至不认为是正确的。如果工会在经济界成为一支强大的生力军,总统就不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超然于劳资冲突之上了。因此头几年他老是犹疑不决。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海伍德·布朗曾大声疾呼:"工人的头号公敌就是罗斯福!"这本是无稽之谈,可是罗斯福确乎觉得,弗朗西丝·帕金斯和弗朗西斯·比德尔1934~1935年任劳工关系委员会主席。--译者二人未免太偏袒劳工了,而在为劳工说话的国会议员中,罗斯福又只佩服纽约州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一人。瓦格纳力主制定新劳工法,他慢慢地使罗斯福回心转意了。可惜当时局面太不安定,想要从容不迫地讲道理已经来不及了。
刘易斯吸收进工会的人越来越多,格林看在眼里,忧在心里,再三劝他:"约翰,慢慢来嘛!"一场阻碍生产的大罢工也越来越有不可避免之势。资方组织了准备血战街头的队伍,甚至街垒也筑了起来。军火在国内空前畅销。1933年夏季,只在八周之内,肯塔基州那个小小的林奇镇的资方保卫团就买了41支步枪,21支左轮,500发子弹,一批催泪弹。联邦法院执行官警告他们,谁使用暴力,谁就要吃官司;可是资方说:"本镇是公司私有财产,华盛顿政府无权干涉。"罗伯特和海伦·林德调查组在印第安纳州芒西镇查出,通用汽车公司在那里扩编保卫团,以便把那些被怀疑为工会组织者的人统统关起来。两洋茶叶公司资方下令克利夫兰州各地分店停业几天,却怪店员不上班,工资照扣,弄得他们莫名其妙。老板这样做的用意,是警告店员,如果他们参加工会,就要大吃苦头。1934年刘易斯号召宾夕法尼亚7万矿工全体罢工,30年代的大工潮从此开始,延及阿勒格尼盆地各处。杜肯镇镇长发表谈话,竟把罢工工人当做是造反的印第安人,要在关口对他们迎头痛击。他说:"我们要守住桥头,这些家伙一来到,我们就把他们的狗头全都砸烂。"
1934年罢工案共有1856起,多数是为了争取资方承认工会的。这是牺牲惨重的年代,资方的恐怖手段使这一年的劳工史血迹斑斑。在弗立克矿区,公司派出的凶手守在井口,参加工会的矿工一走出来就被枪杀。在威斯康星州的科勒镇(整个镇是资方私产),破坏罢工的暴徒向劳联纠察队开枪,死两人,伤35人。刚组织成立的联合汽车工会跟托列多车灯公司谈判,资方气焰嚣张,国民警卫队枪杀了27个工人。因罢工而惨遭杀害的,还有旧金山市的若干码头工人,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若干卡车司机,以及新英格兰和南方各州的纺织工人(多达15个)。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资方有两个特派代表,其中之一是商人,也被误杀了。埃里克·塞瓦赖德当时是《明尼阿波利斯明星报》采访罢工消息的记者,他目睹寻仇报复的保卫团事前不出一声,就向赤手空拳的群众连发霰弹枪,打伤67人,二人伤重不救。他触目惊心,后来写道:"在一刹那间,我打心眼里明白什么叫法西斯主义了。"刘易斯也感叹说:"美国的工人像古代的以色列人一样,心里有说不尽的悲哀。他们家里的妇女为死者守灵,为生者的前途放声恸哭。"
其实,比之古代以色列人,美国工人心中还要更悲哀,哭声也更凄切,因为有那么多人好像竟然白白地牺牲了。托利多市、旧金山市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工会总算得到了资方承认,可是在大企业中,如钢铁、纺织、汽车、橡胶工厂等等,拒不承认工会的厂主却占了上风。国会决议成立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可是全国制造商协会马上硬要会员们不去睬它。在一次考验性的争执中,厂商果然违抗委员会的命令,结果仅仅是禁止厂商挂蓝鹰徽就算了事。罗斯福政府还是三心二意,举棋不定。1935年11月底,某区级联邦法院判决《全国复兴法》第七条第一款违反宪法。这时瓦格纳参议员和马萨诸塞州威廉·P·小康纳里众议员立即提出法案,要设一个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确定工人有权选出某些工会作为代表(选举时由联邦政府派人监选),跟资方集体谈判,并规定什么样的劳动操作规程是不公平合理的。瓦格纳对罗斯福说,除非提高工资,让工人们买得起自己所生产的商品,否则大萧条的惨状就不会消失。罗斯福给他打动了心,7月5日把这个法案签署了。可是资方态度强硬如故。自由联盟散发了一个由58位著名律师签名的声明,说《瓦格纳法》也跟《全国复兴法》第七条第一款一样,是违反宪法的。显而易见,劳工运动距离自己的目标还远着呢。老板们仍然顽抗,1935年又有32个正在罢工的和赞成罢工的工人被杀。南达科他、伊利诺伊、内布拉斯加、肯塔基、佐治亚和俄亥俄各州纷纷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罢工。工人运动进展缓慢,在许多工厂里,还有大量工人没参加工会,没得到应有的工资,没获得合理的劳动条件。
从格林的行动看来,好像他从没有看过瓦格纳提出的那个法案似的。可是刘易斯是看过了。远在国会专门委员会开会讨论时,他已经把这个法案仔细研究一番,懂得工人可以仰赖政府的庇护,建立起一个新型的全国性工会来。劳联是个旧式的全国性工会,缺点太明显了。它是一个松松垮垮的联盟,所属工会都由一些互相猜忌的小头头把持,这些人多数是美洲早期移民的后裔。除矿工和纺织工会外,劳联所有下属工会都按手艺组织起来,其中有什么锅炉制造工会、木工会、机工会、家具工会、冲床操作工会、油漆工会等等。俄亥俄橡胶工厂工人想成立工会,劳联派了个代表去,马上把他们分成19个工会,因为橡胶制造有19种技艺。格林觉得,联合汽车工会是个怪物,只能让它暂时存在,将来要分为100个手艺工会才行。
刘易斯那个"救救马其顿人"的呼声是在1935年10月在大西洋城召开的劳联代表大会上发出的。他要求按产业成立工会,把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工人按产品性质连成一气。比方钢铁工人共同组织一个工会,建筑工人又联合成立一个工会等等。他坚持说:只有这样,在大企业里举行罢工才有成功的希望。可是这话人家当是耳边风。提案被代表大会否决了。随后大会进行议会式的舌战,把持木工工会的大个子比尔·哈奇逊竟骂刘易斯为"杂种"。这一骂可未免欠考虑,刘易斯当着格林和几千代表的面,挥拳痛打这个恶语伤人的家伙,弄得他鲜血直流,人家只好把他扶下讲台。刘易斯抖抖衣服,点起雪茄,扬长而去。这一走,事实上也就是退出劳联。他写给格林声明退出劳联的信只有一行字,而且还对新闻界说:"劳联不求进步,眼睛只会向后看。"之后,他就宣布成立一个与劳联对立的工会联合会,叫做"产业工会委员会",后来经过改组,称为"产业工会联合会(产联)"。
拳打哈奇逊也许稍欠斯文,可是在数以百万计的非技术工人和半技术工人的心目中,刘易斯更成为了不起的英雄。这些工人备受经济剥削,切盼解放。刘易斯这个器宇轩昂的悲剧演员式人物,这时眼里好像有一把火,把整个劳工运动点燃起来。产联每次开会,都歌声嘹亮。会员按《共和国战歌》这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流行的反奴隶制度的歌曲,作者是朱利亚·瓦德·豪,1862年在《大西洋》月刊发表。--译者的调子,齐唱那纪念被暴徒残杀的乔·希尔的歌:
是我们开辟草原;是我们建立城市
让大老板做买卖;
是我们开矿建厂;是我们把几千英里铁路铺起来。
如今大功告成,我们倒变成了丧家狗,
挨饥忍饿受迫害。
可是有了工会我们的腰杆就要硬起来。
大家永远一条心!
大家永远一条心!
大家永远一条心!
有了工会我们的腰杆就要硬起来!
如果说,产联是1936年在共产党外的美国左派的代表,那么,新政派有不少人逐渐觉得,在法西斯党外的美国右派的据点,大概就是最高法院那座宏伟的宝殿了。

2013年4月7日星期日

地區工作磨練奧巴馬 不屈決心寫美國傳奇

【明報 9. 11. 08 專訊】對於奧巴馬這位美國立國232年來的首位黑人總統,在世俗眼光之中,他是哈佛大學法學院出身的精英,也是這家法學院刊物的第一位黑人總編輯,很容易得出精英背景等於事業有成這一結論。然而,當人們數說着奧巴馬的哈佛學歷或出類拔萃的政治成績單時,卻忘記了鑄造這個成功故事的核心關鍵﹕決心和磨練。

 奧巴馬從政12年即能入主白宮,這條快速通道的確走得比別人快;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到50歲而當上美國總統的有3人,約翰甘迺迪從擔任聯邦眾議員到獲選總統是14年,克林頓從阿肯色州檢察總長到總統是16年,分別比奧巴馬多待了2年和4年。奧巴馬的白宮之路來得這樣快,其中一個原因是布殊政府的顢頇無能,成為了奧巴馬的最大助選團,麥凱恩縱然出盡法寶與布殊劃清界線,可是選民仍視他為另一個共和黨傀儡,最終逃不出共和黨的標籤而落敗。選民對共和黨掩鼻而去,這不是奧巴馬主觀上能控制得了,相反,他對參與政治改變社會的不屈決心,才是一個黑人青年在既無強大政治人脈,又無財閥撐腰之下,逆流而上奏凱的最大動力。

 奧巴馬已然成為美國夢的最新範例,但是,當人們認定美國的社會結構和民主體制是奧巴馬異軍突起的誘因時,卻忽略奧巴馬大學畢業後的歷程。奧巴馬畢業於紐約長春藤學府哥倫比亞大學,他從這所名校畢業後,沒有轉到商學院唸MBA學位或是考進法學院攻讀,而是在紐約做了幾年工作。1985年,奧巴馬放棄其他選擇,前赴中西部大城巿芝加哥的黑人貧民區做社區工作,年薪僅1.2萬美元,然而就是這個小小的社區改變了奧巴馬的一生。

 年薪1.2萬美元,扣除稅金,奧巴馬只能拿到約五分之三,折合每月實際收入大約5000港元。奧巴馬把幾乎所有時間都放在組織黑人巿民融入當地政治架構;在此之前,這個貧民區的黑人因為受到排擠而無緣於主流政治生活。日以繼夜奔走不停的社區工作最是磨人,奧巴馬卻極為享受這些日子。他曾經說過,在這個小社區的工作,「是我得到的最好教育」。

 3年後,奧巴馬考進哈佛法學院,當年夏天,他首次踏足父親的祖國肯尼亞,他在自傳憶述曾在父親墳前飲泣,「我終於豁然明白,到底我是誰、我要關心誰」;相比父親3年前在肯尼亞車禍去世,那時的他曾說過「我毫不悲痛」。貧民區的3年社區工作改變了奧巴馬,儘管他在哈佛法學院脫穎而出,更成為《哈佛法學評論》這一專業地位崇高的刊物的總編輯,但此時的奧巴馬更加鐵定了心,畢業後重回芝加哥,大步邁出白宮旅程。

 在總統選舉過程裏,奧巴馬最為人稱道的是他在黑人社區的工作,一個少時四處流徙的黑白混血少年,學業有成後選擇植根黑人貧民區,從社會的最底層做起。在講究快速賺大錢的美國社會,毋庸置疑,奧巴馬必須有一顆絕不後悔的決心和一份決不妥協的氣概。對香港有志從政的人士而言,奧巴馬這條白宮之路起着一個極佳示範﹕高尖政治的起點往往是最底層的社區政治,香港近年的立法會 選舉,成敗的關鍵很多時候並非取決於政治取向及立場,而是能否成功把社區工作鋪設開去。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奧巴馬把這兩句話演繹得淋漓盡致,從政沒有必勝的成功捷徑,他以異鄉之子身分獲得芝加哥巿民認同,由社區工作者拾級而上,從州議會到國會最終入主白宮,追本溯源,起點是芝加哥南端一個小社區。

 類似的傳奇故事,每天每夜都在我們身邊發生,故事中的主人公,毋須奇蹟協助,靠着自己一步一腳印走上頂峰。8年前,我們也曾目睹另一個傳奇的出現﹕陳水扁以貧農之子、台灣大學法律系第一名的人生履歷,率領民進黨擊敗國民黨上台執政,這段傳奇最後卻因為陳水扁的貪污腐敗落得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結局。至於新冒出來的另一個傳奇奧巴馬,6300萬美國選民因着他改造美國的決心投下一票。這固然是對一個黑人政治家的獎勵,但掌聲過後是真刀真槍的比併,23年前芝加哥小社區的那個黑人社區工作者,如何做到不矜不伐,是他登上世界舞台的第一個磨練。

2013年3月16日星期六

美国工运史(1865-1920)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抗争史


美国工运译丛系列第三种
美国工运史(1865-1920)
美国工人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抗争史
舒诗伟 译著

台湾劳工教育信息发展中心企划
台湾工运杂志社出版 1993年12月初版


代序
第一章 劳工、工业与社会(1865~1920)
 · 工业化对劳工生活的冲击
 · 种族、人口流动与劳工阶层形成的关系
 · 美国劳工的生活条件
 · 劳工的生活环境

第二章 混乱时期(1865~1897)
 · 风俗、价值观的转变
 · 前仆后继的劳工抗争
 · 各工运路线势力的消长

第三章 改革时期(1897~1914)
 · 到底谁成就了「进步时期」?
 · 妥协于政策下的右派工会
 · 左派工会的使命
 · 粉饰太平的「进步时期」

第四章 劳工与世界大战(1914~1920)
 · 战时的工运
 · 得天独厚的「美洲工联」
 · 亲劳方的威尔森政权
 · 潮起潮落的战后工运
 · 日趋稳定的劳工体制

封底说明

  在台湾我们一般所熟悉的历史,大半是帝王将相或某些英明领导人物的故事;而一般老百姓的生活、血汗在这种“正统历史”图像中,给几乎完全抹杀。但由人类的社会发展来看,贡献最多的,倒是勤奋的劳动大众。
  《美国工运史:1865到1920》正是由劳动民众的位置,来重新描绘、分析美国劳工在由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的几十年间,所发挥的力量与受到的困扰。全书共分为四个章节:《劳工、工业与社会:1865~1920》,《混乱时期:1865~1897》,《改革时期:1897~1914》,与《劳工与世界大战:1914~1920》。第一章是总论,其他三章则依不同年代、时期、顺序解析、描述美国劳动民众在争取自由、平等与尊敬时,所处的大形势,自己的状况,所能发展的力量与限制,以及资方、官方打压、收缩的手法。
  在台湾社会自六〇年代起开始快速工业化,传统式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也逐渐被新型资本主义式运作所取代、操控。新型劳工的出现与劳工所面对的各种问题,仍有待我们共同严谨的解析与解决。也因此《美国工运史:1865到1920》这本书,亦对台湾工运有“他山之石”之效。

舒诗伟

2013年2月18日星期一

里根和约翰·保罗二世的“神圣同盟”


里根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一起交谈
里根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一起交谈
中国网讯 1982年6月7日,星期一,在梵蒂冈图书馆,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单独交谈了约50分钟,这是他们两人第一次见面。
在这栋教皇公寓的另外一个房间里,大主教阿戈斯蒂诺·卡萨罗利和埃基利·西尔维斯特里尼正在与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以及里根的国家安全顾问威廉·克拉克举行会谈。他们讨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
但是,里根和教皇只花了几分钟讨论中东的事态。他们讨论的重点是一个他们更关心的问题:波兰和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在那次会谈中,里根和教皇一致同意开展一场秘密运动,以加速这个共产党帝国的瓦解。对里根和教皇结成的“神圣同盟”,里根的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艾伦宣称:“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秘密联盟之一。”
这次行动的重点对象是波兰,它是约翰·保罗二世的故乡,也是东欧的苏联卫星国中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教皇和里根都认为,如果梵蒂冈和美国联手动摇波兰政府,并且使在1981年实行戒严以后被宣布为非法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保持活力,就可以使波兰脱离苏联集团。
据里根的助手们说,里根和教皇都拒绝接受这样一个根本的政治现实:根据雅尔塔协议分割欧洲,并让共产党控制东欧。他们确信,一个自由的非共产党波兰,将是插入苏联帝国心脏的匕首;如果波兰变成民主国家,其他东欧国家也将随之而来。里根说:“我们都认为人们在雅尔塔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所以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波兰团结工会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力武器,因为它是波兰的劳工组织。”
里根与教皇在第一次会见中还谈到,他们俩在1981年都遭到暗杀而大难不死,时间只相差6个星期。两人都相信,上帝之所以救他们,是为了让他们完成一项特殊的使命。
在1982年上半年,美国制订了一项战略,目的是造成苏联经济的崩溃,破坏苏联同华沙条约卫星国的联系纽带,迫使苏联帝国内部实行改革。该战略包括以下五个部分:
- 加强美国的国防力量,迫使苏联在军事上与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进行竞争,在经济上把苏联拖垮。
- 进行秘密活动,旨在鼓励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改革运动。
- 向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提供财政援助时,根据各国保护人权和进行政治与自由市场改革情况区别对待。
- 从经济上孤立苏联,不让莫斯科得到西方和日本的技术。集中力量破坏苏联向西欧提供天然气的洲际天然气管道计划,使该管道不能够像苏联所希望的那样在21世纪成为其硬通货的主要来源。这条从苏联西伯利亚通到法国的长达3600英里(约5800公里)的管道,于1984年1月1日开通,但其规模远远小于苏联人当初所希望的。
- 加强自由广播电台、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之声电台向东欧人民传输美国政府的信息。
1981年12月13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颁布全国戒严令。当时,波兰与非共产党世界的通讯被切断;6000名团结工会领导人被拘留,数百人被控犯有叛国罪、颠覆罪和反革命罪,九人被杀害,团结工会被取缔。但是,也有数千人躲藏了起来,许多人到教堂和神父家寻求保护。当局拘留了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把他关押在一个偏远的狩猎小屋里。
在波兰的保安部队开到街上不久,里根就给教皇打电话,商量对策。双方一致认为,不能让团结工会的火焰被扑灭,必须使苏联成为一场国际孤立运动的焦点,必须向波兰政府施加道义上的压力和有限的经济压力。
据美国情报部门人士说,教皇已经通过教会的渠道建议瓦文萨让他的团结工会转入地下,并且向团结工会的1000万名会员传话,不要上街,以免引起华沙条约组织的干预或与波兰的保安部队发生内战。教皇是通过无线电与华沙大主教约瑟夫·格莱姆普保持联系的。教皇还派特使去波兰了解有关情况。
在这场危机爆发以后没几个小时,里根就下令把美国收集到的情报尽快传给教皇,其中包括波兰国防部副部长向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提供的消息。华盛顿还向梵蒂冈提供理查德·库克林斯基的报告和分析。库克林斯基是波兰总参谋部的高级官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员,于1981年11月被偷偷带出波兰。当时他提出警告说,如果波兰政府不实行戒严,苏联人就会入侵。
参与这一计划的美国政府几位主要官员——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艾伦、克拉克、黑格、沃尔特斯以及里根派往梵蒂冈的第一位大使威廉·威尔逊——都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他们认为,美国和梵蒂冈的关系是一种神圣同盟。里根说,他当上总统以后最早的目标之一是承认梵蒂冈是一个国家“并与其结为盟友”。
向波兰团结工会提供援助以及对波兰和苏联政府作出反应的重大决策是由里根、凯西、克拉克和教皇磋商以后作出的,凯西是决策的主要设计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了进行经济制裁的计划,中央情报局负责秘密特遣任务的部门采取特别行动进行配合,第一个目标是提供资金、设备以及建立通讯联络,以便使波兰团结工会保持活力。
在里根执政时期,美国的秘密活动通常包括向反叛力量提供武器、雇佣军、军事顾问和爆炸物等“致命性援助”。但是在波兰,里根和教皇没有这样做。一位分析家说:“他们采取的策略是让波兰已有的自然力量发挥作用而不留下自己的指纹。”
在1982年会见教皇前两个多星期,里根签署了一项秘密的国家安全决定,授权采取经济、外交和秘密活动等一系列措施“抵消苏联为维持对东欧的控制而所做的努力”。该决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宣传、向波兰团结工会提供援助、维护人权、施加经济压力和在外交上孤立波兰政权等途径造成波兰政府的不稳定。这份文件还要求在东欧加强宣传和地下广播,以捍卫在整个苏联帝国的民主改革运动。
自从里根和教皇会谈以后,这一行动开始具体化,到波兰团结工会恢复合法地位之前的7年时间里,美国和教会源源不断地向波兰团结工会提供各种物质,成吨的设备,包括传真机、印刷机、发报机、电话、短波电台、摄像机、复印机、计算机和文字处理机等,通过教会、美国特工人员以及美国劳联—产联的代表所建立的各种渠道地偷运进波兰。给团结工会的资金则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基金会、美国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梵蒂冈秘密账号以及西方各国工会提供的。
瓦文萨和波兰团结工会其他领导人还得到了战略指导,这些反映梵蒂冈和美国政府想法的意见通常是由在波兰进行暗中活动的教会人士以及美国和欧洲的劳工问题专家传达的。
在1985年到1990年担任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的亨利·海德对本国政府采取的秘密活动赞不绝口,他说:“这种工作将从波兰向外扩展,在欧洲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内组织相同的抵抗运动。”为这一活动提供咨询意见的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也说:“为了使地下活动维持下去,动用了许多物质和组织系统,因此波兰团结工会才没有被压垮。”教皇的一位亲密助手说:“波兰团结工会的做法很得当,在关键的时刻没有做过头,因为他们得到了教会的指导。”
在华盛顿,中央情报局长凯西、国家安全顾问克拉克和大主教拉格希也经常在一起密谋策划。克拉克说:“我和凯西经常在早上悄悄来到拉格希的住所,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讨论在波兰干的事情。”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说,与波兰有关的事情几乎都越过国务院正常渠道由凯西和克拉克直接处理。大主教拉格希进白宫会见克拉克或者里根,每次都走西南门,以避开记者跟踪。
在波兰,凯西开展了类似于二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帮助西欧民主力量从大战废墟中崛起的运动,确保各种战术援助能够顺利地进入波兰。当时波兰几乎每一个城镇都出现了地下报纸和传单,与国家控制的传播媒体分庭抗礼。教会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团结工会的文件用美国提供的机器设备复制以后贴在教堂的告示牌上,油印传单被张贴到警察局、政府大楼甚至由军人控制的电视台大门口。
华沙的美国大使馆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共产党世界的重要据点,团结工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办事处成为国际情报交流中心:梵蒂冈的代表、中情局特工、美国劳联—产联的代表、社会党国际的代表以及美国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的代表都在这里碰头。团结工会向他们介绍情况并且开列所需物质的清单。教会人士、劳工组织代表和情报人员在波兰进进出出。食品、服装和团结工会领导人所需要的资金源源不断地进入波兰。在波兰国内,传教士们在教会和秘密躲藏的团结工会领导人之间来回传递消息。
据美国劳联—产联的一份报告称,到1985年,波兰国内已有400多种地下刊物,有的发行量超过了3万份。反政府的书籍和小册子成千上万地印刷。数百万人在教堂看过反政府录像。团结工会还用中央情报局提供的秘密电台不断地干扰政府电台的广播节目,不时地呼喊“团结工会万岁!”和“抵抗!”等口号。团结工会还用电视发射装置干扰政府的电视节目,号召工人举行罢工和示威。
波兰共产党政府一步步屈服于教皇和里根施加的道义、经济和政治压力。被抓走的人放出来了,对瓦文萨的审判也被取消了。1987年2月19日,波兰政府被迫同意和教会对话,里根解除美国对波兰的制裁。1988年7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华沙,承认波兰政府没有团结工会合作无法进行工作。1989年4月5日,波兰政府与团结工会签订协议,确定在6月份举行议会选举。当年9月,团结工会正式组阁掌权。1990年12月,瓦文萨成为波兰总统。
美国前总统里根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苦心经营7年,最终将波兰政权从共产党手中夺走,建立了所谓“自由”的国家,从而为进一步瓦解东欧和最后使苏联解体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编译自美国《时代》周刊 (美)卡尔·伯恩斯坦 李有观编译


2013年2月6日星期三

共党那么爱美国,为什么却要我们仇美?


大家只要稍微留心,就发现共党和党国官员都非常热爱美国。
如党国官员有了票子,就会存入美国;有了孩子,也要送到美国。而党更是这样,有了钱,存放在美国,且一存万亿(美元);党国要员出访美国,一出手就是数千万(人民币)订单,以支持美国。
⋯⋯共党爱美国不是现在才有,早在它抢得大陆地盘之前就有表现。1945年7月4日,中共党报《新华日报》曾如此盛赞美国: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党自己那么热爱美国,却一直千方百计的教育我们仇美。
从知事起到上世纪末,我就一直不喜欢美国,认为美国是中国人民的对头,反对美国对中共横挑鼻子竖挑眼。我从事教育行业,在蒙蔽下,向学生上课时描述美国批评中国的怪异表情是“耸肩撇嘴”。可见,中国人就这样一代一代的被教育成仇美的爱党主义者。
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为何让党如此又爱又恨?
进入21世纪,有了网络,我学会了翻墙,在网上终于看到美国的“真面目”,此时我不仅不反感美国,还觉的美国挺可爱。
如抗战时期,美国在经济、军事、外交上给予中国极大的帮助。抗战时期美国共向中国提供了超过8亿美元的援助,是二战期间中国最大的援助国;派“飞虎队”支援中国,在中国战场共击落日机2600架;为保证中国的物资供应,美军开辟了喜马拉雅山脉高寒山区的驼峰航线,开始了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持续空运,在三年多时间里,向中国空运了超过70万吨物资,损失了近500架飞机,有1579名美国飞行员遇难。美国在外交上也对中国给予较大支持,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美国对日本反复提出抗议,并力图促成中国和日本的和谈。
而今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学诸领域都引领世界潮流,在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等方面更成为世界的典范。
看到海外资讯,对美国的“耸肩撇嘴”也有了新的理解。
中国的人权状况很恶劣,如打压法轮功,剥夺人们的信仰自由;关押异议知识分子,剥夺人们的言论自由……由于中共的一党专权体制,国内所有的媒体都为党所掌控,是党的喉舌,普通老百姓根本没法批评党国政府,即使有人胆大妄为的发文海外媒体批评政府,不是被监视,就是被关押和殴打。而美国是以民主自由为立国之本,它在世界各地推广这一普世认可的价值观。所以美国或其它民主国家会批评中共的人权恶况,这来自国外的批评和压力使党及党国官员们的胡作非为在某些方面有所收敛,因为党也是欺软怕硬的主,流氓也爱面子。
我的同事们从小受中共教育,也多是认为美国批评中共是“霸权”,后来听我一说,他们也恍然大悟。
近日,网上流传党引导舆情的《上级通知》,第一条就是“尽量以美国为批评目标,淡化台湾的存在”。毛泽东时代因为毛仇美,所以他也希望全国人民仇美;可如今,党那么爱美,为什么要我们继续仇美?
据我分析,一是煽动仇恨,以保党权。党从来都是把手中的权力看成第一位的。如果人们都知道美国好,都去爱美国,谁去爱党?谁愿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党是特别善于打“爱国”招牌来拉拢民众的。正如毛时代大讲无神论,同时又大搞造神运动,通过毁神再树自己为神,以确立毛泽东在中共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地位。
二是转移矛盾,开脱罪责。如今国内矛盾空前,每年民抗官群体事件10万多起,通过批评和妖魔化美国,让国民错以为美国的现实状况也是这样。由于党的洗脑,一提起国内乱象,有人就开脱,“哪个国家都一样”,这就是党要达到的宣传效果。把党治下中国的乱象淡化成正常社会的常态,让国民自甘压迫和剥削,成为党国的奴才。
党及党国要员爱美、媚美,却要国人去仇美恨美,太过狡诈无耻。所以我是决不上当受骗,去仇视美国。如果真去仇美,党会认为你好糊弄,更把你当猴耍,而它在背后偷着乐呢。
来源:看中国论坛
共王權太子黨和很多中國人,已移民美國入籍,有當選州長州議員,也有避共的移居臺灣,你說是聰明的中國人?或是民主的美國人?、臺灣人?,還是叛國的共產人?。
Lewis Jordy Go:
美国政府统计,中共部级以上官员的儿子辈拥有绿卡或公民身份的占74.5%,孙辈达到91%或以上。他们在身份上早已经是美国人了。崔颢评论:“也就是说,中国是由一群美国人的爹妈来管理的,他们可能为这个国家的未来负责吗?”
 

2012年6月15日星期五

闾丘露薇:聊聊工会


工会领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次,是99年,在美国的西雅图,一场针对当时正在召开的世贸部长级会议,反对全球化的示威抗议,警方发射的橡胶子弹,胡椒喷雾,这样的场景,让我大开眼界。和激动的街头抗争者们的形象皆然相反的,是眼前那几个西装革履的工会负责人,他们安静的站在一边,部署着工人们游行的路线还有策略,说他们像一家企业的行政总裁,可能更加恰当一些。
从小接受的教育,一直认为,工会领袖应该是很草根的样子,直到眼前的情景告诉我,工会成员其实还有另外的样子,他们可以很专业,他们也是在做一份工作,而不是从事一种运动。
前段时间做关于劳资关系的报道,一名员工被无理解雇,但是在解雇书上,可以看到工会主席的签名。不过这名员工说,从她进入企业到拿到解雇书的那天,她从来没有见过工会的人。正如劳动法专家提醒我们的,在讨论劳资关系的时候,工会是不能被忽略的,因为只有工会,才能够保障劳方,能够被放在一个和资方平等的位置,而不是现在,太多关于劳方的权利维护,都把他们放在一个等待帮助的弱者的位置。
“我不是弱者,我和资方的关系是平等的。”听到一名来自农村,在深圳的工厂里面,打工快十年的工人这样说,会觉得有点诧异,诧异于他强烈的权利意识。但是仔细想想,自己的这种诧异,本身就有把对方当成了弱者,其实问问自己,自己同样也是劳方,自己不从来都觉得,和聘用自己的资方关系应该就是平等的,我通过我的工作来赚取报酬,而资方透过我们这些雇员的劳动来赚取利润,我们只不过是在社会中,选择了两种不同的身份,劳方和资方而已。如果觉得自己这样想理所当然,那为何其他行业的人,特别是产业工人,不能这样认为呢?
说到深圳,就在我和我的同事,开始关注工会问题的时候,媒体报道了深圳的一家外资企业,开始直选工会主席,事实上,这并不是第一家。对于最早开放的广东,因为劳资关系而出现的问题,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历史,在这里工作的产业工人,越来越多是第三代农民工,也就是学者口中的“新生代。”
“新生代”的工人,他们成长的环境,和城市的年轻人区别不大,工作对他们来说,更多的不是养家活口,他们对于自己的在工作上的发展,有自己的期待,他们对于过好生活的标准,也要更高,更重要的,他们心思很活,他们更加注重自己的权利。
在深圳,我们采访了一个这样的年轻工人,他刚刚被企业解雇,因为他尝试自己组织工会,透过集体谈判,为工友们争取在他们看来合法的应有的权益。结果,他们的诉求,有很少的一部分被回应了,而结果,就是他失去了这份工作。我们采访他的那天,他正好在新公司刚刚上班几天,我问他:“担不担心访问播出了,老板会觉得你是个麻烦人?”他想了想:“不会的,只要他做的合法做的好,我又为何要找他麻烦?我们都是为了公司好,老板对员工好,员工才会认真工作呀。”
其实就是这样简单,工会的建立,目标不是为了和资方对立,就算罢工,也不是为了一拍两散,而是为了寻求一个双方看来都可以接受的方案。而现在问题是,游戏规则的制定,劳方几乎没有声音,因为工会并没有站在他们应该站的那一边—劳方。
———————–
很可惜,这些访问无法和观众见面,不清楚原因,也不愿意去猜测太多。其实我一直觉得很想不通的是,为何工人如果对自己的权益看重一点,就会被劳方甚至官方视为不受欢迎的人,为工人说话,就是在破坏和谐。社会主义制度的平等性去了哪里?

2012年1月15日星期日

卡車司機是誰? 作為一個卡車司機的好處

 

卡車司機是誰?

關於我們

卡車司機是美國最大,最多樣化的聯盟。1903年,卡車司機開始了兩個領導小組,司機協會合併。這些驅動程序是美國經濟強勁增長的骨幹,但他們需要組織奪取了貪婪的企業其公平份額。今天,聯盟的任務是完全一樣的。 

卡車司機被稱為貨運司機和倉庫工人的冠軍,但在幾乎每一個職業可以想像,專業和非專業,私營部門和公共部門組織的工人。 

我們的140萬會員,在明尼蘇達州的公設辯護人;蔬菜工人在加利福尼亞州,在紐約的環衛工人在聖路易斯的釀酒商,在西雅圖的報紙工作者,在拉斯維加斯的建築工人;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動物園飼養;在羅得島州的醫療工作者;麵包店在緬因州的工人;航空公司飛行員,秘書和警務人員。名佔​​領和機會,我們代表這些工人的地方。

有近1900卡車司機在整個美國,加拿大和波多黎各的子公司分項數字如下: 

作為一個卡車司機的好處

此外,以保護就業,福利和卡車司機合同規定的工資,國際聯盟成員在貼現費用提供額​​外的服務提供。由於實力和我們的會員規模,國際能夠通過談判這些服務降低成本,從法律,醫療金融。我們一直在尋找的方法來節省我們的卡車司機家屬錢,增加他們的繁榮。

卡車司機的特權

一個全面的方案只適用於卡車司機和他們的家庭的利益,服務和折扣。閱讀對卡車司機的優惠計劃,從大會主席吉姆霍法和秘書長,司庫湯Keegel的信。

卡車司機獎學金

詹姆斯R.霍法紀念獎學基金:

詹姆斯R.霍法成為卡車司機的成員在1934年,14年,並擔任大會主席。在他的不懈服務聯盟及其成員的認可,他很榮幸作為大會名譽主席終身。在1999年11月執行局會議上,秘書長,司庫 C.托馬斯 Keegel提出了一項決議,設立此項獎學金基金。

參觀詹姆斯R.霍法紀念獎學基金,信息中心  有關詳細信息,資格要求和表格下載。

卡車司機災害救濟服務

卡車司機的家庭可以依靠自己的兄弟姐妹,在危機時期。在過去,歐盟已經協調救災工作,在中間的地震,洪水,颶風,野火和乾旱陷入卡車司機。

卡車司機雜誌

郵寄六次,每年向所有140萬名成員,卡車司機提供的最新信息,組織,合同的勝利,法制辦,健康和安全,政治和人類利益的故事。

司通訊

這些出版物都保持成員對工會新聞日期在其特定的行業或工藝。

此外,您還會收到一個通過當地工會提供的額外的好處廣泛。這些措施包括額外的本地折扣,本地獎學金和地方工會的出版物。

這些只是幾個例子的方式,在卡車司機的 會費還清,是值得的是一個卡車司機!

組織援助申請表

感謝您的關注,形成了一個與卡車司機工會在你目前的工作網站 。為了幫助你組織你的同事,請填寫下面的表格,這樣我們就可以直接到最近的地方工會或進一步的信息聯席會。請注意,這不是一個求職申請,這是幫助你組織一個聯盟在您的工作場所。(西班牙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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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車司機是誰? |國際卡車司機兄弟會(IBT)

佛羅里達州獄警部投票加入卡車司機 (IBT)

 

佛羅里達州獄警投票加入卡車司機

2011年11月17日

霍法:艱難的時代呼喚對近2萬名 FDOC軍官強硬代表

(美國佛羅里達州塔拉哈西,) - 一個近20000懲教緩刑和假釋人員與佛羅​​里達州懲教署(FDOC)多數投票決定加入卡車司機聯盟,尋求實力和工作的權力。今天宣布的卡車司機“在選舉中的勝利。

卡車司機大會主席吉姆霍法說:“這是一個卡車司機和FDOC人員偉大的一天,”。“FDOC人員已經表明,在艱難的時刻,他們希望有一個強硬的工會代表。在代表的140萬卡車司機的成員,我祝賀這些人員加入越來越多的公共服務,全國范圍內尋找卡車司機電源工人運動。“

卡車司機本地2011票是一個決定性的勝利,對警察慈善協會和國際警察協會聯盟。

Raiford與佛羅里達州立監獄警長,格林里德,積極組織他的同事加入卡車司機和計票時在座。

“卡車司機已經向我們表明,當我們作為工會工作在一起,我們可以作出積極的變化,”里德說。“現在,我們已經贏得了選舉,我們需要讓每個人都成為一個新的聯盟的積極成員,讓 FDOC人員可以改變我們的命運。”

懲教感化高級管理人員在鹽湖城,貝基說:“牧師,”我很興奮,我們大家走到了一起緩刑,假釋和懲教人員團結起來,為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與卡車司機。“我們已經了解到,我們的聯盟,它給我們,我們需要作出改變。”

他說:“我們歡迎 FDOC人員,卡車司機本地2011,新特許的地方,僅代表和服務的FDOC人員的利益,木材,國際副總裁兼署理主席2011年當地說:”肯,在坦帕。

“這些人員上班每天保持我們的社區安全,他們應該得到的最好的代表,其中地方2011年將提供。”

“卡車司機的勝利,是全州公投FDOC人員要在工作場所和在塔拉哈西的一個新的語音,填料,卡車司機公共事務部主任說:”邁克爾。“這是公共部門僱員的價值數千保護對佛羅里達州的犯人人口社區的民選官員和政府管理人員的時間。卡車司機期待開始,對話,以正確的懲教署內多年的忽視。“  

始建於1903年,國際卡車司機兄弟會代表在美國,加拿大和波多黎各的140多萬勤勞的男子和婦女,包括公共服務部門僱員超過240,000 。

佛羅里達州獄警部投票加入卡車司機 |國際兄弟的卡車司機(IBT)

卡車司機組織 |國際卡車司機兄弟會(IBT)

 

頁標題圖像

卡車司機組委會歡迎您!

你聽說過它說,最好的防守就是進攻。在戰爭上的工人,卡車司機組織是在進攻!我們為工人贏得各行業和北美各地的力量。加入我們吧!

  • 校車和過境工作者驅動標準

    全國各地,校車和過境工人聯合起來,努力使他們的工作和生活中的真正改善。工人們站在了良好的工作和我們的社區安全,可靠的校車服務。在他們組織的努力,他們正在確保他們在工作中有一個聲音,等於與雇主談判,並正在努力,以確保它們都公平對待和尊重。自2006年春季以來的運動以來,超過 30,000的校車和過境工人組織與卡車司機。

卡車司機組織 |國際卡車司機兄弟會(IBT)

卡車司機結構 |國際卡車司機兄弟會(IBT)

 

卡車司機的結構

的國際卡車司機兄弟會,140萬成員,是在世界上最大的工會之一 。這也是在美國最多樣化的聯盟

今天,這將是很難確定一個卡車司機,因為我們在街上到處都是。工會代表每個人都從 A到Z - 來自航空公司飛行員的動物園管理員。每10個聯盟成員之一,是一個卡車司機。

地方工會

有上百種橫跨北美當地的卡車司機工會。當地的工會,其成員的心臟和工會的骨幹。

與其他工會,卡車司機聯盟的結構,以促進強的地方工會,和強大的本地領導人。由於當地人談判最卡車司機的合同和提供服務的大部分成員,他們保持最費錢。當地人保留自己的專家勞動律師,會計師,全職的業務代理,組織者和文職人員。

成員每個地方選舉自己的主席團成員,制定自己的結構,和自己的章程,與國際憲法和章程兼容投票。在享受其獨立性,當地人受益的專業知識和國際聯盟的協助下,和工會的結構中的各種會議和議會。

聯合議會

卡車司機聯合議會設立在三個或三個以上地方工會領域。聯合議會在這些領域幫助協調卡車司機活動。他們還幫助解決問題,並決定一些司法管轄和司法事項。

貿易區劃和會議

貿易部門和會議援助卡車司機領導人在全國各地有著共同的利益和問題。他們提供了一個信息交流中心的當地人,在同行業或討價還價的談判與同一雇主 。

地方代表在經常性的貿易分工和大會會議討論共同的問題和關切。

國際卡車司機兄弟會的

在聯盟的總部設在華盛頓特區,國際卡車司機兄弟會支持地方工會:

  • 國家合同談判,政治行動,並組織協調;

  • 卡車司機人員,業​​務代理,乘務員和委員的培訓和教育計劃;

  • 由經驗豐富的組織者,談判,研究人員,律師,安全和衛生專業人員,審計師和通信專家的諮詢和援助。

查看國際卡車司機“兄弟會的組織結構圖。閱讀有關的部門結構,在工會的總部 。聯盟  大會主席和  大會秘書財務作為工會的行政人員。 大會執行委員會由22副總統地理位置或大。三,誰當選,在公約的受託人作為對國際公司的財務監督者 。

“公約”的代表,其中選出本地的,每五年舉行一次修改憲法,並採取措施的貸款方向的聯盟。“公約”之間,總的執行局,卡車司機憲法的指導,是最終的理事機構。

國際工會辦公室人員的選舉,通常每五年舉行一次。

卡車司機結構 |國際卡車司機兄弟會(IBT)

基本概況 |國際卡車司機兄弟會(IBT)

 

基本概況

關於卡車司機

成立:1903

目前的成員:140萬

退休人員:約50萬

行業:工會組織21歲以下的  工業部門,其中包括幾乎每佔領可以想像,專業和非專業的,私營部門和公共部門 。

分支機構:有近1900  名卡車司機分 ​​支機構遍及美國,加拿大和波多黎各 。他們可以細分為:

  • 440美國卡車司機當地人
  • 35加拿大卡車司機當地人
  • 573機車工程師和Trainmen(BLET)當地人的兄弟
  • 635兄弟(BMWED)當地人維修的方式聘用過的員工部
  • 206圖形通信大會當地人

卡車司機是成員  的變化贏得聯盟

卡車司機的使命和目的

卡車司機憲法“(PDF)中的第二條  建立該組織的使命和目的 。國的一部分,該聯盟的主要職責是組織和教育職工,使他們達到一個更高的生活水平。綜上所述工會起著關鍵作用,包括:

  • 工人組織起來,使他們在工作場所的聲音 。
  • 教育工作者,讓他們知道他們  的工作場所的權利,可以充分參與我們的民主社會。
  • 涉及職工  的政治進程,使他們的問題得到解決 。
  • 將與尊嚴,正義和尊重的對待,使每個工人與雇主的合同談判和執行。
領導

大會主席  吉姆霍法

秘書長司庫  C。托馬斯Keegel

一般執行局

該聯盟的優勢

據美國勞工部:

工會成員工資,平均來說,比那些沒有工會代表的工人高出  27%。

  • 婦女  在工會中賺取額外的$ 170一個星期- $ 9,000一年多。
  • 非洲美國人  在工會掙一個額外的$ 150一個星期- $ 8,000一年多。
  • 拉美裔  在工會賺取額外的$ 225一個星期- $ 11,650一年多。

88%的工會工人與工作有關的  健康保險  ,而只有69%的非工會 工人。

兩個以上的3個工會工作提供了  一個牙科計劃,只有44%的非工會工人接受牙科保險。

一半以上的工會工作提供  了視野覆蓋率只有約四分之一的非工會工作提供視力保健 。

85%的工會工作提供  處方藥保險,只有66%的非工會工作提供處方藥保險 。

工會工人支付8%的平均每月總  保費單覆蓋(雇主支付92%);非工會工人的工資20% 。聯盟的家庭支付家庭保險每月保費的12%的平均非職工家庭支付 32%。

72%的工會工人有保證的確定  給付退休金,比非工會工人的15%

基本概況 |國際卡車司機兄弟會(IBT)

2012年1月12日星期四

面包和玫瑰一百年论

发表于星期三,2012年1月11日 - 下午3时25分由x359437

到安迪Piascik

这个故事将出现在2012年3月的问题

一百年前,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冬天死,伟大的1912年劳伦斯纺织严打通常被称为“面包和玫瑰”罢工开始。帐户不同,一个女人是否前锋举行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们要面包和我们想要的玫瑰,”不管。一个精彩的短语,以在任何时间的任何组合的劳伦斯前锋:的概念,除了为生存的必需品,人们应拥有“一个共享生命的辉煌,”作为詹姆斯奥本海姆把他的诗, “面包和玫瑰。”

虽然已经过去了100年,劳伦斯罢工共鸣在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之一。就像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许多劳资矛盾,罢工的主要标志是在财富和权力,对工人的一部分国家和企业业主,大型暴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前锋,和巨大的创造力和团结之间的开放勾结的淫秽差距。不过,罢工的重要途径,也是独特的。它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工业罢工,罢工的绝大多数是移民,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在很大程度上为指导革命的战略和愿景的世界(IWW)工业工人罢工。

除了它的历史意义,这种大规模的纺织罢工的元素可能是指导建立一个激进的工人运动今天。值得注意的是,占领运动的股份很多哲学和战略的劳伦斯罢工的直接行动,突出妇女作用,类中的中心地位,参与决策,平均主义,在摇晃的原则正宗的信仰特点,我们都领导人,仅举几例。在两个月的罢工,革命运动的最好的部分IWW渴望建立表达。占据运动进行这一传统,并试图在奥克兰和引人注目的卡车司机,如在纽约的声援活动的总罢工表明,在占据许多了解,工人阶级是独特的优势,企业实力挑战。虽然我们加深我们的理解是什么意思,工作做到这一点,有很大的价值我们可以从一个世纪前发生在劳伦斯。

一个劳工动乱的边缘
镇劳伦斯市建立了作为一个在19世纪40年代镇Merrimack河沿岸的一个行业,扩大超出了附近城市洛厄尔当地的纺织行业的巨头。移民劳工是城市发展的基石 。在早期,法裔加拿大人和爱尔兰为主。到1912年,劳伦斯纺织美国国会时,其纺织劳动力是主要是南欧和东欧的波兰人,意大利和立陶宛最大的群体,也有显著俄罗斯,葡萄牙,以及亚美尼亚。来自欧洲以外的较小的移民社区还成立了,作为最大的叙利亚人 。虽然数量非常小,一个城市的非洲裔人口的高比例也吃力纺织 。

磨工经历了最恐怖的特点是19世纪工业劳动。6天,每周工作60小时或更规范,工人们经常在工作中丧生,许多增长病死慢慢呼吸有毒纤维和粉尘,而其他人致残或在工厂事故频发致残。死亡和伤残福利几乎是空白。纺织工人的平均寿命远远低于工人阶级的其他成员,并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口短20岁,比。这是一个工作环境,总之,诗人威廉布莱克捕获与完美的词组的生活条件同样恶劣的“这些黑暗的魔鬼钢厂。”不卫生的饮用水,公寓过于拥挤,营养不良和疾病的现象普遍存在。数以千计的儿童从事全职工作,被剥夺教育和任何童年的假象,因为家庭无法生存的两个成人“打工仔”的薪酬。制宪的美国劳工联合会(AFL)的工会组织工人移民“,不熟练,”和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没有兴趣。当地的美国纺织工人(UTW)的制定成员的少数,真正的AFL的信条,完全从高技能,高收入段的劳动力。

IWW是在劳伦斯。Wobblies LED在1911年几个工作的行动和其激进的哲学与磨手远远超出了几百成员的共鸣。面对生活的肮脏和残酷困难的工作,由他们的雇主所不齿,政治类,新闻,以及主流劳工,纺织工人,一经推出就在IWW了越来越多的看到,激进的直接行动是可行的和必要的。许多人都在本乡本土经验的IWW好战工作类传统的经验,在对比了AFL,不仅尊重,但耕地。虽然是一个不可否认的自发性劳伦斯罢工,革命的种子IWW种植在1912年以前的几年也催化剂。

工人罢工步行出
的火花被点燃,1912年1月11日,因为每周的最高工时减少56至54法律1月1日生效的第一个发薪日。由于工厂业主加快行补足差额,工人预计他们的薪酬将保持不变。一旦发现,他们的薪酬已减少,在埃弗雷特纱厂工作组的波兰妇女走下工作。次日早晨,一半城市的30000手磨罢工。周一,1月15日,20000名工人警戒线 。不久,在城市的每一个厂被关闭,罢工人数已增至25000人,其中包括几乎所有的低技术工人。业主,没有受过教育,移民工人为自己做的能力不屑一顾,没有费心去招聘结痂,肯定他们会迅速为准 。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他们有一个打在他们的手,前锋,精心组织,进口结痂是一个困难得多的命题。

罢工开始几天后,在劳伦斯的工人接触的援助IWW的国家局,乔Ettor和阿图罗Giovannitti从纽约派遣,以帮助组织罢工。虽然Ettor会花两个月的罢工,以及1912年在遵义监狱的休息,他罢工的初期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胜利。辐射自信和乐观,Smilin“乔族群中的每个劳动力的工人的形式国籍委员会。从每个组由民选代表组成的罢工委员会,会议,印刷罢工更新和发言后,到所有的主要语言翻译。

此外,以民主的螺母和螺栓,Ettor带来了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在工人罢工。IWW了工人阶级,是从今天大多建立自己的组织的工会组织者往往利己宣言明显不同的信仰。相比之下太常见的组织者实践“负责,”Ettor显示在工人的能力,为自己做的一个基本信念。他Giovannitti,以及后来,比尔 - 海伍德和伊丽莎白格利弗林,罢工学习经验的各个方面。由于罢工赢得他们的要求,努力实现更大的权力在短期内,许多人看到,社会不能没有,有没有工作或任务超出了工人阶级的集体技能的工人和功能。Ettor,海伍德和Flynn还提供了一个管理社会工作者的视野,强调这是一个可实现的目标。没有淡化的罢工或罢工者的生活的特殊性,他们大胆地宣布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并鼓励劳伦斯工人的探索是什么意思。在实践中,发挥在决策过程中,支持服务的一个新的世界愿景与捐款的帮助下建立了罢工,来自全国各地(汤厨房,食品和燃料银行,医疗诊所,免费的冬季服装和毯子)和纠察线的直接行动,在法庭上,在许多罢工的集会和游行,并在坚持IWW的,按职级和文件管理器直接完成所有谈判。

IWW的贡献,也许最重要的是其在不断强调团结。只有这样,才能胜利,他们强调,统一和团结的唯一途径是尊重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化。Ettor,海伍德和其他Wobblies了解,团结并不意味着解散差异,这意味着所有的经验丰富,为每个创建的空间,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他们鼓励工人查看对方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强调,在劳伦斯的唯一的人谁是外国人的工厂业主(没有一个人住在城里)。日新月异,罢工者的声援增加。它们认识到,团结不只是只有这样,他们可以赢得罢工,它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如此的启发,前锋上升到每一个挑战。他们绕过纠察禁令对植物门,与成千上万的漫游线,流经劳伦斯的街道,转身就走,被结痂。一些结痂的地方遭到袭击的早期事件后,他们拥抱没有削弱他们的战斗Ettor的非暴力直接行动的重点。当马萨诸塞州州长尤金福斯自己磨的所有者,恳求他们返回到工作和接受仲裁,工人拒绝了,认识到作为一个计策,将离开他们的要求得不到解决的提议。每当罢工被逮捕(如数百人),支持者下降集体劳伦斯的法庭来表达他们的愤怒。

妇女的参与是绝对制胜的关键,与一些男性前锋拒绝自我毁灭的暴力开始。虽然IWW的促进女性领导的记录充其量是参差不齐,Ettor和劳伦斯的其他Wobblies是明智的,足以让妇女主动自由地飞翔。存在的弗林,“反叛女孩,”,是一个因素,但由于女性自身的努力,以压倒多数的妇女大规模参与。因为我们都非常清楚,暴力总是回荡社会的最低梯级的最困难的,妇女的前锋称为结痂,并与警察和民兵打架的男子殴打。它是谁动了许多游行前在努力减少罢工对国家暴力(虽然不是所有害羞的警察和民兵证明殴打妇女和儿童以及男子)妇女。这也是妇女谁领导的方式,在不断的歌唱和自发的游行,罢工这样的功能,希顿Vorse,玛丽玛格丽特桑格和无数人在它的长度表示在他们的帐户劳伦斯。这是谁的妇女所作的决定船镇支持家庭的儿童,使他们会得到更好的照顾。一个常见的​​做法在美国在欧洲未知,十分重视儿童的运输提请罢工,首先,因为它揭示世界的有关劳伦斯的生活条件,后来因为赤裸裸的暴力攻击一组的警务人员母亲试图把自己的孩子,出站的火车。

国家暴力是如此极端,它实际上在罢工者的青睐震动,有来自各地的对一个年轻的女人和一个16岁的男孩以及妇女的大规模的跳动警察杀人的国家呐喊和儿童。也有国家的愤怒的嚎叫时,罢工者“拥有”什么原来是一个粗略的框架(后来确定,一个突出的公民接近工厂业主已种植)炸药被捕。同样,作为“附件谋杀行为”警察杀害安妮LoPizzo前保释Ettor和Giovannitti斯大林式的,没有监禁,被广泛的批评和服务,推动罢工。

最后,在面对状态民兵,美海军陆战队,平克顿的渗透和数以百计的当地警察,罢工持续。他们取得了接近其原来的要求,包括显著的加薪和一个季度的时间和加班费,而此前已在直每小时收费支付结算。洛厄尔和新贝德福德的工人成功击中片刻后,整个新英格兰地区尽快给予显著支付的工厂业主,而不是劳伦斯风险重复引发。当Ettor,Giovannitti和第三被告的审判在今年秋天开始,在劳伦斯的造纸厂工人拉到停工显示,司法不公绝不会容忍。三个随后被无罪释放。

长期来看,罢工重点对工作场所的安全,最低工资法和童工国家的重视。虽然在这些领域的变化,在未来仍然过于缓慢,它来了,这是因为劳伦斯更快。本地,爱国力量在未来几年大力竞选后罢工和IWW成员最终下跌到罢工前的水平对“境外煽动者”。然而,尽管巨大的压制,IWW保持劳伦斯的一个坚实的地方分会,直到国家组织有效地摧毁了大量的jailings,驱逐,私刑和其他暴力活动,美国入境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然而,就像它从来没有IWW的目标是获得雇主正式承认,其成绩不应该被测量其成员卷或有限的跨组织的存在。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和Wobblies实施为实现劳伦斯为此战略。这并不是说IWW没有持久的组织建设的薄弱环节,这是有占据教训和未来所有的动作来学习这些弱点。然而,IWW的弱点是,几乎每一个激进组织从劳动骑士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和学生争取民主协会(SDS)份额。这些弱点发言多的建设,而不是特定的组织缺陷的革命运动的难度。事实上,Wobblies不能够维持在一个较长时期的伟大的工作,他们没有并不影响他们灌输革命价值观,战略和愿景的面包和玫瑰罢工的深入。

从罢工的经验教训
有几个方面的劳伦斯罢工可能有助于建立一个激进的工人运动今天。一个是罢工和IWW之间的共生关系 。由于工业组织大会(CIO)的官僚至少70年前,工会曾向工人组织起来,与建设会员万卷,建设工人阶级的权力,而不是目标。可能要组织工人的类型,更何况他们可能要超越组织,已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无关紧要 。工人颁发的选择十分有限:加入一种或另一种自上而下的联盟,否则仅靠打。前联合编队直接民主,代表容易记得,要求所有人员在工作场所保持最好的功能,广泛的排名和文件的措施,等等,几乎都是被杀害后,隶属关系迅速。工人将拒绝自上而下的方法,讲他们的需求,如果给他们机会的怀抱工运。他们没有提出这样的选择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的,这是因为工会官僚机构是由一个独立的职级和文件的任何雇主的威胁。

工人甚至没有真正自由地加入自己选择的工会。独家谈判的代表,一旦选择,没有问题,是如何确定的,受影响的工人可以不加入任何其他的劳动组织,往往在驱逐和就业损失的风险。IWW,而不是寻求以确保自身的会费收入源源不断,寻求挑战资本主义。通过直接的行动,尤其是罢工,工人阶级将学会如何争取资本,这样做会发现和发展自己的潜力,直到它强大到足以夺取大规模控制工作。这一目标仍然存在。要建立这样一个运动今天到未来,我们将不得不做许多有组织的劳工的根深蒂固的方式越来越完全规避主流工会,多是发生在占领至今。

IWW /前锋劳伦斯关系的另一面是,工人没有罢工,以争取工会组织甚至得到一个合同。他们达成了具体的要求,同时了解需要改变他们的关系的平衡与工厂业主。早期,他们感受到直观他们明白了明确罢工延长:政治家和法院对他们几乎完全的老板和Pinkertons。当总督福斯在试图结束罢工不解决他们的要求,例如提供仲裁,工人拒绝。他们的不信任延长不只是向业主,但国家机器,更不用提自上而下的UTW的头攻击了他们无情地贯穿和其成员从一开始就结痂。罢工拥抱IWW哲学为自己做,同时利用其高度发达的团结网络的,因为他们的经验表明,它是唯一的出路,他们可以赢得。

从劳伦斯的第二个可能的教训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方式来组织。虽然IWW往往通过崎岖(男)个人主义退居到次要角色的女性,这是不是在劳伦斯的情况下为前提的做法。相反,其激进的做法,鼓励妇女前锋和支持者以极富创意的方式行事。每当在劳伦斯的女性与男性工人奋斗的充分参与,弗林和其他Wobblies与他们片面。这是不可能想象的前锋,否则获奖,虽然Ettor,海伍德和弗林在这一点上的努力,不是无足轻重的,它是成千上万的排名和文件管理器不知疲倦的工作证明了决定性的

在何种程度上妇女参加了Ettor心脏的声明,前锋的暴力行为将不可避免地自食其果一百倍也至关重要。很少人相信,非暴力的方式,将导致国家投桃报李,肯定不会像罢工的进展和国家的暴力​​升级,也没有一定意味着一个非暴力的绝对原则,在所有的情况。然而,在劳伦斯,这是早期就清楚,如果已几乎世界末日的愿景如此突出,通过历史上的许多人带来了阶级斗争的肢体冲突继续,罢工将失去。的妇女,超过男子,据了解,他们的劳动完全撤出工人罢工的最强一击。最后,它是保持两个月,赢得了罢工的工厂几乎完全非功能性的能力。

也有妇女在歌唱和游行,面包和玫瑰罢工的心脏。四面树敌,妇女死亡一个非常现实的的可能性,劳伦斯前锋,大多数(就像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南方的黑人解放活动家,也大多是妇女),桑推动力量,勇气和团结。他们的歌曲,并通过占据鼓乐响亮真正呼应了这一传统。

最后,劳伦斯是先沿工业线的大罢工。罢工不仅回荡在整个纺织厂,它真正的组织墙到墙的IWW目标。暴力镇压的IWW抢先资金清算的日子,但已种植的种子。当工业组织爆炸二十年后,它是彻底的摇晃去年秋季,尤其是在其明确的挑战私有制的静坐罢工。同样,占据隐式理解的程度,这种方法的重要性,是其巨大的优势之一。劳动力的大规模撤出,大型职业工作场所,这些都是劳伦斯的经验教训,直接和间接占用(以及未来的变动)发扬做好更深入地考虑。这样,我们也许可以开始创建一个世界里,每个人都同时具有足够的面包吃,“生命的辉煌”最红玫瑰的生动。

大部分已被写入有关劳伦斯罢工。这里只是一个更好的帐户数:

“反叛之声:IWW文集”编辑乔伊斯Kornbluh
“瑞星妇女,”梅雷迪思税
“面包和玫瑰罢工的1912年,朱莉贝克
“面包和玫瑰“ ,“布鲁斯沃森

安迪Piascik是一个长期的积极分子,工人阶级问题的书面产业工人,Z杂志,联盟民主审查,劳动债券和其他出版物 。

2011年12月12日星期一

美国港口卡车司机给占领港口运动的公开信

2011年12月12日

  我们是在港口和货站之间跑运输的一线卡车工人。我们受洛杉矶港、长滩港、奥克兰港、西雅图港、塔克马港和新泽西港的同行工人委员会委托来表达我们的意愿。尽管面临风险,我们还是愿意支持我们兄弟姐妹的行动。我们中间有一位母亲,其他人都当了父亲。我们当中有五个人有11个小孩,还有个小孩在肚子里。46年来我们一直在海岸和美国商场之间跑运输。
  我们被这场非暴力民权运动所鼓舞,坚信我们工人遭受经济不公而困苦不堪。我们感谢“99%人民大众运动”听取我们正义的呼声,我们对这场运动感到由衷的喜悦,一般我们是不会这样的。
  今天的示威行动将深刻影响我们。尽管我们不能正式地为每一个工人疾呼,但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证明,这场运动对于我们全美11万港口卡车工人来说就像每天穿鞋走路一样自然。或许有媒体会问我们为什么要支持封锁行动,事实上也很难说清楚。但我想问其他人,为什么当局不愿意哪怕回应我们一个字?
  我们喜欢车轮上的这份工作,我们很自豪美国由于我们的劳动而前进。但当我们了解我们的工资还不如快餐店的钟点工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羞耻。要知道,我们平均每周要工作60多个小时,不能与家人团聚。
  我们的经济危机重重,这个危机才是对我国最危险的占领之一。我们不认为美国卡车司机应当被扫进历史垃圾堆,这份工作应当得到中产阶级等级的报酬,就像几十年前一样。
  我们多么想干净体面地威风凛凛地驾驶卡车,呼吸着新鲜空气,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贫困和污染像瘟疫一样在港口蔓延,我们的经济体制就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公众们,请稍微同情一下我们的遭遇吧!
  为什么呢?就像华尔街可以枉法乱纪,资本家也可以横行霸道。市场在一群骗子手里运行,我们工作的公司管我们叫“自由司机”,好像我们可以做自己的老板一样,但他们处处盘剥我们。我们拿着第三世界的工资,蜷缩在狭窄的驾驶室里。我们没法确认工资,连看都不给看一眼工资单。我们工资计件支付,而没有小时工资。所以我们也占领了港口终端,我们还要阻断交通,我们就是卡车和轮船公司的牺牲品!所以我们被逼上梁山,因为我们就是马路上的“现代奴隶”。
  我们没有休息室,我们的驾驶室里满是空罐子和塑料袋,我们活得像狗一样。一位奥克兰港司机最近被辞退,因为被发现在仓库“有不轨行为”。不论是港口还是终端商都认为没有必要为我们提供起码的像个人一样的工作条件。对于女司机条件尤其苛刻,所以女司机一般很难干长。
  公司强令我们节约开支以保持竞争力,这使得公路失修,危险重重。如果我们想揭露这一切,那下场只有饿死。这使我们不能团结起来争取权利。
  现在很难确定我们这份工作的复杂性质,以及我们的身份。资本家管我们叫“承包商”,劳动局管我们叫“未定性劳动者”,我们管自己叫“黑户”。那些在国际贸易和物流中赚了大钱的资本家刻意回避我们,因为所有人都是这么干的。本周一位记者和我们对话,她解释说会很好地向公众传达。我们希望大家读一读《高盛和其他公司是如何压榨港口卡车司机的》这篇报道。
  但这里还有个问题,为什么SSA这样的公司要这样做?为什么想从埃克森-美孚这里多拉点油的maersk(丹麦船运巨头)这样的大佬也要耍这样的伎俩?
  原因就是,他们要骗税,就要降低物流成本,就要否认我们是属于工会的。
  典型的做法如下:所有的支出都得从我们自己账上算,包括卡车钱或租金、燃料费、保险费等等。我们的老板就不用负担这些成本,而我们却得承受这一沉重的经济负担。单是车钱这一项就是我们一年净收入的四到五倍,我们许多人都只能拿计件工资而不是计时工资。他们现在还是把我们当成“个体户”对待。
  甚至连少数能够成为正式工的人也不能享受到公平待遇,不信你去问问我们的同行,那些为Guess、Armour、POLO等服装品牌跑运输的工人试试?他们所受雇的位于洛杉矶的物流公司是一家澳大利亚公司,在购物季26个司机就累屁了,洗不到澡,没法休息。公司还专门请了一个反工会的律师来对付他们。
  就算工作这样辛苦,我们也不愿意干脆辞职。首先,我们要工作,否则生活就失去了保障,我们许多人就是被绑在卡车上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要撂挑子?我们就要干司机,我们干得很好。我们富有经验,保证着Target、BestBuy、沃尔玛等大企业的物流。请看看你家里的家具家电,还有你在电视广告上看到的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想一想港口卡车司机为你送到的圣诞礼物,那都是我们的汗水。
  我们宁愿团结一致,从内部改变我们的体制,也不要辞职。我们应当被尊重,受到公平对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罢工堵路,向老板示威。就像我们的英雄SSA公司司机达奇-普拉利尔今早高呼:“不斗争就一无所有!”我们越沮丧,就越顽强。我们已深思熟虑,如何有效组织起来,争取尊严、尊重和正义。
  现在贪婪的资本家把我们当成“暴民”,官僚把我们视为试图改善工作条件的“土匪”。但我们相信我们背后团结起来的人民大众的力量与潜能。我们钦佩在海岸工作的劳动者的力量和不屈不挠。我们奋力斗争,抵抗剥削,于12月12日发起罢工。我们宣告:“我们或许没有工会,但无人可以阻止我们团结一心。”
  我们是我们那些示威的兄弟姐妹的坚强后盾,他们帮我们发出声音。但我们还需要你的帮助,我们要一起宣告:“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们组织自己的工会!”

卡车司机莱昂纳多-梅嘉、耶玛尼-伯翰、匈马拉-伯利兹、
阿普杜尔-汗、拉米罗-高代联署

美国港口卡车司机给占领港口运动的公开信

 

  我们是在港口和货站之间跑运输的一线卡车工人。我们受洛杉矶港、长滩港、奥克兰港、西雅图港、塔克马港和新泽西港的同行工人委员会委托来表达我们的意愿。尽管面临风险,我们还是愿意支持我们兄弟姐妹的行动。我们中间有一位母亲,其他人都当了父亲。我们当中有五个人有11个小孩,还有个小孩在肚子里。46年来我们一直在海岸和美国商场之间跑运输。
  我们被这场非暴力民权运动所鼓舞,坚信我们工人遭受经济不公而困苦不堪。我们感谢“99%人民大众运动”听取我们正义的呼声,我们对这场运动感到由衷的喜悦,一般我们是不会这样的。
  今天的示威行动将深刻影响我们。尽管我们不能正式地为每一个工人疾呼,但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证明,这场运动对于我们全美11万港口卡车工人来说就像每天穿鞋走路一样自然。或许有媒体会问我们为什么要支持封锁行动,事实上也很难说清楚。但我想问其他人,为什么当局不愿意哪怕回应我们一个字?
  我们喜欢车轮上的这份工作,我们很自豪美国由于我们的劳动而前进。但当我们了解我们的工资还不如快餐店的钟点工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羞耻。要知道,我们平均每周要工作60多个小时,不能与家人团聚。
  我们的经济危机重重,这个危机才是对我国最危险的占领之一。我们不认为美国卡车司机应当被扫进历史垃圾堆,这份工作应当得到中产阶级等级的报酬,就像几十年前一样。
  我们多么想干净体面地威风凛凛地驾驶卡车,呼吸着新鲜空气,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贫困和污染像瘟疫一样在港口蔓延,我们的经济体制就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公众们,请稍微同情一下我们的遭遇吧!
  为什么呢?就像华尔街可以枉法乱纪,资本家也可以横行霸道。市场在一群骗子手里运行,我们工作的公司管我们叫“自由司机”,好像我们可以做自己的老板一样,但他们处处盘剥我们。我们拿着第三世界的工资,蜷缩在狭窄的驾驶室里。我们没法确认工资,连看都不给看一眼工资单。我们工资计件支付,而没有小时工资。所以我们也占领了港口终端,我们还要阻断交通,我们就是卡车和轮船公司的牺牲品!所以我们被逼上梁山,因为我们就是马路上的“现代奴隶”。
  我们没有休息室,我们的驾驶室里满是空罐子和塑料袋,我们活得像狗一样。一位奥克兰港司机最近被辞退,因为被发现在仓库“有不轨行为”。不论是港口还是终端商都认为没有必要为我们提供起码的像个人一样的工作条件。对于女司机条件尤其苛刻,所以女司机一般很难干长。
  公司强令我们节约开支以保持竞争力,这使得公路失修,危险重重。如果我们想揭露这一切,那下场只有饿死。这使我们不能团结起来争取权利。
  现在很难确定我们这份工作的复杂性质,以及我们的身份。资本家管我们叫“承包商”,劳动局管我们叫“未定性劳动者”,我们管自己叫“黑户”。那些在国际贸易和物流中赚了大钱的资本家刻意回避我们,因为所有人都是这么干的。本周一位记者和我们对话,她解释说会很好地向公众传达。我们希望大家读一读《高盛和其他公司是如何压榨港口卡车司机的》这篇报道。
  但这里还有个问题,为什么SSA这样的公司要这样做?为什么想从埃克森-美孚这里多拉点油的maersk(丹麦船运巨头)这样的大佬也要耍这样的伎俩?
  原因就是,他们要骗税,就要降低物流成本,就要否认我们是属于工会的。
  典型的做法如下:所有的支出都得从我们自己账上算,包括卡车钱或租金、燃料费、保险费等等。我们的老板就不用负担这些成本,而我们却得承受这一沉重的经济负担。单是车钱这一项就是我们一年净收入的四到五倍,我们许多人都只能拿计件工资而不是计时工资。他们现在还是把我们当成“个体户”对待。
  甚至连少数能够成为正式工的人也不能享受到公平待遇,不信你去问问我们的同行,那些为Guess、Armour、POLO等服装品牌跑运输的工人试试?他们所受雇的位于洛杉矶的物流公司是一家澳大利亚公司,在购物季26个司机就累屁了,洗不到澡,没法休息。公司还专门请了一个反工会的律师来对付他们。
  就算工作这样辛苦,我们也不愿意干脆辞职。首先,我们要工作,否则生活就失去了保障,我们许多人就是被绑在卡车上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要撂挑子?我们就要干司机,我们干得很好。我们富有经验,保证着Target、BestBuy、沃尔玛等大企业的物流。请看看你家里的家具家电,还有你在电视广告上看到的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想一想港口卡车司机为你送到的圣诞礼物,那都是我们的汗水。
  我们宁愿团结一致,从内部改变我们的体制,也不要辞职。我们应当被尊重,受到公平对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罢工堵路,向老板示威。就像我们的英雄SSA公司司机达奇-普拉利尔今早高呼:“不斗争就一无所有!”我们越沮丧,就越顽强。我们已深思熟虑,如何有效组织起来,争取尊严、尊重和正义。
  现在贪婪的资本家把我们当成“暴民”,官僚把我们视为试图改善工作条件的“土匪”。但我们相信我们背后团结起来的人民大众的力量与潜能。我们钦佩在海岸工作的劳动者的力量和不屈不挠。我们奋力斗争,抵抗剥削,于12月12日发起罢工。我们宣告:“我们或许没有工会,但无人可以阻止我们团结一心。”
  我们是我们那些示威的兄弟姐妹的坚强后盾,他们帮我们发出声音。但我们还需要你的帮助,我们要一起宣告:“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们组织自己的工会!”

卡车司机莱昂纳多-梅嘉、耶玛尼-伯翰、匈马拉-伯利兹、
阿普杜尔-汗、拉米罗-高代联署

来源:工人论坛(http://a.gr71.com/portal.php?mod=view&aid=14792

2010年9月21日星期二

美国政府对付罢工

说明:是节选。原文是法、美两国政府处理罢工的对照,也就是为法国政府唱赞歌。删之。这里只留存关于美国政府对付罢工的部分。
  罢工,是人们为实现某种要求或表示抗议而集体停止工作的一种行为,和游行示威常常伴生。比如在法国,有罢工就有游行示威。尽管是一种和平的方式,但罢工毕竟是一种抗争,目的是要获得点什么。
  并不是每次罢工都会达到目的,想保证有所收获的话,必须满足以下几点。
  首先,罢工从来都不是双赢的,顶多单赢,还可能双输。罢工者一旦以这种抗争形式开始,就必须想到让雇主蒙受损失,或者说老板损失一定要大于罢工者的损失,使前者得不偿失,不得不接收后者的条件,这叫单赢。如果不是如此、罢工者损失更大的话,则是双输,罢工失败。
  其次,罢工必须间接地将其他无辜的人作为人质才能增加筹码,但不能惹上官司,既要挑战司法又不能越界。如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罢工,旅客就像人质,滞留机场回不了家;教师罢工以学生为人质,让他们无法上课,以此增大破坏力,让雇主或管理当局承受不能承受之重。但如果管理当局坚持打官司,那罢工者气势就大打折扣。
  再次,罢工必须有社会影响力才能取得效果,于是就要获得社会同情。而一旦产生效果就会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才能引发更大规模和更广泛参与的罢工和示威游行,从而逼迫管理当局妥协。
  强硬的美国政府
  罢工者都指望单赢,雇主则力图双输,反正自己遭到了损失,那么最好也让罢工者吃点亏。在这一点上,美国老板和政府反应强硬,不惜施以铁腕。
  2005年底纽约地铁工人罢工,首先就遭到了市长布隆伯格公开和强烈的抨击。纽约市马上采取应急措施,要求驾车者合开或者乘出租车上班,这个亿万富翁市长甚至有车不坐,亲自步行到法院参加有关罢工的听证会。在市政府的压力下,纽约州的检察官指控工会违反了该州禁止交通工人罢工的法律,决定对工会处以每天100万美元非常严厉的罚款。而这个工会常年积累的资产不过几百万美元,如果坚持罢工、指控罪名又成立的话,工会几天之后就会破产,从而连自己组织资源都葬送了。
  为了进一步瓦解罢工行动,纽约市政管理当局还声称要每天扣除罢工工人的双倍工资作为惩罚,因为罢工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美国人这种敢于得罪选民、以暴治暴应对破坏性罢工的做法,和法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司法介入
  那次纽约地铁员工罢工刚开始时,纽约市内的公共交通大部分中断,步行上班的人一下子遍布街头。罢工者的策略看上去奏效了,管理当局面临空前的压力。就在这时,在市政府的运作下,纽约州的最高法官要求领导罢工的工会主席和其他工会高层出庭应对司法起诉,并威胁判处这些工会领袖监禁——如果他们拒绝结束罢工的话。
  司法当局强势介入使工会领袖备感压力,即便不真的抓他们、只是出庭应诉的话,也会使工会领袖和行政当局的谈判中断,罢工者群龙无首。如果不应诉,就可能被加上一条藐视法庭的罪名,被警察抓去出庭。让工会领袖官司缠身后,纽约市对罢工工人也严阵以待,在街头上打砸的罢工者会被防暴警察拘捕带往看守所。
  巨额罚款会让工会组织破产,吃官司又会使得工会领袖个人面临牢狱之灾,在这种擒贼擒王的双重压力之下,罢工者只能选择退却。
  相比之下,法国工会领导人组织罢工不会有入狱危险,而街头施暴的罢工者大多数场合下也就是遭到警察的驱散而已。我在法国时,看到法国西部渔民打砸抢被抓进拘留所后,其他渔民长途跋涉前往营救,以更大规模和长期的抗议迫使政府放人,大获全胜后才班师回朝。
  发动舆论压力
  不能忽视的还有公众的压力。
  美国西海岸的码头工人举行罕见的大罢工,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反对老板采用新科技取代工人,不同意将一直手工书写的报关单电脑化,因为一旦电脑化就会有许多人失去工作。
  而在法国,总统萨科齐上台不久,提交了一份提案,规定交通部门罢工要提前48小时通知政府,同时在罢工期间提供最基本的交通服务。这被法国工会认为削弱了他们的权利,于是他们要以罢工来应对!
  综上所述,美国的罢工在这三点上处处被动。因此罢工和示威游行很少见,还常常刚开始就被强力地扼杀在萌芽阶段。
  曾经强势的美国工会已经为其会员们挣到了相当优厚的工资和福利,其影响力却在日渐式微。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无论高管还是普通工人,高出同行的美国式薪酬都是企业成本的沉重负担,进而影响了这个国家工业的世界竞争力,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本土汽车厂的窘境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大幅减员减薪的今天,人们还是没有听说他们用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来抗争。而双输的结局、司法的介入和社会舆论的谴责,这三方面的制时也大大地消减了人们罢工的冲动。
车耳《让罢工双输》摘录
《世界知识 》2009年14期 2009年7月
网址:http://lnlib.vip.qikan.com/Article.aspx?titleid=sjzs20091418

从美国铁路工人被禁罢工看美式民主

李超 《新苗》第19期(1991年)

  四月十八日,全美铁路工人在罢工一天之后,便被国会和布什总统颁令禁止,并由一个政府委任的紧急委员会裁定工人的复工条件。
  全国铁路工人的罢工,酝酿已久。铁路当局与工人的合约,早于三年前届满。工会于是同当局展开谈判,可是资方一拖再拖,谈了三年仍然无法达成协议。也就是说,三年来工人工资都没有增加。之所以达不成协议,因为资方要削减员工福利和增加劳动强度。自一九五五年以来,员工都有完全免费的医疗服务。现在资方要劳方付出四分一。同时,资方又要改变工作章则,增加査票员与司闸员的行车里数,同时逐渐把二千二百个司闸员逐渐削减,尽管这样会增加意外的机会和危及旅客。
  工人对此当然绝不接受,普遍情绪都很激动,一个三十三岁工程师说:“如果我们不干点什么,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大家都很气愤。我自从在这儿干活以来,从没见过他们那样气愤。在这个时候,我也管不了这许多。要么他们给我们一个好合约,要么就迫我们非罢工不可。如果失败,那就由他去,但总比坐以待毙好。”
  一个助理票务员则说:“我来了这里才十个月。这个斗争于我其实没多大切身关系。我从没想过我可以挣现在所挣得那么多工资。但我同意他〔指该工程师——笔者〕的意见。我要告诉你,所有人都非常愤慨。人们简直受够了。”
  在工会同资方谈判破裂后,工人还没有立即罢工,因为,铁路员工的罢工权是受到法律限制的。按照全国铁路员工条例,劳资双方在谈判破裂后必须把纠纷呈递上总统委任的一个紧急委员会去仲裁。仲裁结果是完全偏袒资方,工人大表不满。但按照法例,仲裁期间有一个六十日的“冷静期”,工人不得罢工。工人于是等了六十天,但不久波斯湾战争爆发,政府认为工人应当“为国家利益设想”,于是冷静期再延长三十天,到四月十七日届满。工人于是在四月十八日展开全国性罢工。全国二十万铁路工人参加,并在各个车站组织纠察队。
  美国铁路运输占全国国内运输三分二,所以罢工令全国货运陷于半瘫痪状态。美国汽车工业面临欠缺种种原料及零件供应。此外从造纸业到钢产业,从煤矿到化工业,都同样大受影响。
  然而,资方对于交通瘫痪再落井下石。为了使情况更严重以便为国会及总统介入工潮,颁令复工而制造借口,资方不惜把接载市民上下班的专车和资方属下另一间分公司(那里工人没有罢工)的服务决定一并关掉。
  罢工一天之后,国会及总统果然立即介入,颁布禁止罢工,并且由紧急委员会作出决定,工人工资提高百份之三,又规定工人须缴付百份之十五的医疗费用。工会领袖宣布会接受禁令。但不少人指出,工会不应如此轻易妥协,因为工人一无所得,而且,工人力量不弱,并非不可继续抗争。例如一九四六年那次铁路工人大罢工,当时杜鲁门总统威胁派军接管铁路及把罢工者征入军队。可是工会坚持斗争终于成功。
  虽然罢工权被国际人权宣言承认为基本人权,可是,事实上美国政府从来就不会真正尊重罢工权。任何比较有影响的罢工,总统和国会随时都有权加以禁止,有权派军队镇压。根据一九四七年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案,总统如果认为罢工有“危害全国的健康和安全的威胁时”,他即可以命令罢工在八十天内冻结〔何谓健康与安全,则任由他解释)。期间由紧急委员会作出仲裁,如果仲裁无效,则可以由总统和国会决定进一步的行动。事实上,美国统治者们从来不会犹疑于运用手上的权力的。一九八一年美国里根总统下令禁止航空控制员罢工并悉数开除他们,一九七七年卡特总统镇压当时的煤矿工人罢工。讽刺的是,如果大财团因赚不到暴利而关掉工厂,开除工人,造成更严重社会问题,美国政府却不会有任何非议。甚至倘若有大企业、大证券公司关闭,政府还要跑去拯救昵!(一九八七年的股灾就是如此)所以,美国虽然是民主国家,可是很明显,不同的社会阶级所享有的民主,实在大不相同呢!



附国内某杂志的相关文:

20世纪90年代美国铁路工人首次大罢工始末

王旭东  2002年第1期(2月) 合肥教育学院学报

  [摘要]让事实来说话:20世纪最后10年里的一场短暂太罢工的发生与平患,能使我们对当代美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两党政治的本质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
  1991年4月16日午夜,报时钟声刚刚敲了12下,全美国的货运车站即刻停止了发车;正在疾驶的列车也在抵达下一车站后不再继续行驶,横卧在茫茫大地上的繁忙不息的铁路线骤然陷入空前沉寂。这就是美国铁路行业l1个工会所代表的23.5万名铁路货运工人向资方发起的挑战,也是美国当代历史上自1982年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铁路工人大罢工。
  罢工缘起
  这次铁路工人大罢工,源于由来已久的美国铁路货运公司系统劳资双方的纠纷。双方争论焦点之一是:一列货运火车究竟应该有多少工人操作才能正常行驶?自20世纪初起,美国货运火车乘务组便由司机、司炉工、司闸员、技工和列车员等5人构成。但随着科技进步,烧煤的蒸汽机车被以柴油为燃料的内燃机车所取代,同时铁路沿线亦逐步配备了电子安全装置,旧式劳动组合自然呈现出人力空闲的征象。面对如此变化,资方认为,2至3人足够驾驶一列货车,为了降低运营成本,增加利润,必须改变乘务组的传统编制状况,实施裁员;对于资方的观点,铁路工会极力反对,坚决主张维护传统的乘务组人员编制。
  劳资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二是:一名工人究竟应该随列车跑多少里程才算完成当天的工作量?蒸汽机车时代,当班的铁路工人必须不断地向火炉里铲煤,狭小的驾驶室又脏又热,工作环境异常艰苦。在这种状况下,以100英里/天的定额尺度来衡量工人们的工作,便成了美国铁路公司数十年奉行的老规矩。到了20世纪80年代,尽管内燃机车8小时内的行驶能力是老定额的一倍以上,但工人所签的工作量合同却仍与老定额相距不远,即108英里/天。资方感觉不公,打算提高工作量定额,将其改为200英里/天左右。对此,工会方面的意见自然相反,认为工作量定额应该减少,恢复到传统的100英里/天这个标准上。
  为了解决纠纷,早在1988年,美国主要铁路货运公司的劳资双方就着手进行谈判,但毫无进展。1990年5月,老布什总统就此任命了一个专门的“总统紧急委员会”,尝试介入劳资谈判,以求打破僵局。1991年1月,总统紧急委员会提出一套整体解决方案,力促劳资妥协对此方案,资方表示乐于接受;铁路工会却拒绝,认为该方案偏袒了资方。当时美国联合运输公司工会威斯康辛州分会主席马德拉斯气愤地向新闻界宣布:“我眼下所能说的是,我们将举行罢工!希望政府能以最快速度并通过最温和的办法来解决劳资双方的这场纠纷!”
  依照美国现行有关规定,当总统紧急委员会的调解方案遭到拒绝后,纠纷中的任何一方在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都必须给政府留有一个缓冲时间。工会主动把缓冲时间延长至90天,截至期限度确定为1991年4月17日零点整。
  罢工将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
  众所周知,铁路运输在美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据统计,铁路解决了全美1/3以上的货物运输问题。其中仅煤炭和汽车,便有60%是靠铁路运送的。为此,铁路一旦因罢工而中断运输,必将导致大批工厂在缺乏原材料的状态下被迫停工停产或倒闭。以美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业为倒。由于引进了日本的新型管理方式,把工厂的物资库存降低到最低限度,各大汽车制造公司生产所需的零部件和原料仅在使用前几小时内才运送到厂,平时没有多余库存。所以铁路罢工切断货源后,美国整个汽车制造业将只有停工。罢工发生的当天,美国联邦政府运输部长斯金纳忧心忡忡地宣布:福特汽车公司表示,不得不在48小时内停工……通用汽车公司表示,在铁路罢工后24小时内,75—80%左右的生产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罢工也给美国的采矿业带来严重威胁。杜邦公司在匹兹堡的子公司“联台煤炭公司”是美国第二大煤炭生产厂家。该公司发言人霍夫曼向新闻界透露,倘若罢工持续几天时间,公司所属20个煤矿中就会有l0个减产或完全停产,随之而来的将是4000名矿工的失业。其实,罢工中断铁路运输导致工矿停产所带来的失业人数远远超过霍夫曼宣布的数字。据专家估算,铁路罢工只要持续两个星期,美国各行业将不得不解雇50万至100万名工人。此外,尽管罢工局限于货运公司系统,但由于不少客运公司也使用货运公司拥有的铁路线,结果货运公司的工人罢工必然令很多客运列车被迫停驶,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影响亦将波及旧金山、芝加哥,纽约和华盛顿等大都会。
  美国政府的对策
  美国铁路货运系统陷入瘫痪,对于原本就因长期滞涨而步入危机的美国经济来说,无疑雪上加霜。面对如此严重的威胁,布什政府采取了紧急对策。
  罢工伊始,美国联邦政府运输部长斯金纳即刻发表电视讲话,公开警告说:“铁路工人罢工将使美国经济复苏的希望破灭”,“在这脆弱时期,绝不应该因为不必要的罢工阻碍了经济的复苏”;“布什总统指示,要尽一切努力来减轻这次罢工对美国人民的影响”。讲话中,斯金纳进一步指出:“过去发生的4次铁路工人罢工,都是由国会出面解决的,因而这次我们认为,还是应该由国会来进行干预。但无论怎样,都应该确保国家经济不会因政府或国会的拖延而遭到破坏。”
  表面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政府较少介入罢工事件。譬如80年代后期发生的美国东方航空公司数千人大罢工,政府没有直接干预;1990年维格长途汽车公司司机的全国性罢工,尽管导致了暴力冲突,但政府还是没有直接干预。但是此次不同以往,铁路工人宣布罢工后仅数小时,白宫就做出反应,为遏止罢工而迅速采取了对策。这可谓自1981年美国机场航空管理人员罢工以来,联邦政府所实施的第一次大规模直接干预。
  应联邦政府要求,美国国会举行紧急听证会。资方代表、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长沃尔什在作证时,竭力要求国会以总统紧急委员会的报告为基准来解决纠纷。但是,工会代表、联合运输工会主席帕登则在发言中坚决反对,他强调指出,“总统紧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在如何解决劳资纠纷问题上偏向了资方,而资方在以往的劳资谈判中明显缺乏诚意,为此,尽管我们非常希望解决问题,但一个人是不可能自己与自己谈判的!”经过一天连续的听证和辩论,4月17日深夜,美国国会以压倒票数通过了紧急决议。随后,睡梦中的布什总统被唤醒,在这项决议上签了宇,使之生效而成为正式的法案。这项法案主要内容规定:
  1,铁路工会必须接受总统紧急委员会自1990年来提出的大部分有关工资和福利的建议,并且即刻复工。
  2,对某些尚存争议或分歧的条款,则由总统紧急委员会予以修改或澄清。
  3、成立专门的三人委员会,负责审理劳资双方的重大争议问题,限期65天内提出最终解决方案,届时劳资双方不论赞成与否都必须接受。
  各方态度与罢工结局
  制止罢工的法案生效后,有关各方纷纷发表见解。运输部长斯金纳如释重负地说:“我们的任务不是判断谁是谁非,而是要制订一项各方均得接受并让布什总统能立即签署的法案,借此来使国家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现在,这一目标已经达到。”国会共和党议员、众议院商务委员会成员怀特认为,“国会通过的这项法案制止了罢工,使美国经济得以继续运转。而且,该法案并没有过分地干预劳资双方的谈判过程,可称得上既不偏向工会,也不偏向资方。民主党议员也唱出高调,他们表示,“这是个极其复杂而又紧促的问题。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可以用这个问题对各自的党派利益作一番文章,但是谁都没去这样做。白宫没有,国会也没有;众议院没有,参议院也没有。”资方代表沃尔什则更是喜形于色,对国会和布什。总统能够采取如此果断措施来结束这场罢工表示非常高兴。劳联、产联分管运输业的负责人利坎德无可奈何地说:“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接受这样的安排。”
  但是,铁路工会在接受该法案时,却对联邦政府借助国会实施干预表示出强烈不满。他们认为;现在这届政府对劳工原本就没有好感,即便成立所谓的三人委员会,也很难想象问题能够得到真正的解决。他对能否维护工人的利益毫无信心,指出:“我在铁路行业上工作了44年,这种谈判不知参加过多少次,年复一年,资方从来就没有做出过真正的让步。”
  大众传播媒介的评价更是直言不讳:“在这次干预铁路货运工人大罢工的过程中,国会里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在国家经济面临威胁的情况下,抛弃党派之争而采取了基本一致的态度。有关法案正是得到两党的共同支持,才获得迅速通过。”
  1991年4月17日深夜,随着机车笛声在美国各地的鸣响,持续不到24小时的铁路工人大罢工便宣告结束。此次罢工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再次显示了铁路运输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将美国当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两党政治的实质暴露无遗。
  洼;资料采自美国1991年《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底特律言论》、《时代周刊》、《今日美国》等大众传媒。

罢工在美国:有自由有限制

  *靠工会 分两类*
  无论在任何国家,只有在集体行动的情况下,罢工才能成为职工争取权益的有效手段。在美国,罢工基本上都是由工会组织发动的。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罢工分为经济罢工和为抗议劳资关系中的不公正做法而进行的罢工。
  经济罢工的目的一般是要求资方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后一种罢工则是针对资方对付工会的手段,比如无理惩罚工会活动人士以及用物质手段分化劳工等。
  *准备金先行 不轻言罢工*
  在美国,工会通常都有相当数额的罢工准备金,因为一旦举行罢工,工人拿不到工资,需要用这笔资金对罢工工人进行生活补助。
  其实,在劳资双方发生纠纷的时候,罢工并不是工会的首选行动。据统计,美国98%的劳资纠纷都是通过谈判而不是罢工的方式加以解决的。
  美国法律规定,如果发生经济罢工,雇主有权解雇职工。因此,如果不依靠工会,普通雇员很难通过罢工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在有工会的地方,职工的工资和福利一般都高于没有工会的同行业职工,而且幅度高达百分之15至百分之40。
  *能做的和不能做的*
  工会在举行罢工的时候,为了防止资方雇人接替罢工工人的职位,都要在工作场所外面布置纠察线和组织示威队伍。按照美国法律,罢工者可以用和平劝说的方式阻止工人进入工作场地,但不得采取强制手段。
  如果出现违法现象,资方就可以诉诸法律。假如法官判定罢工者违法,就要对工会进行惩罚。因此,工会在举行罢工之前最重要的准备工作之一,就是教育工会会员避免采取过激行动,尤其不能有破坏财物或针对个人的暴力行为。与此同时,工会聘请的律师也要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出庭辩护。
  *不许罢工的行业*
  依照美国法律,关系到公共安全和社会正常运作的部门是不允许罢工的,并且授权行政部门在必要时介入,比如,警察和消防队员没有罢工的权利。如果铁路、航空等交通运输部门发生大规模罢工,美国政府就可能出面干预。
  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总统会颁布政令,强迫工人复工,或者下令开除罢工者。
转自: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0415/20/7579_449475.shtml

美国工会,功能以及功过
作者:tina2005

  作为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由于不懂英文,来到美国后连最低级的工作都找不到。几经周折,终于在一间医院找到了一份文员的工作,并成为一位工会会员。下面,我根据自己的经历,讲述一下美国工会的基本情况。
  工会的基本结构和功能
  这个工会组织了数间医院的工人,这些工人包括了清洁工人,文员,各种技术工人和部分护士。作为工会会员,我们要向工会缴纳会费,十多年前,我一年就得缴纳400-500元的会费,后来我转了一份工资更高的工作,会费就增加了。这工会规模相当大,会员上万人。会费,加上医院向工会缴的各种费用,工会是蛮有钱的。在曼哈顿,工会买了自己的办公大楼。前几年,一间医院的资金周转不过来,工会还借了好几百万美元让医院度过难关。工会有工会领导,律师,财经专家,当然他们不是为工人白干的,他们也是受薪阶层。工会的这些工作人员每几年就代表会员与医院谈判,为工人争取福利。举例子来说,他们和院方定下每个工种的工作职责,不同工种的工资,超时工作的工资,院方辞退工人的条例;工会会员的假日,事假,病假和带薪假期。工会还要求医院缴纳一定数量的资金以供工会为工人购买医疗保险,残障保险和退休计划。律师是签合同的专家,所有这些条例经过律师的大笔一挥,那简直是滴水不漏,连个空隙都没有,以达到最大程度地保护会员利益的目的。财经专家对医院的财务了如指掌,也做过市场调查,了解各个工种工资的市场价值,也知道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及生活指数。与医院谈工人加薪的时候,一大堆数字摆在谈判桌上,把加薪的理由娓娓道来,似乎这工资是非加不可。当然院方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也有律师,财经专家。在谈判桌上,双方是各出奇招,各为其主,各有各的理由和说法。一边是漫天开价,另一边是落地还钱。最后大家都让一点,终于达成协议,合同签好了。
  不是每一次谈判后我们工人都可以加工资的,要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有一年,医院收入不好,无法维持开支。医院和工会谈判,要求精简人员,裁掉部分会员。工会了解医院的财政收支,也知道医院的难处,建议不加工资,减掉自然减员(退休等)空出来的位置,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科室有10位工人,一位工人退休了,这个科室的工作岗位就只有9个,剩下来的9位工人就得完成10人的工作量。工会甚至提出,必要时我们愿意减工资。工人们要靠工作来维持生计,大家工资少一点,还能活下去。一位工人失去工作,一家的生活来源就没了,生活成问题,这不是大家所希望看见的。
  工会的利和弊
  滥用职权大概是人的天性,当官的有职有权,利用职权欺压老百姓的事件时有所闻。工会的会员一般是劳工阶层,文化水平,专业知识,工资都不高,是社会的弱势人群。被上级欺负,大多数只能忍声吞气,面对财大气粗的官员们,能据理相争的不多,而且就算争了,赢面不高。但是,有压迫就会有反抗。老百姓受了欺负,心里不高兴又无处可申述时,会做一些暴力的事情来发泄,影响社会的安定。工会的领导,御用的专业人士—律师,会计师,都是社会的精英,熟悉法律,懂财政,还是谈判高手。有他们为会员们提供专业服务,当然要比自己单枪匹马地和官员们来斗要好得多。会员们交会费,差不多等于买保险。大家交费维持工会的开支,哪一位会员需要帮助,工会就会提供专业服务。有了工会做工人的后盾,大官小官们也不敢轻易欺负人。这样,工会就是起了一个平衡社会各个阶层的作用,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安定。
  但是,并不是只有当官的才会滥用职权,弱势人群也会滥用自己拥有的权利。例如,工会与院方定下了一些工作条例,说明工人的工作范围。一些工会会员就用这些条例为理由,拒绝多做任何工作,完全没有团队精神。举个例子,一间手术室刚做完一台手术,需要清洁工人去做清洁,下一台手术才能开始。如果这个清洁工人正在休息,他会拒绝去做清洁,理由是,工会规定我有权利完成我的休息才工作。结果,医生们,护士们就是这么干等着,等到他休息好了才拖拖拉拉地,慢条斯理地来扫地拖地。这样,影响了手术室的周转时间,浪费医院的人力物力。我自己就见过好些懒惰的工人,在工会的保护伞下,能躲懒就躲懒。幸亏这些懒人不是美国的社会主流。绝大多数美国人还是能兢兢业业地工作,国民的产值才能维持。
  我的文员工作是向保险公司和病人发送帐单,这样医院才能有收入。掌握了基本工作后,我发现许多同事的工作是糊里糊涂的,许多帐单积压在他们的抽屉里,根本就没送出去,我的前任也是如此。他们都是高中毕业生,应付一般的工作还可以,遇到保险公司和病人之间有纠纷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那些帐单,也不愿动脑筋想一想如何处理,就积压下来了。我想办法处理这些呆帐,这样,我增加了医院的收入。但是,工会的制度是同工同酬,我和同事们的职位一样,工资也就一样,与个人的表现和贡献没有关系。这种做法,不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不是每一间医院的工人都是工会会员。我曾经问过那些在非工会医院工作的朋友,为什么他们选择在非工会医院工作?原因是多种的。在工会的保护下,会员的工作积极性相对比较低,能生产出来的利润也就比较低,这限制了会员工资的增长,而且会员还要交会费,这又是一笔开销。懒惰会员受到工会的保护,医院很难把他们辞掉,可是他们人占着工作岗位,又不好好干,别的同事还要多干些活来完成工作。长期以往,同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在非工会医院工作,表现好,工资就多一些(只是多一点点而已,象征性的,多得太多会引起恶性竞争),人对工作的态度也积极些。医院不希望工人参加工会,自然要各层领导们公平地(当然是相对的)对待工人,适当地处理科室内的矛盾。医院的政治也要相对开明,工人也能有渠道向上级反映情况,及时惩处滥用职权的恶少。所以,非工会医院的工作条件不比工会医院差,他们也就心甘情愿的留在那里工作下去了。
  罢工
  不是每一次的谈判都能成功。理论上来说,谈判破裂的话,工会可以发动工会会员进行罢工,但是实际上罢工的发生率很低。下面就用一些例子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本人没有经历过罢工。在我成为工会会员前,工会曾组织了一次为期两个星期的罢工。我的同事告诉我这次罢工的情形。
  医院是一个24小时/天,365天/年不停运转的单位。罢工后,医院每个部门的领导人把工人们的工作承担下来。例如清洁工人的科长把西装脱下来,扫地去了,护士长来到病床旁,照顾病人。不过,医院的部门领导本身是专业人员,所有的技术工作都难不倒他们。只是人数少,所有常规的医疗工作就停顿了,急诊室照常开,急诊手术照做。罢工期间,这批中层领导几乎住在医院内,维持医院的基本服务。
  罢工后,工会派会员在医院门口值班,劝阻愿意上班的工会会员进医院。这种劝阻只是口头上的,动手是触犯法律的。不过这种劝阻是很有效的。尽管工会宣布罢工,不是每位会员都同意罢工的。可是就算你想上班,别的会员们在门口守着,大家彼此都认识,硬闯医院门去上班实在是不好意思,很尴尬,就只好在家呆着了。我的同事是心脏手术的灌注师,没有他,心脏手术就做不成了。罢工期间,心脏外科医生打电话给他,要他上班做一个紧急心脏手术。他到了医院门口,给值班会员拦住,他只好解释说,他是支持工会的,只是来做一个紧急手术,救病人而已。会员们也就放他进去了。
  当工会宣布罢工后,会员就不应该来上班了。会员不上班是没有工资的。工会发给会员少量的补助,基本上是仅够吃饭而已。用寅吃卯粮来形容美国人的花钱方式是一种非常婉转的说法,美国人是先使未来钱,靠贷款来支付房子和汽车的消费。每个月的工资是仅够开销,存款不多。来自工会的那么一点吃饭钱根本不够花,罢工拖下去对工人很不利。所以罢工期间,工会方面的压力也很大。他们的工作是为工人谋利益,而不是把他们的生活推进火坑。他们日以继夜地和院方谈判,希望尽早达成协议,结束罢工。
  我问同事,你们罢工赢了没有?他说,罢工赢的机会是极少的。院方不是傻瓜,他们也不希望罢工来影响生意,可以在谈判桌上同意的条件他们会尽量去和工会协商。不能答应的他们也不会在罢工后同意。两周没有工资,工人的损失很大,就算罢工后,院方就是这么意思意思地,同意给你加百份之零点几的工资,至少要花上十年八年的时间工人才能把那损失的工资补回来,这也能算是胜利吗?
  在我当会员的时期内,有几次工会威胁院方要罢工。由于罢工的胜数不高,工会会员要承担罢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工会要求会员投票,是否同意罢工?大概会员们不愿承受罢工的风险,罢工没罢成。
  工人,雇主和工会是对立的共存体,缺一不可。曾经有些工人和工会在雇主经济条件不好的情况下,坚持他们的加薪要求和进行罢工,结果雇主宣布破产,工人们失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雇主没了,工人只好分头另找工作,工会也就解散了。当然我相信罢工是有胜利的时候,而我这位朋友的罢工应该是劳资两败的罢工。由于劳资双方都不想失败,目前合约的谈判已趋向理性化,尽量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
  不是所有工会都可以任意宣布罢工。例如警察工会,消防员工会,铁路工会,这些工会想罢工就要难多了。你想一想,警察罢工,坏分子杀人抢劫无人控制;消防员罢工,一把火就可以把纽约烧成废墟;;铁路罢工,全国的运输瘫痪。这些罢工将影响到国计民生,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国家的正常运转,所以,国家有法律对这些工会的罢工权利做出规限,违反者,按违法处理。在80年代,有一段铁路的工人罢工,就有部分罢工者被逮捕法办。
  纽约市和清洁工人工会的合同
  纽约市清洁工会有会员6,600人,最近与市政府签下新的临时合同。我把一些数据摘录如下,读者们分析一下谁是这场谈判的赢家。
  旧的合同 新的合同
  起薪 $30,000/年 $26,000/年
  工人数/垃圾车 2 人 1 人(请看下面的说明)
  工作量 10.6吨垃圾/班 10.7吨垃圾/班
  工作岗位 减少200
  说明:目前纽约的垃圾车是由两名工人操作,开车和倒垃圾。现在,新合同要试行一名工人一部垃圾车,也就是说这工人又要开车,又要倒垃圾,工作量肯定增加。合同只允许每天有45部垃圾车是由一人操作,这工人是得工作年资高的,一个人操作一部垃圾车的工人每天可以增加80元的收入。
  新的合同里,在51个月内,清洁工人总共得到17.5%工资增长。但是这个工资的增长,是来源于工作量的增加,工作岗位的减少。而且,工作量的增加实际上是比工资的增加要大。
  因此,市政府省下了一大笔钱:$520,000,000 x 1.8%=$9,360,000
  这只是临时合同,工会会员还要投票,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合同。
  清洁工人的工资来自纽约市民的税收。今年是纽约市长的选举年,纽约市长想连任,就要讨好市民,其中一点就是不能加税。他和纽约的教师工会,警察工会,消防员工会,市政府的雇员工会(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公务员)的谈判,态度都很强硬。工会会员加工资是可以的,但要增加工作量,也就是说工作得辛苦些。
  最近,我收到了纽约政府的退税支票,400美元。 有钱放进自己的腰包,总是一件舒服的事。
  后记:
  多年奋斗后,我已脱离劳工阶级,也不是工会会员了。当我属于弱势人群时,我受到了工会的保护,一直心存感激。工会和雇主的争斗,有理,有谋,讲究策略,而且合法。工会的存在有利于社会的安定,有利于平衡各方面的势力。工人在工会的帮助下,工作条件固定,工作稳定,有一定的福利。可是,工会所提供的环境,也是一种大锅饭的形式。工会会员有铁饭碗,工人只要完成基本工作要求即可,何须努力工作?奖罚不分明,人的积极性也不能调动起来。许多人都曾吃过大锅饭,味道如何,那就是见仁见智了。工会所造成的大锅饭状况大概也影响经济的发展。不过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什么完美的社会制度,我们应该了解工会制度对社会的贡献以及其某些负面作用。
  现在我仍和工会会员们一起工作,由于有了这么一段工会会员的经历,我能理解他们的做法,和平地和他们相处。人生永远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注:美国的垃圾工人是中产阶级,并不是穷人。垃圾工人的工会所签的临时合同最终还是要工人们批准才能最后生效。至于工人们是否愿意选择多工作一些而挣多一点钱,他们可以做决定。这还要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工人们是要投票来批准这个合同的。
  工会组织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工会会员来自五湖四海,不同的国家,信仰不同的宗教,属于不同的政党。因此他们对于某个政治诉求,例如:堕胎,伊拉克战争,环保,全球化等等,都会有不同的观点。工会根本不可能统一会员们的观点,达成共识。就算工会想为某个政治诉求发动罢工,它也不可能获得会员们的投票通过。
  有一年,某个政治团体要在华盛顿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工会支持。工会贴出公告,告诉会员们,工会支持这个政治团体的示威游行,安排了纽约-华盛顿之间的来回交通工具,愿意参加的会员可报名。想参加此活动的会员首先要请假,用自己的有薪假期,或者不上班而少领一天的工资。如果科室可以安排得过来,一般领导会批准这样的请假,如果科室忙,领导可拒绝批准。在没有获得批准的情况下不上班,会员会受到警告,工会也帮不上忙。据我所知,那次参加游行的会员很少。许多人不愿用自己的有薪假期,再说,纽约-华盛顿要五个小时的乘车时间,来回十个小时,加上示威活动,那就是从早到晚的安排了。许多工会会员有家庭孩子,下班后还有家务活干,他们对政治也不是那么热心,只有那些年轻好事的会员去凑凑热闹罢了。
   一个政治团体一般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如果会员对政治有兴趣,他们可以参加某个政治团体和其活动。
  现在纽约市的地铁工会正和市政府谈判有关工资和福利问题。工会认为地铁局的预算有盈利,要求每年8%的工资增长。地铁局则把盈利用于地铁收费的节日减价,让老百姓过个好年,只愿意提供第一年3%,第二年2%的工资增长。工会会员投票通过罢工。工会与地铁局的合同到这个星期五到期,双方日以继夜地谈判。
  根据报道,工会领导的工资十到二十余万,属于高工资阶层。
  维持纽约地铁的费用远远高于地铁局所收取的地铁票价,也就是说纽约地铁是靠地铁票价和纽约市民的税收来维持的。自由,平等和福利是相对的。地铁工人希望有更好的工作环境和更优越的工资,可他们的费用来自老百姓的税收和票价。老百姓每天乘坐地铁上班,却又不一定肯多花交通的支出。政府的工作就是在这重重矛盾中找到平衡,找到能让大多数人满意的方案。这里所说的大多数人也是相对的,谁能说任何方案能让大多数人满意呢?
  纽约地铁工会罢工会激怒公众,也不合法。根据1967纽约州的法律,如果地铁罢工,工会将面临巨额罚款,而工人每一天的罢工,将会失去两天的工资。
  纽约的警察,消防队,公务员,清洁工人,地铁和教师都有工会。每几年各个工会就去和市政府谈判。这些职业/人员的开销来自税收,市政府要妥善地平衡纽约的收支。
  地铁和公共汽车的工作人员有33,700。乘务员只需高中文凭,短期训练,目前年薪约47,000元,加上超时工年薪约52,000元。
  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显示,全美的高中毕业生平均年薪约25,000年,本科毕业生平均年薪约45,000元。2004年美国最富裕的康州中等家庭年收入约56,000元,纽约州中等家庭平均年收入约44,000元,是50州第20位。
  如果依照工会的要求,每年8%的工资增长和改善医疗保险费,地铁局每年将多付5亿5千万的费用。这些费用将由市民来负担,包括增加地铁费和城市税。
  如想当地铁乘务员,要有高中毕业文凭,再参加一个考试。过了考试线后,还要等有乘务员的空缺,有时要等好几年。这些我都是看报纸得知的,其具体情况如何,我没有亲身体会。
  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地铁工人的收入,他们闹罢工,他们的工资才在报纸上公布。很多人认为他们的工资并不低,但是也很了解他们要加薪的要求。谁都不会说自己的工资太高,谁都希望能有更高的工资。
  如果地铁工人罢工,他们将损失工资和承受罚款,极大可能是得不偿失。纽约市的经济损失也很大,不过纽约当局是不会让步的。市政府让步,就得加税和提高地铁票价。每次地铁加价,老百姓都抱怨。地铁是老百姓/穷人的交通工具,市政府得为老百姓做点事。
  目前地铁局同意加薪每年3%,持续三年。但退休年龄从旧合约的55岁延长到62岁,而工会要求8%的加薪,退休年龄降低到50岁。谈判仍然继续,工会威胁下星期二凌晨12时发动罢工。
  上个星期四的半夜,许多纽约人查看电视,如果地铁工会罢工,他们将想办法上班,包括提早出门
  现在,工会继续威胁罢工,今天晚上又会有许多纽约人熬过这不眠之夜了。
  今天凌晨地铁工会决定罢工,全纽约的地铁和公共汽车服务停顿,纽约人要靠走路,自行车,私人汽车和出租车来上班及购物。
  全纽约的地铁和公共汽车流量七百万人次,周日上班时间人们往曼哈顿流,下班时间人们离开曼哈顿。可以想象全纽约的地铁和公共汽车罢工给人们生活和工作带来的不便
  地铁局同意加薪3%,3,5%,4%的三年合约,维持55岁退休年龄。工会仍然不同意,发动罢工。
  地铁局有5,000管理人员,他们继续上班,维持地铁系统。
  纽约人对罢工不以为然,地铁工人工资不算太低,福利不错,在节日假期罢工给大家生活带来不便。有人说,让他们罢工,让他们承受高额罚款,看他们能把纽约人怎么样?
  据说罢工期间纽约市的经济损失以上亿美元计算,那些没有办法上班的工人将会失去工资收入。有一位工人一天的工资还不足以支付她要去上班的出租车费,她只好留在家里,失去一天的收入。
  地铁工会说他们愿意接受6%工资增长,如果地铁局能够减少对工人的纪律处分,他们还可以降一点。
  开车进曼哈顿,要凑足4个人才行。警察在进曼哈顿的隧道桥梁守着,把那些少于4个乘客的汽车截停,不让过。有人只凑了三个人,然后吹了气球假人,穿戴起来,希望能蒙混过关。结果还是给警察发现了,警察忍俊不禁地笑了,也就让这汽车过了。
  新闻说法官作出判决,地铁工会发动的罢工不合法,将给予罚款一百万美元/罢工的每天。工会的财产只有3,5百万,罢工四天工会就得申请破产。工人每天的罢工将罚款两天的工资,加上因为不上班所失去的当天工资,就是说,罢工的每一天,工人将失去三天的工资。
  今天是地铁公共汽车罢工的第二天,对7百万人次的公共交通工具使用者纽约人来讲,生活和工作都有许多不便。但是纽约人很冷静的对待这事件,许多人提早数小时起床出门,在路上忍受着拥挤和漫长的等待。是的,很多人不高兴,但仍能理智的看待这个问题。
  纽约的教师要拥有硕士学位,许多地铁工人只有高中文凭(只有搞电气或机械的技术工人有较高的学位)。根据报道,地铁工人的平均工资比教师高。他们的罢工,给数以百万的纽约人的节日带来困扰。纽约人不能购物,商家失去生意。在纽约,商家真正赚钱的就是这个假期,其它时间的生意只是维持基本开销而已。这也是许多纽约人不太同情他们的罢工原因。
  尽管有许多不便,纽约治安很好。路上,火车站和渡轮警察很多,大家尽量在遵守纪律的条件下,你拥我挤地上班和下班。工作中人们对罢工也有评论,语调平和,也接受现实。大家希望罢工能尽早结束,让生活能回到正轨。
  纽约邮报做了民意调查,72%民众反对罢工,28%民众支持罢工。
  地铁局和工会领导又回到谈判桌上,结果如何,还要拭目以待。
  谢谢两位网友的评论,你们是对的,在这次罢工中,纽约和工会的领导们,市民都学了不少知识吧?这确实是工人和纳税人之间的一次较量。
  地铁工人教育水平不高,工资不算低,但希望能加高一些工资和福利。高学位的纽约人就不希望他们赢;低学位的纽约人(他们的工资也不高)对他们倒有点同情。这大概是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会有不同看法的典型例子吧!

2010年9月2日星期四

自由之家评级劳工状况:中国列“压迫”类

海彦 华盛顿报道
美国人权团体近日发布全球劳工状况报告,对165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会和劳工自由作出评估。中国作为报告评估的一个重点国家,被列为5个等级中第二差的“压迫”之类。
美国人权团体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9月1日发布题为《全球工人权利状况:敌意世界中的自由劳工》的劳工评估报告。报告称,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劳工权利遭受很大程度压迫的社会。报告发现,除西欧以外的所有地区都存在严重劳工问题,尤其以中东和前苏联国家最为恶劣。
亚太地区的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名列最高的“自由”,台湾则与日本等同列第2级的“大致自由”。中国、新加坡、阿富汗、柬埔寨名列“压迫”,缅甸、老挝、北韩、越南则为最差的“非常压迫”。
*中国缺乏独立工会*
自由之家的劳工报告在引言部分重点提到中国。报告说,一些人提出的问题是,在当今世界最强大的集权国家中国,是否有可能出现类似波兰“团结”独立工会的现象。报告分析说,最近一些年,中国工人的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劳工抗议大幅度增加,尤其在今年上半年,一些全球最大公司在中国的一些工厂的工人举行了引起广泛关注的罢工活动。
报告说,像在“团结”工会时代的波兰一样,中国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工人罢工问题上起的是阻挠的作用。报告说,与共产党时代的波兰不同的是,当今中国工人罢工的对象基本上是外资和私人企业,罢工不直接针对国家,因此,这些罢工未被看作具有公开的政治性。尽管如此,中国工人越来越愿意冒着被拘捕和判刑的危险来争取工作场所权益,对于政府来说则是独立工人行动力量的信号。
报告在具体分析中国的部分说,独立工会仍然是非法的,而劳工法的执法状况不佳。要求建立独立工会的活动人士被骚扰、拘捕和监禁。报告说,尽管工人缺乏罢工的合法权力,但是他们越来越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权益。
报告说,中国3个旨在保护工人、防止歧视和理顺劳资纠纷的劳工法律在2008年生效,但是,全球经济危机、缺乏独立仲裁机构以及劳资纠纷累积拖延,造成执法状况不佳,工人的合法权益继续受到侵害。
*分析:体制所决定*
深圳的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表示,中国劳工权益缺乏保护的最大问题在于自由之家劳工报告所说的没有独立的工会。
他说:“全总(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在讨论如何加强工会的作用。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体制的弊端,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会完全是依附于党和政府的,并没有压力,也没有动力为具体的工人,特别是外来工谋福利。第二个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现在工会的会费是由企业来交的,很少由工人自己,有会员交的。所以他们对自己的权益并不了解,也不关心。由于经费是由企业交的,所以企业可以从控制经费等方面来控制工人,也控制了工会。”
致力于中国劳工和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研究以及人权和劳工权利保护的刘开明博士表示,体制的问题是目前中国劳工权益保护不乐观的根本原因。
他说:“改革,我觉得什么问题导致这个问题,大家都很清楚。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让工人有力量,工人没有力量,出台再多的法律都是没有作用的。另外,司法对保护工人方面起非常大的作用,而且越来越大。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司法也面临着要为地方的政策服务的问题,也受到地方领导人的干预。这些都是导致我们目前工人权益保护很不乐观的根本原因。”
自由之家的劳工报告将所调查的165个国家和地区分为5级,由好至坏分为自由 (Free)、大致自由(Mostly Free)、部分自由(Partly Free)、压迫(Repressive)、非常压迫(Very Repressive),其中,41个为自由、38个为大致自由、46个为部分自由、26个为压迫、14个为非常压迫。

2010年8月31日星期二

奥巴马赞波兰团结工会是激发争取自由斗争的灵感


作者 古莉
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一在波兰团结工会诞生30周年之际发表讲话,赞赏波兰团结工会是激发争取自由斗争的灵感。奥巴马说,现在仍然有人生活在独裁之下,被拒绝给予人权,而波兰团结工会对全世界为争取自由而战的公民来说,仍然是一个灵感源泉。

美国总统在一封由美国驻波兰大使费因斯坦宣读的祝贺信函中说,非常高兴地看到,今天的波兰成为一个让欧盟和北约都感到骄傲的成员。
周一,波兰团结工会为庆祝成立30周年在格但斯克召开特别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波兰总统科莫洛夫斯基、波兰总理图斯特、欧洲议会主席布泽克。此外,波兰保守派反对党领导人卡钦斯基也出席了纪念会。然而,波兰团结工会的创始领袖瓦文萨却没有出席。
66岁的波兰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瓦文萨解释他缺席的原因说,“当初我们为获得民主而斗争,目的达到后,我建议团结工会脱离政治,专管工会事务。可是现在这个工会还与政治缠在一起。”他表示,当年团结工会有一千万会员,现在只剩下70万。他还说,团结工会已经不是他的工会,他对此表示遗憾。瓦文萨主要批评团结工会在6月的大选中支持保守党候选人卡钦斯基。
不过,瓦文萨周日晚上在总理陪同下,向当年被共产党屠杀的团结工会会员纪念碑献了花。
1980年8月31日,波兰共产政权与瓦文萨领导的格但斯克造船厂罢工工人签署了历史性协议,波兰团结工会就此诞生,并动摇了前苏联共产集团。

2004年1月21日星期三

美国工会改革运动简介系列

把属于基层工人的工会要回来!

美国工会改革运动简介系列

[台湾] 蔡志杰

一:故事的开始
二:矿工工会的经验
三:钢铁工会的经验
四:卡车司机工会的经验
五:史威尼三人组的局限
完结篇:回头看台湾

转帖说明:这些文章转自某博客(http://blog.roodo.com/tsaicc71/),苦劳网上也有。后来收录到《国际经验:劳工、工会与文化》一书时,结构有所改动。例如《系列三:钢铁工会的经验》中的《美国工会的组织型态》部分,被改作为该系列文章的“前言”。

美国工会改革运动简介系列一:故事的开始

按:本系列写于 2003年5-6月间,全产总第二届改选前夕,全文曾发表于当时旧版的苦劳网,后收录于《国际经验:劳工、工会与文化》,台湾劳工运动文选 2 ,2003年 12月,高雄市劳工局出版。本系列部分章节曾发表于当时的《银行员工会联合会讯》及高雄市劳工局刊物《高市劳工》。这里的版本经过小幅度修订。
  1980年代,美国工运江河日下,代表保守势力的里根上台之后,给予工运更沉重的打击。1981年“飞航管制员工会”PATCO 展开罢工,里根不顾政府应该在既有协商渠道外保持中立的惯例,动用军方的飞航管制员充当工贼、作为罢工时的替代性劳力,瓦解了工会的罢工;破坏罢工之后,又罗织罪名把工会干部丢进监牢,一举消灭了工会。于是,低迷的工运更陷不振。从此之后,主要的工会在团体协约换约时,更容易在劳动条件上妥协,“退让性的谈判”(consectionary bargain)成为工运的主流,广大基层工人的权益不断被少数工会头子出卖。
  事实上,美国工运的火车头“美国总工会”(AFL-CIO)在战后几十年中,其主导权始终被保守势力所掌握,信奉的是劳资合作的“实利的工会主义”(business unionism),工会势力不断弱化。根据统计,从1953年到1986年,非农业部门的整体工会组织率从 32.5﹪降到 17.5﹪:其中制造业从 42.4﹪降到 24.8﹪;运输业从 79.9﹪降到 37.0﹪;营造业从 83.8﹪降到 22.3﹪;矿业从 64.7﹪降到 14.6﹪。且从1973年至1985年,工人的实质周薪减少了 14.4﹪,实质时薪减少了 10.1﹪。
  “新声音”的出现
  这种情形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仍然没有改善,甚至有些工会头子都开始不能忍受了。1995年是“美国总工会”的改选年,若干工会领导人要求主政了十几年的理事长苛刻男(Lane Kirkland——即“美国工会官僚与波兰团结工会右翼份子交情录”一文里的那个劳联头子科克兰——转帖者注)下台、由其副手唐纳胡(Tom Donahue)接任,但遭到拒绝,于是战后几十年来第一次有挑战者的改选局面出现,代表着改革势力的史威尼(John Sweeney)三人组,展开名为“新声音”(New Voice)的竞选活动。
  角逐理事长的史威尼,来自近年崛起的“服务业工会”SEIU 。“服务业工会”是少数有实质会员数成长的美国工会之一(不算靠工会合并造成的会员数增加),其原因跟工会的组织策略有关,比如说在晚间打扫办公大楼的清洁工,他们的工作是替白领中产阶级收拾垃圾,却往往连健保都没有,这种低薪又恶劣工作常常是少数族裔或新移民在做,主流工会在以前是不会注意他们的,但史威尼领导下的“服务业工会”发起“为清洁工争取正义运动”(Justice for Janitors),就像电影《面包与玫瑰》所叙述的,组织这些边缘劳工争取权益,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
  角逐第二把交椅财务长位置的川卡(Richard Trumka),来自“矿工工会”UMWA 。川卡继承的是“矿工工会”的改革运动传统,1989年在他理事长任内,工会发动了“彼得斯顿煤矿场”(Pittston Coal)罢工,这场罢工是非法的,如果失败工会将面临六千五百万美元的赔偿,但工会成功号召了数千同情者,从全美国各地开车到维吉尼亚山区罢工现场、加入罢工封锁线阻挡工贼的行列,导致最后资方的屈服,当然也没人再追究违法及赔偿的问题,于是川卡成为激进派的象征。
  角逐第三号位子执行副理事长的琳达‧查维兹—汤普森(Linda Chavez-Thompson),来自“地方政府公务员工会”AFSCME 。从她的姓氏可以看出来其出身是拉丁美洲裔,她代表的是女性及少数族裔的利益。
  虽然只有会员工会的代表才有总工会的改选投票权,而这些代表又是会员工会的高层指定的(不是票选出来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自主的投票权),基层会员并无法过问,但“新声音”竞选搭挡成立之后,仍然勤走基层,跑遍当时全美国每一个罢工及劳资争议现场,替抗争中的工人加油打气。
  史威尼三人组的气势,让长期低迷的工运状况为之一振,全国性大媒体早就冷冻起来的劳工线记者开始重出江湖,逼得苛刻男不得不宣布退位欲交棒给唐纳胡,但时间已经太晚了,“新声音”早就发动,而他们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新声音”胜利的背后
  经过代表的投票,史威尼三人组是以代表七百三十万会员支持的票数,打败对手代表五百七十万会员支持的票数,其间的差距不大,只要任何一个大型工会倒戈,都足以影响结局。而进步的工运圈内普遍认为,之前1991年“卡车司机工会”(Teamsters)改选由民主派获胜,是这次总工会改选的关键,因为“卡车司机工会”当时有会员一百三十万,刚好是决定性的力量,如果当时“卡车司机工会”继续由黑道把持,改革派是没希望在总工会获胜的。
  换句话说,代表改革势力的“新声音”获胜,并不是忽然发生的单一事件,它是美国工运圈内,从1960年代开始的一连串改革运动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新声音”的上台,必须要有许多前辈的工会改革运动作基础才能成功。而这些工会改革运动的成果,并不只是工会头人间的替换,它是靠许多扎实的基层参与及动员所形成的;也只有在“基层”(rank-and-file or grassroots)民主动员的操作方式下,改革才能确保、而不致沦为头人间私下利益交换的“密室政治”。
  近年来,许多台湾工运人士很关切工会理事长直选的问题,认为直选是促进工会民主的重要手段;今年又是台湾重要的工会改选年,许多扮演台湾工运火车头角色的工会都要改选,关心工运的人也都很期盼改选能够带来新的气象。问题在于,直选就算是工会民主的必要条件,但它恐怕也不是充分条件,到底我们需要哪些条件,才能真正达到工会民主的目标呢?一个号称是自主进步的工会,要与基层会员间产生什么样的联系,才能够是名副其实呢?台湾工会的新任领导班子们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来深化工会改革的成果呢?
  工会改革运动的他山之石
  一个真正进步的工会,其历史必定有组织性群众走过的痕迹,而不只是工头的抗争史。而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笔者在此将一系列引介美国工会改革运动的若干实际经验,包括矿工、钢铁及卡车司机等工会的组织历程,看他们的经验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最后并希望能回到台湾的客观现状,看我们能否提出针对台湾现状的具体改革方案,与实务工作者相互勉励,作为今后本地推动工会再一波民主化运动的参考。
  系列一延伸阅读:
  Kim Moody,1988, An Injury to All: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Unionism, Verso.
  Arthur Shostak, 2006, The Air Controllers' Controversy: Lessons from the PATCO Strike, Authors Choice Press .

美国工会改革运动简介系列二:

矿工工会的经验

  1969年的最后一天晚上,美国宾州某个地方,几声枪响划破了寂静的夜空,一个月前刚在“矿工工会”UMWA (United Mine Workers of America)理事长改选中落败的改革派候选人、雅布隆斯基(Jock Yablonski)和他的太太及女儿,就这样在大年夜被谋杀了,而指使这些枪手的人,正是那个获胜的竞选对手。这个故事可能会使你想起,十多年前有一部好莱坞电影叫《超级巨人》(Hoffa ,1992 出品),它讲的是“卡车司机工会”(Teamsters)理事长霍法如何跟黑道勾结的历史,我们在系列四中会细说从头;工会跟黑道挂勾在历史上并不是新鲜事,而早在黑白片的时代,好莱坞就拍过工会腐败的主题。
  1954年出品的《岸上风云》(On the Waterfront ,这部片的 VCD 或 DVD 不难找到),把故事场景设定在纽约的码头工会。像码头工会这种传统的职业工会,工会可以决定派工作给哪些会员,因此,如果工会运作不够民主,派工的权力便会成为箝制反对派的工具,电影中,工会头子一样与黑道勾结,并谋杀反对派领袖,虽然检察官开始调查亦无人敢作证,直到马龙白兰度饰演的主角挺身而出,事情开始有转机,但他同样遭到掌权派的毒打,不过旁边的同事们鼓励他带领大家“把属于我们的工会要回来!”(to take our union back!)
  电影的结局是暧昧的,主角似乎只是一个耍帅的硬汉而已,无意真正带领群众把工会的主导权要回来。幸好在现实社会中,腐败工会里有的不只是耍帅的硬汉,更有扎实从事基层经营的改革派组织者,并真的把工会从腐败工头手中成功要了回来,我们首先看的,就是“矿工工会”的例子。
  路易斯的寡头领导
  现在的“美国总工会”(AFL-CIO),是由“劳联”(AFL)与“产联”(CIO)两部分合并而来。其中“劳联”代表的是传统技术工匠的利益,这些人往往是在美国出生的男性白人,所以排斥女性、少数族裔、新移民与非技术工人;相对之下,1930年代成立的“产联”,代表的是现代工业下的蓝领阶级,继承的是“劳动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及“世界产业工会”(IWW)以来的国际主义传统,认为女性、少数族裔、新移民应与土生白人拥有同样的劳动权益。
  “产联”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路易斯(John Lewis),本身也是“矿工工会”的理事长。他所参与创建的“产联”虽然继承了进步工运的传统,但他在“矿工工会”内的领导方式,却完完全全是一个独裁的暴君。
  1919年路易斯开始接掌“矿工工会”时,总会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实际的权力在地区分部,但路易斯掌权之后,接连击败一些来自不同地区的反对势力,他的方式包括给左派对手戴红帽子、发黑函及选举作弊等,并想尽办法把这些对手开除会籍,之后,他又改变全国执委会(相当于台湾大型工会的常务理事会)的选举方式。原本执委是由每个地区分部各选出一名担任,但路易斯任内陆续把大部分分部的执委改为由理事长指定,并派任自己的人马,于是,这样的执委会根本只是理事长的橡皮图章。在这样的操作底下,从1936年的代表大会开始、一直到民主派上台为止,这中间的大会从未动用过任何一次表决,秘书处的提案完全无异议通过。
  路易斯虽然是暴君,但作为一个历史上留名的劳工领袖,表示他并非没有开创性的成就,他的一项创举是在1950年时,和资方联盟达成一项全国性的团体协约,把以往由分会按地区各自订立的协约,一举提升至全产业一致的层次。不过强人政治的问题就是没有基层的参与,在路易斯掌权的时代,工会与资方代表谈判的方式都是由理事长一人决定,基层会员完全没办法表达自己的诉求,也不能了解过程中有哪些妥协与利益交换,这是典型的“密室政治”。
  “实利的工会主义”之一个案例
  美国主流工会大致都是较保守的,较进步的工运团体会以“实利的工会主义”(business unionism)来形容这些保守工会。这些保守工会并非不抗争,只是他们只做某些方面的抗争,在我所涉猎的文献中,似乎没有人给“实利的工会主义”一个明确的定义,不过据我的理解,其指涉内容大致如下:
  1. “实利的工会主义”只在既有的政治游戏规则内进行经济斗争,不想从事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改变;
  2. “实利的工会主义”对内拉拢会员的方式,常常是福利或服务取向,以立即可见的利益吸引会员,因此在对外向资方诉求时,争取的也会是较短期的具体利益,例如调薪等,而忽略较根本性的劳动保障与集体意识形成,如稳定的工作权、合理的退休制度、工作现场的安全卫生、及工人对劳动过程的掌握等等;
  3. “实利的工会主义”认为劳资的利益是一体的,或是说,劳工的利益依赖于资本的利益,因此,要政府与资方把饼做大,这样劳工才能分的多一些,于是,工会会配合资方进行生产效率的提升;
  4. “实利的工会主义”基本上是排外的,不希欢太多人来分这块饼,所以,少数民族、女性、新移民、非正规职、外劳等是受到工会排斥的,甚至不惜牺牲这些工人的权利来维护既得利益。
  路易斯执行的,相当程度也是“实利的工会主义”的路线。1940年代,他接受资方的提议大量采用机器采矿,这后来导致三十万矿工的失业,但他认为机器采矿可以减少人事成本,进而提升生产效率。他说与其有很多收入不好的矿工,倒不如只有一半数量、却生活过得好的矿工:他预设的是生产效率提高,工人的薪资也必然提高。他又把工会的职工福利基金投资到大的矿业公司,帮助大公司并吞小公司,因为他认为大公司能付出较多的福利金。或许短期内福利金真的增加、个别矿工的薪资提升了,但是,长期而言劳方的集体力量并没有成长、会员数反而减少,实在搞不清这是资方还是劳方的作为。
  在掌权超过四十年之后的1960年,高龄 80 的路易斯终于辞去理事长职务。作为一个在劳资对抗上有战斗力的领袖,路易斯虽然在工会内享有特权与荣华富贵,但于保障会员权益上仍有一些份际(当然方向上是有问题的),只是这些份际是他一个人的私人道德,不是由制度上的民主机制所规范的,于是,当他的继任者继续享受特权与荣华富贵时,就很难确保不超越基本份际了。
  工会的腐化加深
  “矿工工会”拥有一笔职工福利基金,由资方按出产的煤矿吨数提拨,然后交给工会管理:1954年,工会取消基金对超过五万名残废矿工及家属的生活津贴;1960年,工会又表示对残废矿工的医疗补助缩减为四年。这些措施跟“实利的工会主义”都脱不了关系,因为工会决策者觉得残废矿工是没有生产力的,所以没有资格分享太多福利,而且残废矿工比较少参加工会活动、影响不了大局,工会头子也不怕丧失他们的选票。
  1963年,路易斯的亲信之一鲍伊尔(Tony Boyle)接任理事长,他一方面持续削减职工福利基金支出,一方面却不断任用私人,把自己的朋友或家人以高薪聘为会务人员。他任内的几次劳资谈判,是跟路易斯一样的在密室中进行协议,虽然争取到不错的调薪幅度,但基层会员仍然不满,因为会员也关切退休年金的长期保障、及安全卫生的问题,但工会都以提升生产效率为重,在安全卫生议题上放水。
  最夸张的事终于发生了。1968年 11月19 日,西维吉尼亚州的法明顿(Farmington)发生煤矿坑爆炸案,78 名矿工被埋在地底。鲍伊尔在案发现场对着新闻记者说,他觉得这家公司是安全卫生工作做得最好的矿场之一、在矿坑这种危险的地方伤亡实在难免,也就是“哪个矿坑不死人”的意思!工会理事长竟然在矿坑灾变后公然替资方开脱,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基层群众的自力救济
  会员对工会的不满逐渐爆发开来,一开始是对职工福利金削减的不满,接下来的能量则是来自尘肺症议题。因为矿场的安全卫生设备长期不良,尘肺症一直是矿工常见的职业病,而且原来的补偿法例非常不足,基层会员于是要求订立新的补偿条例。至于诉求的方式,最早是采用法律诉讼,后来发现结合小区将更有力量,于是开始在矿区城镇中发展出小区聚会,以推展争取补偿条例的运动。
  尘肺症议题主要是在西维吉尼亚州的南部展开,于主要地方城市的陈情示威活动中,每场都可以有数百成员的参与,并于1968年成立了“黑肺患者协会”(Black Lung Association)。法明顿爆炸案提升了会员的愤怒,1969年 2月 18 日,开始有工人自发性的罢工,第六天,一千二百个群众挤爆一个工会分会礼堂,连演讲者都必须爬窗子进去,结果礼堂只能容纳五百人、其它七百人必须待在户外,虽然下雪,大家热情不减地听着组织者的演讲。
  对这场罢工,总会并不支持,但仍持续了 23 天,四万矿工停工、导致西维吉尼亚州的矿场完全停摆,罢工工人的口号是:“没有补偿法,就不工作!”(No Law, No Work !)资方眼见情势不妙,连忙提出妥协性的对案,劳方在工会不支持的情形下,因为组织不够严密无法掌握群众,于紧绷的情势下接受了不完全满意的版本,在州议会通过黑肺补偿法案后,罢工宣告结束。群众的自发抗争并促使国会在来年修订了“职业安全卫生法”,加强矿场的安全检查监督工作。
  改革势力的集结
  受到争取尘肺症补偿的群众启发,工会1969年改选时,一个地区分部的领袖雅布隆斯基出面挑战鲍伊尔。反对派认为,像“黑肺症患者协会”这样在工会之外的组织,虽然也可以推动某些议题、并进而影响工会的政策,但掌握工会的主政权,毕竟还是改变工会生态最直接的方式。
  选举结果反对派以 45736 对 80751 败北,随即向法院提起选举舞弊的申诉,不到一个月之后,震惊社会的雅布隆斯基谋杀案发生,但法院调查程序超过二年,后来终于确定选举无效,而于1972年重新举行选举。在雅布隆斯基的葬礼当天,反对派决定继续推动工会的民主化进程,集合了亚布隆斯基既有的支持者、“黑肺症患者协会”等各方改革势力,成立了“矿工工会民主派”(Miners For Democracy ,以下简称民主派),日后并选出米勒(Arnold Miller)为“民主派”理事长候选人,以更组织化的方式在重新选举中继续挑战鲍伊尔。
  米勒终于以 70373 对 56334 的比数击败对手,后来,鲍伊尔亦因为谋杀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工会决策机制的改革
  米勒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立刻把鲍伊尔指派的全国执委会成员解职,并恢复全部执委由分区选举产生;接着,大幅删减包括自己在内工会干部的薪水,删减之后每天至少替工会减少一千美元的开支。而最重要的一项改革,就是团体协约的谈判决策机制。
  经过1973年代表大会的通过,新的谈判决策机制如下:在总会的层次上,由全国执委、地区分部主席与选举产生的总会领导干部组成团体协约委员会,商议本次协约应该争取哪些条件;在地区分部层次上,每个分部组成一个代表会议。团体协约委员会的草案必须经所有分部代表会议讨论之后,根据他们的建议修改,然后交付理事长领军的谈判小组,执行实际与资方谈判的工作。
  谈判小组与资方达成的“初步协议”(tentative agreement)经团体协约委员会同意之后,必须再由各分部代表会议通过,最后进行所有会员投票的“复决表决”(ratification vote)过半数认可,理事长才可以在正式协约上签字。其中只要只要任何一关通不过,就得从头再来一遍。这样的机制看来繁复,不过它的目的是要确认,基层的诉求能在过程中反映出来,最后的结果亦能获得基层的认同。
  跌跌撞撞中前进的工会
  另一方面,工会从1972年年底起,陆续改选全国执委会成员。在这个过程中,米勒并没有乘胜追击、继续打着“民主派”旗号推出联机的候选人,反而是把“民主派”解散。他认为,既然改革派已经掌权,在工会运作机制内从事改革已经足够,另立门派会落人话柄。只有少数改革派候选人,在选举时仍然以“民主派”名义出现,但都是个别行为,且即使是这些人,当选之后也都不再提“民主派”。选举的总结果,改革派跟旧势力大概各占一半名额。
  接下来总会内的生态发生戏剧性变化,米勒陆续跟他的左右手,也就是副理事长及财务长闹翻,等到米勒竞选连任时,除了旧势力的挑战者之外,连他的财务长都另外成立一组搭挡,形成三强鼎立的状况。最后,米勒是以很惊险的差距当选连任,但他随后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即将到来的团体协约换约谈判,上一次有经验的谈判干部都已不在秘书处办公室中,新团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基层自发罢工不断的风浪中完成换约。
  若干检讨
  米勒是一个外貌及说话都温和的人,比起路易斯的强势实在是天差地别,他又一再强调工会的内部民主机制,认为每个会员都有表达意见的权力;另一方面,鲍伊尔倒台之后的余党仍有势力,不断在兴风作浪,基层会员亦因为先前的压抑不见了,而开始大鸣大放起来。于是,米勒主政下的矿工工会,常陷入难以统合意见的场面,比如说,地方分会一遇争议,本来就有自发罢工的传统,米勒时期因压不住阵脚、发生频率更高,但根据团体协约,自发的野猫罢工是不被允许的,就会造成工会的困扰。再举一个例子,代表大会时米勒几乎不控制时间、尽量让代表畅所欲言,但代表提案很多、又不熟悉议事规则,会议便显得冗长、甚至是失序。
  这里无意说“民主的副作用是无效率”这种五四三的话,问题在于:民主的意义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无组织的群众只是散沙,把权力下放给无组织的群众,只是无政府或民粹而已;“组织化的群众”才是民主的根本基础,有没有组织性运作、政治集中方向的导引,会是民主或无政府的关键。
  在这样的思路上检讨“矿工工会”的经验,解散“民主派”便是一个值得争议的焦点。或许有人觉得,成立改革派只是一时权宜,因派系很容易变成既得利益或分赃的工具,不是正面的字眼,所以工会内部不应存在派系。不过就“矿工工会”的例子来说,“民主派”的运作历史不长、基层基础不深,加上旧势力仍有相当残余、在工会内掣肘,如果没有“民主派”的持续运作、用不同渠道继续影响群众,光凭短时间内工会机器运作机制的改革去深化民主成果,效果有限。更糟糕的是,工会运作很多是例行性、事务性的,如果缺乏集体讨论所形成的政治方向思考与辩证,容易惰化为个人权力斗争,就像改革派后来发生的内讧。(关于良性的派系运作与工会民主间的关系,我们会在往后的系列中逐渐铺陈。)
  工会后来的演变
  米勒第二任只做到一半,就因健康问题交棒给他的第二任副手雀奇(Sam Church),雀奇是强势的人,再加上经过几年的混乱,基层也不愿再见工会运作的空转,于是在雀奇任内,意见纷杂的状况减少了,权力似乎又集中至理事长身上,不过那是大家对理事长的作为无太大异议的结果,工会内既有的民主机制大致确立、并没有改变。
  为了去除路易斯时代权力集中的坏处,米勒时代的工会决策机制,相当程度又回归至地区分部,以团体协约谈判来说,决策机制是在团体协约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由分区选举出的执委及分部主席所组成。这样虽然确保了地方意见的参与,却也容易陷入意见纷歧、削弱了统一对外的火力。1982年,川卡接任理事长,他取消了这个委员会,另立理事长指派的谈判委员会,且理事长拥有直接发动罢工的权力,提升了理事长对外谈判的筹码,但协约内容对内仍必须通过会员复决,不失基层监督的机制,使川卡成功在1980-1990年代打了几次精彩的胜利。
  “矿工工会”的民主改革大约是最早发动的,它的精神逐渐传至其它工会,但可惜的是各工会民主派间并没有实际的组织联系。我们将继续介绍其它工会的例子。
  系列二参考文献:
  Clark, Paul F. (1981) The Miners' Fight for Democracy: Arnold Miller and the Reform of the United Mine Workers ,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
  Smith, Barbara Ellen (1987) Digging Our Own Graves : Coal Miners and the Struggle over Black Lung Disease , Philadelphia :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Zajicek, Anna M. & Bradley Nash, Jr. (1999) ‘Lessons from the UMWA',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U.S. Unions-- Voices, Visions, and Strategies from the Grassroots , eds. by Tillman, Ray M. & Michael S. Cumming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美国工会改革运动简介系列三:

钢铁工会的经验

  美国工会的组织型态与台湾有些不同,所以当我们看美国工运的故事时,有时需要先清楚这些不同之处,才能掌握其中所包含的意义,在此先粗略交代一下这些不同,以便进行后续的讨论,并与台湾的状况做个比较。
  美国的工会型态
1. 全国性的产业别工会:就像许多西方工业国家一样,美国的工会大多是全国性的产业别工会,例如纺织业工会,它并不像台湾是以场厂工会为基础、然后再组成一个联合会,它本身就是一个全国性的产业别工会、而各场厂是分会,以台湾的状况举例,中兴纺织杨梅厂可能是 211 分会、远东化纤总厂是 305 分会、台南纺织仁德厂是 608 分会等等,而同一区域内的分会可组成地区分部,如桃园或台南分部等。因为如此,一旦发动罢工,可能是全产业内的停工,不只是这家或那家公司而已,所以对资方造成的压力很大。
2. 中央与地方:全国性的总会,担负的是整体性的劳动条件问题,例如全产业内的调薪幅度等;地方分会担负的工作,则是场厂内的层次,例如细部工作规则等。如果某一场厂发生争议,分会可以处理的就地解决即可,如果是大条代志,可以交由上级总会的老大处理,因为总会资源较多说话可以比较大声、较容易争取到对劳方有利的结果。会费很高,统一交给总会后再拨给分会,而总会及各分会的驻会干部与专职会务人员,薪水由工会支付,所以不必看资方的脸色。工会并有权管理退休及职工福利基金,所以可运用的资金很多。
3. 组织工人加入工会:如果要在一个没工会的地方设立工会组织,台湾的经验是往往要靠厂内的劳工自己,外面的工运团体能支持的资源有限,可是美国的工会因为有钱,就能提供较多支持,比如说台湾如果有个石化业工会,发现台塑六轻没有工会、要去那边做组织工作的话,就可以在麦寮租间房子、雇几个专职组织者常驻该地进行组织工会,当然一样需要六轻的工人自己当发起人,然后经法定程序投票,获一定比例通过后,该工会就可以代表六轻的工人,在当地设立分会。
4. 团体协约:像美国这种资本主义挂帅的国家,法定最低工资只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亦缺乏全国性的社会安全保障(如退休制度及健保),争取较高薪资及福利都要靠工会与资方签订团体协约时争取,所以,团体协约谈判是工会每三、五年都要进行的重要戏码,一旦工会与资方(通常就是该产业的同业公会)达成协议,大约就是有工会的地方全部适用。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看医生很贵,如果没有加入工会获得健保保障,医疗费用将会是庞大支出,也就是说,有没有加入工会对劳动条件及福利的影响很大。
  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中的工会
  那么,美国这种工会的型态,在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下,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对资方来说,经营企业很重要的是“可预测性”,譬如预测各种支出的变动、包括掌握劳动成本的支出,才有办法达到预期的获利目标,而全产业内的团体协约,其实是有助预测及稳定劳动成本支出的。
  原因如下: 1. 明订一致的调薪幅度,所有的厂商一体适用,不会有谁吃亏、谁占便宜,降低老板间的恶性竞争; 2. 因为调薪幅度是明定的,所以可预估劳动成本支出的变化; 3. 团体协约一旦签订,工会也有义务遵守,所以不能放任分会或会员进行自发罢工、或要求额外的福利,换句话说,可确保生产的顺利进行; 4. 既然生产的进行获得较稳定保障,那亦代表着生产力的提升。
  在这样的劳资关系下,如果工会不进步、不会在谈判时凝聚劳工的阶级意识、不会争取有助集体力量形成的条件、不会争取更具社会性的诉求,那团体协约谈判很容易就例行化,工会沦为只是替资方安定劳动成本的工具而已。拿日本工运的“春斗”来说,在主流保守工会主导下,其实调薪幅度多少、早已由工会头与老板间秘密谈好,抗争只是做做样子、完全是例行公事。
  决策的集中
  回到故事的正题。美国“钢铁工会”(USWA ,United Steelworkers of America)是在1930年代,于“产联”(CIO)体系中诞生的,而“产联”最早只是“劳联”(AFL)底下的一个委员会,负责组织现代工厂制度下的蓝领劳工,所以它的组织方式就如前面所述,是由中央办公室派专职组织者到各场厂去组织工人,这些组织者直接听命于中央办公室的领导,在如此的组织模式下,“钢铁工会”从成立一开始就有相当的中央集权倾向。
  “钢铁工会”的权力结构,日常行政掌握在由会员直选产生的干部(理事长及其左右手)身上,而除了定期代表大会议决重大事件及章程外,一般的决策机制在全国执委会(相当于台湾大型工会的常务理事会),且全国执委会是由总会干部及分区选出的分部主席组成,换句话说,地方的意见可经由执委会成员传达至中央。
  中央集权的倾向逐渐加剧之后,后来总会领导人削弱分部主席在执委会中的表决权、也就是削弱地区分部在团体协约及调薪谈判时的地位,并取消了分会对中央的财务监督权,但中央仍然可对地方分会进行财务检查,于是财务问题往往成为中央箝制地方的借口。
  在这个过程中,主张地方拥有更多参与权的势力不是没有,但这些力量常被利用成为对资方示威的手段:比如说,快要团体协约谈判时,总会就会放任地方分会撒野、作为与资方谈判时的筹码;等到协约一谈好,中央马上又会压抑地方分会的声音,深怕他们的作为脱离总会的控制。
  危机的来临
  从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美国钢铁业因其它国家在战后的钢铁生产复苏而大幅衰退,加上开始电脑化作业,以致发生大量劳工失业的情形,连带使得工人的实质薪资停滞。从1947年至1959年,钢铁工人每年的调薪幅度平均为 5.2﹪;但是从1959年至1972年,平均只有 1.2﹪,且光是1960年代后半,工会就损失了六万五千会员。
  总会对危机的出现无能反应,却又搞了一个飞机。1972年,工会跟资方订立新的协约,里面有一个规定是说,往后即使是协约到期、新约仍未签订,工会仍然不可发动罢工。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协约,因为美国工会向来有“没有团体协约保障,就不工作!”(No Contract, No Work!)的传统,意在逼使资方于期限内妥协,如今这个协约一订,等于是绑住自己的手脚。
  挑战者的出现
  在这种情势下,对总会的不满加深,主张地方拥有更多参与权的势力便逐渐抬头,各地分会纷纷出现改革派成立的小团体:以 1010 分会为例,改革派成立了“基层工作小组”(Rank and File Caucus),以工会内的反对派姿态出现。“基层工作小组”的成员大多住在工厂附近的小区,他们利用小区里的人际网络进行组织工作,因为工厂附近的居住环境是较恶劣的,住的大多是少数族裔及年纪较大的人,于是反对派协助会员的方式,许多是从帮助会员申诉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的问题开始。
  像这样的反对派组织经营是很厂内议题取向的,虽然能获得厂内会员认同,却较难跨越场厂层次,如果不同分会间的反对派没有联系,更无法产生总会层次的政治影响力,所以改革运动一直停留在个别分会内部。直到受到1972年“矿工工会”改选“民主派”胜利的启发,出身基本钢材厂的薛德洛斯基(Edward Sadlowski)出马选上第 31 分部的主席,并进而于1976年挑战理事长位子,才把改革派力量导引至总会层次。
  竞选策略
  薛德洛斯基跟他的支持者成立了一个竞选团队叫“反击”(Fight Back),于竞选理事长时提出了若干政见: 1. 会员有权对会费增加及任何劳资间的协约进行表决; 2. 改善退休年金及健保; 3. 反对职务合并与劳动强度加强; 4. 不同产业的劳资协商分别处理(按:当时钢铁工会内已开始有很多非钢铁业的会员); 5. 实质薪资的提升; 6. 加强对会务人员处理争议能力的训练。不过在实际执行上,“反击”最主要的诉求却在会费增加上打转,他们主张在会员权力没增加的状况下、会费不能提高,他们以为基层会员会最在意会费的问题。
  虽然“反击”意图成为一个改革派的机关,但它的运作实际上更像是一个竞选团队,没有明确的组织运作模式,决策权集中在薛德洛斯基的亲信身上,它本身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机制。
  “反击”与地方反对派间的联系,集中在少数以基本钢材厂为主力的分会,但是因为钢铁业的衰退,基本钢材厂的会员比例已大不如前;为求胜选,“反击”试图以普遍性的诉求打动群众,却忽略某些分会的特殊地区性议题,例如南部的分会很关心自由入会制对工会力量的削弱。“反击”甚至没有放多大力气在同时举行的地区分部主席选举上,有点孤注一掷把资源全部投入理事长选战。
  “反击”与基层反对派缺乏联系,与他们的竞选策略有关,他们担心与基层反对派关系太过密切,会被戴上激进派的帽子、而吓走了中间选民。就因他们缺乏与基层组织间的联系,对会员的宣传便丧失渠道,而得向某些分会中较中立的会务人员求援,但这些会务往往也是想法较温和的、进一步抹煞了路线的差异。宣传渠道的缺乏导致另一个副作用,就是依赖大众媒体,寄望藉由在新闻报导上曝光以提升知名度,但是,这些竞选手法往往都是违背基层群众路线的。
  若干检讨
  选举结果薛德洛斯基以 249281 对 328861 的比数、 43.1﹪的得票率落败,看了上面的竞选策略之后,如此的结果相信并不意外。“反击”在这个过程中至少犯了四点错误: 1. 依赖于基本钢材厂的支持,而忽略争取全面性的会员支持; 2. 缺乏一个具体的工会改革方案,致使后来只在会费议题上打转; 3. 缺乏与基层反对派间的联系,宣传依赖大众媒体,而媒体炒作的又是薛德落斯基的个人特质、而非理念; 4. 因为竞选策略上的选择,缺乏与基层组织的关系,致使“反击”自己也中央集权化,无法说服基层的改革势力。
  “反击”在选举失利后没有继续运作,使它更像一个选举机器、而不是改革派机关,1980年代钢铁业经历另一波不景气,关厂事件频传,让劳方气势更低落,连带改革势力亦无运作空间。
  “钢铁工会”的改革派故事是一个失败的经验,但这样的经验如果有其价值,恐怕就是让我们记取教训、不要做半吊子的改革派:既然当权派为人批判的是中央集权的问题,反对派当然应该进一步结合各方基层的改革势力、提出工会总体改革方案,朝向一个不同路线的对照组,才足以争取基层的支持。而“反击”选择的似乎是中庸的策略,无法具体与当权派区隔,这也导致了他们的失败。
  系列三参考文献:
  Nyden, Philip W. (1984) Steelworkers Rank-and-fil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Union Reform Movement , New York : Praeger.

美国工会改革运动简介系列四:

卡车司机工会的经验

  如果你上美国“卡车司机工会”(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 ,简称 IBT 或 Teamsters)的网站,可以发现他们正在庆祝创会一百周年的纪念(按:这是指 2003年时。)。一百多年前,“卡车司机工会”的前身像是现在台湾的职业工会,会员除了雇佣劳动者外,还包括自营作业者跟小店主,后来他们把不属于雇佣劳动者的部分清了出去,才改成现在的名字。
  早期的“卡车司机工会”并不大,而且其权力结构一样是分散在地方、而非集中在中央。直到1930 及1940年代,经过几个重要领导人在各地的努力,工会才逐渐有全国性的影响力,其中一个重要的激进派,就是多布士(Farrell Dobbs)。
  早期的激进派
  多布士的活动地点,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亚波理市(就是现在 NBA 灰狼队的主场所在地),当地属于 574 分会,在1933年时,该分会只有 75 个交会费的会员。1934年,多布士成功地带领一次矿场罢工之后,他和手下几个托派的组织者,决定发起全市的卡车司机组织工作。当时,该地的商会联盟并不承认工会,并拒绝与工会协商。
  5月15日工会宣布罢工之后,会员暴增至六千,并成功争取到其它工会的支持,木匠工会帮忙起炉子、农场工会供应食物、厨师工会煮大锅饭,每天可供应四五千罢工者的饮食,当官方排出上千警力要让货车出货时,工会排出同样数量的阵容相抗衡,真的让全市的车轮完全停止转动。十天之后,在州长威胁要出动国民兵的情况下,劳资双方接受劳工部提出的解决方案。
  但资方事后翻脸不认帐,导致第二波罢工的发生。7月6日一万二千群众聚集在体育场示威、还不算挤不进场的另外数千人,工会并破天荒地出版每日出刊的会讯,且其发行量高达一万份,后来国民兵果真出动,并向群众开火,在某次冲突中导致 67 人受枪伤、后来其中两人死亡,但群众并不因如此而退缩,在死难者葬礼那天,四万人走上街头参与送葬。
  官方开始禁止室外集会,工人改采取游击战方式,每当发现有车子要出货,就以小蜜蜂的方式破坏、打了就跑,就这样搞了差不多一个半月,当时的总统怕再拖下去会影响即将到来的选举,对州长及资方施加压力,终于使抗争有了结果。这场罢工的结局是工会成功组织了全市六成的卡车司机,两年之内,工资增加一倍、周工时从90 降至48 。
  激进派与保守派间的斗争
  574 分会的组织工作在明尼苏达获得成功之后,继续把运动推向整个中西部地区,类似这样的状况在好几个地方同时发生,造就了今日“卡车司机工会”的基础,不过并不是所有的领导人都像多布士般进步,相反地,多布士成为保守派眼中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二战的爆发更压缩了政治容忍空间,当时的总会理事长托宾(Daniel Tobin)跟官方合作,以国家安全的理由拿 574 分会的托派份子开刀,1943年除夕多布士跟他的同志们被关进监狱、 574 分会被总会接管。
  与多布士相对的,是把工会当作生意经营的贝克(Dave Beck)。贝克崛起于西岸,他同样是基层出身、带领过不少群众抗争,把工会的影响力扩展至整个西岸;但他与多布士不同的是,当他获得一定的权力之后,他就开始镇压基层力量了。
  贝克掌握工会于西岸的组织之后,开始跟资方谈生意,他让自己的组织与资方合作压抑内部抗争、并打击其它进步工会,进而吸引更多资方与他合作──因为如果不与贝克合作、赶快在自己的公司里弄个资方工会的话,万一有进步的团体来组自主工会就糟了。
  贝克与资方勾结的结果,是帮自己也累积了大量财富,他不但是工会头子、也是生意人,他不但把工会当生意经营,事实上也是好几个公司的老板。他在1952年继托宾之后当选总会理事长,他把工会的钱拿去投资各种生意、还提供给资方当作低利贷款,帐目一塌糊涂。“卡车司机工会”在他任内更加中央集权化,严厉控管分会的自发抗争,用尽各种方法对付反对派,动不动就解散分会理事会、由总会接管,且接管往往长达三五年、该改选了也不改选。
  为了要维护自己工会的势力、方便跟资方谈妥生意,他到处打击其它进步工会,甚至派自己的会员充当工贼、协助资方暴力破坏其它工会的罢工封锁线。在进步的“产联”(CIO)与保守的“劳联”(AFL)相抗衡期间,“卡车司机工会”总会一直都是站在“劳联”这边,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击“产联”的势力,直到1955年“产联”被迫与“劳联”合并为止。
  不过“卡车司机工会”的腐败也受到了国会的注意,后来贝克因逃漏税的罪名被关入大牢,继承他的位置的,就是更恶名昭彰的霍法(Jimmy Hoffa)。
  霍法的黑金路线
  霍法百分之百是基层出身,十几岁就开始作工,对带领群众抗争绝不陌生,还曾经在激进的多布士手下工作,就某些方面来说,多布士是他的师父。他后来并成为干练的组织者,对电影《超级巨人》有印象的人,可能还记得霍法的组织方式之一,就是在州际公路的休息站上,借口要搭便车而在货车上跟司机开始攀谈,藉以找机会争取这些司机加入工会。即使在他当上理事长之后,他仍然可以轻易叫出数年未曾谋面的会员名字,他是相当具有群众魅力的。霍法在工会事务上也达成了某些成就,比如与货运业同业公会签订第一个适用全产业的团体协约。
  但这么“红”的出身背景并不代表他不会背弃兄弟的利益、不会腐化。当初总会打算击垮多布士的 574 分会,他就是主要打手之一,在成为理事长之后,他执行的仍然是贝克的生意人路线,只不过他作的生意更大,而且更赤裸的把黑道势力引进工会内部,他在许多重要的地区分部或分会,安插跟黑道有密切关系的亲信当头人、以巩固自己的势力,形成不折不扣的黑金工会政治。
  说起“卡车司机工会”与黑道的关系,差不多在一开始就已经存在。对黑道来说,他们觉得工会是一个很好的洗钱管道;对腐败的工会头人来说,引进黑道不但可以和黑道一起做生意、从中获利,还能够运用黑道势力镇压内部反对声浪、维持自己的权力。于是,工会内部暴力活动频传,甚至暗杀事件亦所在多有,霍法做的,是把这些都更浮上台面化。
  “卡车司机工会”跟黑道的挂勾持续吸引国会的注意,连总工会 AFL-CIO 都开始与它划清界线,1957年因“卡车司机工会”拒绝接受国会的调查,总工会开除它的会籍,1967年霍法还是免不了牢狱之灾(后来尼克松因需要“卡车司机工会”的选举支持而释放霍法,但不久之后霍法自己也死于谋杀,据推测是他的继任者下的命令)。只是工会并不因霍法的下台而脱离黑道,中央的控制虽然略有减弱,但实际的权力掌握在地方黑道头子的手里。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派开始出现。
  1970年的自发罢工
  1970年是“卡车司机工会”与货运业同业公会间、团体协约的换约年,当时司机们的时薪大约是 4 美元,而总会原本提出的调薪要求是增加 3 美元,但最后达成的初步协议竟然只有 1.1 美元,让会员大失所望,地方分会自发性的罢工于是发生。位于芝加哥的 705 分会跟一个独立的小工会合作,跟芝加哥地区的资方展开协商,他们提出的调薪要求是 1.7 ,这个协议后来以 1.65 成交,证明了 1.7 的要求是可能的,于是罢工越演越烈。
  总会一方面跟官方合作灭火、试图镇压四处发生的自发罢工,一方面也想破坏芝加哥的协议,但没有成功,在拉不下脸的情况之下,最后总会想办法与资方达成 1.85 的调薪协议。这个新约,明显是在基层群众的压力之下,硬把总会头人赶鸭子上架的结果,这一波自发罢工潮,除了显示总会在对应资方时的无能退让之外,还连带引发了改革派团体的成立。
  这些改革派的团体,在不同的分会可能有不同的风貌,有些甚至开始有全国性的串联,但大部分只是短暂地存在或地方性组织而已,而其中最成功的,就是在1976年正式成立的“卡车司机工会民主派”(Teamsters for a Democratic Union ,TDU ,以下简称“民主派”)。
  “民主派”的基层民主路线
  1986年某一天,“卡车司机工会”有黑底的 138 分会主席法兰克,气急败坏地冲进一家批发仓储店找一个会员麦克(批发仓储店是“卡车司机工会”重要的组织据点之一),找到之后,一面用三字经对他臭骂、一面向他扑打过去,直到麦克被打得流血为止。
  事情是这样子的,几个月前 138 分会另一个会员约翰被公司记过处罚,约翰不服向工会拿表格要填申诉单,可是当地分会干部老是顾左右而言他,跑了好几次办公室却连一张表格都拿不到,于是约翰转而向“民主派”求救,他填好由“民主派”那里拿到的申诉单交给工会,得到的回应却是被公司开除,理由为使用不适当的表格。
  明眼人一看就知、这件事是工会和资方连手冲着“民主派”而来,约翰不过是牺牲品,“民主派”当然不能坐视不管。138 分会的“民主派”结合附近其它分会的进步会员,开始去围约翰工作的那家店,并向“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 提起申诉,使约翰重回工作。原本 138 分会的会员对当权派的恶形恶状已吞忍许久,经过这次胜利之后,“民主派”的声势大振,并准备在下次分会改选中夺取主导权。
  “民主派”开始接触在该分会辖区中主要批发仓储店工作的会员,并发行自己的刊物宣传,经过定期聚会讨论之后,他们推出的理监事候选人,平均分布在这些主要的组织据点,其竞选政见是: 1. 定期召开理监事会; 2. 落实团体协约; 3. 小组长由符合代表性的选举产生。
  而麦克正是“民主派”推出的候选人之一,法兰克殴打麦克显示出他已经开始紧张,但恐吓的方式已经无济于事,暴力手段只是更加添会员的反感,后来“民主派”推出的候选人全数上垒,也就是说,不是上级总会来清除败类、也不靠官方的力量来打击黑道,“民主派”成功结合基层的力量,把黑道扫地出门。但事情当然也不是那么简单,“民主派”一当选,资方结合黑道势力展开反扑、以锁厂的方式对付分会的新领导班子,接下来,分会的团体协约也即将到期,“民主派”需要经历更严苛的挑战。
  138 分会的经验只是无数个“民主派”的故事之一,在各地,“民主派”陆续赢得若干分会的改选,每当总会与资方谈判团体协约时,“民主派”就会逼迫总会得发动罢工作为谈判后盾,如果结果还是不尽人意或甚至总会放水时,“民主派”亦曾在复决投票中、于分会的层次成功发动会员否决总会的协议,但就总会层次来说,“民主派”的力量还是比较薄弱,欠缺全国性的力量集结。
  UPS 机器人
  美国1970 至1980年代的经济不景气冲击货运业,加上一些政客主张放宽对货运业的管制,劳动弹性化的现象逐渐发生,包括:要求生产绩效、变形工时及雇用契约工降低劳动成本等等。在 UPS 这家美国最大的货运公司内,这些现象以最畸形的方式被突显出来。
  UPS 试图结合社会科学及“科学管理”的方式来增进生产效率,管理阶层要领班观察现场中的人际关系、找出工人中的意见领袖,他们认为,与其一个一个去影响工人,还不如先影响这些意见领袖,这样要进行任何工作规则修改都比较方便。
  管理阶层模仿泰勒式管理把工序标准化,每一动都要依据严格的规定,比如说:踏进驾驶座要先右脚、后左脚;搬运货物要先用左手、后以右手扶助;拿车钥匙要用右手的小指、不能用其它手指等等。用 UPS 员工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不过是“ UPS 机器人”而已。
  在这种畸形的管理下,发生了不少骇人听闻的职灾:一个在货物输送带末端卸货的工人因背痛而倒在地上,但现场工头并没有停止输送带,其他同事也不敢背负停止生产的罪名,只能避免货物砸在受伤的人身上,那个人就这样躺在地上 20 分钟后才被送医,而这个过程中那条输送带连一秒钟都没有停止过;另一个地方,同样是在输送带旁工作的工人,因为货物太多堵塞了带子前进的速度,他不敢先停止输送带再作调整,直接用手去拨那些货物,结果整个身体被带子卷进去、当场死亡;还有一个倒霉鬼是外送货车司机,他因背痛而被认为生产效率过低,所以公司派了稽查随车监督它的劳动效率,他在送货过程中倒在人行道上,但稽查竟没有立刻叫救护车,反而先打回公司请求指示,这个司机后来精神崩溃。
  腐败的工会头子对这些事情完全视而不见,于是“民主派”开始想一些方法来组织基层会员,例如有人开始组织医疗互助基金,发生职灾的可以向基金申请医疗费用,后来还扩展至争议基金、劳教基金等等。经由不同议题的运作,以及改选与团体协约谈判时、一次一次的动员群众,“民主派”就这样慢慢累积他们的基层实力。
  官方对工会的整肃
  因为总会一直是被黑道把持着,美国政府那边也一直都注意“卡车司机工会”的犯罪问题,但官方关心的并不是工会的民主发展,对亲资方的政客来说,利用腐败工头来对付进步工运势力是一种方法,直接摧毁工会也是一种方法,所以官方对待工会的态度,本来是倾向由政府接管工会。
  “卡车司机工会”的头人们为避免丧失自己的利基,也开始向总工会示好,希望重新加入总工会以求得某些正当性,对总工会的头人来说,“卡车司机工会”的重新加入会带来可观的会费收入,当然是欢迎之至,于是在1987年,工会重新投入总工会的怀抱。
  “民主派”对政府接管是反对的,他们的诉求是基层民主,于是展开了“有权参与决策运动”(Right to Vote),他们主张所有的总会代表都必须由会员选举产生、而非指派,这样在代表大会上才能有基层意见的参与,并透过修改章程逐步建立民主决策机制;同样的原则,会员必须有权复决团体协约,并以直接选举的方式选出总会领导人及全国执委会成员。在“民主派”的坚持之下,最后官方放弃了接管工会的企图,并接受“民主派”的建议,只在过渡期间由官方监督工会的运作,包括监督1991年的总会改选。
  “民主派”的未来
  此时,804 分会的主席卡瑞(Ron Carey)找上“民主派”,寻求“民主派”支持他参选总会理事长。这件事在“民主派”内部有一些争议,卡瑞这个人在其分会内的作风符合民主原则、在劳资对抗过程中的立场也没问题,是进步份子,只是过去他一直跟“民主派”保持距离,更重要的是,“民主派”原先设定的工会民主进程,最重要的部分乃在重建由下而上坚实的群众组织,以逐步达到总会决策机制民主化的目的,民主不是靠电影《黑客任务》中的救世主来解救世人,在大部分分会仍是旧势力掌握的情况下,匆促推出总会候选人恐会模糊焦点。
  这件事被放进“民主派”每年举行的代表大会上讨论,最后获得通过,1991年,卡瑞如愿在“民主派”支持下当选理事长。
  另一方面,旧势力也展开帝国大反击,他们也开始了他们的集结,并以霍法的儿子小霍法(James Hoffa, Jr.)为首领,企图在1996年改选时夺回主导权。在这期间,因为小霍法一帮人仍掌握大部分的分会,所以总会依靠的,往往是直接对基层会员作诉求,以会员直接表决的方式决定重要决策或团体协约的定案,双方互有输赢。1996年改选,卡瑞以 52﹪对 48﹪的得票比例,仅仅 4﹪的差距打败小霍法。
  1997年,工会发动 UPS 员工的大罢工。在罢工之前,根据“民主派”的组织原则,工会经过严密的部署,经由聚会讨论发掘志愿的组织者,当谈判破裂罢工开始之后,这些志愿组织者马上就能上第一线担负指挥调度工作,并结合非正式的契约工一起行动。这场 18 万 5 千人参与的罢工持续了 15 天,因为 UPS 实在是太恶名昭彰,民意调查有 55﹪的群众支持,最后工会获胜,这大概是美国工运在1990年代最重要的一场抗争,提振了不少工运士气。
  但胜利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卡瑞在竞选连任时被抓到财务有问题的小辫子,法院判决应重新选举,而且卡瑞被剥夺被选举权,匆促之下“民主派”紧急推出另一位候选人,但是以 40﹪对 54﹪的比例在1998年的重新选举中落败(6﹪由另一个候选人所得),小霍法登上理事长的宝座至今。
  这场选举的落败对“民主派”或整个美国工会改革运动来说,当然是或多或少的打击,不过我们必须去检讨缺失,才能够展望未来。不要忘了,“民主派”的最终目标是经由基层的改造达成决策机制的改造,就客观而言的确离目标还有一段距离。至少“民主派”不像他们在“矿工工会”的前辈们一样,一旦取得工会主导权便解散民主派,选举失利之后也没有因此怀忧丧志,“民主派”一直在持续从事基层组织工作。
  “民主派”不只是竞选宣传机器,它是一个常设性的、基层化的改革机构。它并不试图从“卡车司机工会”中分裂出来,它要从中进行基层翻转,它有自己的会员制度、会讯、网站、专职组织者,更有基层的劳教讨论会议、每年定期代表大会,它有不断修正的工会民主纲领及劳工权益诉求。
  跟“卡车司机工会”超过一百万的会员数比较,“民主派”上万人的会员数并不算多,但它有点像先锋队,在工会中起着引导风潮的作用,任何工会头人都不能忽视它的影响力。“民主派”在 21 世纪是否能再创出壮丽的基层改革及进步工运功绩,我们拭目以待。
  系列四参考文献:
  La Botz, Dan (1990) Rank-and-File Rebellion: Teamsters for a Democratic Union , London : Verso.
  Tillman, Ray M. (1999) ‘Reform Movement in the Teamsters and United Auto Worker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U.S. Unions-- Voices, Visions, and Strategies from the Grassroots , eds. by Tillman, Ray M. & Michael S. Cumming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美国工会改革运动简介系列五:

史威尼三人组的局限

  “一个团结有力的总工会!”(One Big Union!)
  如果你是五六年级生,可能记得那部描写美国左翼记者 John Reed 的电影《烽火赤焰万里情》(Reds,1981年出品),时代背景大约是一百年前,劳动斗争现场到处可见“世界产业工会”(IWW)的这句口号,当时的进步工运认为,劳工应当按照产业别组织起来,才能够垄断劳动力供应以产生与资本相抗衡的力量,而且这些力量在一国范围内,应当聚拢在同一个总工会作为集中,然后不同国家的中心集合起来,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世界产业工会”。超过半个世纪之后,在对抗种族隔离制度斗争中、扮演重要动员力量的南非左翼总工会 COSATU ,继承了这个精神,他们响彻云霄的呼声是:“一个产业,一个工会!”(One Industry, One Union!)
  “组织一切还没有组织化的工人!”(Organize the unorganized!)则是“产联”(CIO)于1930年代成立当初喊出的口号。在以土生白人为中心的“劳联”(AFL)独霸美国工运的时代,就像电影《钢铁的正义》(10,000 Black Men Named George,2002年出品)中的黑人一样,女性、少数族裔、新移民是被主流工会所排斥的,这样的作法只是减弱劳工整体的力量而已;于是“产联”另辟蹊径,组织新的群众以对抗越来越趋垄断的资本集团。但是,二战后恐共气氛的笼罩下,这种开阔性的组织策略却越来越罕见。
  组织策略
  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中心国,随着制造业外移到第三世界,失业的问题恶化,就业机会变少了。如此,会员数减少、会费收入降低,工会所能运用的资源也减少了,为了要增加会费收入,发展新会员当然成为工会重要任务。但是,大部分工会却不集中资源于该产业尚未组织到的工人,只是偷懒去合并一些小工会,藉以维持会员数在一定规模;更糟糕的是,工会的合并没有组织策略可言、甚至违反“产业别”的原则。比如说:矿业中明明还有很多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矿工工会”却跑去组织大学的行政职员;“作家协会”竟然合并到“汽车工人工会”之下。结果,由于多数工会是靠相互合并、而非扩展新会员,来维持工会规模,于是就整体工运而言,组织率还是不断下降。
  以汽车业为例,1970年代美国三大汽车集团(福特、通用与克赖斯勒)以外的汽车零件厂工人中,大约三分之二有加入工会,时至今日只剩五分之一。“汽车工人工会”(UAW)可不是不了解这个情形,但工会头人们默许这种情况的发生。因为他们认为,让零件厂维持相对低的劳动保障、压低劳动成本支出,那么,资方就较可能会把组装厂继续留在美国本土、不移往墨西哥,藉以保住组装厂会员的就业机会。所以,不去组织零件厂,乃是为了保住组装厂。(这是典型“保护主义”的工运策略,关于“国际主义”VS “保护主义”的问题,我们将在系列六中详论。)
  美国总工会的理事长史威尼,在领导“服务业工会”时有灵活的组织策略,把广大无组织的清洁工及看护工纳入工会,不但提升了自身工会的实力,也为整体工运注入生力军。但史威尼成为总工会理事长之后,也能够影响会员工会形成更有效的组织策略吗?这是美国进步工运份子对史威尼三人组提出的第一个疑问。
  总工会或许不能直接指挥旗下会员工会,但假设史威尼公开对“汽车工人工会”呛声:“你们如果要组织零件厂工人,我会拨经费支持;如果你们没意愿,那我会提议成立一个新的汽车工人工会跟你们竞争,或把经费拨给更进步的相关工会,让他们去组织零件厂工人。”肯定会对“汽车工人工会”产生相当大舆论压力。只是,史威尼会勇于这么做吗?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种假设在实际上并没有发生。
  劳资对抗时的态度
  在史威尼当选总工会理事长后的代表大会上,一个来自史达利(Staley)锁厂案的工人请求总工会协助,因为这件争议已经延续了两年半,当场史威尼也承诺将此案列入总工会的优先议题。但是该厂直属工会的理事长已经打算放弃抗争,工会谢绝了总工会的介入,在如此情况下,史威尼也没有再说什么。
  史威尼及他的副手川卡,在他们各自出身的工会理事长任内,都曾经以较战斗性的态度面对劳资斗争并取得胜利,当他们主政总工会之后,能够把这种战斗态度引导至其它工会吗?这是进步工运人士对总工会新领导班子的第二个质疑。事实上,新领导班子上台后,也是注重工会头人间的人情世故、大于重视整体工运的气势提升,所以对会员工会的争议采取不干预的态度,而平白丧失了不少提振工运情势的机会。
  最早的一个例子,就是1995年 7月在底特律同时发生的两家大报社罢工案。当时还是总工会改选竞选期间,史威尼及川卡亲至罢工在线为工人加油打气,川卡并提出具体建议,劳方应该准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因为这两家报社分属美国最大的两家报业集团,只要罢工工人能够结合其它在地工会的势力,炒热这件争议到达一定的政治热度,资方就会有很大压力。但当时地方分会领导人只想发起较静态的杯葛活动,静待“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 的裁决(很像数年前世界日报争议案中工会的态度)。
  等到劳方发现情势不妙,要求已经当选的新领导班子带领大规模游行时,这时反而是总工会那边退却了。因为1996年是总统大选年,头人们不想让正争取连任的民主党政府太过难堪,撑到1997年才发动了一个迟来的小规模游行,对劳方根本没有实际帮助。
  总工会的官僚化与世故政治
  史威尼三人组当初竞选时,代表改革派的势力,背负不少人的期待,当选之后,也的确作了一些事情。比如说:加强基层组织工作、强调直接行动等,还包括把以前执行冷战恐共战略的驻外机构,改组成现在的“劳工团结中心”(Solidarity Center),引进若干进步份子,来协助美国以外的各地工人推展工运。台湾的劳工团体,前几年便是经由这一个“劳工团结中心”签线,与中美洲的工会进行国际串连,共同对抗台商的血汗工厂。
  不过这些进步有不少局限。新领导班子就如同许多政治人物一样,在竞选时摆出改革清新形象,攻击对手的保守反动,等到当选之后,就宣称一切都要回到平常的正轨,并与所有工会内组织化的基层“民主派”都保持距离,彷佛当初只是竞选时的宣传手法而已。这段时期,进步工运人士亦一直在观察总工会的变化,他们希望能督促总工会的改朝换代不致沦为新瓶装旧酒而已。
  除了前面提到,在组织策略及劳资对抗时的态度这两个面向上,总工会缺乏有效方式引导会员工会集中资源提升局势之外,进步工运人士对新领导班子尚有若干疑问:
  1. 政治集中方向的问题:虽然工会对民主党政策已越来越无约束力,新领导班子仍不改几乎无条件支持的态度,而缺乏关于支持或成立两大党外的劳工政党的讨论;
  2. 基层组织的问题:虽然总工会花了不少时间与资源进行基层组织工作,但根据统计,在“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 那里获得认可成立工会的比例并不高,一方面是太依赖外部进入的专职组织者、而忽略从基层找出在地组织者,一方面是太陷入顺法斗争、缺乏更战斗性的组织方式;
  3. 直接行动的问题:直接行动是好的,但直接行动到底意味着对抗资本时的战斗性,还是只是官署议会前的“立法请愿运动”?
  4. 如何看待劳资关系:有一个德国工人看过史威尼的著作《美国需要提升》(America Needs a Raise)之后,他感慨史威尼弟兄的想法充满了美国中心主义。的确,新领导班子对劳资关系的看法,其实仍不脱主流所谓的“伙伴关系”。如果他们认为劳工福利是依赖于强大国家经济力量之上的话,那他们会如何看待美式的帝国主义经济与对外战争,便是非常可疑的。
  工运人士总结新领导班子的局限,归结其原因,不外是民主改革势力尚未完全渗透至基层:大部分的工会仍然是由总会少数头人专权,更别说总工会这个上级组织,其人事与决策操乎在少数工会官僚身上,依循的义理多是头人间的人情世故,基层群众完全没有参与的余地。
  宫廷政变或群众起义?
  如果没有坚实群众力量的基础,工会高层领导的更换,可能只是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而已,其根本上的进步性恐怕有限,唯有引进基层的组织化群众,方能确保工会民主与劳工权益的日益进步。工会领导人间的更迭,如果无法透过诉诸群众来凸显路线上的差异,其理念亦无法被广大基层所得知。
  在这样的想法下,早在1969年,美国若干工运人士便成立了“工会民主协会”(Association for Union Democracy ,AUD),倡导工会民主与基层会员的权益,他们认为,有战斗力的进步工会,必然是基层会员能够充分民主参与的工会。例如前面提到史达利与底特律报社的争议,其实基层会员是愿意坚持抗争的,只是工会领导的迟疑与退却、不愿投入力量与资源,造成抵抗的失败。
  其后,有些工会内部也开始成立常设的改革派组织,其中较著名且目前仍持续运作的,除了系列四介绍过的“卡车司机民主派”之外,还有“汽车工人工会新方向运动”(UAW New Directions Movement)。伴随着这些工会改革运动,也产生了新兴的工运团体,他们关注工会民主改革的进程,引介进步的工运思潮与策略给组织者与基层会员,其中之佼佼者便是制作过不少劳教手册、并有定期刊物发行的“劳动笔记”(Labor Notes)。如果各位有兴趣,在这些团体的网站上,拥有不少丰富的劳教材料,经由网站上的连结,可以找到更多的工会改革组织。经由这些团体的努力,我们可望在 21 世纪发现更多进步工运的传承出现。
  系列五参考文献:
  Tillman, Ray M. & Cummings, Michael S. eds. (1999) The Transformation of U.S. Unions-- Voices, Visions, and Strategies from the Grassroots , Boulder :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说明:以“社会运动工会主义”为范例,是这位或这些“进步改良派”们孜孜以求的,但对工人运动来说,却是个陷阱。进步改良人士或许看不惯主流工会的保守和乌烟瘴气,但所希求也最终也就是劳资能够“抗衡”,进而平衡而已……总之,这一系列文章宜作为资料来了解,有一些(比如关于台湾的论述),也仅限于能够作侧面了解之用……

美国工会改革运动简介完结篇:

回头看台湾

  说完美国工会改革运动中较具代表性的几个例子之后,或许有些人会觉得,作者我似乎意有所指。谈别人的故事,本来就是要从他人的经验中汲取教训,所以在最后,当然还是要回到台湾的客观环境,看台湾的工会在未来发展上可以采取哪些改进的方向。
  一、组织形式:突破场厂公司界线
  经过十几年的自主工运经验,大家想必都了解,以场厂为工会组织范围的作法有相当多局限,例如:
  a. 会员人数少、力量小。
  b. 工会领袖无法持续组织工作:因为工会组织是以场厂为界线,所以像曾茂兴、罗美文及王耀梓这些工会领袖,一旦被公司开除之后便丧失会员资格、也不好直接涉入其它工会的运作,于是就丧失了不少持续组织工作的舞台。
  c. 因为以场厂为组织范围,工会便容易陷入场厂意识或公司意识。例如,许多公司会把旗下工厂归入不同事业部,各自事业部为独立的营运中心、自负营亏,如果工会也是以场厂利益为思考,那赚钱部门的工会为了守住自身的利益,可能就会不去协助赔钱部门的工会、甚至赞成裁减赔钱部门的劳工,形成劳工间的自相残杀;另一种例子是,工会以公司的利益为思考,于是福特工会可能视生产丰田车的国瑞工会为竞争对手,而陷入无法合作共同对抗资方的陷阱。
  目前即使在官方的工会法修正案中,也大幅放宽了工会组织的形式、可以突破场厂的界线,所以空间是有的,问题在于怎么做是可能成功的、在现实上是经得起挑战的,至少要有挡得住资方压力的能力,并产生一定的跨场厂集体协商的效果,这样才有意义。我在这里提出若干想法:
  1. 由公营事业工会来发动:台湾的公营事业往往占据该产业的核心位置,以致工会本身常常就是全国性的,人数多、相对拥有较多资源,所以由公营事业工会来发动成立真正的“产业别工会”,我觉得成功机率是最高的,比如中华电信工会应该去组织台哥大、远传及泛亚的员工,组成一个完整的“电信工会”;台电工会如果想保有会员的工作权及会费收入,与其提出拥核这样与社运界相冲突的诉求,不如去组织民营电厂员工;台铁工会在反对高铁欺压之外,也可以开始布局组织高铁员工,不一定要把两者对立起来。
  公营事业工会组织私营企业员工的另一项战略考虑,其实是可以共同抵抗公共服务的商品化、市场化,这个方向如果经过细致发展,其实可以是反公营事业民营化的新力量。不过这种方式只适用于有公营事业的产业。
  2. 由产业别联合会来发动:烟酒工联、仓运联、银行员联合会、大传联及台塑企业联合会,这些比较是自主工运脉络内且有抗争经验的联合会,有可能逐步打破会员工会间的界线、重组而往一个产业别工会的方向前进吗?金控集团的出现是对银行员工会的一大挑战,或许可趁此机会再思考联合形式的问题。想办法制造一个会员工会间共同的目标,或许是促成整合的策略之一,譬如整理出一份大家都同意的团体协约,动用联合会力量支持、先选定容易谈成的目标公司去推,成功之后再推下一家,顺利的话大家都在同样的劳动条件保障之下,可建立集体一致谈判的基础。
  3. 由地区性的产业委员会开始:某些县市的产业型态是比较集中的,比如说高雄县市境内有不少石化工会,所以高雄县市产总可合作成立一个石化业工会委员会,定期聚会讨论该产业的相关劳工议题,以逐步促成产业内的集体行动。
  二、 力量的有效运用与上下意见沟通
  近年来台湾自主工运界对工会的关注焦点不是组织形式、而是权力构成的形式,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主张是“理事长直选”,这一点往往又与“理事长制”结合起来。主张“直选”的理由大致如下: a. 间接选举层层节制,资方或官方容易动手脚收买立场不稳的人、进而影响选举结果,所以直接选举是对劳方最有利的。b. 直选可显示群众基础,因此不但可培养出工会领袖,工会领袖还能因为直选而产生政治影响力。c. 常务理事间如不同心会相互抵销能量,致使工会无法运作,倒不如采取理事长制以集中力量。
  以上这些说法我个人都不反对,问题是主张直选最力的往往都是大型的公营事业工会,直选也只有对这些工会有意义,试想,一个小型的场厂工会就算它成功地采取了理事长制又直选,那它的体质会有任何改变吗?几乎没有,因为一个场厂工会再怎么搞就是那样而已。不过现在有些上级的联合会也开始直选(高市产总),这就有一些文章可作了,只是我们需要一些配套措施,我想到的如下:
  1. 扩大争议能量:集中工会力量的目的为何?当然是要在争议时能提升议价能力。目前的劳资争议处理法修正案中,有一种作法是可以让上级工会代理和雇主进行协商,我觉得上级工会的理事长直选要有意义,就是应该发挥老大哥的角色、代理会员工会与雇主进行协商。但是,协商要靠实力,如果会员工会很弱、老大哥再凶都没有用,因为会被看破手脚,所以,让上级工会代理协商却不让上级工会干涉基层组织动员是行不通的。
  更直接了当的说,如果联合会层次想集中力量,不要只是搞形式的直选,要真的让理事长有权力调动基层组织、指挥会员工会互相配合,纸老虎才能真正发威;一旦老大哥有用,底下的小弟才会死心塌地跟随、才能真正体会打破场厂界线有实际的必要。
  再者,理事长直选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一点,恐怕是会不会陷入个人主义或独裁的问题,还有以前发生过、未来也会继续发生的现象,就是工会头把群众基础当成是自己的政治跳板,时机一到便转为政治头人、工运被放一边。这都是必须注意的问题,但工会相当大的作用是要集中力量对外,在内部设计太多权力制衡机制确有可能削弱对外的力量,工会内部民主如何建立、却又不失能量汇集与效率,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以下配套措施或可继续供参考。
  2. 决策机制与意见交流:就前几篇提到的美国工会例子,除了理事长全国直选之外,平常另一个决策机制“全国执委会”(相当于台湾的“常务理事会”)也是分区直选产生,它的作用在确保所有地区都有代表在中央反映意见、表达需求;如果遇到重大事项例如团体修约的签订,甚至要举行全体会员的复决投票,来决定是否接受。
  3. 基层组织的经营:以前在政治较高压的时代,工会中的自主力量会成立“劳方联机”来对抗亲资方的势力,可惜以前因为政治气氛大多秘密进行,现在即使还有像“劳方联机”这样的东西,平常恐怕也缺乏基层的组织经营,只是选举接近时才开始运作,比较像头人间的合纵连横,靠一些桩脚来定胜负,彼此间即使真的有理念差异,因为缺乏诉诸群众所以也凸显不出来。
  “派系”乃组织中常见之事,我觉得难以避免亦不必避讳,问题在于如何使它有良性的互动,像我之前提到美国许多工会内部都有“民主派”的常设组织,在我的理解中它就是“派系”,但公开运作、纲举目张,以理念、路线的差异直接向群众作诉求,平常就进行基层组织工作。
  4. 官僚化的问题:直选固然是产生工会领袖的好方法之一,但有群众魅力的不一定是有稳固阶级立场的,在我之前提到的美国工会故事中,很多腐败工头也都是靠直选当上理事长的。另一方面,一个再天纵英明的人物,同一个位置坐久了总是会产生惰性,像路易斯(John Lewis)当了美国“矿工工会”理事长长达四十年、退休时高龄八十,那个工会不陈腐得生锈腐败才怪;一个工会并不是要贪污腐败、替资方放水才有问题,如果工会中充满工会官僚,下情不能上达、工会头以自己的个人意志作决策,那这个脱离群众的工会也没多大意义。
  现在绝大部分台湾工会的主要问题,其实就是官僚化的问题,那些工会头基本上不会犯大错、但也做不了什么事,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会员也不知工会作用为何。日常的基层经营,以理念路线的区隔代替头人个人特质的区隔,会有助于减少官僚化的发生。
  三、路线的区隔
回顾台湾自主工运的经验,“自主”工会的意义似乎越来越可疑了。不管过去有多么彪炳战绩的工会,现在一遇到资方的压力,大多还是摸摸鼻子退让。在工运高峰期,反正爱拼就会赢,不用太多策略或组织手法,许多人也乐得一起行动争权益,谁知高峰一过才真正是考验的开始,现在再加上经济危机,可以维持过去局面的工会几乎没有。台湾的“自主”工会本来就是指不受官方或资方控制而言、无关路线问题,现在,如果工会自愿接受劳动条件的退让,那到底还算不算自主呢?
  我们或许可以用一些外国的状况来做参考。在美国及日本,其主流的工会大致都是较保守的,较进步的工运团体以“实利的工会主义”(business unionism)来称呼这些保守工会。这些保守工会并非不抗争,只是他们只做某些面向的抗争,在我所涉猎的文献中,似乎没有人给“实利的工会主义”一个明确的定义,不过据我的理解,其指涉内容大致如下:
  1. “实利的工会主义”只在既有的政治游戏规则内进行经济斗争,不想从事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改变;
  2. “实利的工会主义”对内拉拢会员的方式,常常是福利或服务取向,以立即可见的利益吸引会员,因此在对外向资方诉求时,争取的也会是较短期的具体利益,例如调薪等,而忽略较根本性的劳动保障与集体意识形成,如稳定的工作权、合理的退休制度、工作现场的安全卫生、及工人对劳动过程的掌握等等;
  3. “实利的工会主义”认为劳资的利益是一体的,或是说,劳工的利益依赖于资本的利益,因此,要政府与资方把饼做大,这样劳工才能分的多一些,于是,工会会配合资方进行生产效率的提升;
  4. “实利的工会主义”基本上是排外的,不喜欢太多人来分这块饼,所以,少数民族、女性、新移民、非正规职、外劳等是受到工会排斥的,甚至不惜牺牲其它工人的权利来维护既得利益。
如果你有一些实际接触本地工会的经验,经过上面的说明,你一定会脱口而出说:“实利的工会主义”讲的就是台湾的工会嘛!至少,我是觉得台湾决大部分工会的路数都不脱“实利的工会主义”的范畴。那么,与“实利的工会主义”相对的,可以有哪些较进步的作法呢?
  我们拿与台湾发展经验处在同一阶段的例子相对照,也就是在若干“新兴工业化国家”中,自主工运是伴随着政治民主化与其它社运一起成长的,他们的新兴自主总工会也一直广泛结合社会中其它进步运动互相奥援,以建立属于被剥削阶级自身的政治势力而努力,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南韩的“民主劳总”(KCTU)、南非的 COSATU 与巴西的 CUT (就是工人总统鲁拉出身的那一个总工会),他们的路线常被称为“社会运动工会主义”(Social Movements Unionism)。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学习的范例,但其详细内容仍待有识之士另外为文阐述。
  四、政治经济学的介入:国际主义 VS 保护主义
  劳工的权益到底从何而来?劳工与资本间的关系为何?在与资方讨价还价时,劳工往往没有一个整体性的世界观与说法,以致到底要要求什么、自己的心理建设都不够充分,或立场容易动摇,需要更有系统性的加强。前面提到台湾工会的“场厂或公司意识”及“实利的工会主义”之倾向,其实都与工人的世界观有关,这些意识型态限制了工人去争取或不去争取什么,所以我认为经营工会一定要有政治经济学的介入。这里拿其中一个重要面向来作例子,那就是国际主义 VS 保护主义。
  系列五提到美国“汽车工人工会”(UAW)的例子,他们故意不去组织零件厂工人、压低劳动成本,想藉此保住组装厂留在美国、不移去墨西哥,这是一个典型的保护主义案例。听说最近刚成立的“台塑企业工会联合会”发了一份声明,支持王永庆的六轻扩建计划项目引进外劳,我想他们的逻辑是一样的,想藉由压低劳动成本来留住资本不外移,藉以保住现有本劳的工作。
  这种作法或许短期间内有效果,但资方的胃口是会被养大的,而且在全球化经济底下,资方有很多的选择、单一诱因根本不足以吸引资本常驻;反过头来,资本还会利用劳工随人顾性命的心态,对劳工各个击破、全面收拾。比如,一旦美国的汽车工人愿意压低劳动成本,日本的汽车公司就会恐吓日本工人也要降低劳动条件、否则外移,而劳工间不断竞争的结果,就是劳动条件的持续“向下沈沦”(race to bottom)。
  工会运动之所以要“组织一切未组织化的工人”,原因即是要垄断劳动力供应、以产生与资方集体谈判的筹码,所以组织在线不能有缺口,一旦有缺口资方就会趁虚而入瓦解阵势。保护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牺牲边缘劳工的利益、以维系上层劳工的既得利益,不过一旦劳工间的待遇有差异、劳方同心抗敌的局面就无法达成,少数特定劳工的既得利益也将摇摇欲坠,因为他们缺乏与资方周旋的筹码,只能不停退让。
  所以代替保护主义的最佳作法就是国际主义,打破劳工间的国籍、族群、宗教、语言、文化或性别界线。资本会跑,但不论资本跑到哪、工会组织也跟到哪里,这才是工运的正途,也就是说,美国的工会不但要组织本地工人,一旦工厂真的移到墨西哥,也要和墨西哥的工人串连,对资本进行全球大追击;相同的逻辑,“引进廉价外劳”或“资本外移”看起来是本劳的两难命题,但我们不需选择这个或那个,反而要设法连结外劳及台商在外工厂的工人一起提升劳动条件,让台商不论跑到哪里都必须面对同样的劳动基准。
  五、最后的结语
  除了上面的几个想法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些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1. 国际串连:在全球化经济的时代,资本跑得快、一打就跑,基层劳工面临这样的威胁,便会对抗争行动感到保留、不敢对资方做出要求,因此,汇集国际间的劳工力量共同抗敌、围剿资本的落跑以增加劳工的信心,绝对是有必要的;
  2. 公私营部门工会的倾斜发展:台湾工运近期以来有一个值得忧虑的发展,那就是以公营事业工会为主轴,近年来工运界的主要议题如“产业民主”、“理事长直选”,几乎都是为公营事业工会量身订作的,这虽然有公营部门资源较多的现实不得不然因素,但其后遗症是私营部门的工会长期被忽略、基层力量相对流失更多,这在政治上的隐忧显现为,只要掌握主要公营事业工会便掌握了台湾工运,在此次全产总改选中仍看的出来,工运中的亲新潮流势力在基层私营工会间的影响力虽已消退,但它只要靠某些议题抓住公营事业工会的若干头人,仍然有机会吃定台湾工运圈;
  3. 政治集中的方向:自从工党分裂,及劳阵早期“催生阶级政党”的主张无疾而终以来,劳工集结自己政治力量的尝试似乎就停滞了,只有一些试图影响既有政党政策的作法,这些作法不但不成功、还容易因为各拥其主引发劳工间的争议。一般劳工群众的确都急切于在现实政治上取得影响力,如何能以劳工为主体形成一股集体的政治力量,这是一个长程的议题,需要逐渐开始讨论。
  在这篇文章完成的时候,号称是台湾自主工运集结的全产总也即将改选、产生新的工会领导人,不少人对此次改选抱持相当大期待、希望能为低迷的台湾工运带来新气象。本人不才,但我相信工运如果要往进步的方向前进,不论新任领导人是谁,前面提到的一定都是基本家庭作业;用另一个面向看,如果哪个团体能进一步把上述精神与台湾客观环境搭配起来,想必未来的台湾自主工运就是谁家天下。但工运不是私产,期盼有更多人能一起为工运进程描绘更细致的蓝图,里面有太多东西需要更深入的实践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