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30日星期五

智利的提醒-什麼?社會主義都是通往奴役之路

 藍弋丰專欄:

無力改革左傾政策,智利人把總統賽巴斯欽換掉也沒用。(遭抗議民眾惡搞的賽巴斯欽像/湯森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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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智利也暴動了 趕緊推給30年遺毒

 

綜觀人類歷史,從極權專制民主化的過程,都是血流遍地,且常常搞了一世紀都還搞不定,指標性的法國大革命,革命後的動亂戰爭大體上持續將近一世紀,迎來的是脆弱的第三共和,在世界大戰中滅亡,戰後又進入戴高樂獨裁時代,還得要再重新民主化一次;另一個指標性的悲慘國家就是中國,辛亥年革命後的內戰外患動盪,結果進入更獨裁專制的共產黨一黨專政,何時才會再民主化沒有人知道;俄羅斯也是難兄難弟,從十月革命、二月革命後成為共黨專政的蘇聯,蘇聯瓦解的再民主化過程,卻又演變成為強人專政,如今普丁統治穩固,何時才會再民主化,也一樣是天知道。

 

二戰中的軸心國德國與日本,整個國家被盟軍轟成灰燼,戰後由盟軍建立統治機構,重新建構成民主國家,這種「民主外送」,雖然就長期歷史的角度來看,或許沒有法國搞了一世紀還要重來的悲慘,但是就激烈與慘烈程度,則是有過之而而無不及。

 

英國當初也是先經歷克倫威爾的革命後又專政,美國則要打上八年的獨立戰爭,大體上民主極少不流血而得的,人類歷史上唯有少數幾個幸運兒,以戰後來說,最奇蹟的就是台灣「寧靜革命」,阿拉伯之春的突尼西亞雖然沒有演變成流血內戰,但是也遭逢經濟崩潰,唯一勉強能與台灣相提並論的,就是地球另一端,南美洲的智利。

 

智利從獨裁者皮諾契特下台後的民主化時代,不僅沒有進入內戰動盪,經濟還持續高速成長,是拉丁美洲的佼佼者,從「彩虹(向皮諾契特的獨裁)說不」讓皮諾契特下台,之後長期左派執政,推動轉型正義,這過程屢屢受到歐美左派媒體歌頌,吹捧為是民主化典範。2012年「彩虹說不」拍為電影,受到左派為主的歐美影藝圈一面倒的好評,奪下坎城導演雙週影展藝術電影獎、獲奧斯卡提名。這樣吹噓了近30年,突然間,智利傳出大暴動,嚴重到連APEC都要取消,歐美左派知識分子們與媒體人這下大為震驚:「連智利也...?」

 

難不倒左派知識分子與媒體人的生花妙筆,只消立刻把責任往前一推,說:都是皮諾契特留下來的30年遺毒!左派學者與《衛報》等左派媒體大言不慚的說:智利民主化政府都是遵從皮諾契特的芝加哥學派自由市場理論,所以造成智利的嚴重經濟問題......等一下,十幾二十年來,前一批左派學者與媒體人,不斷讚美左派政府的「社會正義」經濟轉型,歌頌左派執政的歷任智利總統推動社會改革,所以得到高支持度,現在出事了,這些「政績」通通說好不提,變成皮諾契特從一而終

 

智利傳出大暴動,嚴重到連APEC都要取消。(湯森路透)

 

朝大政府與福利國家前進

 

皮諾契特1990年就已經下台,當年出生的小孩,如今都快要30歲了,就算皮諾契特真給了一雙破鞋,30年還穿著不換,那要怪誰?聲稱智利如今一切問題都來自於皮諾契特留下的憲法的《華盛頓郵報》,訪問智利老百姓時,智利人回答:這場大暴動反應的「不是(車票漲價)30披索,而是30年來的失敗」,30年指的就是皮諾契特以後的民主化時代,如果這位受訪者能代表智利人民的心聲,那麼,他們顯然很清楚的知道,責任是歷任民主政府的政客要負責

 

皮諾契特在冷戰時代是英美的堅定盟友,英國與阿根廷打起福克蘭群島戰爭時,皮諾契特的智利雖然表面上中立,卻偷偷分享雷達資訊給英國,這個小獨裁者也就在冷戰秩序中獲得國際強權的默許,直到1985年戈巴契夫上台,冷戰融冰,情勢開始不同。

 

1987年,台灣的蔣經國因應同樣的壓力而解嚴,同一年,皮諾契特也不得不合法化政黨、合法化政治宣傳,並規劃於1988年10月進行公投,投「是」表示支持皮諾契特繼續執政,投「不」表示反對,智利的左派政黨大集結,以「彩虹說不」為標誌,宣傳要人民拒絕皮諾契特,也就是「彩虹說不」電影的劇情,最終以55.99%票數勝出,皮諾契特和平的接受公投結果。

 

1989年智利修憲,並依據新憲法選舉皮諾契特後的第一任總統,左派的帕崔西奧‧艾爾溫(Patricio Aylwin)以55%選票勝出,於1990年就任,皮諾契特下台一鞠躬,從此開啟智利的左派長期執政。如今智利發生暴動,許多評論聲稱是「皮諾契特經濟」的經濟自由主義(實際上皮諾契特雖然採用芝加哥學派為顧問,但總體國政方向仍是國家社會主義,並非全然採取經濟自由主義)持續至今,造成的經濟不平等,但從艾爾溫起,左派早就開始進行諸多政策方向改變,朝著大政府與福利國家前進。

 

艾爾溫先是增稅,以增加稅收15%來支應其社會主義理念,藉此將社會福利支出從GDP的9.9%提升到11.7%,成立社會投資基金挹注貧窮社區,從1990年到1993年醫療福利支出大增54%,教育預算大增40%,而在勞動改革方面更是激進,制定勞動法規強化工會權力,律定增加育兒補貼、勞退提撥,以及其他勞工福利,更硬性規定每周最高工時48小時,以及每周必需至少休假一天,並且大幅調高最低工資。

 

在艾爾溫的時代,由於適逢90年代經濟成長,智利貧窮勞工的實質薪資成長(薪資成長減去通貨膨脹)達20%,但艾爾溫大力調高最低薪資,讓最低薪資實質成長高達36%。

 

反映台灣長期以來失業率有多低

 

艾爾溫的這些「改革」,其實解答了很多日後的疑問。許多人無法理解,正常來說,在一個貧困國家的「經濟起飛」年代,失業率往往相當低,以台灣而言,經濟成長率與智利這30年來相仿的年代,大體是1996年以前,失業率低到不到2%,低到民進黨於1998年撰寫政策白皮書時,還把2%失業率當成「高失業率」,這個現在回顧顯然會變成大笑話的敘述,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紀錄,顯示當時台灣長期以來的失業率有多低。

 

智利在1990年代高經濟成長率時代,艾爾溫任內經濟成長最高曾經達11.7%,下一任愛德華多(Eduardo Frei Ruiz-Tagle)任內最高曾達8.933%,失業率卻跟台灣超低失業率經驗大有不同,艾爾溫時代失業率在4.35%~5.87%之間,下一任自1996年飆升到7.41%,1999年更激增到11.16%;2000至2007年間,除了2000年因為網路泡沫崩潰造成智利經濟零成長,智利的經濟成長率在3.17%~7.21%之間,失業率卻高達10%上下。

 

智利的經濟快速成長期為何伴隨高失業?這是許多人難以理解的問題,但只要看到艾爾溫的社會改革就會馬上理解原因,在人均國民所得與產業結構遠優於智利的現今台灣,執政黨推動一例一休、七休一,都對台灣中小企業與地方經濟造成重創,何況是1990年代的智利;南韓文在寅大幅調高基本薪資,其結果是造成大量底層失業,這個現象我們看到「現場直播」,很容易理解:艾爾溫竟然把實質最低薪資提高36%,結果必然是底層全被排除在經濟體之外,或成為非法勞工,造成難以改善的結構性高失業率。

 

竟然在1990年代就制定出比現在台灣還驚人僵化的勞動政策,跟現在文在寅一樣瘋狂的調高基本工資,而且日後還繼續加碼,當然會產生極大禍害。但是左派媒體不管這些,把問題全推到「邪惡的財團」與「腐敗的官商勾結」霸佔所有經濟成長的果實,怪了,台灣經濟起飛年代的財團就很善良嗎?(遍地汙染、極度無視勞權)台灣黨國時代就沒有官商勾結嗎?(極度嚴重)那麼為何過去台灣還是很正常的在高經濟成長期有低失業率?

 

更說不通的是,其實智利最大的經濟支柱根本也不是民間財團,而是國家掌控的天然資源,討論智利經濟必定要理解銅礦在智利經濟體中的特殊地位,智利出口總值中有將近半數的49.11%是礦產,光是銅就佔了44.88%,GDP組成中有15.2%來自礦業,銅礦就佔了13.5%,而銅礦在智利是國營企業。在皮諾契特時代,儘管芝加哥學派建議國有企業應該私有化,皮諾契特仍死抓著前任收歸國營的智利國營銅礦公司不放,因為這是智利最大經濟命脈,到了民主化時代,左派執政的大政府主義者更不可能放手,於是這家全球最大銅礦公司至今還是國營。

 

左派知識分子與媒體人很快把暴動責任往前一推,說:都是皮諾契特留下來的30年遺毒!(皮諾切特支持者/維基百科)

 

智利暴動主因

 

如今智利的暴動主因是貨幣疲弱導致進口能源價格上漲,被迫調高交通票價。貨幣疲弱的最直接原因,其實來自於國際銅價的變化,2000年以來國際原物料大飆漲時代,智利的經濟、貨幣與財政隨著銅價飆漲而全面走強,但是2011年以後銅價走低且需求下降,智利出口近45%靠銅,銅價跌量縮,創匯能力大減,當然會導致貨幣疲弱、輸入性通貨膨脹。說起來,這實在是國際因素使然,不能怪現任的賽巴斯欽‧皮涅拉(Sebastián Piñera)總統(他有「超帶賽」之稱)。

 

但長期來說,智利為何30年來還是極度倚賴銅礦,沒有發展出天然資源以外的產業?這當然長期執政的歷任左派政府都必須檢討。身為開發中國家,勞動政策卻極度僵化,是重要原因之一,讓底層經濟無法受到經濟成長拉抬,也因此經濟成長的動力無法轉換成內需產業多元化發展的動力,而儘管蜜雪兒‧巴舍萊(Michelle Bachelet)總統時代想要大力推動智利發展新創事業,僵化勞動管制又剛好是新創的天敵,當然沒有結果(並非窮國就無法發展新創事業,愛沙尼亞的人均國民所得沒有比智利好到哪去)。

 

但回到1990年代,智利人民只看到艾爾溫大發支票,人人有獎,經濟反正還成長,貧窮率從1989年的40%小降到1993年的33%,真是值得歌功頌德的社會主義改革典範,繼任者愛德華多以58%高票當選,繼續延續大社會主義路線,醉心於注資在醫療、教育以「改善貧窮」,而不是對智利經濟太過倚賴銅礦有警覺心,投資在產業發展與多元化。

 

2000年之後,再下一任的里卡度‧拉哥斯(Ricardo Lagos)同樣是皮諾契特時代左派反對人士,即使已經開始面對高失業、預算赤字、通貨膨脹,里卡度仍然堅持繼續左派路線,將每周最高工時從48小時降到45小時,無懼於預算赤字,還繼續增加開支,為了高失業問題,不思考如何增加就業,而是砸錢創造失業給付,還擴大醫療福利範圍,推動公宅計畫,加碼社會福利,並延長義務教育到12年,這些全是增加財政開支的政策。里卡度積極轉型正義,賠償皮諾契特時代的獨裁受害者,重修憲法。

 

里卡度的這些大開支票,以及轉型正義,讓他在卸任時得到70%的極高支持率,但也把本來應該開始控制的政府支出進一步推高。當里卡度內閣的衛生部長、國防部長蜜雪兒‧巴舍萊繼任下一任總統,政府支出膨脹的狀況變本加厲。

 

智利暴動的主因是貨幣疲弱導致進口能源價格上漲,被迫調高交通票價。(湯森路透)

 

左派政府自找麻煩

 

蜜雪兒一上任先是進行年金改革。在台灣,如今我們討論的是年金快要破產,該如何多繳少領,蜜雪兒卻是年金大放送,聲稱為了保護貧窮,所以最窮的60%人,不管有沒有繳年金,都可以領年金,而且還為了提升婦幼福利,女性生越多小孩者,就能領更多年金。蜜雪兒推出多項兒童福利,更強化勞動管制,平均每年提升實質最低薪資2%(雖然幅度已經是歷任左派總統中最低),把120萬人左右的約聘勞工也都納管。

 

在蜜雪兒任內,已經開始30年來未曾有過的學生示威,雖然表面原因是想要爭取「廣設大學」,實際上底層原因是長期僵化勞動政策導致上層與底層經濟脫離,並且通貨膨脹率飆高達4.5%,學生根本上的憂心是:若不上大學,靠底層的低薪在通貨膨脹下根本活不下去,才會引起這樣的奇特抗議主張,這已經是經濟結構出問題的警訊。另一方面,教育問題難解的原因之一也來自左派政府自找麻煩:強化了工會,而強勢的教師工會反對一切會增加競爭的改革。

 

蜜雪兒執政正值國際銅價強強滾,她對經濟的未雨綢繆,想的是在銅價好的時候把盈餘存一些起來成為國家基金,這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風暴中派上用場,使她廣為受到讚頌為有遠見的領導人,但是,除此之外,蜜雪兒對經濟結構問題的著墨不多,她最醉心的是推動各種「進步價值」。

 

身為女總統,最關切的就是男女平權,除了年金要優惠生育的女性,還要立法規定同工同酬,主要是要求男女在職場上有同樣薪資,她還特別安排半數的閣員都是女性,至於同性戀權利那更不用說,蜜雪兒在智利這個天主教保守主義國家強力推動了同婚法案,更允許墮胎。對於轉型正義那更是投注全付心力,2006年皮諾契特去世,蜜雪兒強硬拒絕給予國葬,也拒絕宣布為國殤日,只以皮諾契特的將軍身分允許軍禮葬、軍方單位降半旗,但蜜雪兒拒絕參加葬禮,2009年蜜雪兒政府開設彰顯皮諾契特恐怖統治暴行的博物館,並成立國家人權部。

 

蜜雪兒任期一開始面臨支持度暴跌,大體上可說是因為左派長期執政的經濟問題反應在民怨上,但隨著任內國際銅價於全球金融風暴後一時恢復堅挺,她全力鼓吹進步價值成功,卸任時支持度竟然高達驚人的84%,所以價值洗腦還是有用?也未必盡然,蜜雪兒與艾爾溫有絕大的差別,艾爾溫的高支持率轉換為繼任者愛德華多的高得票,蜜雪兒的超高支持率卻沒有轉換為選票,陣營接班人同樣是前總統愛德華多,第一輪選舉得票竟然只有29.6%。

 

愛德華多的低得票,反應出蜜雪兒的統治儘管獲得了龐大的個人聲望,但國家的狀況其實堪憂,也讓對手,智利首富之一,主張經濟自由化的賽巴斯欽‧皮涅拉當選,成為皮諾契特以來首位右派總統。

 

「最帶賽」總統

 

賽巴斯欽‧皮涅拉日後被稱為「最帶賽」總統,因為連智利人民回想起來也覺得他「有夠衰」,未能改革國家,實在是非戰之罪,不過當初智利人民可是一度給他22%的超低支持度唾棄他。賽巴斯欽‧皮涅拉的衰運從就任前就開始,2010年2月智利發生8.8級大地震引發海嘯,造成嚴重災情與525人喪生,賽巴斯欽一上任就得面對救災,任內後續又繼續發生震度6.9餘震,以及另兩次震度7.1震災;2011年普耶韋火山爆發,3,500人撤離;2012年受極端氣候影響阿勞卡尼亞發生森林大火,6名消防員殉職。天災頻仍讓他疲於奔命。

 

2010年10月,智利發生舉世聞名的33礦工被困事件,日後拍成電影《33:重生奇蹟》,在全球矚目下,歷經70天之後成功救出,當時賽巴斯欽原本認為這將能讓智利人民團結一心,但是並沒有,智利底層人民的經濟壓力,讓整個社會嚴重分裂,族群衝突越加嚴重趨於沸騰,許多人民要求將原住民馬普切人(Mapuche)列為恐怖份子,天然氣價格上漲使得2011年1月爆發抗爭,緊接著是2011持續到2013年的智利大規模學運,這是接續蜜雪兒時代學生要求「廣設大學」的後續。

 

這些問題可說都並非賽巴斯欽引起,而且廣設大學也不是正確的辦法,在智利的勞動僵化與經濟僵屍化未能改善前,讓更多人念大學只會造成大學生失業,更別說智利政府的財政無力廣設大學。但是學運延燒,讓賽巴斯欽不得不更換內閣,而支持度也掉到兩成多,其結果是賽巴斯欽根本無法有任何政治領導力來進行必要的改革。於是首個右派政府在沒有能做出任何有義意改變的狀態下任期結束。

 

既然右轉沒能有什麼改善,人民再度請回蜜雪兒當總統,蜜雪兒上任後立即「從善如流」的規劃智利大學運要求的推動公立免費大學,經費從增稅而來,增加企業稅、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排碳稅,以及對含糖飲料、菸酒增稅。結果是兩面不討好,由於還是只有少數人能進得了大學,學生仍然不滿意,而中產階級則害怕大量低程度學生進入大學將摧毀大學教育,增稅更是讓智利當時已經因為銅價反轉而大為不妙的經濟更加熄火,其結果是蜜雪兒第二任期結束後,智利經濟已經搖搖欲墜,而人民再度唾棄她的政黨聯盟,重新請出賽巴斯欽擔任總統。

 

賽巴斯欽不愧是「最帶賽」,再度擔任擦屁股角色,如今又是搞得一身腥,還被當成是皮諾契特的隔世接班人(即使皮諾契特大體上是施行國家社會主義,並非全然遵從新自由主義)。或許賽巴斯欽可以看向法國的馬克宏,馬克宏也是在長期的社會主義政策導致國家勞動與經濟僵屍化後,人民選出來解決問題的,但擦屁股的人,總是一面要承受先前的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案又會引起更多反彈,想要改革社會主義政策,更是讓社會主義者與之勢不兩立,因此馬克宏也一樣面臨一波又一波的激烈抗爭,不過一旦撐了過去,會發現人民終會站在努力解決問題者的一方。

 

賽巴斯欽若真的「運氣不好」,無力改革左傾政策,智利怎麼換人做做看都沒用,經濟繼續崩解的結果,最終恐怕是會「普丁化」:出現新的獨裁者,民主化走回原點。

 

過去智利可說是極少數能與台灣的寧靜革命相提並論,民主化過程中,既和平,又還能持續經濟成長的少數國家,雖然經濟成就遠遜於台灣,但放眼世界已經是典範,畢竟再往下找可是經濟崩潰的突尼西亞,但是,如今智利也面臨經濟當機,國家陷入動亂,恐怕這個民主化典範要失格了。台灣成為只此一國、絕無僅有的民主奇蹟。

 

智利的失格,提醒了我們台灣有多麼幸運,但也讓我們警醒海耶克的真知灼見:任何種類的社會主義,都是通往奴役之路。前車之鑒,台灣人應極力避免重蹈覆轍。

 

※作者台大醫學系畢業後,轉行出版、產業分析、業餘歷史研究,著有《橡皮推翻了滿清》、《明騎西行記》等書,譯作有《紙牌屋》等。

2020年9月8日星期二

天安门广场”给东德留下的教训

 

“天安门广场”给东德留下的教训

学生们在遥远北京的民主呼声促进了东德的公民权利运动。血腥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数月后,柏林墙和平倒塌。

    
Deutschland Ausstellung l OST-BERLIN Die halbe Hauptstadt - 35 Jahre Kampfgruppen der DDR (Jürgen Nagel)

对“中国解决方式”的担忧 导致残杀学生的历史没有在东德重演(东德士兵资料图片)

(德国之声中文网)今天,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不再有任何痕迹可以让人回想起1989年6月4日发生的流血事件。就在那天,中国军队暴力清场,导致数百人丧生。

大屠杀发生后30年的这个星期二(2019年6月4日),中国将鸦雀无声。所有公共回忆活动都受到严厉禁止。对于中国,1989这个年份是镇压与流血的象征;与之相对,在德国,它却意味着自由和重新统一。就在中国军队以极其野蛮的手段将民主运动扼杀在血泊之中5个月后,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了。

他们的诉求"也是我的目标"

现年63岁的希尔斯贝格(Stephan Hilsberg)当年在共产党治下的东德为公民权利而战,曾深深同情北京的学生。致力于帮助在东德建立社会民主党的希尔斯贝格对德新社说,

"它们(指学生们的诉求--译者注)也是我的目标"。他清楚地回忆起,在东德,当时,权力正逐渐从执政的社会统一党那里流失,--与它的政策和民众中的绝望情绪不断增长恰成鲜明对照。

依照北京关于战胜了一次"反革命动乱"的说法,东德的执政党社会统一党是当年世界上少数几个对血腥镇压中国民主运动表示赞同的政府之一。

社会统一党政府研究基金会负责人卡明斯基(Anna Kaminsky)相信,社会统一党当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性表态完全是指向东德国内的反共运动的。

 
观看视频03:13

一个东德艺术家和他所经历的六四

"如必要,应使用武力捍卫社会主义。"

莱比锡当代史论坛负责人赖歇(Juergen Reiche)回忆起时任东德教育部长玛格特·昂纳克(Margot Honecker)的反应:这位前东德社会统一党主席兼国务委员会主席昂纳克的妻子当时说,如必要,应使用武力捍卫社会主义。

今天,希尔斯贝格告诉说,当年他33岁,是一个教会和平组织的成员。他拟就了一封抗议信,开上一辆Trabant小汽车,直驱位于东柏林的中国大使馆。他至今还保存着这辆车,以作为共产主义的东德的一个象征。还在远处,他就看到,警察封锁了入口。"他们有了准备",他说。突然,一群便衣推搡着一名"看上去跟我有点像" 的青年,将其推进一辆卡车的后箱,"而他不是唯一一个"。

两德统一后在联邦政府担任高级职务的希尔斯贝格告诉说,看到此情此景,他感到很不安全,遂决定继续往前开,把信投进了一个最近的信箱。他说,"我不想进监狱。"

不能同情北京的学生

惶惶不安的东德国家安全部严密监控着一切。一份后来在档案中发现的文件显示,国安部长米尔克(Erich Mielke)曾指令特工们预先防止或立即有效阻止任何对北京学生表达同情的言行。不过, 米尔克的手段逐渐失去了效用。

一份呈送社会统一党的报告指出,临近1989年6月底,发生两个事件,"反对派以及尤其是东德多个城市以教会为基础的活动人士从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分子表示团结的各种活动"。国安部在报告中称,类似的"挑衅性的和示威性的"公共事件受到严密监视。

当年9月,东德社会统一党政治局委员克伦茨(Egon Krenz)率团访华。北京的共产党领导层对得到这样的支持"尤其感到高兴"。

克伦茨是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访华的首批外国政要之一。当时,众多国家对华实施制裁。

对"中国解决方式"的担忧

在克伦茨访华期间,东德媒体曾将中国的"反革命"与当时所称的东德的"动乱分子"相类比。莱比锡当代史论坛负责人赖歇指出,当时,反共产党政府的抗议运动正朝向采取起始于莱比锡的每周一次的游行形式。他指出,后来,在经由9月份和10月份进一步壮大后, 人们在采取这一形式的运动中喊出了"非暴力"、"我们是人民"、"我们不是动乱分子"等口号。他补充说,此时,对社会统一党领导人可能会考虑采取诉诸暴力的"中国解决方式"的担心是真实存在的。

谈及这个日子,一些中国学生相信,将坦克开上天安门广场并大开杀戒的做法与东德政府摒弃使用武力的立场形成鲜明对照。

他们认为,北京的抗议运动是人类20世纪将尽时发生的一系列巨变的头一块多米诺骨牌,——遗憾的是,中国人民不在受益者之中。

凝练/任琛(德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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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七十冥诞:一场失败的独裁实验

 

东德七十冥诞:一场失败的独裁实验

从1945年至1990年,德国一分为二。10月7日是东德成立70周年。30年前,它已经在一场和平革命之中灭亡。但是,历史的伤痕至今尚未痊愈。

    
DDR Mauer 1990 (picture-alliance/ZB)

1990年,挂在柏林墙上的东德国旗

(德国之声中文网)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即东德)宣告成立。这是当时的第二个德国。四个月之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FRG,即西德)已经成立。此时,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有四年。

德国的分裂缘于战胜国的两个阵营。一方是美国、法国和英国,另一方是苏联。他们携手并肩打败了法西斯德国,1945年赢得胜利之后又分道扬镳。

Karte Deutschland vor der Wiedervereinigung EN

1990年德国统一之前的两德地图

西方盟国在西德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度,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却将他的独裁统治扩大到整个东欧。苏联-东欧阵营政治体制的普遍特征是:计划经济,没有法治,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迁徙自由。

直到1989/1990年铁幕倒塌之前,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东德等等国家的人民都被迫生活在这样的体制之中。在意识形态上,他们自称人民民主体制,但实际上是专政统治。

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原因,东德在苏东集团内扮演的角色非同寻常。放眼西望,即是自由的欧洲。更为特别的是,在它的领地之内,有一个自由的飞岛--西柏林。柏林曾经是纳粹首都,每个战胜国都想瓜分一块,于是就有了分属于自由社会和专制社会的西柏林和东柏林。

柏林墙阻止了逃亡大潮

在分裂的柏林,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结果形成鲜明对照。由于不能忍受东德的经济落后和思想控制,1961年之前,在这个总共300多万人口的城市里,就有超过100万人从东柏林逃到西柏林。1961年建立的柏林墙阻断了这场大逃亡。

柏林墙让东西德更加隔膜。但是,西德总理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对东德实施缓和政策,实现了1970年代两国之间的友好外交。来自社民党的勃兰特因为推动欧洲内部的和解努力获得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 1973年,两个德国均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

戈尔巴乔夫加速了东德崩溃

尽管如此,东德的好命不长,经济上陷入困境。历史学家弗兰克·博斯(Frank Bösch)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经济困难是东德独裁政权垮台的主要原因之一。博斯是位于波茨坦的莱布尼兹当代历史中心(ZZF)的主任。他举例说,东德对西方国家欠下了大量债务。

博斯说,另一个原因是民众的普遍不满。"这表现为一种难以置信的逃离欲望。" 1985年,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执掌苏联政权。他被认为是政治改革家。很多东德人满怀变革期待,但是当时的东德领导人昂纳克(Erich Honecker)仍然冥顽不化。

东德人民不仅涌上街头游行示威表达愤怒,而且还"用脚投票",通过申请旅游许可逃离东德。在两年之内,旅游文件申请数量翻倍,从53,000增长至105,000以上。但是,只有一小部分申请可望得到批准。

Montagsdemonstrationen Leipzig 1989 (picture alliance/Kimmo Mantyla)

“自由不可分割”:1989年10月23日莱比锡民众的“周一游行”

东德最后一次"国庆"

昂纳克和他的国家安全部(俗称史塔西,Stasi)再也无法阻止东德的崩溃。其他东欧国家,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抗议运动也如火如荼。历史学家博什说,抗议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苏联不再派兵支持这些国家独裁者的镇压行动。

1989年10月7日,共产党政权举行了最后一次"国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40周年。一个月后的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了。墙内墙外欢歌笑语。尽管如此,那还不是东德的丧钟。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共产党东德成为历史。

东德的历史还将延续到2070年

"柏林墙和其他历史标志,影响力如此强大,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它们仍将在人们的记忆中历历在目。"博什指出,根据纳粹主义遗害的消除经验,共产党东德的历史篇章,要到70或者80年以后才会彻底终止。

回顾德国分裂之前的纳粹主义时代,博什发现历史的黑暗篇章直到现在才慢慢结束,因为"最后的证人已经辞世"。根据这个史实推算,德国人民要等到2070年才能走出东德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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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前的六个瞬間

慕容雪村

 作者注:今天是苏联八一九政变的29周年,重发一篇旧文:《苏联解体前的六个瞬間》。几年前曾在《七个作家》公众号上发表过,但被刪了个干淨。

又:作者自注:
大卫·雷姆尼克是《纽约客》杂志的总编辑,在1987-1991年间,他是《华盛顿邮报》派驻莫斯科的记者,在四年多的时间里,他采访过苏联社会的各个阶层,也见证了这个强大政权的失败。后来他把这些采访集结成书,这就是他的名著《列宁的坟墓》,此书获得了1994年的普利策奖。下面这篇文章所提及的事实大都出自此书,有一些也参考了别的资料。许多句子都是直接引用,因为网络发表,未能一一注明。部分语句是我参照英文原文重新翻译的,和台湾版稍有不同。
苏联解体前的六个瞬间

一、《忏悔》的公映

1987年,格鲁吉亚导演钦吉兹·阿布拉泽的电影《忏悔》在全国公映。这是苏联解体之前极为重要的文化事件。影片完全虚构,情节有点像后来的美剧《暴君》:阿拉维泽是一位1930年代的州长,年轻的时候,他曾经许诺要为人民建立“人间天堂”,但大权在握之后,他开始残暴地践踏和虐待当初支持他的人。晚年愈发昏愦,甚至想开枪射下太阳。他把自己的朋友,艺术家山德罗关进了集中营,后者就死在那里。多年之后,山德罗的女儿柯蒂开始追寻父亲的死亡之旅,并决定复仇。那时阿拉维泽已死,柯蒂挖开了他的坟墓,撬开了他的棺材,并把他的尸体拖出来“罚站”。
在那个时候,苏联依然强大,审查部门依然有着不容质疑的权力。但和大多数极权政府一样,因为官员的昏庸草率,审查总会留下可规避的后门,政府也不可能禁绝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忏悔》提交申请时说是一部“关于道德与伦理的电影”,其实影射意图十分明显,片中的阿拉维泽就是斯大林。
那时戈尔巴乔夫上台已经两年,许多人都知道,戈氏的祖父、外公都曾是斯大林时代的囚犯,他对斯大林不可能完全没有意见。而当时苏联和世界的局势,也要求他必须有一种较为开明的姿态。在1987年1月的苏共中央会议上,他宣布要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一个月后,他在克里姆林宫告诉记者:苏联将填补“历史的空白处”,“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人的名字,如果我们遗忘或不去追寻那段沉默岁月中的牺牲者姓名,那是不道德的。我们必须揭露历史的真相。”
《忏悔》公映之后,在苏联各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它不仅公开说出了极权的罪恶,也让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开始反思罪恶的来源以及成因。或许可以说,这部电影揭开了苏共一直隐瞒和掩盖的那些东西,把“我们不能这么活”的念头深植于每个人心中。值得一提的是,戈尔巴乔夫本人也看过这部电影,也正是他当批准了《忏悔》的公映。
苏联解体之后,有记者采访钦吉兹·阿布拉泽,问他当初为什么想拍这么一部电影,他反问道:这个,难道不是我们的责任吗?

二、基马的卡片

《忏悔》让无数苏联人感觉振奋和激动,基马就是其中之一。他本名叫德米特里·尤拉索夫,生于1964年,比王小山只大几岁,但脑容量要比王小山大800多倍。从高中时代起,基马就致力于一件在当时毫不起眼、后来却证明无比重要的工作:他收集那些在苏共统治下被囚禁、被处决的受害者名单,然后把这些名字写入卡片,卡片上列有他们的姓名、生卒年月、被迫害的事实……到1988年,24岁的基马已经填满了200,000张卡片。换言之,在成千上万的遇难者中,他已经找到了20万具确证无疑的骸骨。
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后,苏联的军警特务已经无力阻止人们在饭桌上谈论这个政权所犯下的累累罪恶。这也是极权末期常见的景象,当独裁者的权力日见软弱,平民的反抗——无论是行动还是言语——就会越来越直接和激烈,而任何试图重建极权的努力都将被证明是徒耗心力,他们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平民的愤怒,还有知识精英的嘲笑,以及整个官僚系统的懈怠与抵制。在1987-1988年间,在莫斯科、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人开始自发地聚集起来,他们讨论历史和时事,嘲笑苏共及其领导人,模仿他们的动作、姿势和话语,常常引起哄堂大笑。许多人们熟知的苏联笑话就出自其中。其中一个不定期的聚会就是“莫斯科论坛”,参加者包括著名的萨哈罗夫,以及列恩·卡平斯基,后者是苏联著名的红二代,其本人也曾是体制内的明星,但在1987年前后,他开始公然称自己为“半个异议分子”。
基马是“莫斯科论坛”最年轻的参加者,萨哈罗夫这种“长胡子的成年人”一定给了他不少启发,但他也不完全赞同他们的意见,事实上,他常常在论坛中露出轻蔑的笑容。按今天的说法,基马出身于一个粉红色的家庭,他爸爸是一位体制内的工程师,他妈妈热爱斯大林以及斯大林的时代,他们家从不谈论时事,也从来不读那些“反动的”地下刊物,但基马还是一点点褪去了身上的粉红色,渐渐成了一个坚定的异议者。
他当过兵,退伍之后在苏联最高法院的“书库”找到一份工作,书库里藏有数百万份“罪犯档案”,基马就利用这些档案慢慢充实自己的卡片。这种事注定不会长久,他的一位主管很快发现了他的秘密,他们开除了他,失业之后的基马做过一段时间搬运工,但一直到1988年,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卡片事业。
没人知道基马后来过着怎样的生活。在苏联解体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动荡中,他的名字没有再出现过。我想他应该不会死,他今年56岁,也算是美好年华,不知道他会不会为自己年轻时的所作所为自豪。但在当时,并不是每个苏联人都能理解他的工作,有人这样问他:你很有热情,但你是否想过,你的热情能否带来任何有意义的东西?

三、安德烈耶娃的来信

在1988年,苏联意识形态部门的官员对“舆论乱象”忧心忡忡,无数卡通、新闻小报、电视节目都在传播着他们不喜欢的“异端邪说”,在那年的一月,《旗帜》杂志刊登了话剧《前进、前进、再前进》的剧本,在这出戏的高潮部分,剧作家借罗莎·卢森堡的话来批判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没有政治自由的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只有支持政府的人才能得到的自由,也绝对不是自由。”然后就是列宁的台词:“太棒了,罗莎!”
苏联的媒体向来都把吹捧领袖当成自己的责任,比如勋章大王勃列日涅夫,他一生获得过114枚奖章,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他自己颁给自己的。有个笑话讲的就是这个:勃烈日涅夫被鳄鱼吞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条鳄鱼连着屙了一个礼拜的勋章。不出意料的是,这位勋章大王还是成就极高的畅销作家,他的小说三部曲《微小的土地》、《处女地》和《复兴》出版于1978年,当年红极一时,并且获得了最高文学奖。但世人很快就会知道,这些作品没有一个字是出自他手。
在1988年,《前进、前进、再前进》利用列宁来反对斯大林,算是一大发明。意识形态官员很快嗅出了其中的不祥气味。1989年1月8日,《真理报》主编当着戈尔巴乔夫的面激烈地批评《前进、前进、再前进》,认为这出戏不仅“不精确”,而且“污蔑了苏联的历史”。虽然戈尔巴乔夫并不同意他的见解,但两天后,《真理报》还是刊出了批评文章,并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安德烈耶娃事件”就发生在这样的氛围之中。
妮娜·安德烈耶娃是彼得堡(当时还叫列宁格勒)的一位化学教师,当时刚满50岁,虽然斯大林已经死了36年,但她和那时代的许多苏联人一样,依然狂热地爱着斯大林,绝难容忍那些“诽谤和诬蔑斯大林”的言行。 1989年2月1日,她投书《苏维埃俄罗斯报》,认为“目前国内外的局势歪曲了社会主义的历史”,而《前进、前进、再前进》则背离了马列主义,她在信中写道,斯大林或许犯过错,但也正是他领导苏联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些人要我们相信苏联的过去全是错误和罪恶,却对过去和现在的伟大成就一字不提。”“斯大林时代确实很困难,但人民都有工作,也可以保卫国家,没有那么多外国作品污染他们的心灵,也没有那么多庸俗文化污染他们的灵魂……”
这封信在1989年3月13日见报,苏联的舆论场瞬间为之沸腾,无数电报、电话打进《苏维埃俄罗斯报》的编辑部,平民、官员,甚至是戈尔巴乔夫的军事顾问,都对这封信表示赞美和支持。在苏共高层的推动下,这篇文章很快被各地报刊转载,连东德的《新德意志报》也不例外。在这篇文章的带动下,苏联本已活跃起来的舆论场再次陷入肃杀和沉默之中,用当时一位编辑的话说,“那是一个令人颤栗的时刻,我们所期望和梦想的一切,都处于生死关头。”
他们的惊恐自有道理。在那时,苏军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意识形态部门依然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真理报》的社论比法院的判决书更加致命,但自后来者观之,他们其实没必要那么惊恐,那时已经是1989年的3月,离苏联最终的失败,只剩下两年多一点的时间。
妮娜·安德烈耶娃住在彼得堡郊外的“共产国际大街”,在1989年的初春,这条街上满目荒凉。本书的作者大卫·雷姆尼克在一片静谧之中敲响了安德烈耶娃家的大门。
如果不考虑政治立场,妮娜·安德烈耶娃的品行几乎无可挑剔,她生活简朴,甚至有点过于严肃,她出生于俄罗斯的贫穷家庭,一辈子遵从党的教导、服从党的召唤,几乎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她爱国,有同情心,工作也兢兢业业,还烧得一手好菜。在她50岁的时候,她的国家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变化,她一生之所信、一生之所为都在这场变化中显得脆弱和危险,她为此而奋起抗争。
“无论如何这个国家都需要秩序。我们现在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而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乌合之众。……国家、秩序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而国家的意义就在于秩序、秩序、秩序!”
像安德烈耶娃这样的人所在多有。他们一生都活在《真理报》的阴影之下,他们的教科书、他们的报纸、他们的广播都对他们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些媒体把斯大林塑造成一个英雄,一个全才,甚至是一个完人,在几十年的鼓吹和教导之下,这已经成了他们的青春记忆和人生信条,怀念斯大林就等于怀念青春,而否定斯大林就相当于否定了自己的一生。而事实上,他们对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完全无知,在1988-1989年间,无数媒体已经报道过斯大林的所犯下的种种罪恶,但他们依然抗拒和排斥,对一部分事实,他们选择无视;对另一部分事实,他们斥为捏造;而对剩下的那些,他们则竭尽所能地寻找理由:卫国战争那么艰难的时期,不搞大清洗行吗?那么多坏蛋要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不镇压行吗?没错,他确实杀过人,但在那样的时期,不杀人行吗?……
“年轻人从《青年》《微火》这种杂志究竟可以学到什么?”当安德烈耶娃走进厨房,她沉默的丈夫这样问大卫·雷姆尼克,“不就是说斯大林是个偏执狂、性变态、好色之徒、酒鬼和罪犯吗?他们甚至把他和毛泽东相提并论,好像这个人一点贡献都没有似的。”
有些偏激的人可能会说,安德烈耶娃和她的丈夫不是蠢就是坏,但我想也可能有第三种情形:他们得了某种病,一种对新事物、新形势的接受无能。而之所以接受无能,无非是因为以前强加给他们的东西过于强大。在苏联末期,像安德烈耶娃这样的人为数极多,他们抗拒新思潮,也反对变化,但变革始终要来。“民心向背”是一句大而无当的话,但苏联的结局可以证明:一个社会的变革, 并不取决于有多少人反对变革,而是取决于有多少人期待变革、欢迎变革。

四、破烂展览会

从1922年苏联建立以来,苏共高层一直过着奢华甚至放荡的生活,他们有豪华的别墅,有特供食品,当然也有触目惊心的腐败,而且越到后期,腐败就越严重。而与此同时,苏联民众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多次发生饥荒,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32-1933年的大饥荒。因为荒唐而邪恶的集体农庄制,以及对农民的过分盘剥,苏联至少有700万人饿死。在素有“欧洲面包篮”之称的乌克兰,至少有300万人死于这场饥荒。
到1989年,苏联民众的悲惨生活已经为世界所知。《共青团真理报》在那一年发表了一篇报道,说在1917年之前,俄罗斯的人均消费水平排全球第七,而在苏共执政67年之后,已经降到了全球第七十七,“在罗马尼亚之前,南非之后。”
在北方的沃尔库塔,因为没有足够的肥皂,矿工们没法洗净脸上的煤灰;在白俄罗斯,村民在垃圾堆里翻找金属碎片,卖了钱才能买得起鞋子;在西伯利亚的秋明油田,矿工们住在破烂的小屋或简陋的拖车里,即使在零下四十度的寒冬。据某些官员估计,当时苏联全国大约有150万-300万流浪汉,光乌兹别克就有超过100万人失业。婴儿死亡率比大多数西方国家高出2.5倍……
大约就是在那一年,在莫斯科电视塔附近的“经济成就展览馆”,几位策展人决定举办一场独特的展览。这个展馆本来是苏联政府自我炫耀和吹嘘的地方,常年展示他们在科技、航天等领域的重要成就,以及那些红脸膛、肌肉发达的工人农民。但到了末期,这样的吹嘘和炫耀越来越让人厌烦,真相于是就出现了。
这是空前绝后的展览,所有的展品都来自附近的商店,包括烂莴苣、破鞋、破锅、生锈的茶炊(俄罗斯的民族茶具)、袖子不一样长的上衣、丑得吓人的珠宝,以及一瓶泡着死老鼠的矿泉水。一位运输工人这样告诉大卫·雷姆尼克:“这些还不算糟,我见过更差的。有些商店连这些烂货都没有。”
苏联解体之后,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个政权如此强大,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在它行将失败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维护它?我想1989年的那场破烂展览会已经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一个政权只能制造这样的破烂,为什么要维护它?如果一个政权可以罔顾民生到如此程度,它的失败又有什么可惋惜的?难道它不该失败吗?

五、亚历山大·曼的葬礼

亚历山大·曼是一位东正教神父,在苏联的最后几年,他的勇气和虔诚同样为人称道,有人甚至称他为宗教界的萨哈罗夫。他坚持不与苏共合作,对克格勃们也没什么好脸色,多年来一直受到苏联政府的骚扰和迫害,被抄家,被传唤、被审问,时常收到死亡邮件,不知道有没有被请去喝茶,但我猜他肯定不会喜欢。生活在骚扰和迫害之下的亚历山大·曼不为所动,依然坚持教授《圣经》,在各个教会中公开地演讲,有时甚至会出现在电视上。
我确信亚历山大·曼受到过天主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影响。1979年,保罗二世在华沙老城的胜利广场对40万人发表演讲,告诉他们“不要恐惧”,而且坚信“领导波兰明天的将是耶稣”。这次访问对瓦文萨有着莫大的影响,2013年我曾经当面问他:“是什么给了你力量,让你甘愿冒着那么大的风险,一次次坚持抗争?”瓦文萨回答:“最大的支持者就是教皇。在他来华沙之前,我奋斗了十年,只发展了一百个同志;而在他来华沙带领我们祈祷之后,我只用一年时间就发展了一百万个同志。”
亚历山大·曼一定知道这段史实,他似乎也有志愿像保罗二世一样,做一个社会变革时期的精神领袖,从勃烈日涅夫末期到戈尔巴乔夫时代,他的身边始终围绕着一群知识精英,在后来的意识形态之争中,这群知识精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0年的9月9日,55岁的亚历山大·曼走过一条树林中的小路,一个暴徒拿着斧子蹿了出来,一斧砍中了神父的后脑勺。重伤流血的神父又坚持着走了300米,拒绝了路人的帮助,最后死在自己的家门前。没人知道凶手是谁,但从那时到现在,许多人都相信这是克格勃干的,记者亚历山大·敏金在他的报道中这样写道:苏联政府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警告我们:“你们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
葬礼那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其中有平民、宗教领袖,当然也少不了他的知识精英信徒,人们献上白花,流着泪悼念他平生的英勇和虔诚,说了许多赞美的话,但几乎没有人主张追查凶手。
在亚历山大·敏金看来,这场葬礼证明了苏联人的软弱,他在报道中提到了1984年波兰的那起神父被杀案,“那次事件让波兰人民奋起抗争”,而面对几乎同样的事件,苏联人的表现要差得多,“我们站在一起,却在讨论别的事情。……我们比不上我们的东欧兄弟……我们不仅没有奋起反抗,甚至不会因此而感觉愤怒……”
这段话十分悲观,而且有着强烈的自怨自艾意味,似乎在说“我们这个民族不行啊,我们没有血性啊”。但自事后观之,这一声哀叹并无必要。敏金的文章大约发表于1990年的9月16日,不出一年,他就会看到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市民走上街头,面对坦克和机枪,坦然地、毫不畏惧地发出他们的声音:“不要向自己的人民开枪!回去抵抗你们的长官!”

六、维尔纽斯的血

在1991年最后的几个月,苏共和苏军并不像人们想像得那么软弱,事实上,它们极为强悍,不惮于扣动扳机,也不介意踏着平民的鲜血“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戈尔巴乔夫也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个温和开明的民主主义者,和他的前任和同行们一样,他似乎没有明确的价值观,总在意识形态的跳板上跳来跳去,他说过一些开明的话,但很快又否定了这些话,也不断地试图维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的党找到一点合法性。直到1986年2月,他还对媒体发表这样的见解:斯大林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敌人编造的概念,也是对苏联和社会主义的严重污蔑。同年6月,他还对苏联作家们发表指示:如果我们清理过去,就所失去这个国家所有的能量,我们必须向前……把国家的能量带往进步的方向。
当时还没有“正能量”一词,但戈氏的这些话,几乎就是正能量的最好诠释。
1991年1月13日, 苏联克格勃特种部队——其中包括几十架坦克——开向立陶宛维尔纽斯的电视大楼,向聚集在那里的示威人群猛烈开火,至少造成14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许多人都遭受过枪击、殴打,甚至是坦克碾压。这就是著名的“维尔纽斯惨案”。这起惨案不公在苏联国内,也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极大愤慨,奇怪的是,没有一位苏共高层愿意站出来对此事负责,戈尔巴乔夫说自己没有下令,国防部长说自己没有下令,内政部长也说自己没有下令,听上去感觉是军队集体走火了。
这并不是唯一的惨案。到1991年,苏联到处都在发动游行和示威,人们控诉苏共与克格勃的罪行,也发出要求民主与自由的呼声。大卫·雷姆尼克曾经见过这样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们!苏共强硬派对这些反抗越来越缺乏耐心,越来越频繁地动用机枪、坦克和毒气瓦斯,在格鲁吉亚的底比利斯,在阿塞拜疆的巴库,民众的游行示威全都遭到了残酷的镇压。3月27日,在莫斯科,为了阻挡和镇压民众示威,内务部派出了超过五万名警察,国家通讯社塔斯社发出了极为严厉的警告,莫斯科的克格勃头子更是发誓“将不惜使用任何手段”。
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再过144天,就是著名的八一九政变,为了挽救这个政权,或者说,为了保住他们的官位和特权,苏共的强硬派使出了最后的手段,他们绑架了戈尔巴乔夫,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也把军队和坦克派到了广场上,但这一切,连垂死挣扎都算不上,他们所留下的“不惜血战”的身影,最后只是一场笑话,他们什么都没有保住,只是加速了这个政权的溃败,还有他们自己的耻辱。
关于苏联的失败,至今依然是一个谜,没人能够说清这大楼是如何倒塌的,但我相信,它一定与上面所列事实有关,这些事实未必是决定性的,但就像墙上的裂缝,当它们日日加深,再高的楼也终将变成瓦砾一堆。
那栋楼并不值得怀念,值得怀念的是那些曾在危楼之下生活过的人们,就像这本书中引用的,那位古拉格的囚犯给他的爱人所写的信: 在我们还有力气和希望的时候,请让我们保存希望。生命中最恐怖的事情不是死,而是完全绝望。这是最可怕的自杀方式:在你还有力气的时候就划掉所有可能,并且放弃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