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属于基层工人的工会要回来！
美国工会改革运动简介系列
[台湾] 蔡志杰
一：故事的开始
二：矿工工会的经验
三：钢铁工会的经验
四：卡车司机工会的经验
五：史威尼三人组的局限
完结篇：回头看台湾
转帖说明：这些文章转自某博客（http://blog.roodo.com/tsaicc71/），苦劳网上也有。后来收录到《国际经验：劳工、工会与文化》一书时，结构有所改动。例如《系列三：钢铁工会的经验》中的《美国工会的组织型态》部分，被改作为该系列文章的“前言”。
美国工会改革运动简介系列一：故事的开始
按：本系列写于 2003年5-6月间，全产总第二届改选前夕，全文曾发表于当时旧版的苦劳网，后收录于《国际经验：劳工、工会与文化》，台湾劳工运动文选 2 ，2003年 12月，高雄市劳工局出版。本系列部分章节曾发表于当时的《银行员工会联合会讯》及高雄市劳工局刊物《高市劳工》。这里的版本经过小幅度修订。
1980年代，美国工运江河日下，代表保守势力的里根上台之后，给予工运更沉重的打击。1981年“飞航管制员工会”PATCO 展开罢工，里根不顾政府应该在既有协商渠道外保持中立的惯例，动用军方的飞航管制员充当工贼、作为罢工时的替代性劳力，瓦解了工会的罢工；破坏罢工之后，又罗织罪名把工会干部丢进监牢，一举消灭了工会。于是，低迷的工运更陷不振。从此之后，主要的工会在团体协约换约时，更容易在劳动条件上妥协，“退让性的谈判”（consectionary bargain）成为工运的主流，广大基层工人的权益不断被少数工会头子出卖。
事实上，美国工运的火车头“美国总工会”（AFL-CIO）在战后几十年中，其主导权始终被保守势力所掌握，信奉的是劳资合作的“实利的工会主义”（business unionism），工会势力不断弱化。根据统计，从1953年到1986年，非农业部门的整体工会组织率从 32.5﹪降到 17.5﹪：其中制造业从 42.4﹪降到 24.8﹪；运输业从 79.9﹪降到 37.0﹪；营造业从 83.8﹪降到 22.3﹪；矿业从 64.7﹪降到 14.6﹪。且从1973年至1985年，工人的实质周薪减少了 14.4﹪，实质时薪减少了 10.1﹪。
“新声音”的出现
这种情形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仍然没有改善，甚至有些工会头子都开始不能忍受了。1995年是“美国总工会”的改选年，若干工会领导人要求主政了十几年的理事长苛刻男（Lane Kirkland——即“美国工会官僚与波兰团结工会右翼份子交情录”一文里的那个劳联头子科克兰——转帖者注）下台、由其副手唐纳胡（Tom Donahue）接任，但遭到拒绝，于是战后几十年来第一次有挑战者的改选局面出现，代表着改革势力的史威尼（John Sweeney）三人组，展开名为“新声音”（New Voice）的竞选活动。
角逐理事长的史威尼，来自近年崛起的“服务业工会”SEIU 。“服务业工会”是少数有实质会员数成长的美国工会之一（不算靠工会合并造成的会员数增加），其原因跟工会的组织策略有关，比如说在晚间打扫办公大楼的清洁工，他们的工作是替白领中产阶级收拾垃圾，却往往连健保都没有，这种低薪又恶劣工作常常是少数族裔或新移民在做，主流工会在以前是不会注意他们的，但史威尼领导下的“服务业工会”发起“为清洁工争取正义运动”（Justice for Janitors），就像电影《面包与玫瑰》所叙述的，组织这些边缘劳工争取权益，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
角逐第二把交椅财务长位置的川卡（Richard Trumka），来自“矿工工会”UMWA 。川卡继承的是“矿工工会”的改革运动传统，1989年在他理事长任内，工会发动了“彼得斯顿煤矿场”（Pittston Coal）罢工，这场罢工是非法的，如果失败工会将面临六千五百万美元的赔偿，但工会成功号召了数千同情者，从全美国各地开车到维吉尼亚山区罢工现场、加入罢工封锁线阻挡工贼的行列，导致最后资方的屈服，当然也没人再追究违法及赔偿的问题，于是川卡成为激进派的象征。
角逐第三号位子执行副理事长的琳达‧查维兹—汤普森（Linda Chavez-Thompson），来自“地方政府公务员工会”AFSCME 。从她的姓氏可以看出来其出身是拉丁美洲裔，她代表的是女性及少数族裔的利益。
虽然只有会员工会的代表才有总工会的改选投票权，而这些代表又是会员工会的高层指定的（不是票选出来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自主的投票权），基层会员并无法过问，但“新声音”竞选搭挡成立之后，仍然勤走基层，跑遍当时全美国每一个罢工及劳资争议现场，替抗争中的工人加油打气。
史威尼三人组的气势，让长期低迷的工运状况为之一振，全国性大媒体早就冷冻起来的劳工线记者开始重出江湖，逼得苛刻男不得不宣布退位欲交棒给唐纳胡，但时间已经太晚了，“新声音”早就发动，而他们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新声音”胜利的背后
经过代表的投票，史威尼三人组是以代表七百三十万会员支持的票数，打败对手代表五百七十万会员支持的票数，其间的差距不大，只要任何一个大型工会倒戈，都足以影响结局。而进步的工运圈内普遍认为，之前1991年“卡车司机工会”（Teamsters）改选由民主派获胜，是这次总工会改选的关键，因为“卡车司机工会”当时有会员一百三十万，刚好是决定性的力量，如果当时“卡车司机工会”继续由黑道把持，改革派是没希望在总工会获胜的。
换句话说，代表改革势力的“新声音”获胜，并不是忽然发生的单一事件，它是美国工运圈内，从1960年代开始的一连串改革运动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新声音”的上台，必须要有许多前辈的工会改革运动作基础才能成功。而这些工会改革运动的成果，并不只是工会头人间的替换，它是靠许多扎实的基层参与及动员所形成的；也只有在“基层”（rank-and-file or grassroots）民主动员的操作方式下，改革才能确保、而不致沦为头人间私下利益交换的“密室政治”。
近年来，许多台湾工运人士很关切工会理事长直选的问题，认为直选是促进工会民主的重要手段；今年又是台湾重要的工会改选年，许多扮演台湾工运火车头角色的工会都要改选，关心工运的人也都很期盼改选能够带来新的气象。问题在于，直选就算是工会民主的必要条件，但它恐怕也不是充分条件，到底我们需要哪些条件，才能真正达到工会民主的目标呢？一个号称是自主进步的工会，要与基层会员间产生什么样的联系，才能够是名副其实呢？台湾工会的新任领导班子们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来深化工会改革的成果呢？
工会改革运动的他山之石
一个真正进步的工会，其历史必定有组织性群众走过的痕迹，而不只是工头的抗争史。而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笔者在此将一系列引介美国工会改革运动的若干实际经验，包括矿工、钢铁及卡车司机等工会的组织历程，看他们的经验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最后并希望能回到台湾的客观现状，看我们能否提出针对台湾现状的具体改革方案，与实务工作者相互勉励，作为今后本地推动工会再一波民主化运动的参考。
系列一延伸阅读：
Kim Moody,1988, An Injury to All: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Unionism, Verso.
Arthur Shostak, 2006, The Air Controllers' Controversy: Lessons from the PATCO Strike, Authors Choice Press .
美国工会改革运动简介系列二：
矿工工会的经验
1969年的最后一天晚上，美国宾州某个地方，几声枪响划破了寂静的夜空，一个月前刚在“矿工工会”UMWA （United Mine Workers of America）理事长改选中落败的改革派候选人、雅布隆斯基（Jock Yablonski）和他的太太及女儿，就这样在大年夜被谋杀了，而指使这些枪手的人，正是那个获胜的竞选对手。这个故事可能会使你想起，十多年前有一部好莱坞电影叫《超级巨人》（Hoffa ，1992 出品），它讲的是“卡车司机工会”（Teamsters）理事长霍法如何跟黑道勾结的历史，我们在系列四中会细说从头；工会跟黑道挂勾在历史上并不是新鲜事，而早在黑白片的时代，好莱坞就拍过工会腐败的主题。
1954年出品的《岸上风云》（On the Waterfront ，这部片的 VCD 或 DVD 不难找到），把故事场景设定在纽约的码头工会。像码头工会这种传统的职业工会，工会可以决定派工作给哪些会员，因此，如果工会运作不够民主，派工的权力便会成为箝制反对派的工具，电影中，工会头子一样与黑道勾结，并谋杀反对派领袖，虽然检察官开始调查亦无人敢作证，直到马龙白兰度饰演的主角挺身而出，事情开始有转机，但他同样遭到掌权派的毒打，不过旁边的同事们鼓励他带领大家“把属于我们的工会要回来！”（to take our union back!）
电影的结局是暧昧的，主角似乎只是一个耍帅的硬汉而已，无意真正带领群众把工会的主导权要回来。幸好在现实社会中，腐败工会里有的不只是耍帅的硬汉，更有扎实从事基层经营的改革派组织者，并真的把工会从腐败工头手中成功要了回来，我们首先看的，就是“矿工工会”的例子。
路易斯的寡头领导
现在的“美国总工会”（AFL-CIO），是由“劳联”（AFL）与“产联”（CIO）两部分合并而来。其中“劳联”代表的是传统技术工匠的利益，这些人往往是在美国出生的男性白人，所以排斥女性、少数族裔、新移民与非技术工人；相对之下，1930年代成立的“产联”，代表的是现代工业下的蓝领阶级，继承的是“劳动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及“世界产业工会”（IWW）以来的国际主义传统，认为女性、少数族裔、新移民应与土生白人拥有同样的劳动权益。
“产联”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路易斯（John Lewis），本身也是“矿工工会”的理事长。他所参与创建的“产联”虽然继承了进步工运的传统，但他在“矿工工会”内的领导方式，却完完全全是一个独裁的暴君。
1919年路易斯开始接掌“矿工工会”时，总会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实际的权力在地区分部，但路易斯掌权之后，接连击败一些来自不同地区的反对势力，他的方式包括给左派对手戴红帽子、发黑函及选举作弊等，并想尽办法把这些对手开除会籍，之后，他又改变全国执委会（相当于台湾大型工会的常务理事会）的选举方式。原本执委是由每个地区分部各选出一名担任，但路易斯任内陆续把大部分分部的执委改为由理事长指定，并派任自己的人马，于是，这样的执委会根本只是理事长的橡皮图章。在这样的操作底下，从1936年的代表大会开始、一直到民主派上台为止，这中间的大会从未动用过任何一次表决，秘书处的提案完全无异议通过。
路易斯虽然是暴君，但作为一个历史上留名的劳工领袖，表示他并非没有开创性的成就，他的一项创举是在1950年时，和资方联盟达成一项全国性的团体协约，把以往由分会按地区各自订立的协约，一举提升至全产业一致的层次。不过强人政治的问题就是没有基层的参与，在路易斯掌权的时代，工会与资方代表谈判的方式都是由理事长一人决定，基层会员完全没办法表达自己的诉求，也不能了解过程中有哪些妥协与利益交换，这是典型的“密室政治”。
“实利的工会主义”之一个案例
美国主流工会大致都是较保守的，较进步的工运团体会以“实利的工会主义”（business unionism）来形容这些保守工会。这些保守工会并非不抗争，只是他们只做某些方面的抗争，在我所涉猎的文献中，似乎没有人给“实利的工会主义”一个明确的定义，不过据我的理解，其指涉内容大致如下：
1. “实利的工会主义”只在既有的政治游戏规则内进行经济斗争，不想从事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改变；
2. “实利的工会主义”对内拉拢会员的方式，常常是福利或服务取向，以立即可见的利益吸引会员，因此在对外向资方诉求时，争取的也会是较短期的具体利益，例如调薪等，而忽略较根本性的劳动保障与集体意识形成，如稳定的工作权、合理的退休制度、工作现场的安全卫生、及工人对劳动过程的掌握等等；
3. “实利的工会主义”认为劳资的利益是一体的，或是说，劳工的利益依赖于资本的利益，因此，要政府与资方把饼做大，这样劳工才能分的多一些，于是，工会会配合资方进行生产效率的提升；
4. “实利的工会主义”基本上是排外的，不希欢太多人来分这块饼，所以，少数民族、女性、新移民、非正规职、外劳等是受到工会排斥的，甚至不惜牺牲这些工人的权利来维护既得利益。
路易斯执行的，相当程度也是“实利的工会主义”的路线。1940年代，他接受资方的提议大量采用机器采矿，这后来导致三十万矿工的失业，但他认为机器采矿可以减少人事成本，进而提升生产效率。他说与其有很多收入不好的矿工，倒不如只有一半数量、却生活过得好的矿工：他预设的是生产效率提高，工人的薪资也必然提高。他又把工会的职工福利基金投资到大的矿业公司，帮助大公司并吞小公司，因为他认为大公司能付出较多的福利金。或许短期内福利金真的增加、个别矿工的薪资提升了，但是，长期而言劳方的集体力量并没有成长、会员数反而减少，实在搞不清这是资方还是劳方的作为。
在掌权超过四十年之后的1960年，高龄 80 的路易斯终于辞去理事长职务。作为一个在劳资对抗上有战斗力的领袖，路易斯虽然在工会内享有特权与荣华富贵，但于保障会员权益上仍有一些份际（当然方向上是有问题的），只是这些份际是他一个人的私人道德，不是由制度上的民主机制所规范的，于是，当他的继任者继续享受特权与荣华富贵时，就很难确保不超越基本份际了。
工会的腐化加深
“矿工工会”拥有一笔职工福利基金，由资方按出产的煤矿吨数提拨，然后交给工会管理：1954年，工会取消基金对超过五万名残废矿工及家属的生活津贴；1960年，工会又表示对残废矿工的医疗补助缩减为四年。这些措施跟“实利的工会主义”都脱不了关系，因为工会决策者觉得残废矿工是没有生产力的，所以没有资格分享太多福利，而且残废矿工比较少参加工会活动、影响不了大局，工会头子也不怕丧失他们的选票。
1963年，路易斯的亲信之一鲍伊尔（Tony Boyle）接任理事长，他一方面持续削减职工福利基金支出，一方面却不断任用私人，把自己的朋友或家人以高薪聘为会务人员。他任内的几次劳资谈判，是跟路易斯一样的在密室中进行协议，虽然争取到不错的调薪幅度，但基层会员仍然不满，因为会员也关切退休年金的长期保障、及安全卫生的问题，但工会都以提升生产效率为重，在安全卫生议题上放水。
最夸张的事终于发生了。1968年 11月19 日，西维吉尼亚州的法明顿（Farmington）发生煤矿坑爆炸案，78 名矿工被埋在地底。鲍伊尔在案发现场对着新闻记者说，他觉得这家公司是安全卫生工作做得最好的矿场之一、在矿坑这种危险的地方伤亡实在难免，也就是“哪个矿坑不死人”的意思！工会理事长竟然在矿坑灾变后公然替资方开脱，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基层群众的自力救济
会员对工会的不满逐渐爆发开来，一开始是对职工福利金削减的不满，接下来的能量则是来自尘肺症议题。因为矿场的安全卫生设备长期不良，尘肺症一直是矿工常见的职业病，而且原来的补偿法例非常不足，基层会员于是要求订立新的补偿条例。至于诉求的方式，最早是采用法律诉讼，后来发现结合小区将更有力量，于是开始在矿区城镇中发展出小区聚会，以推展争取补偿条例的运动。
尘肺症议题主要是在西维吉尼亚州的南部展开，于主要地方城市的陈情示威活动中，每场都可以有数百成员的参与，并于1968年成立了“黑肺患者协会”（Black Lung Association）。法明顿爆炸案提升了会员的愤怒，1969年 2月 18 日，开始有工人自发性的罢工，第六天，一千二百个群众挤爆一个工会分会礼堂，连演讲者都必须爬窗子进去，结果礼堂只能容纳五百人、其它七百人必须待在户外，虽然下雪，大家热情不减地听着组织者的演讲。
对这场罢工，总会并不支持，但仍持续了 23 天，四万矿工停工、导致西维吉尼亚州的矿场完全停摆，罢工工人的口号是：“没有补偿法，就不工作！”（No Law, No Work ！）资方眼见情势不妙，连忙提出妥协性的对案，劳方在工会不支持的情形下，因为组织不够严密无法掌握群众，于紧绷的情势下接受了不完全满意的版本，在州议会通过黑肺补偿法案后，罢工宣告结束。群众的自发抗争并促使国会在来年修订了“职业安全卫生法”，加强矿场的安全检查监督工作。
改革势力的集结
受到争取尘肺症补偿的群众启发，工会1969年改选时，一个地区分部的领袖雅布隆斯基出面挑战鲍伊尔。反对派认为，像“黑肺症患者协会”这样在工会之外的组织，虽然也可以推动某些议题、并进而影响工会的政策，但掌握工会的主政权，毕竟还是改变工会生态最直接的方式。
选举结果反对派以 45736 对 80751 败北，随即向法院提起选举舞弊的申诉，不到一个月之后，震惊社会的雅布隆斯基谋杀案发生，但法院调查程序超过二年，后来终于确定选举无效，而于1972年重新举行选举。在雅布隆斯基的葬礼当天，反对派决定继续推动工会的民主化进程，集合了亚布隆斯基既有的支持者、“黑肺症患者协会”等各方改革势力，成立了“矿工工会民主派”（Miners For Democracy ，以下简称民主派），日后并选出米勒（Arnold Miller）为“民主派”理事长候选人，以更组织化的方式在重新选举中继续挑战鲍伊尔。
米勒终于以 70373 对 56334 的比数击败对手，后来，鲍伊尔亦因为谋杀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工会决策机制的改革
米勒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立刻把鲍伊尔指派的全国执委会成员解职，并恢复全部执委由分区选举产生；接着，大幅删减包括自己在内工会干部的薪水，删减之后每天至少替工会减少一千美元的开支。而最重要的一项改革，就是团体协约的谈判决策机制。
经过1973年代表大会的通过，新的谈判决策机制如下：在总会的层次上，由全国执委、地区分部主席与选举产生的总会领导干部组成团体协约委员会，商议本次协约应该争取哪些条件；在地区分部层次上，每个分部组成一个代表会议。团体协约委员会的草案必须经所有分部代表会议讨论之后，根据他们的建议修改，然后交付理事长领军的谈判小组，执行实际与资方谈判的工作。
谈判小组与资方达成的“初步协议”（tentative agreement）经团体协约委员会同意之后，必须再由各分部代表会议通过，最后进行所有会员投票的“复决表决”（ratification vote）过半数认可，理事长才可以在正式协约上签字。其中只要只要任何一关通不过，就得从头再来一遍。这样的机制看来繁复，不过它的目的是要确认，基层的诉求能在过程中反映出来，最后的结果亦能获得基层的认同。
跌跌撞撞中前进的工会
另一方面，工会从1972年年底起，陆续改选全国执委会成员。在这个过程中，米勒并没有乘胜追击、继续打着“民主派”旗号推出联机的候选人，反而是把“民主派”解散。他认为，既然改革派已经掌权，在工会运作机制内从事改革已经足够，另立门派会落人话柄。只有少数改革派候选人，在选举时仍然以“民主派”名义出现，但都是个别行为，且即使是这些人，当选之后也都不再提“民主派”。选举的总结果，改革派跟旧势力大概各占一半名额。
接下来总会内的生态发生戏剧性变化，米勒陆续跟他的左右手，也就是副理事长及财务长闹翻，等到米勒竞选连任时，除了旧势力的挑战者之外，连他的财务长都另外成立一组搭挡，形成三强鼎立的状况。最后，米勒是以很惊险的差距当选连任，但他随后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即将到来的团体协约换约谈判，上一次有经验的谈判干部都已不在秘书处办公室中，新团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基层自发罢工不断的风浪中完成换约。
若干检讨
米勒是一个外貌及说话都温和的人，比起路易斯的强势实在是天差地别，他又一再强调工会的内部民主机制，认为每个会员都有表达意见的权力；另一方面，鲍伊尔倒台之后的余党仍有势力，不断在兴风作浪，基层会员亦因为先前的压抑不见了，而开始大鸣大放起来。于是，米勒主政下的矿工工会，常陷入难以统合意见的场面，比如说，地方分会一遇争议，本来就有自发罢工的传统，米勒时期因压不住阵脚、发生频率更高，但根据团体协约，自发的野猫罢工是不被允许的，就会造成工会的困扰。再举一个例子，代表大会时米勒几乎不控制时间、尽量让代表畅所欲言，但代表提案很多、又不熟悉议事规则，会议便显得冗长、甚至是失序。
这里无意说“民主的副作用是无效率”这种五四三的话，问题在于：民主的意义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无组织的群众只是散沙，把权力下放给无组织的群众，只是无政府或民粹而已；“组织化的群众”才是民主的根本基础，有没有组织性运作、政治集中方向的导引，会是民主或无政府的关键。
在这样的思路上检讨“矿工工会”的经验，解散“民主派”便是一个值得争议的焦点。或许有人觉得，成立改革派只是一时权宜，因派系很容易变成既得利益或分赃的工具，不是正面的字眼，所以工会内部不应存在派系。不过就“矿工工会”的例子来说，“民主派”的运作历史不长、基层基础不深，加上旧势力仍有相当残余、在工会内掣肘，如果没有“民主派”的持续运作、用不同渠道继续影响群众，光凭短时间内工会机器运作机制的改革去深化民主成果，效果有限。更糟糕的是，工会运作很多是例行性、事务性的，如果缺乏集体讨论所形成的政治方向思考与辩证，容易惰化为个人权力斗争，就像改革派后来发生的内讧。（关于良性的派系运作与工会民主间的关系，我们会在往后的系列中逐渐铺陈。）
工会后来的演变
米勒第二任只做到一半，就因健康问题交棒给他的第二任副手雀奇（Sam Church），雀奇是强势的人，再加上经过几年的混乱，基层也不愿再见工会运作的空转，于是在雀奇任内，意见纷杂的状况减少了，权力似乎又集中至理事长身上，不过那是大家对理事长的作为无太大异议的结果，工会内既有的民主机制大致确立、并没有改变。
为了去除路易斯时代权力集中的坏处，米勒时代的工会决策机制，相当程度又回归至地区分部，以团体协约谈判来说，决策机制是在团体协约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由分区选举出的执委及分部主席所组成。这样虽然确保了地方意见的参与，却也容易陷入意见纷歧、削弱了统一对外的火力。1982年，川卡接任理事长，他取消了这个委员会，另立理事长指派的谈判委员会，且理事长拥有直接发动罢工的权力，提升了理事长对外谈判的筹码，但协约内容对内仍必须通过会员复决，不失基层监督的机制，使川卡成功在1980-1990年代打了几次精彩的胜利。
“矿工工会”的民主改革大约是最早发动的，它的精神逐渐传至其它工会，但可惜的是各工会民主派间并没有实际的组织联系。我们将继续介绍其它工会的例子。
系列二参考文献：
Clark, Paul F. (1981) The Miners' Fight for Democracy: Arnold Miller and the Reform of the United Mine Workers ,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
Smith, Barbara Ellen (1987) Digging Our Own Graves : Coal Miners and the Struggle over Black Lung Disease , Philadelphia :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Zajicek, Anna M. & Bradley Nash, Jr. (1999) ‘Lessons from the UMWA',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U.S. Unions-- Voices, Visions, and Strategies from the Grassroots , eds. by Tillman, Ray M. & Michael S. Cumming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美国工会改革运动简介系列三：
钢铁工会的经验
美国工会的组织型态与台湾有些不同，所以当我们看美国工运的故事时，有时需要先清楚这些不同之处，才能掌握其中所包含的意义，在此先粗略交代一下这些不同，以便进行后续的讨论，并与台湾的状况做个比较。
美国的工会型态
1. 全国性的产业别工会：就像许多西方工业国家一样，美国的工会大多是全国性的产业别工会，例如纺织业工会，它并不像台湾是以场厂工会为基础、然后再组成一个联合会，它本身就是一个全国性的产业别工会、而各场厂是分会，以台湾的状况举例，中兴纺织杨梅厂可能是 211 分会、远东化纤总厂是 305 分会、台南纺织仁德厂是 608 分会等等，而同一区域内的分会可组成地区分部，如桃园或台南分部等。因为如此，一旦发动罢工，可能是全产业内的停工，不只是这家或那家公司而已，所以对资方造成的压力很大。
2. 中央与地方：全国性的总会，担负的是整体性的劳动条件问题，例如全产业内的调薪幅度等；地方分会担负的工作，则是场厂内的层次，例如细部工作规则等。如果某一场厂发生争议，分会可以处理的就地解决即可，如果是大条代志，可以交由上级总会的老大处理，因为总会资源较多说话可以比较大声、较容易争取到对劳方有利的结果。会费很高，统一交给总会后再拨给分会，而总会及各分会的驻会干部与专职会务人员，薪水由工会支付，所以不必看资方的脸色。工会并有权管理退休及职工福利基金，所以可运用的资金很多。
3. 组织工人加入工会：如果要在一个没工会的地方设立工会组织，台湾的经验是往往要靠厂内的劳工自己，外面的工运团体能支持的资源有限，可是美国的工会因为有钱，就能提供较多支持，比如说台湾如果有个石化业工会，发现台塑六轻没有工会、要去那边做组织工作的话，就可以在麦寮租间房子、雇几个专职组织者常驻该地进行组织工会，当然一样需要六轻的工人自己当发起人，然后经法定程序投票，获一定比例通过后，该工会就可以代表六轻的工人，在当地设立分会。
4. 团体协约：像美国这种资本主义挂帅的国家，法定最低工资只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亦缺乏全国性的社会安全保障（如退休制度及健保），争取较高薪资及福利都要靠工会与资方签订团体协约时争取，所以，团体协约谈判是工会每三、五年都要进行的重要戏码，一旦工会与资方（通常就是该产业的同业公会）达成协议，大约就是有工会的地方全部适用。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看医生很贵，如果没有加入工会获得健保保障，医疗费用将会是庞大支出，也就是说，有没有加入工会对劳动条件及福利的影响很大。
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中的工会
那么，美国这种工会的型态，在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下，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对资方来说，经营企业很重要的是“可预测性”，譬如预测各种支出的变动、包括掌握劳动成本的支出，才有办法达到预期的获利目标，而全产业内的团体协约，其实是有助预测及稳定劳动成本支出的。
原因如下： 1. 明订一致的调薪幅度，所有的厂商一体适用，不会有谁吃亏、谁占便宜，降低老板间的恶性竞争； 2. 因为调薪幅度是明定的，所以可预估劳动成本支出的变化； 3. 团体协约一旦签订，工会也有义务遵守，所以不能放任分会或会员进行自发罢工、或要求额外的福利，换句话说，可确保生产的顺利进行； 4. 既然生产的进行获得较稳定保障，那亦代表着生产力的提升。
在这样的劳资关系下，如果工会不进步、不会在谈判时凝聚劳工的阶级意识、不会争取有助集体力量形成的条件、不会争取更具社会性的诉求，那团体协约谈判很容易就例行化，工会沦为只是替资方安定劳动成本的工具而已。拿日本工运的“春斗”来说，在主流保守工会主导下，其实调薪幅度多少、早已由工会头与老板间秘密谈好，抗争只是做做样子、完全是例行公事。
决策的集中
回到故事的正题。美国“钢铁工会”（USWA ，United Steelworkers of America）是在1930年代，于“产联”（CIO）体系中诞生的，而“产联”最早只是“劳联”（AFL）底下的一个委员会，负责组织现代工厂制度下的蓝领劳工，所以它的组织方式就如前面所述，是由中央办公室派专职组织者到各场厂去组织工人，这些组织者直接听命于中央办公室的领导，在如此的组织模式下，“钢铁工会”从成立一开始就有相当的中央集权倾向。
“钢铁工会”的权力结构，日常行政掌握在由会员直选产生的干部（理事长及其左右手）身上，而除了定期代表大会议决重大事件及章程外，一般的决策机制在全国执委会（相当于台湾大型工会的常务理事会），且全国执委会是由总会干部及分区选出的分部主席组成，换句话说，地方的意见可经由执委会成员传达至中央。
中央集权的倾向逐渐加剧之后，后来总会领导人削弱分部主席在执委会中的表决权、也就是削弱地区分部在团体协约及调薪谈判时的地位，并取消了分会对中央的财务监督权，但中央仍然可对地方分会进行财务检查，于是财务问题往往成为中央箝制地方的借口。
在这个过程中，主张地方拥有更多参与权的势力不是没有，但这些力量常被利用成为对资方示威的手段：比如说，快要团体协约谈判时，总会就会放任地方分会撒野、作为与资方谈判时的筹码；等到协约一谈好，中央马上又会压抑地方分会的声音，深怕他们的作为脱离总会的控制。
危机的来临
从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美国钢铁业因其它国家在战后的钢铁生产复苏而大幅衰退，加上开始电脑化作业，以致发生大量劳工失业的情形，连带使得工人的实质薪资停滞。从1947年至1959年，钢铁工人每年的调薪幅度平均为 5.2﹪；但是从1959年至1972年，平均只有 1.2﹪，且光是1960年代后半，工会就损失了六万五千会员。
总会对危机的出现无能反应，却又搞了一个飞机。1972年，工会跟资方订立新的协约，里面有一个规定是说，往后即使是协约到期、新约仍未签订，工会仍然不可发动罢工。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协约，因为美国工会向来有“没有团体协约保障，就不工作！”（No Contract, No Work!）的传统，意在逼使资方于期限内妥协，如今这个协约一订，等于是绑住自己的手脚。
挑战者的出现
在这种情势下，对总会的不满加深，主张地方拥有更多参与权的势力便逐渐抬头，各地分会纷纷出现改革派成立的小团体：以 1010 分会为例，改革派成立了“基层工作小组”（Rank and File Caucus），以工会内的反对派姿态出现。“基层工作小组”的成员大多住在工厂附近的小区，他们利用小区里的人际网络进行组织工作，因为工厂附近的居住环境是较恶劣的，住的大多是少数族裔及年纪较大的人，于是反对派协助会员的方式，许多是从帮助会员申诉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的问题开始。
像这样的反对派组织经营是很厂内议题取向的，虽然能获得厂内会员认同，却较难跨越场厂层次，如果不同分会间的反对派没有联系，更无法产生总会层次的政治影响力，所以改革运动一直停留在个别分会内部。直到受到1972年“矿工工会”改选“民主派”胜利的启发，出身基本钢材厂的薛德洛斯基（Edward Sadlowski）出马选上第 31 分部的主席，并进而于1976年挑战理事长位子，才把改革派力量导引至总会层次。
竞选策略
薛德洛斯基跟他的支持者成立了一个竞选团队叫“反击”（Fight Back），于竞选理事长时提出了若干政见： 1. 会员有权对会费增加及任何劳资间的协约进行表决； 2. 改善退休年金及健保； 3. 反对职务合并与劳动强度加强； 4. 不同产业的劳资协商分别处理（按：当时钢铁工会内已开始有很多非钢铁业的会员）； 5. 实质薪资的提升； 6. 加强对会务人员处理争议能力的训练。不过在实际执行上，“反击”最主要的诉求却在会费增加上打转，他们主张在会员权力没增加的状况下、会费不能提高，他们以为基层会员会最在意会费的问题。
虽然“反击”意图成为一个改革派的机关，但它的运作实际上更像是一个竞选团队，没有明确的组织运作模式，决策权集中在薛德洛斯基的亲信身上，它本身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机制。
“反击”与地方反对派间的联系，集中在少数以基本钢材厂为主力的分会，但是因为钢铁业的衰退，基本钢材厂的会员比例已大不如前；为求胜选，“反击”试图以普遍性的诉求打动群众，却忽略某些分会的特殊地区性议题，例如南部的分会很关心自由入会制对工会力量的削弱。“反击”甚至没有放多大力气在同时举行的地区分部主席选举上，有点孤注一掷把资源全部投入理事长选战。
“反击”与基层反对派缺乏联系，与他们的竞选策略有关，他们担心与基层反对派关系太过密切，会被戴上激进派的帽子、而吓走了中间选民。就因他们缺乏与基层组织间的联系，对会员的宣传便丧失渠道，而得向某些分会中较中立的会务人员求援，但这些会务往往也是想法较温和的、进一步抹煞了路线的差异。宣传渠道的缺乏导致另一个副作用，就是依赖大众媒体，寄望藉由在新闻报导上曝光以提升知名度，但是，这些竞选手法往往都是违背基层群众路线的。
若干检讨
选举结果薛德洛斯基以 249281 对 328861 的比数、 43.1﹪的得票率落败，看了上面的竞选策略之后，如此的结果相信并不意外。“反击”在这个过程中至少犯了四点错误： 1. 依赖于基本钢材厂的支持，而忽略争取全面性的会员支持； 2. 缺乏一个具体的工会改革方案，致使后来只在会费议题上打转； 3. 缺乏与基层反对派间的联系，宣传依赖大众媒体，而媒体炒作的又是薛德落斯基的个人特质、而非理念； 4. 因为竞选策略上的选择，缺乏与基层组织的关系，致使“反击”自己也中央集权化，无法说服基层的改革势力。
“反击”在选举失利后没有继续运作，使它更像一个选举机器、而不是改革派机关，1980年代钢铁业经历另一波不景气，关厂事件频传，让劳方气势更低落，连带改革势力亦无运作空间。
“钢铁工会”的改革派故事是一个失败的经验，但这样的经验如果有其价值，恐怕就是让我们记取教训、不要做半吊子的改革派：既然当权派为人批判的是中央集权的问题，反对派当然应该进一步结合各方基层的改革势力、提出工会总体改革方案，朝向一个不同路线的对照组，才足以争取基层的支持。而“反击”选择的似乎是中庸的策略，无法具体与当权派区隔，这也导致了他们的失败。
系列三参考文献：
Nyden, Philip W. (1984) Steelworkers Rank-and-fil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Union Reform Movement , New York : Praeger.
美国工会改革运动简介系列四：
卡车司机工会的经验
如果你上美国“卡车司机工会”（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 ，简称 IBT 或 Teamsters）的网站，可以发现他们正在庆祝创会一百周年的纪念（按：这是指 2003年时。）。一百多年前，“卡车司机工会”的前身像是现在台湾的职业工会，会员除了雇佣劳动者外，还包括自营作业者跟小店主，后来他们把不属于雇佣劳动者的部分清了出去，才改成现在的名字。
早期的“卡车司机工会”并不大，而且其权力结构一样是分散在地方、而非集中在中央。直到1930 及1940年代，经过几个重要领导人在各地的努力，工会才逐渐有全国性的影响力，其中一个重要的激进派，就是多布士（Farrell Dobbs）。
早期的激进派
多布士的活动地点，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亚波理市（就是现在 NBA 灰狼队的主场所在地），当地属于 574 分会，在1933年时，该分会只有 75 个交会费的会员。1934年，多布士成功地带领一次矿场罢工之后，他和手下几个托派的组织者，决定发起全市的卡车司机组织工作。当时，该地的商会联盟并不承认工会，并拒绝与工会协商。
5月15日工会宣布罢工之后，会员暴增至六千，并成功争取到其它工会的支持，木匠工会帮忙起炉子、农场工会供应食物、厨师工会煮大锅饭，每天可供应四五千罢工者的饮食，当官方排出上千警力要让货车出货时，工会排出同样数量的阵容相抗衡，真的让全市的车轮完全停止转动。十天之后，在州长威胁要出动国民兵的情况下，劳资双方接受劳工部提出的解决方案。
但资方事后翻脸不认帐，导致第二波罢工的发生。7月6日一万二千群众聚集在体育场示威、还不算挤不进场的另外数千人，工会并破天荒地出版每日出刊的会讯，且其发行量高达一万份，后来国民兵果真出动，并向群众开火，在某次冲突中导致 67 人受枪伤、后来其中两人死亡，但群众并不因如此而退缩，在死难者葬礼那天，四万人走上街头参与送葬。
官方开始禁止室外集会，工人改采取游击战方式，每当发现有车子要出货，就以小蜜蜂的方式破坏、打了就跑，就这样搞了差不多一个半月，当时的总统怕再拖下去会影响即将到来的选举，对州长及资方施加压力，终于使抗争有了结果。这场罢工的结局是工会成功组织了全市六成的卡车司机，两年之内，工资增加一倍、周工时从90 降至48 。
激进派与保守派间的斗争
574 分会的组织工作在明尼苏达获得成功之后，继续把运动推向整个中西部地区，类似这样的状况在好几个地方同时发生，造就了今日“卡车司机工会”的基础，不过并不是所有的领导人都像多布士般进步，相反地，多布士成为保守派眼中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二战的爆发更压缩了政治容忍空间，当时的总会理事长托宾（Daniel Tobin）跟官方合作，以国家安全的理由拿 574 分会的托派份子开刀，1943年除夕多布士跟他的同志们被关进监狱、 574 分会被总会接管。
与多布士相对的，是把工会当作生意经营的贝克（Dave Beck）。贝克崛起于西岸，他同样是基层出身、带领过不少群众抗争，把工会的影响力扩展至整个西岸；但他与多布士不同的是，当他获得一定的权力之后，他就开始镇压基层力量了。
贝克掌握工会于西岸的组织之后，开始跟资方谈生意，他让自己的组织与资方合作压抑内部抗争、并打击其它进步工会，进而吸引更多资方与他合作──因为如果不与贝克合作、赶快在自己的公司里弄个资方工会的话，万一有进步的团体来组自主工会就糟了。
贝克与资方勾结的结果，是帮自己也累积了大量财富，他不但是工会头子、也是生意人，他不但把工会当生意经营，事实上也是好几个公司的老板。他在1952年继托宾之后当选总会理事长，他把工会的钱拿去投资各种生意、还提供给资方当作低利贷款，帐目一塌糊涂。“卡车司机工会”在他任内更加中央集权化，严厉控管分会的自发抗争，用尽各种方法对付反对派，动不动就解散分会理事会、由总会接管，且接管往往长达三五年、该改选了也不改选。
为了要维护自己工会的势力、方便跟资方谈妥生意，他到处打击其它进步工会，甚至派自己的会员充当工贼、协助资方暴力破坏其它工会的罢工封锁线。在进步的“产联”（CIO）与保守的“劳联”（AFL）相抗衡期间，“卡车司机工会”总会一直都是站在“劳联”这边，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击“产联”的势力，直到1955年“产联”被迫与“劳联”合并为止。
不过“卡车司机工会”的腐败也受到了国会的注意，后来贝克因逃漏税的罪名被关入大牢，继承他的位置的，就是更恶名昭彰的霍法（Jimmy Hoffa）。
霍法的黑金路线
霍法百分之百是基层出身，十几岁就开始作工，对带领群众抗争绝不陌生，还曾经在激进的多布士手下工作，就某些方面来说，多布士是他的师父。他后来并成为干练的组织者，对电影《超级巨人》有印象的人，可能还记得霍法的组织方式之一，就是在州际公路的休息站上，借口要搭便车而在货车上跟司机开始攀谈，藉以找机会争取这些司机加入工会。即使在他当上理事长之后，他仍然可以轻易叫出数年未曾谋面的会员名字，他是相当具有群众魅力的。霍法在工会事务上也达成了某些成就，比如与货运业同业公会签订第一个适用全产业的团体协约。
但这么“红”的出身背景并不代表他不会背弃兄弟的利益、不会腐化。当初总会打算击垮多布士的 574 分会，他就是主要打手之一，在成为理事长之后，他执行的仍然是贝克的生意人路线，只不过他作的生意更大，而且更赤裸的把黑道势力引进工会内部，他在许多重要的地区分部或分会，安插跟黑道有密切关系的亲信当头人、以巩固自己的势力，形成不折不扣的黑金工会政治。
说起“卡车司机工会”与黑道的关系，差不多在一开始就已经存在。对黑道来说，他们觉得工会是一个很好的洗钱管道；对腐败的工会头人来说，引进黑道不但可以和黑道一起做生意、从中获利，还能够运用黑道势力镇压内部反对声浪、维持自己的权力。于是，工会内部暴力活动频传，甚至暗杀事件亦所在多有，霍法做的，是把这些都更浮上台面化。
“卡车司机工会”跟黑道的挂勾持续吸引国会的注意，连总工会 AFL-CIO 都开始与它划清界线，1957年因“卡车司机工会”拒绝接受国会的调查，总工会开除它的会籍，1967年霍法还是免不了牢狱之灾（后来尼克松因需要“卡车司机工会”的选举支持而释放霍法，但不久之后霍法自己也死于谋杀，据推测是他的继任者下的命令）。只是工会并不因霍法的下台而脱离黑道，中央的控制虽然略有减弱，但实际的权力掌握在地方黑道头子的手里。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派开始出现。
1970年的自发罢工
1970年是“卡车司机工会”与货运业同业公会间、团体协约的换约年，当时司机们的时薪大约是 4 美元，而总会原本提出的调薪要求是增加 3 美元，但最后达成的初步协议竟然只有 1.1 美元，让会员大失所望，地方分会自发性的罢工于是发生。位于芝加哥的 705 分会跟一个独立的小工会合作，跟芝加哥地区的资方展开协商，他们提出的调薪要求是 1.7 ，这个协议后来以 1.65 成交，证明了 1.7 的要求是可能的，于是罢工越演越烈。
总会一方面跟官方合作灭火、试图镇压四处发生的自发罢工，一方面也想破坏芝加哥的协议，但没有成功，在拉不下脸的情况之下，最后总会想办法与资方达成 1.85 的调薪协议。这个新约，明显是在基层群众的压力之下，硬把总会头人赶鸭子上架的结果，这一波自发罢工潮，除了显示总会在对应资方时的无能退让之外，还连带引发了改革派团体的成立。
这些改革派的团体，在不同的分会可能有不同的风貌，有些甚至开始有全国性的串联，但大部分只是短暂地存在或地方性组织而已，而其中最成功的，就是在1976年正式成立的“卡车司机工会民主派”（Teamsters for a Democratic Union ，TDU ，以下简称“民主派”）。
“民主派”的基层民主路线
1986年某一天，“卡车司机工会”有黑底的 138 分会主席法兰克，气急败坏地冲进一家批发仓储店找一个会员麦克（批发仓储店是“卡车司机工会”重要的组织据点之一），找到之后，一面用三字经对他臭骂、一面向他扑打过去，直到麦克被打得流血为止。
事情是这样子的，几个月前 138 分会另一个会员约翰被公司记过处罚，约翰不服向工会拿表格要填申诉单，可是当地分会干部老是顾左右而言他，跑了好几次办公室却连一张表格都拿不到，于是约翰转而向“民主派”求救，他填好由“民主派”那里拿到的申诉单交给工会，得到的回应却是被公司开除，理由为使用不适当的表格。
明眼人一看就知、这件事是工会和资方连手冲着“民主派”而来，约翰不过是牺牲品，“民主派”当然不能坐视不管。138 分会的“民主派”结合附近其它分会的进步会员，开始去围约翰工作的那家店，并向“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 提起申诉，使约翰重回工作。原本 138 分会的会员对当权派的恶形恶状已吞忍许久，经过这次胜利之后，“民主派”的声势大振，并准备在下次分会改选中夺取主导权。
“民主派”开始接触在该分会辖区中主要批发仓储店工作的会员，并发行自己的刊物宣传，经过定期聚会讨论之后，他们推出的理监事候选人，平均分布在这些主要的组织据点，其竞选政见是： 1. 定期召开理监事会； 2. 落实团体协约； 3. 小组长由符合代表性的选举产生。
而麦克正是“民主派”推出的候选人之一，法兰克殴打麦克显示出他已经开始紧张，但恐吓的方式已经无济于事，暴力手段只是更加添会员的反感，后来“民主派”推出的候选人全数上垒，也就是说，不是上级总会来清除败类、也不靠官方的力量来打击黑道，“民主派”成功结合基层的力量，把黑道扫地出门。但事情当然也不是那么简单，“民主派”一当选，资方结合黑道势力展开反扑、以锁厂的方式对付分会的新领导班子，接下来，分会的团体协约也即将到期，“民主派”需要经历更严苛的挑战。
138 分会的经验只是无数个“民主派”的故事之一，在各地，“民主派”陆续赢得若干分会的改选，每当总会与资方谈判团体协约时，“民主派”就会逼迫总会得发动罢工作为谈判后盾，如果结果还是不尽人意或甚至总会放水时，“民主派”亦曾在复决投票中、于分会的层次成功发动会员否决总会的协议，但就总会层次来说，“民主派”的力量还是比较薄弱，欠缺全国性的力量集结。
UPS 机器人
美国1970 至1980年代的经济不景气冲击货运业，加上一些政客主张放宽对货运业的管制，劳动弹性化的现象逐渐发生，包括：要求生产绩效、变形工时及雇用契约工降低劳动成本等等。在 UPS 这家美国最大的货运公司内，这些现象以最畸形的方式被突显出来。
UPS 试图结合社会科学及“科学管理”的方式来增进生产效率，管理阶层要领班观察现场中的人际关系、找出工人中的意见领袖，他们认为，与其一个一个去影响工人，还不如先影响这些意见领袖，这样要进行任何工作规则修改都比较方便。
管理阶层模仿泰勒式管理把工序标准化，每一动都要依据严格的规定，比如说：踏进驾驶座要先右脚、后左脚；搬运货物要先用左手、后以右手扶助；拿车钥匙要用右手的小指、不能用其它手指等等。用 UPS 员工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不过是“ UPS 机器人”而已。
在这种畸形的管理下，发生了不少骇人听闻的职灾：一个在货物输送带末端卸货的工人因背痛而倒在地上，但现场工头并没有停止输送带，其他同事也不敢背负停止生产的罪名，只能避免货物砸在受伤的人身上，那个人就这样躺在地上 20 分钟后才被送医，而这个过程中那条输送带连一秒钟都没有停止过；另一个地方，同样是在输送带旁工作的工人，因为货物太多堵塞了带子前进的速度，他不敢先停止输送带再作调整，直接用手去拨那些货物，结果整个身体被带子卷进去、当场死亡；还有一个倒霉鬼是外送货车司机，他因背痛而被认为生产效率过低，所以公司派了稽查随车监督它的劳动效率，他在送货过程中倒在人行道上，但稽查竟没有立刻叫救护车，反而先打回公司请求指示，这个司机后来精神崩溃。
腐败的工会头子对这些事情完全视而不见，于是“民主派”开始想一些方法来组织基层会员，例如有人开始组织医疗互助基金，发生职灾的可以向基金申请医疗费用，后来还扩展至争议基金、劳教基金等等。经由不同议题的运作，以及改选与团体协约谈判时、一次一次的动员群众，“民主派”就这样慢慢累积他们的基层实力。
官方对工会的整肃
因为总会一直是被黑道把持着，美国政府那边也一直都注意“卡车司机工会”的犯罪问题，但官方关心的并不是工会的民主发展，对亲资方的政客来说，利用腐败工头来对付进步工运势力是一种方法，直接摧毁工会也是一种方法，所以官方对待工会的态度，本来是倾向由政府接管工会。
“卡车司机工会”的头人们为避免丧失自己的利基，也开始向总工会示好，希望重新加入总工会以求得某些正当性，对总工会的头人来说，“卡车司机工会”的重新加入会带来可观的会费收入，当然是欢迎之至，于是在1987年，工会重新投入总工会的怀抱。
“民主派”对政府接管是反对的，他们的诉求是基层民主，于是展开了“有权参与决策运动”（Right to Vote），他们主张所有的总会代表都必须由会员选举产生、而非指派，这样在代表大会上才能有基层意见的参与，并透过修改章程逐步建立民主决策机制；同样的原则，会员必须有权复决团体协约，并以直接选举的方式选出总会领导人及全国执委会成员。在“民主派”的坚持之下，最后官方放弃了接管工会的企图，并接受“民主派”的建议，只在过渡期间由官方监督工会的运作，包括监督1991年的总会改选。
“民主派”的未来
此时，804 分会的主席卡瑞（Ron Carey）找上“民主派”，寻求“民主派”支持他参选总会理事长。这件事在“民主派”内部有一些争议，卡瑞这个人在其分会内的作风符合民主原则、在劳资对抗过程中的立场也没问题，是进步份子，只是过去他一直跟“民主派”保持距离，更重要的是，“民主派”原先设定的工会民主进程，最重要的部分乃在重建由下而上坚实的群众组织，以逐步达到总会决策机制民主化的目的，民主不是靠电影《黑客任务》中的救世主来解救世人，在大部分分会仍是旧势力掌握的情况下，匆促推出总会候选人恐会模糊焦点。
这件事被放进“民主派”每年举行的代表大会上讨论，最后获得通过，1991年，卡瑞如愿在“民主派”支持下当选理事长。
另一方面，旧势力也展开帝国大反击，他们也开始了他们的集结，并以霍法的儿子小霍法（James Hoffa, Jr.）为首领，企图在1996年改选时夺回主导权。在这期间，因为小霍法一帮人仍掌握大部分的分会，所以总会依靠的，往往是直接对基层会员作诉求，以会员直接表决的方式决定重要决策或团体协约的定案，双方互有输赢。1996年改选，卡瑞以 52﹪对 48﹪的得票比例，仅仅 4﹪的差距打败小霍法。
1997年，工会发动 UPS 员工的大罢工。在罢工之前，根据“民主派”的组织原则，工会经过严密的部署，经由聚会讨论发掘志愿的组织者，当谈判破裂罢工开始之后，这些志愿组织者马上就能上第一线担负指挥调度工作，并结合非正式的契约工一起行动。这场 18 万 5 千人参与的罢工持续了 15 天，因为 UPS 实在是太恶名昭彰，民意调查有 55﹪的群众支持，最后工会获胜，这大概是美国工运在1990年代最重要的一场抗争，提振了不少工运士气。
但胜利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卡瑞在竞选连任时被抓到财务有问题的小辫子，法院判决应重新选举，而且卡瑞被剥夺被选举权，匆促之下“民主派”紧急推出另一位候选人，但是以 40﹪对 54﹪的比例在1998年的重新选举中落败（6﹪由另一个候选人所得），小霍法登上理事长的宝座至今。
这场选举的落败对“民主派”或整个美国工会改革运动来说，当然是或多或少的打击，不过我们必须去检讨缺失，才能够展望未来。不要忘了，“民主派”的最终目标是经由基层的改造达成决策机制的改造，就客观而言的确离目标还有一段距离。至少“民主派”不像他们在“矿工工会”的前辈们一样，一旦取得工会主导权便解散民主派，选举失利之后也没有因此怀忧丧志，“民主派”一直在持续从事基层组织工作。
“民主派”不只是竞选宣传机器，它是一个常设性的、基层化的改革机构。它并不试图从“卡车司机工会”中分裂出来，它要从中进行基层翻转，它有自己的会员制度、会讯、网站、专职组织者，更有基层的劳教讨论会议、每年定期代表大会，它有不断修正的工会民主纲领及劳工权益诉求。
跟“卡车司机工会”超过一百万的会员数比较，“民主派”上万人的会员数并不算多，但它有点像先锋队，在工会中起着引导风潮的作用，任何工会头人都不能忽视它的影响力。“民主派”在 21 世纪是否能再创出壮丽的基层改革及进步工运功绩，我们拭目以待。
系列四参考文献：
La Botz, Dan (1990) Rank-and-File Rebellion: Teamsters for a Democratic Union , London : Verso.
Tillman, Ray M. (1999) ‘Reform Movement in the Teamsters and United Auto Worker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U.S. Unions-- Voices, Visions, and Strategies from the Grassroots , eds. by Tillman, Ray M. & Michael S. Cumming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美国工会改革运动简介系列五：
史威尼三人组的局限
“一个团结有力的总工会！”（One Big Union!）
如果你是五六年级生，可能记得那部描写美国左翼记者 John Reed 的电影《烽火赤焰万里情》（Reds，1981年出品），时代背景大约是一百年前，劳动斗争现场到处可见“世界产业工会”（IWW）的这句口号，当时的进步工运认为，劳工应当按照产业别组织起来，才能够垄断劳动力供应以产生与资本相抗衡的力量，而且这些力量在一国范围内，应当聚拢在同一个总工会作为集中，然后不同国家的中心集合起来，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世界产业工会”。超过半个世纪之后，在对抗种族隔离制度斗争中、扮演重要动员力量的南非左翼总工会 COSATU ，继承了这个精神，他们响彻云霄的呼声是：“一个产业，一个工会！”（One Industry, One Union!）
“组织一切还没有组织化的工人！”（Organize the unorganized!）则是“产联”（CIO）于1930年代成立当初喊出的口号。在以土生白人为中心的“劳联”（AFL）独霸美国工运的时代，就像电影《钢铁的正义》（10,000 Black Men Named George，2002年出品）中的黑人一样，女性、少数族裔、新移民是被主流工会所排斥的，这样的作法只是减弱劳工整体的力量而已；于是“产联”另辟蹊径，组织新的群众以对抗越来越趋垄断的资本集团。但是，二战后恐共气氛的笼罩下，这种开阔性的组织策略却越来越罕见。
组织策略
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中心国，随着制造业外移到第三世界，失业的问题恶化，就业机会变少了。如此，会员数减少、会费收入降低，工会所能运用的资源也减少了，为了要增加会费收入，发展新会员当然成为工会重要任务。但是，大部分工会却不集中资源于该产业尚未组织到的工人，只是偷懒去合并一些小工会，藉以维持会员数在一定规模；更糟糕的是，工会的合并没有组织策略可言、甚至违反“产业别”的原则。比如说：矿业中明明还有很多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矿工工会”却跑去组织大学的行政职员；“作家协会”竟然合并到“汽车工人工会”之下。结果，由于多数工会是靠相互合并、而非扩展新会员，来维持工会规模，于是就整体工运而言，组织率还是不断下降。
以汽车业为例，1970年代美国三大汽车集团（福特、通用与克赖斯勒）以外的汽车零件厂工人中，大约三分之二有加入工会，时至今日只剩五分之一。“汽车工人工会”（UAW）可不是不了解这个情形，但工会头人们默许这种情况的发生。因为他们认为，让零件厂维持相对低的劳动保障、压低劳动成本支出，那么，资方就较可能会把组装厂继续留在美国本土、不移往墨西哥，藉以保住组装厂会员的就业机会。所以，不去组织零件厂，乃是为了保住组装厂。（这是典型“保护主义”的工运策略，关于“国际主义”VS “保护主义”的问题，我们将在系列六中详论。）
美国总工会的理事长史威尼，在领导“服务业工会”时有灵活的组织策略，把广大无组织的清洁工及看护工纳入工会，不但提升了自身工会的实力，也为整体工运注入生力军。但史威尼成为总工会理事长之后，也能够影响会员工会形成更有效的组织策略吗？这是美国进步工运份子对史威尼三人组提出的第一个疑问。
总工会或许不能直接指挥旗下会员工会，但假设史威尼公开对“汽车工人工会”呛声：“你们如果要组织零件厂工人，我会拨经费支持；如果你们没意愿，那我会提议成立一个新的汽车工人工会跟你们竞争，或把经费拨给更进步的相关工会，让他们去组织零件厂工人。”肯定会对“汽车工人工会”产生相当大舆论压力。只是，史威尼会勇于这么做吗？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种假设在实际上并没有发生。
劳资对抗时的态度
在史威尼当选总工会理事长后的代表大会上，一个来自史达利（Staley）锁厂案的工人请求总工会协助，因为这件争议已经延续了两年半，当场史威尼也承诺将此案列入总工会的优先议题。但是该厂直属工会的理事长已经打算放弃抗争，工会谢绝了总工会的介入，在如此情况下，史威尼也没有再说什么。
史威尼及他的副手川卡，在他们各自出身的工会理事长任内，都曾经以较战斗性的态度面对劳资斗争并取得胜利，当他们主政总工会之后，能够把这种战斗态度引导至其它工会吗？这是进步工运人士对总工会新领导班子的第二个质疑。事实上，新领导班子上台后，也是注重工会头人间的人情世故、大于重视整体工运的气势提升，所以对会员工会的争议采取不干预的态度，而平白丧失了不少提振工运情势的机会。
最早的一个例子，就是1995年 7月在底特律同时发生的两家大报社罢工案。当时还是总工会改选竞选期间，史威尼及川卡亲至罢工在线为工人加油打气，川卡并提出具体建议，劳方应该准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因为这两家报社分属美国最大的两家报业集团，只要罢工工人能够结合其它在地工会的势力，炒热这件争议到达一定的政治热度，资方就会有很大压力。但当时地方分会领导人只想发起较静态的杯葛活动，静待“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 的裁决（很像数年前世界日报争议案中工会的态度）。
等到劳方发现情势不妙，要求已经当选的新领导班子带领大规模游行时，这时反而是总工会那边退却了。因为1996年是总统大选年，头人们不想让正争取连任的民主党政府太过难堪，撑到1997年才发动了一个迟来的小规模游行，对劳方根本没有实际帮助。
总工会的官僚化与世故政治
史威尼三人组当初竞选时，代表改革派的势力，背负不少人的期待，当选之后，也的确作了一些事情。比如说：加强基层组织工作、强调直接行动等，还包括把以前执行冷战恐共战略的驻外机构，改组成现在的“劳工团结中心”（Solidarity Center），引进若干进步份子，来协助美国以外的各地工人推展工运。台湾的劳工团体，前几年便是经由这一个“劳工团结中心”签线，与中美洲的工会进行国际串连，共同对抗台商的血汗工厂。
不过这些进步有不少局限。新领导班子就如同许多政治人物一样，在竞选时摆出改革清新形象，攻击对手的保守反动，等到当选之后，就宣称一切都要回到平常的正轨，并与所有工会内组织化的基层“民主派”都保持距离，彷佛当初只是竞选时的宣传手法而已。这段时期，进步工运人士亦一直在观察总工会的变化，他们希望能督促总工会的改朝换代不致沦为新瓶装旧酒而已。
除了前面提到，在组织策略及劳资对抗时的态度这两个面向上，总工会缺乏有效方式引导会员工会集中资源提升局势之外，进步工运人士对新领导班子尚有若干疑问：
1. 政治集中方向的问题：虽然工会对民主党政策已越来越无约束力，新领导班子仍不改几乎无条件支持的态度，而缺乏关于支持或成立两大党外的劳工政党的讨论；
2. 基层组织的问题：虽然总工会花了不少时间与资源进行基层组织工作，但根据统计，在“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 那里获得认可成立工会的比例并不高，一方面是太依赖外部进入的专职组织者、而忽略从基层找出在地组织者，一方面是太陷入顺法斗争、缺乏更战斗性的组织方式；
3. 直接行动的问题：直接行动是好的，但直接行动到底意味着对抗资本时的战斗性，还是只是官署议会前的“立法请愿运动”？
4. 如何看待劳资关系：有一个德国工人看过史威尼的著作《美国需要提升》（America Needs a Raise）之后，他感慨史威尼弟兄的想法充满了美国中心主义。的确，新领导班子对劳资关系的看法，其实仍不脱主流所谓的“伙伴关系”。如果他们认为劳工福利是依赖于强大国家经济力量之上的话，那他们会如何看待美式的帝国主义经济与对外战争，便是非常可疑的。
工运人士总结新领导班子的局限，归结其原因，不外是民主改革势力尚未完全渗透至基层：大部分的工会仍然是由总会少数头人专权，更别说总工会这个上级组织，其人事与决策操乎在少数工会官僚身上，依循的义理多是头人间的人情世故，基层群众完全没有参与的余地。
宫廷政变或群众起义？
如果没有坚实群众力量的基础，工会高层领导的更换，可能只是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而已，其根本上的进步性恐怕有限，唯有引进基层的组织化群众，方能确保工会民主与劳工权益的日益进步。工会领导人间的更迭，如果无法透过诉诸群众来凸显路线上的差异，其理念亦无法被广大基层所得知。
在这样的想法下，早在1969年，美国若干工运人士便成立了“工会民主协会”（Association for Union Democracy ，AUD），倡导工会民主与基层会员的权益，他们认为，有战斗力的进步工会，必然是基层会员能够充分民主参与的工会。例如前面提到史达利与底特律报社的争议，其实基层会员是愿意坚持抗争的，只是工会领导的迟疑与退却、不愿投入力量与资源，造成抵抗的失败。
其后，有些工会内部也开始成立常设的改革派组织，其中较著名且目前仍持续运作的，除了系列四介绍过的“卡车司机民主派”之外，还有“汽车工人工会新方向运动”（UAW New Directions Movement）。伴随着这些工会改革运动，也产生了新兴的工运团体，他们关注工会民主改革的进程，引介进步的工运思潮与策略给组织者与基层会员，其中之佼佼者便是制作过不少劳教手册、并有定期刊物发行的“劳动笔记”（Labor Notes）。如果各位有兴趣，在这些团体的网站上，拥有不少丰富的劳教材料，经由网站上的连结，可以找到更多的工会改革组织。经由这些团体的努力，我们可望在 21 世纪发现更多进步工运的传承出现。
系列五参考文献：
Tillman, Ray M. & Cummings, Michael S. eds. (1999) The Transformation of U.S. Unions-- Voices, Visions, and Strategies from the Grassroots , Boulder :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说明：以“社会运动工会主义”为范例，是这位或这些“进步改良派”们孜孜以求的，但对工人运动来说，却是个陷阱。进步改良人士或许看不惯主流工会的保守和乌烟瘴气，但所希求也最终也就是劳资能够“抗衡”，进而平衡而已……总之，这一系列文章宜作为资料来了解，有一些（比如关于台湾的论述），也仅限于能够作侧面了解之用……
美国工会改革运动简介完结篇：
回头看台湾
说完美国工会改革运动中较具代表性的几个例子之后，或许有些人会觉得，作者我似乎意有所指。谈别人的故事，本来就是要从他人的经验中汲取教训，所以在最后，当然还是要回到台湾的客观环境，看台湾的工会在未来发展上可以采取哪些改进的方向。
一、组织形式：突破场厂公司界线
经过十几年的自主工运经验，大家想必都了解，以场厂为工会组织范围的作法有相当多局限，例如：
a. 会员人数少、力量小。
b. 工会领袖无法持续组织工作：因为工会组织是以场厂为界线，所以像曾茂兴、罗美文及王耀梓这些工会领袖，一旦被公司开除之后便丧失会员资格、也不好直接涉入其它工会的运作，于是就丧失了不少持续组织工作的舞台。
c. 因为以场厂为组织范围，工会便容易陷入场厂意识或公司意识。例如，许多公司会把旗下工厂归入不同事业部，各自事业部为独立的营运中心、自负营亏，如果工会也是以场厂利益为思考，那赚钱部门的工会为了守住自身的利益，可能就会不去协助赔钱部门的工会、甚至赞成裁减赔钱部门的劳工，形成劳工间的自相残杀；另一种例子是，工会以公司的利益为思考，于是福特工会可能视生产丰田车的国瑞工会为竞争对手，而陷入无法合作共同对抗资方的陷阱。
目前即使在官方的工会法修正案中，也大幅放宽了工会组织的形式、可以突破场厂的界线，所以空间是有的，问题在于怎么做是可能成功的、在现实上是经得起挑战的，至少要有挡得住资方压力的能力，并产生一定的跨场厂集体协商的效果，这样才有意义。我在这里提出若干想法：
1. 由公营事业工会来发动：台湾的公营事业往往占据该产业的核心位置，以致工会本身常常就是全国性的，人数多、相对拥有较多资源，所以由公营事业工会来发动成立真正的“产业别工会”，我觉得成功机率是最高的，比如中华电信工会应该去组织台哥大、远传及泛亚的员工，组成一个完整的“电信工会”；台电工会如果想保有会员的工作权及会费收入，与其提出拥核这样与社运界相冲突的诉求，不如去组织民营电厂员工；台铁工会在反对高铁欺压之外，也可以开始布局组织高铁员工，不一定要把两者对立起来。
公营事业工会组织私营企业员工的另一项战略考虑，其实是可以共同抵抗公共服务的商品化、市场化，这个方向如果经过细致发展，其实可以是反公营事业民营化的新力量。不过这种方式只适用于有公营事业的产业。
2. 由产业别联合会来发动：烟酒工联、仓运联、银行员联合会、大传联及台塑企业联合会，这些比较是自主工运脉络内且有抗争经验的联合会，有可能逐步打破会员工会间的界线、重组而往一个产业别工会的方向前进吗？金控集团的出现是对银行员工会的一大挑战，或许可趁此机会再思考联合形式的问题。想办法制造一个会员工会间共同的目标，或许是促成整合的策略之一，譬如整理出一份大家都同意的团体协约，动用联合会力量支持、先选定容易谈成的目标公司去推，成功之后再推下一家，顺利的话大家都在同样的劳动条件保障之下，可建立集体一致谈判的基础。
3. 由地区性的产业委员会开始：某些县市的产业型态是比较集中的，比如说高雄县市境内有不少石化工会，所以高雄县市产总可合作成立一个石化业工会委员会，定期聚会讨论该产业的相关劳工议题，以逐步促成产业内的集体行动。
二、 力量的有效运用与上下意见沟通
近年来台湾自主工运界对工会的关注焦点不是组织形式、而是权力构成的形式，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主张是“理事长直选”，这一点往往又与“理事长制”结合起来。主张“直选”的理由大致如下： a. 间接选举层层节制，资方或官方容易动手脚收买立场不稳的人、进而影响选举结果，所以直接选举是对劳方最有利的。b. 直选可显示群众基础，因此不但可培养出工会领袖，工会领袖还能因为直选而产生政治影响力。c. 常务理事间如不同心会相互抵销能量，致使工会无法运作，倒不如采取理事长制以集中力量。
以上这些说法我个人都不反对，问题是主张直选最力的往往都是大型的公营事业工会，直选也只有对这些工会有意义，试想，一个小型的场厂工会就算它成功地采取了理事长制又直选，那它的体质会有任何改变吗？几乎没有，因为一个场厂工会再怎么搞就是那样而已。不过现在有些上级的联合会也开始直选（高市产总），这就有一些文章可作了，只是我们需要一些配套措施，我想到的如下：
1. 扩大争议能量：集中工会力量的目的为何？当然是要在争议时能提升议价能力。目前的劳资争议处理法修正案中，有一种作法是可以让上级工会代理和雇主进行协商，我觉得上级工会的理事长直选要有意义，就是应该发挥老大哥的角色、代理会员工会与雇主进行协商。但是，协商要靠实力，如果会员工会很弱、老大哥再凶都没有用，因为会被看破手脚，所以，让上级工会代理协商却不让上级工会干涉基层组织动员是行不通的。
更直接了当的说，如果联合会层次想集中力量，不要只是搞形式的直选，要真的让理事长有权力调动基层组织、指挥会员工会互相配合，纸老虎才能真正发威；一旦老大哥有用，底下的小弟才会死心塌地跟随、才能真正体会打破场厂界线有实际的必要。
再者，理事长直选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一点，恐怕是会不会陷入个人主义或独裁的问题，还有以前发生过、未来也会继续发生的现象，就是工会头把群众基础当成是自己的政治跳板，时机一到便转为政治头人、工运被放一边。这都是必须注意的问题，但工会相当大的作用是要集中力量对外，在内部设计太多权力制衡机制确有可能削弱对外的力量，工会内部民主如何建立、却又不失能量汇集与效率，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以下配套措施或可继续供参考。
2. 决策机制与意见交流：就前几篇提到的美国工会例子，除了理事长全国直选之外，平常另一个决策机制“全国执委会”（相当于台湾的“常务理事会”）也是分区直选产生，它的作用在确保所有地区都有代表在中央反映意见、表达需求；如果遇到重大事项例如团体修约的签订，甚至要举行全体会员的复决投票，来决定是否接受。
3. 基层组织的经营：以前在政治较高压的时代，工会中的自主力量会成立“劳方联机”来对抗亲资方的势力，可惜以前因为政治气氛大多秘密进行，现在即使还有像“劳方联机”这样的东西，平常恐怕也缺乏基层的组织经营，只是选举接近时才开始运作，比较像头人间的合纵连横，靠一些桩脚来定胜负，彼此间即使真的有理念差异，因为缺乏诉诸群众所以也凸显不出来。
“派系”乃组织中常见之事，我觉得难以避免亦不必避讳，问题在于如何使它有良性的互动，像我之前提到美国许多工会内部都有“民主派”的常设组织，在我的理解中它就是“派系”，但公开运作、纲举目张，以理念、路线的差异直接向群众作诉求，平常就进行基层组织工作。
4. 官僚化的问题：直选固然是产生工会领袖的好方法之一，但有群众魅力的不一定是有稳固阶级立场的，在我之前提到的美国工会故事中，很多腐败工头也都是靠直选当上理事长的。另一方面，一个再天纵英明的人物，同一个位置坐久了总是会产生惰性，像路易斯（John Lewis）当了美国“矿工工会”理事长长达四十年、退休时高龄八十，那个工会不陈腐得生锈腐败才怪；一个工会并不是要贪污腐败、替资方放水才有问题，如果工会中充满工会官僚，下情不能上达、工会头以自己的个人意志作决策，那这个脱离群众的工会也没多大意义。
现在绝大部分台湾工会的主要问题，其实就是官僚化的问题，那些工会头基本上不会犯大错、但也做不了什么事，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会员也不知工会作用为何。日常的基层经营，以理念路线的区隔代替头人个人特质的区隔，会有助于减少官僚化的发生。
三、路线的区隔
回顾台湾自主工运的经验，“自主”工会的意义似乎越来越可疑了。不管过去有多么彪炳战绩的工会，现在一遇到资方的压力，大多还是摸摸鼻子退让。在工运高峰期，反正爱拼就会赢，不用太多策略或组织手法，许多人也乐得一起行动争权益，谁知高峰一过才真正是考验的开始，现在再加上经济危机，可以维持过去局面的工会几乎没有。台湾的“自主”工会本来就是指不受官方或资方控制而言、无关路线问题，现在，如果工会自愿接受劳动条件的退让，那到底还算不算自主呢？
我们或许可以用一些外国的状况来做参考。在美国及日本，其主流的工会大致都是较保守的，较进步的工运团体以“实利的工会主义”（business unionism）来称呼这些保守工会。这些保守工会并非不抗争，只是他们只做某些面向的抗争，在我所涉猎的文献中，似乎没有人给“实利的工会主义”一个明确的定义，不过据我的理解，其指涉内容大致如下：
1. “实利的工会主义”只在既有的政治游戏规则内进行经济斗争，不想从事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改变；
2. “实利的工会主义”对内拉拢会员的方式，常常是福利或服务取向，以立即可见的利益吸引会员，因此在对外向资方诉求时，争取的也会是较短期的具体利益，例如调薪等，而忽略较根本性的劳动保障与集体意识形成，如稳定的工作权、合理的退休制度、工作现场的安全卫生、及工人对劳动过程的掌握等等；
3. “实利的工会主义”认为劳资的利益是一体的，或是说，劳工的利益依赖于资本的利益，因此，要政府与资方把饼做大，这样劳工才能分的多一些，于是，工会会配合资方进行生产效率的提升；
4. “实利的工会主义”基本上是排外的，不喜欢太多人来分这块饼，所以，少数民族、女性、新移民、非正规职、外劳等是受到工会排斥的，甚至不惜牺牲其它工人的权利来维护既得利益。
如果你有一些实际接触本地工会的经验，经过上面的说明，你一定会脱口而出说：“实利的工会主义”讲的就是台湾的工会嘛！至少，我是觉得台湾决大部分工会的路数都不脱“实利的工会主义”的范畴。那么，与“实利的工会主义”相对的，可以有哪些较进步的作法呢？
我们拿与台湾发展经验处在同一阶段的例子相对照，也就是在若干“新兴工业化国家”中，自主工运是伴随着政治民主化与其它社运一起成长的，他们的新兴自主总工会也一直广泛结合社会中其它进步运动互相奥援，以建立属于被剥削阶级自身的政治势力而努力，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南韩的“民主劳总”（KCTU）、南非的 COSATU 与巴西的 CUT （就是工人总统鲁拉出身的那一个总工会），他们的路线常被称为“社会运动工会主义”（Social Movements Unionism）。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学习的范例，但其详细内容仍待有识之士另外为文阐述。
四、政治经济学的介入：国际主义 VS 保护主义
劳工的权益到底从何而来？劳工与资本间的关系为何？在与资方讨价还价时，劳工往往没有一个整体性的世界观与说法，以致到底要要求什么、自己的心理建设都不够充分，或立场容易动摇，需要更有系统性的加强。前面提到台湾工会的“场厂或公司意识”及“实利的工会主义”之倾向，其实都与工人的世界观有关，这些意识型态限制了工人去争取或不去争取什么，所以我认为经营工会一定要有政治经济学的介入。这里拿其中一个重要面向来作例子，那就是国际主义 VS 保护主义。
系列五提到美国“汽车工人工会”（UAW）的例子，他们故意不去组织零件厂工人、压低劳动成本，想藉此保住组装厂留在美国、不移去墨西哥，这是一个典型的保护主义案例。听说最近刚成立的“台塑企业工会联合会”发了一份声明，支持王永庆的六轻扩建计划项目引进外劳，我想他们的逻辑是一样的，想藉由压低劳动成本来留住资本不外移，藉以保住现有本劳的工作。
这种作法或许短期间内有效果，但资方的胃口是会被养大的，而且在全球化经济底下，资方有很多的选择、单一诱因根本不足以吸引资本常驻；反过头来，资本还会利用劳工随人顾性命的心态，对劳工各个击破、全面收拾。比如，一旦美国的汽车工人愿意压低劳动成本，日本的汽车公司就会恐吓日本工人也要降低劳动条件、否则外移，而劳工间不断竞争的结果，就是劳动条件的持续“向下沈沦”（race to bottom）。
工会运动之所以要“组织一切未组织化的工人”，原因即是要垄断劳动力供应、以产生与资方集体谈判的筹码，所以组织在线不能有缺口，一旦有缺口资方就会趁虚而入瓦解阵势。保护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牺牲边缘劳工的利益、以维系上层劳工的既得利益，不过一旦劳工间的待遇有差异、劳方同心抗敌的局面就无法达成，少数特定劳工的既得利益也将摇摇欲坠，因为他们缺乏与资方周旋的筹码，只能不停退让。
所以代替保护主义的最佳作法就是国际主义，打破劳工间的国籍、族群、宗教、语言、文化或性别界线。资本会跑，但不论资本跑到哪、工会组织也跟到哪里，这才是工运的正途，也就是说，美国的工会不但要组织本地工人，一旦工厂真的移到墨西哥，也要和墨西哥的工人串连，对资本进行全球大追击；相同的逻辑，“引进廉价外劳”或“资本外移”看起来是本劳的两难命题，但我们不需选择这个或那个，反而要设法连结外劳及台商在外工厂的工人一起提升劳动条件，让台商不论跑到哪里都必须面对同样的劳动基准。
五、最后的结语
除了上面的几个想法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些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1. 国际串连：在全球化经济的时代，资本跑得快、一打就跑，基层劳工面临这样的威胁，便会对抗争行动感到保留、不敢对资方做出要求，因此，汇集国际间的劳工力量共同抗敌、围剿资本的落跑以增加劳工的信心，绝对是有必要的；
2. 公私营部门工会的倾斜发展：台湾工运近期以来有一个值得忧虑的发展，那就是以公营事业工会为主轴，近年来工运界的主要议题如“产业民主”、“理事长直选”，几乎都是为公营事业工会量身订作的，这虽然有公营部门资源较多的现实不得不然因素，但其后遗症是私营部门的工会长期被忽略、基层力量相对流失更多，这在政治上的隐忧显现为，只要掌握主要公营事业工会便掌握了台湾工运，在此次全产总改选中仍看的出来，工运中的亲新潮流势力在基层私营工会间的影响力虽已消退，但它只要靠某些议题抓住公营事业工会的若干头人，仍然有机会吃定台湾工运圈；
3. 政治集中的方向：自从工党分裂，及劳阵早期“催生阶级政党”的主张无疾而终以来，劳工集结自己政治力量的尝试似乎就停滞了，只有一些试图影响既有政党政策的作法，这些作法不但不成功、还容易因为各拥其主引发劳工间的争议。一般劳工群众的确都急切于在现实政治上取得影响力，如何能以劳工为主体形成一股集体的政治力量，这是一个长程的议题，需要逐渐开始讨论。
在这篇文章完成的时候，号称是台湾自主工运集结的全产总也即将改选、产生新的工会领导人，不少人对此次改选抱持相当大期待、希望能为低迷的台湾工运带来新气象。本人不才，但我相信工运如果要往进步的方向前进，不论新任领导人是谁，前面提到的一定都是基本家庭作业；用另一个面向看，如果哪个团体能进一步把上述精神与台湾客观环境搭配起来，想必未来的台湾自主工运就是谁家天下。但工运不是私产，期盼有更多人能一起为工运进程描绘更细致的蓝图，里面有太多东西需要更深入的实践与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