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0日星期二

天安门广场震撼

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


下文是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第九章《捍拒历史——波兰危机与中国大屠杀》简体版被删去的部份。原载台湾繁体版第237至247页。


但福山厚颜的宣言却在一个地方很快就被推翻,那就是中国。福山的演说发生在1989年2月;两个月后,一场民主运动在北京爆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大规模示威与静坐。福山宣称民主与「自由市场改革」是相依相存的过程,两者不可分割。但在中国,政府硬是这么做:中国政府全力推动解除薪资与价格的管制,并扩大市场的范围──却坚决抗拒选举和公民权的呼声。另一方面,示威者要求民主,但许多人反对政府移向不加管制的资本主义,而西方媒体在报导这股运动时大多未曾提及。在中国,民主与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并未携手并进;它们站在天安门广场四周路障的不同侧。

在1980年代初,由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政府极力想避免发生在波兰的状况,因为波兰的工人获淮组织工会运动后,很快就推翻共党的一党专政。这不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决心保护构成共党国家基石的国营工厂和农业公社,事实上,邓小平热切地想转变成企业式的经济体──热切到1980年他的政府邀请傅利曼到中国访问,并教导数百名高阶公务员、教授和党经济学家有关自由市场理论的基本概念。「所有出席者都是应邀参加,必须有邀请卡才能进场。」傅利曼回忆他在北京和上海的听众时说。他的中心讯息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人民,生活比在共产主义国家好得多」。他举的例子是香港,这个纯资本主义的地区长期以来被傅利曼称赞为「充满由个人自由、自由贸易、低税率和最少的政府干预所带来的创新性格」。他宣称虽然香港没有民主政治,却比美国更自由,因为其政府较少参与经济活动。

傅利曼认为,与完全放任的商业自由比较起来,政治自由是偶然的,甚至没有必要,这种定义与中共政治局逐渐形成的看法完全契合。中国共产党希望开放经济以发展私人所有权和消费主义,同时维持对权力的掌控──这套计划可以确保国家资产一旦被拍卖后,党官员和他们的亲戚可以抢到最好的交易,最先获得最大的利益。根据这种「转型」的版本,在共产主义下控制国家的同一批人,在资本主义下也能继续掌控,同时得以享受生活水平的大跃进。中国政府想效法的模式不是美国的,而是某种较接近皮诺契统治下的智利模式:自由市场结合独裁政治掌控,藉由无情的镇压来推行。

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明白镇压是不可或缺的。毛泽东统治时,中国政府对人民加诸残暴的统治,下放反对者和异议分子接受再教育。但毛泽东的镇压出以劳工之名和反资产阶级;现在党准备要自己推行反革命,并要求工人放弃许多福利与安全,以便少数人可以获得庞大利益。这不会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此,当邓小平在1983年开放外国投资和减少对劳工的保护时,他也下令成立人数40万人的人民武装警察,这是一支新的机动镇暴部队,负责扑灭所有「经济犯罪的迹象(例如罢工和示威抗议)。

中国史专家迈斯纳(Maurice Meisner)说:「人民武装警察的配备包括美国制直升机和电击棒。」此外,「有几支部队曾被派往波兰接受反暴动训练」──他们在那里学习波兰戒严期间曾被用来对付团结工联的战术。

邓小平的许多改革很成功并受到欢迎──农民的生活比以前自由,商业也重回城市。但在80年代末期,邓小平开始引进极不受欢迎的措施,都市劳工尤其反对──解除价格管制导致物价飞涨;就业安全被取消,创造一波波的失业潮;新中国的赢家与输家间的不平等愈来愈大。到1988年,党面对势力庞大的反抗,不得不改变部分解除物价管制的措施。党的贪腐不断和任用亲信也招致人民愤怒。许多中国人民希望市场更自由,但「改革」愈来愈像党官转变成企业大亨的代名词,因为许多人非法占有他们担任官僚时管理的国家资产。

眼看自由市场实验岌岌可危,傅利曼再度受邀访问中国──很像1975年芝加哥男孩与食人鱼们在智利推行的计划引发动乱时,要求他协助那样。中国的「改革者」迫切需要的,是一位世界知名的资本主义大师大张旗鼓地访问。

傅利曼和妻子罗丝1988年9月抵达上海时,他们对中国大陆的外表和感觉这么快就很像香港大感惊喜。虽然社会底层的愤怒鼎沸,他们看到的一切都证实「我们对自由市场力量的信心」。傅利曼形容那时候是「中国实验最充满希望的时期」。

在国营媒体的注视下,傅利曼与共党总书记赵紫阳,以及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日后出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会面两个小时。傅利曼给江泽民的讯息,与他在智利的计划走下坡时给皮诺契的讯息相呼应:别向压力屈服,而且要面不改色。「我强调私有化、自由市场和解除管制齐头并进的重要性。」傅利曼回忆说。在给共党总书记的备忘录中,傅利曼强调需要采取更多震撼治疗,而非更少。「中国改革初期的步骤已获致戏剧性的成功。中国可以藉由进一步依赖自由民间市场,获致更多的重大进步。」

傅利曼返回美国后不久,想起他提供皮诺契建议所引发的争议,于是「出于恶作剧」地写了一封信给一份学生报纸的编辑,谴责他的批评者有双重标准。他解释说,他刚在中国访问12天,在那里「我主要是当政府机构的贵宾」,并与最高阶层的共党官员会面,傅利曼指出,但这些会面并未在美国的大学校园引发人权抗议。「附带一提,我给智利和中国的建议正好完全相同。」他语带讥讽地问:「我是不是该为提供建议给一个如此邪恶的政府,面对像雪崩般的抗议?」

几个月后,这封恶作剧的信印证了其邪恶的言外之意,中国政府开始仿效许多皮诺契最恶名昭彰的技术。

傅利曼的访问未达成预期的结果,中国国营报纸上刊登傅利曼为党官僚加持的照片,未能让群众示威就此停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示威愈发强硬和激进。反对运动最显著的象征是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示威。国际媒体报导这些历史性的示威时,几乎无一例外地描绘成理想主义的现代学生渴望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与守旧派极权统治者想保护共产主义国家所发生的冲突。对天安门事件意义的另一种分析直到最近才出现,挑战以傅利曼主义为核心的主流看法。这种另类观点的一位主张者是曾参与1989年示威运动的汪晖,这位已是今日中国「新左派」代表人物的知识分子,在他2003年《中国新秩序》(China’s New Order)一书中解释,当年的示威者来自中国社会的各阶层,不限于大学的菁英学生,也包括工厂工人、小企业家和教师。他回忆说,引爆示威的是人民对邓小平「革命性」的经济改革普遍不满,因为改革导致物价上涨,并导致「裁员与失业」危机。汪晖说:「这些变革是1989年社会动员的触媒。」

示威并非反对经济改革本身,而是反对改革中某些傅利曼主义特质──改革的快速、无情、以及过程的高度反民主。汪晖说,示威者要求的选举和言论自由,与他们对经济的不满息息相关。要求民主是因为党推动的改革在规模上属空前,且完全未经人民的同意。他写道,人民「普遍要求以民主方式监督改革过程,和重建社会福利的公平性」。

这些要求迫使政治局作出断然选择。这个选择并非一般人常说的民主相对于共产主义,或「改革」相对于「保守」的选择。它是一个远为复杂的盘算:党应不应该强行推动自由市场计划,而这么做只能辗过示威者的身体才能达成?或者应该屈服于示威者对民主的要求,交出独占的权力,并甘冒导致经济计划大挫败的危险?

部分党内自由市场改革者,尤其是党总书记赵紫阳,似乎愿意押注在民主上,相信经济与政治改革可以兼容不悖。但党内更有力的人士不愿冒这个险。宣判终于下来:国家将以镇压示威者来保护其经济「改革」。

当中国政府在1989年5月20日宣布戒严令时,讯息已经很明确。6月3日,人民解放军的坦克开进示威行列,不加区别地对群众扫射。士兵冲进示威学生躲避的巴士,以木棍痛击他们;更多军队突破保护天安门广场的路障,逮捕示威的主事者,摧毁学生在那里竖立的民主女神雕像。类似的镇压行动同时在全国各地展开。

在那段期间有多少人被杀死或受伤永远无法正确估计,共党承认有数百人,但当时的目击报告估计死亡人数约2000到7000人,受伤者则高达三万人。镇压后继之以一场针对政权批评者与反对者的全国猎巫行动,约四万人遭逮捕,数千人入狱,且可能有多达数百人遭处死。和在拉丁美洲一样,中国政府把最严厉的镇压留给工厂工人,因为他们代表对自由资本主义最直接的威胁。迈斯纳写道:「大部分遭逮捕的,以及几乎所有被处死的都是工人。政府的目标显然是恐吓全国人民,因此公开的政策就是有系统地逮捕个人,施以毒打和折磨。」

大部分西方媒体以共产党残暴的又一例子来报导这场屠杀:就像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肃清他的反对者,现在「北京刽子手」邓小平则在毛泽东巨大的画像下压碎他的批评者。《华尔街日报》一则大标题说,「中国的暴行可能造成10年改革的大倒退」──好像邓小平是这些改革的敌人,而非决心把改革带进美丽新境界的坚定保护者。

血腥镇压5天后,邓小平对全国演说时明白表示,他以镇压保护的并非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在斥责示威者是「一大群社会渣滓」后,邓小平重申党对经济震撼治疗的承诺,他说:「简单地说,这是一次考验,而我们通过了。」他也说:「也许这件坏事能让我们以更稳定、更好,甚至更快的速度推动改革和门户开放政策……我们没有错。我们(经济改革)的四项基本原则没有错。如果有任何错误,就是这些原则没有彻底执行」。5

中国专家兼新闻记者夏伟(Orville Schell)为邓小平的选择下结语说:「在1989年的屠杀后,他说的实际上就是我们不会停止经济改革;我们会停止政治改革。」

对邓小平和政治局的其它领导人来说,现在自由市场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就像皮诺契的恐怖为革命性的改变清除了街道,天安门也为中国不畏反抗的激进转型铺好路。如果农民和工人的生活变得更艰苦,他们也只能默默忍受,否则就得面对解放军和秘密警察的震怒。因此,当公众处于危疑恐惧状态中,邓小平也得以推动他以前未能推动的彻底改革。

在天安门事件前,他曾被迫放松部分最痛苦的措施;屠杀3个月后,他重推旧案,并执行数项傅利曼的其它建议,包括解除价格管制。对汪晖来说,1980年代末推行失败的市场改革却在1989年以后的环境完成,有一个明显的原因,他写道:「就是因为1989年的暴力镇压了改革过程带来的社会动乱,使新价格制度终于成形。」换句话说,屠杀的震撼使得震撼治疗得以进行。

血腥事件发生3年后,中国已对外来投资打开门户,全国各地遍设特别出口区。邓小平在宣布这些新措施时提醒全国人民:「为了消除未来的任何动乱,必要时我们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在动乱一出现时就断然施行,包括戒严,甚至更严厉的方法。」6

改革的浪潮把中国改变成世界的血汗工厂,成为地球上几乎每一家跨国公司偏爱的委外生产地点。没有别的国家提供比中国更优渥的条件:低税赋与关税、贪腐的官员,以及最重要的,源源不绝的低薪资劳工,而且他们因为害怕暴力报复而有好长期间不敢要求合理的薪资,或最基本的工作环境保护。

对外国投资人和党而言,这是双赢的安排。据2006年的一项调查,90%的中国亿万畗豪(以人民币计算)是共党高干的子女。这些被称为「太子党」的共党权贵后代拥有2600亿美元资产。这种情况与皮诺契掌控的政商财团国家先驱智利遥遥呼应:企业与政治菁英间有一道旋转门,两者合力消灭劳工有组织的政治势力。在今日仍可看到这种合作安排的例子,例如外国跨国媒体与科技公司协助中国政府暗中监视人民,确保学生在搜寻网络时不会找到含有「天安门屠杀」、甚至「民主政治」这类字眼的网页。汪晖写道:「今日市场社会的创造并非一连串偶发事件的结果,而是国家干预与暴力所造就。」

天安门事件揭露的真相之一是,极权共产主义与芝加哥学派资本主义采用的策略有着鲜明的雷同──它们都乐于让反对者失踪,使抗拒者变回空白石板,以便重新来过。

虽然傅利曼鼓励中国官员推动痛苦而不受欢迎的自由市场政策几个月后就发生屠杀事件,但他从未「为提供建议给一个如此邪恶的政府,面对像雪崩般的抗议」。和以前一样,他不认为他提供的建议,与执行它所需要的暴力有任何关联。尽管谴责中国使用镇压,傅利曼仍继续以中国当作「自由市场的安排能有效促进繁荣与自由」的例子。

巧合的是,天安门广场的屠杀与波兰团结工联历史性的选举胜利发生在同一天──1989年6月4日。从某个角度看,两者提供了震撼主义研究的两种大不相同的案例。两个国家都需要利用震撼与恐惧来推行自由市场转型。在中国,国家利用毫不留情的恐怖、酷刑与暗杀手段,从市场观点来看,其结果虽成功但并不合格。在波兰,社会只遭到经济与快速改变的震撼──没有明显的暴力──因此震撼的效应最后逐渐消退,也较为成效不彰。

在波兰,震撼治疗虽然是在选举过后展开,但由于它直接违背绝大多数支持团结工联选民的期待,因而是对民主程序的嘲弄。截至1992年,60%的波兰人仍反对把重工业私有化。沙克斯在为他不受欢迎的计划辩护时说,他没有别的选择,并把自己的角色比喻为急诊室的外科医生。「当有人被送进急诊室时心脏已停止跳动,你只能把胸骨打开,顾不了可能留下的疤痕。」他说:「你的目标是让那个人的心脏恢复跳动。你会弄得鲜血淋漓,但你没有别的选择。」

然而当波兰人从初次的外科手术恢复后,他们却质疑医生和所施的治疗。波兰的震憾治疗并未带来沙克斯预测的「暂时混乱」,而是全面的经济萧条:在第一波改革后两年内,工业生产减少30%。由于政府削减支出和廉价进口产品涌进,失业率一飞冲天,1993年在部分地区飙到25%──相较于共党统治时期,虽然人民生活艰困且政策失当,却没有正式的失业人口,两种情况有如天壤之别。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字,目前波兰的失业率高达20%──是欧盟中最高的国家。对24岁以下的人来说,情况尤其恶劣:2005年有40%的年轻劳工失业,是欧盟平均水平的两倍。最严重的是贫穷人口的数量:在1989年,15%的波兰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而到2003年,滑落到贫穷线以下的人已增加到59%。摧毁就业保护并推升日常物价的震撼治疗,并未引导波兰变成欧洲的「正常」国家(像欧洲国家有保护周密的劳工法和慷慨的社会福利),反而带来从智利到中国每个被反革命征服之处都发生的社会鸿沟。

由波兰劳工一手建立的政党──团结工联──却制造出这种永难翻身的下层阶级,这代表了痛苦的背叛,也因此酝酿出一股始终无法平复的深刻讽刺与愤怒。团结工联的领导人往往淡化他们政党的社会主义根源,华勒沙现在宣称早在1980年他就知道「必须建立资本主义」。曾在共党监牢待8年半的团结工联战士及知识分子莫德兹劳斯基(Karol Modzelewski),愤怒地反驳说:「我不会为资本主义被关一周或1个月,更别说8年半了!」

在团结工联统治的头一年半,工人相信他们的英雄所保证的痛苦会很短暂,是把波兰带进现代欧洲必要的一步。即使面对飙升的失业率,他们也极少发动罢工,只耐心等待震撼治疗产生效用。当承诺的复苏未发生时──至少就业市场未见任何迹象──团结工联的成员陷入完全的困惑:为什么他们的运动带来的生活会比共党统治时期更恶劣?「1980年我成立工会委员会时,团结工联保护我,」一名41岁的建筑工人说:「但这次我找他们帮忙时,他们告诉我必须为改革而忍受痛苦。」

波兰的「特殊政治期」经过约18个月后,团结工联的总部已经忍受不了而要求结束实验。极度的不满反映在罢工次数显著增加:在1990年工人仍给团结工联通融时,只发生250次罢工;到1992年,罢工次数已超过6000次。面对来自基层的强大压力,政府被迫放慢其野心勃勃的私有化计划。到1993年底──那1年发生近7500次罢工──62%的波兰工业仍由国家拥有。

波兰工人终于阻止了国家资产大批私有化,这意味尽管改革已带来如此深刻的痛苦,但原本情况还可能变得更糟。罢工潮无疑挽救了数以万计可能丧失的工作,因为许多低效率的国营公司原本会步上关闭、大幅裁员和变卖的命运。有趣的是,波兰的经济在同一时期开始快速成长,根据著名的波兰经济学家兼前团结工联成员柯沃里克(Tadeusz Kowalik)的说法,这证明那些准备以低效率和落伍为由注销国营公司的人「显然是错的」。

除了罢工外,波兰工人找到另一个向昔日的团结工联盟友表达愤怒的方法:他们利用争取得来的民主,在选举中断然惩罚这个党,包括他们一度拥戴的领导人华勒沙。最戏剧化的严惩发生在1993年9月19日,一个包含前执政共产党(重新包装为民主左翼联盟)的左派政党联盟,赢得国会66%席次。当时团结工联已分裂成两个互斗的党派,其中工会派赢得不到5%的席次,在国会中丧失正式政党地位;一个由总理马佐维耶茨基领导的新党派只赢得10.6%的席次──这是对震憾治疗再明确不过的拒绝。

不过,在往后的数年,当数十个国家奋力找寻改革经济的方法时,这些难以启齿的细节──罢工、选举的挫败、政策逆转──将不再被提起。反而波兰将被高举为典范,证明激进的自由市场改革可以在民主与和平下发生。

就像许多有关国家转型的故事,这一则故事同样大部分是神话。但它比真相更动听:在波兰,民主被用作武器,用来对抗街道上的「自由市场」,也被用在选举中。在同一时期的中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背后的势力辗过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震撼与恐怖开启了现代史上获利最丰厚也最长久的投资热潮。又一个在屠杀中诞生的奇迹。


注释:

1 团结工联在1980年脍炙人口的口号是:「社会主义──好,它的扭曲版──不好」(这句用波兰话说会更顺口)。

2 这次选举虽然是一大突破,但仍然受到操控:从一开始,国会下议院65%的席次就保证分配给共产党,团结工联只能竞选其余席次。尽管如此,一面倒的胜利使团结工联实际上已能控制政府。

3 米克尼克后来痛苦地发现,共产主义最糟的事是发生在它结束后。

4 这场演讲形成了福山3年后出版的《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的基础。

5 邓小平有一些著名的辩护者。屠杀之后,季辛吉写了一篇专栏文章,辩称中国共产党没有别的选择。他说:「世界上没有政府会忍受首都的主要广场被数万名示威者占据8周……因此镇压是无可避免。」

6 纽约大学人类学家哈维(David Harvey)指出,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展开著名的「南巡」,中央政府开始全力推动开放外国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

2013年12月9日星期一

第九章 捍拒历史——波兰危机与团结工会

我住在现在已经自由的波兰,而我认为弗里德曼是吾国自由的主要思想设计师。

  ——巴尔舍诺维奇(Leszek Balcerowicz)前波兰财政部长,2006年11月

  当你赚的钱增加十倍时,你的胃会释放某种化学物质。这会让你上瘾。

  ——布罗德(William Browder).美国基金经理人谈论波兰资本主义初期他在当地的投资

  在柏林围墙倒塌成为共产主义彻底崩溃的象征之前,还有另一个代表苏联铁幕终将被推倒的象征,那就是瓦文萨(Lech Walesa),一位留着八字胡和蓬松乱发,被工厂裁员的电机师。他在波兰格但斯克(Gdansk)攀越一道装饰了花朵与旗帜的铁制围墙。那道围墙护卫了列宁造船厂和数千名工人,他们在厂里构筑防御工事,抗议共产党决定提高肉品价格。

  工人罢工是前所未见的事情,展现他们对被莫斯科控制长达35年的波兰政府顽抗不屈。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莫斯科会派出坦克?他们会对罢工者开枪,强迫工人工作?罢工发动以后。造船厂已变成这个极权国家里的一座民主孤岛,但工人继续提出更多要求。他们再也不希望工作被控制在自称为劳动阶级代言的党细胞手中。他们要独立的工会,要谈判、协商和罢工的权利。他们不等获得许可便投票组织工会,为它取名团结工会(Solidarnosc)。当时是1980年,整个世界爱上了团结工会和它的领导人瓦文萨。

  当时36岁的瓦文萨与波兰劳工投契到似乎能心灵相通。“我们吃同样的面包!”他在格但斯克造船厂对着麦克风吼叫。这指的不只是瓦文萨不容置疑的蓝领身份,也是说天主教信仰在这场披荆斩棘的新运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共产党干部对宗教嗤之以鼻,工人们则以信仰作为勇气徽章,在防御工事后面列队领受圣餐,混合粗鄙与虔诚特质于一身、令人耳目一新的瓦文萨,一手拿着木制十字架,另一手持一束鲜花,为团结工会办公室举行启用仪式。当团结工会与政府签订第一份划时代的劳动协议时,瓦文萨以“一支上面有教宗约翰·保罗二世肖像的巨大纪念笔”,签署他的名字,他们惺惺相惜。这位生于波兰的教宗告诉瓦文萨,他为团结工会祈祷。

  团结工会以燎原之势扩展到波兰的矿场,造船厂和工厂。在一年内会员达到1000万人——几乎是波兰工作年龄人的一半。赢得谈判的权利后,团结工会开始获得具体成果:每周工作天数从六天减为五天,在管理工厂上也有更大发言权。团结工会的会员已厌倦于活在一个崇拜劳工阶级意识,但在现实中却虐待劳工的国家,他们谴责党机器贪腐、野蛮、仰远方莫斯科官僚的鼻息,却漠视波兰人的生活。长期以来被一党统治压抑的民主与自决渴望,现在全倾注在团结工会,引发一波共产党党员大规模出走潮。

  莫斯科发现这是它的东欧帝国遇过最严重的威胁,当时苏联内部的反对意见主要仍来自人权活动分子,但这些人的政治立场仍未与当局相左,团结工会的成员不容易被抹黑为资本主义的傀儡——他们是手持榔头,身染煤灰的工人。依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些人应该是党的基石,更具威胁性的是,团结工会的理念是党完全欠缺的:民主相对于独裁,权力下放相对于中央极权,参与相对于官僚,而且,它的1000万名会员有能力让波兰经济陷于瘫痪。就像瓦文萨声称,他们可能输掉政治战争,“但他们不能强迫我们工作。因为如果有人要我们制造坦克,我们会制造街车。卡车会倒着走,如果我们故意这样制造。我们知道如何打败体制。我们是那套体制的学生”。

  团结工会对民主的许诺甚至激励共产党内部的人起而反抗。“以前我天真到以为少数几个邪恶的人要为党的错误负责,”波兰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阿伦特(Marian Arendt)对一家波兰报纸说,“现在我不再有这种幻想。我们的整个体制、整个结构出了问题。”

  1981年9月,团结工会的会员已准备好将运动推向下一个阶段。900名波兰工人再度于格但斯克集会,这也是工会首度召开全国大会。团结工会这时候已变成一个革命运动,热切地想以自己为波兰拟订的经济与政治计划接管国家。团结工会在计划中说:“靠我们要求在每个管理阶层进行自治与民主改革,并以一套新的社会经济体制将这套计划,自治政府和市场结合起来。”计划的核心是一幅激进的蓝图,将建立庞大的国营公司,雇用数百万名团结工会成员,脱离政府控制,并建立民主的劳工合作社。计划中说:“这种社会化企业应该是经济的基本组织单位,它应该由代表集体的劳工会议控制,经营的理事是经由会议竞争而指派或罢免。”瓦文萨反对这个主张,担心它对党控制的挑战会招来镇压。其他人辩称运动需要一个目标,一个对美好未来的希望,而非只有一个敌人。瓦文萨输掉这场辩论,这套经济计划正式成为团结工会的政策。

  瓦文萨对镇压的担心后来证明有充分道理。团结工会变大的野心吓坏并激怒了莫斯科。在强大压力下,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将军1981年12月宣布戒严。坦克隆隆压过冬雪,包围工厂和矿场,成千上万的团结工会成员被围住,包括瓦文萨在内的工会领袖遭逮捕和囚禁。据《时代》杂志报道:“士兵和警察使用武力肃清抗拒的工人,矿场工人在卡托维兹(Katowice)以斧头和铁锹反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

  团结工会被迫转入地下,但八年的警察国家统治只让这个运动更具传奇性。1983年,瓦文萨获颁诺贝尔和平奖,虽然他的活动仍然受到限制,因而无法亲自接受颁奖。“和平奖得主的座位是空的。”诺贝尔委员会的代表在仪式上说,“因此让我们尝试更仔细聆听他在空位上发表的无言演说。”

  空位是很恰当的比喻,因为在那一刻,似乎所有人都从团结工会看到他们想看的:诺贝尔委员会看到一个“只信奉和平罢工而不相信任何武器”的人。左派看到救赎,一种未受斯大林的罪行污染的社会主义,右派看到共产主义国家以暴力对付温和反对意见的证据,人权运动看到囚犯为了信仰而被关入牢里,天主教会看到一个对抗共产主义无神论的盟友,而撒切尔和里根则看到机会,一道苏联盔甲的裂缝。虽然团结工会奋战所争取的权力是这两位领袖在国内极力压抑的,禁制愈久,团结工会的神话就愈强而有力。

  到1988年,镇压初期的恐怖已经淡去,波兰工人再度发动大规模罢工。这一次正当经济急速坠落,而莫斯科掌权的戈尔巴乔夫温和派共产党新政权作出让步,让团结工会合法化,并同意举行临时选举。团结工会分裂为二,现在除了工会外,另有一个新派系叫公民委员会团结工会(Citizens Committee Solidarity)也将参加选举,两个团体关系密切,候选人都是团结工会领导人。而且因为竞选纲领模糊不清,唯一能展现团结工会远景的具体东西只有工会的经济计划。瓦文萨本人不参与竞选,他选择继续扮演工会派首领的角色,但仍然象征这个以“交给我们,你们更安心”为口号的竞选活动。选举结果对共产党是羞辱的惨败,对团结工会则是光荣胜利:开放竞选的261个席位中,团结工会赢得其中之260席。幕后操盘的瓦文萨安排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出任总理,他缺乏瓦文萨的群众魅力,但身为团结工会周报的编辑,他被视为运动的主要思想家之一。


  权力休克


  就像拉丁美洲已经学到的教训,独裁政权习惯在经济计划即将内爆时拥抱民主,波兰的情况也不例外,共产党错误的经济管理已延续数十年。制造出接连不断且代价高昂的灾难,当时已濒临崩溃边缘。“出乎我们的不幸,我们获得胜利!”这是瓦文萨的名言(也是预言)。当团结工会上任时。债务高达40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600%,粮食严重短缺,黑市则欣欣向荣。许多工厂生产没有人购买的产品,任由它们在仓库腐坏。对波兰人来说,这种情势造就了引进民主政治的悲惨时机。自由终于来临,但很少人有时间或心情庆祝,因为他们领到的工资一文不值,他们把时间花在排队买面粉和奶油,而且还得是商店刚好有货物的日子。

  选举胜利后的整个夏季,团结工会政府因为举棋不定而瘫痪。旧秩序崩溃的速度和选举突然大胜本身就是休克:在短短几个月内,团结工会的活动分子从逃避秘密警察追捕,变成要为同一批特务的工资负责。这时候他们还面对另一个休克,就是发现他们几乎没有钱支付工资。团结工会非但无法建设梦想中的后共产主义经济。反而得挑起避免经济彻底崩盘和可能爆发大规模饥馑的挑战。

  团结工会的领导人知道他们想终结国家对经济的钳制,但不知道该用什么取代它。对这个运动激进的中坚分子来说。这是考验他们经济计划的机会:如果国营工厂转型成工人合作社,它们有可能在经济上继续存活——工人管理可能更有效率,尤其是省去党官僚的额外开支后。其他人主张效法戈尔巴乔夫当时在莫斯科提倡的渐进转型策略——慢慢扩大货币供需原则实施的范围(更多合法商店和市场),结合以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体制为典范的强大公共部门。

  但就像拉丁美洲的情况,在什么事都还没开始做之前,波兰就需要债务赦免和经济援助,以便摆脱立即的危机。理论上。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的核心宗旨:提供稳定基金以化解经济灾难。如果有任何政府值得这种援助,那就是团结工会领导的政府,因为它是40年来第一个推翻共产政权的东欧集团国家。当然,在听过冷战时期这么多咒骂铁幕内极权主义的论调后,波兰的新统治者应该可以期待获得一些协助。

  但没有人提议这类援助。已被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掌控的IMF和美国财政部,正从休克主义的透镜看波兰问题。经济崩溃和沉重的债务,加上政权快速更迭造成的迷失,意味波兰正处于完美的弱势,可以接受激进的休克治疗计划。而波兰的财务赌注甚至比拉丁美洲还高,东欧尚未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没有消费市场可言。其最宝贵的资产则由国家掌控——这是私有化最理想的目标,抢先进入者快速获利的潜力无可限量。

  IMF深知情势愈恶劣,新政府接受完全转型为放任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就愈大。因此IMF任由波兰在债务和通货膨胀的泥淖愈陷愈深。老布什领导的白宫祝贺团结工会对抗共产党成功。但明白表示,美国政府期待团结工会偿付曾禁止工会并囚禁其成员的前朝政权累积的债务——美国只提供1.19亿美元的援助,对一个面对经济崩溃和需要根本整顿的国家有如九牛一毛。

  在这种背景下,当时34岁的萨克斯开始担任团结工会的顾问,从他在玻利维亚立下彪炳功绩后,各界对萨克斯的推崇已达到狂热程度。《洛杉矶时报》(The Los Angeles Times)赞叹于他能担任半打国家的经济休克医生,同时还能继续他的教职,因此宣告萨克斯——外表看来还像哈佛辩论队队员——为“经济学界的印第安那琼斯”。

  萨克斯在波兰的工作始于团结工会选举胜利之前,而且是应共产党政府的要求。他访问波兰一天,与共产党政府和团结工会分别会面,牵线人是亿万富豪金融家兼外汇交易人索罗斯(George Soros),他力邀萨克斯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索罗斯和萨克斯一起前往华沙,据萨克斯回忆:“能我告诉团结工会和波兰政府,愿意进一步参与协助解决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索罗斯同意出钱让萨克斯和同事利普顿(David Lipton)在波兰设立一个常驻办事处。利普顿是一位坚定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当时在IMF任职。当团结工会赢得压倒性的胜选,萨克斯便开始与团结工会密切合作。

  尽管萨克斯是自由工作者,没有领IMF或美国政府的薪水,但在许多团结工会高级干部眼中,他几乎拥有救世主的权力,凭着他能与华府高级官员接触和传奇性的声誉,萨克斯似乎握着新政府唯一的希望,也就是援助和赦免债务。萨克斯当时说,团结工会应断然拒绝继承债务,并且信心满满地表示,他可募集30亿美元的援助——比起布什提供的援助是一笔大钱。他曾协助玻利维亚获得IMF贷款和重新协商债务,似乎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能耐。

  不过,协助是有代价的:团结工会政府要取得萨克斯的关系和说服的力量,先得采用波兰媒体所称的“萨克斯计划”或“休克治疗”。

  这套计划甚至比加诸玻利维亚的还激进:除了一夕间取消价格管制和削减补贴外,萨克斯计划主张把国营矿场、造船厂和工厂卖给民间业者。这与团结工会的工人所有权经济计划直接冲突,而且虽然该工会的全国领袖已不再谈论该计划中引发争议的构想,它仍然是许多团结工会成员的信条。萨克斯和利普顿花一个晚上写出波兰休克治疗的转型计划,计划有15页,萨克斯宣称:“我相信,这是首度有人为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转型为市场经济体拟订的全面计划。”

  萨克斯相信,波兰必须立即“跃过体制性的裂缝”,因为除了有众多问题外,波兰正濒临恶性通胀边缘,他说,一旦陷入其中,将发生“根本的崩溃……出现完全且无法复原的灾难”。

  他举行数次一对一的讨论会,向团结工会的主要干部解释他的计划,有些长达四小时,并且聚集波兰的民选官员发表演说。团结工会的许多领导人不喜欢萨克斯的构想——工会对共产党实施的大幅提高价格已形成厌恶的情绪——而现在萨克斯告诉他们要做同样的事,而且是全面实施,萨克斯辩称他们不会碰上问题,因为以团结工会累积了雄厚的公众信任,绝对很惊人也很重要”。

  团结工会的领导人从未打算利用这种信任,采取会导致他们会员极度痛苦的政策,但多年来从事地下工作、被关在牢里和流亡海外,已使他们逐渐疏离基层。就像波兰编辑韦尔戈兹(Przemyslw Wielgosz)解释的,运动的最高阶层“实际上已经脱队……他们的支持不是来自工厂和生产线,而是教会”。领导人也迫切需要快速的解决方案,即使会带来痛苦。而萨克斯建议的正是如此。“这会有用吗?这是我想知道的。会有用吗?”团结工会最知名的智囊米克尼克(Adam Michnik)问。萨克斯面不改色说:“这是好计划,这会有用。”

  萨克斯经常举玻利维亚作为波兰应该效法的模范,频繁到波兰人听厌了那个国家。“以我很想到玻利维亚去看看,”一位团结工会领袖当时告诉记者,“我相信那里一定很漂亮,很有异国情调,我只是不想在这里看到玻利维亚。”多年以后。当瓦文萨和桑契斯在一项高峰会上见面(两人都担任总统),他向桑契斯承认自己对玻利维亚特别嫌恶。“他朝着我走过来,”桑契斯回忆道。“然后对我说:‘我一直很想认识玻利维亚人,尤其是玻利维亚总统,因为那些人一直让我们吃好苦的药,说非吃不可。因为玻利维亚人就是这么吃的,现在我认识你了,你不是那么坏的人,但我以前恨死你们了。’”

  萨克斯谈论玻利维亚时,他没有提到为了推动休克治疗计划,政府曾两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绑架和囚禁工会领袖——就像共产党秘密警察在不久前的紧急状态下。逮捕并囚禁团结工会的领导人。

  许多人现在回忆说。当时最有说服力的是萨克斯的承诺。他说,如果接受他严厉的建议。波兰将不再与众不同。而会变得“正常”——就像“一个正常的欧洲国家”。如果萨克斯说得对,波兰只要敲掉旧国家的结构,就可以快转前进变成一个像法国或德国的国家,那么痛苦不是很值得吗?快餐版的欧洲计划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取用。为什么还要采取渐进方式去做很可能失败的改变,或尝试没有人做过的新方法?萨克斯预测休克治疗将造成物价飙涨带来的“暂时混乱”,然后会“趋于稳定——大众将明白所处的情势”。

  他与波兰新上任的财政部长巴尔合诺维奇结盟,后者原本是华沙规划与统计大学(Main School Of Planning and Statistics)的经济学家,在接受任命时他的政治倾向鲜为人知(那里所有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是社会主义者),但很快大家才发现他自认是荣誉芝加哥男孩。曾熟读被查禁的波兰文版弗里德曼著作《选择的自由》(Free to Choose)。巴尔合诺维奇后来解释。那本书“启发我和许多人,在共产党统治最黑暗的年代,敢于梦想一个自由的未来”。

  弗里德曼的原教旨资本主义,与瓦文萨那年夏天对所有国人的承诺有着天壤之别。瓦文萨仍坚持波兰应该走更缓和的第三条路,并曾在接受芭芭拉一华特丝(Barbara Walters)访问时形容。那是“一种混合体……它不是资本主义。它将是一套比资本主义更好的体系,会拒绝资本主义中一切邪恶的东西”。

  许多人确实质疑萨克斯和巴尔舍诺维奇推销的快速矫正不过是个神话,休克治疗可能无法把波兰休克成健康和正常,还可能制造比以前更大量的贫穷和工业退化。“这是一个贫穷、衰弱的国家。我们经不起这种休克。”一位知名医生和医疗保险提倡者告诉《纽约客》(New Yorker)记者韦施勒(Lawrence Weschler)。

  在获得历史性的选举胜利、并突然从亡命之徒变成国会议员之后的三个月期间,团结工会的高层不断辩论、踱步、咆哮、香烟一根接一根,无法决定该怎么做。每过一天,他们的国家就在经济危机中陷得更深。


  勉强的拥抱


  1989年9月12日,波兰第一届民选国会推选马佐维耶茨基出任总理。团结工会干部会议终于决定处理经济的办法,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最终的决定——是萨克斯计划、戈尔巴乔夫的渐进路线,或团结工会的工人合作社政纲?

  马佐维耶茨基即将宣布判决,但他在发表国政演说当中、还未谈到举国最关心的问题前,发生了可怕的事,据目击者转述,他开始摇晃,紧抓着演讲台,脸色惨白,喘着气喃喃说:“我感觉不舒服。”他的助理迅速带他离开议事厅,留下415位交头接耳的下议院议员。他心脏病突发?被下毒?共产党下的毒手?还是美国人?

  在楼下的房间,一群医生检查马佐维耶茨基,并作了心电图检查。不是心脏病或遭下毒,这位总理只是出现“急性疲劳”症状,因为睡眠太少又压力太大。经过近一个小时的焦躁不安,他再度进入国会议事厅,受到会场如雷的掌声欢迎。“抱歉”书卷气的马佐维耶茨基说,“我的健康状况好像波兰的经济情况。”

  终于,宣判的时刻到了:波兰经济将以休克疗法来治疗它的急性疲劳,而且会采用特别激进的方法,包括“国营产业私有化、创立股票交易所和资本市场、可兑换的货币、从重工业转向生产消费性产品”,以及“削减预算”——尽可能快速,并且全部同时进行。

  如果团结工会的梦想始于瓦文萨一跃而过格但斯克的铁围墙。那么马佐维耶茨基疲惫地屈服于休克治疗。便代表这个梦想的终结,最后,做这个决定的是团结工会的会员并不认为他们的合作管理经济设想是错的,而是他们的领导人相信。最重要的是争取取消共产党的债务,以及立即稳定货币。合作经济的主要倡导人之一伍吉克(Henryk Wujec)当时说:“如果我们有充裕的时间。我们可能解决问题,但我们没有时间。”另一方面,萨克斯确实有可能提供钱。他协助波兰与IMF达成协议,取消部分债务并取得十亿美元以稳定货币——但这些,尤其是IMF的资金,都严格地以团结工会接受休克治疗为条件。

  波兰变成弗里德曼危机理论的典范:政治快速变化的迷失。加上经济崩溃制造的集体恐惧。使迅速而神奇的治疗承诺——不管多虚幻——变得太诱惑人而难以拒绝。人权倡议分子波特诺斯卡(Halina Bortnowska)描述那段期间变化的迅速。像“狗的年龄与人的年龄的不同。我们在那些日子的生活……你会开始目睹这类半疯狂的反应。当人们已经如此迷失时,你再也无法预期人会依照自己的最佳利益行事,因为他们不知道——或者不关心——什么对他们才是最好的”。

  财政部长巴尔合诺维奇后来承诺,利用紧急的情势是刻意的策略——像所有震撼战术一样。是清除反对的方法,他解释说,他能够推动完全违背团结工会设想的内容与形式的政策,是因为波兰处在他所称的“特殊政治”情势。他说这种为时短暂的情势不适用“正常政治”的法则(咨商、讨论、辩论)——换句话说,就是在民主体制中不适用民主的特殊情势。

  他说:“特殊政治是指一个国家的历史上一段很明确的裂缝。它可能是一段很严重的经济危机,前一个体制崩溃,或从外来的支配当中解放(或战争结束)。在波兰,三种现象在1989年同时出现。”由于这些特殊状况,他才能把正常程序摆一旁,强力推动“立法程序的大幅加速”,通过休克治疗法案。

  在90年代初期,巴尔舍诺维奇的“特殊政治期”理论,让华盛顿的经济学家相当感兴趣。这并不奇怪:波兰宣布愿意接受休克治疗只有两个月,就发生了即将改变历史的事。并因而吸引举世对波兰实验的重视。1989年11月,柏林围墙在欢欣鼓舞中被拆除,整个城市充满对各种可能性的期待,MTV旗插在瓦砾上,仿佛东柏林是月球表面(译注:美国MTV公司1981年播放的第一部音乐影片里,以剪接技术把航天员首度在月球表面插的美国国旗换成MTV标志)。突然间似乎整个世界都过着与波兰人一样的快转前进式生活:苏联濒临解体,南非的种族隔离岌岌不保,拉丁美洲、东欧和亚洲的独裁政权接二连三垮台,从纳米比亚到黎巴嫩各地的长期战争纷纷结束。在世界各地,旧政权一一凋零,新政权从虚空中升起,但还未成形。

  在短短几年内,似乎半个世界都处在“特殊政治期”或“转型期”(90年代解放的国家被如此形容),悬吊在一个介于过去和未来的存在中。美国政府里所谓民主促进机构的领导人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说:“在1990年代上半,‘转型国家’的数量大幅增加,有近100个国家(拉丁美洲约20个,东欧和前苏联25个,下撒哈拉非洲30个、亚洲10个,以及中东5个),处在从一个模式转向另一个模式的急遽转型期。”

  许多人宣称,这些变迁以及种种实质与譬喻的围墙倒塌。将导致意识形态信仰的终结。摆脱超级强权决斗极化效应的国家。终于能够选择两个世界中最好的部分——某种政治自由与经济安全的混合。就像戈尔巴乔夫说的:以数十年来被教条催眠。照着固定的规矩行事。造成了许多结果。今日我们要引进真正的创新精神。”

  在芝加哥学派的圈子吗,这类混搭拼凑型意识形态的讨论遭到公开嘲笑。波兰已清楚显示,这种混乱的转型期打开了一个窗,让果断的人得以迅速行动以进行激烈变革。现在正是把前共产主义国家改造成纯种弗里德曼主义国家的大好机会,而不是杂种的凯恩斯式妥协,弗里德曼曾经说过,关键在于在所有人都还在问问题和重估情势时,芝加哥学派的信徒已准备好解决方案。

  1989年纷扰不安的冬季,拥抱这种世界观的人在一次类似培灵会(revival meeting)的集会中相聚;地点正是芝加哥大学。这次集会的主题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演讲,题目是:“我们正在接近历史的终点吗?”对当时身为美国国务院资深政策制定者的福山来说。提倡放任资本主义的策略很明显:别与主张第三条路的众人辩论。要先发制人宣告胜利。福山深信不应放弃极端。不能混合两个世界最好的部分。不能妥协。他告诉听众。共产主义的崩溃“并未导向‘意识形态终结’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合……而是经济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全面胜利”。终结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历史本身”。

  这场讨论由欧林基金会(John M. Olin)赞助,该会是弗里德曼意识形态十字军的长期资助者,是右派智库勃兴的背后金主。这种协力合作顺理成章,因为福山基本上是重新陈述弗里德曼的主张,说自由市场与自由的人民都是一个不可分割计划的部分。福山把这种论述带到一个厚颜的新境界,宣称在经济领域中解除市场管制,并结合政治领域的自由民主,代表“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以及……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民主政治与激进资本主义不仅彼此融为一体,也与现代化、进步和改革密不可分。反对这种融合的人不但是错误,而且就像福山说的“仍留在历史中”,有如在众人都已进入天国时落后的人。因为所有其他人都已超越到一个像天国般的“后历史”(post-historical)国度。

  这些论述是芝加哥学派渴望逃避民主的绝佳例子,正如IMF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借紧急“稳定”计划的掩护,暗中推动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福山尝试在从华沙到马尼拉各地兴起的民主化潮流中,走私同一个引发强烈争议的目标。正如福山说的,确实有一股无法压抑的共识正在兴起,认为所有人民都有权利以民主方式管理自己,但只有在国务院生动的幻想中,这种对民主的渴望才包含了人民热烈要求一套剥夺就业保护,导致大量裁员的经济体制。

  对摆脱了左派和右派独裁统治的人民来说。如果真的有任何共识。那就是民主代表了终于有机会参与所有重大决策,而不是让别人的意识形态片面强加在身上。换句话说,福山定义为“人民主权”的普遍原则,也包含人民可以选择国家的财富该如何分配的主权。从国营公司的命运,到国家应提供学校与医院多少经费。好不容易,全球各地的人民都准备要行使他们得来不易的民主力量,自己决定国家的命运。

  1989年,历史正展开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转折,进人一段真正开放和充满可能性的时期。所以福山从他在国务院的职位,选择这个时刻尝试用力阖上历史之书并非偶然。世界银行和IMF选择同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份揭露华盛顿共识也不是巧合——而是一个明显的企图。想阻止自由市场外一切经济观念的讨论与辩论。这些抑制民主的策略目的在于削弱不受节制的自决,而自决则是——也永远是——芝加哥学派十字军最大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