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护理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7年3月21日
在波兰、苏联和其它几个东欧国家，对官僚压迫的公开反抗，以及官僚层前后不一贯的反应，显示出一个广泛的危机正在蔓延。国际报章开始注意这些事态。例如，西德镜报周刊在一月十七日用头条报导东欧局势，指出一些显著的不稳的象征。
在莫斯科的挑衅
官僚的类似三十及五十年代大审判的行动加强了危机的气氛。克里姆林宫派遣的“记者”路易斯在伦敦晚报歪曲报导一月八日在莫斯科地下铁路的恐怖份子炸弹案。他强调该车是满载儿童，并暗示爆炸是异议份子所为。路易斯说他以为这次爆炸会在苏联引起激烈的群众反应。有如西方国家对西德曼荷芙党及美国共生解放军的激烈反应。
苏联异议运动的一位发言人沙卡洛夫，指斥这些报导为挑衅。他说：“企图抑制思想自由和加强极权统治的政府，不能在一个平等公开和坦诚的讨论中与异议份子对抗。正因为异议份子的精神力量继续增长，这个镇压机关愈来愈倚赖类似法西斯意大利和德国的罪恶手法，和同期在苏联的类似手段。”他又举出一些便装警察对异议份子的暴行，例如一位诗人去年被不知身份人物袭击，在数个月后因伤毙命。
在捷克的“敌方间谍”
在捷克，前任杜锡克政府高级官员哥曼被控替西方情报机构当间谍。政府用这个事件，煽起对敌方机构在捷克活动的恐惧。
在同时，捷共党报章激烈指责“七七宪章”，一个新的组织，它在一月向政府递交一份请愿书，抗议国家宪法被破坏。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它只提出最基本的要求。它的领袖宣称他们并不是反对政府，只是要求遵行法律的规定。但无论如何，据称这是六八年民主改革运动被苏联入侵压力摧毁以来反对官僚逼害的最广泛的组织。在捷克重新出现的群众不满，明显地令当地官僚和克里姆林宫感到恐惧。
苏联报章避免提及东德和波兰的异议活动，但它们支持对捷克维护法纪民权者的指责，指他们是由被击败的捷克资产阶级和六八年反革命的策划者所组成。苏联报章并无提及意大利和西班牙共党都有发表声明反对迫害“七七宪章”的签名人。可以假定他们是被包括在那些“反动份子”里的。
对于东欧的一连串异议活动，苏联显然决定，要在捷克立刻采取强硬路线。因为在过去十年捷克受到最大的挑战，只能用大规模的持续的军事占领来恢复“秩序”。这使到“七七宪章”的挑战成为一个主要的考验。
但最紧张的局势是在波兰。七六年六月工人暴动及其后反对迫害曾参予暴动的工人的运动迫使官僚退却。波兰事件在西欧工人运动中造成巨大的冲击。法国共党被迫声明支持波兰工人及被囚禁在精神病院的苏联异议份子。法共领导的工联会一位主要领导人声称：“因为散发与政权敌对的小册子而将他们囚禁在那些在医学观点上有问题的病院里——对于这种做法，我们不能同意。我们也不同意工人因罢工而被囚禁，正如数个月前在波兰的情形一样。罢工的起因和其后政府被迫取消的加价，使我们怀疑波兰工会所做或未做的角色。这些工会之拒绝解释，加深了我们的困惑。”这当然是虚伪的声明，法共党工会领袖没有可能不知道波兰工会的性质。但是，尽管西方共党领袖的动机是为了本身利益，这些声明却严重削弱了斯大林主义独裁声称在“世界共党运动”下统治的政治辩护。他们不能漠视这些批评而将自己在政治上暴露在群众面前。因此西方共党领导人的虚假声明，仍有助于保护东欧反官僚的战士。
但在波兰，官僚的根基被工人群众运动的升起和知识分子公开反对独裁直接威胁着。其中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公开地讨论工人直接管理经济和社会的需要性。
苏联入侵的流言
在六月叛乱中，广泛谣传克宫计划沿用六八年侵占捷克的方法入侵波兰，这显示了波兰局势的极度紧张。西德镜报作了如下的报导：“在捷克的一些地区，后备人员被动员起来。六月廿五日晚，一名货车司机被警察叫醒，命令驶车到一系列预先划定的机场，在那里他发现可以随时起飞的运输机（只在布拉格已有四十架）。这个警号在四十八小时后才被撤消。在东德，介入波兰的计划亦已准备好。可靠消息说，计划仍属‘有效’”。
苏联入侵威胁所给予波兰反对者的压力是明显的。一名反对者的话被人引述：“波兰国家领导人反对改革的政策有着巨大爆炸性的危险。群众唯一能够避免危险的方法是组织自己。只有经过和平的方法，不扰乱公众秩序的示威，与国家领导坚持谈判，才能成功地贯彻群众的政治愿望……同时，这是唯一能够避免苏联介入的方法。”但无论如何，他认为波兰民主权利运动成功的机会，大过捷克六八年的运动：“我不相信这种情形会造成改革所不能越过的永远界限。在我们处身的深刻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危机的状况下，一个不能进行必需改革的政府将会失去它的效用。我相信莫斯科亦会明白这一点。”
事实上，波兰的斯大林主义政权是极其腐败的。统治的共党首先便失去声誉。大部份的战前干部被斯大林谋杀了。现时的党是从属于苏联军事力量下所建立的。在斯大林主义统治制度下，波兰亦比其它国家（除南斯拉夫外）有较长久的改革经验。正是对这些改革的错觉，使一些反对者在六十年代中期提出一个基于工人直接管理的完全不同的制度。纽约时报报导，一种“普遍的不满和不信任气氛，使领袖们恐怕来自知识分子的偶然火花会成为火种”。
雷顿事件
波兰共党对这个局势的反应是摇摆和不一贯的，有着不可预测的暴力和突然的退却。例如，这个政权答允重审雷顿工人因六月罢工而被判入狱的案件。但在法庭里，一群便衣警察袭击获准旁听的“波兰支持受迫害工人委员会”的观察员，武装警察并不加以阻止。一名反对者说，这次袭击是秘密警察的紧张情绪的爆发：“委员会作出的揭露，更加上舆论的压力，使它觉得受到威胁。”
波兰政府用警察骚扰来对付支持受迫害工人委员会的成员：捷克政府亦用类似方法对付“七七宪章”组织，而且更准备进行政治审讯。但波兰共党领导层现在决定用“政治方法”来对付异议份子，而避免用拘捕、警察骚扰及高压手段。以下是这些“政治方法”的例子：其一是伪造一封由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给予该委员会一位领袖的信。另一篇是在波兰流传的文件，说安滋祖斯基提倡“所有性自由，包括对同性恋”。安滋祖斯基的反应是：“在波兰不需要再争取的几类自由之一是性自由”。这并不正确。近年的调查证实这一点。对性方面的落后态度是根深蒂固的。秘察警察显然要利用这一点来引起对安滋祖斯基的偏见。但这些“政治方法”似乎对民主权利运动没有大影响。
东德政权在十一月实行高压措施，它把诗人比尔曼的公民权褫夺了。但是对这事的反应，成为五三年东柏林工人叛乱以来第一次公众抗议政府的政策。政府回答以加强的镇压。
比尔曼事件的连串抗议
约有十二名反对驱逐比尔曼的抗议者被囚于监狱，然而据报并未对他们加以任何控罪。这些镇压似乎未能阻止反抗的散播。东德政府对比尔曼的意见在西德广泛传播一事感到愤怒，特别是经由电视传送给大部份人民。但官僚唯一可做的，似乎是对西德政府进行报复。因此，他们在东柏林设立警卫制止人民申请签证。但在翌日，这个措施便被取消，纽约时报推测是因为苏联的反对。
克宫自己亦表现出同样的摇摆的政策。苏联官僚希望，解除他们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紧张关系，会帮助西欧共党脱离冷战时期的阴影，争取足够影响力去强迫资本家接受长期的和平共存。镇压或威迫性的行动是将选民驱离共党的最肯定方法。其次，克宫面对着全世界工人群众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难题。它为侵略捷克付出了极大代价。它强迫西方共党保卫这次行动的企图大体上是失败了。而这失败方便了西欧共党避开莫斯科其它更使他们窘迫的政策。
苏联监狱内的绝食抗议
我们很难衡量苏联境内对官僚独裁的反抗究竟有多少，但有迹象显示出一个上升的反抗浪潮。一名最近被释的异议份子雷巴斯基报导，在苦工营和监狱内，一个反抗运动已进行了约有两年，他说，囚犯们每年十月卅日举行绝食抗议，作为非正式的“政治犯日”，又采取了共同行动对抗监狱情况。当布可夫斯基十二月获释并逐出苏联时，他说在维拉迪姆监狱正进行绝食抗议，并要求国际间支持绝食者。在以往，监狱内上升的反抗显示了总危机的形成。例如，一九五三年的罢工迫使斯大林继承者“减弱斯大林主义”。
当全世界工人群众、社会主义者和进步舆论声言反对斯大林主义镇压时，他们能够迫使官僚层退却。这些抗议打击到官僚的主要政治辩护立场。斯大林主义巩固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大部份的左派决定跟随本国资产阶级的反共产主义，或者是相信他们的责任在于替斯大林主义政权辩解。很清楚可以见到，官僚独裁危机急剧加深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而官僚们越加感觉得被危险地揭发出来。
（涓滴译自，一九七七年一月卅一日“洲际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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