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
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三篇。
被称为“8·18讲话”的邓小平这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受到了知识界的普遍欢迎，许多人认为，中央真的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了。
此后的几个月，各家主要报刊都发表了许多谈政治改革的文章，其中一些作者如鲍彤、严家其、张显扬、高放等人几年后开始活跃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舞台上。
其中的代表作是1980年10月，党内以思想解放著称的老资格党史专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在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上做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传到海外后，被称为“中共‘庚申改革’方案”。这个方案主张：在全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设两院（区域院和社会院），两院共同立法，互相制约；实行党政分开，一切政府职责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各级政府独立议决和处理，群众团体要代表群众利益，工会领导要由工人选出，建立独立的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司法独立以及新闻独立；企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党的领导机构实行分权制衡制，取消政治局。（参见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81年第3期）
这个方案，当时在党内提出已经是很大胆很前卫了。在许多方面，它主张的改革步伐之大，已经超出了几年后赵紫阳主持制订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更远远超出了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水平。因此，在提出后，除了在海外引发一些反响，中央高层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在中国国内甚至知者更少。
当时，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已经明确：“现在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但此后，除了进行若干次人事调整、1982年的十二大上设立了中顾委以及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82宪法”之外，其他方面的改革却再也没有下文。
为什么会如此？大概有这样几个因素：一是当时华国锋还在台上，邓小平刚刚复出时间不长，还没有成为事实上的一把手。他提出的特别要解决党内的权力过分集中和个人崇拜问题，实际上第一位的目标，是要在组织上解决华国锋的问题；第二，当时邓小平虽然提出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要进行改革，但是怎么改，他并没有更深刻的研究和成型的想法，没有作好发动一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思想准备和决心；第三，党内刚刚复出的老同志对改革政治体制在思想认识上也并没有完全统一，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第四，当时中国全面的经济改革还没有开始，原有的计划体制还在照样运转，陈云等一些老人还在力图把中国经济拉回到50年代的轨道上去，经济体制的现实还没有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客观要求。
在这些背景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政治体制改革，还不可能很快提上执政党的议事日程。
此时，国际上发生的“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对于由邓小平讲话而引起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议后来“偃旗息鼓”，也产生了重要而微妙的影响。
1980年7月，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发生了战后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罢工浪潮，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于该年9月被迫下台。同月，来自波兰全国各地36个独立自治工会的代表在格但斯克举行第二次会晤，决定摆脱官办工会，成立全国性的独立自治工会，即团结工会。瓦文萨当选为该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团结工会成立后，反政府势力逐渐占了上风，以罢工和游行示威为手段向政府施加压力，向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提出了挑战，波兰执政党的地位开始动摇。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波兰后来的发展道路，并对东欧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波兰团结工会事件”给中共党内保守势力阻止和压制社会上已经掀起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和宣传热潮找到了借口。波兰团结工会成立后的第三天，号称中共党内理论权威的胡乔木就给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中央要组织研究类似波兰这样的“一个共产党执政国家的社会内部矛盾可能达到的激烈程度和爆发形式；社会主义制度所未能解决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隔阂或对立，包括经济纠葛和政治纠葛；工会之可以分为官方工会与独立工会；宗教之可以成为严重政治问题”。
如果此信仅仅是从波兰的经验教训中提出问题，建议进行理论和政策研究，似乎并无不妥，并还颇有见地。但是，胡乔木在信中还强调，从波兰事件中可以看到，“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与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相结合可能成为怎样一股巨大力量，这一点对我们应是一个重大教训”；“外来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影响”（这在我们也是一大问题）。他说：“我们如不从速解决也并非不能造成这种局势，而且其他群众组织也可出现类似情况”。（以上见《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289页。）
这样，胡乔木就把中国也可能发生类似波兰事件的大规模社会动荡的现实危险明确地摆在了中共高层面前。
作为收信人的胡耀邦和党内元老邓小平，对胡乔木此信持何态度，在一些资料中有不同的说法。《胡耀邦思想年谱》中说：“邓小平和胡耀邦对波兰事件持积极态度。他们讲：波兰人民的斗争是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是正义的，苏联这次不敢出兵；波兰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坚持改革；中国不会发生波兰事件。胡耀邦没有理胡乔木。”胡乔木将此信“又于10月1日与10月3日校改两次，广为散发，提出中国有发生波兰事件的危险”。但据曾任国家出版局局长的宋木文说，胡耀邦批准将胡乔木的信“在中央的一个内刊上刊载，让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阅研”。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胡乔木的这封信对当时党内国内因邓小平“8·18”讲话而掀起的政治改革热确实产生了消极的影响。1980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传达讨论了胡乔木《关于波兰问题的信》，当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的王任重说：“我们存在与波兰相类似的问题，发展下去会造成同样的后果。”他还明确说：“小平同志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传。”（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204页。）
此后不久，中共党内元老陈云也就波兰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对此要充分警惕。如果我们经济工作处理得不好，宣传工作处理得不好，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他还说：“经济工作搞不好，宣传工作搞不好，会翻船的。”（《陈云年谱》下卷第262页。）
198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要求报刊、新闻、广播、电视等工作“必须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严格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宣传，无条件地同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被停止了宣传。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于改革，特别是言犹在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也变了调子。陈云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见《陈云文选》，第248-251页。）
邓小平在这个会上作了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对他刚刚讲过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进行了修正，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对于党内外任何企图削弱、摆脱、取消、反对党的领导的倾向，必须进行批评、教育以至必要的斗争”。
而对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称“先要在少数单位进行试点。没有制定和颁布完善的条例以前一切非试点的基层单位，一律实行原来的制度。”（见《邓小平文选》） 但在后来，如何“试点”以及“制定和颁布完善的条例”，却未见踪影。相反，此次中央工作会议却作出“缓改革，舍发展”的决定，并首次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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