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28日美国http://www.mrzine.org网站刊登了普杰莫斯拉夫•维耶高什题为《团结工会25周年——从工人革命到资本主义》的文章，分析了团结工会已经背叛了大多数工人支持的社会主义，给波兰工人阶级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灾难，因此它在波兰已经无足轻重，在普通民众的眼里，它已成为腐败堕落、背信弃义的象征，而波兰工人阶级也因为被背叛而在政治和意识上走向消沉。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段演变的历史，我们还根据一些资料编辑了一个“团结工会和波兰剧变大事记”作为本文的附录。通过这篇文章和这个大事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重要结论：工人阶级的解放是一个非常艰苦而复杂的过程，工人需要关注整个世界和本国的大局，需要预先积极探讨和准备建设一个新社会，否则浪漫的革命很可能被内外敌人利用和出卖。
围绕官方庆祝团结工会成立25周年所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了团结工会目前的境况，也反映出波兰当今所面对的形势犹如一场闹剧。统治精英们将自己指定为1980年8月革命的接班人，这真是极大的讽刺。
当局在宣传上极力将团结工会的革命运动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教义中的反共产主义主旨联系起来，将其与西方冷战的胜利联系起来，甚至是与维克多•尤先科发动的乌克兰伪革命联系起来。由国家回忆研究所（Institute of National Memory）官员们的一个显著的疏漏可以看出，当局借此机会对纪念活动进行了操纵。国家回忆研究所为宣传这次25周年纪念特地制作了一张光盘，内容包括1981年以来《团结周刊》的所有期刊和几乎全部增刊，唯独缺少了记载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决议》的第29期的增刊。要知道，这可是工会最重要的文件！
通过今天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们的态度，可以更好地了解25年前的8月工人们所经历的为波兰工人最终带来辉煌胜利的尝试和斗争。然而，后来政府实行经济私有化政策，国家的所有产业被组合为几百家公司，结果导致成千上万的造船厂工人被解雇。就像25年前一样，如今的造船厂大门上也挂着一块写着工人需求的牌子。只不过，这种抗议不再得到团结工会政府领导阶层的支持。
8月26日，一些政府官员和瓦文萨率领的前反对派领导人来到格但斯克聆听让•米歇尔•雅尔（Jean Michel Jarre）的音乐演奏会，而来自邻近造船厂的工会会员们则在游行示威，抗议过去的政府和现政府实施的反劳工政策。显然，有相当一部分团结工会的前领导人组织了和官方截然不同的25周年纪念活动。
早在1989年，安杰依•格维雅茨达（Andrzej Gwiazda）、安娜•瓦伦第诺维茨（Anna Walentynowicz）以及1980年工人运动的其他领导人就勇敢地指出，工会对工人运动的背叛以及秘密警察所策划的旨在反对工人的阴谋使团结工会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推动者。这些团结工会的创始者们在官方的纪念标语“（团结工会）始于格但斯克”（It Began in Gdansk）后又辛辣地加上“止于马格达伦”作为自己的口号（作者在这里使用该词意指华沙附近的一个小镇，反对派和政府在此签署了波兰恢复资本主义的协议）。曾经和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联署著名的《致党的公开信》（1965）的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Karol Modzelewski）则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表达了他对官方纪念活动的不满。莫泽莱夫斯基曾在波兰共产党执政期间坐过八年半的牢。在上个月召开的有前反对派领导人参加的团结工会纪念活动研讨会上，瓦文萨宣称他早在1980年就已经知道波兰必须建设资本主义。对此，莫泽莱夫斯基反驳道：“他自己肯定一直对资本主义念念不忘。我当然不会。我不会为了资本主义而在监狱里牺牲哪怕一个星期或是一个月的光阴，更不用说八年半了！”
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罢工25年后，波兰内外交困，而工人运动却后继无人。1989年后，波兰所有民主政府所采取的极端自由的政策导致生活在社会最低保障之下的人口成倍增长（社会最低保障是一种对生活标准的衡量，其标准为每人平均每月130英镑，合192.4欧元，或者是一个三口之家平均每月297英镑，合440.4欧元）。1989年，生活在社会最低保障之下的人口比例为15%，1996年达到47%，2003年则高达59%。2007年，失业率为14%，如今则高达18%。在一个仅有3800万人口的国家里，大约400万人生活在最低生存标准之下！从另一方面说，占总人口5%的富人却消费了社会产品总量的50%。而在国际政治领域，波兰则被认为是美国在伊拉克实现帝国主义企图的盲目拥护者，是华盛顿安插在欧盟的特洛伊木马。
一场工人革命的结果为何会使波兰蜕变成一个违反国际法参与侵略伊拉克的国家呢？一个原本实行工人自治的国家如今为何被内阁总理马雷克•贝尔卡（Marek Belka）掌管？他可是一个在任职伊拉克经济重建主任期间与临时联合权力机构共同违反海牙法规和日内瓦公约的人！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自决运动却结出了恶果，导致政治舞台脱离民众，左右翼愈发难以分辨；原本非政治化的民众不得不时常去听政客们信誓旦旦地宣称要用铁腕肃清共产主义、骗子、罪犯、同性恋等一切“敌人”。这一切又是如何造成的呢？
正确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就可以了解2005年波兰的社会困境，尤其是可以了解波兰左翼的状况和观点。
然而，要想获取答案，我们必须首先戳穿右翼历史学家、主流媒体和旧政权继承者们不断宣扬的关于团结工会的一些神话。
工人革命
工人革命
1980年夏天，波兰爆发了工人革命。为了争取工人的政治和经济的解放，团结工会应运而生。尽管没有华丽的革命词藻，没有鲜明的标识符号，也没有在具体活动层面上的组织架构，但它依然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行动。它鲜明的特点就是以工人为导向和中心，在团结工会各机构里，工人的数量占绝对优势，更重要的是，团结工会的政治方案也凸显了工人利益。团结工会的目标不是复苏经济，不是改革体制，也不是恢复资本主义，甚至资产阶级民主典型的政治自由也不是其明确目的。
尽管人们对宪法中确立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条文提出尖锐的质疑，但并没有要求建立多党制。根据传统，激进的左派比较推崇民主，比如工人自我管理和自治，对中央计划进行集体的社会控制等。从上述情况不难看出，团结工会起初并非主张资本主义。事实上，它明确宣称支持社会主义。它所有的文件都承认经济社会化不可侵犯，肯定波兰人民共和国（PRL，The People’s Republic of Poland）所取得的社会主义成就。更重要的是，它政治化了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统治阶级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去政治化的领域。比如在工厂车间波兰工人们要求实行民主自决，而资产阶级则想要完全由经济因素来决定。
著名的“格但斯克协议”第六点表明“国内经济改革应当以企业更大的独立性为原则，企业管理应当真正包含工人的自我管理”。1981年，在团结工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另一条要求又被写入自治共和国纲领。它规定国内经济应当依赖于公共部门，而公共部门要由工人理事会所代表的集体来管理，由一名理事具体运作。理事通过竞争经由理事会任命，他要对理事会负责，为社会和他（她）所在的集体谋求利益。
尽管团结工会领导阶层想要和政府达成妥协，但是大会的代表们却坚定地表示工会应当依据集体的意愿继续为工人自我管理和企业社会化而斗争。大会毫不妥协的立场清楚地表明了从1980年到1981年工人运动的主导逻辑。激进的自治活动分子兹比格涅夫•寇瓦莱夫斯基曾说过：“在那个年代，在一些大的工业厂区，有了集体意愿的支持，团结工会就难以战胜。不管是谁有了这种意愿的支持都可以大胆地依赖它并取得胜利，甚至可以击败瓦文萨。”
戒严法与资本主义回归
戒严法或称“战时状态”打断了自1980年以来持续发展的革命大潮。工人运动被完全平息，或是被迫转入地下。戒严法实施期间真正的受害者是工人运动本身，而不是工会领导人。他们被拘禁隔离，但情况并不太糟。在新的形势下，团结工会失去了其群众运动的特征。不过，大部分工会机构依然偷偷地保存下来，只是原先使其充满生机的群众运动的因素被破坏了。反对派领导人和活动家所依赖的社会基础被切断。在这种新的条件下，他们的支持力量不再来自车间和工厂，而是来自教会。
在1984年，尽管有80%的波兰工人宣布支持自治和自主控制工厂车间，但是工人们的这种心情并没有在反对派的政治诉求中得以体现。此后不到一年，临时全国委员会（the Provisional National Commission）与日比格涅夫•布扎克（Zbygniew Bujak）、伯格坦•鲍鲁西维茨（Bogdan Borusewicz）对团结工会纲领发动了一场激烈的内部攻击，并将一系列赞成资本主义的主张塞进团结工会纲领。
右翼的发展得到了西方国家的鼓励，它们为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和支持。美国国会于1989年通过了《美国支持东欧民主法案》，西方国家对右翼的援助达到了顶峰。该法案同意拨款2亿多美元注入反对派所在中心区以推动当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进程。在波兰，这批资金被用来创设保守的智库，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波兰美国自由基金会（the Polish American Freedom Foundation，PAFF）。而这些智库则成了新统治精英的干部孵化器。
有意思的是，团结工会出现的这些亲资本主义倾向同时也发生在共产党内部。当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行“新思维”的时候，华沙政权也开始倾向引入市场机制。日比格涅夫•梅森内尔（Zbigniew Messener）政府与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law Rakowski，波兰人民共和国最后一位内阁总理）政府则大规模地公开推行这些机制。而技术官僚们和地方大亨更是急不可耐地等着实行私有化，因为这可以使他们重新夺回自己对工厂的控制权。
资本主义复辟带来的切实痛楚
如果说1980年到1981年在波兰是革命阶段，1989年则与其完全背道而驰。在1989年，波兰发生的事件相较于柏林墙的倒塌或者布拉格示威来说更具有复辟的特征，这是因为波兰体制的改变并非是通过或者伴有群众性的社会运动来完成的。波兰总理泰狄士•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原团结工会代表，1945年以来第一个非共产党的波兰总理。——译者注）进入内阁开始执政期间身患疾病，这成为旧反对派“能量”衰落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象征。一年前当瓦文萨成为团结工会的领导人时，工会草根阶层的革命能量最终被反对派精英所压制。1988年，波兰最后一次出现工人大规模动员，打破了1986年到1987年弥漫全国的冷漠氛围。年轻的工人组织人们斗志昂扬地占领工厂，开展罢工，整个国家都被这样的浪潮所席卷。表面看来，团结工会的领导阶层是支持罢工的，但实际上他们极力想要终止整个运动，因为它威胁到了教会在工会与政府正在进行的谈判中的调解作用。
如果说1980年是充满理想的一年，1989年则象征着运动起初带给人们的美好梦幻的破灭。大部分民众丧失了革命的热情，致使第一次自由选举出现了极低的投票率（投票率为62%，在2700万合法的选民中，有1000万没有参加投票）。像1980年那样的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已销声匿迹。当时人们普遍的观点是政府正在决定国家的未来，而公民们却毫不知情。将来结果会是什么？一种宿命论的预期充斥着工厂和车间。工人们灰心丧气，几乎有一半工人相信他们无法影响波兰正在进行的变革的方向。尽管绝大部分工人对私有化持有否定态度，但真正的反抗却软弱无力。
经济复辟瓦解了政治活动，人们更加关注自身的需求。10年前还信奉社会变革的人们现在只是想要获取一份工作，能够得到快速回报和个人幸福。“无论我们做什么，他们依然会我行我素！”这种口号中所体现的政治虚无主义取代了过去对民主制度的信仰。重要的是，团结工会的原动力——工人阶级发现他们被剥夺了政治代表权，成为失意沮丧的旁观者。没有组织机构，没有左翼的领导，许多参加运动的工人开始转向天主教教义。他们把拒绝资本主义与推崇威权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对历史的理论解读紧密结合起来。今天这种转向留下的历史遗产是：玛利亚电台大家庭（the World Family of Radio Maria）成员达到200万，他们向世界传播塔戴务什•雷吉克（Tadeusz Rydzyk）的教义；波兰家庭联盟（the League of Polish Families）成员日益增多；绝望的船厂工人高呼反犹太口号，藉此表达他们对八月罢工周年纪念的不满。
格但斯克罢工已经过去了25年，在此期间波兰社会的变化经历了一条崎岖而又复杂的道路：它不断徘徊于实现民主自决梦想的尝试与维持政治虚无主义的状态之间，而政治虚无主义本身则是对民主这一概念的侵蚀。这条道路有点像个周而复始的圆。在25年前的今天，波兰最郑重地承诺要实现民主的那些人就是如今在这方面做得最少的人。从连续爆发的社会抗议不难看出，那些依然坚守民主社会信念的还是工人。他们可以真正实现社会正义原则，这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重要的是工人们可以掌控经济领域的战略决策。工人们的立场明显和统治阶级的观点和意图相冲突。在波兰，民主本已经出现病态和畸变，比如自由保守的公民平台党（Citizens Platform Party）发起了选举委托制，高等教育引入了学费制等等。即便是这样，统治阶级似乎决心要把民主限制为是贝尔卡（Belka）政府策划的对公司老板们的一种奖赏，因为这些老板有权封闭工厂不让工人上班。
波兰资本主义复辟造就了一个社会荒原。现今的“替代全球化”现象与其说是一种社会运动，还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景象（活动分子景象）。工人们的抗议确实很强烈，而且最后经常演化为骚乱。去年七月，华沙街头煤矿工人的游行示威最后就变成了一场骚乱。但是工人们缺少协调与合作，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即便罢工和抗议浪潮（如2002—2003年）能够促使民主左翼联盟（The Democratic Left Alliance，SLD）执政的左翼政府对政策作出调整和改变，但却无法留下任何持久的组织结构或代表性。
如今，团结工会在波兰已经无足轻重。在普通民众的眼里，它成为折中妥协、腐败堕落、背信弃义的象征。在保护被清算的工厂时，工人们也越来越少地寻求它的支持。对于他们来说，团结远比团结工会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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