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8年9月10日
（“洲际通讯”和“国际通讯”编者按：这份文件现时在波兰地下广泛流传，它的真实性是确定了的。作者们自称为共产主义者；在东欧官僚历来企图盗用这称号之时，这是有其重要意义的。自从六五年古朗和莫扎律斯基的著名的“公开信”以来，这是波兰其中一篇最早的反对派文件，以马克思主义立场立论，以工人阶级观点批评官僚。当然，在一些问题上，我们的立场与这份文件是有分歧的，例如：他们将官僚界定为统治阶级，又将东欧国家的生产关系描写成“国家资本主义”。但这些分歧并不稍减它之反映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重要性。作者们清楚地与反动的、或自由派的异议思想划清界限，他们有着社会主义民主的观念，这观念是同统治波兰和东欧的官僚的歪曲表现相对立的。）
一
人们时常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已实行了；阶级对立已消失，阶级斗争已被全国的集体力量代替；而历史上首次主要社会关系让生产力得到无阻碍的发展。
但是，由此立场看来，过去数年来，在这个国家多次发生的大规模工人反抗，是不能解释的。如果波兰共党和人民的国家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那么，这些劳苦大众反抗的是谁呢？在政府来说，工人示威只能是反社会主义的，参加者只会是冒险主义者，是应该受到重罚的。但事实上，这些罢工显示：如果工人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甚至是保持生活水平避免其更恶化，他们便要被迫与政府对抗。而且，正如七十年代初期所显示的：正是这些示威使到生产力加速发展和工业化加剧成为可能，虽然工人并没有明显地要求这些。工人从他们的斗争证明：党和国家的官僚架构对于社会进一步进展是主要障碍，而目前的社会关系一定要加以彻底改革。
到目前为止，官僚仍能说服工人，说经济发展需要纪律及完全服从“专业”领导。七〇年十二月之后提出的“建立另一个波兰”的口号，帮助官僚将工人解除武装。他们预先便排除将工人罢工委员会转变为监察和迫使官僚实现诺言的工人委员会的可能性。结果证明，这个口号提出来，只是防止建立另一个波兰，一个工人群众可以管理生产和对经济作出全部决定的波兰。
七〇年十二月以来，人们更醒觉到，社会矛盾（反映于罢工等）并非是偶然的冲突，所谓“党和群众间的暂时分歧”，而是构成波兰和他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制度的本质。
二
我国的生产目标，应该是“有系统地改进工人生活水平，创造鼓励每个人发展潜质的条件，和加强社会主义式的社会连系。”（总书记格列克在波共七一年六届大会上的演词）。但很容易看到，正如格列克自己解释的，这些定义并不得自对我们生产制度的分析，它们只是思想上的掩护工具和控制这个制度的工具。他继续说：“党加强它与社会的连系，主要原因是订出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目标和主要动力。”
决定一个生产制度的本质，并不是要看领袖的意向声明，而是看实际控制生产的方法。在本国，整个生产的社会过程是由党和国家机器控制，是高度集中及与社会脱离的。它位于生产之外，社会之上，即所有行政权力是集中在社会的一个“专业”主管的阶层里。官僚自己认为拥有这些权力就是不同社会地位的基础（例如七二年十二月一条法律，替在党和国家机构居领导职位的人及其家人，设立特别的退休金制度）。
对这个统治阶层来说，官僚政治不单是权力的工具或手段，而且是它内部团结的根源，是它的灵魂和躯干。所以它只可以接纳一些维持政府机构与社会分离的生产目标。目前的生产制度因此令权力不能真正社会化（即消除与社会分离的国家机构）。这是这个政权的一个主要依靠。因此，目前的制度排斥了所有构成社会主义实质的部份。
三
一个分离的国家机构的存在，一直以来都明显地象征着社会阶级斗争。官僚架构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是阶级斗争的最近的历史性反映。
矛盾的根源是从十月革命发展出来的国家的性质。列宁早巳察觉苏维埃制度堕落的危险，所以他说“苏维埃制度中出现的官僚恶习，甚至对党组织都一定会有恶劣的影响，因为党的上层同时亦是国家机构的上层。”[1]在开始时这个堕落只表现为几个倾向中的一个（列宁说：“它是一个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2]）。但这个倾向很快便盖过了其它的倾向，而所谓“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事实上是官僚转变成统治阶级的历史。
这个统治阶级是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内部结构的。将它结合在一起，并给予它精神和政治团结的因素，就是党。当然这并不表示党机构不会成为不同派系的斗争和敌对的温床。但这些敌对几乎老是以保护统治层而不是单独个人的利益作为基本目标。
即使曾受崇拜的领袖被逐或受处罚，亦只是为了挽救官僚权力架构，免受他们的政策威胁。“虽然人们离去，但我们的党仍存在；因为人会犯错，会失去希望，但党是会永远胜利的”（五六年波共八届大会） 。
党所尽的政治功能，同党员有六成是工人这件事实并无矛盾。后者的作用是作为烟幕，因为如果没有了他们，便立刻显出党是官僚的组织了。
官僚在生产过程中担任的角色只能在表面意义上与资本家的角色作此较。“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组织代表了一个更先进的历史和社会发展阶段。生产不再只在个别工厂里组织起来，而是在全国规模，更确切地说，是在同一个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国家规模上组织起来。可以作个比喻说，他们全部组成一个大“工厂”，这个“工厂”是自给自足的，意思是物质生产工具和工人都“自然地”属于它。他们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组成部份，因此是永远被束缚在它的齿轮里。
这亦解释了失业的不存在。市场已被废弃，即是说，它只是继续以一种认可的经济管理的方式存在。这就在基本上改变无产阶级的情况，不论它的教育程度，技能或是收入，无产阶级构成一个新的现代工业奴隶阶级，工人不再像在资本主义下出售劳动力，因为出售即表示他拥有自己的劳动力，以及他出售一段预定的和固定的时间。相对之下，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特别批准，没有人可以离开这间“工厂”。工人不单是在工作时间内，而且在一生中，都受到工厂的暴虐纪律束缚。
四
官僚与工人阶级的阶级矛盾不只是在大动乱里表现出来，而且更在经济的每日操作中表现出来。官僚的阶级利益——保护一个分离的国家机器——才是国家经济计划的真正目标。
为了这个原因，这个计划完全与直接生产者的真正利益无关，是违愿地束缚着他们的。因此，生产单位——由工作队员以至由几间工厂组成的单位——只是为了维护本身利益（收取奖金、改善地位）而努力去完成计划。每个生产单位因此一定要将其它单位当作一种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此，单位之间不知不觉的敌对，笼罩着整个经济制度，这整个经济制度普遍私有化的后果是“不可解释”的现象，例如产品的低劣质量、反对现代化、要不同工厂合作的困难等等。凡此种种，只证实了对人力和物质生产资料巨大浪费这件事实。
近数十年的一切经验，有力地否定了官方如下的说法：目前社会关系不再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技术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虽然官僚明白经济浪费的有害的政治后果（对他们本身亦同样有害），它却完全不能辨别浪费的真正根源，因为它自己在生产过程中所担任的角色限制。它大声斥责工作组织恶劣，生产力低下，各个生产单位对大众福利漠不关心；但它绝不能理解到所谓“恶劣的工作组织”是一个阶级矛盾，一个社会自己恶劣组织的最基本表现。
整个生产制度的极度分离化性质不只是一种后果，而且是官僚统治的社会性目标，因为它适合权力的继续。与社会分离的权力结构，只当工人仍然不能彼此合作来取得对工作条件的控制的情况下才是不可缺少的。
当浪费达到瘫痪整个经济时，代价是由工人付出的。这明显代表对工人阶级的一种剥削。当波共领袖在七〇和七六年提出计划“管制物价和工资”时，他们暗示是“经济上的需要”（即是说，需要工人付出浪费的代价）。
与此相反，现在真正成为经济上需要的，是由生产者自己组织生产。换句话说，真正基本的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自主。
五
无产阶级政治自主的基础在工人示威中建立起来。当工人变得能够组织起来集体地保卫本身的利益时，他们之间的日常敌对便更为减少，因为打进分离了的生产制度。官僚只在能够消解这些工人的雏形组织时，才能控制局面。
直到现在，工人实在缺乏动力，未能从保卫本身利益走到对官僚攻击。但重建的“秩序”从不会简单地回复到以前的情形。生产力、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这些工人斗争的成果，已对将来巩固现时在工人阶级里做到的连系提供必需物质条件。
与此同时，工人显示了力量，迫使官僚采用更公开和严厉的手段来行使权力，从而使官僚机器更加完善。因此，阶级对抗便更显露出来。
六
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不能依靠任何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机构。所有“调整物价和工资”的计划都得到党内的“真正”工人代表、立法局和工会的全力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罢工才提供真正的机会，去打破官僚的权力垄断。工人所仍未清楚明白的，是在罢工时，权力是落在他们的手中的。
罢工工人的要求主要是经济方面。当工人的要求被接纳时，罢工委员会便解散了。甚至当国内不同地方不同工厂同时进行罢工时，工人并没有协调他们的斗争。而且往往不知道别处正同时发生罢工呢。
马克思曾说过（现在仍适用）：“最重要的，工人一定要尽其所能，在斗争中和斗争之后，反击资产阶级消解风暴的行动……他们行动的目的，一定是要防止直接的革命热情在胜利后立即被压制。相反地，他们一定要尽可能保持着它。与反对所谓过份行动相反，我们不单要容忍一些人民对可恨的人物，或使人联想到可恨的回忆的建筑物的报复事件，而且要亲自领导他们。”[3]
无产阶级内部的对抗和缺乏互相支持，永远是对官僚有利的。而工业工人与知识分子间的分歧更特别使官僚受益，由七六年六月事件发展出来的保卫工人委员会的成立，是整个无产阶级自五六年公来首次显示团结。面对着这样的团结，官僚发觉自己孤立无援。他们被迫容许一个公开的对抗存在，并从监狱中释放所有在七六年六月因“暴徒活动”被捕的“囚犯”。
虽然保卫工人委员会证明是不能为这种团结提供一个架构，以及将自己改变为一个工人斗争委员会（事实上，它从未订出这个目标），但在更大规模上组织起反官僚的组织过程中，它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目前的反对是否有机会演变成对官僚制度的否定，主要决定于工业工人能否排除“防卫性”的改良主义幻想，以及知识分子能否在这方面帮助工人。
目前反官僚的反对派在其理论性文章中，并未提出反对官僚本身，只是反对官僚的“滥用权力”。他们指责这个政府的专横和极权性质，和要求政府的法例要付诸实行，宪法所保证的自由要付诸实现。
因此，他们并没有反对政府的最终目标，只是反对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他们接受了目前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基础”），只是要求改善“上层架构”，即是说，成立多党制度。他们甚至未能说明怎样和经由谁人去实施民主化。
知识分子反对派代表的只是统治思想体系的对立面，因此，决定在于对手方面。他们对制度的理解，可以说同官僚对制度的理解是相同的，因为他们的理解，基本上是这个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表面上的对立，是以“东西方”的地理性观点来看，而不是从历史角度来解释，因而不能掌握到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制度的历史性优越而又同时存在的严重限制。
对我们来说，涉及的不是从纯理论的方法想象出会更好的全新社会制度，而是在目前这个制度的历史中，发现正在产生中的可能导致解放的方法。
在这个制度里，生产资料已经社会化，意思是指所有日常必需品的生产，已经运用组织和管理社会各阶层个人的方式实行了。但组织和管理并未具有社会性质。生产者自己并没有组织生产。因此，这个制度显示出是笼罩着一切生活领域的专制政制。当分离的个人保卫自已的私人利益时（实际上完全是幻想），他只能发觉到自己无能为力。
七
觉醒中的工人运动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可以综合为：“我们应该用什么去替代党和国家官僚机器？”
这是个组织的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到在斗争过程中在工人阶级内组成的所有联系，及把它们作为起点。在目前，这些联系只是以一个非正式的联络网的方式存在着，但全靠它们才可以交换消息和协调活动。有了它们便可以在将来把罢工转变成一场自觉的政治斗争。
从这个联络网开始，一个自觉的工人组织会开始出现，它会为更大的协调提供机会。这样一个组织不只是反对政权，它会代表政权的对立面和代替者。它的作用，不会是作为工人利益的传达媒介（意指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的分隔，会成为官僚化的基础），而是作为将来社会组织的胚胎。
罢工委员会，建基于这样的组织之上，可以在罢工结束时转变成工人议会。在取得直接控制工厂、工业机构等的管理，工人议会可以成为工人自治的基础，重新管理生产，从而废除独立的管理机器——官僚机器——因此废除阶级对立。
八
废除官僚制度的斗争，就是要求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这些永远是革命工人运动建立的原则。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时已提出这些原则，它们并成为俄国一九一七年工人议会活动的基础。
今天，我们需要重提这些原则，当然不是要求官僚遵守它们，而是为了在为这些原则而作的斗争中，一个真正的工人运动可以兴起：
㈠ 罢工的权利，一切有组织的形式停工的人都不应被罚；他们有保卫罢工的权利。
㈡ 所有官员必须以民主选举出来和可被撤换。要终止委派和互选的恶习，要终止预先安排好候选人的选举。当任期满之后，所有被选进领导机构的人必须重返工作岗位。这亦表示工厂的管理应该由该厂的工人选出和可以由他们罢免，因此取消了“专业”的管理人员。
㈢ 将所有党和国家官员的薪金调整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废除所有因行使权力而带来的特权。平等和社会主义不表示所有工资都是一样，但担任任何层级领导职务的，都不应有取得特权的机会。
㈣ 所有尊重社会主义民主准则的组织都有活动的自由。任何政治组织都不可以篡夺单独代表工人利益的权利。从社会主义民主的立场出发，所有承认工人议会为唯一权力的组织都是合法的。
九
我们国家所清楚表现出来的官僚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是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因此，波兰无产阶级斗争的前途依靠于其它“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的进展，可以从克服内部分离化（它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特征）的程度上量度出来，以及从这些国家还在形成的经济文化联系方面的国际无产阶级团结量度出来。只有国际性的团结，才可以保证所有争取政治自由、进行政治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的努力不会被外来暴力干预所打断。
一九七八年一月
（小点译自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之的“洲际通讯”和“国际通讯”合刊）
（小点译自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之的“洲际通讯”和“国际通讯”合刊）
注释：
[1] 列宁文集，莫斯科，进步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33卷421—422页。
[2] 同上文集第32卷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的“列宁选集”第4卷408页，关于这问题的译文则是：“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译者，着重点九字原用黑字体。）
[3] 马恩选集，莫斯科，进步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第1卷，180页，“中央委员会对共产主义联盟的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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