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的非暴力革命与今天的教训（下)
演示（8）“嘲讽行动主义”
波兰的“橙色选择”团体，虽然是非主流，
但是他们的恶作剧给反抗活动带来了活力；
塞尔维亚的“欧特珀”（意为：抵抗！）运动：使用具有创造性的恶作剧。
“欧特珀”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斯尔贾·波波维奇
曾经用“嘲讽行动主义”来形容他们的运动。
今天：叙利亚人用人偶剧《最蠢的人》，
黎巴嫩乐队“伟大的离去”用歌曲反抗伊斯兰国。
米洛塞维奇长期统治塞尔维亚，不仅用暴力压迫塞尔维亚人，还挑起地区性战争。塞尔维亚 “欧特珀”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斯尔贾·波波维奇发明了“嘲讽行动主义”一词，来形容“欧特珀”和“橙色选择”的战术。这些恶作剧给游行示威带来了活力。不过也有人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人人都可以做。在叙利亚，近几年有一个讽刺伊斯兰国的人偶剧节目《最蠢的人》非常流行，还有一个黎巴嫩乐队“伟大的离去”用歌曲讽刺伊斯兰国。这些就是我认为被忽视了的，但是却十分有意义的东西。
2011年，“阿拉伯之春”期间的埃及首都开罗解放广场
演示（9）怀疑论，永远不变的话题
现在和过去共同的问题是面对怀疑论，怀疑论大概是所有想要变革的人永远无法逃避的话题。大赦国际在1961年创建时的构想是，如果有很多人站出来，要求释放良心犯，要求释放因为自己的信仰或因为参加非暴力抗争而被关押的人时，结果之一就是很多人可以团结在一起。但是也有人认为，这太幼稚了，是一个大的幻想，就像那些讽刺哈维尔是“捷克的唐吉柯德”的论调一样。几年之后，这些人又会说，嗯，这些点子不错，有梦想很好，但是他们始终不会认同。事实上，大赦国际成就非凡，不仅使成千上万的良心犯获得了自由，还带来了许多真正的变革。
1991年，苏联“8·19”政变期间，人们走上街头，抗议把坦克开上街头的政变者“想要阻止苏联的灭亡”，当时，英国《卫报》的头条标题就是《不要阻止灭亡》。《卫报》首席评论员在篇文章里说，看起来所有的事实都证明“鹰派”政变者会成功，街上愤怒的民众做什么都没用。“他们到底在保护什么？议会大厦？”这位杰出的评论员是在1991年8月21日发表以上评论的，当天早上英国和全世界的读者都看到了这个消息，当天晚上政变就失败了。现在，他也许会说，你们是“事后诸葛亮”。但是，这根本不是“事后诸葛亮”，如果我们留意之前所说的成功的几大要素，就完全可以预见未来。
我再举一个例子，1991年2月，我在为《独立报》撰写的封面文章《克里姆林宫无力回天》中写道：“如果强硬派要强行政变，结果只会是火上浇油。“当然，苏联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情况，如果是在10年、20年前发生抗议示威，那时时机可能不成熟，而且10年、20年前的苏联也根本不会担心有抗议发生。
所以我们要准备好面对怀疑主义者，虽然不能说他们完全是错的——他们也有对的时候——但是，如果他们像一个烂喇叭那样响个不停，那就成为负能量了。
演示（10）克服怀疑论
“维基解密”泄露了美国驻埃及大使发给她在华盛顿的上级和同事的电报，电报谈到2011年4月6日发生的埃及革命，大使认为，埃及人民让穆巴拉克下台，实现民主转型是不现实的。
虽然我们不知道后来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穆巴拉克真的下台了，那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虽然穆巴拉克那时看起来权力很大，好像埃及人根本没有可能让这个掌握着枪杆子的独裁者下台。但是在埃及革命爆发不久，穆巴拉克政权确实很快就倒台了。
哈佛大学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斯蒂芬·沃尔特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谈到“茉莉花革命”，他说，“茉莉花革命”不会从突尼斯传播到其他国家。但是不久，埃及革命就爆发了。而且埃及革命爆发后，当时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还说，穆巴拉克政权依然稳固。
有一个4分钟的视频，非常好的总结了对这些怀疑论的回应，绝对值得一看。年轻女孩儿阿斯玛·马赫福兹在视频里说：“如果你坐在自己家里的沙发上，看见外面有人被殴打感到害怕，所以就一直呆在家不敢出来，那你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问题”。
这么说确实很残酷，非常不客气，但是她已经准备好走到外面去，她说：“我已经准备好走上街头，所以，你们也要和我一起去。”这个视频就像病毒一样在埃及传播，然后我们就看到了那场伟大变革的发生。
但是，最基本的前提是你要相信，你不能左看右看，先看别人是不是都相信。你必须要先迈出这一步，这就是为什么阿斯玛·马赫福兹的讲话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力量。
演示（11）暴力挑衅
非暴力运动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会使那些拼命挑动暴力的人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1930年，印度白沙瓦的和平示威者在被殖民地当局屠杀后，甘地的朋友，非暴力运动领袖阿卜杜勒·加法尔·汗公开发表讲话，他说：“英国人製造这些恐惧的目的就是挑起暴力。”现在这句话已经成为经典名言，我们非常有必要牢记它。
我们还可以想到很多不同例子，当和平的抗议者被暴力攻击时，专制政权希望抗议者以暴制暴，如果抗议者真的那么做了，专制政权就胜利了，因为在一场暴力冲突中，掌握枪杆子的政府更有可能胜利。
玛丽亚·斯蒂芬、埃里卡·切诺韦思与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合作，完成了一本卓越的著作《为什么公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埃里卡·切诺韦思说，她是以一个怀疑论者的身份开始这项研究的。她曾经认为，非暴力运动虽然是善意的，但是非常幼稚。但是，当她和玛丽亚·斯蒂芬一起分析统计数据时，她才瞭解到，实际上，非暴力运动的成功不是所谓的“摘果子“那么简单。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远远高于暴力革命，包括在非常特殊和困难的条件下，它的韧性、稳定性、和平性，包括革命结束后长期保持和平稳定的比率都是是非常非常高的。当然，这一结论并不让我惊讶，因为数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非暴力运动的星星之火足够达到变革的力量时，我们可以更加自信的说，我们是朝著更长远的目标前进，而不是赶走一个独裁者，迎来另一个独裁者。
演示（12）“春天对抗冬天“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中东和北非的革命，我把它们称为“春天对抗冬天“。
2011年2月的埃及解放广场上，那些笑脸，那些笑声，那些欢乐，变革终于取得了成功。但是最终的结果——大赦国际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报告都表明，埃及现在的情况很糟糕。在叙利亚，人们问：“非暴力运动做了什么？” “看看现在，成百上千的人失去了生命” “无数人流离失所” “你们让伊斯兰国获得了权力” “你们成就了什么？”。在巴林，非暴力运动也没有取得成功。在利比亚，虽然斗争是以和平抗议开始的，现在也陷入了暴力的深渊。但是，这其实就是玛丽亚·斯蒂芬、埃里卡·切诺韦思的观点：暴力只会带来更多的暴力，如果双方都使用暴力，那将在各个方面失去控制。
演示（13）海外人士与活动家
实际上，从事非暴力运动非常的危险，而且对海外人士来说，我们的态度比较傲慢，因为我们总是说“这是应该做的“。有时人们只能站在远处，向那些勇士致敬，但是人们不能确定，自己是否也能站出来做些什么。虽然对那些勇士来说，站出来很普通，但是很多海外人士看来这并不普通，需要极大的勇气。事实上，如果有很多勇敢的人聚集在一起，如果很多人都展示他们的勇气，变革就有可能发生。
人们听到过很多非暴力运动领域著名人物的事迹，比如吉恩·夏普，非暴力运动理论的大师级人物，现在已经80岁了，出版过许多关于非暴力运动的著作。还有前面提到的斯尔贾·波波维奇和他的非暴力行动与战略应用中心（CANVAS）。
海外人士谈论这些事情，进行声援，确实也起到了作用，他们也在促进变革的发生。但是现实中，变革只会从一个国家的内部发生。也许这个国家的人会因为别的国家的人权运动的事迹——比如美国人权运动、1989的东欧剧变、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还有其他许多值得学习的例子——而选择参与到本国的人权运动中，但是，别的国家发生的案例，永远不该被直接照搬照用到自己的国家。时常，运动领袖会因为海外人士不能有所行动而责怪他们，但是我们永远不该责怪他们。因为责任在那些站出来的勇士身上，他们是堡垒的基石，团结的保障，他们才是变革的关键。
演示（14）旁观者与活动家
2014年，香港“雨伞革命”发生时，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顾问查尔斯·鲍威尔说：“人们真的应该忘记这些抗议，而且应该认识到，这些抗议不过是’一朵小乌云’，人们应该回家，无视这一切，因为什么事都不会改变。”虽然确实很难说，事情是否会发生改变，“雨伞革命”最终结束了，而且出在也没有看到有显著的改变。
2007年，同样的观点在缅甸的“番红花革命”——也称“袈裟革命”——期间也有人提到过，他们说这次革命毫无意义，但是，这次游行实际上为后来的变革奠定了基础。所以，旁观者不应该无视那些付出勇气，要求变革的人。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能把前面谈到的创造力和勇气结合在一起。
中国艺术家艾未未曾经在很多方面发表过豪言壮语，其中一个就是“勇往直前，继续传播”。即使在当局的压力下，他也一直站出来反抗，把他的艺术作品传播到社交媒体上。他还说过一句非常令人佩服的话：“天下变迁，匹夫有责。想像一下，能参与到国家的变革之中，这不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吗？”
演示（15）1989年的教训
25年前东欧的活动家既能单独行动，也能团结合作，他们有大环境下的团队意识，也有自觉反对暴力的勇气，这为之后的变革奠定了基础。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这种精神的重要性，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只要拿起枪，把坏人干掉，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基本上是不会有用的，实际上极少产生效果，因为坏事会接二连三的发生。
虽然几年前菲律宾的问题似乎是用暴力解决的，但是，他们之前早就铺好了变革的道路，这是非常重要的。
海外人士外部人士不应该随随便便指手划脚，“站著说话不腰疼”，因为其他国家的经验不能简单的照搬照用。哈维尔说的那句话非常值得敬佩的，那就是“活在真相中”。即使在今天，这句话依然非常贴切。
最后以活跃于1960年代反战运动的活动家、美国歌手琼·贝斯的名言做总结：“也许非暴力运动就是打水漂，但是，暴力斗争则是打了个更大的水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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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环节：
问：“阿拉伯之春“和“东欧剧变”的非暴力革命有哪些不同之处？
答：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可以简单的分成不同阵营。1989年，“团结工会”赢得了大选，然后是整个民主运动的浪潮。那段时期有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它们就像二元世界。西方可能喜欢一个专制政权，但是不喜欢另外一个；苏联支持一个专制政权，但是反对拉丁美洲的军政府。这里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也就是说，每个独裁者在莫斯科或者华盛顿都有自己的支持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1世纪，那个二元世界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如何划定冷战结束的时间？也许有人认为它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时间结束，也许有人认为它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结束。总之，1980-1990年代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俄罗斯在21世纪也发生了改变，和1990年代相比也已经完全不同了。我认为现在西方国家已经不愿意采取积极的措施，支持与独裁者的斗争了——在某种情况下仍然会，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
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来分辨两个时期的不同点，但是，相同点也同样重要。我知道你想问：“到底阿拉伯之春哪里出了问题？”我不得不说，第一，我不是中东问题专家；第二，我前面谈到的都是我的个人观点。我曾经在大赦国际工作，这些都是我工作中的经历，我的观察都是由此而来。我认为，我们都做到的就是相信“人权问题，人人有责”，这是最应该牢记的原则，那是我们获得稳定性的方法。当这些教训被遗忘，我大概可以客观的理解——不是情感上的理解，而是社会学上的理解——为什么人们会选择拿起枪，因为人们觉得暴力斗争更容易些。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暴力在叙利亚造成了那么多恐怖的事。我虽然不能说，非暴力运动一定会有好的结局，但是如果人们自始至终都能保持非暴力原则，和平会有更高的概率。
我总结一下之前的问题，我认为“阿拉伯之春“和“东欧剧变”最大的不同就是现在的世界更加复杂，互相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意味着问题会成倍的增加。我们知道现在出现了伊斯兰国那样的组织。这些问题在之前的环境下是不存在的，虽然之前也有恐怖组织，但是像这种有世界性野心的团体之前不存在。我认为会，这就是最大的不同之处。
问：可以把您在讲座中提到的非暴力革命，和今天对美国警察暴力行为的非暴力抗议，“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以及其他的运动联系到一起吗？
答：纵览整个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一直持续的问题，今天又重新回到了台面。我不敢说这些运动之间有真正的联系，但是，很多人认为它们之间有联系，这很有趣。任何对非暴力抗争有兴趣的人都会非常向往1950-1960年代，甚至向往更早以前。那些变革都十分的难以置信，当时也有很多怀疑论，很多人问：“这么做有什么意义？”但是很多年以后，我们在现实中看到了它们的意义。有一个关于美国民权运动领袖约翰·路易斯——他从一名学生，到大学教授，最后成为美国众议院议员——的故事：2009年，约翰·路易斯参加庆祝奥巴马总统就职午餐会时，拿了一张照片请奥巴马签字，奥巴马在上面写道：“（今天这一切成就都是）因为你，约翰”。我觉得这是对那段历史的一个非常精彩的政治总结。1950年代、1960年代发生的事为今天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一个黑人终于当选了总统。但是，我们都知道，奥巴马并没有解决问题，他把烂摊子留给了“黑人命也是命”运动。所以，我想说的是，那时的东欧，或者其它地方的情况与美国很不一样，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时常会出现问题，数据可以清楚的证明这一点。很多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被警察打死，这确实很可悲，你们都知道这些细节。所以我想说，我很高兴有这些运动，我也对这些运动很感兴趣。但是，如果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些运动也产生了这样一些影响，它使人们变得更加愤怒，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可以在前几年的游行示威中看到，很多事情都搞砸了。
我想提出一点，虽然1989年的“东欧剧变”和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是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社交媒体的应用。这里有非常多有趣的例子。2010年，专栏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曾把这称为“极小的变化”，他说社交媒体做不了什么，你也许能发现别人丢掉的手机，但那不叫变革。他说完这句话几个月后，“阿拉伯之春”就开始了。当然，“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也是在社交媒体上发起的。社交媒体使全世界有相似观点的人可以轻松地交流。在这个前提下，一个地方发生的事件，可以迅速传播到其他地方，这类事件在15年、20年前很少能上媒体头条，但是现在人们可以很容易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些事件传播之后，愤怒就会成倍的上升。我希望，愤怒不要仅仅变成发泄，而是要促进真正的变革。我从伦敦观察到的印象大概就是这样。我已经很久没去美国了，但是即使远在欧洲，我也能感受到美国正在发生的变化，无论是在专制国家还是在民主国家，有些事情都不应该发生。民主国家也存在问题，我们需要公民站出来说“不！”，运气好的话，我们就有可能改变现状。这明显需要长期的斗争，不可能天上会掉馅饼。就像1950年代、1960年代人们的努力，直到2009年才有黑人当上总统，但是我们相信这些事情会带来改变。
问：请举出一些“东欧剧变“中创造性使用艺术行为进行抗议的例子。
答：几年前，我和约翰·杰克逊写过一本书叫《小小的抵抗》，这本书里有很多故事，其中包括我前面提到的波兰“橙色选择“团体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是我最喜欢的之一。比如，他们组织人们上街示威，采取的方法不是直接反对共产党，而是讽刺性的赞扬共产党，这让当局不知道如何应对。虽然当局知道示威者是在讽刺自己，但是他们无法对这些讽刺进行反驳。2011年，白俄罗斯的活动家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他们通过在公共场所向总统鼓掌来讽刺总统，因此而被逮捕。后来，在公共场所鼓掌受到禁止，甚至总统公开发表讲话的时候，其他官员也不敢鼓掌。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名字是《街头精神，游行和搞怪的力量》，书里有很多故事，包括刚才说到的的例子。我的同事约翰也在整理1989年发生的运动，那些创造性思维具有国际性。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个好的创意，中国、波兰、拉丁美洲国家的活动家都在使用，这些好的方法会在全世界传播。
问：请解释一下为什么集体热情带来的力量，会对个人产生影响，甚至政府的镇压也无法把这种影响抹去。
答：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关于集体热情的力量无法被忽视，我记得最清楚的例子，是我前面提到过的1989年在东德莱比锡发生的事。那时，人们都知道政府准备开枪了，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我在广场边的小巷里观察，如果安保部队开枪的话，那个地方会很安全。当时大家都知道，今晚可能会有流血事件。我那天晚上的工作可能是去邮递局给伦敦总部打电话，告诉他们，这里有多少具尸体。但是后来并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大家慢慢意识到，政府不会开枪，不会殴打示威者，也不会逮捕任何人，那就是一个集体热情带来力量的时刻，人们看着对方，一同欢笑，一起庆祝，给安保部队士兵献花。后来，我和一位当时在场的女士谈到那个晚上，她说那是她最高兴的一天，虽然两德统一的那一天是个大日子，但是最让她刻骨铭心的，是知道政府决定退让的那一刻。这个时刻会影响人们一生吗？当然会。即使像我这样的旁观者也感同身受。我很荣幸能经历那些时刻。比如，塞尔维亚的独裁者米洛塞维奇下台的时候我也在那里。
你提到的另一点也很有意思，那就是政府成功镇压后的情况。波兰异见领袖亚当·米奇尼克在《狱中书简》里写到：“我为波兰人没有被镇压打跨而感到高兴。”我当时经常去波兰，我也有那种感觉，我认为那是一种种信仰，也许人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这种信仰，人们一直都保持着热情，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但是有意思的是， 1989年之后，实际上人们的热情减少了，因为已经过了热情期，这时候人们反而感到失望了，人们变得更加现实。
让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上来，“阿拉伯之春”的不同之处。我当时在开罗，那时穆巴拉克下台不久，我为悲观主义这么快的涌现出来而感到疑惑，感到难过。我认为，把握现在拥有的力量，走出困境，从头再来，是很重要的。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失去了一切，有人可能会说，这一切都不值得。但最让我感动的是波兰人的信仰，有时他们不得不做出让步，但是他们总是心怀希望，相信美好的事情一定可以实现。我在很多国家都见过这种集体热情的力量，人们看到自己的国家从黑暗走向光明，有时黑夜依旧，但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前提是人们需要很多年的斗争，才能迎来光明。一位塞尔维亚反对派领袖在米舍洛维奇下台之前和我说，就像绿野仙踪一样，当铁幕倒下之后，我们会看清米舍洛维奇实际上一无所有。那确实是米舍洛维奇最后的下场：在海牙国际战犯法庭被告席上奄奄一息。虽然当时他好像拥有所有的权力，但是当时人们也充满热情，这就是人们能够坚持到底，至到取得胜利的原因。
（该演讲发表于201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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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波兰当时仅仅开放大约三分之一的议会席位，允许自由选举，其他席位依旧由政府控制。——编者注
[2] 1980年代，“团结工会”领导的反对运动已经势不可挡，1988年9月，内政部部长切斯瓦夫•基什恰克与“团结工会”的领导人莱赫•瓦文萨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同意举行“圆桌会议”，共同规划国家的未来。圆桌会议于1989年2月6日开始举行。波兰共产党希望增选著名的反对派领导人进入统治集团而不在政治权力结构上作出重大变化。但圆桌会议事实上根本改变了波兰政府和社会的政治形态。——编者注
[3] 1989年9月，东德第二大城市莱比锡发生了游行示威，人开始对这个镇压公民的国家，对这个让人民互相监视的国家进行反抗。在短短的一周之内，就发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民主运动，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要求自由、民主和选举。这一事件造成了东德共产党政权的终结。——编者注
李成风、大红莲神、北海道的劳伦斯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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