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1年初，随着团结工会羽翼日丰，它开始公开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政府展开政治角力。在这一年，波兰国内两大政治力量之间、以及苏联和波兰之间都在进行着一场政治博弈。
1981年初，随着团结工会羽翼日丰，它开始公开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政府展开政治角力。在这一年，波兰国内两大政治力量之间、以及苏联和波兰之间都在进行着一场政治博弈。
1981年2月，波兰政府再次改组，国防部长沃·雅鲁泽尔斯基大将取代约·平科夫斯基出任部长会议主席。雅鲁泽尔斯基呼吁团结工会停止罢工，恢复社会秩序。他希望利用三个月时间来"整顿我国经济中的基本问题，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处理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制定并开始实行稳定国家经济的纲领和长远的经济改革。"[1] 同时，他也向反对派提出警告："一个国家里不容许有两个政权并存"。并非是巧合，1981年3月17日至4月7日，苏联陆军和苏、波、捷、东德舰队在波兰境内举行了军事演习。这次演习在1981年1月22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得到了批准。同时，苏联有意识地向新闻界、首先是西方新闻界放出非官方消息，说华约组织成员国已经做好了干涉波兰的准备。苏联领导人希望藉此能震慑团结工会，至少迫使他们在活动中有所收敛。同时也是对西方国家插手波兰事件的一种警告。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中提到，“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能够遏制反革命的因素。如果出现了波兰国内反动势力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危险，苏联就要出兵波兰?”[2]
苏联也加强了对团结工会的攻击。经过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审核后，《真理报》发表了《关于波兰事件》文章，称团结工会是反民族和反人民的力量，"企图推翻波兰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使波兰退出社会主义阵营和华沙条约组织。"给它的定性是"团结工会是西方的反苏代理人。"[3] 4月16日，《真理报》刊登了塔斯社的一则消息《因所谓"卡廷事件"而在华沙公墓举行的反苏集会》，其中说，团结工会4月13日在博文斯基公墓举行的集会属于反苏行为，莫斯科不会容忍此类事件的继续发生。但是，团结工会并没有停止活动，而是继续以罢工和广泛的政治宣传与波兰政府对抗。
对波兰党的领导人的压力也在加强。1981年3月4日，苏波双方举行了一次重要会晤，参加者有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卡尼亚、雅鲁泽尔斯基、热比尼斯基、沃伊塔舍克。从会议参加者的回忆看，苏联领导人没有掩饰对波兰局势的极大不满，毫不客气地对波兰党政领导人进行恐吓，指责他们放任波兰国内建立了大量反共团体，给了团结工会大量从工人阶级中吸收新成员的机会，并且对莫斯科的"建议"则从来不听。情绪激动的乌斯季诺夫甚至面对面地厉声质问卡尼亚，为什么团结工会的顾问库洛恩、米赫尼克和布亚克之流依然在国内招摇过市，而不是呆在他们应该在的地方--监狱里？为什么要姑息西方对波兰内政的干涉？"我们的忍耐已经到极限了！我们有的是可以在波兰维持局面的人！给您两个星期的时间，好好整顿一下国内秩序！"[4] 会议从头到尾都是苏联领导人在单方面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在苏联领导人面前就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一样"。[5]
受到指责的波兰领导人保证让团结工会的顾问到他们应该到的地方去。很快，库洛恩、米赫尼克等人被拘留。这不仅没有遏止团结工会的活动，反而引发了更大范围的反政府行动。3月27日，团结工会组织了4小时的全国大罢工。克里姆林宫认为这是开展强力反击的好机会。勃列日涅夫多次亲自致电卡尼亚，要求他利用这次机会对团结工会采取强有力行动，波兰的社会主义面临着致命的危险，不要害怕可能会出现的流血事件，要在"手里拿起大棒"；并且警告说，苏方不会容忍波兰政府有进一步的退让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在4月2日召开了特别会议，波兰局势是中心议题。勃列日涅夫表示对波兰事件的进一步发展"感到极大不安"，"反革命在全线展开进攻"。安德罗波夫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尽量发挥最大的影响，对朋友们的领导施加压力"；需要"再一次告诉波兰领导人要采取严厉措施，不要害怕这会引起什么后果，也许会引起流血?quot;"我们告诉他们要采取军事、行政、法律措施，可是他们总是局限于政治措施。"乌斯季诺夫坚决支持采取强硬手段："我认为流血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害怕这一点，那么当然就得一个接着一个地交出阵地。而社会主义的一切成就也就会丧失殆尽。"葛罗米柯通报了西方国家对波兰情况的报道，说波兰的局势让资产阶级站在与苏联为敌的立场上大做文章。他主张"应该准备向波兰同志说出采取更坚决果断措施的必要性，我把它称为非常措施，这是为了稳定秩序所必须的。继续回避这些措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继续回避已经完全不行了?quot;[6] 最后政治局通过决议，在派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前往布列斯特同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举行秘密会晤，迫使波兰领导人在国内采取强硬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上，苏联最高领导们还讨论了一系列涉及波兰和苏波关系的重大问题。首先是波兰的领导人，显然，无论是卡尼亚还是雅鲁泽尔斯基都让勃列日涅夫和身边的人不满意。用安德罗波夫的话说，"雅鲁泽尔斯基在'团结'工会首领们压力的影响下变得完全萎靡不振了，而卡尼亚近来越来越凶地酗酒。"克里姆林宫已经开始考虑接替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的"健康力量"了。而"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里最有战斗力"人选已经进入了苏联领导人的视野。[7]
其次，会议还讨论了在波兰实行军事管制问题，而这是即将开始的布列斯特会晤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勃列日涅夫要求必须告诉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实施军事状态意味着什么，一切都要讲清楚。"安德罗波夫再次明确，"实施军事状态--这意味着确定警备时间，限制城市街道上的通行，加强对国家机关、党务机关、企业的保卫"。[8] 与此相关，还要评估波兰武装力量的情况，最根本的是它是否可靠。尽管来自波兰党政领导和波兰统帅部的消息都表示，波兰军队会履行自己的义务，但苏联领导们还是将信将疑。这就使他们必须做好应对最坏局面的准备。会上勃列日涅夫建议，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首脑会议，作为处理波兰问题的备用措施。
还有一个问题，看来也不是无关紧要的，那就是波兰事件对苏联的影响。在苏联西部很多地方，可以清晰地收到和收看波兰语的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在格鲁吉亚也发生了自发的示威，示威者举行集会并呼喊反苏口号。尽管这些示威只是极少数现象，但安德罗波夫还是提议，"我们也应该在内部采取严厉的措施"。[9]
苏共中央政治局4月2日会议及其决议在苏联对波兰事件的处理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实际上表明克里姆林宫在几个主要问题上已经拿定了主意。波兰党政主要领导人已经让莫斯科失去了信任，之所以还没有彻底抛弃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是因为真正可靠、更具有"战斗力的健康力量"暂时还没有羽翼丰满。一旦他们能够掌控全权，莫斯科将会像扔掉带有油污的餐巾纸一样替换掉现任的波兰党政领导人。克里姆林宫已经把实行军事管制状态的指令，毫不含糊地摆到了波兰领导人面前；这是波兰"朋友们"必须要做的。除非局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否则，波兰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的任何推脱和延迟，都会被莫斯科看成是软弱无能或者妥协投降的表现。还有，对于波兰事件的处理，苏联领导人再次明确了一个原则：通过向波兰领导人施加压力的办法，让波兰人自己去解决危机。当然，如果波兰朋友们需要帮助，苏联愿意提供，但只能是直接的军事干涉之外的帮助。可以作为证明的是，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中，几乎没有人提到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甚至没有提到需要借鉴1956年或1968年的国际主义援助的经验。
在同年7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第九次特别代表大会之前，克里姆林宫处理波兰事件的基本方针就是按照上述考虑进行的。除了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之外，苏斯洛夫、鲁萨科夫、葛罗米柯等也和波兰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另外，勃列日涅夫和卡尼亚之间至少有过两次直接通话。从这些接触中可以看出，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依然不断地对波兰领导人施加压力，希图推动他们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打击团结工会。苏联甚至帮助波兰准备好了实施军事状态的各种文件，要求波兰领导人马上签署；[10] 并且以停止石油、棉花、铁矿石等的供应相威胁。[11] 但波兰领导人仍然像是在自行其是，用勃列日涅夫的话说，"他们可以相信的地方不多，因为他们虽然也听我们的建议，可是又不像我们建议的那样去办。"[12] 勃列日涅夫在电话中斥责卡尼亚，说他的所作所为差不多是在"将政权交给反革命"；向反革命无限退让的政策最终必将宣告自身的破产。对整个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克里姆林宫也不满意："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存在着一支相当大的右倾修正主义者力量，他们围绕在以拉科夫斯基、团结工会和天主教会周围。有20%的中央委员加入了团结工会。这就使得波兰领导人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与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也无法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使全党团结起来。"[13]
然而，无论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大会通过的《经济改革方针》，还是对团结工会活动整体上的忍让，似乎都没有让团结工会满意。尽管政府与团结工会就关于恢复公共秩序问题进行了谈判，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随着社会经济状况持续恶化，波兰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进一步下降。这就使团结工会中的激进派对团结工会的力量评估过高，比起与政府达成妥协来，选择对抗的道路更加有吸引力。这样，波兰局势朝着国内矛盾冲突继续加剧的方向发展了。
1981年9月至10月初，团结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两轮会议）在格但斯克召开。大会通过的工会纲领，没有再提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认为现政权已无力履行对社会的义务和有效地进行活动，为此应由团结工会接管政权；宣布要实行自由选举和多党制，取消计划经济，实行工人自主管理等。大会还发表了《告东欧人民书》，"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斗争提高所有工人的生活条件"，"你们中的一些人，正在为了团结工会而进行艰苦斗争，我们对此表示支持。我们相信，我们和你们的代表将会很快见面并交流工会活动的经验。"[14]
团结工会代表大会的文件让莫斯科大为光火，也为它干预波兰事件提供了又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在苏共中央政治局9月10日会议上，勃列日涅夫称《告东欧人民书》"是一份危险的和挑衅性的文件"，"它的作者们想要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引起骚乱，煽动各种各样的叛乱小集团"；"我认为对待这种肆无忌惮的卑鄙伎俩不能局限于在报刊上批判"。[15]
勃列日涅夫建议，以苏联一些大企业工人公开信的方式对团结工会进行抨击，就波兰出现的污染苏联的行为给波兰共和国发出照会。几天后，《真理报》刊登了由苏共中央写作班子撰写、以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卡马汽车制造厂、基洛夫工厂和明斯克拖拉机制造厂的工人的公开信形式发表的驳斥文章。9月4-12日，在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波罗的海水域，苏联陆海军举行了代号"西方-81"的军事演习，这对波兰人来说，无疑是不祥之兆。指挥演习的是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就像当时的苏联报纸所说的那样，苏联军队正在做行动准备，以完成党和政府所交付的任何任务。苏联驻波兰的特务机关也加强了活动，为可能出现的对波兰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援助"做准备。
同时，莫斯科也最终找到了处理卡尼亚等人的理由：卡尼亚已经成为向反革命发起攻击的首要障碍，他给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兰、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带来了损害，"撤换卡尼亚终于成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了。"1981年10月18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撤销了卡尼亚的职务，104位中央委员对此表示赞成，79人反对。中央全会选举雅鲁泽尔斯基为党的第一书记。尽管卡尼亚被罢免，但莫斯科并没有多乐观，因为有将近80人投了反对票这一现象表明，"相当多的波兰党内高级领导人被投降主义思想所感染"，这些人在于团结工会的斗争中是不可靠的。
注释：
[1]《雅鲁泽尔斯基选集（1981～1987）》，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2]见В.И.Воронков: События 1980-1981 гг. в Польше. Взгляд со Старой площад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0/95.c.107.
[3]Правда. 30.явр.1981 г.
[4][5]见В.И.Воронков: События 1980-1981 гг. в Польше. Взгляд со Старой площад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0/95.c.110.
[6]《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89-591页。
[7]同上，第592、第593页。
[8][9]同上，第592页。
[10]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96页。
[11]同上，第601页。
[12]同上，第610页。
[13]В.И.Воронков: События 1980-1981 гг. в Польше. Взгляд со Старой площад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0/95.c.113.
[14]见刘祖熙主编《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ALAIN TOURAINE, JAN STRZELECKI, FRANCOIS DUBET, MICHEL WIEVIORKA. Op. cit., s. 125.
[15]《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23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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