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2日星期六

我们如何组织罢工瘫痪伊朗政府

——个伊朗石油工人的自述

译者：微丝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9年3月10日

　　我们之开始罢工，是由于全国广泛的运动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石油工人也是国家的一分子，也必须加入这个运动。从一开始，我们已知道，我们的罢工将会在运动中起重要的作用。
　　十月十八日，各部门开始停工。两三日内，所有部门都加入了罢工行列。
　　实际上，五日之前，我们已听说阿巴丹炼油厂已开始罢工，但这消息尚未获得证实。
　　一开始，我们便觉得有必要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有系统地指导罢工。选举或成立委员会的目的，不是分一批领导人出来，而事实上，如果这样做，那批人便会立刻被捕，我们的处境便更加困难了。
　　但当时我们采取另一方法，就是我们可以成立一个雇员协会。于是我们决定每五十人选出一名代表，但如果某部门有二百或三百人以上，它也不能多于三个或四个代表。
　　选举代表不是用秘密投票方式，而是公开进行的。我们将人名表挂在墙上，人们便走来签名在他们选举的候选人名下。通常每一代表有五至六名候选人。被选出的代表便组成『石油工业雇员组织委员会』。
　　罢工一开始，我们已认识到面对着很多更重要的问题。罢工本身要有组织；我们的目的要明确界定；我们要向工友阐明总目的是什么(很多人不清楚这点)；我们要将要求详细列出，因每人都有几个要求，但这些要求要集合起来，一系列地向公司提出。
　　所以，罢工委员会大部分时间是组织罢工和界定罢工的要求。我们花很多时间讨论问题，最后得出一些很好的决定。
　　其中一个讨论了很久的问题是：我们应否在整个石曲工业实行罢工，还是仍维持一些服务，如医院、电讯系统、紧急抢修油管的救援队等(特别因为油管经常都有爆炸的危险)。于是，我们决定选派一批工人专责紧急救援工作。
　　我们也有很多讨论是关于应否维持生产以供本国使用的问题；最后决定供应本国的需要，即每日约二十五万至三十五万桶。由于天气渐趋寒冷，石油的耗用也将增加，所以我们要供应起码三十五万桶。我们委派了阿华士一些工人继续在第二号油井开工，这油井是生产原油的；我们也开放了第一号油井的泵送系统，以便将原油输送到阿巴丹等地的炼油厂。
　　但后来，我们发觉，虽然我们仍生产本国每日所需的石油，但其它的炼油厂都罢工了。于是我们和炼油厂的工人讨论，敦促他们复工来提炼我们送去的原油，理由是政府会乘此机会歪曲我们的行动，将我们与伊朗人民对立起来，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罢工的中心问题转移开去。
　　炼油厂工人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决定『有限度地』复工来提炼国内需要的石油。但第二天，我们接到消息，政府将所有提炼好的石油拿去作军事用途。他们决定继续罢工了。我们说我们主要目的是供应本国需要，但如果他们认为这目的不能达到，他们应采取适当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城市都出现石油短缺的缘故。
　　当罢工消息传开后，各地的石油工人都加入我们的行列，结果是：石油生产急剧下降，由原来每日六百五十万桶骤跌到八十万桶，再过几日，更跌到五十万桶。
　　政府和石油公司突然认识到我们是认真要达到要求的。我们提出了十二点要求，其中三点是非经济性的：结束戒严；与罢工教师完全团结和合作；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
　　我们的经济要求，包括石油工业『伊朗化』；所有通讯文告皆用波斯文；所有外国雇员离开伊朗；结束对女性雇员的不平等待遇』；执行最近通过的石油工人住屋法案；修订退休条例。最后的一个要求是：解散秘密警察。
　　当我们提出要求后，石油公司的官员明白到他们的处境，并要求谈判，因为石油生产完全停顿，甚至将石油装载上油船的码头工人也罢工了。伊朗石油公司的代表，首先前往南方的油田『视察』，然后到一些次要的油田，因为他以为这些地区的工人人数少，可以更易用威迫利诱令他们屈服。但每一个地区的工人都拒绝与他直接谈判，说他们的要求与阿华士石油工人的要求完全一致，这些要求将会，而且只会由阿华士石油工人的代表提出。石油公司到处碰壁，只好到阿华士来谈判。
　　在阿华士，石油公司代表参加了我们的大会。他说只能考虑我们的经济要求，其它的非他能力所及。我们只希望他将我们的要求转达政府，他一口答应了。
　　在第二天的谈判大会上，当我们开始宣读十二点要求时，该代表要求我们只列出经济要求，更否认他早一天的承诺。于是我们决定不将经济与非经济的要求分别开来；我们只有一套要求，就是从第一点到第十二点。该代表讹称有急事，一去不返了，这次谈判历时只有三分钟。
　　稍后，他要求我们派三至五名代表与他谈判，企图私下达成协议，但被我们拒绝了。我们坚持要在大会上进行磋商。他不接受，离开了阿华士。
　　为了向工友和人民澄清事实真相，我们向报界和律师公会等指出：不愿谈判的是石油公司方面。我们更派了十五名代表前往德黑兰，要求国会的投诉委员会主持劳资双方的谈判，但资方并没有出席。于是，全国都知道理亏的不是我们了。
　　政府和资方其后开始破坏罢工。首先，他们以高薪聘请了二百名退休石油工人，叫他们操作油井。但这些人不熟识新设备的运作，结果他们除了烧毁几个油泵和涡轮机之外，一无所获。
　　政府于是又从海军调来二百名技师，（这批人曾被派到海外受训)他们令一个泵油站运行了一会，但发觉不知管里的油向那个方向走(这情形非常危险，因为可能引起火警)，结果我们过去帮他们关掉机器，并赶他们离开。
　　政府后来终于认识到，我们是整个伊朗唯一能操作石油工业的人。于是，政府派遣军队到工人的家里，强拉工人到厂里工作。有些工人预见这情形，便暂时离开本区，但有些工人在武装兵士监管下被强迫复工。石油生产于是逐渐回升至一日五十万桶，然后是八十万、九十万、甚至一百五十万桶。军队不断搜寻工人，强迫他们复工，生产最后升至每日四百万桶。
　　到这时，我们认识到罢工已遭受挫折。政府继续强迫复工，将可令石油生产回复到六百五十万桶的水平。所以我们决定复工，一方面检讨我们的实力与缺点，另一方面准备下一次的罢工和斗争。所以在我们复工的第一天，便召开大会，成立『石油工业雇员协会』，草拟协会章程由全体大会讨论和通过，并设立十五人的『联络委员会』作对外联络。而罢工开始不久，我们已设立六人的『通讯委员会』来与传播界接触，因而从外界获得很多支持，例如我们罢工时，当电台电视暂时取消新闻检查时，他们广播所有支持我们罢工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名单，有时会长达一小时!第一次罢工历时三十三天。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已遭受失败，因为整个伊朗的人民显然继续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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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诗歌联盟，劳动者的文艺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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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13日星期日

埃及的运动:汪晖、刘健芝对话萨米尔•阿明


时间：2011年2月9日，13日
地点：世界社会论坛,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
汪晖、刘健芝采访
2011年2月9日至13日，世界社会论坛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这也正是著名的“阿拉伯之春”在埃及刚刚兴起之时。参加论坛的中国学者汪晖与刘健芝与出身埃及的著名理论家和社会运动的组织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和其他埃及知识分子就埃及的这场社会运动进行了多次交谈和讨论。这里发表的文字是根据与阿明先生的两次谈话记录整理而成。
阿明在谈话中具体分析了埃及此次群众运动的政治经济及外交上的背景，指出了参加运动的四种主要成分——青年人、激进左派、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穆斯林兄弟会——以及各自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立场和诉求。阿明指出，运动由年青人发起,激进左派立即加入,第二天资产阶级民主派加入。穆斯林兄弟会在头四天是抵制这个群众运动的，只是在这个运动无法被压制时才参与进来。他强调此次运动中群众要求推翻的是整个制度，而不仅仅是穆巴拉克；他们要求的是真正的过渡，而不是美国提出的“软过渡”。群众的这个目标只有经过漫长的斗争才能实现，因为埃及群众只有经过较为长期的自由讨论才能在政治上自我组织起来，否则，如果立即选举,政治上与现政权关系暧昧、经济上亲市场经济、宗教上极端保守、外交上具有依附性的穆斯林兄弟会就会上台。
阿明：埃及人，依附理论的最重要理论家之一，长期致力于第三世界的社会运动，是The Third World Forum和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的创始人和主席。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读书》杂志前主编。
刘健芝：香港岭南大学副教授，长期从事亚洲和第三世界的社会运动，是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的副主席。
汪晖：萨米尔，谢谢您关于埃及运动的短文。我们都非常关心埃及正在发生的事情。现在许多地区的媒体将突尼斯、埃及发生的运动与先前的中亚颜色革命相提并论，但这种论调混淆了这些运动之间的重要差别。我的直观的印象是：这是一场不同于1989年以来的那些亲西方的、肯定资本主义体制的颜色革命的革命。这场大规模民主运动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对于美国全球霸权的抗议。在网络上已经刊载的那篇文章的开头，您指出埃及是美国控制全球的计划的一块基石，正由于此，美国不会容忍埃及的任何越出其全球战略的行动，这个行动也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实行殖民统治所需要的。这也是美国要求穆巴拉克立即实行和平过渡的唯一目的。他们希望穆巴拉克任命的情报头子苏力曼来接任，以维系这一全球战略的基石。您能否谈谈你对运动本身的看法？
阿明:我的短文谈的是对立方,即美国和埃及统治阶级的战略。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情况。现在我想谈一下群众运动的成分与战略。
反对力量有四个组成部分。第一,是年青人。他们政治化,有很强的组织,组织的数目超过百万,这绝对不是个小数目。他们反对现有的社会与经济制度，至于是否反对资本主义,对他们来说可能太概念化了,但是他们反对的是社会的非正义和不平等。
他们的民族主义是爱国的,是反帝国主义的。他们痛恨埃及向美国霸权屈服,因此他们也反对所谓的与以色列的和平协议,拒绝容忍以色列继续实行对巴勒斯坦的殖民主义占领。他们追求民主,完全反对军队和警察的独裁。
他们有分散的领导班子。当他们给出示威的指令时,能动员一百万人,但是几个小时之内,全国有一千五百万人响应,连小镇和村落都动员起来。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可以即时地引起强大的正面的回响。
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激进左派,来自共产主义的传统。年轻人并不反对共产党人,但是他们不想被置于有领袖和指挥的政党的框架里。他们与共产党人的关系不错,完全没有问题。幸亏有大规模的示威,两者走在一起,不是谁领导谁,而是互相的配合。
汪晖：也就是说，无论是青年运动还是左翼共产主义者，他们对现政权的批判、他们对民主的诉求，不仅包含着对美国霸权的抵抗，也包含着对于现行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批判。在传统左翼与青年运动之间有着相近的倾向，不同的地方在于运动的形态，即当代运动并不希望将自身组织在政党等高度组织化的框架内。这从运动拒绝各种组织试图代表他们的努力中也可以看到。那么，巴拉迪代表着怎样的力量？
阿明：他代表的是运动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即资产阶级民主派。现制度是那么充满警察与黑社会的暴力,不少中产阶级,包括小商人,不断被欺凌。他们不属于左派,他们接受资本主义、市场与商业,甚至并不完全反美;他们不拥护以色列,但是接受以色列的存在。然而,他们是民主派,反对军队、警察和黑社会的权力集中。巴拉迪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信奉“真正的选举”和尊重法制。他完全不懂经济制度的问题,只知道正在运行的市场，却不理解这正是社会崩溃的根源。他也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可他是民主派。他在国外比在埃及更有名，但可以快速地改变这一局面。他有可能成为转轨过程的一个参与者。但问题是如果军队和情报机构不放弃对于社会的高压统治，巴拉迪是否接受？
汪晖：巴拉迪要求的是通常所说的政治民主，而对这种政治民主到底与怎样的社会形式相配合没有看法，因为他基本接受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在伊拉克战争前夕，围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核查问题，他曾经与美国有矛盾，但并没有另类的思想。那么，穆斯林兄弟会的态度怎样？西方媒体非常重视他们。
阿明：穆斯林兄弟会是第四个组成部分。尽管他们在公开的政治领域有群众的支持,但他们是极端反动的。他们不仅是宗教意识形态,而且在社会倾向上是反动的。他们公开反对工人的罢工,明确站在政权一边。他们认为工人应该接受现行的市场。
他们也采取反对农民运动的立场。埃及有强大的中农运动,他们受到市场和富农的侵害,他们要为保留他们的财产而斗争。穆斯林兄弟会的立场是反对中农的,说土地所有权是私有权,说可兰经支持市场是神圣的。
穆斯林兄弟会事实上是与政权合谋的。表面上,政权与穆斯林兄弟会是矛盾斗争的,但事实上他们是联合的。国家政权给了穆斯林兄弟会三个主要的体系:教育、司法、国家电视广播。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国家机构。通过教育,他们先是迫使学校的女孩然后是全社会戴上头巾;通过司法,他们引入了穆斯林的律令；通过传媒,他们影响着舆论。
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层从来是腐败的、非常富有的政治领导层,他们一直接受沙特阿拉伯的金钱资助,也就是说美国的资助。他们在两个社会阶层中有重大影响,一个是亲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害怕民众的中产阶级,他们认为穆斯林的统治不是坏事。这个阶层自发地支持穆斯林兄弟会。他们在教师、医生、律师等专业阶层中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同时,穆斯林兄弟会从一个流氓阶层招收他们的雇佣民兵。埃及有大规模的贫困人口,在开罗,一千五百万人口里面有五百万极贫人口。穆斯林兄弟会在其中很低政治水平的穷人中找到他们能够动员的民兵队伍。
如果运动“成功”，“选举”进行，穆斯林兄弟会将成为议会的主要力量。美国对此是欢迎的，并认为他们是“温和的”。其实不过是易于驾驭而已，他们可以接受美国的战略，让以色列继续占领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会完全认同现行的“市场”体制，对外是依附的。他们事实上是统治阶级中的“买办”的同伙。
汪晖：穆斯林兄弟会代表着宗教性的政治力量，但按照您的分析，这种宗教性的政治力量并没有提供关于社会和经济体制的另类选择，恰恰相反，宗教的政治化与市场体制的巩固之间并没有冲突关系。上述四个方面各有不同的取向、特征和背景，那这几个运动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阿明：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运动由年青人发起,激进左派立即加入,第二天资产阶级民主派加入。穆斯林兄弟会在头四天是抵制这个群众运动的,因为他们以为警察会很快镇压平乱;当他们看到运动并没有被压下去的时候,领导层觉得不能留在外面,才参加进去。大家必须知道这个事实。
汪晖：让我们再谈谈美国的战略。您在短文中曾经提到，美国对埃及的战略与巴基斯坦模式非常相似，就是“政治的伊斯兰”与军事情报系统的结合。如果再加上一句，就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市场体制。这样一种体制能够产生出民主吗？
阿明：群众要推翻的是整个制度,不仅是穆巴拉克,但穆巴拉克是制度的象征。穆巴拉克任命苏力曼为副总统之后,不到几个小时,群众喊的口号是“不要穆巴拉克,不要苏力曼,他们两个都是美国人。”
奥巴马说我们需要软过渡,就像菲律宾当年那样。群众说,我们要推翻的不是一个罪犯,而是所有罪犯,我们要的是真正的过渡,不要假的。群众的政治意识很高。可是,美国的目的是软过渡，怎么做?就是公开地与右派、中间派、穆斯林兄弟会以至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协商,同时孤立年青人和左派，这就是他们的战略。
不论他们是否达成正式的协议,穆巴拉克是要出局的。副总统苏力曼发起所谓的协商邀请,穆斯林兄弟会很聪明,拒绝了邀请,但是他们原则上是接受与制度协商的。
汪晖：但目前运动的主要力量是青年运动和更为广泛的社会运动。工人罢工了，那是传统左翼长期活动的区域。那么，面对美国和埃及统治阶层的这种所谓“软过渡”策略，群众如何反应？
阿明：群众运动的大会每天都在讨论真正的过渡的规则:
第一: 立即解散假民主的议会;
第二: 立即取消戒严令,容许自由的集会权;
第三: 开始制订新宪法;
第四: 选举立宪议会;
第五: 不要立即或者很快的选举,而是容许一段长的自由时期。如果是立即选举,很多人会投票给穆斯林兄弟会,因为他们有组织力,有传媒,等等。可是,如果有一年的真正自由,那么,左派和年青人便可以自我组织。
这是一场漫长斗争的开端。埃及是革命长期进行的地方。1920年到1952年的长革命时期,有进有退。长远来说, 左派和年青人占了多数,有行动能力。可是,一个可能的坏前景是,穆斯林兄弟会和政权会用力打击左派和年青人，政权已经这样做了。这个制度是非常恶毒的。在示威期间,政权打开了监狱,释放了一万七千名罪犯,给他们支持穆巴拉克的徽章、武器、金钱,并保证他们不会重返监狱,让他们去袭击示威者。示威的群众并没有冲击监狱,是警察把他们释放的。
汪晖: 社会运动提出的口号之一是要求建立一个文人政府（civil government），即这个政府既不能是军人的政府，也不能是宗教政府。这也正是civil这一语词的真正含义。从策略上说，运动需要一定的准备时期，在广泛动员和参与的基础上，形成自身的纲领和代表人物，以便直接介入大规模运动之后的政治进程。穆巴拉克的警察专制使得埃及社会缺乏政治空间，除了转入地下的共产党和穆斯林兄弟会之外，社会处于一种“去政治化”的状态。现在的任务是“重新政治化”，也正处于“重新政治化”的过程之中。“去政治化”既是穆巴拉克体制垮台的原因，也是今天社会运动面临的困难。如果“软过渡”策略部分奏效，即穆巴拉克下台，由军方和警察力量支撑，群众运动能否持续并形成更为清晰的目标，就成了一个最重要的挑战。您认为年青人是支持左派的,但可能右派和穆斯林兄弟会也会试图分化年青人。最重要的是年青人和民主派不支持美国。民主派会怎样，他们能够提出什么目标吗？
阿明: 很多民主派是中立的,并不反美。巴拉迪很天真,以为美国支持民主。我们不断强调的是,美国的目的并不是民主。
刘健芝:传统左派运动与工人之间有密切关系。工人起了什么作用?
阿明: 三年前,一个罢工浪潮橫扫埃及,那是五十年以来非洲大陆(包括南非)最强大的工人运动.从纳赛尔时期开始,官方的工会完全被国家政权控制,就像苏联的国家控制工会的模式.。因此,罢工不是由工会领导层发动的,而是由基层发起的。在这个意义上,罢工是自发的，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三年前,政权想调动警察镇压,但是资方觉得不行,怕把工厂都毁了。于是他们进行协商,罢工工人赢得的工资增长并不多,只有10%或多或少5%,连通货膨胀吃掉的都追不上,可是,他们赢得了很重要的成果,就是尊严和工会权利,譬如说,解雇工人要有工会认可。他们接着成立了新的独立工会。他们这次也参加了运动。
刘健芝：农民在运动中的角色如何？
阿明：相对而言,农民运动很难串联。农民运动从1920年以来一直很激进，他们要反对的既有大地主,也有富农。富农在农村社会里势力很强,他们不象地主那样不在地,他们跟政府、律师、医生都有密切的关系。另外的是中农、贫农、赤贫农和无地农民。无地农民的状况在过去三十年并没有恶化，因为他们出去海湾国家打工，赚了一点小钱，回来不够买地，但够他们在灰色经济里面做些小生意。赤贫的农民最受剥夺，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让他们给富农、新资产阶级地主和现代的埃及农业企业剥夺。他们最为激进，他们并不反对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他们就是不知道。
汪晖：传统左翼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工人中影响很大。但对于农民，埃及的共产主义者的影响如何？
阿明：共产主义者的不足是一直没有去团结他们。其实，唯一去跟他们讨论的只有共产主义者，没有穆斯林，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派。可是，没有人对他们有影响，他们却继续进行他们的斗争。
汪晖：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农民的动员和角色始终是重要的一环。农民有没有参加近期的动员？
阿明： 农民在农村有动员，但是没有跟大运动连接。他们没有参与讨论过渡的民众大会。
汪晖： 运动是否主要是城市的？
阿明：是的，也有在小城镇。
汪晖：埃及的运动带有强烈的自发性，不同的力量突然地加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中。这个运动与二十世纪以政党政治为动员机制的大众运动十分不同，也不同于单纯的阶级运动，尽管工人阶级和传统左翼也是这场运动的重要的参与者。运动开始之后，许多政治组织和机会主义者试图代表运动出来与政府谈判，但大众运动拒绝他们的代表性。您怎么解释运动的自发性？
阿明： 民众对现制度、对警察都极为厌倦了。如果你只因很小的问题（例如闯红灯）被逮捕，你会被毒打，被折磨。警察施加日常的镇压欺凌，完全无法无天，丑恶无比。民众也厌倦了黑社会制度。世界银行所说的代表未来的银行家，是强盗流氓。他们是怎么累积财富的？是通过国家无偿给他们土地，他们转卖给地产商。这是巧取豪夺来累积的财富。他们把真正的企业家挤压走了。
民众也厌倦了美国的霸权。埃及人是民族主义爱国者。我们问，我们怎么可能这么卑微，每天每个事情都由美国领事和美国总统来独裁决定？另外，还有社会的衰败，大多数人面对的是不断恶化的失业和贫苦，社会不平等极为严重。所有这些加起来的不满，让政府彻底失去合法性。民众说，够了！忽然就爆炸了。有人因此牺牲了，但是他们知道，如果你参加斗争，你是可能牺牲的。
汪晖：萨达特在美国支持下与以色列单独媾和。过去三十年，阿拉伯世界是分裂的。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对于阿拉伯世界有过重大影响。尽管穆巴拉克在巴以和谈中扮演特殊角色，但埃及的国际影响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影响实际上下降了。昨天跟以为埃及朋友聊天，他对目前运动感到兴奋—世界终于重新认识到埃及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国家！阿拉伯世界的格局十分复杂和微妙，其中最有影响的国家是那些亲美的、接受现行资本主义体制的专制国家。那么，埃及这场运动对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对于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社会运动会有什么影响？
阿明： 会引起回响，但每个国家是不同的。突尼斯亚国家小，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比较高，但是因为它小，在全球经济里面，它很脆弱。
汪晖： 好像突尼斯的民众组织更好，埃及群众更为自发。对巴勒斯坦肯定会有影响吧？
阿明： 肯定是的。对叙利亚也有冲击，那儿的情况很复杂。我们很难知道对伊拉克的影响是怎么样。南也门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左派，带有马克思主义的修辞，有某种激进左派的思想。但他也像南北朝鲜，北方落后南方发达。也门有可能再分裂，因为南方不能接受统一。
（以下是2月13日穆巴拉克下台后通过电话所做的补充访谈）：
刘键芝：穆巴拉克下台了，您对最新的发展有什么评论？
阿明： 首先，穆巴拉克没有辞职，他是给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政变赶走的。他跟他的副总统苏力曼都被赶走了。新的军队领导层声称它会执政，一直到新选举举行之后，然后，军队会返回军营。军队说在这个期间，它会处理过渡。
但是，群众运动大会继续工作，推进要求新民主，要求所有公民的自由权利，例如组织自由、传媒权利。
第二，群众运动大会将寻找新宪法的理念，以使选举的是立宪议会而不是立法议会，尽管政府想做的是部分修改现宪法。
现在要知道新政府会怎么样处理情况，还言之尚早。再多等几天，情况就会明朗。群众运动还没有完成它的工作。军队领导层希望有一个强过渡，推进选举，穆斯林兄弟会将会取得多数。我们希望选举前有一个缓过渡，以让新的政治、民主力量可以组织起来，可以发展它们的纲领和工作，并能跟社会公众有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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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26日星期三

团结工会领袖李斯被捕

 

团结工会领袖李斯被捕

作者：涓滴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4年6／7月第十一卷 第六、七期（总第90／91期）

　　根据波兰电视台报导，地下团结工会领袖李斯BOGDAN LIS最近在格但斯克被捕。李斯是地下工会的重要领袖，在军管之前是格但斯克团结工会的主席，军管之后是地下“临时联络委员会”的委员。
　　李斯被捕后，华里沙对报界说：“对于他本人来说是一个打击，但我们会有人取替他，我们会再有三人补入临时联络委昌会，所以当局可以再追踪我们五十年。”
　　然而，李斯纳被捕，毕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李斯最近曾代表团结工会临时联络委昌会致函智利的工会人士，表达对智利工人的国际声援，李斯本人现在也需要国际上给予他这个声援。
　　以下是该信内容：
　　“波兰的工会人士向智利人民争取基本人权和公民权的斗争表示敬意和声援。
　　独裁制度和独裁政权，不论它们采取什么形式，都害怕自己的民众，害怕工人的组织。
　　它们正是害怕自己的民众，才剥夺民众的所有权利。然而，取得绝对权力的欲望，迟早不可避免地导致……独裁制度的垮台。
　　因此，如要在违反明显的人民利益和民众意向的情形下统治，是不可能的。波兰人民经历了四十年独裁统治后，深深相信这个事实。
　　我们深信，要达到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只能通过民主原则的实现。如果没有人权和公民自由，民主就不能存在。
　　因此，我们支持你们的斗争。
　　我们清楚知道示威被驱散和手无寸铁的人被枪杀的情形是怎样的，我们知道塞得满满的监狱意味着什么，而在这种情形下，有勇气表达自己的民主信念时要付出什么代价。但正是由于你们不放弃斗争，由于你们决定为继续斗争而付出代价，因此你们将会胜利！
　　你们的胜利将会减少存在于全世界的罪恶，因此也会是争取人权的所有人民的胜利。
　　我们也相信我们会胜利，团结工会会胜利。
　　全球有许多人不愿与社会不公义妥协，有许多民众不容许尊严和主权被践踏，有许多社会不甘基本权利被剥夺，这些都加强了我们的信念。
　　我们真诚祝愿你们取得快速的、最后的胜利！”

团结工会领袖李斯被捕（涓滴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4年6／7月第十一卷 第六、七期，总第90／9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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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5日星期三

郭国汀《东欧天鹅绒革命导论》


内容列表

发布时间：2010-12-30 查看：35 评论：0第四章：捷克戏剧性革命

南郭点评：捷克斯洛伐克 反对运动的进展打破了所有的纪录。在十天中，取得了波兰团结工会花了近十年取得的成 就； 波兰十年，匈牙利十月，东德十周，捷克斯洛伐克十天！ 和平摆脱共产主义，废除共产党的垄断权力，没有暴力流血，和平解体 ...

发布时间：2010-12-30 查看：42 评论：0第五章：罗马尼亚暴力革命

南郭点评：罗马尼亚是苏联东欧六国革命中唯一以暴力革命终结共产党暴政的国家，也是唯一的一个迄今实质上仍主要由前共产党罪犯 当权的国家，很可能中共暴政的终结也会像罗马尼亚齐奥骞斯库夫妇的下场类似，因为胡氏本质上与 ...

发布时间：2010-12-30 查看：21 评论：0第六章：苏联政治民主革命

1989年至1991年底的苏东共产党国体制的崩溃举世震惊；其根本原因何在？是理论问题或政治原因还是经济根源或是宗教理由挨或文化因素？哥尔巴 乔夫的历史功绩与局限性？毫无疑问哥尔巴乔夫实施的经济重建计划与政治领域开放民 ...

发布时间：2010-12-30 查看：30 评论：0第二章：匈牙利静悄的革命

南 郭点评：由于共产党的邪恶流氓本质，决定了共产党暴政不可改良而只能革命终结。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国极权暴政崩溃终结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然 而，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教育民主传统宗教信仰的水准差异，还由于各 ...

发布时间：2010-12-30 查看：52 评论：0第一章：波兰自我限制的革命

南郭点评：波兰是共产党世界首个革命成功的国家，其特征在于工人与知识分子结盟，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长期奋 斗，最终通过自我限制，使波兰革命主要是和平革命。由于波兰共产党政权主要是由苏军武力强制扶持起 ...

发布时间：2010-12-30 查看：38 评论：0第三章：东德和平革命

南郭点评：东德是个仅次于苏联的工业与军事强国。1989年初，数万东德 青年用脚投票纷纷逃离东德引发了东德和平革命。东德既没有类似波兰强大的团结工会组织，甚至没有统一的异议团体，东德共产党当权党魁昂纳克是个象邓小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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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日星期三

历史遗产、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工人阶级运动

 

史蒂芬•方迪

方迪是美国明尼苏达州圣克劳德州立大学社会和人类学系副教授。他是 《中国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转型下的工人民主》（Workers’ Democracy in China’s Transition from State Socialism）一书的作 者也是社会研究学院的明尼苏达州移民劳工研究小组的主持人。联络方迪，请用电子邮箱sephilion@stcloudstate.edu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最具戏剧性的形式发生，危机中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中国。大部分人都聚焦于中国领导人怎样应对危机，尤其是人民币升值和从外向型向拉动内需型的产业升级战略，而不是关注金融危机对中国工人阶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受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传统影响，身处目前仍在持续发展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工人阶级怎样形成、未来前途又在哪里，我们将予以特别关注。

从1949年以来，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公平地讲，近20年来最为显著的社会变化就发生在工人阶级身上。全球金融危机则使这些变化更为鲜明。30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很高的增长速度，但经济是在中国工人阶级的脊背上实现高速增长的，无论是国企工人还是私营、外资企业的新工人，他们才是奇迹的创造者。

金融危机以来，面对全球生产相对过剩的形势，中国政府已经投入巨大财力物力用以拉动消费、刺激经济。然而，本期文章指出，危机并没有吓到中国的有钱人和政治精英，即便已经步入民工荒时代，他们仍能找到各种途径继续加强对工人的剥削。

本期《中国左翼评论》的编辑们认为，需要重视研究的不仅是仍在持续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工人带来的苦难，社会上对这一点的关注已经足够了。大多数关于国企工人的研究，甚至一些左翼知识分子，都理所当然的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最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评论家都采取了＂别无选择＂的态度看待以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

这恰恰是本期文献所针对的出发点。作者们拒绝接受资本主义市场发展的逻辑，以及雇佣劳动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这都不是唯一的选择。作者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采取严肃态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发展为中国经济几十年来的快速增长奠定基础，同时他们也不否认毛时代存在的问题。他们分析的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里，哪些成为今天的中国工人在拒绝向资本逻辑投降的时思考解决他们的危机的工具。此外，在本期作者们看来，中国工人实现宪法所赋予的集会、请愿、组织工会等权利，无疑是一个进步，但同工人们一样，他们没有将此作为工人们的最终目标和解决工人问题的根本。

自2008年金融危机正式爆发，很多人都想知道，什么时候中国工人阶级会以更强的战斗性和更高的组织水平来应对危机。虽然中国一直在爆发大量集体事件，包括工人组织的罢工、游行、请愿、堵公路、堵铁路等，人们或许对中国工人有更多的期待，因为危机的影响波及不同的行业。90年代末、本世纪初发生了大规模的反私有化抗争，国企工人也努力超越一厂范围，从组织上扩大联合。同样的，当农民工显示出他们有能力组织罢工、并能够争取到更多合法权益时，他们也面临如何将运动提高到更高水平的挑战。

本期文章联系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工人阶级的运动形势，认为以什么取代资本主义是未来运动胜利的关键。本期第一组文章有4篇，主要阐述毛时代（1949-1978）社会主义发展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阶段既给工人阶级的力量衰落打下了基础，也使得中国工人具有发展社会主义意识、挑战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潜力。

中国工人网《工人阶级的现状和未来》一文提供了一个历史视角，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从社会主义时期到当前状况的演变过程。在毛时代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工人阶级都把自己当做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不受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工作单位满足了所有基本生活需求，工人要靠单位过一辈子。工人网同时认为，社会主义使工人免受资本主义市场剥削，但也使毛时代的工人缺乏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虽然文革是按照毛主席的期望发动的，目标是清除党内走资派，这对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非常必要的，但现实是大多数工人并未投身这场运动。相反，文革中参加了运动的国企工人更多的参加了保守派，保卫当时党内的保守派和党的稳定。到20世纪80年代，党内保守派开始市场转型，国企工人因缺乏同资本主义势力和市场的斗争经验，继续跟随劳动力市场化的改革，逐步的丧失了他们曾经拥有的工厂权力和社会地位。

很多文献都认为，工人阶级在毛时代被惯坏了，没有积累任何经验使他们在以后能策略性地挑战资本主义市场对他们的胁迫，这种结论未免太过简单。事实上，中国工人阶级并不仅仅是党的驯服工具，而且党也不是铁板一块。在这方面，韩西雅的文章很值得重视，他指出如果重新翻阅建国初期的文献，可以发现党内一直有人在批评国企经理和工人之间的不民主关系。邓子恢就曾经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努力推动让工人掌握更多的生产管理权。联系到今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工人在厂中的地位，这些历史资源对思考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提供了很好的启示。韩西雅的结论值得引用：

……实际上是使公有制企业中、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得不到正确的处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亟需建立的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正确关系不能建立。这不仅使工会脱离群众的状况总也无法改变，党、企业行政脱离群众的状况更加严重。广大职工群众的主人翁觉悟和社会主义积极性严重挫伤。广大职工离心离德，情绪低落，使社会主义本来应有的优越性不能发挥出来。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韩西雅第二篇文章分析在李立三和赖若愚受到批判以后，工厂管理民主化的探索并未停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一直在进行争论，包括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才能使社会主义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以及以这种社会关系为基础如何推进工厂革新等问题。卡门•思锐亚尼在《工人的控制和社会主义民主：苏联的经验》一书中指出，社会主义历史既包括了官僚主义倾向强化生产管理中的等级关系，也包括了工厂如何民主化的辩论和以及为民主化作出的努力。从探索资本主义生产逻辑替代物的视角上，我们应该重新估量这些探索和创新。

工人网认为，即便说中国工人一度依附于党，这并不意味着工人在80年代改革进程中忽略了他们的权力逐渐被剥夺。改革出台政策，鼓励国企工人为奖金而努力生产，同时赋予工厂厂长和管理者更多管理权。国企工人虽然缺乏同资本主义斗争的经验，但他们确实保留了对社会主义的记忆和深厚情感，这些塑造了他们对90年代末、本世纪初的下岗大潮旗帜鲜明的抗争。

正是由于这份历史记忆，本世纪国企工人的抗争更多的带有反对私有化和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色彩。Joel Andreas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已经确立，随着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也将进一步深化。虽然中国为应对危机已经投入巨大的公共开支，对农民工和农民实施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然而，正如张耀祖所指出，中国新工人完全是资本主义社会力量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新工人阶级包括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工人和技校毕业学生、提供技术型服务和管理的大学毕业生。新工人的这些阶层都经历了全球金融风暴的洗礼，并逐步产生了对社会的认知的转化。

本期的第二、三个部分主要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情况，未来中国工人阶级将日益成长壮大，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同资方讨价还价涨工资的“权利”。第二部分重点研究国企工人。头两篇文章分析了2002年辽阳铁合金厂工人反私有化斗争过程，该事件被外媒广泛报道，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鉴于辽阳国企工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联合，很多报道认为这个事件最重要的是自由民主派组织进行协调领导。然而，本期的文章描绘了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图景，辽阳国企工人主要目标是反对自由市场化改革，其出发点是社会主义的。文章认为，辽铁工人斗争取得成功，主要归功于深入的群众动员和细致的组织工作，他们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进行组织，在近十年来反私有化斗争中，这种独特的组织形式广为国企工人所用。应用这种工人民主原则，其最终目的并不是独立工会，而是使国企重新成为工人的家园，以消除来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威胁。

裴海德进一步指出，辽阳工人的斗争仅仅是两轮国企抗争高潮的首战。第二轮抗争发生在2009年，其火爆程度不亚于7年前辽阳的情况。文章认为，这轮抗争比辽阳更为深入，辽阳的运动组织在市政府满足工人要求后就消解了。文章突出了通化钢铁工人斗争的案例，强调当部分群体要求实现后，通钢工人仍在继续斗争，不同群体的工人相互支持，预示着中国工人阶级正在成长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与上文相似，史蒂芬•方迪《中国国企工人通过什么权利斗争》一文对自由主义所讲的中国工人运动方向持批判态度。方迪认为，郑州造纸厂工人反私有化斗争说明国企工人不仅具有毛时代社会主义的记忆，他们也试图去延续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形式，由工人来组建合作社工厂。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争取到比通常自由民主资本制度所允许合法权利更多的东西（通常这要通过长期的与资本和国家的斗争才能获得）。对于这种有限权利可否成为工人用以解决根本性的失业问题、社会保障缺失的工具，更别说恢复工人的尊严，方迪（与下面的陈敬慈一样）持怀疑的态度。

第三部分文章密切关注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新工人（农民工和在高科技和服务行业寻求就业的大学毕业生）的影响。沈梅的文章细致分析了金融风暴中，中国的工厂主利用危机，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工作强度，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这甚至是在业主和媒体都经常提到的“缺工”的出口导向生产部门发生的。金融危机给工厂主完美的借口，强迫工人“自愿的”离开自己原来的岗位。甚至当生产水平部分恢复时，厂主仍然不增加雇佣工人数量，而是想方设法让工人劳动更长时间。

新工人的进取精神将使中国工人运动的前景更加光明。今天农民工已经越来越难回到农村。潘毅和任焰《农民工的隐喻：无法完成的无产阶级化》一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阶级形成所需的重要条件与现实之间存在很多矛盾。主流文献往往把他们作为城市二等公民身份的经历与他们在工厂制度下对生产关系的日常体验切割开来。他们的困境通常被理解为公民权的缺失，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正是当前的生产关系塑造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塑造并加强了他们城市二等公民的经历。他们半无产阶级化的根源在于资本积累的新自由主义策略施展于工厂内外，没有为劳动者的长远发展进行任何投入。而这个矛盾—并非中国或中国的农民工所特有—随着更多的农民工进入出口型导向的工厂为中国和全球的经济打工，很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尖锐。中国农民工正在进行斗争，同厂主争取工作岗位、对付老板的盘剥，老板们也知道，指望工人通过辞工寻找新工作消解不满情绪越来越不现实。

陈敬慈《中国的阶级斗争：珠三角新工人罢工案例研究》一文，既是本期也是关于中国工人阶级意识研究中特别令人振奋的一篇文章。在深圳市劳动服务中心三年多深入的田野调查基础上，陈敬慈批判了“工人阶级消亡”的观点，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哪个地方，这个观点都站不住脚。与李静君等学者观点不同，陈敬慈指出：

国企工人形成的历史和物质基础与新工人有很大差别，不应将两者直接对比，而应从新工人自身的工作场所和社区斗争中做历史比较，揭示建立更具包容性的阶级意识的可能性和约束条件。

同样的，陈敬慈没有局限于观察工人在语言和表达上的差别，他发现即便农民工不使用“老板”等鲜明的阶级词汇描述他们共同的敌人，他们可以识别出对方跨国界的阶级基础，并以同样强烈的斗争性发起罢工反对他们的本国老板或外国老板：

李静君（2007）聚焦于工人话语方式，将其作为新工人阶级认同的证据，与之相比，我采取分析集体行动进程作为阶级认同和团结的指标，我认为工人罢工是中国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基于分析工人阶级行动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使本期文章与众不同。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很多问题仍有待继续深入探讨，包括文革对中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影响、金融危机对新工人组织能力的影响、传统工人阶级和新工人的意识形态差别和共同点等。然而，这些文章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果基础上，将阶级、阶级斗争作为更广泛的革命战略问题进行研究的。本期文章不打算为这些问题做出简单的答案，但承认这些问题的相关性，中国工人阶级会以更好的思想武装，将来成为社会的主人。

历史遗产、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工人阶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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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4日星期一

波兰“工人权利宪章”一九七九

 

波兰“工人权利宪章”

译者：本刊资料室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0年10月 第七卷 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

［按：以下是波兰工人活动份子在一九七九年发出的“工人权利宪章”全文，是近年来波兰工人反对运动中一份极重要的文件。
　　不少宪章的发起人与双周刊[ROBOTNIK]“工人报”有联系。《工人报》自七七年年底以来一直定期出版，团聚了不少工人阶级活动份子，他们大都是七六年六月罢工之后受到迫害的。《工人报》现今销售量达三万份，它提供工人状况和斗争的消息，并成为不同工厂和全国不同地区的活动份子的联系手段。
　　到七九年底，这份宪章已有超过一百名工人活跃份子签署，它们流传超过二十个城市。包括格旦斯克、华河、克拉科夫、罗兹、什切青和勒顿。签署者包括波路西域BORUSEWICZ、里汀斯基LITYNSKI（他们是《工人报》编辑）、安娜·华伦天娜维兹WOLENTYNOWICZ和华里沙WALESA（他们是格旦斯克七○年罢工的领袖）。华伦天娜维兹被格旦斯克列宁船坞开除，是引发船坞工人在八月十四日罢工的其中一个原因。她和华里沙都是格旦斯克罢工委员会的领袖。
　　本文曾刊于《东欧劳工焦点》七九年九月、十月号，该双月刊出版于伦敦。八○年九月一日的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加以转载。］

　　由于：
□　市民被剥夺参与决定与他们有关的事务的权利；
□　雇员的基本权利（例如从事安全和有退休金的工作、领取公平的工资、休息）受到种种限制；
□　社会不平等和不合理日益昭彰；
□　雇员没有机构保卫他们——官方的“波兰工会”并非这类机构；
□　工人被拒基本的自卫权利，即罢工权利；
□　社会需要肩负当权者每一个错误的代价，包括现今危机的代价。
　　因此，我们投入了一个行动路线，长远的目标是建立雇员的自卫制度，首先就是建立独立的工会。
　　我们希望始于在我们看来在现时可得到解决（或部份解决）的问题。
　　（一） 工资
□　工资应该起码随着生活费用上升而上升；生活费补助是必需的；
口　应确保每人都获最低生活工资；专门小组应计算这个最低额，并随物价上升幅度加以修改；生活低于这个水平的家庭应该获取适当的补助；应该作出努力，消灭薪酬上昭彰的、无理的分别；不应容许停工和分配额的改变等导致工资下降；在同等条件下做同等工作的工人，薪酬应按照标准化的级别，与该工人受雇于何部门无关。
　　（二） 工作时间
□　超时工作，额外工作和小区工作绝不应是强迫性的；矿工必须在星期日和假期放假：
□　现今制度的星期六放假，必须在法律上赋予每个人；
□　必须努力推行每周工作四十小时，而工资不减。
　　（三） 职业安全
□　要毫无例外地遵守安全标准和规则；应设立特别委员会监察这点，委员会有广泛权力，包括有权封闭工厂；监察职业和安全的委员会、意外委员会和工厂医生，必须在制度上独立于工厂管理；
□　任何人因有害的工作条件而导致失去健康，都不能被遗弃而得不到他应有的工资或入息；
□　必须保持工业疾病表的最新消息：
□　必须取消妇女开夜班；不能容许妇女做粗重工作。
　　（四） 特权的赐予
□　一个雇员的薪酬及升职，不应决定于他对党的忠诚、他的政治意见或观点；
□　津贴（例如奖金、房屋或大假）必须以公开形式调配；这些物品的分配手段和受惠者的名字必须公布；
□　必须终止对与政府有关的团体（警察、党干部）赐予特权：特别津贴需求极殷的货品，例如房屋、土地、建筑材料、汽车，特别医疗护理、豪华渡假屋、特别退休权利、等等。
　　（五） 强迫人们违背良心的行动
□　不应强迫任何人做不道德的事、向党或保安机关告密、或参与向不受欢迎人物的袭击；
□　不应强迫人们生产次货，进行危害他们自己安全或别人安全的工作，将意外保密不予宣扬、作假报告、等等。
（六） 劳动法典
　　自七五年一直实行到今的“劳动法典”，必须彻底改变，它建立了不利于工人的规则。它的条文模棱两可，因此在任何情形都可以而且经常是被解释成有利于厂方，尤其是：
□　第五十二条必须改变，它被用作反罢工法例（七六年六月之后无数解雇就是以它为根据的）；罢工的权利必须得到法律保证；
□　如果有人被解雇，厂方必须以书面解释理由；当工人的个案正经过接续的法律程序时，他应该继续其工作；
□　在整个过程中，他应该有权获得律师的协助；
□　由工人选举的工会工作人员，必须在卸任后一段时期也受到法律保障免于被解雇。
　　我们认为这些主张的实现，要看我们自己的态度。工人可以迫使当局和厂方让步，这点已经由一九五六年、七○和七六年的大摊牌和个别罢工所证明。
　　几个月来我们切肤感受到危机对我们的影响。送货和交通日益走下坡、工资不断下降，物价不断增加、大工厂的时间越来越长并占用星期六的假期、停工也越来越多。如果我们现在不开始保卫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的情况将每况愈下。
　　可是，要争取到胜利，我们就必须排除任何无能的感觉，停止消极忍受对我们权利的限制和生活条件的恶化，就必须寻求最有效的行动形式。大量可能性是存在的。
　　A． 最有效的行动形式无疑是罢工，即使罢工并非大规模的。可是，一般来说，它只是短期有效。为了不要浪费了一次罢工的成果，罢工参与者必须选举代表来监督他们的要求的实现。如果工人知道怎样团结行动而且不害怕，他们就能以罢工的威胁，以递交请愿书，或以派遣代表团，便能迫使厂方作出让步。
　　B． 简单的散布消息，就能取得很大的成果。当有人受到寃屈、当我们看到不合理事物，必须大声说和抗议；必须公开宣扬阴谋集团的行动、特权的赐予、缺点、浪费、职业健康和安全规例的违反、意外的守密、等等。必须对同事讲，在开会时讲，要要求当局就此采取立场。要讲给独立的社会机构和独立的报刊知道。
　　C． 有许多劳工关系问题可以利用官方工会解决。如果这些工会不是像现在那样死废，对我们来说肯定会好些。我们必须要求工厂代表会保卫工人的权利，我们必须利用工会开会来进行讨论和向他们提出要求，并且必须选一些将会实现要求的人进入工厂代表会。
　　D．我们的行动要避免临时性和乱无计划，就要有一班工人处于经常警觉的状态。这班人，即使最初是隐蔽的，也可以草拟一个行动纲领，组织一连串行动，塑造舆论，而时机到来时，就走出来公开作为独立的工人委员会。
　　E． 任何情形只要存在有强大的工人有组织性的团体，能够保卫他们的代表免于被解雇和监禁，那么就应该成立自由工会委员会。西方民主国雇员的经验，显示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来保卫工人的利益。
　　只有独立的工会——它们得到所代表的工人的支持才有机会对抗当权者。只有它们才代表一种力量，是当权者必须认真对付的，而且是与当权者能在平等条件上周旋的。
　　我们——这份宪章的签署者——誓言我们将努力于争取“工人权利宪章”所列的主张。
　　我们同时也成立一个“援助基金”，保证经常捐款给这基金。基金筹得的财资，将会用来帮助因参与独立工会活动而被解雇的人士。

（附录）

　　我们的活动，是符合法律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在认可“国际劳工条约”和“国际劳工组织协定”时，承认：
甲：工人有权成立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第八十七项协议第二条规定：
　　“工人和雇员不分彼此地均有权（无须预先获得批准）随意成立组织和参加这类组织。而只需服从于这些组织的章程规定。”
　　“国际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条件”第八条第1A项规定：“参与本条例的国家誓言她们将保证人人有权随自己的选择成立和参加工会，以便能支持和保卫他们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他们只需服从该组织的章程规定，任何人使用这个权利，将不能受到任何限制，除了是一个民主社会为了国家安全和公众秩序的利益，或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而在法律和法例里的限制规定。”
乙：罢工的权利
　　“国际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条约”第八条第1D项规定：
　　“参与本条约的国家誓言她们将保证罢工的权利，条件是罢工乃遵从该国宪法的规定进行。”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0年10月 第七卷 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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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3日星期日

波兰工人廿一点要求

 

波兰工人廿一点要求

译者：的曼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0年10月 第七卷 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

　　下列为波兰格旦斯克罢工工人张贴于列宁船厂壁布板的二十一点要求的原文。每点要求旁列者为与官方达成的协议。
　　一：（要求政府）接受由它认可的“国际劳工组织”第八十七项协议所规定的工会自由，容许工人组织独立于党和雇主的自由工会。
结果：波兰政府同意工人在不把工会用作政党、挑战共产党统治的前提下，有组织自由、自主的工会的权利。
　　二：保证工人有罢工的权利。保障罢工者和其帮助者的安全。
结果：政府答应将会把这保证写于年底新修订的工会法之内。（波兰工人首次获得集体谈判权；今后，若集体谈判破裂的话，工人有权罢工） 。
　　三：实现由宪法保障的言论、出版自由，不迫害独立出版者，大众媒介应反映各种信仰。
结果：政府说其确有尊重人民的基本自由；只能同意大众媒介不应攻击信仰者和非信仰者。
　　四：重赋权利予因七○、七六年工潮而被剥夺工作及因信仰而被开除的学生；释放所有政治犯，终止因个人信仰而施的压迫。
结果：政府答应释放政治犯和学生复学，但要求罢工委员会提供名单。
　　五：传播媒介须报导“厂际罢工委员会”的组成及要求。
结果：政府答应会报导完全的罢工结果。
　　六：实施挽救国家危机的如下方法：给公众了解社会经济形势的全部真相；让社会所有阶级和组织参与讨论改革对策的机会。
结果：政府基本接受这项要求。
　　七：以工会中央局基金发放工人在罢工期间应得工资。
结果：政府同意发给罢工期间全薪。
　　八：每工人增加二千波币（约为二百六十五元港币），以补偿近期的高涨物价。
结果：月入少于三千五百元者波元者（约460港元），获增薪一千元波元（约132港元）；高于上述收入者获增五百元波元（约68港元）。
　　九：保证工资随物价增高而自动调整。
结果：政府原则上接受要求，但具体办法容后讨论。
　　十：食物应充分供应国内市场，有余才出口。
结果：政府接受要求。
　　十一：降低“商用品”（COMMERCIAL）的价格，和压制用以套取外币（HARD CURRENCY）的所谓内销出口品的买卖活动。
结果：政府答应稳定和划一国家商店和商业店（COMMERCIAL SHOP）的供应品的价格。
　　十二：应以资历而非是否党员为选拔管理人员的标准。应以下列方法消除秘密警察、普通警察和党机关的特权：划一家庭津贴；废止特别商店，等等。
结果：政府否认共产党员有享有特权的情形。
　　十三：（在搞好市场情况前）发行肉类配给证。
结果：政府答复，倘有短缺，会发行该种肉票。
　　十四：妇女退休年龄应减至五十岁、男性减至五十五岁。或不问年岁，凡妇女工作三十年、男性工作三十五年即可退休。
结果：政府会与新工会共同研究适当的退休金；考虑降低劳动强度高的行业的退休年龄。
　　十五：退休金、年奖应等量于工人所付劳动。
结果：政府说会研究。
　　十六：改善医疗服务和工作环境。
结果：政府非常同意需要改善，并答允增加护士薪酬。
　　十七：提供合理数量的托儿所，幼儿园给在职母亲的孩子。
结果：政府同意增加幼儿园的数量。
　　十八：供给三年的全薪产妇假期作育儿之用。
结果：政府同意产妇假期的三年计划如下：首年全薪，次年半薪，第三年同第二年计算方法，但以二千波币为最高限。
　　十九：缩短候屋时间。
结果：政府承认房屋短缺，答应缩短等候时间。
　　二十：交通补助费从四十波币增加至一百波币。
结果：政府同意。
　　廿一：将星期六应列为休息日。对四班制、或全日制（二十四小时）工作的工人，政府应以增加假期或其它有薪假日来补偿他们的损失。
结果：政府答允在年底前提草议交新工会。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0年10月 第七卷 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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