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共產獨裁政權的瓦解

第三節 歐洲共產政權的瓦解

   蘇聯的政治改革

一九八五年出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的戈巴契夫，目睹十餘年來蘇聯經濟成長停滯，人民生活無法改善，他以在黨政機關服務長達三十餘年的經驗，再加上深入研究的結果，認為此一現象所以形成，實與過去蘇共僵化獨裁的政經體制，壓抑了人民的工作意願有著密切關聯，因此在一九八六年間即公開提出「民主」和「開放」兩大原則的改革計畫，以期將蘇聯改造成一個經濟繁榮、政治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

  戈巴契夫此一改革計畫提出後，中間經過各界人士的熱烈討論，獲得大多數人民的贊同，再經過蘇共全體代表大會及最高蘇維埃的數次集會討論規畫、制定有關法令等過程，直至一九八九年三月蘇聯才第一次舉行全國公民投票，選舉由2350名人民代表，組成人民代表大會，其中有不少非共產黨員當選，這是蘇聯邁向民主的第一步。

  一九八九年五月蘇聯第一屆人民代表集會，除了修改蘇聯憲法中原有不合時宜的條文如黨禁等以外，並訂定總統選舉法等;一九九O年，人民代表大會始選出戈巴契夫為蘇聯首任總統。此外，蘇聯內部十五個加盟國，也在同年經由公民直接選舉的方式，各自選出自己的總統，各加盟國均享有充分的自治權，蘇聯從此轉變成為一個民主的聯邦國家。

東歐各共產政權的瓦解

蘇聯是歐洲共產集團的龍頭，它在政治上的一舉一動對歐洲其他共產國家統治者來說，都具有示範與模仿的作用；對被統治的一般人來說，戈巴契夫倡導的民主與開放兩大原則，卻成為對專政的共產黨爭取參政權的護符。因此，在蘇聯長達五年的政治改革過程中，歐洲其他共產國家也被帶動走向政治改革的途徑。

  除了蘇聯以外的歐洲其他共產國家，計有波蘭、東德、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等八國。這八國各有各的改革演變過程，茲以波蘭、東德和羅馬尼亞三國為例b說明三種不同的演變模式：

  （一）波蘭 早在一九八0年夏，由於當時物價高漲，工資所得無法支應生活，格丹斯克列寧造船廠的工人，就起來發動全國工人，為爭取自身利益計，組成「全國獨立自治工會協調委員會」，簡稱為「團結工聯」，並推造船廠電機工程師華勒沙出任主席，從此以後「團結工聯」就成為波蘭不滿現實人群的代言者。到了一九八九年波蘭共產黨既然效法蘇聯，而於當年六月舉行大選，團結工聯推出的候選人卻大獲全勝，隨即在八月間接掌原來波共的政權，在東歐首先組成一個非供的民主政府。

  （二）東德 一九七一年出任東德共黨第一書記，不久又接任總統的何內克，原是共產黨中極端保守分子，即由於他堅持計畫經濟的政策，導致嚴重的經濟蕭條，失業人數激增，到了八十年代末期，民怨已經沸騰。一九八九年十月七日本來是東德建國四十週年紀念日，政府準備盛大慶祝，但是到了十月初，東德各大城市相機發生大規模反政府的遊行示威，何內克被迫，只好在十月中旬稱病，辭去第一書記和總統職務。

何內克的去職，東德情勢並未因之好轉，許多失業或心向民主的東德人民都紛紛找尋各種管道逃往西德，十一月九日甚至演進而為群眾持電鑽、鐵銼等工兵，拆毀分隔東西柏林圍牆的事件。當時共黨政府被逼，除了明令全面開放東西德間的邊界，任由人民自由通行外，更逮捕何內克予以審判，藉此以平民憤。接著還效法蘇聯的改革*明令解除黨禁、舉行大選等。

到了一九九0年三月，在東德舉行的第一次公民投票中，與當時西德執政黨同名的基督教民主黨得票最多。後來除由基督教民主黨頜導組成民主政府以外，在同年十月間更與西德達成統一合併的目標。

  （三）羅馬尼亞

一九六五年即出掌羅馬尼亞政權的羅共頜袖西奧塞斯古憑藉著共產黨的嚴密組織，統治羅馬尼亞二十餘年，一度曾經在共黨世界中頗為活躍。但是由於他好大喜功，推動的經濟政策不當，人民生活無法改善，再加上他個人及其家族的窮奢極侈，致使一般人民對他漸生反感。到了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間，羅馬尼亞西部邊境上一個小鎮裡的一位神父，由於公開發表反政府的言論，致遭警察毒打凌辱，而鎮民起來救援神父，乃演變為警民間的嚴重衝突，被殺民眾竟多達數千人。

這一慘案經媒體報導後，全國人民反政府的情緒急遽升高，首都十五萬示威群眾獲得駐軍的援助，而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將安全謷察擊潰，且由得各重要政府機關。西奧塞斯古眼看大勢已去，乃偕妻子及親信數人乘直升機倉皇出走，三日後卻被軍隊逮捕，當晚特別軍事法庭就以屠殺人民六萬人、破壞國家經濟、貪污罪名起訴，並迅速將他夫婦兩人判處死刑。由原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反供人士組成的救國陣線接掌政權，除在一九九0年一月宣布共產黨，為非法組織外，還在五月舉行的大選中大獲全勝，羅馬尼亞從此也走向民主。

  除了上述三國以外，東歇其他五個共黨國家也在一九九0至一九九一年之間相繼改採民主政治，共產黨政權瓦解得如此快速，實出乎世人意料之外。

  蘇聯改為獨立國家國協

在蘇聯政壇上原有改革派和保守派之分，戈巴契夫是改革派的首領，但是副總統亞納耶夫卻是保守派的重要分子。一九九一年八月間，當戈巴契夫前往克里米亞度假時，亞納耶夫在莫斯科就與幾位軍政首長組成一個團體，除了下令克里米亞駐軍扣押戈巴契夫以外，並對外宣稱戈巴契夫因健康狀況欠佳，無法執行總統職務作為藉口，企圖接掌政權。此事發生後，蘇聯加盟國中最大的一國俄羅斯的總統葉爾辛洞燭其奸，毅然起來反對這一政變，號召全國軍民聯合起來，共同援救陷於危難中的戈巴契夫。雙方在莫斯科對峙歷時三天。

在這三天中擁護葉爾辛的人數日益增加，支持亞納耶夫的人數卻日益減少。亞納耶夫被迫，終於承認政變失敗，答應釋放戈巴契夫。及至戈巴契夫返抵莫斯科後，葉爾辛除了逮捕亞納耶夫等政變要犯下獄治罪外，更以蘇共中央黨部參加政變為理由，下令查禁共產黨、沒收共黨財產等，而使蘇共也遭受致命的打擊。

  自從經過前述八月政變事件後，葉爾辛的聲望有凌駕戈巴契夫而成為蘇聯主導者的趨勢。他目睹蘇聯十五個加盟共和國都已選出自己的總統，而且都各自珍惜自己國家的獨立自主權，乃建議將原有蘇聯的嚴密組織，改為鬆散的國協，稱為「獨立國家國協」。

葉爾辛這一建議，後來獲得多數加盟國的贊同。但在著手改組時，卻發生下列兩事：1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都不願參加這一組織，致使新成立的獨立國家國協的加盟國，只剩下十二國;由獨立國家國協組成後，原有蘇聯組織勢須撤銷，戈巴契夫即因這一情勢逼迫，乃在同年12月25日自動在電視上向蘇聯人民公開提出辭去總統職位，退出政壇，恢復平民身分。接著成立的獨立國家國協組織，由於各加盟國各自推動其改革，而使改革進入另一新階段。

[注 釋]

0一九八七年戈巴契夫分別以俄文和英文*在蘇聯和美國同時印行他寫作的題名「改革:對我 們的國家和世界的新思維」一書，其中對他的改革主張有詳細的說明。

0參加團結工聯活動的人，除工人以外，後來還擴至腦力勞動者如學者、醫師、教師、律師等，甚至農民也紛紛加入，極盛時人數約占波蘭勞動人口約三分之一。領導人華勒沙由於有卓越的成就，除了曾獲諾貝爾和平獎以外，並在一九九0年當選為波蘭總統。

    研究與討論

一、試研討戈巴契夫所以要提出改造蘇聯的原因和背景。

二、試研討波蘭由共產走向民主的歷程。

三、試研討東德由共產走向民主的歷程。

四、試研討羅馬尼亞由共產走向民主的歷程。

五、試研討蘇聯所以改為獨立國家國協的原因與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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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战斗（SW）一个激进的反共产党地下组织

Solidarność Walcząca (SW), radykalna antykomunistyczna organizacja podziemna, powstała w czerwcu 1982 w wyniku rozłamu we wrocławskim Regionalnym Komitecie Strajkowym.

团结战斗（SW），一个激进的反共产党地下组织，成立于1982年6月的分割，在弗罗茨瓦夫区域罢工委员会的结果。

发起者和主席，该组织是Kornel Morawiecki，谁不响应的战术体系，制定并通过了由TCC。SW提出了不妥协的政治路线，大力鼓励大规模街头演讲，目标直指中共当局[...]不要害怕，防暴警察，他们让恐惧，他们烧毁汽车。我们真的是多。

1982年7月1日宣布正式宣告形成战斗的团结协议（最初使用的名称）。文本的程序，“我们是谁？什么而战？“的部分内容 该组织的主要目标是争取独立和建立共和国的团结。[...]我不相信和解的力量和制度改革。[...]进行的斗争游击队是在各级różnymimetodami从消极抵抗，恐怖活动几乎结束[...]第64周年之际重新获得独立的波兰议会通过了该协议，并誓言SW NW罗塔。该协议的一部分被替换为在该组织中的成员资格。

在1982年12月发表了一份政策文件，的SW团结宣言“，其中规定的主要目的是介绍一个在波兰的团结，这是人体，承认个人的利益，并促进其共同利益的总体执行情况。该小组的领导人还包括：：安德鲁·惠勒，伊娃Kubasiewicz，汉娜Łukowska卡尔尼，Chmielowska雅德维加，马切伊Frankowski，沃伊切赫Myślecki，安德鲁Zarach。

SW是走在了前列，国民参政会，1987年11月，由Kornel Morawiecki。负责现任执行委员会的运作。战斗团结是一个松散的联盟，相互连接的本地组（分支机构），其中最有活力的工作的摇篮SW，弗罗茨瓦夫，三城，卡托维兹，波兹南，华沙和罗兹。在1987年，SB估计，SW有27个城市的结构。活动的主要形式是地下的新闻和传单，组织示威游行和抗议的印刷和分发。许多行动宣传przedstawicieliaparatu镇压（锑，钼，防暴警察，军队）。新闻的主体已公布以来年6月1982年每周的“战斗团结”（轴承相同的名称是通讯分支办事处）;发表的屏幕，印刷A5格式，体积共4页和一个循环为10 000份的第一个数字被公布的13 1982年6月在弗罗茨瓦夫。编辑委员会由Morawiecki Kornel，苏珊Dabrowska，托马斯·杜德克，保罗Falicki，兹比格涅夫·Jagiello，安德鲁Kisielewicz，玛丽亚Koziebrodzka，若慕尔德Lazarowicz，汉娜Łukowska -卡尔尼，安德烈Myc基因，沃伊切赫Myślecki，兹比格涅夫·Osiewicz，月罗斯基，斯坦尼斯拉夫·Piskorz，拉多斯拉夫·Rozpędowski组成亚采Ćwiata，安德烈塔德乌什马Turkoniak Zarach。

同时发出的其他几种期刊：“团结下西里西亚省的社会和政治的著作，”打“，”时间“，”加利西亚“，”脖子“，”自由的波兰和其他人。在其新闻稿中也似乎SW小册子和书籍，被印在海报，邮票和磁带。在华沙有右页边距SW导演亚当·博罗夫斯基和Thaddeus Markiewicz 发布。自1982年以来，最初只在弗罗茨瓦夫，广播，战斗团结无线电广播。

SW反对任何的共产主义政权的谈判和签订的协议在“圆桌会议”，呼吁抵制选举，并开始采取行动“雅鲁泽尔斯基”的目的是防止总统的选择一般PRL。战斗的团结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安全服务行动“八达通”和一些当地营运官。最大的成功是逮捕的SB与Kornel Morawiecki的发生轮（1987年11月9日），然后把他们递解出境国外。1988年8月，Morawiecki非法返国，去藏了起来，直到1990年。团结战斗于1990年停止运营。

卢卡斯·卡明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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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工人——1905年5月1日在面包工人联合会上的演说

　　曼努埃尔• 冈萨雷斯• 普拉达（1848—1918）秘鲁诗人、散文家。生于利马。他的作品具有批判的突出特点，抨击西班牙殖民主义传统，鼓吹反教权主义，并反对把印第安人看做劣等种族。他最初翻译席勒和海涅的诗，翻译德国哲学家的论著；后来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早期诗作。他去世后，拉丁美洲的一些知名的作家和学者，都表示受过他的巨大影响。

知识分子与工人

——1905年5月1日在面包工人联合会上的演说

［秘鲁］曼努埃尔• 冈萨雷斯• 普拉达

一

先生们：
　　我们先把一位诗人的诗句的意思翻译出来，请诸位不要笑。“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大自然在阳光下打盹儿，犹如一位妇人在她情人的抚摩下酥软了。
　　“小伙子在驱赶着耕牛，气喘吁吁，汗如雨下；突然他站住了，对一位唱着歌儿走来的青年说道：
　　“——你真有福气！哼着曲儿过日子。可我呢，从日出到日落，忙着犁地种麦，累得要死。
　　“嗨，农夫，你错了！——青年诗人答道。——咱俩同样都在干活儿，彼此彼此；因为你是在大地上播种，我是在人们的心坎儿上播种。你的劳动和我的劳动都同样果实累累：麦粒儿滋养躯体，诗人的歌娱乐、滋养灵魂。”
　　这首诗告诉我们，在田野播种麦子和在脑海中传播思想都是做好事。从事脑力劳动的思想家同用双手劳动的工人之间，坐办公室的人同车间里的人之间是没有高低等级差别的，他们不应该分道扬镳、视为仇人，而应团结无间。
　　话又得说回来，难道存在完完全全的脑力劳动和彻彻底底的体力劳动吗？铁匠打锁，泥瓦匠在墙上抹灰浆，排字工人排字，木匠做家具，矿工挖矿，以至于和泥的工人，干活都要动脑筋思索。只有一种劳动是盲目、刻板的：机器的劳动。无论人在哪里干体力活，就少不了头脑的作用。所谓脑力劳动却相反：除了从事想象和思考的头脑紧张劳累以外，操作器官还会有肌肤的劳苦。画师运用画笔，雕刻师手拿錾刀，乐师弹奏乐器，写作者拿笔，他们都会感到劳累、疲乏，甚至连演说者讲话也劳累、疲乏。还有什么比祈祷和打坐更为刻板的呢？然而教士也会因跪拜和胳膊伸作十字状而力竭。
　　人类建造的工程由于我们人类付出了体力和精力而得以存在。某些铁路线上，每根枕木等于一条人命。我们在那些铁路上旅行时，应该想到，我们的车厢是在横卧于一系列尸体上的铁轨上行走；在参观博物馆和图书馆时也应该想到，我们是在穿越一种由不仅凝聚着作者的思想而且凝聚着他们生命的图画、塑像、书籍所组成的墓地。
　　你们（我们只是在向面包工人讲话）致力于和面、发酵、烧旺炉火。与此同时，很多不是做面包的人也在绞尽脑汁、挥动笔杆为实现雄伟的梦想而奋斗。他们就是记者。凌晨，油墨未干而又诱人的报纸出版时，香气扑鼻而馋人的面包也出炉了。此时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是谁睡得舒坦呢？记者还是面包师？
　　当然罗，报纸是许多人的百科全书，它细水长流地提供知识，深入浅出地讲解科学；它是无书者所拥有的书，是几乎没有文化或不愿看书者阅读的书。那么面包呢？它是营养或生命的象征，它不代表幸福，然而没有它便没有幸福。家里没有它，就黑暗笼罩，产生不和；它一来，就带来光明和安宁；儿童欣喜地迎接它，老人以满意的微笑迎接它。对肮脏、罪孽的肉类表示厌恶的素食者称颂它具有健身复元的功效。百万富翁在餐桌上可以不需要纯净的饮用水，却不能用别的东西代替面包，更不能拒面包于餐桌之外。无论在富商巨贾的府邸还是在乞丐穷汉的破窝里，面包都占头等重要的地位。古老的神话说，王后们亲自动手烤制面包，赐给饥饿的朝圣者；如今是庶民百姓做面包，在俄国老百性把面包作为殷勤待客的标态，献给御驾亲临镇上的沙皇们。尼古拉二世及其后辈暴君们却如此这般说：对此类进献应报之以鞭子、马刀和子弹。
　　如果记者炫耀他自己做了一件了不得的工作，那么我们可以告诉他：肚子挨饿，就动不了脑筋；眼睛可以不看书，肚子却不能不吃饭。

二

　　我们主张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或联合，但并不是企图让知识分子冒充工人的监护者或向导。我们认为，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高尚的思想，产生于等级制度：东方各大帝国就有人自以为有思考之权，而广大群众则只能长大了干活。
　　知识分子起启蒙作用，但不能充当向导。在大的社会危机中躯体执行头脑的思想时尤其如此。诚然，目下发动群众造反的思想来自思想家或隐士。事情总是这样发生的。正义来自智慧，因为无知者既不认识自己的权利，也不认识别人的权利，以为宇宙规律归结为强权。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人类往往像牲口一般忍耐，受苦，却一声不吭。突然所有忍耐者听到了伟大的言论，便像虫子在黑暗的森林中朝阳光蜂拥扑去一般，纷纷奔向那救星。
　　思想家们最大的失误是，他们以为只有他们自己最正确，全世界必须按照他们规定的路走，走到他们嘱咐去的地方。革命来自上面，而行动来自下面。底层的被压迫者在表层光明的照耀下看到了正义，便奋起争取它，他们不会中途停顿，也不会为后果而却步。温和派和理论家们在考虑发展的形式、孜孜于方式方法的细枝末节时，广大群众把问题简化，把问题从朦胧的高度拉下来，置于实践之中。他们是学亚历山大大帝① 的榜样：快刀斩乱麻。
　　一个革命者追求什么呢？影响群众，发动他们，唤醒他们，使他们行动起来。但结果是，人民一旦从沉睡中醒来，就不满足于起始的运动，而是发挥他们的潜力，继续前进，直到超出运动的推动者们所预期的范围。那些原以为在推动一堆毫无生气的东西的人，却遇上了一个生气勃勃、充满主动性的机体，遇上了渴望发光的另一些头脑，遇上了另一些想实现其法则的意志。这就产生了历史上很普遍的现象：发动革命的人貌似大胆、先进，而在火热的斗争中或在胜利的时刻却胆小、后退。路德② 就是这样，当他看到他的学说引起法国农民暴动时，就吓得退缩了；法国革命者也是这样，他们相互残杀，因为他们中有的人继续前进，而另一些人却不愿前进或想后退了。几乎所有的革命者和改革者都像孩子：看到被他们呼喊出来的怪物，就瑟瑟发抖。有人说，人类在踏上征途时，先杀死自己的领路人；其实，人类倒不是以杀人祭祀开始征程的，但往往以处决人告终，因为朋友成为仇人，推动者变成了障碍。
　　所有成功了的革命都倾向于变成强权统治，所有取得了成功的革命者都会堕落为保守者。有什么样的思想在执行中不走样呢？有什么样的改革者在执政中不丧失威信呢？那些人（特指政治家们）说了不兑现，现实与老百姓的幻想不符。一场革命从它胜利之日起就开始丧失威信，而败坏革命声誉的正是那些头头。
　　革命一经发动，真正的革命者本应该步步紧跟。但是，要随着事态的发展而修正自己，抛弃旧信念，吸收新信念；然而那些以未来的使者、终极真理的揭示者自命的人，在精神上对此总是很反感。由于我们老以为自己是青年，是新事物的宣告者，不愿意承认后来者因为在山上多爬了一步而看得更远，因而我们不知不觉地衰老了，不知不觉地落后了。我们几乎都是在绕着当做摇篮的棺材生活，或者是在成虫时就死了，既没有作茧也没有变成蛾子。我们就像那些水手，他们在大西洋上对哥伦布说：“咱们不要继续航行吧，因为那边什么东西也没有。”然而那边有美洲。
　　在谈知识分子与工人时，我们岔到革命问题上去了。这有什么奇怪呢？我们是在街垒烈火中飘扬的旗积下思考，在我们的周围是那些迟早会发出争取社会权利的呼声的人，我们是在讲5 月1 日，这一天无愧为革命者盛大的节日。不光这里庆祝这个盛大节日，所有文明世界都在庆祝；这就向我们表明，人类不再为次要的问题骚动了，而是要求根本的变革。谁也不再希望议会中会产生穷人的幸福，也不再希望政府会撒下食物去填饱所有人的肚皮。议会办公室只有制定例外的法律，规定财产越少的人纳税越多；政府机器不是为国家谋利，而是为统治集团谋利。
　　政治是不足以实现个人的最大利益的，承认了这一点，关于政府形式和统治者的论战和斗争就退居次要地位，说得准确点，就消失了。然而社会问题，这个大问题依然存在，无产阶级将通过惟一有效的手段——革命——才能加以解决。但不是那种推翻总统或沙皇、变共和制为君主制或变专制制度为代议制政府的局部地方的革命，而是一场世界革命，是那种取消国界和民族、号召人类收回地球上一切财富及利益的革命。
① 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 ) ，马其顿国王，作战勇敢果断，曾在东起印度河西至尼罗河与巴尔干半岛的领域内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
② 马丁• 路德（1483—1546），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基督教新教创始人。

三

　　在结束讲话之前，如果有必要把我们一整套思想总结成几句话，如果我们应该选一个正确指导我们坎坷的一生的光明标志，那我们就说：我们应该做公正的人。对人类要公正，对我们的人民要公正，对我们的家庭要公正，对我们自己也要公正，为我们的同类选择和品味其应享的一份幸福而做出贡献，同时也不放弃追求和享受我们自己的幸福。正义就是给予每个人真正属于他的部分；让我们把地球上属于我们的那份财产给我们自己吧。我们生到世上来了，就有了活下去的责任，这个责任给了我们以索取的权利，不仅索取必需的，而且索取舒适和愉快。可以把人生比做航海。如果地球是一艘船，我们就是旅客，我们要尽可能坐头等舱，获得新鲜的空气、良好的寝舱和良好的食物；而不甘心留在底舱，呼吸污浊的空气，睡在因潮湿而腐烂的木板上，吃那些享尽口福的人扔下的残羹剩饭。食品富足吗？那好，大家各取所需。食品短缺吗？那好，从船长到最低级的水手每人一份分而食之。
　　实行不必要的忍让和牺牲，是对我们自己不公正。当然，人类由于英雄们的忘我牺牲而迈上正义之路。那些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普通人，那些以仁爱之活水浇灌利己主义荒滩的普通人，比帝王将相更值得名垂青史而活在广大群众的心里。如果人能成仙，他就会不惜牺牲地去成仙。但是，牺牲必须是自愿的。权势者要老百姓牺牲而上天堂，而他们自己则占有整个地球，这种做法是不能接受的。
　　该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就应该取来，因为权势者们很难心甘情愿地给我们。每年8 月4 日① 这一天，不过是走走过场：贵族们每放弃一个特权，马上要回两个；教士们今天不收什一税，明天就既要什一税又要实物税。古代罗马人挑选最具意义的东西作为财产所有权的象征：一支长矛。对这个象征必须这样解释：占有一件物品，不是靠正义，而是靠实力；占有者不讲什么道理，而是用刀枪刺杀；财产所有者的心具有铁的两种品质：坚硬和冰冷。据懂得希伯莱语的人说，该隐② 的意思是第一个财产所有者。如果19 世纪的一位社会主义者把该隐看做世界上第一个财产的非法占有者和杀害兄弟的人，并因此而得出一个骇人的结论——财产即谋杀，那我们也不必对此感到奇怪。
　　那么好，如果有人动刀动枪不讲道理，别人该怎么办？既然不能否认各国有权起义推翻其恶劣政府，当然也应该给予人类以同样的权利来摆脱其无情的剥削者。这种给予在今天已形成普遍的信仰：理论上说，革命已经发动起来了，因为谁也不否认当今社会制度的不公道，谁都承认有必要为改善无产者的生活条件而实行改革（不是还有天主教社会主义吗？）。然而实际上并不是没有斗争和流血，因为那些承认争取社会权益为合法的人，在涉及他们自己的利害时就寸土不让；他们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巧取豪夺。
　　然而很多人没有看到或佯装没有看到现代社会底层所发生的运动。对宗教信仰之泯灭，对爱国热忱之减退，对无产者之间不分种族、国别的团结，他们不以为意。他们听到了远方的呼叫，却不明白那是饥民们奋起争取面包的呼声；他们感到土地在震动，却不明白那是革命行进的步伐；他们在充满腐尸臭味的空气中呼吸，却不知道是他们自己和所有资产阶级世界在散发着腐尸气味。
　　明天，当无产者前仆后继地冲击旧社会城墙时，掠夺者和压迫者们将感到，对他们进行殊死决战的时刻到了。他们将动用军队，但是士兵们会成为起义者；他们将呼天喊地，但是他们的神仙将不闻不问。于是他们将逃进城堡和宫殿，以为有人会从什么地方救援他们。他们见救援不到，到处汹涌的却是起义浪潮，便面面相觑，顾影自怜（他们从不可怜别人），将一再惊慌地说：这是洪水猛兽！但是由无数声音汇成的一个雷鸣般的声音将答道：我们不是洪水猛兽，我们是正义的洪流。
① 可能当时在秘鲁是个做慈善事情的日子。
② 基督教《圣经》中人物，曾杀害他的弟弟。

（刘玉树 译）

“团结”抵抗组织的历史

历史的抵抗组织“团结”

Historia Grup Oporu "Solidarni"

抵抗组织中存在的阴谋，在1982年至1989年的“团结”。他们创造的许多社区在很大程度上是陌生的，有时是因为的阴谋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的。在华沙成立，由：西奥多·Klincewicz（又名“鲍里斯”，“拉斐尔”，“TEOS），副总统和总统国家NZS NZS华沙大学的技术隐藏从12月13日，1981。从一开始，本集团遵守与区域执行委员会“马佐夫舍地区”，“团结”。该组织在1982年至1989年可能超过200人的工作积极。

今天，工作的开展历史上的文档，并准备抵抗组织发布的主题。在网站上的材料的电阻集体-的回忆，描述，文章是纯粹的主观意见，他们的作者。只有相互对抗，相互比较的来源，以创建一个更全面的了解IT的历史。个人可转让的文件，照片，回忆上世纪80年代，抵抗团体的联系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Domagalskim，电子邮件： wdomagalski@interia.pl的。

集团根据组织者的计划 - 西奥多·Klincewicz作为其主要目标有不同的活性比印刷和发行的报纸和书籍。他们已经运行了“城市共享” - ulotkowanie，惩罚告密者和合作者，处理合法化 - 那是一个产品假证件的地下，准备和服务示范，准备到冲突与警方发生的一个普通罢工公告。抵抗组织的形成，后usamodzielniona“第运输” - 处理来自瑞典的地下走私的接收，存储和分配设备。西奥多Klincewicz还成立了出版社出版的“节奏”，在1983年至1989年发行的各种出版物。“抵抗组织”的区别了自己的壮观的行动和nagłaśniającymi的ulotkowymi这样的程序还押Rakowiecka的囚犯，是一种的ulotkowa报纸“信使报马佐夫舍省”，这倒从屋顶提供华沙的居民目前的消息。洪巨大，达到有时高达数米的横幅。

更多关于IT的历史，可以发现在维基百科： pl.wikipedia.org /维基/ Grupy_Oporu_Solidarni的

http://www.grupyoporu.pl/historia.html

刘 荻：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经验教训

作者：刘荻 

彼得?阿克曼与杰克?杜瓦尔合著的《一种更强大的力量》一书中文版的上册即将问世。这本书回顾了20世纪非暴力斗争的历史，并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作为译者之一，本人初步整理了书中所总结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经验教训，希望能够为我们今后的行动提供指导。

一、谈判和妥协

在本书列举的所有案例中，谈判和妥协都很重要。最突出的例子可能就是波兰的团结工会了。1980年8月，波兰格但斯克地区的工人用总罢工把政府逼到了谈判桌上，迫使政府同意工人成立独立工会的要求，条件是工会不得参与政治活动，工人必须拥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不得反对波兰与苏联的结盟关系。共产党国家中唯一能够合法活动的独立工会——团结工会就此成立。在接下去的十六个月里，团结工会通过不断威胁罢工然后与政府谈判并达成妥协，成功迫使政府允许团结工会使用官方电台和电视台，以及出版自己的报纸。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团结工会会员就发展到上千万人——而与此同时，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人数只有300万。农民和大学生也纷纷效仿团结工会成立自己的组织。虽然团结工会只存在了十六个月就遭到镇压，但它所取得的成就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空前的，而且它还为若干年后波兰的政治转型奠定了基础。

这方面的反面教材是1923年的鲁尔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和比利时为迫使德国支付战争赔款，派军队占领德国的鲁尔地区，企图夺取鲁尔的煤和焦碳等重要物资。鲁尔地区的德国人遵照本国政府的命令“消极抵抗”。一开始，德国工人的罢工成功阻止了法国人在鲁尔挖煤，但德国政府却没有在抵抗达到最高峰时及时与法国人谈判达成妥协。后来法国人运来了本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代替德国工人的工作，法国人的镇压和节节攀升的通货膨胀也使抵抗陷入低潮。这时德国政府想要谈判，法国却拒绝了，最后德国只好认输。

要想成功地通过谈判和妥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我们就必须注意几点：

1.接受对方的让步。1905年，俄国工人通过总罢工迫使沙皇尼古拉二世发表《十月宣言》，承诺公民自由和宪政改革。但反对派中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等激进分子却不以此为满足，企图发动暴力革命，结果遭到了残酷镇压。本书作者写道：“托洛茨基诋毁《十月宣言》，说它‘什么也不是’，并且要求建立人民共和国时，他实际上是对运动已经实现的成果视而不见，并且让获得立即满足的欲望成为最终胜利的敌人。”“如果有更多反对政权的人士把《十月宣言》当作一项突破——承认人民拥有权力和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不是一套令人鄙夷的权宜之计，那么宫廷内支持改革的人士就有可能说服沙皇镇压是不必要的。但当时激进派过于狂热，右派的暴力和左派的过于自信破坏了这一良机。”通过民众运动来改变一个政权往往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很少可能通过一场运动就取得最后的胜利，因此我们就必须接受对手做出的较小让步，而不是一律将其视为敌人的诡计而加以拒绝，让“敌人意识”成为取得最终胜利的敌人。

2.参加对方的游戏。1988年10月，智利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为了给自己继续执政制造合法性而举行全民公决。反对派广泛动员，最终在全民公决中击败了皮诺切特。

3.最重要的一点是：非暴力运动的目的是迫使政府妥协，而不是充当武装起义的跳板。本书作者写道：“当非暴力运动试图将暴力纳入其战略时，它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一旦一个政权受到致命力量的攻击，它聚合内部的支持并展开镇压的能力就会提升。”在1905年的俄国、1923年的鲁尔和20世纪80年代的智利，主张暴力的激进派都曾给非暴力抗争造成伤害。

二、利用国际国内环境中的有利因素

1905年的俄国工人利用了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利。反抗军事独裁的阿根廷人利用了英阿马岛战争的失利。争取独立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利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国力空虚。波兰工人利用了经济危机。书中讲述的多数非暴力运动都在不同程度上利用了国际社会——尤其是英美的压力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外国独裁者的倒台也是非暴力运动可以利用的因素。

三、大众参与

与主要依赖密谋和策反武装力量等手段的暴力革命不同，非暴力运动广泛依赖宣传、动员和大众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抵抗德国占领的丹麦抵抗运动成员弗洛德?加科布森（Frode Jakobsen）指出：“对我而言，争取我们民众的灵魂的斗争是最为紧要的……对我来说，问题必然是：‘一个人怎么才能让大量的民众参与到战斗中来？’而非：‘一个人怎么才能最大限度地伤害德国人？’我敢打赌，如果效果是一样的，让1,000人参与到行动中来比让10人参与更好。”这是对非暴力运动的大众参与本质的最好描述。

暴力活动会对非暴力运动造成伤害，这不仅是因为暴力可能招致镇压，还因为少数激进分子的暴力活动会吓跑支持者，尤其是本来可能参加运动的中产阶级和主流人士。暴力行动难以赢得普通民众的同情，更不用说参与了。如果参加运动的只有少数极端分子，而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都留在家中，那运动就失败了。

四、建设性

非暴力运动不仅是为了推翻一个旧世界，更是为了建设一个新世界，后者甚至更加重要。与前者相比，后者的任务更加繁重，也更加艰巨。推翻旧世界只是一个单一目标的任务，而建设新世界则是多种目标并存。自由、民主、法治、宪政、人权、公民社会……都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建设性的工作更加依赖广大民众的参与，对国家的未来也更加有意义。萨尔瓦多反对派集合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前政府官员和军方人士的支持，成功推翻了独裁者马丁内斯将军。但是由于没有一个建设性目标，推翻独裁者并没有给该国带来民主，萨尔瓦多不久之后就再次陷入一种新型的军事独裁。与之相反的是，印度由圣雄甘地领导的“建设性工作”和“自治运动”，以及波兰反对派的“建设社会”工作，都为在取得胜利之后建设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奠定了基础。

华明：“罢工文化”的百年变迁

 

全球最喜欢罢工的群体当属法国人，而法国却是全球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图为2009年1月，法国百万人上街游行。（AFP/Getty Images）

华明：“罢工文化”的百年变迁

作者﹕华明

【2011年05月14日讯】自从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工人大罢工就不断的发生，劳资双方引起的冲突伴随着这个社会消长，上百年博弈下来，各国形成各具特色的“罢工文化”。

探讨“罢工文化”如何形成及发展，有助于了解中国近年来“抗议浪潮”为何越演越烈。

劳资冲突 形成东西两大阵营

罢工潮最早源于18世纪早期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当时的社会工人和资方矛盾十分尖锐，欧洲接连爆发工人运动，如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罢工、法国里昂丝织工人的两次武装起义等，以致产生疑问，劳资矛盾还能调和吗？马克思理论当时很有市场，所谓唯一办法就是通过武装暴动，让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

1848年4月10日，伦敦南部肯宁顿的宪章运动集会。（维基百科）

此后，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理论“砸烂旧世界”，武装夺权并没收私有财产，成为所谓“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阵营；另外西方延续资本主义，由政府或社会平息劳资矛盾，形成调解机制。

当时，有多少平民百姓倾向于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指望一个为民发声的政权，能够平等而公正。以至于到20世纪中叶，共产党的声势达到顶峰，全球至少三分之一土地上的人民被共产党统治。

可是，事实却很残酷，近一个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人们大失所望，梦想的“乌托邦”破灭，打着“为人民”旗号上台的共产党成为新贵，剥削掠夺却比原来的地主资本家有过之而无不及。1989年前东欧共产党倒台时，经济面临崩溃，民众一贫如洗。近代史上的大屠杀、大饥饿等骇人听闻的事件基本都跟共产党有关。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导致三年灾荒，饿死三千多万人。

如今的中国，政治上实施血腥恐怖和高压统治，经济上几乎垄断所有主要行业。官员的腐败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上百个情妇，上亿元的受贿时有所闻；经济学家何清涟早已下结论，中共政府已完全堕落成一个“自利型”集团。中国财富增长，是掠夺性的使用财力和环境资源的结果，最后利益都归政府和政治利益集团，以及依附在上面的经济利益集团和部分知识精英。

共产党专政下的“工运”

而最底层的工人有说话的地方？工人运动还能存在？纵观仅剩下的几个共产党国家，“工运”曾是他们推倒前政权的法宝，自掌权后几近绝迹，只要发生就被无情镇压。

在中国，近几十年来，1956、57年上海曾发生过一次工潮，但还没等成气候，就被毛泽东发起的反右运动压下去了。

近年来，罢工事件增多。去年5月以广东佛山本田罢工为发端，如同推倒多米诺骨牌，由外企到国企，由沿海到内地，上海奇美、枣庄万泰、南京新苏等相继爆发罢工。位于美国的“中国劳工观察”2010年调查了46家工厂上千名工人，发现88.2％被调查工厂缺乏有效的工会和申诉机制。据不完全统计发现，当年发生了66宗罢工，涉及近三十个城市，6月就发生了17宗，平均每月有4.45宗罢工，其中17宗集中在第四季，明显高于平均值，可见越来越频繁的总趋势。

一批外企，像富士康、本田等增加工资20％甚至更多，平息了这波罢工。而中宣部6月颁布命令禁止媒体报导罢工事件，以防罢工蔓延。以“工运”起家的中共很明白，“咱们工人有力量”，民间抗暴政的事件远比“罢工”多去了，像强拆、城管“闹事”等，因多是孤立事件，政府都是强力镇压。

最近一次，上海货柜卡车行业抗议油价和港口收费上涨，数千人罢工已持续几天，20日罢工司机与数千军警冲突，传3人死亡，7人被捕，21日仍有部分人坚持，集卡行业近80％停运，22日，放箱公司也几乎全部停业，整个上海港基本瘫痪。天津也有一半集卡车停运。上海官方紧急妥协，于4月22日与抗议者谈判，23日发出通知，将取消或降低收费。

东方不亮西方亮，按下葫芦浮起瓢，群众抗争四起让当局应接不暇。探其原因，导火素就来自体制内部，因此，中共当局似乎应该首先管好自己，制定政策告诫各类“公务员们”不要到处惹事，老百姓或许就安生了。

不过，共产党本来就是打着“造反有理”、“与天、地、人斗，其乐无穷”的旗号，自我独尊，与外界对立而无商量余地，如今虽然换个旗号“和谐”、“维稳”，其主要手法还是“镇压”，只不过换个美丽的外包装。

西方民主社会的“罢工”

反观西方社会，劳资矛盾是否不可调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民主的健全，劳资方的矛盾很快得到缓解。全球最喜欢罢工的群体当属法国人，而法国却是全球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如今据悉，即便没怨言，他们也上街喊一喊，提醒别忘了这个罢工传统。

最近的一次大罢工，2009年1月，法国百万人上街游行，抗议总统萨尔科奇的改革，迫使政府收回一些方案。法国甚至传出“春天工作，夏天度假，秋天罢工，冬天过节。”10月适逢国会讨论年财政预算，也成为法国罢工潮的旺季，工会组织工人罢工，争取更多福利，工会还能代表劳动者打官司和参与立法。

而美国的工会（或称行会）系统也很强大，工会为会员争取工资、福利、工作条件等方面的利益。在工会运动全盛时期的上世纪50年代，美国雇员中有三分之一属于工会。如今工会会员占雇员总额12.5％。工会会员人数为1,500多万人。

据了解，美国98％的劳资纠纷，都是通过谈判而不是罢工的方式解决。无论如何，罢工都不是工会的首选行动。工会要为罢工期间工人的生活负责。人们找工作也首选有工会的企业。

关键在于，西方民主社会是个允许各种人“不平则鸣”的社会，人们可以通过很多方法，找各级议员、媒体、法院等申诉。

如果还有怨气，上街罢工，也是一种可选方式，让舆论帮助底层人们发声。

共产党越“调”矛盾越激烈

如此说，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社会有调解矛盾的机制，而号称“人民政权”的共产党却越调解问题越多，民众的抗议风暴越演越烈？追根寻柢，是否共产党人的“基因”有问题？因此质疑，共产党是否离正常人的本性太远？怎么都成了“毁”人不倦的邪恶政权？

查查共产党鼻祖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以及共党小兄弟金正日的历史，发现他们都有贪婪、残忍、不择手段、流氓等特性，只是表现不同。

就马克思而言，他早年曾经是基督徒，但后来加入了魔鬼撒旦教，他自己也承认与撒旦签了契约。其后马克思大行魔鬼所为之事：诅咒全人类下地狱，包括工人和那些为共产主义而战的人。“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其加入魔教后诞生。马克思本人也称《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是“污秽之书”。

而毛泽东，用中共体制内人茅于轼的话说：毛泽东心理阴暗、奸淫妇女无数、搞阶级斗争、害死五千万人、将国家领至崩溃边缘。而这个“祸国殃民总后台”至今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挂着，“中国的滑稽剧还没有真正谢幕”，要将毛“彻底赶下神坛，剥离神像外衣，接受公正评判”。

这样一些领袖教导下的“杀人跟抹死一个蚂蚁”一样的政权，都是独裁专制，最关心的就是“掌权”，因作恶太多担心被清算，还能指望它们会给人民谋利益吗？

人们想通过“罢工”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除了被镇压或受骗还能指望什么？◇

本文转自第222期【新纪元周刊】
http://mag.epochtimes.com/gb/224/93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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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台时间: 2011-05-14 21:10:52 P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1/5/14/n3257209.htm

“罢工文化”的百年变迁

一切为了团结

密码要推翻共产党，从一开始就鼓吹-与Kornel Morawieckim，倡导者和团结战斗的领导者，说话沃尔德马Żyszkiewicz

-据25年的时候开始战斗声援活动，其中最重要，最有效的地下民主的建筑之一。它是怎么来的呢？
-随着经验在70年代末获得了 与“下西里西亚公报”和独立学生运动弗罗茨瓦夫地下组织相关的环境已经获得了1981年12月之前的高效率。毫不奇怪，在戒严弗罗茨瓦夫介绍立即引起阻力，并愿意采取行动的阴谋有效。

-这是比其他城市更好吗？
-你甚至可以看到由当地区域“S”通讯“从日常”（ZDnD）出版的例子。经过周五的问题，而出现从12月11日为止，已经公布下1981年12月14日，并在同一天去弗罗茨瓦夫的工作场所。许多在戒严再出来ZDnD每周三次，只是后来，随着大主教Gulbinowicz的意见，我们去了两个版本一个星期。

-令人印象深刻的规律性，由于条件。主然后指示信息和宣传典当西里西亚RKS ...
- ...是的，但我和Wladek Frasyniukiem已经开始建立了纠纷。我们，我说大约在工会通讯问题涉及活动家小组，在他们的意图感到有点抑制作用。我们知道我们的组织和技术能力，叛乱wyczuwaliśmy情绪在青年和广大公众的反对与公共生活的波兰驱逐声援意图。不幸的是，当局不愿RKS街头示威，只为在工作场所短罢工要求。

-也许如果工会在国家缺乏强有力的领导？
-全国抵抗委员会的成立并没有发生。我们还担心，一个国家管理体制的“S”Bujak，Frasyniuk，福克斯和Hardek组成，任命，直到4月下半月等待。对于第一个，最重要的戒严个月的地下区域结构的领导缺乏。

-重色调下Primatial安理会声明合理甚至辞去了在领土凝聚力公式存在的化合物。
-是的，但其所有随和但被当局拒绝并遭到愚蠢的宣传。更重要的是，尽管社会抗议的有利情绪，弗罗茨瓦夫是唯一的主要中心，没有示威游行在5月1日和3次，因为RSC不叫他们。然后，我们得出的结论，这在我们伟大的团结1980年8月，我们希望和我们梦寐以求的，不能wyklęczeć，哭，洽谈，只需要斗争。

-在将军，在媒体佩雷斯肌肉谁战斗？
-奇怪的是，这种权力的傲慢示范动员我们采取行动，因为我们不相信共产党已经取得了无条件的胜利。然而，他们仍然是一个道德顾忌。我们还没有是否离开RSC，分享权力和资源之间的两种结构，而不是削弱工会地下肯定。我们认识到，但是，创造一个另类，放弃执政的压力，增加对权力的社会需求的水平。

-从你开始了吗？
-象征SW的口号是“自由和团结”，整个思想和纲领性底土，是在我们从一开始，但开始谦虚，呼吁人们1982年6月13日订鲜花在餐桌上，根据该决定命运的1980年8月成立了一个团结在弗罗茨瓦夫。成千上万的弗罗茨瓦夫回应我们的呼吁。有一个与防暴警察的伟大战役。看移动到广场佩雷茨和持续到深夜长。有路障。不均匀，但很有效的打击与专门的警察单位民兵战斗证明了潜在的社会阻力是高得惊人，至少在弗罗茨瓦夫。所以在8月31日Frasyniuk不再犹豫了，顶呱呱也对工会两周年之际呼吁示威。

-当它来与你离别RSC？
-在五月在与四眼会议上，我提出Frasyniukowi到ZDnD从我们超过了，因为我们要花费相当多的新报纸。Vladek甚至高兴，他只要求我们在公告中印一些数字。所以它发生。而且你应该知道，我们是印刷二十多个地方的纸副本，有时甚至他们的人数达到三十。该组织的网络结构，在我们的行动总是那么重要，它是早于SW。印刷点，经常用自己的分布，构成了一个地下组织的核心。在6月的第一天1982年打印机提供两种矩阵集。他们阅读，并决定如何打印公告RKS或“团结战斗”。他们还可以复制两份报纸。我申报的称号，他们想花的未来。打印机选择我们离开，kolporterom。

-一个为阴谋家的自主权，但SW尊重罕见的例子，但是，是一个精英组织的人员。
-密码为“推翻政权”，从一开始就公开鼓吹。然而konkretyzował行动方案逐步 我们每周封信是第一批成员和支持者的团结，在团结战斗七月zawiązaliśmy协议。一级方程式组织的人员，结拜成员-都来了只从1982年11月11日。精英结构dopełniało但仍越来越多的合作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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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决定在Magdalenka编制的形成和改造我们的分歧时调用。圆桌会议。作为声援反对派团体的一部分，并提出与审批和decommunization方面缺乏时，软过渡，这导致了共产主义命名enfranchisement认可的模式，我们的口号和理念有不舒服。今天，我们知道，对SW和其领导的行动并没有停止，甚至1989年以后。

-是否为失踪的原因勋爵认为从第三共和国政坛领袖和S结构？
-我尽量不要高估了各部门和机构的活动的影响。我相信，我们的激进主义始终，即使在“圆桌会议”时代，提高妥协的上限，迫使negocjatorach努力向社会更好地解决。但协议“圆桌会议”分子还分享SW。我们有些人接受，有的接着在1990年，自由党了。

- SW从未与该化合物相同。
-从一开始我们想不认同的团结工会的结构S。我们已采取的知识与它的斗争所带来的风险与权力。去主要是执行公开的团结回报。从来没有放弃这一点，但在80年代中期 即使是瓦文萨要求，只有自我管理和合作社。但是我们的誓言罗塔提交有义务争取团结共和国。

-安杰Kolodziej在格但斯克，安东尼在热舒夫Kopaczewski是之间的战斗团结工会结构和预戒严个人联盟的明显例证。
-纳Kolodziej，对八月罢工的历史领导人之一，作为一个SW荣誉对待。也低估Kopaczewskiego重要的地位。但也有更多这样的例子。兹比格涅夫从Gorzow，一个理事会或已经提到的第一个组成成员安德鲁Zary Belz是对国民议会审计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而我的“S”，1981年秋季。我们一直只是在地下团结工会运动的伟大的一部分。也许部分组织得最好的。而且肯定是最争强好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