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結工會

三十年间那些不如我们的邻居为何都后来居上了？

三十年间那些不如我们的邻居为何都后来居上了？
   ——熊飞骏
   大中国是亚洲成立的第一个共和国。
   二战后日本、印度等亚洲大国纷纷加入了民主宪政国家行列，踏上了通向文明进步的阳光大道。大中国则不进反退，倒退为亚洲最大的特色专制壁垒，从能自由结社、办报、游行的五四时代倒退回连聚众静坐散步也属非法，甚至连聚众下跪也成了“敌对势力”的特色维稳时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世界红色阵营内，大中国率先告别个人独裁实行改革开放，成为红色阵营的文明先行者。
   八十年代前期，大中国跃升为世界红色阵营里的一颗璀璨的新星。当红色阵营普遍饥寒交迫时，中国人率先吃了个肚儿圆。
   北边的红色老大哥俄国佬依旧面黄肌瘦，绝大多数平民家庭为购买仅够全家活命的面包每天得排几个小时的长队。
   最悲惨的国家则是中国南部边陲的红色小伙伴越南、柬埔寨。
   绝大多数越南国民衣不弊体，花季少女纷纷偷越中越边境争嫁中国老头智障残疾人，给予了中华大国民巨大的优越感。
   红色柬埔寨则成了“人民大屠场”。红色高棉在执政三年时间内消灭了城市，残杀饿毙了这个国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西南的缅甸虽然比越、柬略好一点，一样远远落在中国的后面。这个国家实行赤裸裸的军人独裁，把民选总理良心天使昂山素姬关进监狱，人民自此饥寒交迫。
   …………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红色世界突然斗转星移，昔日那些强烈羡慕着改革开放中国的红色老大哥小伙伴都在文明之路上实施跃进和冲刺，把大中国远远抛在后面。
   第一个实施文明大跃进的国家是北边的红色老大哥俄罗斯。
   俄罗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于悬崖边来了个华丽转身，告别极权专制走上了民主之路。虽然是存在大量专制残余的不成熟民主，但仍给俄罗斯国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和福祉。人民生活水准相对于前苏联时期提高十倍以上，国民经济增长的成果多数为人民享有，人民福利开支占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俄罗斯平民纷纷偷越国境涌入中国谋生，为了活命大量俄罗斯美少女甚至前往中国东北各大城市操皮肉生意。哈尔滨的俄罗斯小姐就曾名噪一时。
   今天的移民方向则倒转过来了，中国劳工纷纷前往俄罗斯寻求经济机会，就算一再遭受俄罗斯官民的欺凌打压仍前赴后继。“俄罗斯绿卡”对中国劳工的吸引力远高于本国身份证的吸引力。
   继俄罗斯之后，蒙古人民共和国也从内蒙古同胞的“羡慕者”转变为“同情者”。
   红色阵营里最差劲的小伙伴越南也不声不响地追上来了。这个曾输送大量美少女并给予中华大国民巨大优越感的红色南蛮，在新世纪终于后来居上把中国远远抛在后边。当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动摇”时，越南则敞开胸怀拥抱世界文明成果，改革步伐远远走在中国前面。
   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部分内容：
   一、司法独立，中央及各级党委不干涉司法审判工作，认同司法独立是普世原则，也是越南依法治国的根本原则；
   二、禁止政府官员兼职国会代表；
   三、最高法院可审理党政高级领导的腐败案件，越共中央完全不干预审判工作；
   四、实行《阳光法案》国会代表和政府官员必须申报个人财产。
   …………
   对比之下，我们连“官员财产公示”都被认定为“不合中国国情”？
   “中国国情”究竟是什么东西？难道人类世界所有腐朽没落无耻的垃圾都属“中国国情”吗？
   …………
   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熊飞骏曾泪流满面的感谢上苍没让我成为缅甸国民？那年中国敞开胸怀接受文明世界的人道援助，国旗第一次为死难平民低下高贵的头颅。同期的缅甸则发生了死人数万的大水灾，可缅甸军政府在自己无能救援的逆境下，居然拒绝西方主动提供的人道主义救助，听任本来可以活下来的平民大批死亡。
   我自此天真地以为缅甸会永远落后于中华文明。无论我们倒退到哪里也有缅甸和北朝鲜两个小混混垫底。
   没想到自认为“扶不起”的缅甸也在去年实施文明大跃进，出人意料迎头超越中国？
   当中国大张旗鼓唱红歌挑战普世价值时，缅甸军政府终于良心发现，在覆亡的墓门悬崖勒马，开放党禁且有模有样地实施多党选举。良心天使昂山素姬也被释放，并被允许参与政治社会活动，在美国国务卿访问缅甸时受到了希拉里的亲切接见。
   亚洲最闪亮的两颗“文明之星”是台湾和南韩，都是大中华血统。
   台湾和南韩的星光闪耀也是民主之后的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样专制腐败，和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比无任何优越之处。
   台湾刚开放来大陆探亲时，我碰到的台湾人几乎都抱怨过台湾政府腐败，飞骏没碰到过一个例外。
   八十年代前期的电视新闻，经常看到韩国学生大游行并被军警挥舞警棍殴打和高压水笼头冲击的镜头，政治空气好像还不如当时的大中国。
   今天的台湾和南韩则把大中国抛到了遥远的后边。
   中国人不适合民主显然不是事实：台湾和南韩都是大中华血统，都曾奉行儒家文化，民主起步时间与俄罗斯相近。可今天的台湾、南韩的民主成就远远超过白种人的俄罗斯。
   中国人素质低显然也不符事实：“免签证国家数目”是反映国民素质的最好标尺。台湾免签证的国家124个。大中国免签证的国家则只有二十多个。
   说中国人素质低吧？台湾中国人124个国家免签证，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准？说中国人素质高吧，大中国只有二十多个国家免签证，且多为非洲野人芝麻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准？
   同样是中国人，差别为何那么大呢？
   一切都是社会体制造成的，与人种文化关系不大！沙漠居民并非天生不会游泳。专制体制造就流氓无赖，民主体制造就绅士淑女。
   一百年？三十年？大中国就这样一直谦让倒退着；周边昔日连进贡都不够格的蛮夷小邦则一个个迎头超越过去，毫不客气把大中华远远抛在后边。
   今天的亚洲只有北朝鲜还能让中华大国民感受到星点优越感，但这点优越感一样不可靠。2011年岁末伟大领袖金正日永垂不朽了，朝鲜人民重见天日的时机指日可待，极有可能在近两年破茧成蝶，成为另一个缅甸迎头超越过去。
   那一天大中华的绝世孤独可想而知！
   无论我们过去有多少风光，但如果我们抱残守缺拒不前进，要不了多久就会沦落为这个星球上“最后的野蛮人”？
   二０一二年元月六日
（2012/01/06 发表）

三十年间那些不如我们的邻居为何都后来居上了？ /熊飞骏的博客

尼日利亚工会号召全国大罢工 宣布紧急状态

 

2012年01月05日讯记者韩婕综合报导 尼日利亚（Nigeria／奈及利亚）的主要工会号召下周一（1月9日）全国罢工和大规模示威活动，关闭石油生产部门，除非政府恢复本周开始取消的燃料补贴。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全国劳动大会和工会代表大会在周三（4日）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若政府不恢复燃料补贴，他们将从9日起，全国无限期大罢工、群众集会和街头抗议。若政府不回应，届时所有的公家机构、石油生产中心、机场、海港、加油站、市场和银行等，将全部关闭。

在首都阿布贾（Abuja），抗议者呼喊“消除腐败而不是补贴”的口号。尼日利亚政府辩解说，取消1万亿奈拉（niara，63亿美元）的燃油补贴是为了有更多的钱用于扶贫项目。

在周二的第二天抗议活动中，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群众抗议取消燃料补贴使得油价格上涨一倍以上。人民不但不满削减补贴，也不满政府制定决策的过程。在中部城市伊罗茵（Ilorin），工会指责警方射击导致一名抗议人士死亡。

产油仍需高价进口石油

尼日利亚为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非洲最大产油国，日产200万桶，但因炼油行业基础设施落后，原油几乎全部出口，再高价进口成品油。

尼国多数人每日收入不足2美元。当局1日宣布取消燃料补贴，把部份资金用以改善炼油和基础设施，汽油价格立即自原本每公升65奈拉冲到约140尼币（0.66欧元，0.96美元）。

尼日利亚中央银行行长萨努西说，2011年前11个月，动用160亿美元外汇进口燃料，其中一半由银行支付给石油进口商，另一半由财政部支付燃料补贴。

抗议者关闭加油站，以人墙阻挡高速公路，劫持警方用以镇暴的巴士；一群在卡诺（Kano）示威人群威胁要烧掉一家报社，因为该报社支持政府取消燃料补贴的政策；群众捣毁报社车窗，将保安人员打伤。

尼日利亚政府表示，要将节省的钱，用在急需的基础设施项目。但工会领导人形容此举“不道德和政治自杀”，呼吁全国人民抵制。此前尼国也曾试图取消补贴，而遭到全国性的抗议。

尼日利亚总统强纳森（Goodluck Jonathan）周一晚上表示，节省下的燃料补贴可改善人民生活，但说词不为人民接受。

去年圣誔节期间的极端伊斯兰教义者对基督教堂的恐怖袭击，已使得部份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如今普遍贫穷的人民不满燃油上涨，引发的连锁物价上涨，令该国情势更加不稳。

抗议活动己影响到尼日利亚的安全问题，总统己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尼日利亚工会号召全国大罢工 宣布紧急状态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中国社会的瓦解与重构
1992年底，黑龙江省木林县原政协副主席蒋开儒到了深圳，有感于所见所闻，他写了一首歌词，后经高手点化，这首歌成了歌颂第二代领导人的代表性曲目。这首歌就是《春天的故事》，歌词用诗意的笔调描写了邓小平在那一年年初的南巡：“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歌中的描述并不为过。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处于彷徨中的中国指出了一个清晰的发展方向，自此，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开始了深刻而系统的蜕变，20年间俨然再造了一个新的中国，也在开启着一个新的轮回。
向钱看！向前看！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社会在南巡前的近3年经过了一段沉闷的煎熬，但平静的表象下，热情像火山岩在地下汹涌，寻找宣泄的出口。终于，邓小平打开了这个盖子，并规定了热情喷发的方向。这个方向可以简单地归纳为：搞经济。
股票市场热了起来，1992年8月7日，深交所宣布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发售抽签表500万张，申购者最多可持10张身份证购买抽签表，每张抽签表可认购1000股。两天内，150万人涌入深圳，大量外地身份证通过邮局寄来，300个发售点前排起长龙，排队的人互相抱着腰不敢松手，苦等两个昼夜。最后，没有多少人买到抽签表，觉得受了愚弄的人们聚众闹事，商店被砸，警车被焚。在新疆做小生意的唐万新看准机会，请了5000人到深圳“旅游”，帮他排队买抽签表，由此大发一笔，奠定了后来风生水起又轰然倒塌的德隆系的基础。
深圳街头的这个景象完美地诠释了热情的爆发，也为接下来20年的中国社会写了注脚。中国人对挣钱的渴望从未表现得如此强烈而直白，以至于整个社会都充斥着市侩和急功近利的气息。
80年代的中国不是这样的。学者李陀概括说，80年代的一个特征是人人有激情，一种继往开来的激情。80年代的人，无论高低贫富都有历史观和历史意识，人人都相信自己对历史负有责任。
80年代的思想界都在探讨一个宏大的话题：中国向何处去。事实上，“文革”的失败为80年代投下了阴影，极左思潮对个人在道德方面提出的过高要求和由此产生的失落感播下了虚无主义的种子。吊诡的是，80年代的虚无也是以理想主义的面目呈现出来，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主张告别“黄色文明”，彻底倒向所谓的“蓝色文明”。
当打击第二次到来之后，再难觅理想主义的雪泥鸿爪了。一位知识分子回忆当年的心路，在被当头打了一棒之后，他对自己说，我对这个国家的责任到此为止了。对政治生活的热忱、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隐匿了，留存历史感的中国人渐成少数，人们转向个人生活和经济领域为个人的存在价值寻找寄托。挣钱，是一个政治上安全的选择，后来又变成了政治上的正确。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展示了他的预见能力，他的顺口溜为时代画了一幅素描：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
在邓小平的号召下，一批体制内的官员下海经商，“92派”们开始了他们的“野蛮生长”。创富的热情在民间膨胀，一时间，“10亿人民9亿商，还有1亿在观望”。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动向，他们也不再安于书斋，开始将知识变现，迅速消灭了“手术刀不如杀猪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社会现象，也终结了相关的争论。知识分子或下海经商，或用自己的知识为权力和资本服务，换取报酬。
知识分子群体总体上呈现犬儒化倾向，对课题的争夺、发表论文的焦虑、赚钱的渴望压倒了对学问本身的关注，房子、车子、装修、娱乐成了知识分子聚会的主题，80年代学术会议上的“会中会”，即组成小群体通宵讨论的场景只能作为旧梦在一些人的回忆中重温一下了。安贫乐道、冷板凳坐穿等知识分子的美德消逝了，如果说金钱历来是获得社会影响力和声望的来源之一，但知识分子的成功都要用金钱衡量的现象还是第一次在中国出现。
犬儒化的另一种表现是学术研究的取向，知识分子很少从战略层面思考问题了，他们斩断了学术研究与关怀民族命运之间的联系，学术走向规范化、技术化、工具化，借用李泽厚的概括，这是一个“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的过程。部分是自主选择，部分亦是规矩限定，因为邓小平坚定地说了，不争论。改革开放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允许争论的80年代，到底哪部分人该先富是个难以有共识的问题，一旦不再就此争论，距离资源最近的权贵自然就成了先富的群体。把学术研究中立化了的学者们事实上配合了这一进程，也分享到了利益。
犬儒化是个普遍现象，但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犬儒。争论仍时有发生，从90年代到21世纪初，所有制性质、反和平演变、该不该让民营企业家入党等都是“交锋”的议题，但由于媒体的冷处理，这类论争只能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后来，关于国有资产流失和改革反思的讨论，虽然进入了大众媒体关注的视野，由于持不同立场的双方都具备世俗化的犬儒属性，使得讨论的严肃意义部分被消解了。
经济学家是话题性最强的一群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将自己的知识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结合，建立了“经济学帝国主义”话语体系；一方面扮演多重身份：既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又以担任独立董事等方式与资本合作，同时还以公众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影响舆论。一些经济学家不仅仅停留在与权贵和资本合作的层面，而是跻身于权贵之列。如此作为的后果是，在21世纪进入第二个10年的时候，经济学家的社会形象已经大不如从前。
知识界或直接或间接地塑造着全社会的文化生态，当教授沦落为“叫兽”，整个社会也表现为公共理性极度缺失。穷人为五斗米折腰，无力着眼长远；富人堆里则到处弥漫着“软乎乎的幸福主义”，把经济繁荣的线性发展趋势视为必然，拒绝严肃的思考。
市场市侩主义瓦解社会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主流话语体系是集体主义的，提倡奉献，鼓励为了集体牺牲小我利益。1992年以来的主流话语是市场逻辑，提倡理性和个性，计算投入产出比，强调个人利益最大化。
在对抗和解构对个人诉求的过度压制中，市场逻辑曾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新自由主义取向的改革，它在行动中通过“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尽可能拓展市场的领地，即在原本没有市场的地方建立市场，如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它还不满足于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企图将市场的逻辑推广到一切范畴。同时，市场逻辑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混同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厚黑原则，就成了市场市侩主义了。陈丹青不无刻薄地评论，资本主义的竞争是无情的，但中国的竞争是关于卑鄙的竞争。
市场市侩主义冲击着一切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传统价值资源，瓦解了信任，腐蚀了社会风气。“告别崇高”是80年代文学的主题之一，王朔的“痞子文学”那时就已风靡，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姿态向崇高发起挑战。细审之，王朔们并非在否定崇高，他们反对和调侃的是更多假崇高之名的伪装。一个要求所有人都崇高的社会形态是不正常的，一个拒绝崇高的社会同样是不正常的。一个人可以不崇高，但不可以轻薄崇高。但市场市侩主义为轻薄崇高提供了合法性，2008年出现的“范跑跑事件”将此逻辑推演到极致。没有受过特殊训练的教师在危难时刻出于本能逃生，这一现象本没有进入公关讨论的议题，更没有人予以谴责，但当事人事后却将其阐发为人为自己即是最大的道德，这是对灾难中舍生取义者的大不敬，是对底线伦理的挑战，不应为任何正常的社会所容忍。一边是救灾中汹涌的志愿精神，一边是许多人对“范跑跑”的支持，而且二边重合度并不低，这乃是道德失序的标志。
某些经济学家们为市侩市场主义的发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若干年里，他们只谈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谈论他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和只要人人自私自利即可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却忽略了斯密早年的《道德情操论》。
更致命的伤害在于市场市侩主义对国家（state）的入侵。2006年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一审判决的依据就是，人不可能也不应该有利他的行为。在没有证据认定被告彭宇撞倒原告老太太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书“根据社会情理”认定，如果彭宇不是肇事者，那么他应该去指证肇事者而不是对老太太好心相扶，更不应该将老太太送到医院。判决书隐含的逻辑是，扶起老人一定是因为做贼心虚。该案虽后经调解在二审和解，但一审判决造成的恶劣影响却是持久的，见到老人摔倒是否该扶起竟然成为一个持久热议的社会话题。后来出现的“小悦悦事件”只是情节的合理发展而已。
我们都是消费者
90年代的宣传火了一中一美两个老太太。这个流传甚广的预言说的是，两个老太太在天堂相遇，聊起生前经历，中国老太太说，我攒了半辈子钱，终于买了一个大房子，可惜没住多久就来这了；美国老太太说，我住了半辈子大房子，在临死前终于还清了贷款。故事的寓意是，中国式的消费观念老土了，同样是购买行为，超前消费的方式更理性。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伦理是积累，全国人民经过近30年的辛勤劳动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工业体系。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大规模的产能释放出来，中国告别了匮乏时代。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诉求下，官方意识形态开始鼓励消费，在力促外向型经济的同时启动内需。中国从重积累、以节俭和储蓄为美德的时代过渡到了鼓励消费的时代，消费主义的浪潮来袭，中国人也多了一重新的身份：消费者。
消费主义有两重基本含义。第一重，消费主义指一种不断刺激需求、持续制造购买欲望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消费的目的不是满足基本需求，而是消费商品的符号意义。消费主义秩序的形成离不开国家的扶植，1993年，国家开始实施“金卡工程”，促成了信用卡服务的大规模普及，方便更多人用透支的方式消费明天的预期；1994年，出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9年，恢复征收利息税，督促老百姓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花掉。买房子可以按揭了，买车也可以按揭了。
1993年，《精品购物指南》在北京创刊，是消费主义文化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其后，此类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在各个书报摊上占据最大的比重。此类大众传媒通过鼓吹炫耀性消费营造了这样的幻象：人存在的价值通过你消费的东西来体现，人的社会认同感不再来自内心的美和力量，而是来自住什么地段的房子，开哪个国家的汽车，穿什么牌子的衣服。于是，富人居住的地方不叫高档社区了，而要称为高尚社区。
消费主义的另一面就是拜金主义，宁在宝马车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就是拜金主义者的宣言，2011年出现在上海的“援交”中学生则是这种文化的受害者。
消费主义的另一重含义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通过反虚假宣传、提高产品质量等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这个意义上的消费主义暗合对个人权利的诉求，在政治领域受到抑制的权利意识借消费者的身份得到部分体现，典型的例子是业主组织的维权实践和自我管理尝试。1995年出道的“刁民”王海是消费者运动的先驱，90年代初开播的中央电视台的3?15晚会是这股力量的舆论阵地。
消费者运动近年来还承载了一些人改造世界的梦想，当姚明一本正经地在电视上告诉你“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时，传递的是一个已经消费到产生疲劳感的阶层对社会进步的理解和他们能为社会进步所做的仅有的贡献，抑或只是一碗给自己煲的心灵鸡汤。
社会流动与新篇章的开启
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见证了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数亿农民进城打工，以血和汗的代价支撑了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工厂地位。
经济要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要提高，唯一的出路是城市化、工业化。80年代，乡镇企业独领风骚，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邓小平称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发明。但乡镇企业不是80年代才出现的，乡镇企业起源于大跃进，“文革”后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全国化肥产量的一半是由乡镇企业贡献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也在那个时代就出现过了，数千万农民在大跃进中迁入城市工作，又在1962年的经济整顿中被遣回农村。
目前我们看到的工业化进程是与此前那个不同的。90年代，国家政策向三资企业大力倾斜，乡镇企业逐步失去竞争力，被淘汰出局，“苏南模式”成为历史。这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乡镇企业代表着独立自主的方向，选择三资企业则表示中国决意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原本可以通过“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参与工业化的农民，不得不“孔雀东南飞”，到沿海城市打工，于是出现了农民工这个中国才有的群体。
从经济学理论上讲，作为事实上的产业工人，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应足以支持其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即能够覆盖其在工作所在地定居所需的生活成本和抚养下一代的开销。可是，农民工工资远低于这个标准，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很大部分继续由农村承担，在经济发生波动的时候，他们随时可能被工厂解雇，回到土地上。这相当于由农村承担了工业资本所应支付的一部分劳动成本，这部分钱转化为超额利润被吸纳进全球资本体系。农民工在城市中还要忍受社会性歧视，“民工”演化为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字眼，时常被城里人拿来攻击他人或自我嘲讽。
外出打工造成了乡村的空心化趋势，乡土资源流失严重，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学研究的课题和政策所要关注的焦点。农民工忍受着经济上的剥削和社会性歧视奔向城市，因为城市为他们提供了一片新天地，比如按月领工资的收入模式（建筑业是个例外）、消费主义文化氛围、城市生活方式的幻象等。这些被传导回乡村后，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文化震荡。
第一代农民工大都经历过前改革时代，他们重积累，将打工所得寄回家乡盖房子，期待以后叶落归根。混合了集体主义话语和市场逻辑的官方宣传对他们尚有迷惑性，他们可以接受吃苦受累是为国家经济建设做贡献的说法。但近年来，第二代农民工成长起来了，也带来了影响未来走向的变量。
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90后一代与父辈不同，他们从小受市场逻辑和消费文化影响，个人意识强烈。留存在学校教育中的集体主义话语对他们来说曾是遥远的说教，但打工过程让阶级话语变得鲜活起来，国外诸多的社会学研究表明，车间成了阶级意识培养的温床，打工仔打工妹们通过长时间加班工作、领班的恶劣态度等明白了书本上说的压迫是什么意思。与父辈相比，他们忍辱负重的气质更淡薄，更倾向于抗争。另外，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既促进了打工者群体的知识化趋势，也让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汇入打工大军。未来，打工者的话语能力将持续提升，为联合起来与资本博弈提供了无限可能。
新一代打工者与乡土的亲缘关系远不如父辈亲近，土地是他们回不去的故乡，他们的未来将一直跟城市相连。他们和父辈是城市的建设者，但城市尚未真正接纳他们，未来是否有这个可能，要看发展战略是否重新定位。他们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是疏是堵，将影响中国社会洪流的走向。
草根网　　
2012-01-04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工人阶级的现状和未来

 

中国工人研究网

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中国的无产阶级承受着最尖锐、最露骨的社会灾难，他们也肩负着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人阶级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传统工人阶级日益商品化的同时，农村劳动者不断无产者化，同时大量知识分子也不断落入无产阶级队伍之中。在全球化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城市和农村的扩张使“阶级对立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一、传统工人的历史和现状

建国后，经过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支工人阶级队伍。这支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同社会主义命运紧密相连，他们建设起来的全民、集体企业也是共和国发展的缩影。传统国企工人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他们具有无产阶级的鲜明特征，斗争的方向总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相连。工厂都是老一代工人通过辛勤劳动创造起来的，他们经过社会主义教育，以厂为家，具有鲜明的主人翁意识，是私有化的主要阻力；另一方面，传统工人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缺乏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在文革中，工人受到一定程度的锻炼，但由于斗争的复杂性，相当多数的产业工人都加入了保守派，如文革初期重庆工人成立“工纠”，跟随党内当权派，同造反派对立。传统工人习惯于听党的话、跟党走，对党的变质、对资本主义复辟缺乏具体和深刻的认识，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传统工人受到现实的教育，才逐渐地认清当年不能深刻理解的党内走资派问题。

在“放权让利”阶段，工人的经济收入在不断提高，而且增长的速度较快。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计算，改革开放前国有单位职工工资年平均增长4.4％，改革开放初期实际平均工资年增长幅度为改革开放前的6.3倍。以北京某机械厂 为例，1983年机械厂开始对直接生产工人实行超额计件工资制，即超额完成生产指标颁发超额奖，全厂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从1978年的52元上升到1985年的119元，年均工资增长13％。在这一阶段上，工人逐渐放弃了管理权利，从以前的政治挂帅走向了关注物质利益。

随着一长制的恢复，工人失去已有的民主权利，管理层逐渐失控。《工人日报》指出：“随着改革方向的明确，厂长、经理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的地位、作用已经得到了明确的界定，他们的权力得到了明确的保证。然而，无庸讳言，我们在正确地强调和注重了厂长、经理阶层的权力和职能时，却不恰当地疏忽了职工劳动者的应有权利。致使职工在分享改革成果的预期未得实现的同时，又未能分享参与协调的机会” 。1982年全国职工状况调查表明，一些领导干部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为自己的子女安排较好的工种，在提干、晋级、住房分配等涉及群众利益方面，都给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女和亲属以特殊的照顾。1986年调查表明，由于搞活企业的需要，企业管理者向经营者转化，被赋予了更大的企业权力。企业厂长由上级领导任命、委派，实行负责制，职工满意不满意都得接受，干好干坏群众既不能褒，也不能贬。他们说：“工人只尽主人翁义务，没有主人翁权利，主人担风险（企业办不好，领不到工资），公仆有保险（企业办垮了照样当官或调走了事）”。企业干群关系开始紧张，工人用消极怠工来对付干部，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1988年对17个城市400多个企业的21万职工所作的劳动积极性调查显示，“国营企业劳动者的劳动热情不在峰值而在谷底。21万职工中认为自己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的只占12%。”因为此时工人队伍已经瓦解，所谓的劳动积极性就是关心私利的积极性，当工人的个人利益得不到满足时，劳动积极性自然就会消失。改革家们对管理层独霸工厂的原因睁一眼闭一眼，相反紧紧抓住怠工的结果，视为公有制效率低下的表现，并建立严厉的工厂制度，防止“性本恶”的工人们“偷懒”。

从1985年起，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制度，上缴利税总额每增长1％，工资总额增长0.3％～0.7％。这一阶段，工人收入继续快速增长，但工厂内的差距迅速扩大起来。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凡全面完成任期内年度责任目标的，经营者的个人收入可以高于职工平均收入的一至三倍。做出突出贡献的，还可以再高一些。完不成年度责任目标的，应扣减厂长的个人收入。”事实上经营者的收入超过普通职工远不止三倍。按照国家的规定，应当采取公开招标办法，通过竞争确定承包经营者，但实际中很少有采用竞争办法的，基本上都是主管领导拍板。在政府和企业之间，企业的承包基数和分成比例等指标取决于政府发包部门和厂长的谈判，没有统一和科学的标准；在企业内部，根据游正林的调查，承包人和承包监督人一般为分厂厂长和书记，在承包指标上有讨价还价余地，承包指标也不会订的太高，正常情况下承包任务完成都不会很难，因此“完不成年度责任目标的，应扣减厂长的个人收入”也就成了空话。承包奖包括风险抵押金和超额奖两部分，超额奖的分配由承包者自主决定，不再是公开的。这样，通过两权分离就创造出来“先富起来”的一批干部。现代化大生产彼此之间的联系密切，很难按照计件工资的方式来计算劳动成果，再加上辅助工人和非生产工人没有有形的劳动产品，因此工人的工资改革变成了普调。同时也开始发年度奖和红包，工人之间的年度奖基本都一样，工人与经营者奖金差距日益拉大。工人对工厂的变化看的非常清楚，工人中都流传着这样的话：“工人穷，厂长富，车间主任万元户，厂长挣钱没有数。”

90年代战略性改组的最重要内容就是“减员增效”，形式多样，包括主辅分离、内退、买断、退养、退职、居家、下岗等。工人开始下岗，到1997年底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634.4万人，其中有309.5万人没有领到基本生活费。这一时期国企职工的切身利益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迫使工人开始关注自身的利益，劳动争议开始出现并呈上升趋势 。1998年拉开“决战”大幕，国有企业大量破产，大批工人下岗，从1998-2001年期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有2250万职工下岗 。下岗工人的生活境遇迅速下降，以三线下岗职工为例，2005年三线下岗职工月收入低于300元的有68％，下岗职工收入的92％用于衣食和子女教育，88％的下岗职工无法养活自己而不得不依靠政府福利、亲友救济。从三年攻坚开始，矛盾尖锐爆发，群体性事件快速增长，并最终引发了2002年的工潮。到2005年，全国8万起群体性上访事件、涉及400万人，其中以职工为主体的有40％多 。

传统工人中不同的群体很多。退休工人约有3000万（国企退休2300万、集体退休630万），历史上以低工资、高福利方式完成工业化建设，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欠帐很多。退休工人最早起来进行斗争，也容易得到群众的支持并最终获得成功。一位退休女工回忆这一过程：“前些年不给我们发退休金，我们去找单位，单位说没有，让去找保险公司；去找保险公司，说单位没给交，单位没存钱，为啥给你们；返回头又去找单位，单位说没钱；后来又找市委，集体找了几次，才给我们发退休金。要是不去找，一分钱都拿不到。”一般而言，退休工人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在中国存在特殊性。抚顺市民政局一个主任这样解释：“现在抚顺失业率这么高，还能保持社会稳定，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老的养活小的’，生活有保障了，这样小的就闹不起来了。”吉化的一位退休女工：“我现在和两个儿子的家庭生活在一起，一家七口。我的退休金400元，老伴700元，俩儿子都在吉化上班，但儿子、儿媳全开不了工资，一家七口就指着我俩的1100元过日子，勉强只够生活。儿子是集体工人，也是吉化建筑公司的，月工资应为800元，但发不下来，单位说缺钱所以少开，三、四年不开支了。现在的世道都变了，青壮年都没工作，反过来要靠老人养。”抚顺矿区一位32年“矿龄”的老工人，儿子儿媳下岗后没工作到沈阳打工，把刚刚5岁的小孙子留在家由老人带着，他无奈的说：“为什么当矿工光荣了三十几年，到这么大岁数了不仅要养儿子还得养孙子……？” 退休工人同企业分不开，“虽然我们现在都是由社会统一发放工资了，但我们俩对工厂还是很有感情的。我虽然不在厂里上班了，但我的孩子还在厂里；工厂好了我虽然享受不着，但我看着也高兴。我们退休的都是这个想法。”

传统工人中下岗职工的斗争是最普遍、最坚决、最持久的。 根据2004年厦门市的调查，下岗职工中48.4％参加集体行动，主要采取经济目标的形式，其中46.7％要求工作，43.3％要求收入补助，8.3％要求惩治腐败问题。在集体行动中，集体上访是最普遍的一种，参与集体行动的下岗职工中57.4％参与过集体上访。通过现实的教育，工人逐步认识到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重要性，全国各地工人都明白“大斗大收获，小斗小收获，不斗没收获”。

官方宣传，“三条保障线”是缓解下岗职工生存状况的有效途径，但事实上即便进了再就业中心的下岗职工，除了前三年能领取生活费以外，他们与没有进入再就业中心的下岗职工没什么区别。长春拖拉机厂1998年设立下岗再就业服务中心，按照该厂劳资科科长的说法，下岗职工进中心的比率达到100％，不仅基本生活费足额发放、社保费用定期缴纳，而且还为下岗职工提供培训。按照“三条保障线”的标准，长春拖拉机厂做的已经很好了，但该厂几位工人的话却揭开事实的真相：“进中心是进了，可有个屁用啊！一个月就那么点钱，现在我们出中心了，年纪大，没技术，找不着活，只能在家待着。”“我98年下岗，01年出中心，也没谁跟我说什么失业救济金。反正现在日子是过不下去了，单位却说什么不交供暖费，这个冬天就不供暖，这也太没道理了！你（单位）不能不管我们，我们这次（示威静坐），就是让单位解决供暖的问题，这钱我们是不能自己交的！”进入再就业中心，也不意味着是企业发善心，长春一家面粉厂一位下岗职工这样说：“我是2000年6月1日下岗的，一下岗厂子里就给办了下岗证，也建立了再就业服务中心，我在里面待了三年，每个月可以领到170元的下岗补助。”“为什么单位要给我办下岗证？因为它可以从中捞取好处啊！我们名义上下岗失业了，可单位还是让我们去干活，一天给8元钱。而且单位还规定，不办下岗证不能上班，办了才能上班。照我们的理解，厂子这么做就是为了套国家的钱。你看，我们下岗了，单位就不用给我们交每月188元的养老保险，以前这是每月都要扣的，然后现在呢，失业优惠证（即再就业优惠证）也必须办，不办就不让上班。到了后期个人懒得办的，干脆是企业替他办。我们办了优惠证，它（单位）再把我们招回来，它就可以享受免税。单位里没有办下岗证和优惠证的（职工）真就没给再安排工作。他们有的买断了，有的就长期放假，但都没活做。”

很多下岗职工已经同企业有偿解除了关系，但改制引发的矛盾并没有结束。企业破产后经济欠帐很多，根据陕西省总工会对29户困难国企调查显示，拖欠医疗费问题普遍严重，被调查企业共拖欠退休职工医疗费6323万元，拖欠个人最多达十几万元、拖欠时间最长达十几年，其中有1/3的企业至今仍拖欠已死亡多年退休职工的医疗费。 根据湖北省总工会的调查研究，在调查的60家改制企业中，有5家拖欠职工工资，11家拖欠职工集资款，13家拖欠职工医疗费，18家拖欠职工住房公积金 。因此国企工人以要拖欠工资、要补偿和社保等为目标，以捍卫国有资产、反腐败为形式进行斗争，阶级意识逐步加强。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现实教育了传统工人，开始重新认识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历史。下岗工人讲：“毛主席给个铁饭碗，邓小平钻个眼，江泽民踩个扁，朱镕基踢个远。”吉化的工人讲：“这几年发展迅速，是什么发展迅速，无非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迅速罢了，资本主义几百年的资本原始积累，吉化用了几年就完成了”。工人感叹：“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现在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毛主席时代，工人有股精神，不受气，是工厂的主人。邓小平时期，工人手里有一点钱了。现在权利都让给了外国人，领导剥削、压迫工人，只满足了少数人的利益。国家性质只是挂名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人是工厂的主人，有政治地位，有养老、医疗保障，有工作积极性。国企工人无法忘记毛泽东时代，因为在那个时候，毛主席、共产党是真正的依靠工人的，是为工人谋福利的。“那个时候，工资照发，工作不累，医疗公费，谁会说主席不好？”“毛主席活着，每月挣三四十块钱，干得可有劲呢。吃的用的都不缺。现在连最低的生活保证都没有了。”“还是毛主席时代好。现在啥都出来了，当时的地主也比不上现在，有钱就什么都有，没钱啥也没有。现在大学都不念了，念不起；要找工作，还得花钱。现在年轻人结婚也不要孩子了，承担不了，不敢要，自己还靠父母养着，哪敢要孩子。”

二、新工人的现状与要求

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人口快速向非农产业转移，年均970万。从1988年～1991年治理整顿时期，乡镇企业普遍停滞，非农就业增长减弱。南巡讲话以后，城镇私营企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就业人数迅速增长，离土离乡的人数每年增加1000万，形成民工潮。据有关数据，目前我国农民工群体总数在2～3亿，其中进城农民工应有1.4亿。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

老一代农民工处于“两栖”状态，很多人打算打工赚一笔钱后回农村做生意。随着大生产对小生产的排挤和农村土地流转的迅速扩张，新一代农民工越来越同工业大生产相联系。一个来自湖南的广东打工者说：“我的一切都与父辈们不一样了。我不打算再回农村娶老婆生孩子。我有知识有文化，我要学会一门技能，在这里扎根。” 对于今后打算，有超过一半的人将会继续在外面打工，只有17.4％的人选择回家乡。新一代农民工已基本具备了无产阶级的特征，并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工人阶级意识。据广东省总工会的调查，81.5％的农民工对自己的工人身份表示认同，对“自己在什么情况下才完全是一个工人”的问题，70％认为工资收入是进城务工人员衡量自己职业身份的首要条件，仅有5.5％选择“获得非农业户口”，这说明在农民工看来，户口与他们的职业身份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

大多数农民工文化素质偏低，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据有关资料显示，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40.31%，初中占48.07%，高中以上仅占11.62%，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占9.1%。由于没有专业技能，他们只能从事最苦、最累、最脏的力气活，生活条件也极其恶劣，大多住在简易的民房、工棚、甚至是候车室、地下管道、桥梁下等恶劣环境中。他们的劳动报酬低、工资常被拖欠、安全和健康没有保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显示，从1992年到2004年，珠江三角洲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 。据有关方面统计，2003年，全国死于工伤事故人数高达13.6万人，农民工占到80%；全国职工患职业病超过50万人，而农民工就占到50% 。2004年的另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案件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截 。根据2004年浙江7市的调查，农民工生病以后，大多数自己随便买点药硬抗过去，只有24.4％的人会去医院；14.9％的民工是8小时工作制，38.5％的民工每天工作8～10小时，29.5％工作10～12小时，15.5％工作12小时以上；只有6.7％的农民工有双休日，22.3％的农民工有1天休息日，56.3％没有休息日。 当最起码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时，工人们只能选择反抗。一份研究资料显示，1999年仅发生在深圳的大规模罢工至少在100起以上。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出每年发生在珠三角的大小罢工事件到底有多少起。广东省总工会提供的数据是每年一万多起，另一说则是每年两万多起。统计显示，2004年1至7月份，广东省劳动部门处理过的群体性突出事件达到540宗，涉及人数5.73万人，比上年同期分别增加了15.4%和17.7%。

同传统工人不同，农民工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雇佣工人，具有资本主义传统劳资关系的特征。他们的要求一般集中在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方面。以集体争议为例分析冲突的直接原因，1996年第二季度全国因拖欠工资引起的集体上访和罢工有530多起，第三季度590多起，占42.6％；1999年欠薪成为集体争议的第一位原因；2002年欠薪更成为全国范围内“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统计表明，近年来，各级劳动监察部门为劳动者追回的欠薪数目逐年上涨，从2002年的14.5亿元开始，“成绩”越来越显著，2003年几乎翻番，为27亿元；而2005年、2006年都达到58亿元。这一看涨的成绩单背后凝结着劳动者的多少辛酸！

从行为组织上看，自发性是农民工的重要特点。深圳某台湾鞋业有限公司的管理和保安人员经常体罚工人并克扣工资，结果引发了3000多名工人参与的大罢工，工人在厂内砸玻璃、烧垃圾、呐喊示威，以示抗议。大连某日本独资企业，由于工人工资水平过低，工人多次反映而资方不予理睬，于是，爆发了有6000多人参加的罢工，在坚持了两天半后，日本总部急令答应工人的要求，但大连市政府出面干预压制工人的要求。

随着国际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所赖以生存的条件逐步失去，生产成本大幅上升。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施行推动了阶级矛盾的发展。《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或“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一规定引发了资产阶级的恐慌，很多资本家抢先辞工，试图以转为劳务工的方式规避《劳动合同法》的制约，由此引发了集体争议大幅增长。工人认为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必须按照新法偿还加班费和劳动补偿金，平均每人追讨的规模在几万元左右。

三、大学生无产者化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 即无产阶级是指不占有生产资料，在雇佣劳动关系依靠工资收入而获得生活资料的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集团。随着生产社会化和劳动协作的发展，生产工人的概念必然扩大。生产工人指生产剩余价值、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雇佣劳动力，生产工人不一定创造价值，但必须能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中关村从事编程和软件开发的人员最为典型，他们直接称呼自己为“IT民工”，也很形象的说明了自身雇佣劳动的特征。随着脑力劳动者人数的不断增加，马克思在19世纪后半期先后提出了“脑力无产阶级”和“总体工人”的概念：“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它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 恩格斯指出：“希望你们的努力将使大学生们愈益意识到，正是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 列宁也曾提出过“工程师无产阶级”的概念。这些新概念将脑力雇佣劳动者与体力雇佣劳动者一起划入了“总体工人”或“生产工人”的范畴，反映了工人阶级发展的历史。

中国的资本主要依附于国外垄断资本，并不需要大量的技术研究人员。同时中国的资本利润微薄，也无法供养数量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因此，教育的“资本”化“生产”出规模庞大的大学生群体，巨大的就业压力使得脑力雇佣劳动者同体力雇佣劳动者越来越趋同。根据教育部的公报，2007年入学大学生567万，当年应届毕业生495万；根据2006年人事部调查数据，6成大学生毕业即失业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农民工对月平均工资的预期为1100元，而应届大学本科毕业生的预期已降至1000元左右，且近年来呈不断下降趋势 。广州劳动社会保障部门的官员甚至认为“大学生不如农民工有竞争力” ，浙江记者经过调查发现，很多大学生争着去餐厅做服务人员，“跟农民工抢饭碗” 。因此，准确地说，当代知识分子主体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尽管很多知识分子并不会主动认同这一点。

目前，我国脑力无产阶级约有6000～7000万。包括：机关办事人员1000万，平均年劳动报酬17644元 ；专业技术人员3533万，其中事业单位2613万，平均年劳动报酬16458元；企业办事人员2080万。

四、劳资矛盾的解决途径

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针对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动条件恶劣、拖欠和克扣职工工资严重、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等问题，《决定》提出要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政府、工会、企业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建设；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和集体协商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从建立健全国家劳动标准制度入手，针对安全生产、职业卫生、劳动保护等方面的问题，要督促各类企业严格执行国家劳动标准，加强劳动保护；要健全劳动保障监察体制和劳动争议调处仲裁机制，通过监察执法督促企业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整顿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帮助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追回被拖欠的工资，积极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十七大继续提出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建设目标。

“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主要有三条：第一，不拖欠工资；第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如果前两条不能实现，则通过三方协商机制解决争端。从官方理解中看，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政府财政和资本家能拿出钱来，保障劳动者能拿到一点“体面”工资。这对国际和国内环境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长期繁荣下去，以保证两头在外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只有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学者，才会将眼前的繁荣当作亘古不变的教条，忘记高悬在和谐社会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

首先，资产阶级同传统工人和谐不了。即便不提老工人对社会主义的记忆，单从官方要求的衔接社会保障角度，距离完全转轨也仍有很大差距。2003～200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国企下岗职工有41.6％同原单位买断劳动关系，而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只有18.5％买断了关系。在已经买断的人当中，55.6％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在没有买断的人当中，只有24.4％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 。沈阳市基本养老保险按照18％的比例缴纳，2004年沈阳市月平均工资969元，下岗职工缴费1766元，医保按10％缴纳，年缴费1163元，两项合计近三千元，在夫妻双下岗的情况下，这个数字还要翻倍。然而下岗职工收入远低于平均水平，沈阳市下岗失业人员有50％的人再就业后月收入在400元以下，很难承担得起养老和医保的费用，在30岁以下的下岗失业人员中，有80.8％没有缴纳养老保险，30－40岁之间有72％没有缴纳，40－50岁之间62.7％未缴。根据2006年底山西大同市总工会对所辖6县区小型困难企业的调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占在册人数的36％，参加大额医疗费用（大病）补助的职工人数仅占在册人数的12％。 总体上，下岗失业人员中，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为35.5％和5.4％。大部分人为无法参保而忧虑。

和谐劳资关系要求建立三方协商机制，但一轮又一轮“攻坚”所引发的矛盾不在协商范围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也就是说，只要是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批准的“买断”或其他改制纠纷，事实上就投诉无门。

其次，新工人同资本家们越来越难于和谐。伴随着新一代产业工人的成长，一个问题越来越紧迫的提出来：前途在哪里，未来怎么办？新工人无法回到农村，成渝土地流转经验在中西部迅速推广，甚至将大量老一代农民工回乡养老的梦想阻断。从阶级意识上讲，新工人盼望融入城市，最有可能真诚的追求“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但农民工却很少缴纳社保，每次辞工都要到劳动部门退保。以养老保险为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定享受基本养老金条件一是达到退休年龄，二是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各地城市则制定了对新工人更具歧视性色彩的规定，以深圳为例，“退休年龄的前5年，在本市连续缴费”、非深圳户籍员工流动前的连续工龄不视为缴费年限，也就是说56-60岁的外来男工必须稳定的在一个工厂里工作至退休 ，对于流动异常频繁的新工人而言，根本无法想象。因此在打工者看来，“这钱等于是白花”，“还不如把钱退回到手里踏实。” 新工人连养老、医疗保障都没有，如何能实现和谐社会的五大目标呢？

再次，脑力无产阶级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按照官方的界定，应聘于外企、三资企业的各级、各类“白领”和专业技术人才本应是中产阶级的重要来源，是“橄榄型”社会的重要支柱，是有效缓冲富有阶层和赤贫阶层矛盾冲突的中坚力量。但脑力无产者要求在城市安家落户，同“新三座大山”（教育、住房、医疗商品化造成的高额经济负担）之间矛盾更为突出。单是房地产商，就可以将大部分脑力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洗劫一空。更何况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会坠入无产者队伍,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

此外，在土地、资源等各种生产力要素上涨的条件下，依靠剥夺廉价劳动力为生的中小资本生存日益艰难，纷纷向内地转移。之所以老工人在工厂保卫战中节节败退，秘密在于农民工与国企工人之间的差异和对立。而资本力量的壮大也必然使赖以战胜传统工人的手段走向反面，老工人与新工人一样一无所有，“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新工人和老工人将从分裂逐步走向融合，正如《宣言》中所讲：“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资本主义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工人阶级的现状和未来

在工作中组织起来-基础

在工作中组织起来-基础
这篇文章对为什么我们要在工作中组织起来并如何开始组织进行了一个基本的介绍。
在现代社会中几乎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低收入和过度工作中。许许多多的雇员、合同工、临时工拥有的权利很少。那些长期的拥有固定工作的人也不得不总是生活在随时可能出现的裁员阴影下。很多人都被沉重地剥削着并且遭受虐待。在英国，每年有超过2万人死在工作中或因工作而丧命。数百万的工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生活低沉、忧虑重重，并受到伤害。
为生存而工作的耻辱，是所有曾经工作求生的人都很明白的。民主，这个据称是人类社会所依据的伟大原则，它在我们上班打卡的时候就像垃圾一样被丢出了窗外。他们完全不讲这些产品是我们生产的，或是如何由我们组织制作的，而我们的工资只是产品价值的一小部分。我们倒是完全有被老板一脚踢开的权利。
工作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下，我们为了那可怜的一点点薪金被迫劳动。雇主雇佣工人，给我们的工资远远少于我们的劳动付出。他们从我们这里榨去的盈余金额（剩余价值）就变成了大股东和企业扩容的资本和利润。因此，所有的工人都是受剥削者。所以，在为我们更多地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争取更适宜的工作条件和更少的工作时间这几点上面我们有共同的利益。
我们可以通过在工作中组织起来做到这些。 Workplace organising on libcom.org里的文章就是帮助所有的工人兄弟们在此时此地改善我们工作的资料。我们坚信通过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我们可以为建立一个——建立在集体工作间的合作而不是资本主义剥削下的，生产产出通过工人/消费者自治委员会民主决定的、工作时间被大大削减——新世界播下星星之火。那些被我们认为有害和无用的产业，诸如武器制造业、银行业、保险业，都应统统被淘汰掉。
像食物、住所还有衣物之类的生活必需品，我们每个星期只用上一点时间就能把它们生产制造出来。那些只和利润有关但破坏环境的产业，比如燃料发电厂之类的，我们可改为利用清洁可再生资源。
我们认为只有在工作中采取直接的行动才能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消灭日复一日的当代工资奴役的苦工制度。削弱老板赚取利润能力和让他们屈服于工人要求的任何方法都是直接的行动。
所有在这里所讨论的策略要想真正成功，都要依靠广大工人的团结和协调一致的行动。而个人怠工和瞬间的报复心理都没有什么作用，尽管都觉得这样能让你度过一天烦闷的工作。但是对于真正意义上获得集体的权利，对于我们这一大批不满的工人来说，没有比直接行动能为我们创造出更好的一天。
KEVIN译自http://libcom.org/organise/organising-at-work-the-basics

美国港口卡车司机给占领港口运动的公开信

2011年12月12日

　　我们是在港口和货站之间跑运输的一线卡车工人。我们受洛杉矶港、长滩港、奥克兰港、西雅图港、塔克马港和新泽西港的同行工人委员会委托来表达我们的意愿。尽管面临风险，我们还是愿意支持我们兄弟姐妹的行动。我们中间有一位母亲，其他人都当了父亲。我们当中有五个人有11个小孩，还有个小孩在肚子里。46年来我们一直在海岸和美国商场之间跑运输。
　　我们被这场非暴力民权运动所鼓舞，坚信我们工人遭受经济不公而困苦不堪。我们感谢“99%人民大众运动”听取我们正义的呼声，我们对这场运动感到由衷的喜悦，一般我们是不会这样的。
　　今天的示威行动将深刻影响我们。尽管我们不能正式地为每一个工人疾呼，但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证明，这场运动对于我们全美11万港口卡车工人来说就像每天穿鞋走路一样自然。或许有媒体会问我们为什么要支持封锁行动，事实上也很难说清楚。但我想问其他人，为什么当局不愿意哪怕回应我们一个字？
　　我们喜欢车轮上的这份工作，我们很自豪美国由于我们的劳动而前进。但当我们了解我们的工资还不如快餐店的钟点工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羞耻。要知道，我们平均每周要工作60多个小时，不能与家人团聚。
　　我们的经济危机重重，这个危机才是对我国最危险的占领之一。我们不认为美国卡车司机应当被扫进历史垃圾堆，这份工作应当得到中产阶级等级的报酬，就像几十年前一样。
　　我们多么想干净体面地威风凛凛地驾驶卡车，呼吸着新鲜空气，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贫困和污染像瘟疫一样在港口蔓延，我们的经济体制就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公众们，请稍微同情一下我们的遭遇吧！
　　为什么呢？就像华尔街可以枉法乱纪，资本家也可以横行霸道。市场在一群骗子手里运行，我们工作的公司管我们叫“自由司机”，好像我们可以做自己的老板一样，但他们处处盘剥我们。我们拿着第三世界的工资，蜷缩在狭窄的驾驶室里。我们没法确认工资，连看都不给看一眼工资单。我们工资计件支付，而没有小时工资。所以我们也占领了港口终端，我们还要阻断交通，我们就是卡车和轮船公司的牺牲品！所以我们被逼上梁山，因为我们就是马路上的“现代奴隶”。
　　我们没有休息室，我们的驾驶室里满是空罐子和塑料袋，我们活得像狗一样。一位奥克兰港司机最近被辞退，因为被发现在仓库“有不轨行为”。不论是港口还是终端商都认为没有必要为我们提供起码的像个人一样的工作条件。对于女司机条件尤其苛刻，所以女司机一般很难干长。
　　公司强令我们节约开支以保持竞争力，这使得公路失修，危险重重。如果我们想揭露这一切，那下场只有饿死。这使我们不能团结起来争取权利。
　　现在很难确定我们这份工作的复杂性质，以及我们的身份。资本家管我们叫“承包商”，劳动局管我们叫“未定性劳动者”，我们管自己叫“黑户”。那些在国际贸易和物流中赚了大钱的资本家刻意回避我们，因为所有人都是这么干的。本周一位记者和我们对话，她解释说会很好地向公众传达。我们希望大家读一读《高盛和其他公司是如何压榨港口卡车司机的》这篇报道。
　　但这里还有个问题，为什么SSA这样的公司要这样做？为什么想从埃克森-美孚这里多拉点油的maersk（丹麦船运巨头）这样的大佬也要耍这样的伎俩？
　　原因就是，他们要骗税，就要降低物流成本，就要否认我们是属于工会的。
　　典型的做法如下：所有的支出都得从我们自己账上算，包括卡车钱或租金、燃料费、保险费等等。我们的老板就不用负担这些成本，而我们却得承受这一沉重的经济负担。单是车钱这一项就是我们一年净收入的四到五倍，我们许多人都只能拿计件工资而不是计时工资。他们现在还是把我们当成“个体户”对待。
　　甚至连少数能够成为正式工的人也不能享受到公平待遇，不信你去问问我们的同行，那些为Guess、Armour、POLO等服装品牌跑运输的工人试试？他们所受雇的位于洛杉矶的物流公司是一家澳大利亚公司，在购物季26个司机就累屁了，洗不到澡，没法休息。公司还专门请了一个反工会的律师来对付他们。
　　就算工作这样辛苦，我们也不愿意干脆辞职。首先，我们要工作，否则生活就失去了保障，我们许多人就是被绑在卡车上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要撂挑子？我们就要干司机，我们干得很好。我们富有经验，保证着Target、BestBuy、沃尔玛等大企业的物流。请看看你家里的家具家电，还有你在电视广告上看到的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想一想港口卡车司机为你送到的圣诞礼物，那都是我们的汗水。
　　我们宁愿团结一致，从内部改变我们的体制，也不要辞职。我们应当被尊重，受到公平对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罢工堵路，向老板示威。就像我们的英雄SSA公司司机达奇-普拉利尔今早高呼：“不斗争就一无所有！”我们越沮丧，就越顽强。我们已深思熟虑，如何有效组织起来，争取尊严、尊重和正义。
　　现在贪婪的资本家把我们当成“暴民”，官僚把我们视为试图改善工作条件的“土匪”。但我们相信我们背后团结起来的人民大众的力量与潜能。我们钦佩在海岸工作的劳动者的力量和不屈不挠。我们奋力斗争，抵抗剥削，于12月12日发起罢工。我们宣告：“我们或许没有工会，但无人可以阻止我们团结一心。”
　　我们是我们那些示威的兄弟姐妹的坚强后盾，他们帮我们发出声音。但我们还需要你的帮助，我们要一起宣告：“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们组织自己的工会！”

卡车司机莱昂纳多-梅嘉、耶玛尼-伯翰、匈马拉-伯利兹、
阿普杜尔-汗、拉米罗-高代联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