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辛格
在我们每个人，某些东西已逝去。逝去的，乃是希望本身。
波兰再次走在了前列。诸位也许会说，团结工会组建政府的机会，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措手不及，只好仓促应对。最紧迫的任务是应付经济状况的恶化。马佐维奇政府，与身边总被一帮俨然经济大腕的西方金融家们所包围的巴萨诺维奇一道，开始推行一种后来被称作“休克疗法”的经济政策。所有的管制一旦被解除，物价就骤然飙升。倒是工资受到了管制，以使它们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取代了长长的购物队伍。尽管小额存款被扫地出门，但投机家的利润却可以天马行空。所有这一切，都是一场有意识的、无情的、原始性的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运动的一部分。政府对走私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加强食品卫生管理、打击现存的最薄弱的环节即零售贸易中的非法行为，无动于衷。而且，给予私有部门的税收和工资政策优惠，也对大型国有企业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产量和生活水平的下降，比这一政策的设计者们所许诺的或者说本就盼望的，还要快得多、持久得多。然而，尽管带来了灾难性的经济后果，这场运动还是达到了打碎现行体制的政治目的。
让人十分费解的是，一个其名称含有社会和谐理想的组织，怎么到头来宣讲起满口自私的福音了呢？一场以平等主义开始的运动，怎么就引入了一种专门用来保护特权者，打击贫弱者的制度？一个由产业工人特别是大型企业里的无产阶级建立起来的工会，怎么就领导了一项必定会伤害其建立者的根本利益的工程了呢？部分的答案就在于，1980年的团结工会是造反者，而1990年的团结工会成了统治者。不能简单地把这种情况理解为波兰工人被知识分子给骗了。所谓的专家是无法随意做到这一点的。假如瓦文萨最著名的顾问塔祖茨·马佐维奇和布拉尼斯拉夫·盖雷梅克（Bronislaw Geremek ) 跑到列宁造船厂或任何其他的工厂里，告诉工人们要勒紧裤带过日子，他们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在一定的时期内，工人们只会听从他们自己人的劝说，例如瓦文萨。因此，整个领导层——工人和知识分子——都必须为这项政策以及转向资本主义道路承担责任。[20]
是谁把他们推到这条道路上去的？尽管东正教会在许多别的事情上对团结工会有着负面影响，但它似乎并没有在决定团结工会的经济政策上起到关键的作用。这一政府刚刚组建时，代表大企业利益的国际组织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给该政府施加的压力可谓是立竿见影。但这种基础是早已打好了的。在那些地下活动的年代里，团结工会曾经从西方接受了大量的援助，其中一些来自于它的欧洲同情者，包括各国工会，更多的援助则来自于官方机构，特别是美国的此类机构。根据现在的估计，美国中央情报局为此投资了大约5000万美元——与在苏联帝国的崩溃上的投资相比，这点钱简直是微不足道。但要是按照当时通行的黑市价格把这笔钱兑换成兹罗提[21]，那可是一笔大数目。[22]
所有这些因素都很重要。但它们还是不足以解释团结工会立场转变之迅速。1980年，当他们还把自己的命运与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时，马佐维奇尚是一位进步的东正教徒（与法国左翼东正教周刊《Esprit》联系密切），而盖雷梅克则仍然是一位“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十年过去了，他们一个当了总理，一个则成了赞成政府为了响应金融主义者的号召而把资本主义的苦药灌进波兰人喉咙里的议会领导人。为了理解这种转变，诸位必须回想一下那段时期欧洲政治气候的总体变迁。80年代初，当波兰工人已经梦想一个平等的、自我管理的社会时，欧洲部分左翼人士却还在按照既非斯大林的闹剧也非资本主义的剥削的第三条道路来思考：法国社会主义者进了政府就开始模棱两可地谈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80年代末，法国社会主义者成了金融当局的拥护者，撒切尔主义意识形态在全欧洲大获全胜。在波兰本土，梅茨斯拉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law Rakowski）的“共产党”政府正在为转变打基础，正在解除对食品价格的管制，而处在地下活动期间的团结工会，在把自己的愿望落实为政策方面尚无什么实际行动。当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他们会离自己的原初立场如此之远时，变成新生资本家的波兰左翼人士往往借用一句时下流行的说词作为辩护：别无选择。从这种历史背景出发，团结工会的领导者们乐此不疲地在工人耳边说，这是惟一的一条出路。这就是东欧工人运动复兴的先锋——波兰——为何也是领导“休克疗法”新潮的国度的原因所在了。
尽管“休克疗法”在一段时期内见到了效果，但团结工会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集多年之英雄行动才积攒起来的名望和信誉资本，很少有浪费得如此之快的。正如1990年12月的总统角逐所表明的，光荣在几年之内就暗淡下去了。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苏联帝国的崩溃，再也不需要雅鲁泽尔斯基去当什么“担保人”了，但团结工会培养出的政治势力并没有面对选举而齐心协力起来。瓦文萨对自己扶持起来的不听话的总理深感恼怒，于是发动了一场“内讧”。这场领导层内部的冲突导致出现了两位候选人——马佐维奇和瓦文萨本人。这位“民族英雄”尽管只获得了40％的票数，还是首先通过了第一轮选举。第二个通过的并不是总理。他被一位粗俗的煽动分子超过，此人名叫斯坦·狄明斯基（Stan Tyminski) ，是一位诡计多端的流亡者，在生意上挣了钱就回国了。确实，瓦文萨没花多大力气就在决定性的第二轮选举中把狄明斯基给打败了，但后者的首轮胜利已经是一个警钟，表明“休克疗法”己使这个国家变得脆弱不堪。曾经在团结工会的旗号下走到一起的各方势力，不再团结一致，团结工会也因此日渐衰落。1991年的选举则再次验证了这一事实。
不管瓦文萨在竞选过程中有过什么许诺，反正当选之后，他在改变经济政策方面是无所作为的。相反，他挑选的第一位总理让-克泽茨托夫·别列奇（Jan-Krzysztof Bielecki）倒是位热心的货币主义者，而接掌别列奇总理大权的让·奥茨维斯基（Jan Olszewski）却是波兰极右翼势力的首脑。他整天忙于从床底下逮捕革命分子，以至于没时间干其他的事情。他的政府编造的安全档案是如此令人生疑，结果没几天他就被请出了政府机构。
波兰第一位女总理哈娜·苏绰卡娅（Hanana Suchocka）是在一段时间之后才接掌总理位置的，她领导着一个由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和反动的东正教徒组成的联盟。她遵循了一条同样不受欢迎的经济路线（受压迫者的代言人雅塞克·库龙在政府中露面，稍稍缓冲了这种局势）。从此，工会色彩越来越淡的团结工会，在两年的内讧之后变得一蹶不振、纷争不断了。没有团结工会的积极的以及随后消极的支持，巴萨诺维奇的政策创新是不可能执行下去的。不过，这种支持的代价也十分沉重。一度曾是波兰工人阶级代表的团结工会，现在只剩下不到200万人，比前政权依据军事原则重新建立起来的官方工会所宣布的人数还要少。要想恢复元气，它必须表明自己与工人的利益还有一定的关系。1993年春，由团结工会直接推举的下院议员们推翻了苏绰卡娅政府，这些迷恋于反共产党的人并不知道，他们是在把转变过来的共产党人重新请回政府。
1993年的议会选举，不论是对于团结工会的剩余人员来说，还是对于东正教会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我们前面已说到东正教的道德和政治影响有多大。1989年，教会统治集团或是明智或是不明智地决定要把这种影响制度化。他们不仅要求归还被共产党没收的财产，而且要求归还被沙皇没收的财产。他们声称要对国民的行为加以道德上的控制，重新引进宗教劝戒所，禁止堕胎，并要求各电视台承诺自己的节目不与“基督教价值”相冲突。这种从教室到卧室的全方位监视，是不会引起波兰人的兴趣的。特别是妇女们，她们着实被牧师们反对避孕、堕胎的无情主张弄得大吃了一惊。东正教会的声望一落千丈，在基督教旗号下反对1993年选举的反动联盟，连在议会中拥有一个席位所必需的最小票数都没有得到。[23]尽管东正教会的影响并没有消失，但它的枷锁已被松动。
并不是所有从团结工会里发展出来的党派都受到了同样的打击。其中最大的党——民主联盟（不久又叫作自由联盟）——拥有两位总理和这次运动的大多数领头人物。它位居第三，获得了10.5％的票数。这一票数与团结工会传统的惟一继承者劳动者协会的票数十分接近。后者从一开始就反对政府的经济政策。莱赫·瓦文萨最后一刻才临时凑成的党及其民族主义的、民粹派的组织，仅仅跨过了5％的门槛，而团结工会作为一种交易才推举出来的候选人也没有通过这次考验。由于团结工会这种内讧和内耗，控制新议会的党派成了两个，它们的得票率都很高，而且都与前政权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在色姆的选举中，民主左翼联盟（首字母是SLD，主要由改弦易辙的共产党人所组成）获得了第一，紧跟其后的是波兰农民党（PSL) ，它以前一直是共产党的附庸。考虑到计算太复杂、许多票数并没有在分配席位时算进来等因素，这两个党派能够获得大约三分之二的色姆代表人数，也算是心满意足了。许多评论家对历史如此相似颇感震惊。1989年，为了保证共产党人获得这个比例的席位，有人还必须仰赖法令的作用，把许多有充分竞争力的选区排除出去。而如今，在自由的选举中，公开转变的共产党人倒是靠普选就赢得了这一比例的席位。这都是勒斯热克·巴萨诺维奇及其国内外的支持者一手造成的。
但这无论如何都不是回归到旧政体，旧政体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已经烟消云散了。农民党如今再也不是谁的附庸了，它是惟一一个有着小农社会基础的波兰政党，但如果他们国家的农业政策想要仿效西欧的模式，这个政党的社会基础也就注定要土崩瓦解。他们的党可以偏向教会一边，在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堕胎一事）上持反动立场，但他们首先缺乏兴趣的，还是毫无管制的市场。有趣的是，在农民党内部，比起那里共产党出身的、成分更加复杂的党员来，农民代表们倒是不那么急于快速转变到资本主义。
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SDRP）早在1900年共产党倒台时就成立了。年轻一代的领导人取代老一辈领导人之后，他们甚至比其前辈更讲实用。留在领导层内的，是那些认为重新组建的党应该把新社会当作未来目标的人。此时，这只是一种极乐观的设想而已。在共产党45年的一党专政之后，给乱糟糟的制度留的漏洞是无穷大的。猛然之间，共产党就在国家和地方各级行政机构里丧失了重要地位，在电视、广播、报刊中的特权地位也是如此。由于选择的道路是转向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在经济领域里的地位下降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普遍同意不把工厂移交给劳动人民，而是创造一个资产阶级来掌管它们，因此，那些懂行的、有经验的、有钱的（这些钱往往是从黑市弄到的）人，就会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抢得先机，而他们中许多人都在以前的政权中与共产党有着某种联系。据此，可以把波兰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分成三个阶层：第一个也是最弱小的一个，是由“休克疗法”的受害者组成的：报酬微薄的工人、公务员、失业者和退休者，他们的境遇比以前糟糕多了；第二个阶层由这些人组成：他们不管物质待遇好坏，都对这个国家半个世纪的革命被白白浪费掉抱有怨愤，谁也不喜欢听到自己所做的一切——生产、研究、教育等等——最终落入魔鬼之手；第三个阶层，尽管人数不是最多但却是最有影响力的，它的成员个人收获不错，却害怕再来一场“红色”清洗，使他们刚到手的一切付之东流。为了调和这三部分人之间的利益，波兰社会民主党必须看起来像个循序渐进的党，既懂得穷人的可怜，又讨厌任何政治迫害。正是由于这场貌似“带着一张仁慈面孔的资本主义”运动，才使它所支持的民主左翼联盟在1993年9月的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
跻身议会之后，这些前共产党人知道，尽管自由联盟与他们在经济看法上比较接近，但这个党派是不会与他们合作的，因此，他们只得与农民党合作。为此，他们不惜给了农民党一段时间的总理位置坐坐。新的执政联盟运气不错。已经到达底线的经济，照理说也应该复苏了。这样一来，新政府既可以兑现改善生活状况的承诺，也可以不以任何根本的方式触动现行经济政策。生产上去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转轨平稳了。外交政策也和经济政策一样改动甚少。如此一来，一场高层对决就只好在1995年的10月上演了，一边是看起来有点发福的莱赫·瓦文萨，五年的总统生涯让他的脾气变糟糕了，另一边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亚历山大·科瓦涅大斯基，他是一位年轻的、温和的转变过来的共产党人。
这场对决所表明的对立看来既不可避免，也有点做作。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一旦雅塞克·库龙不再是一位强劲对手的事实日渐明朗，为了给对手一副强劲的假象，瓦文萨就只得装出团结工会又一次与红色分子作对的样子，只得发出警告说，勃列日涅夫的坦克已经做好了准备，残酷无情的共产党人将会把一切收归国有并且逮捕所有敢于反抗的人。[24]这种做法在第一轮投票中还可以奏效，从格丹斯克来的瓦文萨再次抛头露面，让人觉得他才是最有可能击退“红色侵略”的人。在第二轮投票中，这种做法就不奏效了。尽管媒体确实偏袒瓦文萨，但这与同样被媒体偏袒的叶利钦只要发动一次闪电战就可以很快在俄罗斯取得满意效果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例如，西方对某个“共产党人”呼吁波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声音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担心，也对某个执政两年之后的党派明白表示要继续转向资本主义不存在什么疑虑。说话更时髦和温和的科瓦涅夫斯基打败了咄咄逼人的瓦文萨。在共产党政权垮台六年之后，波兰人民选择了一个尽管出生于1954年，但也有足够的时间在旧的政权下爬到显赫地位的人当他们的总统。转变过来的共产党人现在已经控制了政府，也控制了总统宝座。
然而，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尾。在最近的转轨过程中所实行的资本主义，并没有给资本主义本身增加一副仁慈的面孔。受转轨之害的人们的不满并没有消失，甚至在复苏期也是如此，它只是在如今还找不到另一条出路而已。由于民主左翼联盟进了政府，而激进左翼即劳动者协会又无力找到一个可行的另类方案，右翼便取代它们，成了不满情绪的代言人。这可不是什么值得尊敬的右翼，不是什么尽管向财神低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举止得体，在关于种族、社会行为、文化自由等问题上稍具理性的右翼——不，这是一个教权主义的、反动的右翼。它给各种现实的经济问题提供的解决方案貌似激进，给社会的政治组织提供的建议则危险万分。然而，这些观念却对团结工会颇富吸引力，他现在也不需要与政府一道来暗中遮掩了，因为它想获得作为一个工会、作为一股政治势力所应有的气势。
团结工会要想否认它从一开始就没有反对过“休克疗法”是很难的，因为要是它反对，巴萨诺维奇计划就不可能得到执行。它充其量只能说，这个卑鄙的计划是那些外来分子，那些既不是一个好波兰人，也不是一个好基督徒，说白了，是那些犹太人偷偷塞进来的。在这个据《大屠杀》一书所说是反犹太人运动中受害者人数最多的国家里，幸存者转眼间就成了卑鄙的、可笑的人。附带说一句，这种状况也表明了各种宣扬说这个国家开始容忍外来者，外来者不再受本国人排斥的理论有多么荒唐可笑。实际上，波兰并没有多少犹太人。以前充满活力、多姿多彩的犹太社区，人口只有350万，只占波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而且更多的人生活在小城镇。而现在，留下来的犹太人只有1.5万至3万人了，但这并不妨碍那些右翼的可卑政治家们语中带刺地说，犹太人的威胁已迫近基督教的波兰，也不妨碍他们心中盘算，任何他们想要给他戴上恶棍这顶帽子的人，不管是库龙还是马佐维奇，都可能是犹太人出身（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另一种恶魔，即互济会会员出身）。
难办的是，这样一种卑鄙的意识形态虚构不能真正地用于现实目的；要是把犹太老板赶跑了，可做的工作就会少之又少。但另一方面，那些追捕革命者的人却收获不小，特别是当这种追捕行动扩大到经济管理领域中的时候。实际上，用一句东欧人喜欢的话说，肃清、清洗、驱逐前共产党人，乃是极右翼分子工作的重中之重。这种工作也吸引了部分老百姓，因为许多波兰人觉得，尽管政权改变了，但社会上特权阶层人士的面孔依然如故：雅鲁泽尔斯基走了，干部们还没走。事实上，攻击特权依然存在的各种言论，恰恰暴露了那些即将抓住特权的人在政治上的奸诈和虚伪。
如果说还有许多旧政权下的管理人士待在位置上不走，那不是因为团结工会与以前的统治集团沆瀣一气，而是由双方本质上的一致性造成的。如果工厂的管理立足于1981年就提出过的自我管理，如果劳动人民接管了工厂并且自己决定由谁、怎样来实施管理，那么，许多管理岗位就会消失掉。只有职工才有权批谁将继续留任。但是，谈判者们选择了快速转向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偏爱的，却是那些有地位、有合同、有钱、经验老到的人，以及现代的投机者、旧的或新的干部。极右翼势力的代言人并没有放弃资本主义目标。他们只是在主教的祝福声中，发明了一种空想的资本主义社会，在那里，谢谢国家对股票的分配，所有的公民（或者应该叫所有的纯波兰人）都是财产所有者，都是资本家。
玛瑞恩·克扎克列夫斯基的聪明之处，在于利用波兰工人的不满来作为反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本。随着瓦文萨作为一个失败者而日渐失去大家的信任，克扎克列夫斯基就整个儿控制了团结工会，并在工会周围建立起一个竞选联盟——即前面已经提到的AWS——重新纠合起波兰全部的极右翼势力，范围包括从相对理智的社会保守派到极端狂热的民族基督徒协会。在后者看来，世俗的欧盟乃是毁灭之门，善良的纯波兰人东正教徒将会在里头迷失灵魂。他们得到了大众化的、极端反动的电台——玛雅（Maryia）电台所推举的候选人的支持，这个电台把那些赞成堕胎的议员比喻成“与纳梓共枕的娟妓”，也许还把耶一玛丽·勒·篷（Jean-Marie Le Pen）或者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怀疑成自由主义的异端分子。直接用选举的话来说，这种运作确实见效。一度貌似一个大党的极右翼党派——让·奥茨维斯基的“波兰复兴运动”（POP）被挤到一边去了。在1997年的议会选举中，它仅仅跨过了5％的门槛，获得了6个议会席位。而克扎克列夫斯基的AWS得票率最高，获得了三分之一的总票数和201个议会席位。
但在色姆的460个席位中，201个并不能保证是大多数。为了寻求联盟，克扎克列夫斯基决心把游戏继续玩下去。假如他的注意力真的在于扭转1989年之后的经济政策，他就会把农民党拉作伙伴的。农民党尽管在选举中失利，但它仇视欧洲一体化和市场力最四处横行，这点还是有着比较坚实的社会基础的。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他选择了自由联盟，这个联盟尽管只有60个席位，是一个不太显眼的伙伴，但它拥有两位特别重要的部长——布罗尼斯拉夫·盖雷梅克[25]，他是一位忠诚可靠的欧洲人，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休克疗法主义者”巴萨诺维奇，他是经济界的霸王。这位芝加哥学派的忠实信徒是不会容忍任何拿市场开玩笑的人的。那些真的相信AWS会把国家财富交到人民手中的人，现在只有彻底失望了，因为在整个东欧，这种“分配”计划最多只是一种贿赂，最糟的话，那就是一种欺骗。
这并不就意味着克扎克列夫斯基不能在一段时期内把他的道德高洁与经济清白结合起来。他可以通过给孩子们安排工作做到这一点。在政府机构中，这种位置多得很。他也可以让他那些右翼朋友们心情舒畅，例如允许他们随便在哪里游荡，在这些地方禁止流产和反对堕胎，或者把一种道德秩序强加到日常文化生活中，特别是媒体上 ，总之就是把波兰变成一潭教权化的死水。与之相比，爱尔兰倒显得有点像自由思想家的天堂了。不过，这样一种进攻态势遇到了反抗，其中包括总统的否决。随着经济问题日渐浮出表面，克扎克列夫斯基的乌合之众以及政府本身似乎也要作鸟兽散了。乐观的结果也许是，这种极右翼势力的短期统治将会通过摧毁一些至今仍在波兰政治里兴风作浪的神话，从而把事情搞清楚。玛瑞恩·克扎克列夫斯基也许正在给团结工会的故事划上句号。这不仅是因为工人们在巴萨诺维奇的祝福声中正在从团结工会拥有其坚实基础的大型国有企业里被赶进不允许工会主义存在的小型私营企业里，而且更是因为，在接连受了两次欺骗之后，波兰工人们不会再需要第三次才懂得团结工会并没有真正捍卫他们的利益的道理。假如波兰工人想要停止昔日的斗争，并开始准备为未来而战，那么，如此一种重估就是必要的。要是没有有条件的回应，自由联盟中的新自由主义者和那些出身于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人就会走到一起，组成一个代表着向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的受益者和获利者利益的党派，而社会民主党那些剩下的大多数人，就会与劳动者协会、工会主义者团结起来，捍卫工人、公务员、被榨干的农民，以及一切受压迫者的利益。在此过程中，他们就会勾画出一个崭新社会的蓝图。惟有左翼与右翼展开一次如此坦率的交锋，才能逐渐把非理性的和反动的教权主义所暗藏的危险因子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因为，在一个希特勒曾经设立过毒气室的国家里，当所有的（除了那些已经被杀害的）犹太人还在被当作替罪羊的时候，关键的问题其实并不是“犹太人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唉，纳粹分子旱已找到了最后的解决方式），而这恰恰是波兰社会内部非理性弱点的表征之一。
如果人们在澄清问题、反对非理性情绪方面无所作为，那么非理性情绪是否还会继续影响到整个国家？这点倒是不明朗的。我的许多波兰朋友在为自由而做的长期斗争中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和克制力，可现在，他们也被自己那饱受非理性的、民粹派的浪潮冲击的祖国之前景搞得惊惶失措。之所以会如此，只是因为他们没能看到，他们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抱怨自己的消沉，因为，不管他们的过去有多么辉煌，他们再也没有勇气去反对“休克疗法”了。它已经被当作一种惟一可能的药方被加到波兰头上，并且把本来应该在1989年展开的斗争推迟到未来去了。诚然，时间也许会让波兰人找到他们的方向的。直到今日，他们在自由的九年时间里想方设法制造的政治混乱，还与1980年在格丹斯克造船厂工人带领下、寻求他们自己的、开始走出显然令人绝望的困境的出路的波兰工人在全世界所激发出来的希望，形成鲜明对比。
我得承认，这里强调波兰的困境是有个人理由的。在1980年那些火热的日子里，甚至更早，许多人就以为从波兰工人运动的复兴中看到了一个值得整个东欧仿效的典型，一条走出新斯大林体制的进步的、激进的道路，我也属于这些人之一。请别夸大我的天真。我并没有把格丹斯克的工人描写成戴着社会主义头盔的国际主义骑士。我知道教会、民族主义、被社会主义与政权挂钩的那些年代激起的对社会主义的厌恶等的分量之轻重。我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声势浩大的波兰工人运动会以政治自杀，以建立一种工人阶级的力量在其中不仅没有壮大反而被削弱的新体制而告终。
有必要从中得出另一个结论：单靠自发性、自然力是不够的。波兰工人运动是有力的，而且不是短时间的，但它最终没能成功，最终没能兑现其承诺。为了完成历史使命，一场运动不仅要有一个清晰的长远计划和目标，而且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它不仅需要控制其力量的运用，而且需要保证其队伍和阵营的愿望一以贯之，也就是说，不致被引到歧路上去。
最后，整个欧洲也许能从波兰事件中得到教训。毕竞，在这个转型不是由上层革命所发动的地方，在这个人民从来就没有走上过舞台的地方，在这个不同政见者即使不算英雄但人数也不少的地方，波兰只是其中的一个国家而已。在这里，当局必须克服来自下层的长期压力，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也与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走到了一起。就算波兰真的无法带来一个真正的、先进的替代方案，那也只能说是在世界的这个角落时机尚未成熟。工人们被抛进了生存斗争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浊流里，他们似乎还无法懂得和争取自己的社会利益。我们为斯大林遗产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人民已茫然失措。他们拥抱资本主义，把它当作生存之道，没想到它只是少数幸运者的柯纽科巴（Cornucopia）[26]。于是许多人怀起旧来了。他们还必须把社会主义从其新斯大林主义的纠缠中解脱出来，还必须分辨出在新的征程里所收获的自由，他们还需要时间去进行自我教育。由于这些原因，我的印象借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在可见的将来，光明不会来自东欧。我很乐意历史证明我的话是错的。接下来，还是让我们看看西欧给我们提供的未来战场如何吧。
[1] 美国著名商业街。——译者注
[2] 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SDRP）的前身是波兰共产党。它是一个被叫做“民主左翼联盟”（SLD）的联盟的主心骨，在1997年9月的色姆（国会）选举中，该联里获得了20.5％的选票和460个席位中的161个。它的盟友波兰农民党（PSL）则获得了15％的选票和131个席位。它们在国会中的席位之所以比例过高，是因为许多选票被“浪费”了，而许多右翼党派则没有跨过5％的门槛。
[3] 曼彻斯特：英格兰西北部的一座具有自治特权的城市，位于利物浦东北偏东方向。建于凯尔特人和罗马人的定居点上，1301年开始设市。大曼彻斯特区是人口密集的工业发达地区。——译者泣
[4] 罗兹：波兰中部城市，罗兹省省会。——译者注
[5] 波兹南：波兰中西部城市，位于华沙以西。该市建于公元10世纪以前，于会元1793年割让给普鲁士，在一次大战以后归还波兰。——译者注
[6] 哥穆尔卡（1905一？)：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前第一书记，1926年参加波兰共产党，曾两次被旧政权逮捕入狱。1943年至1948年任波兰工人党总书记，1945年至1948年任政府副总理，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和社会党合并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当选为中央委员，1949年11月被开除，被捕入狱，1954年获释，1956年平反，同年10月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1970年12月被解职。
[7] 莫洛托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1890—1986 ) ：苏联政治家，曾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1941年）和外交部长（1939—1949年及1953—1956年）。——译者注
[8] 指1968年1月，华沙民族剧院重新上演19世纪伟大爱国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的反沙俄诗剧《先人祭》。——译者注
[9] 格丁尼亚：波兰北部城市，位于格丹斯克海湾内，在格丹斯克西北部。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它一直是波罗的海一个重要港口。——译者注
[10] 什切青：波兰西北部城市，靠近奥德河河口。从1648年至1720年被瑞典统治，1720年割让给普鲁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城成为波兰的一部分。——译者注
[11] 西里西亚：欧洲中部一地区，主要位于波兰西南部和捷克斯洛伐克北部。公元500年斯拉夫民族在此定居，长期以来各国和各公国都对该地区进行争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里西亚被德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分割。1938年慕尼黑条约签订以后，捷克斯洛伐克所占的那部分归入德国和波兰。1939年至1945年德国占领了波兰属西里西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合并了大部分德属西里西亚。波兰南部的上西里西亚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区。——译者注
[12] 拉多姆：波兰中东部城市，位于华沙市之西。14世纪建成，1795年归奥地利所有，1815年归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归还波兰。——译者注
[13] 与杰出的年轻历史学家卡罗·马佐列夫斯基（Karol Modzelewski）一道，雅·库龙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多年的时光，并于1964年写了《给党的公开信》。
[14] 卢布林：波兰东部华沙东南部的一个城市。1317年被特许建立，1795年被转让给奥地利，1815年转给俄国。——译者注
[15] Daniel Singer，The Road to Gdansk: Poand and the USSR（New York :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2）.
[16] 这也许是巴萨诺维奇的路线，他那时候名义上还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对所谓的“网络”倡导得特别积极，鼓吹在大型企业中推行自我管理的模式。
[17] 指波兰在地理上与前苏联毗邻，属于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管，因此许多政治体制须与后者保持一致。——译者注
[18] 当库龙告诉我他所担心的选举交易时，我说共产党人是不可能接受这种交易的，因为这意味着自取灭亡。然而，尽管我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我的预见却完完全全地错了。
[19] 在投票前久，我同马佐维奇一道吃过一次饭，那时他头脑中还显然没有一丝能够当上总理的念头。
[20] 除了马佐维奇，还有雷茨德·布盖伊（Ryszard Bugaj）和其他26名著名的激进主义者，一开始就在一份反对巴萨诺维奇计划的声明上签了字。他们与另外一些人一道，组成了“劳动者团结”组织，后来被称作“劳动者协会”，从而真正保存了这次运动的原初旨意。
[21] 波兰基本货币单位。——译者注
[22] 有关梵蒂冈（罗马教廷所在地——译者注），与里根政府的联系，特别是与其安全机构的联系，参看Carl Bernstein ＆ Marco Politi,His Holiness（New York：Double - day ，1996）。
[23] 单个党派所需的最小票数是5%，党派联盟所需要的最小票数是8％。
[24] 库龙的党，即自由联盟，通过一个十分微弱的多数而把他推举为总统候选人，同时选择勒斯热克·巴萨诺维奇作为该党的领袖。这种别有用心的选择确实排除了需要左翼的劳动者协会同时批准的必要性，但库龙的候选人资格再也没有被认可。
[25] 盖雷梅克的犹太人出身让玛雅电台有机会抗议说，工作本来应该跑到“波兰种族一极”的。
[26] 柯纽科巴（Cornucopia）：源于希腊神话，柯纽科巴是哺乳主宰天地之神宙斯的羊角，也指满装花果、象征丰烧的羊角。
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前 言 谁之未来？
在我们每个人，某些东西已逝去。逝去的，乃是希望本身。
——奥斯卡·怀特：《观监狱有感》
波兰再次走在了前列。诸位也许会说，团结工会组建政府的机会，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措手不及，只好仓促应对。最紧迫的任务是应付经济状况的恶化。马佐维奇政府，与身边总被一帮俨然经济大腕的西方金融家们所包围的巴萨诺维奇一道，开始推行一种后来被称作“休克疗法”的经济政策。所有的管制一旦被解除，物价就骤然飙升。倒是工资受到了管制，以使它们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取代了长长的购物队伍。尽管小额存款被扫地出门，但投机家的利润却可以天马行空。所有这一切，都是一场有意识的、无情的、原始性的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运动的一部分。政府对走私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加强食品卫生管理、打击现存的最薄弱的环节即零售贸易中的非法行为，无动于衷。而且，给予私有部门的税收和工资政策优惠，也对大型国有企业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产量和生活水平的下降，比这一政策的设计者们所许诺的或者说本就盼望的，还要快得多、持久得多。然而，尽管带来了灾难性的经济后果，这场运动还是达到了打碎现行体制的政治目的。
让人十分费解的是，一个其名称含有社会和谐理想的组织，怎么到头来宣讲起满口自私的福音了呢？一场以平等主义开始的运动，怎么就引入了一种专门用来保护特权者，打击贫弱者的制度？一个由产业工人特别是大型企业里的无产阶级建立起来的工会，怎么就领导了一项必定会伤害其建立者的根本利益的工程了呢？部分的答案就在于，1980年的团结工会是造反者，而1990年的团结工会成了统治者。不能简单地把这种情况理解为波兰工人被知识分子给骗了。所谓的专家是无法随意做到这一点的。假如瓦文萨最著名的顾问塔祖茨·马佐维奇和布拉尼斯拉夫·盖雷梅克（Bronislaw Geremek ) 跑到列宁造船厂或任何其他的工厂里，告诉工人们要勒紧裤带过日子，他们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在一定的时期内，工人们只会听从他们自己人的劝说，例如瓦文萨。因此，整个领导层——工人和知识分子——都必须为这项政策以及转向资本主义道路承担责任。[20]
是谁把他们推到这条道路上去的？尽管东正教会在许多别的事情上对团结工会有着负面影响，但它似乎并没有在决定团结工会的经济政策上起到关键的作用。这一政府刚刚组建时，代表大企业利益的国际组织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给该政府施加的压力可谓是立竿见影。但这种基础是早已打好了的。在那些地下活动的年代里，团结工会曾经从西方接受了大量的援助，其中一些来自于它的欧洲同情者，包括各国工会，更多的援助则来自于官方机构，特别是美国的此类机构。根据现在的估计，美国中央情报局为此投资了大约5000万美元——与在苏联帝国的崩溃上的投资相比，这点钱简直是微不足道。但要是按照当时通行的黑市价格把这笔钱兑换成兹罗提[21]，那可是一笔大数目。[22]
所有这些因素都很重要。但它们还是不足以解释团结工会立场转变之迅速。1980年，当他们还把自己的命运与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时，马佐维奇尚是一位进步的东正教徒（与法国左翼东正教周刊《Esprit》联系密切），而盖雷梅克则仍然是一位“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十年过去了，他们一个当了总理，一个则成了赞成政府为了响应金融主义者的号召而把资本主义的苦药灌进波兰人喉咙里的议会领导人。为了理解这种转变，诸位必须回想一下那段时期欧洲政治气候的总体变迁。80年代初，当波兰工人已经梦想一个平等的、自我管理的社会时，欧洲部分左翼人士却还在按照既非斯大林的闹剧也非资本主义的剥削的第三条道路来思考：法国社会主义者进了政府就开始模棱两可地谈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80年代末，法国社会主义者成了金融当局的拥护者，撒切尔主义意识形态在全欧洲大获全胜。在波兰本土，梅茨斯拉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law Rakowski）的“共产党”政府正在为转变打基础，正在解除对食品价格的管制，而处在地下活动期间的团结工会，在把自己的愿望落实为政策方面尚无什么实际行动。当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他们会离自己的原初立场如此之远时，变成新生资本家的波兰左翼人士往往借用一句时下流行的说词作为辩护：别无选择。从这种历史背景出发，团结工会的领导者们乐此不疲地在工人耳边说，这是惟一的一条出路。这就是东欧工人运动复兴的先锋——波兰——为何也是领导“休克疗法”新潮的国度的原因所在了。
尽管“休克疗法”在一段时期内见到了效果，但团结工会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集多年之英雄行动才积攒起来的名望和信誉资本，很少有浪费得如此之快的。正如1990年12月的总统角逐所表明的，光荣在几年之内就暗淡下去了。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苏联帝国的崩溃，再也不需要雅鲁泽尔斯基去当什么“担保人”了，但团结工会培养出的政治势力并没有面对选举而齐心协力起来。瓦文萨对自己扶持起来的不听话的总理深感恼怒，于是发动了一场“内讧”。这场领导层内部的冲突导致出现了两位候选人——马佐维奇和瓦文萨本人。这位“民族英雄”尽管只获得了40％的票数，还是首先通过了第一轮选举。第二个通过的并不是总理。他被一位粗俗的煽动分子超过，此人名叫斯坦·狄明斯基（Stan Tyminski) ，是一位诡计多端的流亡者，在生意上挣了钱就回国了。确实，瓦文萨没花多大力气就在决定性的第二轮选举中把狄明斯基给打败了，但后者的首轮胜利已经是一个警钟，表明“休克疗法”己使这个国家变得脆弱不堪。曾经在团结工会的旗号下走到一起的各方势力，不再团结一致，团结工会也因此日渐衰落。1991年的选举则再次验证了这一事实。
不管瓦文萨在竞选过程中有过什么许诺，反正当选之后，他在改变经济政策方面是无所作为的。相反，他挑选的第一位总理让-克泽茨托夫·别列奇（Jan-Krzysztof Bielecki）倒是位热心的货币主义者，而接掌别列奇总理大权的让·奥茨维斯基（Jan Olszewski）却是波兰极右翼势力的首脑。他整天忙于从床底下逮捕革命分子，以至于没时间干其他的事情。他的政府编造的安全档案是如此令人生疑，结果没几天他就被请出了政府机构。
波兰第一位女总理哈娜·苏绰卡娅（Hanana Suchocka）是在一段时间之后才接掌总理位置的，她领导着一个由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和反动的东正教徒组成的联盟。她遵循了一条同样不受欢迎的经济路线（受压迫者的代言人雅塞克·库龙在政府中露面，稍稍缓冲了这种局势）。从此，工会色彩越来越淡的团结工会，在两年的内讧之后变得一蹶不振、纷争不断了。没有团结工会的积极的以及随后消极的支持，巴萨诺维奇的政策创新是不可能执行下去的。不过，这种支持的代价也十分沉重。一度曾是波兰工人阶级代表的团结工会，现在只剩下不到200万人，比前政权依据军事原则重新建立起来的官方工会所宣布的人数还要少。要想恢复元气，它必须表明自己与工人的利益还有一定的关系。1993年春，由团结工会直接推举的下院议员们推翻了苏绰卡娅政府，这些迷恋于反共产党的人并不知道，他们是在把转变过来的共产党人重新请回政府。
1993年的议会选举，不论是对于团结工会的剩余人员来说，还是对于东正教会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我们前面已说到东正教的道德和政治影响有多大。1989年，教会统治集团或是明智或是不明智地决定要把这种影响制度化。他们不仅要求归还被共产党没收的财产，而且要求归还被沙皇没收的财产。他们声称要对国民的行为加以道德上的控制，重新引进宗教劝戒所，禁止堕胎，并要求各电视台承诺自己的节目不与“基督教价值”相冲突。这种从教室到卧室的全方位监视，是不会引起波兰人的兴趣的。特别是妇女们，她们着实被牧师们反对避孕、堕胎的无情主张弄得大吃了一惊。东正教会的声望一落千丈，在基督教旗号下反对1993年选举的反动联盟，连在议会中拥有一个席位所必需的最小票数都没有得到。[23]尽管东正教会的影响并没有消失，但它的枷锁已被松动。
并不是所有从团结工会里发展出来的党派都受到了同样的打击。其中最大的党——民主联盟（不久又叫作自由联盟）——拥有两位总理和这次运动的大多数领头人物。它位居第三，获得了10.5％的票数。这一票数与团结工会传统的惟一继承者劳动者协会的票数十分接近。后者从一开始就反对政府的经济政策。莱赫·瓦文萨最后一刻才临时凑成的党及其民族主义的、民粹派的组织，仅仅跨过了5％的门槛，而团结工会作为一种交易才推举出来的候选人也没有通过这次考验。由于团结工会这种内讧和内耗，控制新议会的党派成了两个，它们的得票率都很高，而且都与前政权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在色姆的选举中，民主左翼联盟（首字母是SLD，主要由改弦易辙的共产党人所组成）获得了第一，紧跟其后的是波兰农民党（PSL) ，它以前一直是共产党的附庸。考虑到计算太复杂、许多票数并没有在分配席位时算进来等因素，这两个党派能够获得大约三分之二的色姆代表人数，也算是心满意足了。许多评论家对历史如此相似颇感震惊。1989年，为了保证共产党人获得这个比例的席位，有人还必须仰赖法令的作用，把许多有充分竞争力的选区排除出去。而如今，在自由的选举中，公开转变的共产党人倒是靠普选就赢得了这一比例的席位。这都是勒斯热克·巴萨诺维奇及其国内外的支持者一手造成的。
但这无论如何都不是回归到旧政体，旧政体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已经烟消云散了。农民党如今再也不是谁的附庸了，它是惟一一个有着小农社会基础的波兰政党，但如果他们国家的农业政策想要仿效西欧的模式，这个政党的社会基础也就注定要土崩瓦解。他们的党可以偏向教会一边，在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堕胎一事）上持反动立场，但他们首先缺乏兴趣的，还是毫无管制的市场。有趣的是，在农民党内部，比起那里共产党出身的、成分更加复杂的党员来，农民代表们倒是不那么急于快速转变到资本主义。
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SDRP）早在1900年共产党倒台时就成立了。年轻一代的领导人取代老一辈领导人之后，他们甚至比其前辈更讲实用。留在领导层内的，是那些认为重新组建的党应该把新社会当作未来目标的人。此时，这只是一种极乐观的设想而已。在共产党45年的一党专政之后，给乱糟糟的制度留的漏洞是无穷大的。猛然之间，共产党就在国家和地方各级行政机构里丧失了重要地位，在电视、广播、报刊中的特权地位也是如此。由于选择的道路是转向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在经济领域里的地位下降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普遍同意不把工厂移交给劳动人民，而是创造一个资产阶级来掌管它们，因此，那些懂行的、有经验的、有钱的（这些钱往往是从黑市弄到的）人，就会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抢得先机，而他们中许多人都在以前的政权中与共产党有着某种联系。据此，可以把波兰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分成三个阶层：第一个也是最弱小的一个，是由“休克疗法”的受害者组成的：报酬微薄的工人、公务员、失业者和退休者，他们的境遇比以前糟糕多了；第二个阶层由这些人组成：他们不管物质待遇好坏，都对这个国家半个世纪的革命被白白浪费掉抱有怨愤，谁也不喜欢听到自己所做的一切——生产、研究、教育等等——最终落入魔鬼之手；第三个阶层，尽管人数不是最多但却是最有影响力的，它的成员个人收获不错，却害怕再来一场“红色”清洗，使他们刚到手的一切付之东流。为了调和这三部分人之间的利益，波兰社会民主党必须看起来像个循序渐进的党，既懂得穷人的可怜，又讨厌任何政治迫害。正是由于这场貌似“带着一张仁慈面孔的资本主义”运动，才使它所支持的民主左翼联盟在1993年9月的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
跻身议会之后，这些前共产党人知道，尽管自由联盟与他们在经济看法上比较接近，但这个党派是不会与他们合作的，因此，他们只得与农民党合作。为此，他们不惜给了农民党一段时间的总理位置坐坐。新的执政联盟运气不错。已经到达底线的经济，照理说也应该复苏了。这样一来，新政府既可以兑现改善生活状况的承诺，也可以不以任何根本的方式触动现行经济政策。生产上去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转轨平稳了。外交政策也和经济政策一样改动甚少。如此一来，一场高层对决就只好在1995年的10月上演了，一边是看起来有点发福的莱赫·瓦文萨，五年的总统生涯让他的脾气变糟糕了，另一边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亚历山大·科瓦涅大斯基，他是一位年轻的、温和的转变过来的共产党人。
这场对决所表明的对立看来既不可避免，也有点做作。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一旦雅塞克·库龙不再是一位强劲对手的事实日渐明朗，为了给对手一副强劲的假象，瓦文萨就只得装出团结工会又一次与红色分子作对的样子，只得发出警告说，勃列日涅夫的坦克已经做好了准备，残酷无情的共产党人将会把一切收归国有并且逮捕所有敢于反抗的人。[24]这种做法在第一轮投票中还可以奏效，从格丹斯克来的瓦文萨再次抛头露面，让人觉得他才是最有可能击退“红色侵略”的人。在第二轮投票中，这种做法就不奏效了。尽管媒体确实偏袒瓦文萨，但这与同样被媒体偏袒的叶利钦只要发动一次闪电战就可以很快在俄罗斯取得满意效果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例如，西方对某个“共产党人”呼吁波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声音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担心，也对某个执政两年之后的党派明白表示要继续转向资本主义不存在什么疑虑。说话更时髦和温和的科瓦涅夫斯基打败了咄咄逼人的瓦文萨。在共产党政权垮台六年之后，波兰人民选择了一个尽管出生于1954年，但也有足够的时间在旧的政权下爬到显赫地位的人当他们的总统。转变过来的共产党人现在已经控制了政府，也控制了总统宝座。
然而，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尾。在最近的转轨过程中所实行的资本主义，并没有给资本主义本身增加一副仁慈的面孔。受转轨之害的人们的不满并没有消失，甚至在复苏期也是如此，它只是在如今还找不到另一条出路而已。由于民主左翼联盟进了政府，而激进左翼即劳动者协会又无力找到一个可行的另类方案，右翼便取代它们，成了不满情绪的代言人。这可不是什么值得尊敬的右翼，不是什么尽管向财神低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举止得体，在关于种族、社会行为、文化自由等问题上稍具理性的右翼——不，这是一个教权主义的、反动的右翼。它给各种现实的经济问题提供的解决方案貌似激进，给社会的政治组织提供的建议则危险万分。然而，这些观念却对团结工会颇富吸引力，他现在也不需要与政府一道来暗中遮掩了，因为它想获得作为一个工会、作为一股政治势力所应有的气势。
团结工会要想否认它从一开始就没有反对过“休克疗法”是很难的，因为要是它反对，巴萨诺维奇计划就不可能得到执行。它充其量只能说，这个卑鄙的计划是那些外来分子，那些既不是一个好波兰人，也不是一个好基督徒，说白了，是那些犹太人偷偷塞进来的。在这个据《大屠杀》一书所说是反犹太人运动中受害者人数最多的国家里，幸存者转眼间就成了卑鄙的、可笑的人。附带说一句，这种状况也表明了各种宣扬说这个国家开始容忍外来者，外来者不再受本国人排斥的理论有多么荒唐可笑。实际上，波兰并没有多少犹太人。以前充满活力、多姿多彩的犹太社区，人口只有350万，只占波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而且更多的人生活在小城镇。而现在，留下来的犹太人只有1.5万至3万人了，但这并不妨碍那些右翼的可卑政治家们语中带刺地说，犹太人的威胁已迫近基督教的波兰，也不妨碍他们心中盘算，任何他们想要给他戴上恶棍这顶帽子的人，不管是库龙还是马佐维奇，都可能是犹太人出身（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另一种恶魔，即互济会会员出身）。
难办的是，这样一种卑鄙的意识形态虚构不能真正地用于现实目的；要是把犹太老板赶跑了，可做的工作就会少之又少。但另一方面，那些追捕革命者的人却收获不小，特别是当这种追捕行动扩大到经济管理领域中的时候。实际上，用一句东欧人喜欢的话说，肃清、清洗、驱逐前共产党人，乃是极右翼分子工作的重中之重。这种工作也吸引了部分老百姓，因为许多波兰人觉得，尽管政权改变了，但社会上特权阶层人士的面孔依然如故：雅鲁泽尔斯基走了，干部们还没走。事实上，攻击特权依然存在的各种言论，恰恰暴露了那些即将抓住特权的人在政治上的奸诈和虚伪。
如果说还有许多旧政权下的管理人士待在位置上不走，那不是因为团结工会与以前的统治集团沆瀣一气，而是由双方本质上的一致性造成的。如果工厂的管理立足于1981年就提出过的自我管理，如果劳动人民接管了工厂并且自己决定由谁、怎样来实施管理，那么，许多管理岗位就会消失掉。只有职工才有权批谁将继续留任。但是，谈判者们选择了快速转向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偏爱的，却是那些有地位、有合同、有钱、经验老到的人，以及现代的投机者、旧的或新的干部。极右翼势力的代言人并没有放弃资本主义目标。他们只是在主教的祝福声中，发明了一种空想的资本主义社会，在那里，谢谢国家对股票的分配，所有的公民（或者应该叫所有的纯波兰人）都是财产所有者，都是资本家。
玛瑞恩·克扎克列夫斯基的聪明之处，在于利用波兰工人的不满来作为反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本。随着瓦文萨作为一个失败者而日渐失去大家的信任，克扎克列夫斯基就整个儿控制了团结工会，并在工会周围建立起一个竞选联盟——即前面已经提到的AWS——重新纠合起波兰全部的极右翼势力，范围包括从相对理智的社会保守派到极端狂热的民族基督徒协会。在后者看来，世俗的欧盟乃是毁灭之门，善良的纯波兰人东正教徒将会在里头迷失灵魂。他们得到了大众化的、极端反动的电台——玛雅（Maryia）电台所推举的候选人的支持，这个电台把那些赞成堕胎的议员比喻成“与纳梓共枕的娟妓”，也许还把耶一玛丽·勒·篷（Jean-Marie Le Pen）或者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怀疑成自由主义的异端分子。直接用选举的话来说，这种运作确实见效。一度貌似一个大党的极右翼党派——让·奥茨维斯基的“波兰复兴运动”（POP）被挤到一边去了。在1997年的议会选举中，它仅仅跨过了5％的门槛，获得了6个议会席位。而克扎克列夫斯基的AWS得票率最高，获得了三分之一的总票数和201个议会席位。
但在色姆的460个席位中，201个并不能保证是大多数。为了寻求联盟，克扎克列夫斯基决心把游戏继续玩下去。假如他的注意力真的在于扭转1989年之后的经济政策，他就会把农民党拉作伙伴的。农民党尽管在选举中失利，但它仇视欧洲一体化和市场力最四处横行，这点还是有着比较坚实的社会基础的。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他选择了自由联盟，这个联盟尽管只有60个席位，是一个不太显眼的伙伴，但它拥有两位特别重要的部长——布罗尼斯拉夫·盖雷梅克[25]，他是一位忠诚可靠的欧洲人，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休克疗法主义者”巴萨诺维奇，他是经济界的霸王。这位芝加哥学派的忠实信徒是不会容忍任何拿市场开玩笑的人的。那些真的相信AWS会把国家财富交到人民手中的人，现在只有彻底失望了，因为在整个东欧，这种“分配”计划最多只是一种贿赂，最糟的话，那就是一种欺骗。
这并不就意味着克扎克列夫斯基不能在一段时期内把他的道德高洁与经济清白结合起来。他可以通过给孩子们安排工作做到这一点。在政府机构中，这种位置多得很。他也可以让他那些右翼朋友们心情舒畅，例如允许他们随便在哪里游荡，在这些地方禁止流产和反对堕胎，或者把一种道德秩序强加到日常文化生活中，特别是媒体上 ，总之就是把波兰变成一潭教权化的死水。与之相比，爱尔兰倒显得有点像自由思想家的天堂了。不过，这样一种进攻态势遇到了反抗，其中包括总统的否决。随着经济问题日渐浮出表面，克扎克列夫斯基的乌合之众以及政府本身似乎也要作鸟兽散了。乐观的结果也许是，这种极右翼势力的短期统治将会通过摧毁一些至今仍在波兰政治里兴风作浪的神话，从而把事情搞清楚。玛瑞恩·克扎克列夫斯基也许正在给团结工会的故事划上句号。这不仅是因为工人们在巴萨诺维奇的祝福声中正在从团结工会拥有其坚实基础的大型国有企业里被赶进不允许工会主义存在的小型私营企业里，而且更是因为，在接连受了两次欺骗之后，波兰工人们不会再需要第三次才懂得团结工会并没有真正捍卫他们的利益的道理。假如波兰工人想要停止昔日的斗争，并开始准备为未来而战，那么，如此一种重估就是必要的。要是没有有条件的回应，自由联盟中的新自由主义者和那些出身于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人就会走到一起，组成一个代表着向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的受益者和获利者利益的党派，而社会民主党那些剩下的大多数人，就会与劳动者协会、工会主义者团结起来，捍卫工人、公务员、被榨干的农民，以及一切受压迫者的利益。在此过程中，他们就会勾画出一个崭新社会的蓝图。惟有左翼与右翼展开一次如此坦率的交锋，才能逐渐把非理性的和反动的教权主义所暗藏的危险因子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因为，在一个希特勒曾经设立过毒气室的国家里，当所有的（除了那些已经被杀害的）犹太人还在被当作替罪羊的时候，关键的问题其实并不是“犹太人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唉，纳粹分子旱已找到了最后的解决方式），而这恰恰是波兰社会内部非理性弱点的表征之一。
如果人们在澄清问题、反对非理性情绪方面无所作为，那么非理性情绪是否还会继续影响到整个国家？这点倒是不明朗的。我的许多波兰朋友在为自由而做的长期斗争中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和克制力，可现在，他们也被自己那饱受非理性的、民粹派的浪潮冲击的祖国之前景搞得惊惶失措。之所以会如此，只是因为他们没能看到，他们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抱怨自己的消沉，因为，不管他们的过去有多么辉煌，他们再也没有勇气去反对“休克疗法”了。它已经被当作一种惟一可能的药方被加到波兰头上，并且把本来应该在1989年展开的斗争推迟到未来去了。诚然，时间也许会让波兰人找到他们的方向的。直到今日，他们在自由的九年时间里想方设法制造的政治混乱，还与1980年在格丹斯克造船厂工人带领下、寻求他们自己的、开始走出显然令人绝望的困境的出路的波兰工人在全世界所激发出来的希望，形成鲜明对比。
我得承认，这里强调波兰的困境是有个人理由的。在1980年那些火热的日子里，甚至更早，许多人就以为从波兰工人运动的复兴中看到了一个值得整个东欧仿效的典型，一条走出新斯大林体制的进步的、激进的道路，我也属于这些人之一。请别夸大我的天真。我并没有把格丹斯克的工人描写成戴着社会主义头盔的国际主义骑士。我知道教会、民族主义、被社会主义与政权挂钩的那些年代激起的对社会主义的厌恶等的分量之轻重。我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声势浩大的波兰工人运动会以政治自杀，以建立一种工人阶级的力量在其中不仅没有壮大反而被削弱的新体制而告终。
有必要从中得出另一个结论：单靠自发性、自然力是不够的。波兰工人运动是有力的，而且不是短时间的，但它最终没能成功，最终没能兑现其承诺。为了完成历史使命，一场运动不仅要有一个清晰的长远计划和目标，而且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它不仅需要控制其力量的运用，而且需要保证其队伍和阵营的愿望一以贯之，也就是说，不致被引到歧路上去。
最后，整个欧洲也许能从波兰事件中得到教训。毕竞，在这个转型不是由上层革命所发动的地方，在这个人民从来就没有走上过舞台的地方，在这个不同政见者即使不算英雄但人数也不少的地方，波兰只是其中的一个国家而已。在这里，当局必须克服来自下层的长期压力，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也与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走到了一起。就算波兰真的无法带来一个真正的、先进的替代方案，那也只能说是在世界的这个角落时机尚未成熟。工人们被抛进了生存斗争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浊流里，他们似乎还无法懂得和争取自己的社会利益。我们为斯大林遗产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人民已茫然失措。他们拥抱资本主义，把它当作生存之道，没想到它只是少数幸运者的柯纽科巴（Cornucopia）[26]。于是许多人怀起旧来了。他们还必须把社会主义从其新斯大林主义的纠缠中解脱出来，还必须分辨出在新的征程里所收获的自由，他们还需要时间去进行自我教育。由于这些原因，我的印象借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在可见的将来，光明不会来自东欧。我很乐意历史证明我的话是错的。接下来，还是让我们看看西欧给我们提供的未来战场如何吧。
[1] 美国著名商业街。——译者注
[2] 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SDRP）的前身是波兰共产党。它是一个被叫做“民主左翼联盟”（SLD）的联盟的主心骨，在1997年9月的色姆（国会）选举中，该联里获得了20.5％的选票和460个席位中的161个。它的盟友波兰农民党（PSL）则获得了15％的选票和131个席位。它们在国会中的席位之所以比例过高，是因为许多选票被“浪费”了，而许多右翼党派则没有跨过5％的门槛。
[3] 曼彻斯特：英格兰西北部的一座具有自治特权的城市，位于利物浦东北偏东方向。建于凯尔特人和罗马人的定居点上，1301年开始设市。大曼彻斯特区是人口密集的工业发达地区。——译者泣
[4] 罗兹：波兰中部城市，罗兹省省会。——译者注
[5] 波兹南：波兰中西部城市，位于华沙以西。该市建于公元10世纪以前，于会元1793年割让给普鲁士，在一次大战以后归还波兰。——译者注
[6] 哥穆尔卡（1905一？)：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前第一书记，1926年参加波兰共产党，曾两次被旧政权逮捕入狱。1943年至1948年任波兰工人党总书记，1945年至1948年任政府副总理，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和社会党合并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当选为中央委员，1949年11月被开除，被捕入狱，1954年获释，1956年平反，同年10月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1970年12月被解职。
[7] 莫洛托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1890—1986 ) ：苏联政治家，曾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1941年）和外交部长（1939—1949年及1953—1956年）。——译者注
[8] 指1968年1月，华沙民族剧院重新上演19世纪伟大爱国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的反沙俄诗剧《先人祭》。——译者注
[9] 格丁尼亚：波兰北部城市，位于格丹斯克海湾内，在格丹斯克西北部。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它一直是波罗的海一个重要港口。——译者注
[10] 什切青：波兰西北部城市，靠近奥德河河口。从1648年至1720年被瑞典统治，1720年割让给普鲁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城成为波兰的一部分。——译者注
[11] 西里西亚：欧洲中部一地区，主要位于波兰西南部和捷克斯洛伐克北部。公元500年斯拉夫民族在此定居，长期以来各国和各公国都对该地区进行争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里西亚被德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分割。1938年慕尼黑条约签订以后，捷克斯洛伐克所占的那部分归入德国和波兰。1939年至1945年德国占领了波兰属西里西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合并了大部分德属西里西亚。波兰南部的上西里西亚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区。——译者注
[12] 拉多姆：波兰中东部城市，位于华沙市之西。14世纪建成，1795年归奥地利所有，1815年归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归还波兰。——译者注
[13] 与杰出的年轻历史学家卡罗·马佐列夫斯基（Karol Modzelewski）一道，雅·库龙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多年的时光，并于1964年写了《给党的公开信》。
[14] 卢布林：波兰东部华沙东南部的一个城市。1317年被特许建立，1795年被转让给奥地利，1815年转给俄国。——译者注
[15] Daniel Singer，The Road to Gdansk: Poand and the USSR（New York :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2）.
[16] 这也许是巴萨诺维奇的路线，他那时候名义上还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对所谓的“网络”倡导得特别积极，鼓吹在大型企业中推行自我管理的模式。
[17] 指波兰在地理上与前苏联毗邻，属于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管，因此许多政治体制须与后者保持一致。——译者注
[18] 当库龙告诉我他所担心的选举交易时，我说共产党人是不可能接受这种交易的，因为这意味着自取灭亡。然而，尽管我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我的预见却完完全全地错了。
[19] 在投票前久，我同马佐维奇一道吃过一次饭，那时他头脑中还显然没有一丝能够当上总理的念头。
[20] 除了马佐维奇，还有雷茨德·布盖伊（Ryszard Bugaj）和其他26名著名的激进主义者，一开始就在一份反对巴萨诺维奇计划的声明上签了字。他们与另外一些人一道，组成了“劳动者团结”组织，后来被称作“劳动者协会”，从而真正保存了这次运动的原初旨意。
[21] 波兰基本货币单位。——译者注
[22] 有关梵蒂冈（罗马教廷所在地——译者注），与里根政府的联系，特别是与其安全机构的联系，参看Carl Bernstein ＆ Marco Politi,His Holiness（New York：Double - day ，1996）。
[23] 单个党派所需的最小票数是5%，党派联盟所需要的最小票数是8％。
[24] 库龙的党，即自由联盟，通过一个十分微弱的多数而把他推举为总统候选人，同时选择勒斯热克·巴萨诺维奇作为该党的领袖。这种别有用心的选择确实排除了需要左翼的劳动者协会同时批准的必要性，但库龙的候选人资格再也没有被认可。
[25] 盖雷梅克的犹太人出身让玛雅电台有机会抗议说，工作本来应该跑到“波兰种族一极”的。
[26] 柯纽科巴（Cornucopia）：源于希腊神话，柯纽科巴是哺乳主宰天地之神宙斯的羊角，也指满装花果、象征丰烧的羊角。
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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