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刊《红旗文稿》与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发表文章和社论称中国不适宜实行宪政，随后这两篇被指为“反宪”文章引发舆论各界广泛关注和抨击，中南海高层分裂日益严重。
中共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属下的半月刊《红旗文稿》21日刊文《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文章指宪政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
文章提到，宪政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实行议会民主政治以及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国家政权体制，且实行“司法独立”及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
文章还提到说，宪政实行军队中立化、国家化。而中共政权体制下的军队是由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对于《红旗文稿》的这篇“宪政说”，时评人赵景秀表示，在世界大形势下，面对中国的日益高企的宪政梦，竟然还有人拿出几十年前的语调自我粉饰，还在用意识形态的垃圾当做是非标准否定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成就，指责其政治制度的虚伪和欺骗，这样的所谓学者简直就是中国大学的耻辱。
5月22日，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发表题为《“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社评文章，文章称“宪政”实际上是绕了个弯，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是空洞的政治口号。
第二天23日，《影响力中国》即刊出署名童大焕的评论文章《宪政本质及路径：谁最需要宪政？》引用世界着名思想家的《自由宪章》来给“宪政”作出解释，并阐述了当今中国是否需要宪政？宪政对谁最有利？。
文章援引了世界着名政治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所述：宪政的实质一是限权，即限制政府及立法机构的专属权力；限权的一个精巧的技术性手段是分权。二是保障，即保障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特别是洛克主张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通过宪法和法治的方式践履这样的政治制度，就是宪政。以宪法为灵魂的国家权力的人格化，就是宪政。
政论作家杜导斌表示，所谓中国的既定发展道路，就是百余年前由德国人和俄国人臆想的所谓通往人间天堂之路，事实和理论都证明此路不通，可它特别有利于权贵维持特权，所以14亿中国人就只能在这些由洋人既定的死路上来回折腾。
社会学者于建嵘表示，最近，几篇否定“宪政”的文章，把理论评论界搅得很热闹。有朋友担忧，中国政治又要发生大转折了。我认为，没有什么可怕的。今天没有谁有能力将利益高度分化的中国重新带到文革式的政治社会。那是需要神化的领袖、资源垄断及信息封闭的政治环境的。今日中国只有推进公平公正、实现宪政民主，才有前途。
一位署名“中国杨宗融”的微博用户发文表示，特权阶级为了试探民意，刚放出几条狗吠出“反对宪政”！便被一片人人喊打的怒吼淹没！这就是民意，反对独裁，支持宪政的民意。
他认为，反宪政，是特权阶级圈养的走狗为主子吠出的最后哀鸣。中国再不改革，必然失去改革机会而演变成革命。天朝当然不甘，旋即提出“中国梦”以统一意识形态；在全民觉醒的社会，要统一意识形态就要依法（宪）治国；要依法治国就要铲除特权阶级；至此，特权阶级在垂死挣扎之时放出走狗乱吠两声，不足为惧！
香港经济导报2013年10期以《政治体制延误改革导致苏联灭亡》为题，在其微博上发表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的专访文章。
外界注意到，在此前《环球时报》和《红旗》杂志刚刚发表宪政属于资本主义的文章，大陆“左风”日盛的背景下，香港经济导报的言论非常大胆：暗喻中共会如苏联般灭亡。
苏联为何经历了兴旺之后又走向衰亡，乃至解体？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的中国会走向何方？
从香港经济导报的博文不难看出，目前的中共与衰亡、解体前的苏联有惊人的相似。
高放认为：根据苏联宪法，三权统一于苏维埃，司法不能独立，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表面上都经过法院审判，但法院都在党的严密控制之下。
苏联形成的一党专政、党政不分体制，导致国家的重要决策，派往各地的干部主要都是由党中央决定的，出现了以党代政的局面。
苏联宪法没有监督宪法执行的机构，没有违宪审查规定，所以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多次违宪没有办法立案审查。
正因为苏联宪法有这样明显的缺点和弱点，所以苏联在74年中很难做到有法必依，实际上是有法难依，更难的是严格执法，更做不到的是违法必究。
高放认为：苏联实行的是“党主宪政”，不是民主宪政。各级政府领导人都是由党委定下来，拿个名单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举手或投票通过。国家发展的各种战略、方针、政策都由党中央政治局定下，拿到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一下。所以名义上最高苏维埃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苏联广大人民心中都很明白，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苏共中央政治局。
结果苏联共产党把关系弄成：党的领导是核心，城乡劳动者当家作主是陪衬，依法治国是一种形式。简单说，苏联共产党垄断了政权，垄断了军权，垄断了官权，民权没有得到充分实现，民权是一个走过场的陪衬。苏联共产党治国实际上是党大于法，党权高于政权，所以实行的是一党专政、党政不分的体制。
高放表示，苏联共产党的悲剧在于一代又一代领导人一再延误体制内改革，死抱住“党主立宪”不放、不改，一再延误改革，最后这个体制被人民抛弃了。
中共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属下的半月刊《红旗文稿》21日刊文《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文章指宪政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
文章提到，宪政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实行议会民主政治以及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国家政权体制，且实行“司法独立”及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
文章还提到说，宪政实行军队中立化、国家化。而中共政权体制下的军队是由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对于《红旗文稿》的这篇“宪政说”，时评人赵景秀表示，在世界大形势下，面对中国的日益高企的宪政梦，竟然还有人拿出几十年前的语调自我粉饰，还在用意识形态的垃圾当做是非标准否定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成就，指责其政治制度的虚伪和欺骗，这样的所谓学者简直就是中国大学的耻辱。
5月22日，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发表题为《“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社评文章，文章称“宪政”实际上是绕了个弯，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是空洞的政治口号。
第二天23日，《影响力中国》即刊出署名童大焕的评论文章《宪政本质及路径：谁最需要宪政？》引用世界着名思想家的《自由宪章》来给“宪政”作出解释，并阐述了当今中国是否需要宪政？宪政对谁最有利？。
文章援引了世界着名政治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所述：宪政的实质一是限权，即限制政府及立法机构的专属权力；限权的一个精巧的技术性手段是分权。二是保障，即保障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特别是洛克主张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通过宪法和法治的方式践履这样的政治制度，就是宪政。以宪法为灵魂的国家权力的人格化，就是宪政。
政论作家杜导斌表示，所谓中国的既定发展道路，就是百余年前由德国人和俄国人臆想的所谓通往人间天堂之路，事实和理论都证明此路不通，可它特别有利于权贵维持特权，所以14亿中国人就只能在这些由洋人既定的死路上来回折腾。
社会学者于建嵘表示，最近，几篇否定“宪政”的文章，把理论评论界搅得很热闹。有朋友担忧，中国政治又要发生大转折了。我认为，没有什么可怕的。今天没有谁有能力将利益高度分化的中国重新带到文革式的政治社会。那是需要神化的领袖、资源垄断及信息封闭的政治环境的。今日中国只有推进公平公正、实现宪政民主，才有前途。
一位署名“中国杨宗融”的微博用户发文表示，特权阶级为了试探民意，刚放出几条狗吠出“反对宪政”！便被一片人人喊打的怒吼淹没！这就是民意，反对独裁，支持宪政的民意。
他认为，反宪政，是特权阶级圈养的走狗为主子吠出的最后哀鸣。中国再不改革，必然失去改革机会而演变成革命。天朝当然不甘，旋即提出“中国梦”以统一意识形态；在全民觉醒的社会，要统一意识形态就要依法（宪）治国；要依法治国就要铲除特权阶级；至此，特权阶级在垂死挣扎之时放出走狗乱吠两声，不足为惧！
香港经济导报2013年10期以《政治体制延误改革导致苏联灭亡》为题，在其微博上发表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的专访文章。
外界注意到，在此前《环球时报》和《红旗》杂志刚刚发表宪政属于资本主义的文章，大陆“左风”日盛的背景下，香港经济导报的言论非常大胆：暗喻中共会如苏联般灭亡。
苏联为何经历了兴旺之后又走向衰亡，乃至解体？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的中国会走向何方？
从香港经济导报的博文不难看出，目前的中共与衰亡、解体前的苏联有惊人的相似。
高放认为：根据苏联宪法，三权统一于苏维埃，司法不能独立，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表面上都经过法院审判，但法院都在党的严密控制之下。
苏联形成的一党专政、党政不分体制，导致国家的重要决策，派往各地的干部主要都是由党中央决定的，出现了以党代政的局面。
苏联宪法没有监督宪法执行的机构，没有违宪审查规定，所以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多次违宪没有办法立案审查。
正因为苏联宪法有这样明显的缺点和弱点，所以苏联在74年中很难做到有法必依，实际上是有法难依，更难的是严格执法，更做不到的是违法必究。
高放认为：苏联实行的是“党主宪政”，不是民主宪政。各级政府领导人都是由党委定下来，拿个名单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举手或投票通过。国家发展的各种战略、方针、政策都由党中央政治局定下，拿到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一下。所以名义上最高苏维埃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苏联广大人民心中都很明白，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苏共中央政治局。
结果苏联共产党把关系弄成：党的领导是核心，城乡劳动者当家作主是陪衬，依法治国是一种形式。简单说，苏联共产党垄断了政权，垄断了军权，垄断了官权，民权没有得到充分实现，民权是一个走过场的陪衬。苏联共产党治国实际上是党大于法，党权高于政权，所以实行的是一党专政、党政不分的体制。
高放表示，苏联共产党的悲剧在于一代又一代领导人一再延误体制内改革，死抱住“党主立宪”不放、不改，一再延误改革，最后这个体制被人民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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