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2日星期五

前言:蓝领工人和美国政治的前途

前言:蓝领工人和美国政治的前途


  水门事件和能源危机久已成为首要的新闻,以致今天自由主义者、民主党以及所有希望进步的美国人所面临的更加根本和迫切得多的政治问题,即蓝领工人选举谁的问题,倒显得黯然失色了。揭露尼克松政府长期存在的欺骗、腐败和非法活动的混乱情况,也许可以断然地削弱保守派所吹捧的“正在露头的共和党多数”的活动能力。但是问题仍然存在。1972年,蓝领选民投向尼克松。1976年他们又将如何呢?这是美国政治中的中心问题。
  其原因很简单。如果象中间派所说的那样,1972年的选举表明美国工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目标业已丧失信心,并选择了右翼作为他们的政治根据地,那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进步的方面就没有什么希望能够争取到美国人民的大多数。根据这一论点,水门丑闻从其结果来说,只不过是长期保守倾向的一个暂时挫折,并且1976年仍将选出这样一个总统,他即使在目无法纪方面此不上尼克松,在政治保守方面却将与尼克松不相上下。
  尽管那种前景很阴暗和令人沮丧,许多民主党人、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人士却已开始予以承认。他们断定他们必须放弃自己的理想,或者不顾工人,而谋求与妇女、青年和社会上被疏远的人们结成联盟。他们回避蓝领问题,在別处寻找赞助者。
  这些是广泛持有的看法。本书的中心论题是,所有这些看法根本是极端错误的。不应当忘记在美国有争取进步多数的希望,完全不必抛弃基本的进步原则和理想,也不应该把那些缺乏共同兴趣的、彼此大不相同的集团提出来作为解决目前政治困境的办法。
  所有这类办法是从绝望中产生的策略,而不是认真了解美国工人的实际问题、合理的不满,以及——十分重要的——很不错的民主本能。它们是根据一种关于工人和工人阶级生活的普通看法而得出的结论,而那种看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想一想蓝领工人基本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吧。虽然五十年代“富裕工人”的愉快形象,近年来已变为不那么欢欣鼓舞的“中等美国人”,可是一般都承认,蓝领生活的传统不满已经成为陈迹,工人现在是“较低的中产阶级”,是富裕的美国社会中非正式的低级伙伴。没有价值一千美元的立体电视机,或许没有到阿鲁巴岛去作圣诞节旅行,可是据一般的看法,他们越来越同美国郊区他们的中产阶级邻居一样了。
  我们将会看到,尽管人们谈论技工工资过高,收入差距很小,实际的情况却远非如此。大多数美国蓝领工人的生活不仅远远不够富裕,而且低于政府给一个充分舒适的“中等美国人”的生活所规定的一般标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基本上用双手劳动的人和用脑力工作的人之间的差距,是十分巨大的,并且象那种关于类似的生活方式的想法一样,与实际情况不符,实际的情况是,工人和中产阶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和地理上的间隔,这种间隔已接近于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差別了。在工作上,在社会中,工人往往不仅面临着最严峻、最迫切的问题,而且还面临着明显的不公正待遇。虽然多年来有真正的改进是无可否认的,可是牢固地存在着真正和根本的不平等,也是无可否认的。只要考查一下,甚至那种把美国说成是一个白领社会的由来已久的陈词滥调,也变成一种歪曲事实的完全骗人的鬼话。在本世纪的其余年代里,美国人的大多数仍将基本上是体力劳动者,而不是专业的或从事经营管理的工作人员。
  对于工人的政治态度的一些流行看法,同样是不对头的。尽管有人常常把他们讽刺为远此中产阶级糟糕的种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可是认真的考核并不支持这种说法。在美国工人阶级中,确实有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强烈思潮,但是,如果现在把所有的工人都看作是殴打学生的充满仇恨的保守派工人,那就与三十年代亨利.方达主演《愤怒的葡萄》影片时把汤姆.乔德的形象无耻地加以浪漫化的情况一样是不正确的。选举的结果和其他实际生活态度事实上都表明,在某些主要方面,蓝领工人在美国政治中仍然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而不是一股保守力量。
  对许多读者来说,这些说法和他们所读到和听到的一切事情截然相反,所以他们会马上加以驳回。但是,虽然每一种说法都同二十多年来已被接受的一种普通看法相抵触,它们却都是有事实根据的。必须指出的是,根据传统观点作出的关于工人的每一种预言,尽管被人广泛接受,实际上都是错误的。它说什么蓝领和白领已经变得几乎不可区分了。然而在1968年,先在华莱士竞选运动中,后在工人和学生的冲突中,工人十分突出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根据这些事件,人们认为工人突然成了这种“社会问题”的俘虏,并且成为受阿格纽或任何其他乞灵于种族主义或狭隘爱国主义的反动政客欺骗的傻瓜。
  民主党在1970年选举中的胜利,再次证明关于这一普通看法的预言是错误的。然而,在1972年7月,民主党虽然孜孜不倦地要确保代表大会中有适当数目的妇女、青年和黑人的代表,却没有认真讨论应当如何同样关心工人代表人数的问题。标新立异的报刊可以在大会上有发言权,但一些工会职员——他们都是支持麦戈文的——却连旁听证也拿不到。这对于那些从电视上注视着这次大会的蓝领工人也不是没有影响的。一个技工是南部一个地方工会的车间代表,他用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归纳了这种情况:“我在那里看到的仅有的工人是戴着华莱士式的礼帽的。”
  还有很多別的例子,但这已足够说明,自由主义者关于社会阶级的这种混淆不清是多么有害了。
  关于蓝领工人人数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富裕以及政治见解趋于极端主义的神话,一次又一次地归于失败。它每次被接受,就引起工人的反感,使自由主义者陷于孤立。它所酿成的漠不关心和彻头彻尾的恩赐态度,已经成为六十年代几乎每一个社会运动、特別是和平和生态学的绊脚石。它在尼克松再度当选总统方面起了作用;如果我们死抱住这种态度不放,那就会在1976年选出一个象华莱士那样的人物或此他更糟的人。每当所订定的政策以这些概念为基础时,这些概念就曾导致失败。如果象我们将要论证的那样,它们是根本错误的,那么,这该是一劳永逸地抛掉它们的时候了。
  简单地说,这就是本书的目的。*
  *  需要作一点最后的说明。由于本书的主题不仅是专家们感到兴趣的,而且也是每个关心美国前途的人都感到兴趣的,所以作者尽最大努力要把本书写得简单易懂。
  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一个一个的结论都和广泛持有的看法相抵触,所以那种避免图表和脚注的潦草而过分简单的文体(这是许多关于一些专题的“通俗”论述的特点),也被认为是不适宜的。
  其结果我希望是一种恰当的折衷办法。所有事实都作了脚注,应该有详尽资料的地方就使用图表。
  另一方面,不使用比百分数更为复杂的任何统计标志法,把一些互相有关的数据等等尽可能改写成普通英语。同样,虽然一段中有许多脚注和各页都有脚注,对于专家们十分方便,可是对许多读者来说,它们就象中世纪欧洲的拉丁文祈祷在一个上教堂的农民看来非常陌生和望之生畏一样。因此,在许多场合,在有一系列有关的轶事或事实的地方,就在这一殴或有关的几段的结尾处用一个脚注,向有兴趣的读者指出所使用的资料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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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诗歌联盟,劳动者的文艺同盟
我们的根据地在车间,在工地,在一切需要劳动者的地方……

2011年9月1日星期四

工人阶级多数(70年代美国蓝领工人)

工人阶级多数
(内部发行)
作者:[美] 安德鲁•利维森著 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5月北京第l版
(297页 32开)
此书可加个副标题:“美国70年代工厂观察
  目  录
前言:蓝领工人和美国政治的前途
第一章 美国工人阶级
第二章 对工作的不满
第三章 对社会生活的不满
第四章 工人阶级的政见
第五章 工会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第六章 当前的局势
第七章 将来
注释和资料来源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美国人安德鲁•利维森曾在威斯康星大学毕业,当过工人,现为佐治亚特兰大马丁•路德•金争取社会改革中心的研究人员。
  近年来,美国流传着一些粉饰工人阶级状况的神话,如说美国“工人阶级已成为少数,白领工人(脑力劳动者等)的人数已超过蓝领工人(体力劳动者)”,“不断提高的收入已消除了蓝领和白领之间的差別,蓝领工人现在已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等等,作者用具体统计资料指出,美国工人阶级仍占人口的百分之六十,而且这个比数还在逐年增长,美国在业工人的大多数是贫困的,远远够不上什么“中产阶级”。事实证明,工人的劳动条件很差,工伤事故、职业病很多,课税繁重,又是通货膨胀的最大受害者。达就有力地驳斥了那些毫无根据的神话。
  虽然作者看到了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可能彻底解决美国工人阶级的迫切问题,但是由于作者的根本立场是资产阶级的,他也就根本不敢和不愿触及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反而竭力美化资产阶级国家、政党的职能,鼓吹阶级合作,宣称:“本世纪中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不发达国家中发生的”,“不适合美国工人的需要”。呼吁民主党的自由派和工人阶级组成政治联盟,进行所谓社会改革。实际上这是在散布幻想,麻痹工人阶级,而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政党出谋划策。
  本书提供了不少资料,对于了解和研究美国阶级结构、美国工人的贫困化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附:第一次上传时对《出版说明》加上“注”或感想:
《出版说明》中对作者的批判(“呼吁民主党的自由派和工人阶级组成政治联盟,进行所谓社会改革。实际上这是在散布幻想,麻痹工人阶级……”)虽然看起来是惯性政治思维,说的却是事实。作者在书里一再批判民主党、自由派、知识份子、中产阶级……与(蓝领)工人阶级的巨大隔阂,包括社会地位、工作环境和待遇方面的根本差异,尤其是这些鸟人之一向抹黑工人阶级,却终究还是寄希望于他们来“关注”、“团结”工人阶级。这实在是既可笑又可悲。至于读者们,就取其优点好了。主要“优点”就是对工厂及工人的细致观察和记述,可以让我们了解和理解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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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不流血的政治革命 ——“波兰化”的总结(1981)


一次不流血的政治革命
——“波兰化”的总结


  波兰是数度亡国的国家,波兰的人民却不易征服。萧邦成为波兰人民爱国—起义—革命的象征。马克思说过:“波兰的解放将成为欧洲所有民主主义者的光荣事业。”

  但我们不想谈有历史,只谈仅仅在一年当中波兰人民完成一次不流血的政治革命,它的影响已遍及全世界,它的暗流将震撼东欧史大林主义者控制的国家,连号称工人自治的南斯拉夫也不例外。

几个历史的转折点


  (1)去年七月一日,波兰政府未经事先宣布,衽肉类涨价,高出市场价格一倍;肉类涨价已成为波兰人民反对官僚统治历史的导火线,首都华沙的工人迅即行动起来,超过十万人罢工,政府赶快让步,取消涨价。

  但罢工势成燎原,蔓延全国。八月十四日,格但斯克海军船坞成为罢工中心,领导罢工的是富有经验的一九七0年罢工委员会的成员,其中有最露头角的工人领袖瓦文萨。

  罢工一开始就采取总罢工态势,并立即成立总罢工委员会政府在工人进攻性的总罢工之下,不断改组,盖来克及党的理论家、工会高层人员首先被整肃,但这些措施已不能满足工人,工人提出廿一条,要求与政府代表面对面的谈判,几乎获得全部承认,要求不仅是经济性的,而且是政治性的,它已成为全国罢工工人的总的纲领,具有工人宪章的性质。

  (2)在总罢工中,工人只是关厂静坐,绝不上街示威,这是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斗争策略,上街会引起与公安人员的对抗、冲突,造成不必要的流血恐怖。尽管如何,三月十九日比得哥什还是出了事,一群警察特务殴伤了二十几个团结工会出席地方谇的代表,这事经过政府派员多次调查,延不解决,终于在廿七日发生全国四小时的警告性总罢工,并宣布如不解决比得哥什警察殴人事件,满足工人条件,则卅日进行无限期总罢工。

  国家生活一下子陷于瘫痪了。波共禁止下层党员参加政治性罢工,但团结工会内百分之九十五的党员都参加了总罢工

  罢工二日后,波共急忙召开中央委员会,经过十八小时的讨论,党内表现了深刻的分歧。来自下层组织的代表,批评党领导严重脱离群众,并挟击党领导的官僚主义和贪污无能。中委会决定七月十四至十八日召开一次党的特别大会,按照规定,这次属于第九届的党代表大会,应在一九八五年召开的。

  (3)在筹备大会期间,下层党员动员起来了。波共党员共六三百万人,约占三分之一的下层党员分布在全国工厂,罢工运动一起,他们成为积极的参加者和领导人。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是和党内民主分不开的。下层党员违反了党内官僚的控制,于四月十五日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的有来自全国下层组织的七百五十名代表,大会宣布支持团结工会,要求党的民主化,谴责党的官僚政策,决议开除政治局中已失去基层信任的成员,起草新党章,各级领导应由基层直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限制任期,党政分家。

  大会通过决议,对于引起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官员,采取法律制裁;开始“道德与思想水平低落”的党员;没收部长、经理和党领袖的国外银行户口(这表示贪污行为已达到如何严重程度)。

  党的清洗工作,可说首先是由下层进行的,在四月以前,开除的贪污分子已达七万人。工厂党员组织了厂内的平面选举,撤换上级委任的不称职的领导,代为基层选出的人。

  托伦市托维莫尔工厂,选任罢工领袖艾维尔为党第一书记,他号召全国实行彻底的清理门户,工人应有更大的自主和决策权。上层领导因此撤了他的职,工人不答应,仍选他为第一书记。

  这只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其实在遍及全国的基层选举中,只有贤能清廉分子才能当选,官僚已无立足余地。

  以上几个主要的历史转折点,指出了波兰改革的前途。无限期总罢工没有实现,但团结工会罢工总委员会显示了无比的权力与决心,他们采取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使波兰避免流血而完成一次政治革命。

党的代表大会与内部“换血”


  史大林党的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层层指派,层层控制,以此形成庞大的官僚主义架构,让史大林,盖来克,毛泽东之类的党皇帝得以个人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全世界共产党国家几乎变成了与法西斯异曲同工的组织。号称工人自治的南斯拉夫,也受官僚主义的侵蚀,特权与贪污横行。

  波兰深受史大林式官僚统治之害,已达三十多年,工人起义已有四次:一九五六、六八、七0、是中间相隔的时期则越来越短了。哥穆尔卡的统治最长,从一九五六年到七0年,盖来克从一九七0年到八0年,这些领导上台时好话说尽,过了几年就成为镇压工人的刽子手,维持官僚政制的害虫,为保护他们的既得权益,不异与人民为敌的。他们不可能占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财产,形成一个阶级,但因生产落后,他们可以凭借特权地位,占有不敷分配的消费品,以此形成一个高踞在人民头上的官僚阶层,与无产阶级对立。

  正因为他们是占有既得利益的官僚阶层,而非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才可以用总罢工手段推翻它,不一定需要匈牙利式的武装革命。

  捷克一九六八年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没有广大深厚的工人基础,所以在苏联坦克之下失败了。这次波兰的政治革命是自下而上的,一千万团结工会会员,三百万团结农会会员,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独立组织,社会自卫委员会的革命参谋部,一起形成力量无比强大的联合阵线,能够以“换血”而不流血的方式更新党的组织,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得大书特书到世界工人斗争史上去的。

  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第九次大会如期召开,大会代表由基层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四月的托伦会议发挥了积极作用,准备了代表的重选工作,官僚贪污分子的声誉早已在党中破产,出席大会代表一千九百六十四人(平均年龄在四十岁以下),无记名投票选出二百名中央委员,其中一百零八人是工人和农民;团结工会会员占总数的二成;廿一个是地方党委书记和工厂党委书记;原来的一百四十三名中委只有三成当选,原来的一百另三名候补中委只有四成当选。

  原来的十五名政治局成员和候补成员,四人已取消代表资格,九人落选,一个团结工会有名的女性领袖人——五十二岁的苏菲亚·格里布选入政治局;在十七名政治局成员中,八个是工人。

  中央书记处去职的书记,占旧人百分之六十七。

  第一书记卡尼亚经过双重无记名投票重新当选。

  波兰这次彻底民主的选举,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中是史无前例的。党的大“换血”之得以胜利完成,不受外来干扰,也是史无前例的。“波兰化”这个崭新的名词,今后将成为工人阶级斗争的模式,正如中国和古巴的革命成功后,济南战成为落后国家被压迫阶级斗争的模式一样。

苏联为什么不出兵?


  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革命,一九六八年的捷克改革运动,都在苏联坦克之下消灭了。这次苏联对于波兰只有虚声恫吓,并未真正运用坦克,我认为是由如下的内外因素造成的。

  ① 一千万团结工会的势力不可侮,如果苏联动用了坦克,团结工会立即会转为军事组织,领导人民抗战,那时兵连祸结,苏联不可能像在匈牙利和捷克那样取得压倒性优势,速战速决。

  ② 波兰是华沙公约国之一,波兰军队有优良的训练与装备,波兰事件中,苏波已举行二次军事学习,但苏联是明白波兰民族抵抗侵略的爱国传统的,波兰士兵来自工农层份,团结工会与团结农会争取的利益,与士兵息息相关,波兰军队是否会服从苏联的军事领导,残杀自己的父老兄弟,这是个未知数。

  ③ 波兰虽受东欧国家当局的反对,它的奋斗目标却符合东欧国家工农的利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向来反对苏联干涉他国内政;苏联军队侵入阿富汗,已如泥足;中东每日保持紧张局势;七月十一日,苏联与叙利亚军联合演习登陆。苏联不想在干涉波兰的军事行动中束缚自己,只要波兰的改革没有上升到退出华沙公约组织的程度,苏联仍可加入容忍。

  ④ 苏联统治东欧国家的基础,实际上已经大大地削弱了。对波兰的经举妄动,会发生波及东欧的大火。反对官僚特权,实行社会主义民主,这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中已成为深入人心的一致要求了,苏联尚且不能在自己国内扑灭异议分子,更说不上对付东欧国家的各种地下组织了。

  苏联知道,与其在“波兰化”火上加油,倒不如息事宁人,暂安一时之为愈了。

“波兰化”对中国的影响


  波兰的罢工运动一开始,中共的传播机构便相当详尽地予以报导,但迅即引起中国工人组织“独立工会”的意念,甚至局部地实行了罢工。以后中共的报道减少了,免得“波兰化”蔓延。中共的统治,和盖来克极其相似,只就“洋跃进”一事说,便和盖来克十年前的引进外资如出一辙。幸而中共觉悟得早,立即下马,损失虽大,不致像波兰一样陷入庞大的外债中不能自拔。

  中共对波兰事件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它以为这是在政治上攻击苏联的好机会,故加以渲染,但一旦发见“波兰化”对中国工人的冲击,便立即取缄默态度了。

  中共中央为了波兰问题,曾经召开过几次内部会议,检讨波兰事件的教训,以便及早在中国采取一些必要的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两个主要方面,其一是尽力搞好经济,另一是杜绝民间一切企图仿效波兰独立工会的活动。

  七月廿一日,波兰的党大会业已闭幕,局势明朗,李先念及时对外宾表示:“如果中国像波兰那样陷入严重的债务,又不采纳目前称之为‘再调整’的紧缩计划,中国会冒同一困难的危险。”

  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各级党委,特别是企业党委积极领导和支持职工当家作主,保障职工代表大会行使规定的权力。

  社论指出: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一再号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最近又着重指出:“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

  我们知道,中共在七月间拘捕了分布全国的所有民运人士,根绝了地下刊物;一方面却号召自上而下地地推行社会主义民主,命令党委支持职工当家作家。这是针对“波兰化”的二种措施。波兰化不是传染病,它是植根在人民下层反对官僚主义的泥土中的,用命令、告诫、劝喻并不能解决的。中共党员三千五百万人,不要说其中半数是四人帮时期入党的,钻营分子颇多,就是长征干部和延安干部,也因为长期受到权力和享受的侵蚀已经变质了。人民与党的对立非常尖锐。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矛盾,问题迟早还是要发生的。

波兰的经济改革与食物骚动


   
  波兰的政治改革,主要由于一九七一年以后盖来克的“洋跃进”和工业化计划,使经济发展推动平衡所致。官僚统治阶层的下台,共产党“换血”工作的完成,只是今后进行经济调整的一个先决条件。国家经过一年的政治动荡,影响生产低落与国际贸易的衰退,反过来更加重了经济困难。

  这就是现在波兰局势的症结所在。

  波兰共产党一次大改组,似乎使得波兰人民的不满有了更充分表达的机会,首当其冲的,现在则为业已失势的官僚阶层受过,替破绽百出的经济失败后果负责了。

  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缺乏,首先使家庭主妇上了街(这是过去所未有的),她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受的压力已超过能忍受的程度。

  波兰新的领导层必须面对这个经济的烂摊子,设法加以收波拾;波兰的广大人民也必须在几年中面对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缺乏,付出百倍的努力与忍耐,去恢复生产。

  波兰的经济困难不是单独一个国家的问题,早在四月间捷共召开大会时,勃列日涅夫就曾表示:“苏联集团最糟的问题是经济总是”;捷共引申其意说:“对我们大家来说,经济战线是当前的主要问题。”可见苏联集团的头头们是充分理解波兰痼疾之所在的。

  波兰人民不可能期待一夜之间出现奇迹。

  波兰如何去克服经济困难,我们还无从看出端倪。但是由粮食危机所引起的罢工肯定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出路。从帝国主义方面说,由于二百七十亿美元的借款(牵涉到十五个西方国家的政府,约四百六十家私营银行),它们决不会迫使波兰“破产”,而只能用延付到期债项,或甚至再用新的借款使波兰经济获得复生,然后才能有希望收回向盖来克轻易投资的损失。至于苏联集团的经互会,有几个国家也受波兰生产低落外贸衰退(主要是煤输出)的影响,势将不能完成其五年计划了。它们也必须援助波兰的经济调整,免得迅速陷于“波兰化”的困境。

  波兰的经济改革成功,将是“波兰化”(政治与经济)的整个成功。

  我们目前只能以波兰短暂的前景为限。

  一九八一年八月四日。

附录

  波兰工人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及结果

(按: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除南斯拉夫外,均未公布波兰工人的此项要求。)

  一、要求:根据政府认可的《国际劳工组织》第八十七项协定,工人有权组织独立于党的工会的自由。

  结果:政府承认工人有组织自由、自主的工会的权利。但不得把工会视同政党,向共产党统治挑战。

  二、要求:保证工人有罢工权利,保障罢工工人及援助罢工者之安全。

  结果:将在修订的工会法中予以保证(波兰工人首次获得集体谈判别权,如集体谈判破裂,工人有权罢工)。

  三、要求:实现宪法保障的言论、出版自由;保障出版者;大众媒介应反映各种信仰。

  结果:政府允许尊重人民的基本自由;同意大众媒介不应攻击信仰者与非信仰者。

  四、七0、七六年因罢工而被剥夺工作的工人,及因信仰而被开除的学生,应予平反;释放一切政治犯,终止对个人信仰的压迫。

  结果:政府允许释放政治犯,恢复工人工作,学生复学;但罢工委员会须提供名单。

  五、要求:传播媒介须报导“厂际罢工委员会”的要求。

  结果:同意。

  六、要求:让公众了解社会经济形势的全部真相,让公众参与讲座改革对策,以挽救国家危机。

  结果:基本接受。

  七、动用工会中央局基金,发放罢工工人工资。

  结果:同意。

  八、每个工人津贴二千波币(约为二百六十五元港币),弥补近期的物价高涨损失。

  结果:月入少于三千五百元波币者,津贴一千元,高于上述收者津贴五百元。

  九、要求:保证工资随物价自动调整。

  结果:原则接受,具体办法再定。

  十、要求:食物应充分供应市场,有余才出口。

  结果:接受。

  十一、要求:降低商品价格,停止套取外汇的出口品买卖活动。

  结果:答应采取稳定和划一国营商店的价格。

  十二、要求:选拔管理人员的标准,应凭资历而非党证。划一家庭津贴,废止特别商店,以消除特务、警察和党机关的特权。

  结果:政府否认共产党员享有特权。

  十三、要求:发行肉类配给证。(按:要求发行配给证系出于杜绝走后门及官僚特权)

  结果:倘肉类短缺,当发行配给证。

  十四、要求:妇女退休年龄应减至五十岁,男性减至五十五岁。或妇女工作卅年,男性工作卅五,即可退休。

  结果:政府当与新工会研究,考虑劳动强度高的待业提早退休。

  十五、要求:退休金、年奖应与工人所付劳动等量。

  结果:当进行研究。

  十六、要求:改善医疗服务和工作环境。

  结果:政府同意改善,并答允提高护士薪酬。

  十七、要求:提供合理数量的托儿所、幼儿院给在职的母亲。

  结果:同意。

  十八、要求:供给三年的产妇假期。

  结果:同意产妇第一年全薪,次年半薪,第三年与第二年同,但以二千波币为限。

  十九、要求:缩短候屋时间。

  结果:同意。

  二十、要求:交通津贴从四十波币增至一百波币。

  结果:同意。

  廿一、要求:星期六休息,对四班制,或全日制(二十四小时)工作的工人,应以增加假若或其他有薪假期补偿。

  结果:俟年底提出草议交新工会。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45期,1981年9月1日

2011年8月31日星期三

共產黨早就不能代表我們了!-----瓦文薩


“突然間一千多萬人站在一起,我們可以對世界宣稱,這是民眾的呼聲,共產黨早就不能代表我們了!”-----瓦文薩

如果說1989年11月9日推倒柏林牆意味著國際共產陣營開始解體,1980年8月31日波蘭團結工會的成立,則被史界稱為民眾擺脫共產獨裁統治邁向自由的第一步。

1980年8月,波蘭格但斯克市列寧造船廠的一名女工因抱怨食堂肉價上漲而被開除,此事引發了工人中鬱積已久的對共產專制統治的不滿,在瓦文薩(WALESA)的領導下,船廠工人罷工抗議,進而發展成為全國範圍內的罷工示威活動,要求共產黨政府改善工作條件,增加伙食供給。
波蘭共產政府曾於1970年血腥鎮壓工人的反抗,十年後工人們走上街頭也時刻面臨獨裁者以暴力相向,然而威脅擋不住追求自由的勇氣,一千多萬波蘭工人加入了抗議的行列。
最後政府不得不坐到談判桌前,同意了工人代表提出的21項條件,簽訂“格但斯克條約”,內容包括允許成立獨立工會,保障罷工權利,開放言論自由等。8月31日瓦文薩宣布成立獨立自治工會──“團結工會”。

這是一個不受波蘭共產黨控制和領導的工會。團結工會的成立標誌著共產專制統治第一次在民主意志前讓步,民眾通過和平抗爭取得權益。
瓦文薩在回憶當時的情景時依然激動的說,“突然間一千多萬人站在一起,我們可以對世界宣稱,這是民眾的呼聲,共產黨早就不能代表我們了!”

然而共產政權並不甘心退出歷史舞台,1981年底波蘭共產政府首領雅洛察爾斯基宣布全國進入戰爭狀態,政府大肆搜捕異見人士和團結工會成員,瓦文薩亦被捕並遭軟禁。此後團結工會的抗爭轉入地下狀態。進入八十年代末期,工會組織的罷工潮風起雲湧,控制東歐的共產陣營日漸消亡,雅洛察爾斯基無奈下同意和團結工會舉行圓桌會議,最終擋不住自由民主的潮流。和談結果,決定在波蘭實行民選政府,瓦文薩於1990年當選為民主波蘭的首位總統。

談到團結工會的歷史意義,首位總統瓦文薩說,“如果沒有團結工會,就不會有東西德的統一,不會有東歐共產陣營的徹底解體。”
今年8月31日,團結工會成立25周年的慶祝活動再一次在全球範圍內喚起拋棄共產專制統治的呼聲。

2011年8月30日星期二

VOA:中国工运吸取波兰团结工会经验

 经过几年的奋斗,团结工会在1989年6月举行的议会大选中获胜,成立了以团结工会为主体的政府。而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则在1990年12月当选波兰总统,于1995年11月卸任。 
     
    *团结工会力量何处来?* 
     
    团结工会从弱到强,不仅推翻了波兰的共产党统治,而且敲响了整个东欧和中欧共产主义的丧钟。团结工会的力量来自何处?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和工运活动人士魏京生认为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魏京生说:“第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个大家公认的领袖和领袖集团;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波兰的基督教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动员民众、使民众认可这场和平演变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舆论或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持;第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团结工会能够迅速地动员很多人,主要就是有一个地下电台和地下报刊。” 
     
    设在香港的中国劳工组织“劳工通讯”的欧洲代表蔡崇国也把团结工会的成功归于三个原因:工人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温和理性的态度。他尤其强调了波兰天主教文化和官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指出波兰共产党统治的垮台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原因,而波兰当局处理工人运动的笨拙手法,更促进了团结工会的发展。 
     
    蔡崇国说:“政府对社会矛盾处理的笨拙手法和不讲信誉,使波兰工人由保护自己利益的工人运动逐渐政治化了,变成对共产党统治的完全不信任。”
     
    *中国工运缺乏内外因素* 
     
    对比今天的中国,身为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的魏京生认为,中国没有一支强大的宗教力量,但是中国人民已经从意识形态上摈弃了共产主义,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然而,中国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工人运动依然缺乏两个外部因素:第一,没有团结工会的组织和动员能力;第二,没有国际社会全力以赴的支持。 
     
    魏京生说,当年,西方国家和天主教会对波兰的工人运动给予了大量资金和设备方面的支持,而今天中国各地的工运活动人士却没有得到这些。他们一个月只能存上几百块钱买车票联络,完全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实际上靠中国工人自己的努力现在很难有这种大规模的串连。” 
     
    劳工通讯欧洲代表蔡崇国则指出,如今中国政府对工人运动的压制要比当年波兰当局对团结工会的镇压要严厉得多。虽然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劳工冲突,但是跨行业、跨地区的联系却很薄弱。更为重要的是,经过20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出现了大量私有经济,劳工冲突的对象发生了变化。 
     
    今年8月31日是波兰团结工会诞生25周年纪念日。25年前的8月31日,波兰政府和地下工运代表签署一项协议,允许工人自由选举一个能够代表工人利益的独立工会组织。这一天标志着团结工会从地下走向公开,成为波兰政治舞台上的一支强大力量。 
    蔡崇国说:“中国今天的社会有大量的私有制,50%以上的国民总产值是由私人经济产生的,中国有一个真正的老板阶层。中国的劳工冲突主要是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冲突。” 
     
    *工运很少针对中央政府* 
     
    蔡崇国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劳工运动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像,那就是工人的不满主要是针对老板的,最多是针对地方政府的,而不是针对中央政府的,因此很难成为一场政治运动。 
     
    蔡崇国说,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现状仍然为独立工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一些地方当局认识到,工会组织的出现反而有利于遏制老板过份地剥削工人,有利于当地的安定团结,有利于降低管理社会的成本,有利于保住他们的乌纱帽。 
     
    蔡崇国说,中国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也在不断呼吁允许工人农民组织自己的工会,保护他们的权益,否则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就没有保障。 
     
    蔡崇国还指责中国的官方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充当政府监控独立工运的工具,不能代表劳工的利益。 
     
    但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位名叫李建明的官员最近在接受美国“商业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宪法和工会法都规定,中国只能有一个工会组织,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符合中国工人愿望的。他同时表示,中华全国总工会将不断改善工作,加强对工人权益的保护。  
    VOA记者: 宝申 
    华盛顿  2005年8月25日

2011年8月26日星期五

波兰团结工会纲领(草案)——“波兰当前局势中工会行动的方向”

 

波兰团结工会纲领(草案)

——“波兰当前局势中工会行动的方向”

小点 译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8卷第8期(总第56期)及第9期(总第57期)

【波兰《团结工会》的纲领草案,由工会特别委派的委员会起草,在本年2月25日团结工会全国协调委员会会议上讨论;4月17日,在“团结工会周报”第三期全文发表,让一千多万工会会员进行广泛讨论。
  这份纲领草案提出了团结工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问题上的基本建议,包括结束对民主权利的限制,结束官僚特权,建立工人对工厂的监管,建立整个社会对重要经济和社会决策的积极参与,等等。这些建议如能实行,将会是波兰迈向建立工人民主的一大步。
  纲领草案名为《我国当前局势中工会行动的方向》,分为两部份,第一部份谈及“团结工会”的基本目标,它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的评估,及它就经济变革提出的建议。第二部份谈及“团结工会”就社会和政治生活民主化提出的建议,及它对工会的作用、结构和运转的界定。
  《洲际通讯》于1981年6月22日刊载了第一部份,在6月29日刊载了第二部份。本刊特译为中文,分两期刊出,供读者参考。】

大纲:

(一)基本价值观
(二)危机的经济根源
(三)经济问题
1、周期性的政治危机
2、经济改革
3、社会政策的主要问题
(四)对未来的保证
1、法治
2、公众生活的公开性和新闻报刊审查制度
3、选拔官员的基础
4、地方政府——“人民代表会”
(五)工会生活
1、工会的地区性和行业性结构
2、工会民主和活动的主要原则
3、工厂组织的主要职责
(六)结语

(一)基本价值观

  我们工会仅仅在半年间,由于工人的斗争和全国的支持,才得以成立。今天,我们是一个强大的社会力量,团聚了几百万的会员。正因此,波兰所有劳动人民终于可以有尊严地和有效地推进他们的共同目标。
  从反对不公义、羞屈和凌辱的抗议中,我们产生了。我们是来自所有地区和行业的劳动人民的独立、自治的工会。我们保卫所有工人的权利、尊严和利益。
  我们想根据爱国理想、社会公义和民主权利来和平地塑造我国的生活。作为一个工会,我们目标不是取代政府来执行其任务,但我们想代表相对于国家的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我们将会保卫个人、公民和工人的权益。同时,我们并不逃避我们对人民和国家命运的责任。
  1、最好的民族传统,基督教的道德原则,民主的政治旗帜,及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想——这些是启示我们的四个主要源泉。
  我们对整个波兰文化传统怀有深厚的感情,它根基于欧洲文化,与天主教有紧密关系,也与各种各样的宗教和哲学传统有关联。我们对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公义的许多世代的波兰人怀有非常密切的感情上的联系,他们留给了我们开朗坦率、兄弟友爱的感情、对波兰共和国的公民责任、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支持等等传统。因此,我们能够容纳任何人,不管其哲学、国籍或政治信仰如何。
  2、劳动人民应该团结一起的观念,表示我们非常重视集体行动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它们包括团结(我们的工会以此命名)、友爱、牺牲精神、以及为工会利益和更广泛的为社会利益而献身的精神。最后,其中一个价值观必须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兄弟友爱,他们要联合起来反对剥削者,不管剥削是以何种旗帜和口号作为掩饰。
  3、我们的基本任务——保卫劳动人民——是基于奉行社会公义的原则的。我们将努力使这个原则成为所有国家活动的基础。我们要它成为解决所有社会政策和群体生活的组织的基础。
  对我们来说,社会公义基于的,是个人内在的正直忠诚,是工人及其劳动的尊严。我们希望个人尊严的原则,能洋溢于工会的整个生活,并成为新社会的基本栋梁。
  从社会公义和个人尊严的原则出发,是人人基本上平等的原则。因此我们将会坚持要求实现社会的平等主义。
  我们承认一个原则,就是工资要看劳动的质和量,也要看工作的难度和危险程度(即按劳取酬的原则),我们努力改正在这方面不合理的不平衡。可是,另外一个原则比这个原则更占优先地位——要提供“社会最低标准”。这个意味不仅要满足衣、食、住等基本需要,还要满足所有令个人可以有满足的生活和作为人而发展的社会和文化需要。
  在争取合理工资的同时,我们呼吁各人在工作中诚实,保持高度工作道德、可靠性和良好效率。拙劣的工作——生产有缺点的货品或无人愿意购买的惯见的次货——令工人的尊严被贬,又有损于社会。
  随着平等的原则的,是必须在公众生活中确保充分民主。只有在真正民主的制度下,我们才能够有效地作为工人和工会争取我们的权益。只有在这样一个制度下,才能实现劳动人民真正参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因此,我们将会坚决要求扩大作出公众决策的社会参与形式和对当权者活动控制的形式。
  4、我们要作为工会而活动,需要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得到严格遵行: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言论和报刊自由,得到准确消息的权利,集会和自由结社的权利等。我们将会保卫任何行使这些权利而遭受镇压的人,因为我们认为镇压是违反法纪的。由于同样原因,我们将会努力争取解除所有对结社自由的限制,与新闻检查制度有关的限制,特别是那些与公众重大利益毫无关系,而只是保卫领导圈目前利益而施行的限制。
  5、我们工会恢复了波兰工人运动的传统,复兴了加强了我们的社会公义、民主、自由、独立等理想的传统,我们纪念1956年波兹南的工人示威、1970年波罗的海海岸工人及1976年拉多姆和乌苏丝工人的流血牺牲,他们丰富了这个传统。
  五一劳动节扮演着特别的象征性角色。我们必须以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注入这个节日里,使它成为我们的节日,劳动人民的节日,而不是国家雇主的节日。因此,它必须成为劳动人民在团结、和平等的精神下喜庆的聚会。
  6、我们认识到,民族价值观是我们集体意识中宝贵的、活跃的一部份,而波兰爱国主义是团结和为国家作出社会牺牲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我们注意到,民族价值观是将我们今日的社会结合在一起的主要联结物,而归根到底,它们是我们民族独立和自主的保证。导致我们工会诞生的去年夏天的社会抗议罢工,矛头也是对准将民族价值观摒出公众意识之外的企图的。
  7、我们工会这个组织,能够容纳许多观点,也欢迎任何信仰或没有信仰的人。但我们的会员的绝大多数(正如我国公民的大多数一样)是作为基督徒长大的。基督教的启示是我们写入纲领内的其中一个主要思想价值观。在许多工会办公室墙上悬挂的波兰雄鹰旁也挂着十字架,提醒了我们的会员他们道德的源泉,并灌输了一个信念: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正义的。我们希望保持这个启示的源泉,但这绝不意味我们会放弃本组织的非宗教性质。
(二)危机的经济根源

  我们必须合力克服正威胁会给我们带来灾难的经济危机。但如果我们不揭露和消灭它的社会和政治根源,就不可能将它克服。危机的核心,在于民主架构的消失,而与此有关的,是在直到目前为止存在的社会行政制度中存在于人民与政府之间的鸿沟。此外,促进危机的还有关于农业的不正确观念和决定(它要消灭农民私有制),生产重心是发展工业而损害了消费品的生产,及政府接管了合作社和小型私营商业。
  1、这个制度的主要特点,是缺乏民主地作出决策的途径,又缺乏处于行政地位的人作出决定或改变后要负的责任。影响整个社会的决定,全由党和行政机关作出,并不置于任何社会控制之下。作出这些决定之前,并没有自由讨论,因此解决问题的其他可能方法无法出现。独立的专家意见没有发表机会,关于国家或经济情况的必需资料也不在考虑之列。因此,社会被排斥于作决定的过程之外,各决定由官僚层的一些个别成员作出。
  2、政府的官僚作风,使错误不可能得到改正,许多时甚至不能对错误的决定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预作警告。不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所有的新闻检查和关于国家、经济、官方等秘密的法律。但不可能的原因,也是由于整个制度,它倾向于阻碍所有制订其他纲领、发表独立意见或分析的努力。这些障碍不但加于有政治和社会重要性的问题,也加于经济和纯技术性问题。结果就导致重大的损失,耗费了国家以千亿计波币。
  3、在政府和经济管理制度里,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统治者阶级,它不受被统治者任何控制。权力机构内的人,作出决定时着眼于个人利益、物质特权和职位更多于社会的利益。投资的错误决定(例如建筑新卡托维兹方案)和外国贷款的挥霍,时常都是源于统治架构内为本身利益而行动的互卫或互斗的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1976年至79年,官僚管理令到采取步骤去避免危机爆发变得日益困难。一般来说,官僚架构反对任何可能摇撼它的地位、财富或势力的改变或改革。
  4、这些的结果,做成波兰没有任何机会进行社会经济改革来将我们从危机中拯救出来。现存的政治制度,没有能力或是没有力量自我纠正。只是通过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抗议的爆发、和“团结工会”的成立,才重新打开了走向改革和变革之途。
(三)经济问题
1、周期性的政治危机

  我国深刻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于整个经济领域中货品和服务等的供求关系上巨大并日增的不平衡性。危机并非在过去几个月或几年才发生,而是十年来已一直稳定地增长。它源于生产架构的严重退化,令到无法满足需求,不论是在数量或品类方面的需求。危机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工作条件和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目前,当危机仍继续加剧,这些已经低微的工资实际上在下降。
  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危机,影响了它的结构、经济政策和制度。而且,在过去几年来,不利的事变因素也出现了。

(A)困难的近因是经济结构的缺点

  危机的结构性性质,表现于经济两个部门之间的不断和日增的不平衡,这两个部门就是提供人民需要的经济部分和朝向发展工业生产的经济部分。国家经济潜力过大的部分,被用于生产一些机器和工具来生产更多的机器和工具而不是用来生产消费品,后者被置于次等重要性。在农业方面尤其如此;农业这个经济部门提供人民的基本需要,又雇用了四分一的人口,但它被推到国家经济的次要地位。明显地,这类结构的经济甚至不能为劳动人民提供合理的生活水平。

(B)经济政策的长期缺点

  经济的结构性不平衡,是由一小批人和机构在脱离任何社会控制之下,以过于野心和不切实际的做法实行的长期经济政策所造成。无论如何,权力主要中心集中了决策权、帐目没有记录、厘订价格政策紊乱,这些都令社会绝不可能进行控制。
  因此,过去的情形是经济决策完全是武断和不负责任的,导致有害的经济决策。巨额的投资没有足够理由就作出了,也没有首先确保有必需的运输、能源、和其地经济部门的联系以令它们可行。在这个情况下,随意志作出的政策,对个别农民特别歧视,尤其是在低价格和机器配给不足的问题上。
  为了弥补这些效率低的经济政策和这个效率低的制度,国家借入了更多外债,期望资本主义银行家资助这个经济上衰朽的、中骨计划的国家经济。可是,债务需要偿还(并加利息),而只有有效率的经济才能做到这点。于是,这种弥补效率低的方法不能久用,相反地,它会成为导致经济崩溃的附加因素。
  最后的结果是,巨额外债超过二百四十亿美元,短期贷款和预算会再增加的债务已不计在内。国家必须用来还利息和信用贷款的钱,更多于出口收益。这就意味着每一进口货物要由更多信贷支持。这类信贷日益难于从外国银行取得,条件也比以前苛刻了(利率更高,偿还期限更短)。很简单的,我们被视为破产,而受到这样的对待。
  在这样的形势下,经济不保证从西方有足够货物入口。因此,就必须大力削减原材料、半制成品和零件,这就是我们经济的生产能力使用不足的首要原因。
注:本节第二段“和其地经济部门的联系”——“其地”疑为“其他”,否则应为“当地”。

(C)制度内在的因素

  危机最深刻的原因在于制度本身。所有经济决定权由主要权力中心垄断,官僚向个别企业发号施令,指出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生产的方法。这就是所谓以命令——分配制度来管理经济。在这个情况下,个别企业不能自由决定生产计划或选择生产方法,于是导致企业所有层面都做出不切实际的经济计算。经济账目在中央计划中也不起重要作用,因为缺乏真实成本的准确资料,这就加剧了企业将成本提到最高程度的倾向,并使它们在估计计划的实现时(包括将成本加以膨胀)促进自己的利益。决策权越加集中,最终将导致激发人们积极性的途径完全不能发挥。
  所有这些导致了劳动力和资源的巨大浪费。我们只要指出,要生产国民收入的一个单位,我们比起法国或西德的经济要多耗用原料、能源运输和劳动力。

(D)其他因素

  有一些因素是产生自过去几年来我国遇到的事态性局面的,例如1980年的农业歉收。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必须记着,任何经济都应该为事态性困难作出准备和必须有储备,使它不会在这类困难的影响下崩溃。但假如它真的由于不利情况的临时冲击而崩溃的话,那么,不利的情况就不再构成崩溃的客观导因,而是不完善的经济制度、错误政策及极不平衡的经济结构的产物。
  由于所有这些因素,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运转一直很糟糕。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国民收入增长率减缓,而超过两年已有国民收入剧烈下降的情形。结果是,国家正经历一个严重的危机,威胁着带来国民经济的完全崩溃。

2、经济改革

(A)改革要成功的一个条件是得到支持

  这个分析显示,现今的经济制度并不相符于现存的社会和经济需要。在长期基础上克服危机和将经济导致平衡发展的唯一途径,是对制度作根本改革,除去经常地周期性地出现的危机的根源。我们工会完全支持经济改革,认为它有益于工会会员和整个社会。
  我们表示我们支持改革的方法,包括广泛地初步讨论改革的基本原则,明确地界定它的方向、形式和目标。我们要通过讨论来澄清我们希望得到的改革的明确性质,防止它们被轻略或歪曲。
  但是,“团结工会”将不会提出自己的改革纲领,因为它认为所想要的改革形式可以通过对现存的建议作讨论然后得出。可是,是可以问一个问题的:“团结工会”是否应该积极地参与改革的发展和实行,方法例如可以是制订自己对解决主要的问题的建议?
  改革应该产生自专家的自由、公开的讨论,但它们应该由控制整个经济的政府当局实施。另一方面,工会的任务是保证使改革会真正改善劳动人民的境况。因此,工会支持的经济改革,是要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并会有最大可能带来长期的(不只是即时的)我国经济形势的改善。
  我们在界定改革过程中必须实现的条件时,认识到要达到真正的、深远的改善,有时候意味着要牺牲眼前的利益。但我们接受这个风险的前提,就是要所有有关改革的决定都征询了我们和整个社会,每一个解决方案的优劣点都全部向我们描述,以及政府的社会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与我们合作得出并会加以严格遵守的。

(B)我们期望的改变的性质

  经济改革应该重新制订中央计划机构、主要权力中心、社会化企业及经济制度其他成份的结构和运转。
  中央计划不应再带有司令官发号施令的性质。即是说,它不能以发出命令和禁制令来给企业配给任务。用以劝使企业采行某些政策的方法,必须是经济性的方法(如使用价格、税收等等)。
  中央计划应该顾及全局;它不只关心目前的运行,更应该包括几年的期间。中央计划的目标,决定着经济发展的全面方面,应该通过社会的积极参与而得出。
  社会对计划过程的参与和对计划的控制,应该通过国会、社会组织、地方自治组织以及各工会的公开讨论和决定来加以保证。这个控制应该关心到经济发展的全面方向、生长率、国民收入分为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包括社会消费的主要趋向),等等。这个社会控制也应该保障自主的社会化企业和家庭商业,使之不受经济和社会行政机构的命令限制。企业与中央经济权威之间的中间性联系,例如某些工业的部门,或是某些工业的企业联合会,应该大大削减。
  社会化企业应该被赋予决定自己的生产计划和方法的自由。在这方面,原料及其他生产零件的中央化分配,应该受到限制并最终废弃。自企业应自负盈亏,即是说,它们应该能够以所赚取的钱支付其支出。对它们的评价,应该基于它们的经济效率而非基于它们是否完成计划。一个企业应该有自由处置它通过更高的效率而赚来的资源,指定它们将用来作更多投资,特别是用来维持设备。
  企业如何运转、它的自主程度、它由社会如何管理,这些都要看企业的性质和规模。在新制度下企业能正常运转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市场非垄断化及相互竞争的生产者在某程度出现。
  价格制度的改变,对于“团结工会”来说将会是严重的两难困境。在改变的同时,也需要有工资补偿;此外,将需要使整个工会和一般舆论相信改变是有用的。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广泛的讨论。
  在新制度下,处于不同所有制形式下的生产单位应该有同样的法律和经济的条件来发展。社会所有的、合作化的、公社化的以及家庭所有的企业,应该在市场价格、供应、雇用和税收政策上都得到平等对待。尤其需要的,是取消所有加于家庭式农场和家庭所有的手工业和服务商店之上的限制。
  我国面对的其中一个主要经济任务,是基于波兰农业本身的力量,发展一个全国粮食方案,方案的要点必须包括:充分尊重个别农民对土地的私有,大量地增加提供给他们的农场机器、工具、化肥、及其他增加农产所需的物料。
  实行这类自由市场的计划经济,将会产生某些社会问题,而我们工会必须对这些问题采取明确的立场。
  工会认识到企业将有权在需要时改变它的雇员人数,但是,政府当局将仍要负责执行一个全面就业政策,虽然这政策不能再妨碍生产性企业了。政府必须拨出足够的金钱制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支付将人们从一个工业或办公室调去另一个经济活动或行业时的重新训练或调任费用;企业的自负盈亏,可能也会导致一些企业要裁员或关闭。可是,在这个情形,工会将会事先要求工人的利益得到保护。
  工人实际分离一个企业的利润,也有可能增加不同企业间工人收的差距。这点也是应该在工会内讨论的。
  广泛地采用企业自主制及依赖市场制度,可能会导致一些经济和社会困难(价格更高、就业问题、等等)。改革的过程因此必须加以密切注视,以便能消除将会出现的不正常情况。
  社会化企业被赋予自主权,就同时令到发展真正的工人自治成为可能——并且成为必需的。我们工会认为在社会化企业内成立工人自治组织,是经济改革不可或缺的一个内容。
  这些企业内的自治组织,应该有足够法律权力来作出关于企业的运转和经营的实际决定。因此,它们应该有权控制企业的资产,决定生产和销售的目标,选择生产方法和投资目标。它们也应该决定企业利润的分配。
  这些问题的特别解决方法,将决定于有关企业的规模和性质及其他情况。但有一点是特别必需的:工人自治组织参与对厂长的招聘和革职(通过竞争性考试、评价、或直接任命)。工人自治的问题应该成为工会内广泛讨论的题目。
  我们工会将会在社会上从属于工人自治组织,并将全力支持它们。但工会组织和自治组织之间必须有明确的分界,所基于的原则是:工会将主要是保卫工人的利益,而自治组织则将会代表并负责企业的经济和生产利益。自治组织必须在所有影响到工人的分发企业收入的问题上征询工会意见。
  工会认为经济改革应该尽量快速、全面和民主地实行。但我们特别认为改革不能推迟到我们经济已达到完全稳定之后。因此,必须快速起草一个纲领,停止经济衰落的趋势。为了令经济改革可以开始,也必须恢复工作的正常步伐和寻求真正合作的地方,例如改善企业的经济运转,找出最合适的自治形式,反对酗酒情况,等等。

3、社会政策的主要问题

  现在有一个危险,是1981年人民的生活情况将会变得更坏。而首先,外贸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我国不确定是否会取得今年所需的一百至一百一十亿美元的额外贷款,这笔款项中六十至七十亿要用来还贷款,三十至四十亿还贷款利息,十亿要支付目前的赤字。
  如果取不到这项贷款,生产可能会大量下降,对消费水平会有即时的影响。将国民收入的分配改变而增加消费(即减少投资增加消费)的可能性极为有限,因为不能再限制一些重要的非生产性范畴如住屋、医疗、教育等的投资。
  有一个威胁是消费市场会完全打乱。1981年人口的财政收入比1980年增长了,但制成品的供应并不满意。此外,1981年的农业收成可能不好,因为仍未能补充1980年消耗了的牲畜。实际来说,人口收入的总年增长将不会有相应的可供购买的货物的增长。

(A)国家对危机损失和改革的法律责任

  我们工会认为,国家要对危机的影响和对改革负上责任,无论经济改革是否保证了经济企业有真正自主或会采取什么形式。这是因为在实际上,国家直接组织了波兰的经济生活。保卫人民不受危机后果损害的义务落在国家及其机构身上,不管各工会和社会组织进行了什么活动;工会将以这个基础来评价国家机构。
  政府并未提出一个纲领来领导国家走出危机。国会最近通过的1981年的计划,并没有处理关键性的问题。早就应允了的稳定化计划仍未存在。我们工会和一般大众甚至没有收到关于经济状况的报告。这样的迟缓不行动肯定会令危机加深。政府应该立即提出一个纲领,领导国家走出危机,并将纲领提交全国讨论。
  面对当局的冷漠,我们工会迫于要发动本身的主动性。我们目标不是要取代政府。我们只是想在原则上指出经济和社会政策应该采取的方向——这个方向从劳动人民的角度看是有着根本重要性的,它同时会决定性地影响国家经济情况的许多方面。
  “团结工会”明白到国家经济处于真正危急的困境,因此,将不会在1981年提出重大的工资或社会要求。但它却期望:
  ■政府经济政策(尤其在有关工会最直接利益的问题上)的基础,将会在征询工会的情形下建立;
  ■政府将会致力于一贯地执行一个改革纲领,它将会保证未来有颇快速和平衡的经济发展步伐(我们将在下一节提出这个改革的一般原则);
  ■政府的经济政策将会不只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尊重以下原则——人民实际收入的平均水平将会保持,而优先会照顾处于最弱经济地位的人们。

(B)自由市场的原则

  签署了罢工协议七个月后,劳动人民的主要不满是市场灾难性和不断恶化的情况。空荡的商店橱架和商业用品货仓,令我们怀疑到工资增长的成果。越排越长的购物人龙和黑市的出现,破坏了家庭生活。
  在这个情形下,增加日用品的供应是必需的、不可少的。但现在仍未可能快速地改善所有配给物品的供应。在这个情形下,应该考虑和讨论两个即时解决方法的建议。第一个建议提出扩大市场调节的可能性(通过使用配给证);第二个建议是明确地反对实行和维持这个配给制度的。
  第一个建议认识到需要一个健康的市场,尤其是要支付农民的要求时将要改变批发和零售价格。但是,它视配给证为必需的不幸。在严重缺乏物资的情况下,不能以金钱为唯一方法去调节物品的分配。没有配给证,就会难于保证基本货物的最低限度的供应,尤其是对于收入低的人来说。
  第二个建议是反对将配给制度扩展到包含更多的物品,这个建议更提出快速消灭现存规例的可能性,因为实行配给证制度导致一些家庭囤集物品,另一些家庭则缺乏,而这制度也损害了工资作为诱导良好工作表现的作用。据这个建议,比使用配给证更好的调节市场方法,是使用厘订价格的途径,而每个情形都应在社会同意下实行。
  两个建议都应该在工会内广泛讨论。

(C)最低限度福利的原则

  我们要求在1981年能完全实现所有列于罢工协议内关于社会工资方面的政府履行的义务。我们尤其希望有很快速的行动,在工资、退休金和屋租方面在收入里实行社会最低标准的原则,另外扩大家庭津贴和处长分娩假期。我们却不想提出工资水平的新改变。
  特别重要的是,改革的损失不会以任何形式落在最贫困的公民肩上。要界定不同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人们的最低平均需要是必要的。这个最低额应该考虑到市场物品的供应、价格和消费情况而加以控制、调节。
  我们社会的贫穷情况不能容许扩大。我们应该坚持政府要保证波兰每一个人得到最低限度的福利,不论那人是工作还是不能工作。同时也需要的,是在这个最低标准下每一个活着的人都获保证有国家的经济和物质援助。工会本身将会监督为保证这个最低水平而支付的款项,也监督决定这笔款项的标准以及国家如何实行一个方案来保护所有公民的最低限度的福利。
  我们知道即使这样节制的方案,也会增加供应给人民的钱而没有相应的物品供应的增加(亦即通货膨胀)。但我们认为必须采取这些措施,因为这是人口中物质境况最差的一部份人唯一可以改善境况的方法。
  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需要记得,(虽然颇大量的金钱将会用来提高现在处于最低水平以下的人的生活水平,增加家庭津贴,延长分娩假期,重新订定租金和退休金,等等,)这笔款项只会代表人民手上的金钱的很小一部份。因此,取消这些方案只会极轻微地有助于市场的稳定化,而这点是会以牺牲物质情况最坏的人的情形下达到的。我们工会永不会同意这类节约。
  要正确地、实际地实行最低水平福利的原则,需要公众积极地参与这事件。
  与最低水平的问题有关的,是最高水平的问题。必然地,必须在收入水平上有限制,不能容忍超出这限度。在这方面,我们的其中一项要求,是取消1972年的法令,它给予特权的个人及家庭很高的退休金和津贴,这是违反我们的一般原则的。

(D)对危机的损失负上比例性责任的原则

  社会公义要求危机的损失和必需的改革的费用,平等地由所有公民分担,亦即按他们的收入比例。波兰这个国家的不同社会集团间的收入水平有很大差距,这就是为什么危机的损失应该多由高收入的人负担,少由低收入的人负担。工资和税收的增加制度也应考虑这点。
  没有人(不论他处于什么政府职位)可以不受这个原则约束。它应该在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监督下实行。鉴于每一个别职业有特别需要、愿望和传统,因此需要有详细的讨论。这首先意味着在执行这个正确原则的过程中,某些高资格、自我牺牲的专业工人必须不能被剥夺他们对自己价值的认识和对增加生产性努力的刺激。
  旨在恢复平衡的纲领的费用,首先应落在富裕的人们身上,尤其是那些因拥有权力而取得特权的人们。工会应该冷静地但坚决地坚持这个政策,因为在七十年代,开始了社会不平等的剧增,而有权位的人的特权膨胀到更大尺度。但是,正是这些人直接要对我国目前的情况负上责任。维持这些国家官员的特权,在社会上是危险的,在目前形势是极为不道德的。由于他们的特权,行使权力者与人民的日常实际脱离了。他们与社会疏离,无法了解社会的问题。
  鉴于经济局势和社会公义的要求,我们觉得有必要向当局提出以下的要求:
  ■在家庭总收入超过平均每月工资的情形下,采用普遍的、强迫性的、累进的税制,令收入趋于平均;
  ■对过高的财富(豪华汽车、渡假别墅等)抽税;
  ■限制统治架构内的官员享受。未经授权的物质特权(楼房、职用汽车、特别医疗服务、等等),公布架构内居要位者的收入和财产。
  上述建议的重新分配收入的措施,以及补助人们支付更高昂的物价的制度(只对物质情况最困难的人提供全部补助),将促使社会不再接受的不平等情况消灭,并资助最需要的社会方案。实行所有这些措施,将同时开启恢复稳定市场的道路。
  工会知道市场必须逐步加以稳定化,但这点必须尽快做到。我们也知道只通过增加生产和增加输往市场的货品,是不能达到这点的。物价上扬是无可避免的。我们已考虑了这点。但物价上扬可以导致实际工资的下降。
  这个情形令工会采取一个立场时遇到困难。国家应对收入属于最低的人实行全面补助。可是,对于收入属于平均水平的人,即大多数情形,就必须考虑两个选择:或是补助部分的生活费的上涨,这样会改善市场的稳定,或是给他们全面补助,因而加剧市场情况的严重性,令危机的终结要延迟。这两个解决方法应该在工会内广泛讨论。
  当然,对奢侈品以及烟草、酒类的价格的上涨,是不应提供补助的。
  决定补助价格上扬的问题,必须按照罢工协议上的有关条文,以全面的方法实行。这个补助的制度,应该与工会一起详细制订,并提交公众讨论,因为补助更高生活费的任何一种计算和支付方法,要能得到社会接受并产生效用,都要看人们是否对最适合他们的方法有所选择。

(E)普遍就业权

  劳动力市场的初步困难已显现,随着危机的恶化,我们可以预见某些地方和某些人口的部份出现失业。我们必须记着,在实行经济改革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问题将会是特别困难的,需要工会致力于与工厂厂方和中央经济当局紧密合作。
  失业问题将要求企业与中央经济当局分工合作。一方面企业将会有权改变它们所需的雇员人数,同时中央当局要负责保持整个劳动大军能全面就业,方法是推行制造新职位的积极政策,筹款支付工人的重新受训和对被企业解雇的工人提供援助。同时,必须开启重新调整就业的方案,由国家资助,但要得到工会的同意和受工会控制。
  同时,一个重要的但很困难的问题,是为从各种学校毕业的学生提供合适的工作。这就需要分析如何利用有资格的工人,将未受正当训练的工人取代,谨慎地调任有经验的工人,保证在全国平面工人更大的动员,等等。今年和来年一个特别的困难,将会是从职业学校和工业学校毕业的年青人所面对的局势。
  上述建议的实行,可以是严重的紧张甚至社会不公义的源泉,需要特别的专业人士有事先的考虑和讨论,也要看各特别范畴的就业困难有多严重。工会也应该考虑是否应该或需要以其权力来筹划一个广泛的、长期的调整就业方案。

(F)改善劳动情况

  进行经济改革以导致自主的企业能脱离命令制度而成立,必须同时有步骤去达到劳动大军工作条件的基本的改善。目前,很大部份的工人的工作条件是令他们紧张甚至健康有危险的。企业应有义务将它们的资产摊提和发展基金的一个比率用于改善工作条件。这个比率应该由工人自治组织决定,最低水平应由法律界定。
  关于在工作间被健康监督机构发现的无数有损健康和安全的情形(有毒剂、尘埃、噪音、高温等等),必须要求波兰认可国际劳工组织1977年第148项关于保护工人免于污染空气、尘埃、震荡、拥挤等条文,并要求现存的波兰条例(它们根据该协议的条文来保护工人)得到严格遵守。
  要恰当地组织企业和整个经济的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缩短工作时间。这会提供一个强烈的刺激,令企业更有效地组织起来,并鼓励工人更有效地工作。在下一次谈到缩短工时的阶段时,将必须要求企业和经济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制订具体的计划,达到组织上更大效率,以及实行技术措施缩短工作日的小时。

(四)对未来的保证
1.法治

  我们视为基本重要的,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及政府与公民之间恢复对法律的完全尊重,以及在公众生活中恢复自治制和公开性。达到尊重法治,是‘团结工会’与政府当局建立正常合作所不可少的,也是要寻求解决波兰今日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所不可少的。
  法治表示法律应该表达社会的利益和意愿,而当局与公民都应该受到法律的约束。没有人可以站在法律之上或之外。法律观念应该统治着国家、行政和经济机器。公民及其组织也必须受制于这些观念。人人在法律面前都应该是平等的。公义应该对每个人都一样,不论他们所居的社会地位或官阶如何。
  法庭必须恢复它们作为极重要的组织的工作:评断不只公民之间的纠纷,而且是公民与其组织及国家机构之间的纠纷。由于法庭是独立的机构,我们视它们为公民权和公民自由的天然保护者。
  执行公义时,需要遵从以下的一般要求:
  □扩大法庭的司法权,使它们可以裁决侵犯公民政治权利的问题(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
  □成立一个立宪法庭,使宪法权利成为极重要的和得到尊重的;
  □委派一个国家审裁庭,审裁犯了滥用权力、危害国家或导致重大损害的在高位者。
  我们支持一种舆论要求,就是法庭应该裁定关于行使预防性拘留措施的问题。我们也认为有需要加强检察官对控方的监督,以便能有效地保护被告的权益,尽管现行程序保证了法律在诉讼初期保护他们。我们认为检察官应该附属于司法部,并像政府一样受国会控制。
  我们声明我们赞成法官的不可变换性,赞成取消备受抨击的制度:最高法院法官任期是临时性的,这点违反了司法独立的原则。要有这类独立的另一必需条件,是要恰当地选任各种法庭的顾问。目前委派法庭顾问的方法,并不保证选任是恰当的。我们认为法庭顾问应该通过普选选出,地区性和地方性的顾问也同样普选选出。
  公义的执行应该惠及所有人。因此,有必要取消法庭收费的盈利性质,消除司法部尽量替政府增加收入的倾向。
  法治要求除了法庭的监督外,还有整个社会对公安机关活动的监督。国会和人民代表会(按:地方政府机构)应该经常性地进行关于这些机关的活动的公开辩论,同时也需要保证社会检查判刑的程序及工会控制囚犯的工作条件的程序。
  我们要求工会自由的全部范围写在法典上,这些自由在政府认可有关的国际协议时已加以承认,它们包括罢工权利、工人用其它手段争取其合理要求的权利等。我们也坚持农场家庭所有制的不可侵犯性。
  如我们上述,由于法律应该表达社会的利益与愿望,因此获授权通过有法定地位的法律和决议的代表组织,应该从真正选举中取得权力。我们认为应该有新的国会和人民代表会的选举法,这些法律要保证组织及公民团体有权提名候选人参选为代表和议员,选民可以自由作出选择选出他们的代表。
2.公众生活的公开性和新闻报刊审查制度

  除非公众生活以公开形式进行,否则不可能有效地保卫劳动人民的利益及其它形式的公民活动。其中一点就是批评和发言自由;另一点是公民能自由取阅国家文件并有机会发表和刊登其意见。
  有关键性的是当局要公开运转,不能用官方秘密的屏幕掩饰一些错误的、自利的、非法的甚至是罪恶的决定。
  如果要限制这些自由和公开性,就只能是为了保卫合法地界定的社会一般的中心价值和利益。例如:反对发表一些冒犯社会的道德和宗教感情的言论,赞成保护国家秘密,反对发表会破坏国际联盟的意见。
  我们有必要以法律界定新闻检查官干预的可容许限度,令他们受到司法控制,并在界定检查官职权的条文上,加入意见可容许发表的原则。
  在对新闻检查作限制的同时,必须保证公众可使用政府拥有的传播媒介如电台、电视、出版社等,并提供设备以使所有合法组织可以进行本身的出版活动。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台和电视,应该受到社会的控制。
3.选拔官员的基础

  到目前为止,人事选拔的程序仍未能确保能恰当地选拔担当领导地位的人,现在的领导地位是全部地、合法地留给了党员。党机构对这些任命有最后决定权。这个情况限制了公民的权利,因为在填补领导位置时极大多数人受到歧视。社会对这些任命也没有任何影响力。许多领导地位由一些既无能又不在工人中享有威信的人霸占了。这就导致我们文化(广义的)及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
  在这个情况下,很重要的是领导职位要尽快让所有恰当专业资格的人取得,另外要让社会对这些职位有控制权。在这个情形,行政职位应由有能力的人填补,他们要得到企业劳动者的承认。命名法原则只可以在有关政治职位的情形下才应用。(按:‘波兰统一工人党’以此维持它对社会重要职位的控制。这是一张名单,党委在选任全国性、地区性和地方性重要职位人选时只从这个名单挑选。这个名单上有约二十万个名,包括党员和亲党的非党员。不在名单上的人,无论如何资深,也不会被选任。
4.地方政府——‘人民代表会’

  我们支持主张真正地方自治政府的行动;我们特别支持主张司法行政自主的行动,这是司法独立的必要条件;我们也支持主张高等学校自主、专业学院自治的行动,这是造成科学思想不受干扰地发展,新一代专家得到全面教育的条件。我们在独立学生运动中看到一个真正的社会力量,它在将来民主的体现中将会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因素。工会也表示支持文艺、科学、社会、文化、宗教及其它组织向往完全自由行动的愿望。
  另一个问题,对全国有着基本影响的,就是要向波兰的农民保证他们有全权成立一个独立的、自行管理的工会运动,享有如我们工会一样的权益。我们将会支持农民争取权利的斗争,给他们全面的法律、组织及其它援助。
  最后,合作社组织是自治政府一个重要形式,它们在我国已有深远传统。它们应该名实相符。
  到目前为止,公民在实际上并没有影响地方政府机构‘人民代表会’的组成的任何权力。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人民代表不用争取选民的支持,因而并不充分地代表选民的利益。因此到现在为止,‘人民代表会’不但未能采取适当行动应付对本区人民攸关的问题,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容忍了贪污、非法特权、亏空公款、浪费等。
  我们工会以其对劳动人民最好利益的了解为指导,觉得有义务呼吁政府改变这个事态。我们必须特别强调以下几点:
  □改变选举‘人民代表会’的选举法,令到可以从几个候选人中真正能选择一个代表。
  □接受一个原则,就是任何人只要取得公民的支持,就可竞选‘人民代表’。
  □在今年年底之前举行‘人民代表会’新的选举,制订新的民主化的选举法。
(五)工会生活
1.工会的地区性和行业性结构

  我们工会并未建立起一个全面的组织结构,但即使今日已可以说它的基本原则已建立——地区性的联系,确保区内不同行业和不同工厂的劳动人民有相互的帮助和团结。工会的地区性结构,保证了对工人利益的最好保卫,提供了与全面性、地区性、地方性和工厂层面的当局和行政者协商的最佳条件。
  然而,工会也充分意识到各行业或职业有其特别需要。因此,在地区性结构之内,已成立了行业性支部,它们包含了基于特别行业的工厂工会组织,或是基于一种工业的跨厂组织。它们在地区层面成立统筹性代表会或委员会,在它们发动下得出该行业的全国性权力。以这个方式,每一范畴的工人的利益和需要都应该得到有关的工会地域性单位的保护。另一方面,行业性或职业性委员会从属于工会的地域性和全国性组织,就确保了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得到保护。
  在充份地组织这些支部和委员会,并制订出它们与工会主要领导机构(地区性和全国性组织)之间的恰当关系上,工会面对一个大问题。
  支部的主要任务,包括在草拟集体劳工协议及其它有关某一行业工人的问题的文件,此外是在关于专业资格、健康危险、安全和工作环境等问题上发动行动。在某些情形,地区性工会当局也可能授权行业性或专业性支部执行其它工作。在工会日常实务中,行业性和职业性问题引起非常强烈的情绪,一方面是由于以往工会结构的传统,另一方面是由于眼前的需要。因此,关于支部与工会领导的恰当关系,分工及各负的任务的范围,在行业性和职业性支部中成立领导组织的方法,等等问题上,急切需要广泛的讨论。
2.工会民主和活动的主要原则

  我们要工会是独立的,而我们清楚这点意味甚么。我们要它是自治和民主的,是将民主扩展到全国公众生活里去的泉源。工会的规章和实际工作,应该能反映界定我们工会民主和活动的性质的原则。
  首先,工会的所有成员是平等的,每人有同样的权利和一张选票。每人有权自由发表关于工会事务的意见。没有任何会员比另一会员优越或低微,尽管他们执行的任务可能临时给予他们以其它会员之名作出决定的权力。
  第二,工会领导层的目的,是服务和代表会员。工会每一名全职职员只不过是由他或她的选民授权的代表,去服务选民及整个工会。他们必须向会员提供已采取了和为甚么采取某些决定的经常性、全面的资料。他们也可能会被撤除一些职位,如果这是他们的选民所要求的话。
  工会不能有效地运转,除非它获提供必需的全职职员、办公地点和技术设备。可是,国家和工会的困难物质情况,和以前的‘工会中央代表会’(按:即‘团结工会’成立以前由党控制的工会组织)的坏经验,使我们在达到这些需要时要保持某种节制。工会的财政有必要尽量节约。全职职员的工资不能高于国民经济中其它的工资水平。
  第三,工会的生活是基于公开性的。工会的正式活动的平等性和代表性,只有在工会内所有平面都是公开活动的情况下才有真正意义。尤其是,与政府及与(国家)雇主的代表进行的所有谈判,都必须公开地进行。每一工会成员必须有机会阅读工会领导及其组织的文件。他们必须反过来利用所有可能途径尽量通知其它成员真正的问题的所在和所采取了的措施。
  在这里,工会组织和工厂圈子有一个特别的角色要扮演。他们的任务不但是提供关于工会领导的立场的资料,而且是关于个别组织的立场及它们所进行的活动的资料,这样可以取得关于工会生活的尽可能全面的资料。
  第四,工会的行动是集体一致的,是基于团结原则的。这是每一自治的工厂组织奉行的所有劳动人民行动上一般是团结的这个思想的基础。这点最清楚见于罢工中,这时每一工厂或地区都乐意互助。
  这些广泛的团结的联系,在我们工会铭刻了特别的印记。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决定响应其它人的利益而行动。要保持这个团结性,需要代表着不同工业和不同地区的工厂组织(不论它们属于工会那个地域性领导机关)经常的合作和交换消息。
  第五,工会成员受到它的共同协议的约束。工会的章程和工厂大会的决议对组织的所有成员是有约束性的,即使他们投了反对票。遵守由民主作出的决定是必需的,即使违背这些决定可能会带来一时的益处。在工会内部,法治——通过我们的章程和各种建立我们明确的内部合法结构的决议——是要取得有效行动和民主所不可缺少的。
  这并不排斥了批评和辩论。相反地,批评和辩论是一个健康的工会的标志。这种经常性的批评,是为了控制工会及其个别组织的活动所极为重要的,但由这些批评所导致的改变也应该按照民主原则执行。
  我们工会生活要遵守上述原则并不是简单的事。在一个受着经常威胁的不稳定的局势下,对集体行动的需要有时可能会倾向于需要置效率于民主原则之上。但在实际上,工会的实力在于它的民主,任何行动上的纪律,都不及一些全面地参与作出决策的人的团结更好。因此我们不能容许一个被围攻的心理强加我们身上。相反地,正是公众生活中这个缺点是我们斗争反对的。
  第六点,也是最后一点,工会利用不同的斗争形式来达到工人的利益。这些包括干预工人和雇主之间的纠纷,向政府和雇主提出要求,组织和领导群众抗议行动,等等。可是,罢工扮演了一个特别的角色。我们不能忘记罢工不只是最后的一种手段,而且也是工会的慎重和团结的考验。因此,我们在号召罢工时,必须有很好的理由,而必须让社会看到这点。此外,在关于罢工所可能引致的社会代价方面,也必须有足够的理由支持罢工的进行。
  作为指引,几个原则是必需的:
  (A)罢工要有效,同时要尽量导致最少的代价;
  (B)罢工必须得到社会本身的支持。在这方面,关于罢工的理由资料必须广泛传散;
  (C)重要的是有选择地利用罢工,挑选一些地区是罢工令国家雇主最痛苦但令人民尽可能无痛苦的。罢工应该豁免那些提供人民即时需要的经济部份。
  另一个工会斗争的重要成份;是与厂方或政府的谈判。在这些谈判中,有必要从最开始就作好谨慎的准备,知道目标是甚么。假如如经常所不可避免的,是有妥协的话,最重要的是不要让它们导致工会内部有争论,而是令组织更巩固,以准备将来争取目标的斗争。
  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机构和活动形式,保卫工会民主。在处理工会事务时,工会报刊和出版工作不能受到工会领导方面的新闻检查。它们必须成为经常提供消息和批评缺点(缺点肯定是不可能避免的)的泉源。
  我们也必须务使工会内消息的流通是朝向许多方向的,向下层组织和会员提供着经常的、快速的、详细的关于上层组织所作的决定和行动的消息,也向上层提供着经常的关于会员的需要和意见的消息。同样必需的是在工厂和不同地区的个别工会组织内散发消息。
3.工厂组织的主要职责

  工会生活的基石,是自治的工厂组织。较高层的工会组织,代表了各工厂组织,在与每个工厂劳工工会经常的协商下作出民主的决定。地区性或全国性领导机构只是在对所有工会成员都有影响的问题上作出决定。
  因此,每一工厂组织必须制订自己的行动纲领。这样的纲领包括四个主要问题:
  1. 保卫在职工人的权利、尊严和利益的行动。这是联系于对工厂及其特别机构的管理的控制的。这点要求对工作条件有不断的控制,对关于工资、晋升、调职、补偿、津贴、假期等等的决定上有监督。
  工厂组织为保卫本身成员和维护所有工人的利益(不论他们是否隶属工会)而行动。它们也尝试促进工友间友好的关系,并试图发动他们有效率地组织其工作。
  2.提供工会会员及其家人的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
  工会组织应该筹划不同有社会活动,目的是巩固各工会支部之间的团结友好,培育工会会员的个性。与其它工厂组织或专门工会机构合作组织体育、康乐、教育和文化活动是必要的。这些共同的经验,可以令人们更接近,预备好在威胁形势下,当时势需要他们为保卫权利而激烈斗争时,他们会联合行动。
  在自治架构内,每一个工厂组织必须发展执行这些任务的本身的方法。这些问题与保卫经济利益是同等重要的。这就是为甚么我们工会投身于培育劳动人民的个性、帮助他们发展精神和家庭生活这个目的。因此,工厂组织应该鼓励业余体育和文化活动,应该尝试叫工人参加大学课程,并可能的话扩大课程的范围。它也应该安排一起过假期和旅行的空间时间,和庆祝工会假期的不同形式。
  3.有必要进行一个全面的讨论,看怎样支付工会工厂组织职员的工资。所有(或一部份)可能由企业支付,企业在法律上有义务豁免从事工会职务的雇员不用做企业工作。这个解决方法可以为工会省下可观的财政支出,可能会在法律上迫企业实行。另一个解决方法是由工会财政上支付个别工厂组织的开支,这个方法会强调了工会的绝对独立性。由工会工厂组织雇用的工厂工人,将会向厂方申请无薪的假期。
  假如是采取第一个解决方法,即抽用工厂的全职雇员来为工厂组织工作,就有必要也决定这些全职职位是否全部只留给工会职员(秘书,会计,关于工资、健康、安全问题等的专家,法律顾问等),还是也可以被选出的工会活跃分子。
  4.控制工会组织的更广泛的活动和与其它工厂组织的合作。每一名工会会员都有责任使到他或她的代表的行动,是按照会员的利益和工会的民主原则的。有不正常行为时,批评是必要的,甚至可能需要因不良行为而革除工会职员的职务。
(六)结语

  “团结工会”是革新过程的主要保证者。波兰没有任何其它社会力量能取代它这个任务的地位。在从事革新的道路上,我们必须有决心,必须随时预备作出牺牲。或是‘团结工会’能改变它的社会环境,或是旧制度会将它的准则和目标强加在我们身上,削弱我们的努力,最后吞噬了我们,因而消灭革新的希望。
  我们已选择了的道路是不可以后退的了。我们只能前进,迈向我国完全的革新。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8卷第8期,总第56期;第9期,总第57期)

2011年8月21日星期日

团结工会与波兰剧变大事记


本大事记是根据戈铭、Naomi Klein、水泥、老巴等文章材料整理而成
1956年6月,波兰西部城市波兹南的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和降低赋税等,派代表团去当地市政府和华沙的中央机械工业部请愿,结果未能如愿,引发了骚乱,造成至少75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的“波兹南事件”。
波兹南事件后,1956年10月主张改革的哥穆尔卡复出担任党的第一书记。11月,颁布了工人委员会法。工人委员会的职权包括:制定企业生产计划,规定劳动定额、工资等级和奖惩办法,监督企业行政等 。各工厂相继建立了工人委员会,作为选举产生的工人自治机构独立于其他组织并具有参加管理以及制定生产计划的权力。但是时隔不久,在国际共运对“现代修正主义”批判的影响下,统一工人党“三大”决议也认为,“在目前阶段,修正主义是党的主要危险。”从此,哥穆尔卡逐渐停止了改革,并逐渐实行个人集权专断。波兰党仍然主张“工会应当首先集中注意改善经营状况,节约原料、动力和燃料,改善劳动组织、正确地使用劳动力和配置干部,实行切合实际的工资政策,反对盗窃和舞弊,改进劳动纪律,推行辅助性生产。” 在企业中恢复、扩大了党政领导的权限,缩小工人委员会的作为并将其划归党委,使工人委员会变为生产咨询机构,工人自治工会名存实亡 。这样,工会基本还保持着原有行政机关的职能定位,没有深化和扩大工会在维护职工群众利益上的职能。工会错位的职能与工人群众的实际需要之间的矛盾仍然扩大着、积累着。
1970年12月,因农业歉收造成严重经济困难,政府决定提高某些食品和日用工业品的价格。12月14日,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数千工人罢工抗议提价,罢工迅速扩展到许多城市并演变为动乱。在动乱中,有40多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史称“十二月事件”。“十二月事件”进一步暴露出工会与工人运动的脱离,这时许多人曾经提出过一些扩大工会和工人自治委员会的责任和权力的要求,但党和政府并未满足这种要求,反而“扩大了代表国家利益的那些机构的特权”。如1972年新成立了劳动、工资和社会事务部,负责管理所有涉及就业、工资、劳动组织和劳动条件的事务;另外一些政府法令扩大了企业领导人在增加工资、招工和内部劳动组织等方面的权力。这些措施进一步减少了工人在政治和工业战略方面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权利。“十二月事件”后,政府撤销了提价决定,并解除了哥穆尔卡在统一工人党的第一书记职务,盖莱克接任第一书记。“十二月事件”的另一后果是,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罢工领导者如瓦文萨等后来成为团结工会的主要领导人。
为避免类似事件的重演,统一工人党在1971年12月“六大”上通过了“高速发展战略”,提出借助外资和西方技术,实行高速度、高积累、高福利政策,“再建一个新波兰”。该战略实施后几年内由于内外条件都正好比较顺利而得以成功实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比较快。但是该战略脱离了波兰的国情,使社会购买力大大超过劳务和商品供应量,出现消费品严重短缺,市场供求十分紧张。此外国家大幅度价格补贴还给财政造成巨大负担,一旦西方借债国发生危机,资金链断裂,波兰必将一同陷入危机。
1975年,西方遭遇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不巧的是波兰连年农业歉收,而且外债太多,与西方同时陷入经济危机。政府别无他法就重走提价的老路,决定从1976年6月26日起提高食品价格50%,但遭到群众强烈反对,政府只好收回成命,改行凭票供应制度,但这一制度又滋生了严重的腐败和投机,使政府和官员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不断下降,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执政基础开始动摇。
由于无法克服经济危机,1980年7月政府再次宣布提高肉类价格40%-60%,这一提价成了波兰战后最大的一次社会危机的导火索。8月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自70年代“十二月事件”后再次掀起罢工。在这次工潮中,原来的工会由于严重脱离工人群众,没有什么作为,陷入瓦解。工人们自发成立了“团结工会”,并宣布独立自治,成为政府公开的反对派。“以瓦文萨为首的主席团领导的厂际罢工委员会的组成和21点要求的提出(8月17日)标志着历史性的突破。” 21点要求成立“独立于党的自由的工会”;要求保证工人罢工的权利;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等等。对政府的不满和改善经济状况的迫切要求使罢工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面对着日益严峻的国内局势,政府不得不与罢工委员会展开谈判。8月31日,罢工领袖瓦文萨与政府签署复工协议,政府同意在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对国家的领导作用和波苏同盟等条件的前提下允许成立“新的、独立的自治工会”。1980年9月17日,独立自治团结工会(简称团结工会)宣布成立。
1981年9月5日,在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瓦文萨当选为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通过的《纲领决议》明确提出“不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要“改建国家机构”,“打碎现行经济组织结构”。至此,团结工会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走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会后团结工会更积极地组织罢工,号召工人“走上街头”。1981年波兰全国爆发各类大小罢工2500余次。团结工会成立后很快就发展到950万会员(当时波兰人口为3700万,有权加入工会的人数为1200万),统一工人党300万党员中有100万人加入了团结工会。
为解决团结工会这一棘手问题,1981年12月13日夜,波兰人民共和国宣布实行“战时状态”(即军管)。救国军事委员会拘捕了团结工会的大部分领导人,对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实行软禁。1982年10月8日,波兰议会通过了新《工会法》,同时宣布取缔团结工会,从此团结工会的活动转入了地下。
对团结工会给予密切关注的美国,立即宣布对波兰进行经济制裁。据波通社报道,制裁给波兰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150亿美元。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始终在关注着波兰局势,为了达到颠覆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目的,更是不遗余力地扶植团结工会。1983年10月,诺贝尔奖居然授予瓦文萨和平奖。1987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给团结工会100万美元津贴。
波兰是欧洲国家中天主教势力最强大的国家,90%以上的人口信奉天主教。为了利用天主教在波兰的特殊势力,在西方别有用心的支持下,1978年,历史上第二次不是由意大利人担任西方天主教的教宗,而是波兰人成为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这在笃信天主教的波兰掀起了狂热的宗教热情。这位教皇领导下的梵蒂冈也表示支持团结工会,保罗二世宣称:“组织工会的权利是人们固有的,是上帝给的,不是国家给的。”
1983年,波兰局势已经稳定,为解除西方制裁,政府宣布取消战时状态,实行大赦,释放被拘留人员。从1983年到1986年,波兰政府当局实行了四次大赦,释放了所有的政治犯。瓦文萨在西方和教会的支持下有恃无恐地积极活动,力图恢复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并以夺取国家政权为要务。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波兰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1987年通货膨胀率为26%,两年后增至100%。1988年外债高达395亿美元,相当于全年国民收入的40%, 已经到了无力偿还的地步。农业生产连续两年滑坡,市场食品短缺极为严重,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在此情况下,政府又决定大幅度提高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仍然遭到工人群众的普遍反对。1988年4月到9月,利用群众对提价的反对,在团结工会的暗中策划下,波兰爆发了自1982年以来最严重的罢工浪潮,团结工会借机要求恢复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西方国家与教会也一唱一和表示对团结工会恢复合法地位的支持。
戈尔巴乔夫1985年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87年提出“新思维”,强调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这对波兰党在理论上产生重大影响。苏联1988年起停止向波兰贷款,要求波兰从1990年起归还欠苏联的债款。这对本已十分困难的波兰经济无异是雪上加霜。
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影响下,企图通过政治多元化来平息危势。1988年6月,统一工人党中央倡议举行圆桌会议。1989年根据波兰统一工人党十中全会精神,同年2至4月举行了有各党派、社会团体与组织、教会和“建设性反对派”参加的圆桌会议。圆桌会议最后以政府实行重大妥协为结果签署了《有关工会多元化问题的立场》、《有关政治改革问题的立场》、《有关社会和经济政策及体制改革问题的立场》三个文件。在这些文件中,虽然团结工会也作了一些让步,但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政府却作了更重大的让步,即承认团结工会重新登记后作为全国性合法组织存在;工会独立存在;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变革,实行议会、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原则。实行总统制与议会两院制,政府将吸收“建设性反对派”参政,进行非对抗性议会选举,并确定提前于当年6月举行议会大选。选举的结果由自称代表工人利益的团结工会获胜,并组成了以它为主体的“联合政府”。
团结工会先迫使波兰统一工人党同意团结工会的核心顾问马佐维耶茨基出任总理,组织政府,后又逼迫波兰统一工人党同意提前进行总统普选。在普选中,瓦文萨则以绝大多数票当选总统,波兰统一工人党丢掉手中的全部权力。12月9日,波兰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决定将波兰人民共和国改名为波兰共和国。
团结工会上台后,先是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1989年12月9日),取消宪法中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提法,以“改变制度”。接着于1990年初提出经济纲领,要求实行市场经济,出售国家资产,实行股份制和私有化,允许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波政府高级官员承认,纲领的目标是在波兰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同时,取消工厂企业中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基层组织,并以军队和内务部“国家化”、“非政治化”为由,夺取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波兰统一工人党丧失政权后,党内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并处处受团结工会的打击排挤,在政府中的领导人及党员遭清洗,党的财产被没收,处境极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于1990年1月28日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结束自己的活动。团结工会就这样推翻了社会主义波兰政权。波兰剧变犹如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在团结工会的影响下,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动力量纷纷群起而效之,在西方的暗中支持下,从堡垒内部实现了帝国主义分子们朝思暮想的和平演变目标,人类向共产主义进发的道路因之而遭遇了迄今为止最严重的挫折。
选举胜利后的整个夏季,团结工会政府因为举棋不定而瘫痪。旧秩序崩溃的速度和选举突然大胜本身就是休克:在短短几个月内,团结工会的活动分子从逃避秘密警察追捕,变成要为同一批特务的工资负责。这时候他们还面对另一个休克,就是发现他们几乎没有钱支付工资。团结工会非但无法建设梦想中的后共产主义经济。反而得挑起避免经济彻底崩盘和可能爆发大规模饥馑的挑战。
团结工会的领导人知道他们想终结国家对经济的钳制,但不知道该用什么取代它。对这个运动激进的中坚分子来说,这是考验他们经济计划的机会:如果国营工厂转型成工人合作社,它们有可能在经济上继续存活——工人管理可能更有效率,尤其是省去党官僚的额外开支后。其他人主张效法戈尔巴乔夫当时在莫斯科提倡的渐进转型策略——慢慢扩大货币供需原则实施的范围(更多合法商店和市场),结合以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体制为典范的强大公共部门。
IMF深知情势愈恶劣,新政府接受完全转型为放任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就愈大。因此IMF任由波兰在债务和通货膨胀的泥淖愈陷愈深。
在这种背景下,当时34岁的萨克斯开始担任团结工会的顾问,牵线人是亿万富豪金融家兼外汇交易人索罗斯(George Soros)。
“萨克斯计划”比加诸玻利维亚的还激进:除了一夕间取消价格管制和削减补贴外,萨克斯计划主张把国营矿场、造船厂和工厂卖给民间业者。萨克斯确实有可能提供钱。他协助波兰与IMF达成协议,取消部分债务并取得十亿美元以稳定货币——但这些,尤其是IMF的资金,都严格地以团结工会接受休克治疗为条件。波兰变成弗里德曼危机理论的典范。
在90年代初期,巴尔舍诺维奇的“特殊政治期”理论,让华盛顿的经济学家相当感兴趣。这并不奇怪:波兰宣布愿意接受休克治疗只有两个月,就发生了即将改变历史的事,并因而吸引举世对波兰实验的重视。1989年11月,柏林围墙在欢欣鼓舞中被拆除,整个城市充满对各种可能性的期待,MTV旗插在瓦砾上,仿佛东柏林是月球表面(译注:美国MTV公司1981年播放的第一部音乐影片里,以剪接技术把航天员首度在月球表面插的美国国旗换成MTV标志)。突然间似乎整个世界都过着与波兰人一样的快转前进式生活:苏联濒临解体,南非的种族隔离岌岌不保,拉丁美洲、东欧和亚洲的独裁政权接二连三垮台,从纳米比亚到黎巴嫩各地的长期战争纷纷结束。在世界各地,旧政权一一凋零,新政权从虚空中升起,但还未成形。
在短短几年内,似乎半个世界都处在“特殊政治期”或“转型期”(90年代解放的国家被如此形容),悬吊在一个介于过去和未来的存在中。美国政府里所谓民主促进机构的领导人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说:“在1990年代上半,‘转型国家’的数量大幅增加,有近100个国家(拉丁美洲约20个,东欧和前苏联25个,下撒哈拉非洲30个、亚洲10个,以及中东5个),处在从一个模式转向另一个模式的急遽转型期。”
在芝加哥学派的圈子吗,混搭拼凑型意识形态的讨论遭到公开嘲笑。波兰已清楚显示,这种混乱的转型期打开了一个窗,让果断的人得以迅速行动以进行激烈变革。现在正是把前共产主义国家改造成纯种弗里德曼主义国家的大好机会,而不是杂种的凯恩斯式妥协,弗里德曼曾经说过,关键在于在所有人都还在问问题和重估情势时,芝加哥学派的信徒已准备好解决方案。
1989年纷扰不安的冬季,福山告诉听众。共产主义的崩溃“并未导向‘意识形态终结’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合……而是经济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全面胜利”。终结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历史本身”。
在1989年社会主义制度垮台后,波兰工人阶级得到了什么呢?  
他们得到的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化进程中巨大的失业率:1990年波兰失业人口为27万,到2003年1月,这一数字竟猛增至332万。他们得到的是波兰所谓民主政府所采取的极端自由的政策所导致的生活在社会最低保障之下的人口成倍增长。1989年,生活在社会最低保障之下的人口比例为15%,1996年达到47%,2003年则高达59%。重要的是,团结工会的原动力——工人阶级发现他们被剥夺了政治代表权,成为失意沮丧的旁观者。没有组织机构,没有左翼的领导,许多参加运动的工人开始转向天主教教义。他们把拒绝资本主义与推崇威权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对历史的理论解读紧密结合起来。
1990年,他成为波兰共和国首任民选总统,一个”带着斧头的总统”–坚决、强悍、简单,不兜圈子。
1995年,瓦文萨竞选连任失败。
2000年,瓦文萨再度竞逐总统,只获得1.01%选票。
从2006年1月开始,瓦文萨成为格但斯克电视台半月一期的电视节目——《与瓦文萨钓鱼》的嘉宾主持,该节目是波兰格但斯克省电视台的谈话节目,每集20分钟,瓦文萨面对电视镜头讲解鱼竿的式样和垂钓的方法。偶尔钓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他就抓在手里,讲解鱼的品种。须发皆白的瓦文萨得意地告诉观众,自己曾钓过超过20公斤的鱼,但他并不想钓这种大鱼,太累,他更喜欢轻松悠闲地垂钓。瓦文萨后来说,他早在1980年就已经知道波兰必须建设资本主义。 
这究竟是谁的罪过?
是号称国内工人阶级政党波兰共产党。他们在掌权后辜负了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信任,蜕化成了一个官僚集团。是以瓦文萨为代表的那些为了个人野心而背叛工人阶级利益的团结工会的领袖们。工人们把他们推上了万众瞩目的舞台,指望他们为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而战斗,但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很快便权欲膨胀,为了个人的政治野心不惜出卖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在汹涌的反共潮流中很快便找好了自己的位置。
至于那些主要由右翼知识分子组成的,被团结工会奉若上宾的”顾问”们,他们以自己的所谓名望和身份骗取了工人阶级的信任,他们是有计划有预谋的一步一步把团结工会引向邪路的主要角色,他们当然是工人阶级的最阴险最凶恶的敌人。工人阶级没有能够及时看清他们的真面目,这是工人阶级政治觉悟、政治斗争经验长期得不到锻炼的恶果。
团结工会的悲剧已成事实,而今山雨欲来,中国工人阶级又将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右翼势力已经在策划着让工人阶级充当炮灰,以实现他们”变天”的梦想了。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捍卫者也应当赶紧行动起来,为避免未来的中国工人运动重蹈团结工会的覆辙,为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