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殷:中共早期安全保卫工作的开拓者

穆玉敏文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安全保卫活动中，杨殷是个不可忽视的人物，由于过早牺牲，他的建树几乎不为人知。

　　省港大罢工的领导者

　　1923年3月，赴苏联学习的杨殷返回广州搞工运，与杨匏安、杨章甫等在石井兵工厂组成“十人团”。杨殷在“十人”基础上又扩展培养了一批机器工人骨干，打开了广东机器工会不许机器工人参加“赤色”工会活动的第一个缺口。

　　1924年5月1日，广州各行业工会联合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广州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刘尔崧当选为主席，杨殷任顾问。此时，党又派杨殷到铁路开展工人运动。他把家搬到了铁路附近，还把他两个堂弟派进铁路做工，加强同工人的联系。在杨殷的领导下，相继成立了粤汉铁路总工会、广九铁路总工会、广三铁路总工会。7月15日，杨殷与刘尔崧、周文雍等支持发动广州沙面洋务工人举行抗议英帝国主义颁布侮辱、压迫中国工人的《新警律》。罢工斗争坚持了33天，终于迫使《新警律》取消。10月，广州发生商团叛乱，企图推翻革命政府。杨殷率工团军，与广州市郊农民自卫军、黄埔军校学生及政府的警卫军，兵分三路与商团军激战一天，将商团军全部缴械，平定了叛乱，使广东革命政权得以初步稳定。

　　五卅运动前夕，杨殷从香港回到广州，适逢广东革命政府调东征军回师镇压杨、刘叛乱。中共广州区委调他与邓培、冯菊坡、杨章甫等人负责组织广三、广九、粤汉三铁路工人罢工，切断叛军运输，同时抢运东征军回广州，迅速平定了叛乱。此时的杨殷，已成长为早期中共出色的领导者。

　　五卅惨案后，全国人民极为愤怒，积极支援省港大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加强对罢工的领导，在广州召开广州、香港、沙面各工会代表大会，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会下设干事局、财政委员会等机构和罢工工人纠察队。杨殷在委员会中主要负责联络各工会和大罢工的保卫工作。省港大罢工期间，据当时的广州民国日报报道，港英政府为了破坏工人罢工，将密探数量由原有的300人增加到800人，这些密探主要针对的是香港本地的工厂、茶楼。这件事很快引起省港罢工委员会的警觉，随即于1925年7月5日在广州东园成立了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

　　杨殷直接参与了纠察队的领导工作，并显露了领导才能。纠察队有2000多人，杨殷以《纠察队的责任》为指导纠察队的工作文件，部署纠察队员到各港口驻防，严密封锁香港，保护了罢工委员会领导人的安全和罢工运动的顺利进行。省港大罢工坚持时间达20个月之久，罢工工人高度团结，直至取得最后胜利，杨殷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功不可没，这也是杨殷对这次罢工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他也因此在香港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后来中共中央称杨殷“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广东省港大罢工的领导者”。

　　出任广州市公安局顾问

　　廖仲恺被暗杀后，广东革命政府提议由杨殷担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职务，杨殷婉辞，他不愿在国民党政府里做官，但为了侦破廖仲恺被刺案，他应聘充任广州市公安局顾问。他亲自负责侦破案件的调查工作，组织力量对国民党右派杀害廖仲恺先生这一轰动一时的大案进行全力侦破，终于使案件真相大白于天下。原来杀害廖仲恺先生的凶手是胡毅生，连国民党的要员胡汉民和许崇智也涉案。

　　杨殷还利用任公安局顾问之便，从海员中挑选了一批中共党员，培养并安插到公安局和国民党政府机关，开展情报保卫工作，从而开拓了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其中，中共党员容汉辉被杨殷安置进公安局逮捕队担任队长，为保护和营救革命党人及国民党左派发挥了特殊作用。容汉辉也成为早期中共情报人员。

　　为了开展地下工作，杨殷在广州建了多个秘密交通联络站，其中在栏街联络站聚集的人最多，邓中夏、王平民、陈志远等都在这里活动。杨殷还培养了一批情报交通员。比如李少棠和郑全。李少棠是个受封建制度压迫的青年寡妇，杨殷把她从一个普通女工训练成地下交通员，参加了省港大罢工，还入了党。李少棠的姐姐办了一所教会学校，教会学校的信箱是不被当局检查的，李少棠把教会学校的信箱作为安全通讯站，中央及广东地方党组织的文件都通过这个秘密信箱转到杨殷手上。郑全参加革命前是个木匠，杨殷帮助他打入广州卫戍司令部谍报科，为党收集了大量情报。杨殷11岁的女儿杨爱兰也经常携带情报来往于港澳。晚年的杨爱兰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记得我时时随父亲去国民党广州第十区党部，有一个欧阳峰伯伯，原是佛山饼业工会主席，父亲把他调来做情报工作，他每天挑着自制的饼，由西关担到城里头，搜集情报。”同盟会的元老杨琛如的家里“放着许多我父亲化装用的衣服、帽子、胡须等物，真是应有尽有”。

　　廖仲恺被刺真相的曝光，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恐惧，认为广州市公安局倾向革命，因而，警备司令钱大钧使用武力强行接管了公安局，杨殷被迫离开。杨殷由此认识到了建立自己的保卫机构的重要性。

　　广州起义战功赫赫

　　1926年1月1日至19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此前，国民党右派接连搞暗杀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活动，以破坏国共合作。鉴于不少中共中央负责人都出席这次大会，杨殷受中共两广区委的委派，担起了会议保卫工作。他挑选了一批立场坚定、受过武术和军事训练的工农骨干，组成了一支特别保卫大队，亲任大队长，日夜工作，使参会的中共负责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安然无恙。

　　“4·12”政变发生后，中共从公开转入地下活动，保卫工作被推到空前重要的位置。此时，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决定由杨殷负责临时南方局肃反委员会的领导工作。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内容一是侦察，二是情报保卫。杨殷上任后着手建立情报网。他派中共党员黎胜打入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任特别侦缉，并通过关系进一步把黎胜安排进国民党广州卫戍司令部谍报科。潜伏后的黎胜，奉杨殷之命，又把广州公安局局长朱晖日和公安局秘书长的汽车司机陈添、梁暖等都争取过来，为后来组织和发动广州起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广州起义中，杨殷负责总指挥部的参谋团工作，组织并亲身指挥广州工人赤卫队战斗。作为广州起义的基本力量。广州工人赤卫队约为3000人，下辖七个联队，两个敢死连、消息局（情报局）及汽车队等。1927年12月11日，起义军占领了广州大部分地区，一面铁锤镰刀大红旗被插在公安局的楼顶上。广州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张太雷任政府主席，杨殷任人民肃反委员。杨殷在苏维埃首次会议上做了肃反工作报告。会后，下令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并通知各路起义军加强肃反工作，维持革命秩序，控制交通。接着，杨殷又率铁路工人敢死队攻打公安局，随后，杨殷带赤卫队迅速返回广三、粤汉、广九等，占领和守住车站，切断敌人运输，阻止敌军反扑广州，同时调机车接运郊区农军进城，援助起义军。12日，张太雷不幸中弹牺牲，杨殷继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代主席。13日，在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力量，起义军决定撤出广州。杨殷一直坚持指挥赤卫队作战，直到敌军逼近，他才带领仅余的10多名赤卫队员冲出重围。广州起义失败后，杨殷撤到香港，负责处理起义的善后工作，接待和安置前往香港的起义人员，并继续负责党的情报和交通工作。

　　关于杨殷在广州起义中的作用，1929年9月中共中央题为《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的文件里说：“杨殷同志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广东省港大罢工的领导者，是广东铁路工人的领袖，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他曾亲身参加广州暴动，为人民委员会委员之一，担任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主席，并曾亲身指挥赤卫队与顽强敌人作战，直战至暴动的第三天，尽了最后的努力。”

　　“革命工农两巨星”英勇就义

　　1928年1月，杨殷率撤退部队前往海陆丰，与彭湃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相结合，扩大了东江的苏维埃运动和武装斗争。4月，当选中共广东省委委员。6月，杨殷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候补常委。为加强党的军事工作，中共六大决定恢复中共中央军事部，由杨殷担任部长，委员有杨殷、周恩来、项英、颜昌颐、彭湃和关向应，不久又增加李硕勋、李超时、彭干臣为委员。7月22日，杨殷与周恩来、顾顺章及一些军事技术人员组成特别委员会，杨殷担任书记职务。8月，杨殷由莫斯科回上海，在中央领导机关主持军事工作，并曾到江苏、山东、安徽等地指导武装斗争和白区工作。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落入敌手后，彭湃奉命到上海出任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杨殷派白鑫做彭湃的秘书。白鑫的住处因此成了中共一个重要的联络地点。随着全国革命进入低潮，白鑫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被白色恐怖吓住，堕落为叛徒，致使杨殷、彭湃和上海总工会副总指挥张际春、中央军事部委员兼江苏军委委员颜昌颐、江苏省士兵运动负责人邢士贞等被法租界的巡捕和上海公安局逮捕。

　　杨殷牺牲时年仅36岁。为了纪念烈士，中国工农红军特建立了彭（湃）杨（殷）军事政治学校，以纪念彭湃、杨殷这两位“革命工农两巨星”。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将江西省兴国县一部分划分为新县，名杨殷县，以志对烈士的纪念。

　　杨殷短暂的一生雄壮激越，灿烂精彩，他创建的消息局、手枪队（红队）和开创的肃反工作等，不论是组织形式，还是活动性质，都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保卫机关的雏形，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公安的源头。■

　　人物档案
　　杨殷（1892年-1929年）　广东中山人。1911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2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被派往苏联参观、学习。

　　1923年回国后，在广东从事工人运动，并根据国共合作的需要任国民党广州市第四区分部执委兼秘书。1924年春，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到粤汉、广九、广三铁路从事工人运动。同年冬，他到香港开展工人运动。

　　1928年7月，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常委，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会后，他从苏联回国到上海。同年11月起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29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中央军委主任兼中共江苏省委军事部长。

　　1929年8月24日，由于叛徒告密在上海被捕。8月30日，被反动当局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

波兰的社会主义是如何被“街头政治”搞垮的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９日，波兰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决定将国名由“波兰人民共和国”改为“波兰共和国”；将国徽改回二战前的“红色天幕上戴王冠的白鹰”；删去波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词句，改为波兰是“实现社会公正原则的法治国家”；删去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国家中起领导作用的条款，改为保证政党活动自由和公民按自愿、平等原则参加政党的内容。至此波兰剧变尘埃落定。波兰成为第一个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波兰国内反对派通过“街头政治”搞垮的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尽管已过去了十五年，但其教训今天仍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西方和反对派不断挑起动乱
    二战后波兰成为统一工人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他东欧国家也先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此一直不甘心，力图用“和平演变”手段颠覆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杜勒斯１９５２年８月提出，要挑起这些国家内部的“抵抗情绪”，促使“共产主义从内部解体”。
    战后几十年间，国内多次出现罢工、罢课、示威游行。
    １９６８年３月，数千名华沙学生为抗议当局禁演反俄诗剧《先人祭》举行罢课、示威，打出“自由、民主”旗号，后蔓延到克拉科夫、波兹南等地。已是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电工的瓦文萨公开站在示威者一边，这被认为是他开始涉足政治的标志。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波兰政府宣布食品等基本商品提价。列宁造船厂几千工人走上街头抗议，瓦文萨领头冲击市委大楼，火烧民警总部大楼，随即当选为三人罢工委员会的主席。示威蔓延到其他城市。盖莱克接替哥穆尔卡任党中央第一书记后，在“街头政治”压力下退让，撤销商品提价，并同罢工者对话。对方的瓦文萨作为罢工者代表第一次同波兰领导人坐在一起对话，初露头角。对话鼓舞了瓦文萨搞对抗的信心。 
    １９７６年６月，波兰再次宣布食品提价，拉多姆和乌尔苏斯发生示威游行。当局又一次作出退让，当晚即宣布取消提价。此后，一批亲西方的知识分子纷纷建立“持不同政见”组织：保卫工人委员会、保卫人权民权运动、青年波兰运动、独立波兰联盟等。 
    这些持不同政见分子开始大力在工人中开展活动。
    １９７８年２月在卡托维兹成立了第一个“自由工会”；４月在格但斯克成立“沿海自由工会筹建委员会”。瓦文萨被吸收为会员。随后自由工会出版《沿海工人报》、双月刊《工人报》等。瓦文萨说，反对派组织“有意识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语言阐述自己的主张，以便利用官方宣传所设置的潜在陷阱，而不是落入其中”；结果，“政府领导人落入了他们自己设置的陷阱”。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瓦文萨被工厂解雇，失业期间到处散发自由工会报刊和反政府传单。
    团结工会崛起与当局的妥协
    １９８０年７月１日，波兰政府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宣布大幅度提高肉类价格。保卫工人委员会、青年波兰运动部分成员先后进入列宁造船厂鼓动罢工。８月１４日，瓦文萨潜回列宁造船厂活动。当天，工人开始罢工。格但斯克２４个工厂成立厂际罢工委员会，瓦文萨任主席。委员会提出“２１条要求”。第１条要求就是“承认独立于党和企业主的自由工会”，第３条要求“结束对独立出版物的压制”，还提出提高工人待遇福利等要求。 
    ８月２３日到３１日，雅盖乌斯基副总理在同以瓦文萨为首的厂际罢工委员会代表谈判中基本接受了“２１条”。９月１７日日在格但斯克成立“团结”工会联合筹建委员会，瓦文萨当选为这个筹委会的全国协商委员会主席。不少“持不同政见组织”的头面人物，如保卫工人委员会的库龙等，进入团结工会领导层。雅鲁泽尔斯基１９８１年２月１１日出任总理，３月１０日会见瓦文萨，强调“当局与团结工会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必要性”。 
    团结工会成立以后，不断地组织罢工。１９８１年７月举行的波党特别九大上，中央第一书记卡尼亚却说，团结工会的罢工是“有主人翁感的阶级的抗议”，“不是反对人民政权的”。在这种氛围下，团结工会发展十分迅速，很快就发展到９５０万会员（波兰人口为３７００多万，有权加入工会的人数为１２００万）。统一工人党３００多万党员中有１００万加入了团结工会，波党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有２０多人和一名政治局委员也是团结工会会员。 
    在这次工潮中，西方国家向团结工会提供了大量经费和印刷机。美籍匈牙利人索罗斯建立的“开放社会基金会”，１９８１年进入波兰，投入大量资金支持波兰“团结工会”运动。１９８１年，瓦文萨去意大利、瑞典、日本、法国活动，得到这些国家公开支持。 
    波兰红衣主教维辛斯基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８日接见罢工代表团，给他们一份波兰主教团公报和一份梵蒂冈教皇声明，公报和声明表示“完全赞同”罢工者的要求。９月上旬，维辛斯基第一次接见瓦文萨。１９８１年１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会见瓦文萨时说：８月工潮“是人们普遍要求促进社会道德利益的情不自禁的行动。没有这种行动，就谈不上真正的进步。” 
    这年９～１０月，团结工会举行一大，要求彻底推翻现有制度，在政治上思想上实现多元化，实行西方式议会民主和多党制。会后，团结工会更积极地组织罢工，号召工人“走上街头”。还有人表示“应该提出政权问题”，“成立临时政府”。 
    １０月１６日，波党举行四中全会，雅鲁泽尔斯基取代卡尼亚出任中央第一书记。１０月３１日，议会通过决议号召停止罢工。团结工会置若罔闻。波兰当局认为，团结工会领导层“完全肢解社会主义波兰国体”的意图已全部暴露，波兰“已经处于深渊边缘”。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１３日，波兰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对全国实行军管，取缔团结工会。
    “街头政治”导致波党丢权
    １９８１年底波兰宣布军管，美国当天就纠合一些西方国家对波兰实行经济制裁。  
    西方当然不愿看到团结工会失败。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５日，西方把诺贝尔和平奖金发给瓦文萨。１９８７年美国国会公开通过决议向团结工会提供１００万美元津贴。１９８８年，美国向团结工会提供的经费达到５００万美元。自由欧洲电台等西方媒体经常播放瓦文萨的谈话，包括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的号召，以及波兰各地发生的大小罢工和示威游行。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加强对波兰当局的经济压力，加剧波兰的经济困难。 
    军管以后不久，波兰就开始谋求同西方关系正常化，为此在团结工会问题上不断让步。１９８２年１１月，释放瓦文萨。１９８３年７月取消军管。１９８６年９月，释放全部政治犯。１９８７年２月，美国取消对波经济制裁，但仍不给波兰新的贷款，不提供政府信贷保证。 
    １９８７年９月，美国副总统布什访波。布什会见了瓦文萨等团结工会负责人，带着瓦文萨到华沙科斯特卡教堂二楼阳台上一起同群众见面。布什还多次在公开讲话中要求让波兰人“更自由、更独立”，要波兰当局“尊重建立独立自治组织的权利”等等。 
    军管以后，波兰天主教会继续大支持团结工会地下组织。一些教堂成为团结工会地下组织活动场所。教皇保罗二世１９８３、１９８７年两次访波，使地下团结工会受到鼓舞。 
    １９８８年上半年波兰价格改革失败，触发了４月和８月工潮。工潮中，有的企业只有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职工参加罢工。政府采取强硬措施，只给未参与罢工的职工发工资，停发罢工者工资。但罢工者却从获得西方财政援助的团结工会那儿领得了工资。 
    波兰当局考虑，既然不能消灭团结工会，倒不如争取其参与执政并承担社会责任，减少改革阻力。西方将因此会同波兰关系完全正常化，并帮助波兰克服经济困难。  
    戈尔巴乔夫１９８５年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１９８７年提出“新思维”，强调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这对波兰党在理论上产生重大影响。苏联１９８８年起停止向波兰贷款，要求波兰从１９９０年起归还欠苏联的债款。这对本已十分困难的波兰经济无异是雪上加霜。？ 
    波党理论认识也发生重大变化。波党提出，“要批判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原则“经常需要修正”；社会主义现阶段经济是多元化的，政治也应多元化。  
    １９８９年２月到４月波兰举行包括团结工会在内的各种政治力量代表参加的圆桌会议。会议承认团结工会合法地位。６月举行议会选举，团结工会获得优势。雅鲁泽尔斯基当选总统。团结工会主要顾问、其机关报《团结周刊》总编辑马佐维耶茨基任总理。议会随即通过宪法修正案，更改国名、国徽、国家性质，删去统一工人党领导作用的条款。１９９０年１２月，在瓦文萨压力下提前举行总统改选，瓦文萨当上总统。 
    西方通过多年在波兰搞街头政治斗争，终于实现了它们二战后梦寐以求的波兰政权更迭。

东欧知识分子—走向团结

作者: 景凯旋

作为一个政治地理名词，“东欧”一词曾被广泛使用。上世纪80年代，昆德拉发表文章，强调“中欧”身份，认为中欧文化属于欧洲，而不是俄罗斯。言下之意，东欧应当脱离苏联的影响。

接着，哈维尔、康拉德和契斯都加入了这一“重归欧洲”的讨论。他们反抗苏联的极权统治，却不完全赞同昆德拉的观点，而是认为俄罗斯文化是伟大的。正如契斯所说，新的欧洲地理政治分界已经将维也纳与它的前殖民地分开，使得布达佩斯、布拉格、华沙和布加勒斯特更靠近莫斯科，而不是维也纳。

东欧知识分子出于两个因素反对苏联制度，一是不满极权主义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侵犯，二是强烈的民族情绪。对俄罗斯文学和知识分子，他们却充满钦佩之情。因为苏联知识分子，尤其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对待东欧人民时，也始终坚持普世的人道主义立场，支持他们抗争苏联霸权。

就苏联体制的历史而言，1968年是转折点。这年8月，苏联集团出兵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激起许多苏联知识分子义愤。索尔仁尼琴当时正在撰写《古拉格群岛》，闻讯后写下“做一个苏联人可耻”的传单。此后每年这一天，苏联知识分子都要举行争取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游行。

在波兰，“布拉格之春”也一度给知识分子带来希望。当时华沙正在上演密凯维兹的名剧《先人祭》，这是一部争取民族独立的剧作，而波兰当局起初要求删除其中一些贬抑沙俄的台词，最后干脆禁止演出。这给政治活动家米奇尼克留下很深印象，他带领一群学生前往密凯维兹的纪念碑并献上花圈，表达对当局的抗议。对于波兰军队参与入侵捷克，他像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人那样，感到作为一个波兰人的耻辱。正是以捷克事件为标志，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知识分子的反抗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也加强了相互间的联系。

上世纪70年代末，波兰兴起工会运动，知识分子积极介入。1978年夏，米奇尼克与哈维尔在捷克苏台德区的白山会面，前者是波兰“保卫工人委员会”成员，后者是捷克“七七宪章”成员。时值“布拉格之春”十周年，双方发表了一个共同宣言，并商谈建立联合出版社的可能。

1979年1月，萨哈罗夫等人与波兰工会组织开了几次会，确立合作原则。同年7月，苏联的赫尔辛基协议监督小组与波兰的“保卫工人委员会”发表联合声明，要求释放被捕的捷克“七七宪章”领导人。12月，匈牙利哲学家杰诺斯·基什到华沙访问，与米奇尼克彻夜长谈。那时基什已经做了多年“萨米亚特”（地下出版物）工作，是匈牙利自由民主联盟的领导者，著有《新社会契约论》。他们在交流中发现，彼此读过同样的书，在相同的价值体系中度过童年，且都在苏共二十大后开始对体制的反思。

哈维尔等人遭逮捕后，波兰知识界举行教堂绝食活动作为声援。1981年，波兰实行军管，米奇尼克等也被捕入狱。几年后，他们在狱中听到一度获释的哈维尔曾为他们大声呼吁。正如米奇尼克所说，中欧知识分子继承了欧洲理性主义、普遍主义传统，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他们看来，“重归欧洲”的观念既包含了昆德拉那种反俄的倾向，也包含了俄罗斯在内整个大陆东部欧洲化的信念。

是什么使萨哈罗夫、契斯、哈维尔和米奇尼克这样的科学家、哲学家和作家放弃职业生涯，去进行一场看似无望的斗争？是什么使他们并不想成为政治家，也没有任何权力，却最终促使自己的国家实现和平的民主转型？按照米奇尼克的说法，正是极权制度在道德上的败坏人心和大众的非政治化奇特地结合在一起，导致知识分子必须关心道德和政治问题，使得富有精神意义的“萨米亚特”“生活在真实中”“公民社会”“反政治的政治”等观念成为东欧知识界的普遍认知，并最终促成社会转型。

东欧各国的转型被认为是依靠“公民社会”等观念自下而上努力的结果。人们一般将这一观念的复兴归功于波兰的柯拉柯夫斯基、米奇尼克等人以及团结工会，而米奇尼克则将之归功于哈维尔：“哈维尔是最早复活了这一观念的先驱之一，他揭示了极权主义主要是家长式的统治。”

反抗极权的斗争具有古典性质：每个人都和君主享有同样的权利。而在争取普遍人权的斗争中，苏联和东欧是一个整体。

波十四名知识分子成立「保卫工人委员会」并发表呼吁书谴责当局镇压罢工工人

【法新社华沙九月二十八日电】今天在这里获悉，十四名波兰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成立了一个保卫工人不受官方“残酷镇压”的委员会。
    在发给这里的法新社记者的一份文件中，该委员会谴责所谓“大逮捕”和“大批解雇”那些今年六月参加波兰各地举行的反对政府大大提高食品价格的计划的示威的工人。
    该委员会要求对那些在示威结束后被拘留的人实行大赦，同时悲叹说，法院“没有证据就宣判”。
    该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作家耶·安杰耶夫斯基、历史学家雅·库龙和经济学家爱·利宾斯基。他们敦促人民成立类似的委员会来“保卫人权”。
    这十四个人在他们致“人民波兰的社会和当局”的呼吁书中说，“目前对工人的残酷镇压是违反基本人权的。这些人权是：工作权利、罢工权利、自由发表意见和示威的权利”。
    【德新社华沙九月二十八日电】今天这里获悉，十四名波兰知识分子成立一个“保卫工人委员会”帮助那些在六月份因为抗议计划中的物价上涨而被控告的人。这个委员会在“致人民和人民共和国当局的呼吁书”中说，政府机构违犯了国家法律，许多年来第一次使用了“体罚”。

波兰保卫工人委员会——维护工人继续斗争

波兰的保卫工人委员会——维护工人继续斗争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7年3月21日

　　“保卫工人委员会”，是波兰一九七六年六月工人动员事件后组成的。这个委员会在波兰工人中甚得支持。举例来说，雷顿市二间工厂五千工人中，只有一百六十人（包括党领袖和管工等）赞成驱逐“保卫委员会”的委员出国。委员会初组成时，只有十五个委员，现在已增加至二十三人。一九七六年六月廿五日事件，共有二千人被捕，大批工人被解雇，政府劳工部和社会事务部亦发出通知书，禁止工厂重新雇用被解雇的工人。
　　在工人遭受种种压迫，而工会、社会福利机构和保卫市民权利的组织都不能提供任何援助的情形下，一批热心工人福利的人便组织起来，提供法律、医药和经济援助，给予参与六月抗议示威的被压迫者。
　　在法国，在七六年十一月成立了“支持波兰工人委员会”，以响应“保卫工人委员会”。它宣布：“法国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是支持波兰的委员会，并唤起法国的舆论，去支持波兰的工人运动和民主反对派。现今的急务，是筹集欵项，帮助被囚和被解雇工人的家属，并保卫正在候审的工人。”
　　政府的镇压，当然指向“保卫工人委员会”的委员。在七七年一月，二名委员被控“不合法”收取金钱。一些政府报章这样诬蔑说：“这一小群嘈吵的人们，企图破坏波兰的道德风气。他们希望波兰从民族发展的道路上后退。在他们的纲领中，可以找到托洛次基的乌托邦，社会民主主义的片断、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一些鳞爪……总之，是各式各样极度混杂的思想。”
　　警察亦加入阻止委员会保卫受到压迫的工人。政府命令邮政局没收所有寄给委员会的物质捐助，转而直送入政府库房。
　　政府的种种威吓措施，都不能遏制群众反对压迫的大规模抗议运动。愈大的压迫，只会愈加刺激和巩固工人的斗争！

（励思取材自二九七七年一月廿七日“国际通讯”）

第六章 团结工会的悲壮传奇

 

第六章 团结工会的悲壮传奇

　　在我们每个人，某些东西已逝去。逝去的，乃是希望本身。

——奥斯卡·怀特：《观监狱有感》

　　一名记者或者一名商人在现代化的华沙机场下了飞机。他招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马里沃特或者布里斯托尔，然后到市中心去购物。有人说波兰现在是富裕的西方的成员或附庸，这种印象对于这名记者或者商人来说已经无所谓了。这里的商店灯火通明，街道看起来真有点十五号大街^[1]的味道。实际上，它们往往是千篇一律的。如果这位新闻界人士受职业感的驱使，再跑到繁华地带以外的地方去，甚至跑到各省去，他准会理直气壮地报道说：这里的商店同样堆满了商品。将这种情景与他对共产党时代的回忆——长长的队伍、空空的货架、小贩们在大街上兜售卫生巾——作一比较，自然会使他得出意料之中的结论：“休克疗法”就像Guiness（原文如此，疑为Guinness，吉尼斯黑啤酒）一样，对于波兰来说是个好东西。
　　至于波兰人为什么不喜欢他的这种祝福，他可就不想多说了。1989年7月，在一次部分自由的、意味着共产党的统治将会从整个东欧彻底灭亡的著名选举中，只要是和莱赫·瓦文萨合过影的候选人——这表示获得了团结工会的认可——都被当选了。那时，没有谁会想到已经被如此兴师动众地扔进了历史垃圾堆里的共产党人，还会在可见的将来重新崛起。不是别人，正是波兰首要的“休克疗法主义者”勒斯热克·巴萨诺维奇，使这种结果成为可能的。在1993年的议会选举中，尽管被公认为转变成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共产党人仍然需要与他们的农民党朋友一道组建政府，但共产党已经是当时最强大的党派了。^[2]两年之后，在需要绝对多数的第二轮总统投票中，转变过来的共产党人、性情温和、年仅42岁的亚历山大·科瓦涅夫斯基（Alek - sander Kwoniewski ) ，击败了前任总统莱赫·瓦文萨。此时的莱赫·瓦文萨再也不能用红色威胁的牌子保住自己的面子了。执政两年后，共产党人尽管重新换回了原来的名称，但它已经很难说是资本主义的威胁了。
　　实际上，由于这些共产党出身的新手们本质上继续奉行其前任的经济政策，只是在形式上更温和一些，因此，他们倒转过来受到了反对浪潮的威胁。团结工会的领导人玛瑞恩·克扎克列夫斯基（Marian Krzaklewski）认识到，联盟只有在变得更加富于战斗力的情况下，才能东山再起。在政治上，他决定把各个极度分散的反对党派联合成一个联盟——团结选举行动（AWS），使之围绕一个最坏意义上的民粹派的平台来行动：所谓最坏意义上的民粹派，就是说，它承诺的事情——消除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并因此有条件地接受波兰加入欧盟——却没想好怎么去做。这个阵线的选举获胜揭开了它的虚伪面孔。在1997年9月的议会选举中，AWS赢得了比民主左翼联盟更多的席位（201比164）。后来它却与巴萨诺维奇的以热衷于新自由主义和欧洲一体化而著称的自由党一道组建起了政府。这个脆弱的联盟存在的时间也许不会比本书的印刷时间长，在后面，我们还会回到它所暴露出的各种有趣的悖论的。诸位只要注意到团结工会要想重获民心，就一定要放弃而不是坚持1989年之后由它自身内部出来的政治家们引入的政策，就足够了。
　　当一项经济和社会政策引起了特别深远的不满时，我们就必须深入到其光彩照人的表层下面，透过光怪陆离的琉璃灯和琳琅满目的橱窗，才能看到事情的真面目。在华沙，我们则必须跨过维斯瓦河，才能看到对岸的贫民区，或者，必须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去人称“波兰的曼彻斯特”^[3]的罗兹城^[4]，才能看到每况愈下的纺织工业。我们也可以穿过由单个工厂或工矿组成的城镇，那里已是一片狼藉，居民生活和收入的主要来源面临断绝或“萎缩”的境地。或者，我们还可以穿越波兰东北部的农村地区，那里的农民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土地，却在城镇里找不到工作。官方的统计数字也可以证实这些阴暗面。这不单单是指失业率从几乎为零跃升到15％左右，就拿工业产出和生活水平来说，“休克疗法”也直接造成了急剧降低的后果。只有199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才超过了1989年的水平，但该年的实际工资仍然稍稍偏低。西方报纸津津乐道的巨大成就，实际不过是一场一再被推迟的复苏。
　　干预时期人民的困苦也许被统计数据夸大了，因为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偷税漏税行为，一些很明显的收入都没有上报给税务部门。另一方面，这种状况也许是由新政权的主要特征即日益分化的两极相互抵消所造成。金钱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医疗、住房和教育等等之间的关系。当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失业——困扰着穷人，穷人变得越来越穷的时候，以投机家为主体的富人就会变得越来越富。犹如往伤口上撤盐似的，富人们专爱在穷人面前炫报财富，故作卖弄，似乎他们要穷人明白，金钱就是一切。总而言之，波兰人自相矛盾的地方，就在于新政权的先驱即产业工人，不是这场转型的受益者，倒是其辆牲品。
　　1996年6月，为了庆祝团结工会历史上一次重大事件发生20周年，在华沙郊外的乌尔苏斯拖拉机厂，团结工会当地领导人加久蒙特·米赫尼克（Zygmunt Michnik）竟然大言不惭地谈论起雅塞克·库龙（Jacek Kuron）和亚当·米赫尼克等人，说他们“由于害怕波兰化，便玩世不恭地拿我们的不幸、我们的鲜血和我们的天真当儿戏”。几个月前，在华沙一次抗议游行中，示威者打起了联盟的旗帜，竟然说要——尽管只是说说而巳——把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佬送进毒气室。诚然，一个派别并不代表整个联盟，但这类人也居然能够被团结工会所接纳，无疑表明了这一组织从1980年的辉煌夏季——那时它是在全世界一片惊叹声、赞美声和羡慕声中诞生的——以来一直走的是条什么样的道路。为了理解现在这一代人，也为了抓住波兰这种在没有犹太人的情况下反犹太人、在没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情况下反共产主义的独特性，我们必须回头看一下这个国家的近期历史。毕竟，波兰还是惟一一个靠真正的、自下而上的、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运动而推翻了共产党政权的东欧国家。
　　1956年在东欧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以尼基塔·赫鲁晓夫并不那么秘密的对斯大林的指控而开始，以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粉碎匈牙利人的起义而结束。波兰同样参加了这出历史剧。这年6月，“工人的国家”首次把武器对准了他的所谓的“主人翁”，在西部城市波兹南^[5]，警察枪击了罢工的工人。但是，波兰共产党和邻国的共产党不同的是，它在党内有另一名可资选择的领导人，这个人还不至于必到死后才恢复名誉。这个人就是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6]。尽管哥穆尔卡是一名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但他确实真的相信有可能在战后举行一次有关“独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对话。冷战开始后，局势越来越紧张，于是他就被赶下了台。尽管坐了牢，但他没有被枪毙，到如今，他已经在做接管政权的准备了。1956年10月，赫鲁晓夫、莫洛托夫^[7]一行飞抵华沙，目的是要阻止哥穆尔卡重新上台。在他们看到这位共产党领导人受到波兰全国人民的拥护之后，他们也就改变了想法。波兰“解冻的春天”是一个团结而欢欣的时刻，因为农民被允许解散他们的集体农场，东正教也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绷得紧紧的紧身衣开始整个儿变松，斯大林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但欢欣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的。哥穆尔卡从来就没打算得罪现行政权及其苏联后台。他与那帮所谓的修正主义者——即那些仍在梦想着通过党的帮助在现存制度框架内逐渐把现存社会转化为一种模糊不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的蜜月不到一年就结束了。其信号是一家非正统的周刊《直言》被查封。哥穆尔卡与改革派知识分子的彻底破裂发生在1968年，这一年，他批准自己的内政部长莫查尔将军发动一场大清洗，借口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实际上是反对全部犹太人。这一年，围绕一部带有反俄罗斯嫌疑的著名波兰戏剧^[8]而发生的事变，给了警察以棍击游行学生的机遇。
　　雇用知识分子比雇用工人更容易。1970年，为了阻止消费超过产出的趋势，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聪明的治国专家们便想出了迅速提高食品价格的主意，提价时间定于12月，圣诞节的前夕。波兰北部沿海地区首先做出了反应。在格丹斯克、格丁尼亚^[9]、什切青^[10]各个港口，造船工人带头闹事。他们扔下手中的工具，组成抗议队伍，直接前往市政府或党部所在地。镇压是无情的。即使在官方的记录中，也有数十名死难者和1000多名受伤者。从政治上而不是军事上说，“工人的国家”是不可能发动这样一场针对工人阶级的战斗的。哥穆尔卡倒台，他的继任者、讲究实效的西里西亚^[11]领导人、曾在法国和比利时以当矿工而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的爱德华·盖莱克，现在也只好跑到北方，要求造船工人与当局达成和解。只是到了1971年的2月，当政府面对在罗兹的纺织厂里罢工的女工们的犟劲儿，不得不取消其提高食品价格的计划时，危机才告结束。
　　波兰因此陷入一种奇怪的僵局。一方面，整个国家的结构没有改变，共产党高于一切，权力一级一级往下分配。但在这种依然如故的结构内，波兰工人已经用鲜血争得了某种否决权：没有权力去制定政策，去参与决策的形成，但有一种说“不”的消极权力。它标志着反抗，似乎在警告当局：只有踏着我们的尸首，你们的政策才能通过。为了使自己摆脱因此造成的困境，盖莱克选择了往国外飞行。带着苏联的支持和西方的信任，盖莱克开始推行一种通货膨胀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里，波兰因此被标榜成典范。后来，西方爆发了经济危机，无法偿还因出口而造成的债务。人们认识到，在此时投资乃是十分不明智的。由于有必要勒紧裤带过日子，波兰人民愈发相信否决权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1976年7月24日，星期四，波兰政府宣布了另一项大大提高食品价格的决定，该决定将于第二周开始执行。星期五，从乌尔苏斯拖拉机厂来的罢工工人占领了四周的铁路线，拦住了莫斯科至巴黎的快速列车。而那些从华沙南部的拉多姆^[12]来的罢工工人，则重演了1970年的那一幕，他们冲到党部所在地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然而，此时，运动没有继续下去，因为就在这个晚上，波兰总理发表了电视讲话，宣布整个提价计划将被推迟执行。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据各方面的报告显示，一场席卷全国的罢工浪潮正在酝酿之中。
　　因此，1976年乃是1970年的压缩版本，两者只有一个历史差别：1976年工人和知识分子结成了联盟。1968年，在学生遭到殴打、知识分子遭到清洗的时候，工人并投有挺身而出。1970年，当罢工者在格丹斯克举行抗议的时候，学生也没有加入抗议队伍。如今不同了。被迫屈服的当局一直在寻机报复，他们决心要监禁和折磨参与骚乱的工人。然而，受害者这次并不孤独。少数知识分子尽其所能地展开了营救行动：散播消息、提供法律支持和社会援助。从这些行动中诞生了保护工人委员会，按照波兰语的首字母，人们往往把它简称为KOR。一位著名作家、一位知名演员、几位久为人知的社会主义者，以及一帮年轻人，共同组成了KOR (倒也没有形成一个军团的规模）^[13]，其中知名度变得最高的，还是激进主义者雅·库龙和散文作家亚当·米赫尼克。尽管遭到逮捕、饱受折磨，他们的工作还是做得很好，大约一年之后，所有的受迫害者都被释放了。政府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但结果犯了错误。KOR仍然在活动，它帮助创建了一所”流动性大学”，赞助出版了一系列不同政见的出版物，其中最突出的是《工人》杂志，该杂志在其读者当中宣扬这样的观念：为了维护你们的利益，必须建立起你们自己的独立组织。
　　在此次冲突过程中，波兰表现出了两个独有的特征：一个是小资产阶级大量涌现，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哥穆尔卡允许农民离开自己的集体农场，这份恩惠意味着农民开始走向分散状态。如此一来，有四分之一的可耕作土地落入了小农户之手。由于农业仍然吸收了全国30％的劳动力，因此许多人希望政权变更，他们错误地相信，资本主义将会永远保证他们的财产要求。另一个独有的特征，在于东正教会的权威和声望。在战前时期，东正教会的权力主要来源于有钱人、大地主以及大批农村人口的支持。在经历一场政治和社会动乱之后，新的共产党政权赋予了东正教会一种新的无辜形象，把它推到了受压迫者一边。实际上，教会的声望乃是执政党无能的标志，共产党越是坚持不公和剥削，教会的形象就越能博得人的同情：约翰·保罗二世1979年在他的祖国胜利地巡幸了一回，连警察都主动让路，这让一些波兰人觉得自己到底还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的。不过，根本的、越来越剧烈的冲突，仍然是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力量的产业工人与自称是工人代表的共产党之间的冲突。
　　有了这些过去的经验，工人和共产党这两个对手终于在1980年正面交锋了。统治者们并没有借总理之口突然宣布提高食品的价格。这次，他们做得悄无声息。当局同时印发了几个秘密通知，要求不管哪里的工人反抗，都应该补偿他们。而工人呢，他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也学会了如何去消除孤立，尤其是如何利用KOR来建立各厂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来，当局的每一步退让，都是一种鼓励，使得另一些商店、另一些工厂敢于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次的浪潮来得缓慢而出人意料。第一次罢工于7月10日在华沙爆发，此时，物价还刚刚涨起来。随后，风波向东转移到卢布林地区^[14]，在那里举行了一场罢工演习。不过，从国际的评论来看，真正的戏剧只有到格丹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于8月14日举行罢工，才算是正式开幕了。之所以发生中间停顿，有许多特殊的原因，例如要求恢复一位颇有名气的女性抗议者——焊接工安娜·瓦伦提诺维奇（Anya walentynowicz）——的工作等。当人们聚集到经理办公楼前面时，另一位丢掉了工作的工人翻过围墙，直接讲起了他的个人经历——这个人，就是37岁的大胡子电工莱赫·瓦文萨。如此一来，一场总共进行了轰轰烈烈的17天的罢工，算是开始了，这次罢工，终于打破了一个牢不可破的神话，即不管是按照其本来意义，还是按照天生的权利，共产党都是工人阶级的代言人。
　　这里不是重温那些热火朝天的日子的地方，我只想从这一系列事件中得出几条教训。第一个教训是，观念在革命环境中成熟得特别快。独立工会的概念在东欧特别不受欢迎。与《工人》杂志关系密切的、在格丹斯克发起工人运动的那些人，甚至不敢把成立这种协会的要求写进自己的第一个纲要里。后来，这一观念如闪电般传播开来，成了一种深刻的集体信仰，以至于当从华沙赶来帮忙的被称为专家的知识分子反对说当局永远不会接受这样的工会时，格丹斯克所有的罢工者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这点根本没有商量余地。”这把我们引向了第二个教训：在这一幕中，工人成了主人，负责制定决策，而专家，即那帮有着左翼东正教和修正主义背景的知识分子，则充当了助手，负责提供技术帮助和提出建议。
　　这场运动的另一个特征是，尽管开始时瓦文萨显示出对个人独揽大权的偏好，但总体来说，这场运动还是民主的，来自各个工厂的代表们一道成立了一个厂际罢工委员会，与政府的谈判也是公开举行的——群众则站在大厅外收听喇叭。这场运动也带有非常浓厚的平等主义色彩，人们要求增加工资，但不是按比例增加，而是所有的人都平等。惟一的例外是额外补助那些收入最低的人。如果诸位补充说，纵观这场危机，工人们是把自己的利益看作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的，那就听起来太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真的了。瓦文萨在自己的西服翻领上别了个圣母玛丽亚像，而阶级斗争也在东正教赞美诗的歌声中进行，所有这些，都提醒人们注意，事情比这要复杂得多。工人们与之斗争的政权自称是共产党的，但共产党员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就像当时人们所说的：如果这些人的所言所行是社会主义，那就像对牛弹琴——它根本就不懂你弹的为何物^[15]！
　　罢工运动也必须有严格的纪律，例如，让工人们待在工厂里，禁止喝洒，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避免引起当局的反感。它还必须声势浩大，足以迫使当局让步。罢工浪潮再次席卷了格丹斯克、格丁尼亚和什切青各地，而静坐罢工不仅把船厂，而且把沿海地区的大多数工厂都卷入了其中。十天的施压使政府威信扫地。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人们却不太愿意涉及关键问题了。冲突一路伴随着各种传闻，据说，俄罗斯的或来自国内的武装干涉马上就要来了。这种传闻更把罢工浪潮推向了全国，罢工者作出了一定的让步——承认“党的领导地位”和“国际联盟的现行秩序”，当局也于8月31日最终在《格丹斯克宪章》上签了字。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波兰是第一个承认其工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可以拥有独立组织的共产主义国家。
　　紧接着是15个月的事实上的两权分立时期。党拥有历史根基，也拥有地理基础——历史上雅尔塔会议对欧洲的划分，地理上与俄罗斯毗邻。它控制着军队、警察、全部重要岗位（所谓的干部）的任命权，它是不打算放弃自己的特权的。但现在，它必须寻找别的权威来源，必须在不可避免性面前低头：11月份达成了对团结工会的共识，这是一个松散的，但也是全民的工会组织，在此次政治风暴之后它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壮大起来了。它在顶峰时期拥有的会员数是900万名还是1000万名，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一段时间里，团结工会简直成了骚动的波兰的代名词，它宣称自己的会员数大约达到全部非农业劳动力的四分之一。不过，把冲突说成是党和工会之间的冲突，是不那么准确的，因为它虽然自称有300万持会员证的会员，但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会员同时拥有团结工会的会徽。
　　两派都必须面对一场由高工资和低产出所加重的经济危机。对于党来说，当然的出路是通过合作，从团结工会那里得到用威吓的办法从工人那里得不到的东西，也就是说，接受一个临时的紧缩方案，以便恢复生产。为了这个目的，有必要与工会分享权力，但党不准备做这种让步。团结工会也喜欢像一个工会那样行动，保护其会员，因为任何与当局合作的打算，都会暴露出它自身的内部矛盾。党明白，面对一场群众运动，如果毫无节制，就会引发另一场暴动；工会也知道，如果它任凭自己的行动发展下去，直到夺取政权，那很可能会招来苏联坦克的入浸。因此，这是一场不断打擦边球的实力较量。1981年3月，为了避免一场公开的冲突，工会取消了一次全面罢工。
　　不过，局势也促使这些主角们走向某种形式的合作。随着经济短缺变得日益严重，随着经济战线日益拉长，人们的情绪日益靠近极限，要想避免一次总爆发，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1981年春，团结工会内部几个小派别重新找回了自我管理的概念。在某些人看来，这是一条整体转变社会的途径，使工人有可能掌握自己的工厂、劳动和命运。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工人委员会是一条在现存制度框架内给企业带来自治的更温和的途径。^[16]然而，不管持什么看法，制度折中看来是必然的了。由此，波兰拥有了两个议会，一个是已经存在的色姆（国会），它由党所控制，与地理上的强制（imperatives of geography ) ^[17]保持一致。第二个是经济方面的议会，它由全国各个工人委员会选出的代表所组成。每项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出台，都必须获得这两大议会的一致通过。这种折中方案既可被当作两权分立的制度化，也可被当作替逐渐地、缓慢地转变到这种两权分立所做的准备。11月4日，约瑟夫·格莱姆普（Jozef Glemp）红衣主教像个媒人似的，把瓦文萨和前一个月才被提拔起来的沃赛奇·雅鲁泽尔斯基将军（Wojciech Jaruzelski）拉到一起，人们还希望他们能够寻求这样一种妥协。结果一场空。团结工会并没有真正分享到权力，它只是在由扮演傀儡角色的共产党组织所控制的机构中得到了一个席位。另一边早就打好了主意。此时，雅鲁泽尔斯基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独揽国防部长、总理和党的领导人的大权。12月13日的黎明，将军戴上墨镜，做好了命令他的部队随时采取行动的准备。
　　作为一名爱国的人，他是否曾想过极力避免苏联的干涉？我对这种如今流行的观点并不相信，即使在一些俄罗斯档案解冻之后，我也并不真正清楚当时克里姆林宫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如果团结工会夺取了政权并把共产党推到一边，苏联坦克是很可能开进来的。但如果团结工会和共产党达成了妥协，而波兰军队又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情况会是怎样呢？对此我只能说，所谓工人党想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与工人委员会分享权力。另一点不要怀疑的是雅鲁泽尔斯基的职业手段。他不会把政变搞糟的，就像1991年俄罗斯那几个叛变的将军一样。他也不喜欢流血，这点似乎和智利的皮诺切特差不多。尽管在西里西亚，被军队所杀害的矿工们亲眼目睹了当局为了消灭反抗力量，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但回头想想，公正地说，当局并没有滥用武力，而是把武力用到了为达目的所需的地方。此外，团结工会内部开放的民主的组织形式，也为军队完成任务提供了方便，几乎所有的领导人，不管是国家级的还是地方级的，都可以在一次大的突然袭击中被逮捕和放逐。随着“战争状态”的宣布，通讯被切断，宵禁被执行，严厉的处罚被加到各个主要的“军事化”的经济部门，一个群龙无首、七零八散的闭结工会，就不可能再掀起什么反对风浪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军事政变成功了。现在，当局要提高物价水平，再也不必担心工人的反对，再也不用害怕工人的罢工了。不过，把敌人打败并不等于敌人就投降了。甚至在收回战争法，特赦一批犯人之后，也没有什么重要人物站到当局这一边来。消极的抵抗仍在继续。阻止工人公开集会是一回事，而动员他们参与经济改革又是另一回事。1988年，团结工会设法在沿海省份举行了一场罢工，尽管它只是以往的大型运动的微弱回声，但雅鲁泽尔斯基还是不得不决定立马辞职，把权力让给人家去分享。随着苏联改革在阵痛中蹒跚而行，波兰的统治阶级也打算试一试市场，考虑向资本主义转变了——这一切都只是为了保存其特权地位。为此，它需要找一个盟友。
　　事实上，盟友和以前也不一样了。如果说军事政变没有打败和取缔团结工会，但也确实改变了它自身内部的权力平衡。是的，工人仍然是主心骨，而且正是他们的不合作态度，才使得当局设法通融。然而，工人在团结工会里头的角色也改变了。七年地下活动期间，团结工会的工作重心己从工厂转移到了报社，重点也从罢工转移到了宣传。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对各项进出特别是资金来源的中央管理，显得越来越重要。俨然如避难所和保护伞的教会，其影响仍然在扩大，同时，为地下活动提供资金的外国赞助者，也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我们应该深入了解所有这些势力对运动的政治路线的影响力，但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还是对话活动所显示出的变化。1980年，在列宁造船厂，罢工领导人及其顾问们是在罢工工人的直接监督下参加谈判的。而1989年，谈判的预备会议在靠近首都的玛达伦卡（Magdalenka）某个偏僻的地方举行，正式谈判地点则在华沙宫，当然，他们发言的名义还是工人运动。
　　用谈判者坐在“圆桌”边讨价还价的办法，是很难转移权力，很难改变政权的性质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事情往往比所有参加谈判的人所想象的还要进展顺利和迅速。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次敌人之间的会议。内政部长彻斯拉夫·基什查克（Czeslaw Kiszczak）将军带领一支队伍，而另一支队伍中大多数成员都是他的“客人”，是他的监狱和临时拘留所的常客。然而这一次，他们一道坐下来寻求一种妥协，一种双方都想占据主动的让步。统治者们（这是一个比党更准确的定义，因为党现在被一帮统领着军队和警察的将军控制着，他们强迫十分不情愿的中央委员会批准了这次谈判）知道，要想继续掌权，就得改革经济，而如果没有团结工会的支持，改革就会举步维艰，他们试图用驯服新伙伴的办法来保住权力。团结工会的代言人也明白，一切强力工具都操纵在统治者手中，他们还有苏联可以撑腰，尽管鉴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现状，这种支持的力度有多大还不是十分清楚。团结工会希望慢慢地、渐渐地把权力的分享变成权力的独揽。
　　对话受到了一些风波的影响。因此，尽管团结工会的代言人不久就要诵读芝加哥学派的金融福音，但此刻，他们还记得自己是在代表着工会，是在为波兰的劳动人民争取与物价上涨相适应的工资水平。不过双方时而紧张、时而暖昧的关系，在双方为即将到来的选举所作的制度安排中还是得到了最好的反映。从理论上说，占统治地位的联盟是一定能保住它的优势地位的，因为在更为重要的下院即色姆中，它可以保证三分之一的席位：460个席位中，只有160个可以公开自由竞争。同时，赋予共和国总统以更大的权力，特别是掌握军队、安全机构和外交事务的权力的一系列法案也已经获得勉强通过。特别是，让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能够（也很有可能）出现在总统府，乃是稳住俄国人的必然选择。作为补偿，双方同意恢复第二个议会即上院，这个议会的权力稍小，但任何一方的100多名成员都必须经过完全自由的投票才能产生。

第六章 团结工会的悲壮传奇

共党那么爱美国，为什么却要我们仇美？

大家只要稍微留心，就发现共党和党国官员都非常热爱美国。
如党国官员有了票子，就会存入美国；有了孩子，也要送到美国。而党更是这样，有了钱，存放在美国，且一存万亿（美元）；党国要员出访美国，一出手就是数千万（人民币）订单，以支持美国。
⋯⋯共党爱美国不是现在才有，早在它抢得大陆地盘之前就有表现。1945年7月4日，中共党报《新华日报》曾如此盛赞美国：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党自己那么热爱美国，却一直千方百计的教育我们仇美。

从知事起到上世纪末，我就一直不喜欢美国，认为美国是中国人民的对头，反对美国对中共横挑鼻子竖挑眼。我从事教育行业，在蒙蔽下，向学生上课时描述美国批评中国的怪异表情是“耸肩撇嘴”。可见，中国人就这样一代一代的被教育成仇美的爱党主义者。
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为何让党如此又爱又恨？
进入21世纪，有了网络，我学会了翻墙，在网上终于看到美国的“真面目”，此时我不仅不反感美国，还觉的美国挺可爱。
如抗战时期，美国在经济、军事、外交上给予中国极大的帮助。抗战时期美国共向中国提供了超过8亿美元的援助，是二战期间中国最大的援助国；派“飞虎队”支援中国，在中国战场共击落日机2600架；为保证中国的物资供应，美军开辟了喜马拉雅山脉高寒山区的驼峰航线，开始了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持续空运，在三年多时间里，向中国空运了超过70万吨物资，损失了近500架飞机，有1579名美国飞行员遇难。美国在外交上也对中国给予较大支持，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美国对日本反复提出抗议，并力图促成中国和日本的和谈。
而今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学诸领域都引领世界潮流，在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等方面更成为世界的典范。
看到海外资讯，对美国的“耸肩撇嘴”也有了新的理解。
中国的人权状况很恶劣，如打压法轮功，剥夺人们的信仰自由；关押异议知识分子，剥夺人们的言论自由……由于中共的一党专权体制，国内所有的媒体都为党所掌控，是党的喉舌，普通老百姓根本没法批评党国政府，即使有人胆大妄为的发文海外媒体批评政府，不是被监视，就是被关押和殴打。而美国是以民主自由为立国之本，它在世界各地推广这一普世认可的价值观。所以美国或其它民主国家会批评中共的人权恶况，这来自国外的批评和压力使党及党国官员们的胡作非为在某些方面有所收敛，因为党也是欺软怕硬的主，流氓也爱面子。
我的同事们从小受中共教育，也多是认为美国批评中共是“霸权”，后来听我一说，他们也恍然大悟。
近日，网上流传党引导舆情的《上级通知》，第一条就是“尽量以美国为批评目标，淡化台湾的存在”。毛泽东时代因为毛仇美，所以他也希望全国人民仇美；可如今，党那么爱美，为什么要我们继续仇美？
据我分析，一是煽动仇恨，以保党权。党从来都是把手中的权力看成第一位的。如果人们都知道美国好，都去爱美国，谁去爱党？谁愿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党是特别善于打“爱国”招牌来拉拢民众的。正如毛时代大讲无神论，同时又大搞造神运动，通过毁神再树自己为神，以确立毛泽东在中共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地位。
二是转移矛盾，开脱罪责。如今国内矛盾空前，每年民抗官群体事件10万多起，通过批评和妖魔化美国，让国民错以为美国的现实状况也是这样。由于党的洗脑，一提起国内乱象，有人就开脱，“哪个国家都一样”，这就是党要达到的宣传效果。把党治下中国的乱象淡化成正常社会的常态，让国民自甘压迫和剥削，成为党国的奴才。
党及党国要员爱美、媚美，却要国人去仇美恨美，太过狡诈无耻。所以我是决不上当受骗，去仇视美国。如果真去仇美，党会认为你好糊弄，更把你当猴耍，而它在背后偷着乐呢。
来源：看中国论坛

共王權太子黨和很多中國人，已移民美國入籍，有當選州長州議員，也有避共的移居臺灣，你說是聰明的中國人？或是民主的美國人？、臺灣人？，還是叛國的共產人？。

Lewis Jordy Go：
美国政府统计，中共部级以上官员的儿子辈拥有绿卡或公民身份的占74.5%，孙辈达到91%或以上。他们在身份上早已经是美国人了。崔颢评论：“也就是说，中国是由一群美国人的爹妈来管理的，他们可能为这个国家的未来负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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