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团结工会的悲壮传奇
在我们每个人，某些东西已逝去。逝去的，乃是希望本身。
——奥斯卡·怀特：《观监狱有感》
一名记者或者一名商人在现代化的华沙机场下了飞机。他招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马里沃特或者布里斯托尔，然后到市中心去购物。有人说波兰现在是富裕的西方的成员或附庸，这种印象对于这名记者或者商人来说已经无所谓了。这里的商店灯火通明，街道看起来真有点十五号大街[1]的味道。实际上，它们往往是千篇一律的。如果这位新闻界人士受职业感的驱使，再跑到繁华地带以外的地方去，甚至跑到各省去，他准会理直气壮地报道说：这里的商店同样堆满了商品。将这种情景与他对共产党时代的回忆——长长的队伍、空空的货架、小贩们在大街上兜售卫生巾——作一比较，自然会使他得出意料之中的结论：“休克疗法”就像Guiness（原文如此，疑为Guinness，吉尼斯黑啤酒）一样，对于波兰来说是个好东西。
至于波兰人为什么不喜欢他的这种祝福，他可就不想多说了。1989年7月，在一次部分自由的、意味着共产党的统治将会从整个东欧彻底灭亡的著名选举中，只要是和莱赫·瓦文萨合过影的候选人——这表示获得了团结工会的认可——都被当选了。那时，没有谁会想到已经被如此兴师动众地扔进了历史垃圾堆里的共产党人，还会在可见的将来重新崛起。不是别人，正是波兰首要的“休克疗法主义者”勒斯热克·巴萨诺维奇，使这种结果成为可能的。在1993年的议会选举中，尽管被公认为转变成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共产党人仍然需要与他们的农民党朋友一道组建政府，但共产党已经是当时最强大的党派了。[2]两年之后，在需要绝对多数的第二轮总统投票中，转变过来的共产党人、性情温和、年仅42岁的亚历山大·科瓦涅夫斯基（Alek - sander Kwoniewski ) ，击败了前任总统莱赫·瓦文萨。此时的莱赫·瓦文萨再也不能用红色威胁的牌子保住自己的面子了。执政两年后，共产党人尽管重新换回了原来的名称，但它已经很难说是资本主义的威胁了。
实际上，由于这些共产党出身的新手们本质上继续奉行其前任的经济政策，只是在形式上更温和一些，因此，他们倒转过来受到了反对浪潮的威胁。团结工会的领导人玛瑞恩·克扎克列夫斯基（Marian Krzaklewski）认识到，联盟只有在变得更加富于战斗力的情况下，才能东山再起。在政治上，他决定把各个极度分散的反对党派联合成一个联盟——团结选举行动（AWS），使之围绕一个最坏意义上的民粹派的平台来行动：所谓最坏意义上的民粹派，就是说，它承诺的事情——消除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并因此有条件地接受波兰加入欧盟——却没想好怎么去做。这个阵线的选举获胜揭开了它的虚伪面孔。在1997年9月的议会选举中，AWS赢得了比民主左翼联盟更多的席位（201比164）。后来它却与巴萨诺维奇的以热衷于新自由主义和欧洲一体化而著称的自由党一道组建起了政府。这个脆弱的联盟存在的时间也许不会比本书的印刷时间长，在后面，我们还会回到它所暴露出的各种有趣的悖论的。诸位只要注意到团结工会要想重获民心，就一定要放弃而不是坚持1989年之后由它自身内部出来的政治家们引入的政策，就足够了。
当一项经济和社会政策引起了特别深远的不满时，我们就必须深入到其光彩照人的表层下面，透过光怪陆离的琉璃灯和琳琅满目的橱窗，才能看到事情的真面目。在华沙，我们则必须跨过维斯瓦河，才能看到对岸的贫民区，或者，必须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去人称“波兰的曼彻斯特”[3]的罗兹城[4]，才能看到每况愈下的纺织工业。我们也可以穿过由单个工厂或工矿组成的城镇，那里已是一片狼藉，居民生活和收入的主要来源面临断绝或“萎缩”的境地。或者，我们还可以穿越波兰东北部的农村地区，那里的农民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土地，却在城镇里找不到工作。官方的统计数字也可以证实这些阴暗面。这不单单是指失业率从几乎为零跃升到15％左右，就拿工业产出和生活水平来说，“休克疗法”也直接造成了急剧降低的后果。只有199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才超过了1989年的水平，但该年的实际工资仍然稍稍偏低。西方报纸津津乐道的巨大成就，实际不过是一场一再被推迟的复苏。
干预时期人民的困苦也许被统计数据夸大了，因为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偷税漏税行为，一些很明显的收入都没有上报给税务部门。另一方面，这种状况也许是由新政权的主要特征即日益分化的两极相互抵消所造成。金钱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医疗、住房和教育等等之间的关系。当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失业——困扰着穷人，穷人变得越来越穷的时候，以投机家为主体的富人就会变得越来越富。犹如往伤口上撤盐似的，富人们专爱在穷人面前炫报财富，故作卖弄，似乎他们要穷人明白，金钱就是一切。总而言之，波兰人自相矛盾的地方，就在于新政权的先驱即产业工人，不是这场转型的受益者，倒是其辆牲品。
1996年6月，为了庆祝团结工会历史上一次重大事件发生20周年，在华沙郊外的乌尔苏斯拖拉机厂，团结工会当地领导人加久蒙特·米赫尼克（Zygmunt Michnik）竟然大言不惭地谈论起雅塞克·库龙（Jacek Kuron）和亚当·米赫尼克等人，说他们“由于害怕波兰化，便玩世不恭地拿我们的不幸、我们的鲜血和我们的天真当儿戏”。几个月前，在华沙一次抗议游行中，示威者打起了联盟的旗帜，竟然说要——尽管只是说说而巳——把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佬送进毒气室。诚然，一个派别并不代表整个联盟，但这类人也居然能够被团结工会所接纳，无疑表明了这一组织从1980年的辉煌夏季——那时它是在全世界一片惊叹声、赞美声和羡慕声中诞生的——以来一直走的是条什么样的道路。为了理解现在这一代人，也为了抓住波兰这种在没有犹太人的情况下反犹太人、在没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情况下反共产主义的独特性，我们必须回头看一下这个国家的近期历史。毕竟，波兰还是惟一一个靠真正的、自下而上的、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运动而推翻了共产党政权的东欧国家。
1956年在东欧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以尼基塔·赫鲁晓夫并不那么秘密的对斯大林的指控而开始，以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粉碎匈牙利人的起义而结束。波兰同样参加了这出历史剧。这年6月，“工人的国家”首次把武器对准了他的所谓的“主人翁”，在西部城市波兹南[5]，警察枪击了罢工的工人。但是，波兰共产党和邻国的共产党不同的是，它在党内有另一名可资选择的领导人，这个人还不至于必到死后才恢复名誉。这个人就是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6]。尽管哥穆尔卡是一名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但他确实真的相信有可能在战后举行一次有关“独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对话。冷战开始后，局势越来越紧张，于是他就被赶下了台。尽管坐了牢，但他没有被枪毙，到如今，他已经在做接管政权的准备了。1956年10月，赫鲁晓夫、莫洛托夫[7]一行飞抵华沙，目的是要阻止哥穆尔卡重新上台。在他们看到这位共产党领导人受到波兰全国人民的拥护之后，他们也就改变了想法。波兰“解冻的春天”是一个团结而欢欣的时刻，因为农民被允许解散他们的集体农场，东正教也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绷得紧紧的紧身衣开始整个儿变松，斯大林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但欢欣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的。哥穆尔卡从来就没打算得罪现行政权及其苏联后台。他与那帮所谓的修正主义者——即那些仍在梦想着通过党的帮助在现存制度框架内逐渐把现存社会转化为一种模糊不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的蜜月不到一年就结束了。其信号是一家非正统的周刊《直言》被查封。哥穆尔卡与改革派知识分子的彻底破裂发生在1968年，这一年，他批准自己的内政部长莫查尔将军发动一场大清洗，借口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实际上是反对全部犹太人。这一年，围绕一部带有反俄罗斯嫌疑的著名波兰戏剧[8]而发生的事变，给了警察以棍击游行学生的机遇。
雇用知识分子比雇用工人更容易。1970年，为了阻止消费超过产出的趋势，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聪明的治国专家们便想出了迅速提高食品价格的主意，提价时间定于12月，圣诞节的前夕。波兰北部沿海地区首先做出了反应。在格丹斯克、格丁尼亚[9]、什切青[10]各个港口，造船工人带头闹事。他们扔下手中的工具，组成抗议队伍，直接前往市政府或党部所在地。镇压是无情的。即使在官方的记录中，也有数十名死难者和1000多名受伤者。从政治上而不是军事上说，“工人的国家”是不可能发动这样一场针对工人阶级的战斗的。哥穆尔卡倒台，他的继任者、讲究实效的西里西亚[11]领导人、曾在法国和比利时以当矿工而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的爱德华·盖莱克，现在也只好跑到北方，要求造船工人与当局达成和解。只是到了1971年的2月，当政府面对在罗兹的纺织厂里罢工的女工们的犟劲儿，不得不取消其提高食品价格的计划时，危机才告结束。
波兰因此陷入一种奇怪的僵局。一方面，整个国家的结构没有改变，共产党高于一切，权力一级一级往下分配。但在这种依然如故的结构内，波兰工人已经用鲜血争得了某种否决权：没有权力去制定政策，去参与决策的形成，但有一种说“不”的消极权力。它标志着反抗，似乎在警告当局：只有踏着我们的尸首，你们的政策才能通过。为了使自己摆脱因此造成的困境，盖莱克选择了往国外飞行。带着苏联的支持和西方的信任，盖莱克开始推行一种通货膨胀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里，波兰因此被标榜成典范。后来，西方爆发了经济危机，无法偿还因出口而造成的债务。人们认识到，在此时投资乃是十分不明智的。由于有必要勒紧裤带过日子，波兰人民愈发相信否决权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1976年7月24日，星期四，波兰政府宣布了另一项大大提高食品价格的决定，该决定将于第二周开始执行。星期五，从乌尔苏斯拖拉机厂来的罢工工人占领了四周的铁路线，拦住了莫斯科至巴黎的快速列车。而那些从华沙南部的拉多姆[12]来的罢工工人，则重演了1970年的那一幕，他们冲到党部所在地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然而，此时，运动没有继续下去，因为就在这个晚上，波兰总理发表了电视讲话，宣布整个提价计划将被推迟执行。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据各方面的报告显示，一场席卷全国的罢工浪潮正在酝酿之中。
因此，1976年乃是1970年的压缩版本，两者只有一个历史差别：1976年工人和知识分子结成了联盟。1968年，在学生遭到殴打、知识分子遭到清洗的时候，工人并投有挺身而出。1970年，当罢工者在格丹斯克举行抗议的时候，学生也没有加入抗议队伍。如今不同了。被迫屈服的当局一直在寻机报复，他们决心要监禁和折磨参与骚乱的工人。然而，受害者这次并不孤独。少数知识分子尽其所能地展开了营救行动：散播消息、提供法律支持和社会援助。从这些行动中诞生了保护工人委员会，按照波兰语的首字母，人们往往把它简称为KOR。一位著名作家、一位知名演员、几位久为人知的社会主义者，以及一帮年轻人，共同组成了KOR (倒也没有形成一个军团的规模）[13]，其中知名度变得最高的，还是激进主义者雅·库龙和散文作家亚当·米赫尼克。尽管遭到逮捕、饱受折磨，他们的工作还是做得很好，大约一年之后，所有的受迫害者都被释放了。政府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但结果犯了错误。KOR仍然在活动，它帮助创建了一所”流动性大学”，赞助出版了一系列不同政见的出版物，其中最突出的是《工人》杂志，该杂志在其读者当中宣扬这样的观念：为了维护你们的利益，必须建立起你们自己的独立组织。
在此次冲突过程中，波兰表现出了两个独有的特征：一个是小资产阶级大量涌现，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哥穆尔卡允许农民离开自己的集体农场，这份恩惠意味着农民开始走向分散状态。如此一来，有四分之一的可耕作土地落入了小农户之手。由于农业仍然吸收了全国30％的劳动力，因此许多人希望政权变更，他们错误地相信，资本主义将会永远保证他们的财产要求。另一个独有的特征，在于东正教会的权威和声望。在战前时期，东正教会的权力主要来源于有钱人、大地主以及大批农村人口的支持。在经历一场政治和社会动乱之后，新的共产党政权赋予了东正教会一种新的无辜形象，把它推到了受压迫者一边。实际上，教会的声望乃是执政党无能的标志，共产党越是坚持不公和剥削，教会的形象就越能博得人的同情：约翰·保罗二世1979年在他的祖国胜利地巡幸了一回，连警察都主动让路，这让一些波兰人觉得自己到底还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的。不过，根本的、越来越剧烈的冲突，仍然是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力量的产业工人与自称是工人代表的共产党之间的冲突。
有了这些过去的经验，工人和共产党这两个对手终于在1980年正面交锋了。统治者们并没有借总理之口突然宣布提高食品的价格。这次，他们做得悄无声息。当局同时印发了几个秘密通知，要求不管哪里的工人反抗，都应该补偿他们。而工人呢，他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也学会了如何去消除孤立，尤其是如何利用KOR来建立各厂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来，当局的每一步退让，都是一种鼓励，使得另一些商店、另一些工厂敢于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次的浪潮来得缓慢而出人意料。第一次罢工于7月10日在华沙爆发，此时，物价还刚刚涨起来。随后，风波向东转移到卢布林地区[14]，在那里举行了一场罢工演习。不过，从国际的评论来看，真正的戏剧只有到格丹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于8月14日举行罢工，才算是正式开幕了。之所以发生中间停顿，有许多特殊的原因，例如要求恢复一位颇有名气的女性抗议者——焊接工安娜·瓦伦提诺维奇（Anya walentynowicz）——的工作等。当人们聚集到经理办公楼前面时，另一位丢掉了工作的工人翻过围墙，直接讲起了他的个人经历——这个人，就是37岁的大胡子电工莱赫·瓦文萨。如此一来，一场总共进行了轰轰烈烈的17天的罢工，算是开始了，这次罢工，终于打破了一个牢不可破的神话，即不管是按照其本来意义，还是按照天生的权利，共产党都是工人阶级的代言人。
这里不是重温那些热火朝天的日子的地方，我只想从这一系列事件中得出几条教训。第一个教训是，观念在革命环境中成熟得特别快。独立工会的概念在东欧特别不受欢迎。与《工人》杂志关系密切的、在格丹斯克发起工人运动的那些人，甚至不敢把成立这种协会的要求写进自己的第一个纲要里。后来，这一观念如闪电般传播开来，成了一种深刻的集体信仰，以至于当从华沙赶来帮忙的被称为专家的知识分子反对说当局永远不会接受这样的工会时，格丹斯克所有的罢工者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这点根本没有商量余地。”这把我们引向了第二个教训：在这一幕中，工人成了主人，负责制定决策，而专家，即那帮有着左翼东正教和修正主义背景的知识分子，则充当了助手，负责提供技术帮助和提出建议。
这场运动的另一个特征是，尽管开始时瓦文萨显示出对个人独揽大权的偏好，但总体来说，这场运动还是民主的，来自各个工厂的代表们一道成立了一个厂际罢工委员会，与政府的谈判也是公开举行的——群众则站在大厅外收听喇叭。这场运动也带有非常浓厚的平等主义色彩，人们要求增加工资，但不是按比例增加，而是所有的人都平等。惟一的例外是额外补助那些收入最低的人。如果诸位补充说，纵观这场危机，工人们是把自己的利益看作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的，那就听起来太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真的了。瓦文萨在自己的西服翻领上别了个圣母玛丽亚像，而阶级斗争也在东正教赞美诗的歌声中进行，所有这些，都提醒人们注意，事情比这要复杂得多。工人们与之斗争的政权自称是共产党的，但共产党员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就像当时人们所说的：如果这些人的所言所行是社会主义，那就像对牛弹琴——它根本就不懂你弹的为何物[15]！
罢工运动也必须有严格的纪律，例如，让工人们待在工厂里，禁止喝洒，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避免引起当局的反感。它还必须声势浩大，足以迫使当局让步。罢工浪潮再次席卷了格丹斯克、格丁尼亚和什切青各地，而静坐罢工不仅把船厂，而且把沿海地区的大多数工厂都卷入了其中。十天的施压使政府威信扫地。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人们却不太愿意涉及关键问题了。冲突一路伴随着各种传闻，据说，俄罗斯的或来自国内的武装干涉马上就要来了。这种传闻更把罢工浪潮推向了全国，罢工者作出了一定的让步——承认“党的领导地位”和“国际联盟的现行秩序”，当局也于8月31日最终在《格丹斯克宪章》上签了字。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波兰是第一个承认其工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可以拥有独立组织的共产主义国家。
紧接着是15个月的事实上的两权分立时期。党拥有历史根基，也拥有地理基础——历史上雅尔塔会议对欧洲的划分，地理上与俄罗斯毗邻。它控制着军队、警察、全部重要岗位（所谓的干部）的任命权，它是不打算放弃自己的特权的。但现在，它必须寻找别的权威来源，必须在不可避免性面前低头：11月份达成了对团结工会的共识，这是一个松散的，但也是全民的工会组织，在此次政治风暴之后它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壮大起来了。它在顶峰时期拥有的会员数是900万名还是1000万名，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一段时间里，团结工会简直成了骚动的波兰的代名词，它宣称自己的会员数大约达到全部非农业劳动力的四分之一。不过，把冲突说成是党和工会之间的冲突，是不那么准确的，因为它虽然自称有300万持会员证的会员，但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会员同时拥有团结工会的会徽。
两派都必须面对一场由高工资和低产出所加重的经济危机。对于党来说，当然的出路是通过合作，从团结工会那里得到用威吓的办法从工人那里得不到的东西，也就是说，接受一个临时的紧缩方案，以便恢复生产。为了这个目的，有必要与工会分享权力，但党不准备做这种让步。团结工会也喜欢像一个工会那样行动，保护其会员，因为任何与当局合作的打算，都会暴露出它自身的内部矛盾。党明白，面对一场群众运动，如果毫无节制，就会引发另一场暴动；工会也知道，如果它任凭自己的行动发展下去，直到夺取政权，那很可能会招来苏联坦克的入浸。因此，这是一场不断打擦边球的实力较量。1981年3月，为了避免一场公开的冲突，工会取消了一次全面罢工。
不过，局势也促使这些主角们走向某种形式的合作。随着经济短缺变得日益严重，随着经济战线日益拉长，人们的情绪日益靠近极限，要想避免一次总爆发，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1981年春，团结工会内部几个小派别重新找回了自我管理的概念。在某些人看来，这是一条整体转变社会的途径，使工人有可能掌握自己的工厂、劳动和命运。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工人委员会是一条在现存制度框架内给企业带来自治的更温和的途径。[16]然而，不管持什么看法，制度折中看来是必然的了。由此，波兰拥有了两个议会，一个是已经存在的色姆（国会），它由党所控制，与地理上的强制（imperatives of geography ) [17]保持一致。第二个是经济方面的议会，它由全国各个工人委员会选出的代表所组成。每项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出台，都必须获得这两大议会的一致通过。这种折中方案既可被当作两权分立的制度化，也可被当作替逐渐地、缓慢地转变到这种两权分立所做的准备。11月4日，约瑟夫·格莱姆普（Jozef Glemp）红衣主教像个媒人似的，把瓦文萨和前一个月才被提拔起来的沃赛奇·雅鲁泽尔斯基将军（Wojciech Jaruzelski）拉到一起，人们还希望他们能够寻求这样一种妥协。结果一场空。团结工会并没有真正分享到权力，它只是在由扮演傀儡角色的共产党组织所控制的机构中得到了一个席位。另一边早就打好了主意。此时，雅鲁泽尔斯基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独揽国防部长、总理和党的领导人的大权。12月13日的黎明，将军戴上墨镜，做好了命令他的部队随时采取行动的准备。
作为一名爱国的人，他是否曾想过极力避免苏联的干涉？我对这种如今流行的观点并不相信，即使在一些俄罗斯档案解冻之后，我也并不真正清楚当时克里姆林宫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如果团结工会夺取了政权并把共产党推到一边，苏联坦克是很可能开进来的。但如果团结工会和共产党达成了妥协，而波兰军队又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情况会是怎样呢？对此我只能说，所谓工人党想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与工人委员会分享权力。另一点不要怀疑的是雅鲁泽尔斯基的职业手段。他不会把政变搞糟的，就像1991年俄罗斯那几个叛变的将军一样。他也不喜欢流血，这点似乎和智利的皮诺切特差不多。尽管在西里西亚，被军队所杀害的矿工们亲眼目睹了当局为了消灭反抗力量，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但回头想想，公正地说，当局并没有滥用武力，而是把武力用到了为达目的所需的地方。此外，团结工会内部开放的民主的组织形式，也为军队完成任务提供了方便，几乎所有的领导人，不管是国家级的还是地方级的，都可以在一次大的突然袭击中被逮捕和放逐。随着“战争状态”的宣布，通讯被切断，宵禁被执行，严厉的处罚被加到各个主要的“军事化”的经济部门，一个群龙无首、七零八散的闭结工会，就不可能再掀起什么反对风浪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军事政变成功了。现在，当局要提高物价水平，再也不必担心工人的反对，再也不用害怕工人的罢工了。不过，把敌人打败并不等于敌人就投降了。甚至在收回战争法，特赦一批犯人之后，也没有什么重要人物站到当局这一边来。消极的抵抗仍在继续。阻止工人公开集会是一回事，而动员他们参与经济改革又是另一回事。1988年，团结工会设法在沿海省份举行了一场罢工，尽管它只是以往的大型运动的微弱回声，但雅鲁泽尔斯基还是不得不决定立马辞职，把权力让给人家去分享。随着苏联改革在阵痛中蹒跚而行，波兰的统治阶级也打算试一试市场，考虑向资本主义转变了——这一切都只是为了保存其特权地位。为此，它需要找一个盟友。
事实上，盟友和以前也不一样了。如果说军事政变没有打败和取缔团结工会，但也确实改变了它自身内部的权力平衡。是的，工人仍然是主心骨，而且正是他们的不合作态度，才使得当局设法通融。然而，工人在团结工会里头的角色也改变了。七年地下活动期间，团结工会的工作重心己从工厂转移到了报社，重点也从罢工转移到了宣传。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对各项进出特别是资金来源的中央管理，显得越来越重要。俨然如避难所和保护伞的教会，其影响仍然在扩大，同时，为地下活动提供资金的外国赞助者，也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我们应该深入了解所有这些势力对运动的政治路线的影响力，但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还是对话活动所显示出的变化。1980年，在列宁造船厂，罢工领导人及其顾问们是在罢工工人的直接监督下参加谈判的。而1989年，谈判的预备会议在靠近首都的玛达伦卡（Magdalenka）某个偏僻的地方举行，正式谈判地点则在华沙宫，当然，他们发言的名义还是工人运动。
用谈判者坐在“圆桌”边讨价还价的办法，是很难转移权力，很难改变政权的性质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事情往往比所有参加谈判的人所想象的还要进展顺利和迅速。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次敌人之间的会议。内政部长彻斯拉夫·基什查克（Czeslaw Kiszczak）将军带领一支队伍，而另一支队伍中大多数成员都是他的“客人”，是他的监狱和临时拘留所的常客。然而这一次，他们一道坐下来寻求一种妥协，一种双方都想占据主动的让步。统治者们（这是一个比党更准确的定义，因为党现在被一帮统领着军队和警察的将军控制着，他们强迫十分不情愿的中央委员会批准了这次谈判）知道，要想继续掌权，就得改革经济，而如果没有团结工会的支持，改革就会举步维艰，他们试图用驯服新伙伴的办法来保住权力。团结工会的代言人也明白，一切强力工具都操纵在统治者手中，他们还有苏联可以撑腰，尽管鉴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现状，这种支持的力度有多大还不是十分清楚。团结工会希望慢慢地、渐渐地把权力的分享变成权力的独揽。
对话受到了一些风波的影响。因此，尽管团结工会的代言人不久就要诵读芝加哥学派的金融福音，但此刻，他们还记得自己是在代表着工会，是在为波兰的劳动人民争取与物价上涨相适应的工资水平。不过双方时而紧张、时而暖昧的关系，在双方为即将到来的选举所作的制度安排中还是得到了最好的反映。从理论上说，占统治地位的联盟是一定能保住它的优势地位的，因为在更为重要的下院即色姆中，它可以保证三分之一的席位：460个席位中，只有160个可以公开自由竞争。同时，赋予共和国总统以更大的权力，特别是掌握军队、安全机构和外交事务的权力的一系列法案也已经获得勉强通过。特别是，让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能够（也很有可能）出现在总统府，乃是稳住俄国人的必然选择。作为补偿，双方同意恢复第二个议会即上院，这个议会的权力稍小，但任何一方的100多名成员都必须经过完全自由的投票才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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